西藏穆斯林行迹和伊斯兰教遗存补正与存疑^*

对于西藏伊斯兰教历史，房建昌、周传斌、杨作山等^[2]已有很好的梳理和研究，本文根据某些前人较少使用的资料，对历史上的西藏伊斯兰教遗迹再做梳理，以便对前人研究有所补充。

一 西藏历史上的两大穆斯林群体

改革开放以前，西藏穆斯林根据族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毗邻西藏的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等地的外籍穆斯林；另一类是因清朝驻军西藏迁徙而来的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地的内地回族将士和随军眷属。据史料记载，历史上外籍穆斯林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和山南，而内地回族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和昌都。改革开放后，因这两大群体在西藏世居时间久、本土化程度高，被藏族人统称为“博卡契”，即民间所称的“藏回”，而改革开放后因经商等原因进入西藏生活的内地流动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族，则被藏族人统称为“甲卡契”，即民间所言“汉回”。

1.外籍穆斯林

历史上，生活在西藏的外籍穆斯林主要来自克什米尔、尼泊尔、巴尔蒂斯坦、拉达克等地，他们主要经营西藏上层贵族需要的商品和货物，因此主要聚居在拉萨，日喀则和山南亦有少量分布。根据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这些外籍穆斯林入藏生活始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时期。《西藏文化史》记载：“拉达克穆斯林在西部藏区已被大众所熟悉，五世达赖喇嘛将拉达克置于其宗教影响范围之后，拉萨形成了一个拉达克穆斯林小社群，他们中大多数是商人，有一些是屠夫。”^[3]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克什米尔穆斯林进入拉萨生活。五世达赖喇嘛允许他们在拉萨建立清真寺，永久居住在拉萨，同时在生活上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五世达赖的优厚待遇，吸引越来越多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锡克等地的穆斯林们来拉萨作买卖和定居，五世达赖也常常于藏历每月八日、十五日，邀请所有穆斯林到布达拉宫作客，并两次赐给他们很多食品，渐渐成为定制。西藏开始铸钱后，邀请他们作客时，达赖还给每个成人赐三个章卡（藏银圆），小孩一个章卡。五世达赖还专指定‘格林姑息’为其经商的地点，这些措施对加强西藏和外地的商品贸易、经济交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4]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生活在西藏的穆斯林多为男子，其中一些与藏族通婚后逐渐定居西藏。史料记载，来自辟展（即鄯善）的缠头回回，“唐古忒之女亦有与缠回作媵婢者”。^[5]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往，这些穆斯林在拉萨及日喀则、山南经商定居，并建了清真寺。他们内部实行自我管理，与旧西藏地方政府没有隶属关系，经商无须向噶厦政府纳税，仅需在头人任命、发生财产纠纷时向其奏请核批。遇到西藏重大节日时，旧西藏地方政府还会以外交礼仪邀请外籍穆斯林头人出席。

史料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主持过外籍穆斯林头人更替事宜。“佛龄四十八岁，藏历水猪年，1923年。（一月十五日）接受回族首领艾莫居的辞职请求，任命噶日木接替其职。”^[6]

西藏档案馆所藏的一段藏文文献也记载了“卡契”群体在头人去世后请求噶厦政府委任新任头人一事：

全体卡契向噶厦政府汇报关于卡契头人纳比啦去世后请求委任新任头人一事的报告。

如持福鹏鸟之人王、法王如莲宝座前：我等全体卡契一并向法王尊者汇报的事情主要是，自从六个月前我等的头人纳比啦去世，我等一直没有主事之人，加之今年雨水过丰，导致卡契拉康几近坍塌。敬请法王尽早委任新任头人。如果不能很快决定任命一事，敬请派一名代表前往卡契拉康清查公共财产，并请他来负责财产和卡契拉康维修诸事宜。恳请予以解决为谢！^[7]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于1844～1846年（清道光年间）游历中国期间，见到生活在拉萨的穆斯林。“继游牧人之后，大家在拉萨还会遇见克什米尔人或原籍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他们的头饰、大胡子、持重和庄重的行为、充满智慧和威严的相貌、服装的干净和华丽，他们身上的这一切都与同他们杂居的下等家族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人在拉萨有一个行政机构，他们直接依附之，而且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其权力。这一行政机构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首脑。他的同胞们把他视作这片异地领土上的帕夏和穆夫提。克什米尔人在拉萨定居已有数世纪的光阴了。”“克什米尔人是拉萨最富裕的商人，正是他们开办了成衣、所有豪华品和化妆品的店铺。此外，他们还是银币的兑换人和金银的经营商。”“克什米尔人在拉萨拥有一座清真寺并严格地遵守穆罕默德的教法……第一批到达拉萨的人都娶了藏族女子为妻，她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采纳了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现在，他们的准则是只能在这些人之间结亲。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就在西藏的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民族，完全没有土著人那种服装、风俗、语言和宗教。由于他们不肯跪拜达赖喇嘛和不在喇嘛寺内祈祷，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是些亵渎宗教的人。然而，由于他们在一般情况下都很富裕和势力强大，大家在大街上都要让到一边让他们通过，每个人都伸出舌头来向他们表示尊重。”^[8]

《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中提到当时拉萨外籍穆斯林的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其职业有从事服装、奢侈品、化妆品、钱币兑换、金银店铺等，其中的金银商铺和钱币兑换可以说是南亚地区穆斯林的传统行业，今天世界各地的市场中仍然有很多穆斯林参与这两大行业，且明显占有优势。

这些生活在西藏的外籍穆斯林以经商为主，长期往返于西藏和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加尔各答等地之间。《鞑靼西藏旅行记》记载：“（克什米尔人）其中有些人每年前往加尔各答从事经商。唯有克什米尔人才被允许越过边境前往英国人中。他们出发时携带达赖喇嘛的护照，一支西藏人护卫队伴送他们一直到达喜马拉雅山脚下。”^[9]可以说，西藏上层为了笼络住这些从事商贸，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信息作用的商人，给予他们一定的礼遇。日本军事间谍、探险家日野强在其所著的《伊犁纪行》一书中也记载了他在克什米尔拉达克首府列城与一名来自拉萨的克什米尔商人相遇的情景：“此地（列城）正当前往西藏拉萨府的岔路口。我向一位当时寓居拉萨的克什米尔商人打听该地情况。据他讲，此地距拉萨府约有三个月的路程。在拉萨除了本地的藏人外，还有汉人、缠回、克什米尔人、印度人、蒙古人等居住。该商人说他入藏时携带喇嘛僧服用的茶红色绒布、金丝锦缎、珊瑚、珍珠、布匹等物，回来时则购置氆氇、茶、香料、绿松石等回头货。”^[10]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留驻拉萨多年的查尔斯·贝尔记载：“拉萨回教中人常以经商至加尔各答。”^[11]

这些生活在西藏的外籍穆斯林擅长经营，与噶厦政府和西藏的贵族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定居在拉萨，生活自由，因此也曾出现过外国间谍冒充外籍穆斯林，以此做身份掩护其间谍行为的事情。据古伯察记述：“（英国人）莫克洛菲于1826年从拉达克来到了拉萨。他身穿穆斯林服装，操波斯语。他能非常流利地使用这一语言，以至于拉萨的克什米尔人则把他看作其同胞之一。他在城中租了一间房子，与他从拉达克带来的仆人尼桑在那里居住了12年，此仆人自己也认为他的主子是一位克什米尔人。莫克洛菲买了几群山羊和牛，委托给居住在拉萨附近山口的藏族牧民放牧。这名伪克什米尔人借口去视察畜群，便可以自由地穿越这一地区并利用这些经常性的旅行而绘画和测绘地图。最后，莫克洛菲在拉萨定居12年之后，又取道拉达克返回。但当他到达阿里时，受到了一群土匪的袭击，他们杀死了他。这次屠杀的肇事者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追缉并被捕获。人们只找到了这名英国旅行家的部分遗物，其中有一套图片和地图。只是到了此时此刻和看到了这些物品后，拉萨当局才知道莫克洛菲是英国人。”^[12]

这些外籍穆斯林除了因经商来西藏生活外，也有部分是作为战俘来西藏的。查尔斯·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中记载：“1841年，左列瓦先格（Zorawar Singh）率多格拉（Dogra）兵五千，从克什米尔，侵入西藏西部，劫掠诸寺，毁其佛像。但为西藏败于高出海面一万五千尺处，几于全军覆没。西藏将谢脱拉（Shatra）者，系出近两百年来西藏历史上一有名之大族，以此战得胜，后遂为西藏之摄政。多格拉人原住克什米尔较低之山中，此次大半因不耐严寒致败，结果，除回教徒哥兰汗（Ghulam Kham）以毁佛像，罪无可逭外，其余七百俘虏，皆在拉萨，颇受优待。”^[13]“此等拉达克人为数七百，奉回教，住拉萨已数十年，经商为生。传其初来，原系1841年多格拉兵，从左列瓦先格侵入西藏西境，而被俘虏，遂留未归云。”^[14]“拉萨又有两三百回教徒，来自克什米尔东北省之拉达克。其中，少数系左列瓦先格军队被俘者之后裔。本已许其回拉达克，但有自愿留居拉萨者。此等拉达克之回教徒皆富商，安心经营商业，毫无侵略意味，服从西藏裁判。吾在拉萨时，常见其缓步往城西两三里外一公园中，于露天下祈祷诵经，自寻其乐也。彼等亦如尼泊尔人然穿西藏服，且多袭中国与尼泊尔人之例，娶西藏女子。”^[15]

查尔斯·贝尔所述左列瓦先格即佐尔阿弗尔·辛格，他是克什米尔西南部旁遮普邦（Punjab）的锡克王国（Sikh）查谟土邦（Jammo）大公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的亲信大臣。1841年5月，佐尔阿弗尔·辛格组织了一支由查谟人、拉达克人和巴尔蒂斯坦人组成的军队，兵分三路攻入阿里，面对强敌入侵，西藏军民奋起抵抗，史称“西藏—森巴战争”，此役中“6000名敌军中仅2000～2500人得以幸存，其中1000人被俘，1500人逃回拉达克。生还的道格拉人仅百人左右”。^[16]这些道格拉人俘虏受拉达克人和巴尔蒂斯坦人的影响，归信伊斯兰教，被藏族人称为“森格卡契”（“森格”意为“狮子”，代表英勇无畏——笔者注）。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影响和施政，曾于1936年派出使团到西藏进行政治活动，竭力拉拢旧西藏上层。该使团成员之一的斯潘塞·查普曼著有《圣城拉萨》一书，记录了英国使团在藏期间的活动和所见所闻。书中说：“驻拉萨的二三百个（穆斯林）同胞是来自克什米尔东北地区拉达克的穆斯林。其中一些人是多格拉军队的后裔，100年前他们曾进犯西藏西部，但以失败告终。他们身着藏装，只是多缠了一个包头，他们是精明成功的商人。”^[17]

查尔斯·贝尔的得力干将，20世纪20年代曾在西藏担任英国商务代表的大卫·麦克唐纳曾记述：“住在拉萨里边有一些回教人，他们的先人，是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来藏经商的商人。外人都知道他们是拉达克人。他们的祖先，在数百年前，就在西藏经商，现在居住在拉萨，已有两世纪的历史了。他们都是些发财的人，西藏政府对他们很好。”“我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帮助他们（回教人）。例如当他们由江孜到印度旅行时，我可以允许他们住在我的但凯康巴禄里；又因现银不便携带，换给他们印度银行的支票，至于他们的运输给养等事，也替他们布置。在从前时候，回教首领是由回教团体选举产出，现在改由西藏政府委定。拉达克人很守法，善于经营。所操商业，主要的为毛皮业。他们也贩运中国的茶砖到拉达克出售。”^[18]

纳粹分子、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曾在西藏生活六年多，著有回忆录《西藏七年》一书（国内译本为《西藏奇遇》——笔者注），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他所见到的拉萨穆斯林。“穆斯林在拉萨的人口中占有可观的比例。他们有一座清真寺，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西藏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容许不同信仰的存在，佛教寺院也不打算同化这些异教徒。这里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来自印度的移民，一直同藏族和睦相处，友好为邻。”^[19]

20世纪40～60年代曾四次率商队赴藏的拉达克穆斯林阿卜杜勒·瓦希德·拉祖，在《西藏伊斯兰教·西藏商队》中记载了他所了解的生活在拉萨的外籍穆斯林的情况：“在最近几个世纪，从克什米尔及印度北部一些地区，比如说比哈尔来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喜欢居住在拉萨的西部，他们几乎都是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的贸易主要依靠印度市场，建立在加尔各答经大吉岭和噶伦堡与西藏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他们主要经营纺织品和化妆品，他们在印度提取货物，将其中的一半批发，一半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零售。当时，他们的贸易进行得非常顺利，因此他们过着轻松而富足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我亲戚中的一些人已经赢得了西藏贵族们的信任。在这些贵族们的帮助下，他们得以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广袤区域内从事商贸活动。”^[20]

这些生活在拉萨的外籍穆斯林除了经商外，也有部分是屠户。由于藏传佛教禁止杀生，而广大藏族贵族和僧侣们对牛羊肉有需求，加之穆斯林不卖死肉、屠宰干净等原因，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特许“佳米”（Jami）家族的两户人在拉萨为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官员供应牛肉。“正副细卓巴（侍肉官），专门负责达赖喇嘛食用肉食的供应。当他每次去拉萨河坝林屠宰场取肉时，必须将官服穿戴整齐。细卓巴将屠户专为达赖喇嘛准备并用红花缎子包好的上等牛肉，先用点燃的柏枝熏过（除秽气），然后放在马背上。上马时，屠夫全家人都得出门伺候细卓巴上马，细卓巴骑马将肉护送到膳食房门前（其他任何人都无权骑马到此，唯独细卓巴可以享此特权）。”“藏政府也给河坝林、唐巴二屠宰场以种种方便，例如，他们可以不在政府规定的市场摆摊售肉，允许该二屠场在拉萨八角街上摆设案桌。藏历四月虽是禁杀月，但这两个屠场则例外，因为它须按时给达赖喇嘛膳食房供肉，也允许他们在此期间高价向市民售肉。而其他任何屠宰场则必须在指定地点按规定价格经营，决不允许在八角街出售，每年禁杀生季节（藏历四月）绝对不准宰杀牲畜。”^[21]“佳米”家族的人至今仍在沿用此称谓作为他们家族的名字。

到1953年时，生活在拉萨的外籍穆斯林共计141户，600余人。其中，来自克什米尔的被称为“喀什”的穆斯林有106户，来自印度的被称为“司巴”的穆斯林有27户，来自拉达克的被称为“拉达”的穆斯林有8户37人。^[22]

除拉萨外，外籍穆斯林也生活在日喀则等地。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的《西藏图考》记载：“（克什米尔人）奉回教，修髯伟貌，远游服贾，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处处有之……前藏设有大头人三名，后藏一名，以为管辖。”^[23]阿卜杜勒·瓦希德·拉祖也提及：“在日喀则，穆斯林占当地商人数量的大部分。”^[24]印度间谍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曾于1879年、1881年两次进藏，共计在藏生活了20个月，他将自己第二次西藏之旅的笔记以《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为名出版，书中提到了在山南泽当见到的克什米尔人。“泽当周围有四个喇嘛庙，镇子里除了从西藏各地来的商人开的店铺以外，还有大约15家尼泊尔人、20家汉人和10家克什米尔人开的店铺。”^[25]

2.内地籍回族

清代因驻军和经商等原因由祖国内地到西藏定居的回族人，是现在西藏“藏回”的主体，他们的居住地较为集中，如拉萨的内地籍回族一般居住在河坝林一带，被当地藏族称为“河坝林卡契”；昌都的内地籍回族一般居住在色仓生和达然通（今昌都市幸福街和聚胜东街）一带，被当地藏族称为“裹嘎”（戴白帽子的人）。

生活在拉萨的内地籍回族受旧西藏地方政府机构“拉萨尼仓列空”直接管辖。^[26]关于他们在西藏的管理，曾任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的陈锡璋记载：“川帮和回帮大部分是前清驻军小官吏及士兵的后裔，在拉萨落户，与土著无异。西藏地方政府于每帮中指定二人，充当保正，替它当差。”^[27]这些生活在拉萨的内地籍回族内部由乡老组织负责。“乡老组织设总乡约 （相似于乡长）一人，‘保正’两人，都是选举或前任乡约先推荐再选举产生后，报噶厦政府的农牧厅批准，三年一换。下面有八人，分工负责具体俗务：两人管库，两人管钱，两人管房，两人管尾。尾，指屠牛宰羊要向嘎厦政府交的税，有皮和尾。”^[28]拉萨的内地籍回族主要从事屠宰、裁缝、种菜卖菜、磨面等行业。

海因里希·哈勒在《西藏奇遇》中记载了他所见到的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拉萨的内地回族的情况：“在节日期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民族，如拉达克人、不丹人、蒙古人、锡金人、哥萨克人等等。你还能看到‘回回’——从青海省移来的穆斯林。在一些林卡外围的指定地点，他们以开屠宰店为生。由于屠杀生灵，这些人受到佛教徒的歧视，但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地方进行宗教仪式。”^[29]

生活在日喀则的内地回族，是乾隆年间因两次抗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而进入日喀则的内地回族后裔，同从内地到日喀则经商并定居的穆斯林共同生活。其中内地籍回族主要以经商为生。“城堡下就是日喀则市，市民最多不超过一千户，除了后藏的官民外，还有尼泊尔、不丹、汉族和回族人，这些种族的人多数是商人，经营布匹洋货等买卖。”^[30]

清朝中期，内地回族因经商、驻军、逃难等原因进入昌都地区，其中以陕西泾阳人居多。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藏时，随军部队中有回族军人和家属在昌都定居。较之拉萨和日喀则，生活在昌都的内地回族生活较为艰辛。“回族穆斯林承担的乌拉差役甚至比藏族农奴还繁重。他们派回民给喇嘛寺院烧石灰、粉刷寺院，劳作日期不定数，多则几个月，少则十几天，总之，以竣工为限。原料由劳役者自备，劳动工具自带。当时的噶厦政府派他们给官邸内贴墙纸，还规定给萨王（总督）做皮鞋。总之，劳动人民的杂役层出不穷。”^[31]

3.外籍穆斯林和内地籍回族的本土化

外籍穆斯林和内地籍回族从两个方向进入西藏。在西藏的长期生活中，外籍穆斯林和内地籍回族均与当地的主体民族——藏族之间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往和交融，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出现“藏化”现象，开始说藏话、穿藏装、吃糌粑、喝酥油茶，同时也存在通婚现象，由此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在本土化过程中，这两个群体的族群意识逐渐清晰，成为独特的“藏回”群体，也使西藏的伊斯兰文化具有了明显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特色。

二 西藏的清真寺及清真寺遗迹

根据历史记载和田野调查，历史上西藏曾在拉萨、日喀则、阿里、山南四个地方建有清真寺。

1.《世界境域志》中所载吐蕃时期拉萨的清真寺

成书于10世纪末的《世界境域志》记载：“拉萨，是一个小镇，有许多偶像寺（佛寺）和一个清真寺。其中住着少数的穆斯林。”^[32]参考该书中提及“吐蕃”的其他章节可知，该书所指的吐蕃正值强盛时期，应为841年即吐蕃末代赞普达玛邬东赞在位之前。841年，赤祖德赞去世，达玛邬东赞继位。843年，在反对佛教的大臣韦·达纳坚等人的鼓动下，达玛邬东赞下令灭佛，封闭和拆毁寺院和佛像，强迫僧人还俗，烧毁佛教经书。846年，达玛邬东赞被信奉佛教的拉隆·贝吉多杰暗杀，他的两个儿子云丹和威松在各自支持者的拥戴下争夺赞普的继承权，双方长期混战，吐蕃国内大乱。由于二人长期内讧，吐蕃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贫困，最终导致869年爆发了长达100年之久的平民暴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这次暴动给当时的西藏社会造成的弊端是“由于前后藏地区发生平民起义事件，西藏四分五裂，无人统领和关心西藏各方面的事业，因而许多事业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西藏的实力……各地的文物均遭破坏”。^[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