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麦肯汉巨头搞薯条大战，炫完一斤要海鸥成精了？

Sat, 01 Aug 2026 15:25:07 +0000

2026-08-01 23:00:00

（IC photo / 图）

“一直以为去店里单点份薯条是个小众行为，直到今天走进店里，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在吃薯条。”

最近，麦当劳的"薯条十二重奏"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出圈了，59块钱12份薯条，可以放满整个餐盘。在晒单视频下面，评论区大致分成质疑派、理解派、成为派。有人说：“60块钱买两斤土豆，我妈知道了会打我。”有人认真建议：“这个套餐适合公司团建下午茶。”还有人复盘：“我买了，吃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海鸥成精，吃完上牙膛好疼。”

但别以为只有麦当劳在整活。肯德基7月下旬推出了首届“土豆节”，海苔炸鸡风味薯条、经典土豆泥、土豆三宝限定组合齐上阵。汉堡王也推出了39.9元的粗薯桶套餐，一斤薯条加两杯大可乐加一瓶亨氏番茄酱，打包卖给你。

作为快餐里的经典小吃配角，薯条可能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上C位。

薯条为啥让人上瘾

回顾这场“薯条大战”的开端，仅仅是麦当劳限时推出的、看似平平无奇的“薯条二重奏”。9块9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两份中薯，对于很多被“穷鬼套餐”汉堡薯条二选一折磨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酷暑中吹过的一丝凉风。

没想到积极的市场反馈，让凉风逐渐变成了龙卷风。麦当劳后来官宣了26.8元“薯条四重奏”，然后是39.6元的“薯条八重奏”，再到“薯条十二重奏”。这就结束了吗？爱薯人士说，不。于是有网友继续接力，用AI生成"薯条120重奏""12000重奏"，甚至搞出了"薯条宇宙重奏"的海报，看样子要把整个银河系都铺满薯条。

薯条为啥让人上瘾，第一层原因来自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绝妙口感。

从土豆条进油锅开始，先是表皮脱水变脆，然后慢慢染上金黄色、散出焦香，再晚几秒就会变成焦炭。一份合格的薯条必须在对的瞬间被捞起来，才能做到外壳金黄酥脆，里面软绵湿润。

而高脂肪、高碳水、高盐分三路并进，是薯条的真正杀招。一口下去，油脂携带的香气直冲嗅觉，碳水转化成血糖带来满足感，盐分又把味道都推到峰值。更关键的是，这种组合会刺激大脑中与成瘾相关的区域，促使身体分泌多巴胺、血清素，让人感到放松和快乐。在这样的生理机制下，大家往往吃完一根还想再来一根，对薯条上瘾乃是人之常情。

此外，薯条还堪称性价比很高的社交破冰工具。

不吃香菜的人可能跟你绝交，不吃葱的人可能跟你翻脸，但薯条没有这种风险。类似“薯条十二重奏”、一斤装粗薯桶套餐这样的产品，压根就是为了社交分享而存在的，一个人吃不完，大家伙一起吃很快就见底了。

实际上，薯条也不是如今才上桌当主角的，几年前，十几平方米的薯条专门店已经在北上广深的商业街开起来了。

比如，菲律宾品牌Potato Corner 在2022年开进中国，Putoto、SH4KE等本土品牌也陆续出现。这些店主打原切现炸和特殊口味的酱料，单份薯条能卖到二十几甚至三十多块，比快餐店贵上不少，门口照样有人排队。有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2月，全国薯条专门店已超2000家，增速接近五成。

所以薯条能从一个“快餐跟班”混到现在的地位，确实有点东西。

此薯非彼薯

上升意味着价格上升，这是很朴素的消费道理。售价59元的“十二重奏”由12份100克左右的中薯组成，换算下来差不多是50元每公斤，而全国批发市场的土豆均价为1.2到2.5元一公斤，价差惊人。

村里的土豆都郁闷了，难道换个笔画多的名字就能卖贵一点吗？

其实这些快餐店、专门店做薯条用的土豆，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工业品种，与在菜市场买到的土豆，不太一样。这些品种质地紧实，薯形规整，淀粉比例恰好合适，炸出来更容易达到“外壳酥脆，内芯绵软”的效果。

拿麦当劳的薯条来说，他们选用的土豆是布尔班克、夏波蒂等来自北美的特定品种，主要在中国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展开种植。

这批土豆从产地到你的餐盘，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快餐店里常见的预制冷冻薯条，是把土豆切条后先炸一次，然后送去速冻保鲜，接着就是冷链运输。等顾客在快餐店下单了，店员再把这些冷冻薯条丢进油锅炸第二遍。

看似反复折腾，实则好处不少。因为切条的粗细、炸制的熟度，能由工厂流水线统一标准，在冷冻状态下更方便随取随用。而在预炸与速冻的双重作用下，薯条简单复炸就能变回外面松脆、里面湿润的口感。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人自己尝试切鲜土豆炸薯条后发现，无论如何跟着教程1:1复刻，口感还是比不上买一包冷冻半成品。

土豆与土豆之间，本身大差不差，但它们之间的这套工业化体系，影响着价格的浮动空间。据市场机构测算，2023年全球薯条市场的规模已达到271.3亿美元，并以每年6%的速度往上涨。

而在中国市场，同年消化了54.76万吨薯条。按50%的出成率和平均单颗土豆110克来算，这一年吃掉的薯条，消耗了将近100亿颗土豆，堪称土豆的“百亿重奏”了。

当然，这些关于价格、关于品种、关于工业化的讨论，在拿到新鲜出炉薯条的那一刻，都显得不重要了。此刻你更迫切思考的问题可能是，要不要加番茄酱。

在早前流行的四格漫画里，一只海鸥问“活着是为了什么？”，另一只淡然回答“为了待会去码头整点薯条。”当它们如今看到快餐店的斤装薯条和"薯条宇宙重奏"之后，不知道有何感想。

也许它们会说，整点团购券，再整点薯条。

乌克兰的F-16是怎么打掉俄罗斯的Su-35的？丨军事

Sat, 01 Aug 2026 14:25:07 +0000

2026-08-01 22:00:00

2024年8月4日，某未公开地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站在该国接收的首批F-16战斗机前（视觉中国/图）

2026年7月8日，乌克兰使用F-16战机在空战中击落俄罗斯4.5代Su-35战机。这一战例在7月9日被乌克兰方面公布，7月中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证实此事。

这次击落对外界的震惊程度，不亚于2025年印巴空战中巴基斯坦的歼10战机成功在空中猎杀印度阵风战机的影响。舆论尤其对俄制战机的设计理念和实用性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这是自乌克兰接收F-16以来，该型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俄先进战机。由于乌克兰获得的都是欧洲国家提供的二手F-16（主要是F-16AM/BM早期升级款），这些战机大多已经服役超过20年，在雷达性能和机载导弹射程等纸面数据都远逊于Su-35战机。

从战机发展史来看，F-16一开始的定位是轻型廉价战机，冷战中对标同属轻型战机的米格-29，Su-35是Su-27战机的终极改良版本，一款终极形态主力机被二手老旧战机击落似乎并不正常。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根据目前的公开资料，Su-35战机实际上遭遇了一次空战伏击。首先，乌克兰故意暴露出一些地面防空部队或者老旧苏式战机活动的信息，引诱Su-35战机前往执行防空压制或驱逐拦截敌机行动。此时，Su-35的雷达和电子对抗设备正集中应付地面的威胁和老旧战机，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其雷达盲区内的F-16战机。乌方的F-16战机全程雷达静默，只通过数据链接收来自后方地面“爱国者”防空雷达系统、瑞典援助的SAAB预警机提供的俄机方位精确数据。

Su-35配备的“雪豹-E”雷达号称目前最强的俄制相控阵雷达，但其原理实际上仍是上一代的被动相控阵，同一时间只能执行相对单一的扫描任务。也就是说，一旦其开启对地扫描模式，空中警戒能力严重不足。此时保持雷达和通信静默的F-16战机对于Su-35而言等于隐身目标，在预警机和地面雷达的引导下，甚至无需开启自身的机载雷达就可以发起攻击，打完就撤。

这套战术与2025年印巴空战中巴基斯坦空军的打法如出一辙，也是现代化网络空战的标准打法。相比之下，当前俄罗斯空天军的综合作战能力很可能还不如印度空军。印度空军虽然在空战中失利，但是其装备的核心指挥系统为费尔康系统，配备了以色列改装的主动扫描相控阵雷达，也有与乌克兰装备的SAAB预警机类似的平衡木主动相控阵中型预警机，且阵风战机的机载雷达配备的也是主动相控阵雷达，从技术上来看，比Su-35S和A-50U预警机的组合要先进一代。只是由于印度空军装备驳杂、训练水平不高、指挥系统混乱，先进装备未能发挥作用。

早在苏联时期，莫斯科就意识到自己的微电子科技正在被西方拉开差距，尤其是西方在雷达和预警机方面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于是搞了一套战机客串预警机的战术。苏联时期的主力拦截机米格-31装备了世界上第一款机载主动相控阵雷达，在缺乏先进预警机支援的情况下，以四架米格-31编队的大功率机载雷达作为简易预警机使用，引导编队或者其他友军迎战北约空军。这种战术的根源在于，苏联的A-50预警机更新率和探测距离均有不足，米格-31由于飞行速度快、高度高，且本身具备空战能力，以米格-31作为前沿观察，预警机就可以在更安全的空域保持警戒。这套舢板捆绑成炮艇的战术从未被实战印证过是否有效，因为在想象中与北约进行大规模空战并未发生。

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乌军开始获得西方的先进防空系统，且曾经成功伏击贴近控制线的俄预警机，于是俄军采用了冷战中的战机充当预警机战术，在前线部署同样装备大功率被动相控阵雷达的Su-35S战机，以双机编队在高空开机搜索周边空域的乌方目标，为前线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这套战法此前确实有效，目前确认乌军超过20架战机被这套战法击落，且大量原本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乌军战机被迫放弃任务。可以说Su-35S这种预警与猎杀一体的战法成了俄军的空中保护伞，让俄罗斯一度获得了微弱的前线空中优势。

由于Su-35S长期编队充预警机的战法早就被乌方熟知，这次针对性的伏击就是利用“编队充预警机”态势感知能力不足的弱点，实施远程狙杀且一战成功。乌军这次战果，实际上宣告Su-35S此前的战法已经失效，从猎手转变成猎物。更糟糕的是，由于战损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偷袭，俄罗斯宝贵的预警机现在所剩无几，外界普遍估计只有4到5架还能升空，这很可能意味着俄未来的前线空中优势将难以为继。

基民陪跑十年之果：十倍基金的玫瑰与腰斩基金的眼泪

Sat, 01 Aug 2026 13:25:10 +0000

2026-08-01 21:00:00

七年甚至十年陪跑，一朝放榜，基金为基民绽放了时间的玫瑰抑或催生了腰斩下的眼泪？

2026年7月31日，国内公募基金按规定披露完毕二季报，“过去7年”“过去10年”净值增长率首次出现在每一份季报中。这是国内公募基金有史以来首度亮出长跑成绩单。

这一变化源于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制度安排。2025年5月，中国证监会印发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强透明度建设，并修订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信息披露模板。次年5月，新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正式施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配套的XBRL模板（即定期报告的标准化模板）同步更新，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年报、半年报、季报中新增过去7年、10年中长期业绩。

7到10年间，A股已不止一轮牛熊周期：2018年贸易冲突、2019至2021年核心资产牛市、2022至2024年深度调整、“9·24”政策组合拳后的绝地反击，再至2025年以来的AI算力狂潮。

穿越牛熊周期之后，主动型权益基金为投资者奉送了绽放的玫瑰还是回报以时间的黑洞？主动型权益基金是指基金经理主动选股、择时调仓的基金。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基金二季报数据为基础，统计分析2293只拥有完整7年业绩和1284只拥有完整10年业绩的主动权益基金，并逐一拆解收益率排前十名与后十名基金的长周期逐季报告。研究发现，长跑成绩单两端的样本，所谓的投资长期主义旗帜之下，脆弱与韧性兼具，内部驱动因素迥异。

规模新高，资金出逃

七年乃至十年的牛熊之间，公募基金的池子如何变换？

Wind显示，2026年6月末，全市场公募基金数量达14427只，规模近40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十年间，公募基金规模从不足10万亿元一路膨胀至近40万亿元，成为中国居民财富管理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但在2026年上半年极致的结构性牛市中，权益类基金规模创下新高时，资金却用脚投票。2026年上半年末，权益类基金（包括股票型与混合型类基金）份额从6.5万亿份降至6万亿份，降幅约7%，约5000万份额被赎回。同期，债券型基金份额则增幅8%。一出一进之间，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一目了然。

资金出逃发生在上涨途中，更显意味深长。2026年上半年，AI算力行情如火如荼，偏股混合型基金规模半年增长26%，普通股票型基金规模增长22%。基金在赚钱，资金在离场。

拉长时间看，主动权益基金究竟赚不赚钱？

统计的答案是：总体而言赚钱，且平均超额收益相当可观。2293只基金过去7年平均净值增长146%，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平均涨幅仅36%，平均超额110个百分点；1284只基金过去10年平均收益161%，同期基准平均涨幅54%。七年实现翻倍的基金有1118只，占比近五成；十年收益为负的只有41只。

但“平均”二字掩盖了收益率分布的极度不均：七年收益率榜第一名是1170%，最后一名则是-56%；十年收益率榜首是1432%，榜尾却是-42%。同样的七年和十年，排名的两端，是十余倍收益与净值腰斩的极大差距。

长胜者不问出处

长跑胜出者的成绩单什么样？它们是谁？隶属于哪些机构？

七年收益率榜前十名中，五只基金收益率超10倍，分属于五家基金公司。这五家基金公司既有万亿元规模的公募基金老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有三家规模千亿元级别的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更有200多亿元规模的迷你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七年收益率榜前十名中，还有五只基金收益率9倍多，分别隶属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若从单家基金公司统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9—10倍基金更多，分别为四只和三只。

拉长时间至十年观察，收益率榜前十名中，收益率从7倍至14倍，呈现不同梯队。其中10倍收益率的基金仅两只。较之七年收益率榜，前十名基金分别隶属于8家基金公司，更为分散。这些基金公司在管基金规模从十亿元到数万亿元不等。

两个时间维度榜单前十名基金的规模有何共性？

从百亿元级别到几十亿元再到不足十亿元，最大相差二十余倍。Wind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财通成长优选A（基金下设 A/C/I/E 多类份额，底层资产相同，差异为费率、渠道与投资门槛，合计规模囊括全部份额）合计规模约208亿元，为七年和十年收益率榜最大规模基金，七年收益率榜中，规模最小者财通多策略福鑫仅约8.5亿元。

可见，长跑胜者中，不以基金公司规模论英雄，亦不以单只基金规模论英雄。除财通成长优选A的合计规模刚过200亿元外，其余基金规模无一家超过200亿元。这说明单只超大基金操作难度较大。

不断换仓，切中赛道

无论是十年收益率榜还是七年收益率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引人关注。

在七年期收益率榜前十名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四只上榜基金为基金经理金梓才一人管理：财通多策略福鑫、财通成长优选A、财通价值动量A和财通集成电路产业A。7年间，这四只基金净值增长率均超900%。

金梓才于2014年11月19日接管财通价值动量时，这只基金规模仅4500万元，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迷你基”。近十二年后，他现任财通基金副总经理和权益投资总监，在管规模超500亿元。Wind显示，截至2026年7月27日，其管理财通价值动量以来任职回报超1300%，年化收益超过25%。

翻阅历年年报，他的投资轨迹像一部产业轮动的编年史：2015年9月，开始重仓传媒和新能源等成长性行业，当年收益率近70%；2017年提出关注5G和云计算等新兴产业，2019年“始终坚持以5G为主线的投资思路”，财通价值动量当年收益率超70%；2020年切换化工、有色等上游行业；2021年四季度从坚守三个季度的大周期赛道“颠覆性”撤出，重仓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猪周期标的。2022至2023年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低谷。2023年，他管理的财通成长优选-30%、财通价值动量-23%。正是从这年一季度起，他全线转投AI，并在财通价值动量的年报中写下：“AI产业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主题投资，从2023年四季度开始正式进入基本面兑现阶段。”2024年全年，财通价值动量收益率近40%，2025年近80%；2026年二季度，组合进一步收敛到光通信、PCB上游和MLCC等“紧缺环节”，财通价值动量单季收益率达112%。

持仓极致集中的另一面是剧烈波动，他对此并非没有警惕。2026年5月起，金梓才在管产品全面限购，二季报中的解释是：“初心是希望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并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避免追涨杀跌。”

如果说金梓才赢在不断切换中的精准“押注”，华商优势行业A则赢在“接力”。这只基金以10年1432%、7年1170%，在两个榜单中均排名第一，但成绩单的大部分在离任者周海栋名下。他于2016年8月5日接管。此后八年半间，从“医药+科技”的核心配置转换至有色、煤炭和银行等价值方向；2025年3月12日，周海栋同日卸任包括华商优势行业、华商新趋势优选在内的6只基金的管理者一职，作别华商基金。

接任者张明昕险资出身，没有萧规曹随，而是“换血式”调仓：全年持仓卖出金额第一名是紫金矿业，中国铝业和三大航空股（南方航空、吉祥航空、中国国航）亦被悉数清仓；买入胜宏科技和工业富联等AI算力标的。2025年年报显示：5月份跟踪发现海外推理Token需求爆发，AI收入大幅增加，判断AI产业完成了从“0到1”的产业蜕变，逆势重仓海外算力板块，成为全年超额收益的关键。2026年二季度，这只基金单季涨92%，前五大重仓是新易盛、中际旭创、三环集团、源杰科技和风华高科，规模从2025年末的67亿元暴涨至2026年二季度的199亿元。

这只基金还完成了两项“身份更新”：2025年8月增设C类份额，2026年6月起业绩比较基准由“沪深300×55%+上证国债×45%”变更为“中证800×85%+上证国债×15%”——更宽的基准，对应更进取的定位。耐人寻味的是份额的变化：2025年业绩爆发之年，A类份额反而从69亿份被赎回至32亿份——明星经理离任的信任折价与获利了结叠加，基民用脚投票；当张明昕用连续几个季度的业绩证明自己之后，资金又以更快的速度回流。截至2026年6月30日，该基金A类份额回升至44亿份。

易方达瑞享I的基金经理武阳则是另一种赢法：及时自省和换仓。他2017年12月30日接管至今近八年。2018年全年收益率为-25%时，他在年报中自省“对贸易战的深化和市场的恐慌程度估计不足”；2022年依靠“逆向且前瞻”的布局逆势增长21%；2024年，他在年报中写下“‘AI的确定性投资机会’已经出现”，2025年收益率达126%。2026年二季报里，他用Anthropic（美国的一家AI公司）超500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ARR）论证“资本开支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商业闭环”，并给出下一个拐点的排序：“自动驾驶的投资拐点可能较机器人会来得更早。”当季易方达瑞享I净值94%，规模从2024年末的7亿元膨胀到193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末，这只基金还曾持有约21%的券商股——中信证券、兴业证券和华泰证券等七家各占3%左右；半年后，前十大重仓已换成清一色的光通信与算力硬件。

这些基金在不断切换赛道中押中风口。与此同时，在长达10年或7年中，基金经理相对稳定。

落寞后十，天治占三

前十名的荣光，愈加反衬后十名的落寞。

七年收益率榜后十名中，负收益最大者是长安鑫禧A，收益率约-56%；十年收益率榜后十名中，负收益最大者则是太平灵活配置，约-42%。

若与各自的业绩比较基准相比，落差更为刺眼：太平灵活配置十年间跑输基准逾80个百分点，前海开源一带一路A更是跑输基准超过100个百分点。

从公司归属看，七年收益率榜后十名基金分属于长安基金、天治基金等8家基金公司；十年收益率榜后十名基金则分属于太平基金和前海开源基金等8家基金公司。除博时基金在管规模位于行业前十名外，这些公司多为在管规模多在数十亿元至千亿元级别的中小公募。

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三只基金同时出现在七年收益率榜后十名中。

这些掉队的基金自身规模更是普遍“迷你”。Wind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天治新消费约1600万元，富荣价值精选A不足5000万元，前海开源一带一路A约7300万元，均挣扎在5000万元的清盘线边缘。其中，前海开源一带一路A在2015年12月31日合计份额最高达28亿份，十余年来份额已降至1亿份，降幅约96%。

可见，掉队的后十名中，中小公募与迷你基金高度重叠：业绩持续亏损导致基民离场，规模迷你化或导致基金公司进一步削弱对基金的投研投入，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换人频仍，不断折腾

成功者已有定论，失败者各有原因。

七年收益率倒数第一名的长安鑫禧A，败在孤注一掷的赛道豪赌。这只于2018年2月成立的基金头三年平淡无奇。首任经理林忠晶持股分散，2018年末26只股票的持仓中，最大重仓股建设银行仅占全部基金资产净值的3%。Wind显示，该基金经理任期总回报约为-8%。

2021年9月袁苇接手，基金命运急转。2021年末，该基金全部持仓只剩13只股票，清一色锂矿：盐湖股份、永兴材料、雅化集团、中矿资源、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等。前十大重仓占净值八成以上。彼时碳酸锂价格正向历史巅峰冲锋，此后三年一路崩塌。基金净值同步坠落：2022年-27%，2023年-28%，2024年-15%，年报里却连写两年“继续坚持对新能源上游关键金属锂矿的长期看好”（2022年和2023年年报），2024年年报的表述为“在配置上继续重点关注以锂矿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2025年5月，新任基金经理江博文减仓锂矿仓位，转向新消费、有色、化工与出海产业链，2025年收益率23%刚有起色，2026年上半年又重回-10%的负收益率。

七年收益率倒数第二是天治新消费。这只基金2011年8月成立时叫“天治成长精选”。尹维国接手基金一年后，2016年7月6日经持有人大会表决，基金更名为“天治新消费”，确立新消费投资主线。自转型完成至2016年12月31日，基金收益率录得-17%。在尹维国管理期间，基金业绩迅速修复，2017年收益由负转正，全年收益率26%。2020年全年该基金收益率超54%。然而，2022年1月，梁莉接手管理后，基金连续四年踏错方向：2022年，押注疫后消费复苏，全年收益率-37%；2023年坚守白酒医药，全年收益率-19%；2024年重仓生猪养殖，-31%；2025年转向创新药，-6%。

七年收益率倒数第三名的富荣价值精选A，输在八年七任基金经理的“折腾”。从任期仅三个月的胡长虹，到邓宇翔、王丹、郎骋成、黄祥斌和李黄海，再到如今的陈政龙，每一任都带着新策略而来：邓宇翔治下该基金曾在2019年暴涨137%；量化出身的李黄海两季度两易其策——2022年三季度从消费蓝筹转换到全市场均衡，2022年四季度转到量化小市值因子，2022年下半年收益率为-4%。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24年四季度：这只基金“由股转债”，年末债券占净值超94%，权益仓位清零；2025年4月，业绩比较基准正式从“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45%”变更为“中债综合全价指数×80%+中证可转债指数×20%”。一只主动权益基金，在比较基准层面直接“变性”成了债券型基金。2026年二季报显示，其股票持仓为零，主要资产是国开债、国债和买入返售，现任经理陈政龙是信用研究出身。

十年收益率排行榜后十里的面孔，有着惊人的共性：换人频仍。排在最后一名的太平灵活配置，10年净值增长-42%。它是基金公司易主的产物：前身是中原英石基金旗下的“中原英石灵活配置”，2016年中原证券与安石投资将合计66%的股权转让给太平资管，公司更名太平基金，这只基金随之更名。十一年间，它换了九任基金经理：任期最长的林开盛管了近六年，任期总回报约-12%，2022年报中自省“对黑天鹅冲击估计不足”“坚持大盘成长风格、风格暴露偏大”；此后常璐、杨行远、肖婵、陆玲玲接连登场，策略从大盘成长转向高股息，再转向“时代β（代表资产随市场整体涨跌的敏感度）定方向”。

生存之道

七年乃至十年之后，排名榜前十名与后十名的收益已是天壤之别。

收益率后十的基金几乎共享同一组标签：中小基金公司、频繁换帅、基金规模较小和策略频繁更迭。富荣价值精选八年七帅、太平灵活配置十一载九帅，后十之外的中邮核心优选二十年十一帅、民生加银精选十二帅，每一次换帅都是一次策略重启。

同样面对换帅，华商优势行业给出了相反答案：周海栋离任后，张明昕以清晰的产业判断完成切换，业绩不降反升。区别不在换不换，而在有没有平台化的投研储备和可传承的方法论。

集中度同样没有绝对对错。金梓才的前十大重仓占比常年在八成上下，长安鑫禧A的13只锂矿股也是八成。前者七年十倍，后者回撤七成。差别在于：金梓才的集中建立在“产业趋势+中观轮动”的框架之上，错了会撤；长安鑫禧的集中是单赛道的信仰式长期投资。

规模冲动是人性的放大器。赢家这边限购谢客，季报写明“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避免追涨杀跌”；输家那边，天治新消费、富荣价值精选、国联安远见成长齐齐挣扎在5000万元清盘线上下。

更值得深思的是投资者自己的行为：华商优势行业A业绩爆发的2025年被赎回36亿份，长安鑫禧A净值腰斩（2023年）途中抄底资金涌入（2023年A类和C类份额合计较期初增加超5亿份）。“越涨越赎、越跌越补”的镜像操作，亦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一个微观注脚。

这正是理解此轮基金改革的钥匙。当“十年业绩”白纸黑字地印在每一份季报里，长跑者浮出水面；当基金经理的薪酬与持有人盈亏深度绑定，跑马圈地式的规模竞赛便失去了遮羞布。

上述分析可知，七年十年十倍的基金，与七年十年腰斩的基金，差别已然不是基金经理的运气，甚至不完全是基金经理独自的能力，而是基金经理有没有可复制的投资框架，基金公司有没有可传承的投研平台，以及整个行业，能不能用制度让“时间”真正站在投资者一边。

时间是最苛刻的考官，它从不理会短期的喧哗，只记录长期的答案。7年与10年两个时间坐标，第一次让“长期”二字，在这个行业里变得可衡量、可比较，无可回避。

大侦探经济学 | 捐粮救人，居然是悄悄给战火“添柴加薪”？

Sat, 01 Aug 2026 12:25:06 +0000

2026-08-01 20:00:00

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捐粮救灾绝对是实打实的善事，是全世界公认的人道主义暖心之举。但有时候我们满心善意送去的救命粮食，非但没能终结苦难，反而可能变相助长战争、延长战乱。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两位经济学家靠海量数据得出的残酷悖论：善良的初衷，未必能换来善良的结果。

时间回到1992年的索马里摩加迪沙。街头上演了一幕荒诞又扎心的画面：满载美国援助小麦的卡车，在武装分子的枪口押送下缓缓穿行。这些千里驰援的粮食，本意是拯救濒临饿死的难民，最后却大半进了当地军阀的军火仓库。

数据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当年送到索马里的一批批粮食援助，20%到80%都会在运输途中被抢、被截留。更讽刺的是，这些本该救命的粮食，转手就被军阀卖到邻国埃塞俄比亚，换成枪支弹药，反过来挑起更多冲突。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索马里的极端特例，这种“好心办坏事”的翻车现场，在全世界战乱地区频频上演：阿富汗乌鲁兹甘省，援助组织辛苦筹集的粮食、农用物资，硬生生要分出三分之一拱手让给塔利班；斯里兰卡内战期间，荷兰的援助资金，有四分之一都流入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口袋；前南斯拉夫战乱时更无奈，联合国援助物资三成归塞尔维亚武装，想把粮食送进波斯尼亚，还得给克罗地亚军队交“过路费”。

一线援助人员曾无奈地吐槽：我们根本分不清，自己的援助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帮某一方打仗。唯一能确定的是，被抢走的援助物资，早已成了战乱地区“战争经济”的燃料，让战火越烧越旺。这就抛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问题：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真的是在救人，还是在变相续命战争？

当地时间2009年7月16日，索马里摩加迪沙，当地难民排队等待接受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视觉中国图

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一直被这个问题难住。不是大家懒得研究，而是这道题自带“逻辑陷阱”，怎么算都容易出错。

首先是经典的“鸡生蛋、蛋生鸡”难题。战乱地区必然爆发饥荒，饥荒就会引来大量援助。表面看是“冲突多、援助多”，普通人很容易误以为“援助能缓解冲突”，但真相恰恰相反：是战争催生了援助，不是援助减少了战争。其次还有反向干扰。很多援助国看到某地战火纷飞，会主动减少援助，这时又会出现“援助少、冲突少”的假象，再次误导大家的判断。再加上政治危机、经济崩溃这些看不见的隐藏因素，传统的统计方法完全分不清因果，就像用一把刻度不准的尺子量身高，得出的结论全是错觉。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时，两位经济学“超级侦探”登场了——哈佛大学的纳森·纳恩、耶鲁大学的钱楠筠。两人最擅长用硬核数据，破解各种看似无解的社会谜题。这次，他们拿出了经济学的“终极神器”——工具变量法，简单说就是精准剥离所有干扰因素，只揪出“粮食援助”和“内战冲突”的真实因果关系。而他们的解题突破口，居然藏在美国的麦田里。

美国有一项稳定的农业政策：政府每年会固定收购农民的小麦。风调雨顺大丰收的年份，政府手里的小麦库存就会暴增；遇到灾年减产，库存就大幅缩水。而这些囤积的小麦，绝大部分都会变成对外援助物资，输送给发展中国家。

这个变量堪称完美地解开谜题的钥匙：美国小麦丰收，次年对外粮食援助就会变多，二者高度绑定；但美国的收成好坏，和索马里、阿富汗这些国家打不打仗、乱不乱，没有半点关系，完全独立不受干扰。

为了让结论更精准，两位学者又加了一层细节：统计每个国家1971年到2006年接收美国粮食援助的频率，区分出“高度依赖美粮援助”和“几乎不依赖”的国家。最终组合出一套精妙的分析逻辑：对比丰收年、歉收年里，两类国家的内战发生概率变化。

如果援助真的无害，两类国家的冲突情况应该差别不大；但如果援助会助长战乱，那丰收年援助暴增时，依赖援助的国家，内战一定会明显变多。

两位学者耗时数年，分析了125个非发达国家35年的海量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直接颠覆了过往认知。

先用普通人常用的普通统计方法分析，结果平平无奇：粮食援助和内战几乎没有关联，看似完全安全无害。可一旦用上精准的工具变量剔除干扰，真相瞬间暴露：美国粮食援助，会显著增加受援国内战爆发的概率。数据直白又扎心：每增加1000吨美国小麦援助，受援国内战发生概率就上涨0.25个百分点。对常规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援助规模每增加10%，内战概率就提升0.7个百分点，相当于把平均内战风险拉高了4%。

更关键的一点：粮食援助只影响内战，完全不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直接实锤了问题根源：不是粮食本身会引发争斗，而是援助物资流入战乱地区后，被国内的武装势力利用，成了内斗的工具。

很多人好奇，好好的救命粮食，到底是怎么变成“战争燃料”的？其实全程就是四条黑色产业链，每一步都在消耗善意、滋养战火。

第一，沿途拦路抢劫，这是最直接的方式。战乱地区大多政府管控薄弱，援助物资运输路线漫长且混乱，各路武装分子直接设卡“收保护费”，本质就是明抢。抢到的粮食，要么养活武装士兵，要么变卖换购武器，彻底沦为战争资源。

第二，落地变相征税。就算粮食历经波折送到难民营、平民手中，武装势力依然能插手。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的戈马难民营就是典型案例：胡图族极端分子向难民强行征收援助物资，靠着这些物资重整军队、恢复实力，之后再次发起袭击，直接引爆两场刚果战争。好心的援助，成了极端势力“回血复活”的筹码。

第三，官方截留牟利。不只反政府武装，部分受援国政府也会瓜分援助物资。1990年代卢旺达、2003年津巴布韦都出现过类似乱象，粮食援助被官方把控，优先分给己方支持者，不仅救不了穷人，还加剧了社会撕裂。

第四，沦为战争博弈工具。到最后，援助彻底脱离了“救人”的初衷，变成交战双方的战略筹码。各方都拼命抢夺援助物资、阻断敌方补给，让人道主义援助彻底卷入战争博弈。

除此之外，研究还解锁了一个全新认知：粮食援助不会凭空挑起新战争，但会死死拖住旧战争。

它不是点燃战火的火柴，而是持续沸腾战火的柴火。原本快要耗尽力气、即将终结的冲突，会靠着源源不断的援助物资续命，让战乱迟迟无法落幕。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只针对有内战前科的国家，长期和平的国家接收粮食援助，基本不会出现负面问题。简单说就是：和平之地，粮食是口粮；战乱之地，粮食是武器。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是粮食援助挤掉了其他优质援助，才间接导致冲突增加？但研究推翻了这个猜想，美国粮食援助既没有挤掉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也没有挤占经济、军事等其他类型援助。战乱增多的锅，只能粮食援助自己背。

看到这里，大家千万别直接给粮食援助“判死刑”，彻底否定人道主义援助的价值。这项研究的核心，从来不是否定善意，而是教会我们理性行善。

首先，粮食援助绝非百害无一利，它实实在在拯救了无数饥饿、濒死的普通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援助机构其实早已默默规避风险，会优先把物资投向稳定、安全的地区，大幅降低了副作用。最后，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不该捐粮”，而是战乱环境让善意变了质。

这项发表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最终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又深刻的道理：行善光有善良的初心远远不够，还需要理性的头脑和科学的方法。我们每一次伸出援手的善意都无比珍贵，但如果不看清援助背后的复杂规则、不规避潜在漏洞，一腔热血的善意，就可能不经意间变成伤害的推手。

•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古典与现代的张力中阅读中国

Sat, 01 Aug 2026 11:25:06 +0000

2026-08-01 19:00:00

刘强教授的新书《阅读中国》于2026年6月出版。这个时间节点本身就是一个沉默的宣言——此时，AI生成的“国学论文”已比多数教授写得工整，一个本科生可以在几秒之内完成对《论语》的“创造性转化”。在这样的时刻，刘强却拿出这部跨越二十余年的阅读札记，固执地讨论“把书读到命里去”。这种不合时宜，不是疏忽，而是立场。

书名从来不只是标签。刘强先生这部随笔集的书名几经周折——从“致命阅读”到“至命”“知命”“正命”，最终定为“阅读中国”——这一番踌躇，本身就是一条理解全书的隐秘通道。

作者在后记中坦言，“阅读中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中国阅读”，二是“如何阅读中国”。前者是阅读的处所与语境，后者是阅读的方法与姿态。表面来看，这只是对书名的解释；细究之下，这其实是全书最根本的方法论自觉——阅读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行为，它总是已经被“在何处读”和“如何读”双重规定了。当一个人说自己在“阅读中国”时，他既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是在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应该怎样被阅读？

这种自觉，使这部二十八万字、收录三十五篇文章的随笔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读书随笔。它不是在展示作者读了多少书，而是在示范一种阅读的姿势——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中西之间、在新旧之间保持张力的姿势。正如有评论所言，本书“以个人阅读史为线索，回应古今、中西、新旧等时代命题”。个人阅读史与时代命题的交汇，正是这部书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

从人间到书斋再返回人间

全书分三辑：“人间笔记”“沙之书”“鸿爪雪泥”。这个结构并非随意的文章归类，而是暗含着一条从经验到反思、再从反思返回经验的认知弧线。

“人间笔记”以思想文化随笔为主，落脚点在“人间”——书与火的文明悲歌、疫病与诗歌的人性共鸣、王阳明的良知之思、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作者的笔触始终贴着地面行走，即便谈论经典，也时刻回望着现实人生。这种写作姿态，与他所批评的那种“讲授传统文化者如过江之鲫，但不通者居多”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是在宣讲，而是在对话。

“沙之书”聚焦书评，目光转向近现代学界大家：马一浮的复性书院、钱穆的新亚书院、易宗夔在新旧之间的游走、顾准的清醒思辨。博尔赫斯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叫《沙之书》，那本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象征着无限的、无法穷尽的阅读。刘强借用此名，或许正是在暗示：阅读的真相，从来不是掌握，而是徒劳。你越是试图抓住全部，它越是从指缝间流逝——但恰恰是这种“抓不住”，才是阅读最真实的样态。

“鸿爪雪泥”收录序跋与演讲，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个命名暗含着一种谦逊：这些文字不过是飞鸿偶然留下的爪印，不必过分看重，却也值得珍视。三辑之名，从“人间”到“沙”再到“雪泥”，意象越来越轻、越来越淡，但思想的重量却并未因此减轻——相反，正是这种举重若轻的姿态，让全书有了一种从容的气度。

“折中于钱穆与胡适之间”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理论立场，乃是作者提出的“折中于钱穆与胡适之间”。这个提法看似温和，实则蕴含着对当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深刻回应。

钱穆与胡适，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两座“高峰”，他们之间的思想论争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两种路径。钱穆主张对历史传统保持“温情与敬意”，以“为故国招魂”的姿态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守护；胡适则秉持批判立场，倡导以“打鬼”式的态度整理国故，推动“充分世界化”与思想启蒙。在当下的思想版图中，这两种立场往往被简化为“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各自的支持者壁垒分明，少有对话的可能。

刘强教授的“折中”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有方向的综合。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也反对泥古不化；他抨击反人性的晦暗传统文化，同时发扬符合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这种“既要……又要……”的姿态，在非此即彼的时代语境中显得格外艰难——它随时可能被两边同时抛弃。但这还不是“折中”最艰难的地方。更艰难的是，折中者没有现成的立场可以依靠。激进派有激进的阵营可以取暖，保守派有保守的传统可以依归，唯独折中者，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从头开始判断——这一处取钱穆的温情，那一处取胡适的清醒，每一次都是孤身走暗巷。他无法享用任何一方的掌声，也无法从任何一方获得归属感。这才是“折中”真正的代价：不是被攻击，而是无处可归。但也恰恰是这种无处可归的艰难，构成了本书最可贵的学理品格。

序作者马国川将刘强与易中天、鲍鹏山并称为传统文化传播领域的“三杰”，评价他们“绝不泥古不化，更不宣扬那些违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相反，他们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现代文明来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这个关键词，正是“折中”的具体展开——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或粗暴否定，而是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对传统进行重新激活。

“把书读到命里去”

本书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把书读到命里去”。作者写道：“仅仅读到眼里、耳里、心里，似乎都不够，最好能把它们读到命里去，成为永不卸载的精神行李，与你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

这句话看似朴素，实则包含着一种对阅读本质的深刻理解。在数字人文迅猛发展的当下，阅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息的碎片化、注意力的涣散、深阅读的被边缘化。在这样的语境中强调“读到命里去”，本质上是在重申阅读的existential（存在的）维度：阅读不是信息的获取，而是生命的重构。博尔赫斯、陈寅恪、钱穆晚年目盲之后依然能口传心授、著书立说，正是这种“读到命里去”的明证。

这一命题与全书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呼应。“在中国阅读”是阅读的处所，“如何阅读中国”是阅读的方法，而“把书读到命里去”则是阅读的终极境界——当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时，“在中国阅读”与“如何阅读中国”就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技术问题，而是内在于生命的实践问题。读什么、怎么读、在哪里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你打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算法可以生成一切答案，唯独无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 （作者系广东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东莞城市学院教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房子的“身份证”来了｜说政经事

Sat, 01 Aug 2026 10:25:07 +0000

2026-08-01 18:00:00

全国城乡房屋建筑共3.54亿栋，其中城镇房屋0.47亿栋，农村房屋3.07亿栋。视觉中国/图

在7月的杭州，如果你买了新房，水、电、气开户的时候，不用再跑三家单位、填三张表了，手机上点一下，授权信息推送即可。

这背后是“房屋建筑统一代码”的建成。购房人在“e房通”平台完成合同网签后，通过“一码串联”，房屋信息会共享到水、电、气等部门。

至2027年底，全国的新房子都会有这个码，它像是房子的“身份证号”。

2026年6月1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至明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数据集。

也就是说，先在新房普及，而后扩展到所有房屋。统一代码，是房子的唯一身份标识，从设计、施工、验收，到买卖、维修，甚至房子拆掉，都用这个号码。

一栋楼有编码，每一套房子也会有自己的编码。

你可能会问，难道以前的房屋没有编码吗？不仅有，还很多。

要建房子，需要“五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每个证上都有编号，不同证分属不同部门，每个部门只管房屋的某一阶段。发改委管立项，自然资源局管规划和审批，住建局管施工和验收，不动产中心管登记。

也就是说，一套房子在不同系统里，有不同的号码。这就是常说的“数据孤岛”。

当房子有了统一的“身份证号”，原本散落在不同部门的孤立数据就能串起来。政府管理人员通过这个号码，就能看到这栋楼的完整“生平”，哪儿有违建、哪儿该维修，一目了然，监管盲区消失了。

在向全国铺开之前，一些地方在过去两三年已经在试点。

2023年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开展试点，划入27个省市。浙江、宁夏全域纳入试点。山东虽仅有济南、青岛、济宁、临沂四个城市在列，但2024年就推广到了全省。

全国第一个源头赋码出现在济南。当地提出，2024年1月底前，新项目在首次办规划许可时就直接赋码。到2026年2月，济南已经有4万多个楼栋进行落图赋码。

浙江的试点先在温州落地，他们把发“身份证”的环节又往前挪了一步。房子设计阶段，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24位的“单体建筑码”，再结合单元、楼层、用途，生成32位的“房屋码”。

到2026年5月，温州有165万个房子有了“身份证”，覆盖了近一半的城镇房屋。温州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公布具体赋码数量的城市。

其他试点城市的做法大同小异，基本都在设计或审批环节就给了“身份证号”。从整栋楼的一个“建筑单体码”，再给每套房生成更细的“房屋码”，这串号码将贯穿房子的整个生命周期。

给手续齐全的新房子赋码简单，难的是那些资料不全的老房子。

房产律师王玉臣说，中国大量的存量房屋资料缺失甚至无处可查，对这类房屋的历史数据做普查、清理、整合，要耗费的人力、时间成本巨大。

对于这个问题，前述全国文件中指出，各地要用好现有的房屋普查数据、城建档案、买卖租赁数据，对老房子进行核验。

王玉臣还提到另一个难点：跨部门协同。这就必须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

文件写明：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汇总全国数据，并和其他部委打通；省级住建部门负责数据校对；市县级则具体负责赋码、落图和日常维护。全国也要统一编码标准，杜绝了“方言”不通、互相不认的情况。

房子的“身份证号”不仅用在工程建设上，也会用在房屋管理、城市服务上。

易居研究院院长严跃进说，有了房屋“身份证”，购房者在决策和交易环节不再是“盲买”，查询编码就能看到房子的“前世今生”。

特别是二手房，买家能看到房屋的违章搭建、结构改动、维修记录，交易透明度大大提升。

对业主来说，通过房屋“身份证”就能查维修资金、看安全状态、办贷款、缴物业费。物业也能更精准地提供服务。

2024年，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结果公布，我们首次摸清了全国房子和市政设施的“家底”：全国城乡房屋建筑共3.54亿栋。其中，城镇房屋0.47亿栋，农村房屋3.07亿栋。

未来三四年，这3.54亿栋楼，都有望拥有“身份证号”。

何处安放生活？三大城市群的理想之城答卷

Sat, 01 Aug 2026 09:25:06 +0000

2026-08-01 17:00:00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政策密集落地。首都都市圈规划获批，昆明都市圈成为全国第21个国家级都市圈；国务院发文推动公共服务“跟人走”，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联合出台方案，着力健全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一边是空间上的扩容，一边是制度上的优化，我国都市圈建设正步入规模化落地、制度化提质的新阶段。在城市骨架快速拉伸的时刻，我们同样需要关心人的归属感该如何安放。

在我国城镇化体系中，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最基础的同城化单元，通常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时长划定空间范围。城市群则是多个都市圈联动形成的更大的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质量，直接决定着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质量。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理想之城榜2025》，通过生活舒适、公共空间、市民待遇、市民引力四个维度，反映出中国城市建设的冷暖分化。宜居属性突出的中小城市，普遍存在商业业态不足、文化配套薄弱的短板；核心大城市资源丰富、公共服务优质，但高房价、长通勤往往让人居体验打了折扣。

这种“难两全”的矛盾，放到城市群的层面同样突出。京津冀、长三角（本文指长江三角洲中心区）、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空间骨架加速搭建，交通一体化快速推进，但公共服务不均、梯度失衡等深层问题尚未完全破解。从都市圈同城化到城市群一体化，如何构建圈层清晰、功能互补、服务均等、协同共生的现代化城市体系，破解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是中国都市圈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下半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上海市徐汇区特色图书馆徐家汇书院。（视觉中国/图）

城市群的三种形态

《理想之城榜2025》显示，长三角15座入榜城市呈现出三大城市群中最为均衡的发展格局，多数城市实现了产业与生活的高度融合。简单来说，一座城市里既有好的就业机会，也有宜居的生活空间和有所保障的公共服务。

在生活舒适维度，长三角实现了非核心城市的集体突围，区域内有11座城市跻身57城前20，其中绍兴、嘉兴、温州包揽前三，无锡、常州、宁波、金华等城市紧随其后，连片形成极具竞争力的宜居城市群。相较而言，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排名靠后，城市能级、经济体量与人居舒适度出现“倒挂”。

在公共空间资源上，上海凭借顶尖的商业配套、文化资源与公共交通网络稳居榜单首位，杭州、苏州、南京形成实力均衡的第二梯队，宁波、无锡、合肥构成第三梯队。

在市民待遇维度，上海、南京、杭州依托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依旧占据头部，南通、盐城凭借持续的民生投入实现逆袭，排名超越苏州、宁波、合肥等经济强市。

在市民引力方面，合肥、宁波、温州、杭州、苏州、绍兴六座城市凭借科创、制造、商贸等产业优势持续吸引人口与人才，纷纷闯入榜单前十。而受高生活成本、高落户门槛制约，上海的市民引力相对靠后。

珠三角5座入榜城市则呈现出产业与生活有所分离的特征。广州、深圳高度集聚高端服务业和科创资源，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高地；佛山、东莞以制造业为根基，构成了生活的腹地，但高端就业岗位和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仍有不足。

于是，在佛山住、去广州上班的跨城分工成为常态。人们用可负担的成本和宜居的环境安放生活，再去中心城市寻找符合自己就业期待的工作机会。据《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统计，广佛同城化效应尤为突出，2025年双边通勤规模达38.9万人。

具体来看，在生活舒适维度，珠三角城市群同样呈现出与长三角城市群类似的“倒挂”现象。佛山、东莞凭借相对友好的房价收入比和浓厚的市井烟火气跻身生活舒适榜前10，珠海进入前20，广州、深圳两座中心城市因高房价和长通勤的挤压效应排名相对靠后。

在公共空间维度，深圳、广州分列第3、第4，东莞、佛山处于中上游水平。而在市民待遇维度，这一分化进一步加大。广州、深圳排名前10，但佛山、东莞几近垫底。这意味着，住在佛山或东莞的居民，在享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时与广深居民存在极大差距。与此同时，在市民引力维度呈现出深圳“一城独强”的局面。

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差距更为显著。在生活舒适维度，京津冀4座入榜城市均未进入前 20 名；在公共空间维度，北京位居第2，天津位列第11，石家庄与唐山排名相对靠后；在市民待遇维度，北京高居榜首，唐山处于中上水平，天津、石家庄则在40名以后；在市民引力维度，京津冀4座入榜城市排名均在35名开外。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5）——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研究》（以下简称《京津冀蓝皮书2025》）曾指出，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但各城市之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的差异仍然显著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发展的“方法论”

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分化，本质是产业功能与宜居属性在空间布局上的差异组合。而这种差异，又源于各地迥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珠三角产居分离的格局，与其外向型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先行先试的开放政策，这里率先接入全球产业链。香港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与珠三角腹地的土地、劳动力相结合，催生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分工模式。数十年间不断演化升级，如今创新策源在深广、规模化制造承载于佛莞珠中惠、国际化专业服务依托港澳的网络化协作格局逐渐成型。

这种分工在经济上极为高效，也让珠三角形成了全球密度最高的制造业集群之一，但它同样造成了城市功能的分置：核心城市集聚研发、金融和总部经济，外围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环节。最直接的影响是，佛山、东莞的工业产值稳居全国前列，但高附加值环节带来的税收和高技能岗位仍高度集中在广深。数据显示，2024年，佛山规上工业总产值超3万亿元、东莞超2.5万亿元，分别是常州的1.7倍和1.4倍，但两地税收收入均不及常州。

以税收占GDP的比重衡量，佛山、东莞的这一指标也普遍低于经济体量相近的长三角城市。这意味着，佛山、东莞虽然创造了可观的工业产值，但GDP向地方税收的转化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当城市可支配的税收有限，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空间自然受限。与此同时，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制造业重镇，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置曾长期以户籍人口为基准，供需缺口不断扩大。

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则与首都功能的集聚相关。

作为首都，北京汇聚了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大量部属高校、三甲医院、央企总部布局于此。周边城市虽各具产业基础，但在创新要素和高端服务业的竞争中，一定程度上面临分流的压力。

近年来，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北京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由2014年的1293.5万人降至2023年的1094.8万人，成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然而，这种以行政主导推进的功能疏解和要素外迁，尚未有效带动周边城市构筑起稳固的内生产业根基，公共服务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正如《京津冀蓝皮书2025》所指出的，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机制尚未健全，市场化运营机制仍需加快建设。

长三角多座城市产居融合的格局，则是在市场力量的长期驱动下演化而成。

多年来，民营与外资经济在这片土地上萌芽、生长，织就了极为密集的产业链网络。三省一市之间既有产业链条的环环相扣，也有资本与技术的双向赋能，合力打造了涉及大飞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二十余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总数超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的产业协同，是各城市凭借自身禀赋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抓住机遇、做强核心竞争力，再通过跨城协作建构出紧密的产业生态。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上海在芯片和智能软件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常州形成世界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宁波的一体化压铸技术定义了行业标准，合肥的整车产能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每个产业链节点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和产业优势。

这种高质量的产业协同意味着，每座城市都有稳定的产业税收基础，从根本上提升了地方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保障民生福祉的财政能力。

相较于财政实力的强弱，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基础民生领域的长期投入意愿，同样是决定城市人居吸引力、长期发展潜力的关键变量。

这种治理惯性的价值在长周期中更能显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以“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强化，初期的选择会深刻影响长期的发展轨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改善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但一旦形成制度优势，便极难追赶。

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概括为“苏南模式”，这一模式早期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在长期演进中逐步形成有为政府、深耕民生的治理传统，地方财政长期向民生福祉倾斜，致力于达成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南通成为市民待遇榜上的“黑马”，正是数十年坚守民生投入、久久为功的必然结果。据悉，南通“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教育经费超1280亿元，约80%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并在全省率先以地方立法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而城市群整体的人口吸引力，本质上取决于区域内发展机会的分布是否均衡。当产业多点布局、形成多个增长极，要素配置便更多由成本、配套等市场因素决定，企业自主选址、人才自由流动，形成“用脚投票”的良性循环。这种分散化布局让各城市的人口压力相对可控，也维持了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

长三角人口吸引力突出、发展韧性充足，核心就在于构建了多元共生、各展所长的机会体系。例如合肥以硬科技孵化见长、宁波以制造根基和隐形冠军立足、苏州以先进制造和外向型经济蓄力、杭州以数字经济开辟差异化赛道。这种多中心、多赛道的城市群结构，可以为不同学历、不同技能、不同职业偏好的人才提供丰富的就业选择和发展路径，这也是区域发展中极为珍贵的优势。

“理想之城”的下一程

2025年7月，时隔十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组团式”强调以多中心、分功能的组团布局替代“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网络化”则要求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从中心城市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协调联动的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型区域格局。

“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这一愿景具体化为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的建设路径。其中通勤圈以互联互通为导向，推动轨道交通“一张网”运营管理；产业圈以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等协作模式形成；生活圈以便利可及为导向，推动公共服务均衡普惠。

对于长三角来说，全链条式的产业扩散提供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底盘，治理传统确保了民生投入的持续性，多极机会结构则让人才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但循环能否持续，是其未来面临的核心命题。

纽约都市圈的经验表明，核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不可替代。尽管周边城市的功能持续升级，在资产管理、金融科技等领域形成特色发展，但曼哈顿至今仍是全球金融枢纽与创新资本交互中心，高端交易、总部决策和创投网络依然高度集聚于此。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长三角。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引擎，其高成本与高门槛推动了人口向外疏解，但若创新动力因成本压力被“挤走”，创新活力下降，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可能缺乏关键驱动力。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修岩团队曾撰文表示，较强的住房供给约束，会导致创新产业在其创新活力尚未充分发挥之前，过早地从多元化大城市被挤到专业化中小城市，即出现创新活动的过早分散化现象。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也曾强调，中心城市如果做小了，龙头作用就会弱化，城市群的发展动力就没有了。从都市圈的角度来看，上海的发展规模仍有空间。

珠三角已形成产业梯度扩散的基础，交通一体化也取得显著进展，但优质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亟待重视。下一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向通勤聚居区延伸，让跨城通勤者在居住地也能享有与核心城市差距不大的基本公共服务。长远来看，则需推动区域合作从经济协同向规则衔接、制度协同深化，加快探索建立常态化跨区域公共服务成本共担机制。

京津冀的课题，是如何完成从物理疏解到功能再造的跨越。东京都市圈也曾面临类似困境，城市功能过去主要集中在中心区，人口过密、空间过载的问题日趋严峻。日本一方面推进东京都内部的池袋、新宿和涩谷等副都心建设，另一方面依托首都圈规划培育筑波、埼玉等业务核都市，在外围培育区域性中心，有序引导行政、科研、商务等功能向外疏解，并探索推动公共服务随功能转移而向外扩散。

从铺骨架到通血管，从经济协同到制度协同，从物理疏解到功能再造——三个城市群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指向同一个方向：让产业的扩散带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制度的调整跟上人口流动的脚步。这是城市群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的深层内涵，也是城市群建设从空间布局转向人的归属的应有之义。

参考资料：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J/OL].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2026-05-29.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黄淮实验室.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5）——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3]杜聪,王峤,刘修岩.住房供给约束、产业生命周期与创新分散化[J].科研管理,2020,41(7):110-119.

[4]李莎.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推动集约化发展[N].21世纪经济报道,2025-07-30(006).

[5]朱珉迕,胡幸阳.对话陆铭：上海可以再“大”一点，再“活”一点 [J/OL].澎湃新闻,2025-07-04.

“一刀切”成效几何？社交媒体禁令的治理迷思 | 法眼

Sat, 01 Aug 2026 07:25:06 +0000

2026-08-01 15:00:00

一名少年在玩联机游戏。（视觉中国|供图）

近年来，一些国家掀起了一股“社交媒体禁令潮”。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率先通过全球首部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相继跟进，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热议。

上述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社交媒体禁令”这一治理工具，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最直接的导火索，是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低龄化趋势与相关风险的显性化。

欧盟《数字服务法》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欧洲儿童日均接触网络暴力内容时长达47分钟，13岁以下儿童遭遇网络欺凌的比例同比上升18%。法国2025年民调表明，37%的6至18岁受访青少年曾遭遇网络暴力，其中1/4因此产生自残或自杀念头。

当网络欺凌和暴力持续刺痛公众神经，“一刀切”的禁令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政治表态，既能快速占据道德高地，也能向科技巨头展示监管决心，天然具备传播优势和动员效应。

禁令的政策初衷固然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然而，这种治理手段能否匹配治理目标，简单依靠封禁手段能否真正化解未成年人网络风险，值得冷静审视。

越禁越漏：禁令执行的失效逻辑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国家，其半年多的实践提供了鲜活的观察样本。

研究显示，禁令的实际效果远低于预期，甚至陷入“越禁越漏”的恶性循环。

首先，执行效果严重不足。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称过去一周内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社交平台，约66%的人遇到过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人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平台。清华大学《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也显示，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14至15岁群体实际合规率仅约27%，仅19.2%的受访者表示屏幕使用时间因禁令而减少。上述数据指向一个困境：禁令作为一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工具，难以对冲未成年人内生的社交需求，以及数字原住民熟练的媒介使用能力。广泛存在的规避行为持续消解监管效力，凸显单一限制性工具在数字治理场景中的先天局限。

其次，禁令催生了更大的风险。调查显示，未成年人普遍通过家长账号借用、年龄信息伪造、VPN等方式突破限制。禁令前后，澳大利亚VPN下载量激增近三倍，替代平台用户量迅速攀升，约一半新增用户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的未成年人，并未回归政策制定者所设想的现实世界，而是下沉至小众社交应用、匿名论坛、加密聊天群组等监管真空中。这些数字空间缺乏基本的内容审核与安全防护，不良信息更加密集、干预机制更加缺位。一旦遭遇网络欺凌或诈骗陷阱，受害方与监管方均难以有效追溯与介入。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禁令的刚性需求缺口还催生出账号买卖、VPN技术教程等灰色产业链，使原本可控的平台使用行为演变为更具系统性的地下交易网络。禁令实现的不是风险消解，而是将未成年人从相对规范的公开平台，推向监管真空的高风险数字空间。

权利剥夺与数字鸿沟：禁令的深层代价

如果说执行层面的困境是技术问题，那么禁令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则关涉更深层的法理与伦理命题。

“一刀切”的禁令，是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不当限制。《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儿童享有发展权、受保护权与参与权，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构建提供了重要框架。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涵盖了接入权、自主权、发展权与受保护权等多个维度。当前逐步形成的共识是，未成年人保护应当兼顾风险防控与主体赋能。因为对生于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而言，社交媒体不再是可选的外部工具，而是日常生活、学习交往的基础场域，兼具娱乐、信息获取、公共参与、学业协作等多重功能，而禁令粗暴地切断这一通道，是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不合比例的限制。

禁令背后的逻辑，是将社交媒体预设为未成年人的“禁忌”，却忽视了教育的长期价值。这种因噎废食的管理方式，从长远看，剥夺了未成年人在真实网络环境中试错、学习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数字世界中的童年》报告中指出，父母限制互联网使用的孩子，数字技能往往更低。数字素养是青少年未来发展的核心能力，而能力养成离不开实践。正如“要学会游泳，必先下水”，未成年人社交与信息需求不会因禁令消失，只会不断向隐蔽渠道转移。隔离于主流规范平台之外的青少年，既持续暴露在不受约束的网络环境中，更容易遭受色情、暴力、网络欺诈侵害，又错失了在相对安全环境中学习规则、辨别风险、培养数字素养的宝贵机会。

禁令还可能在更深层面加剧已有的数字不平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3—17岁）缺乏家庭互联网接入，城乡差距和南北鸿沟持续扩大。对富裕家庭而言，即便社交媒体受限，孩子仍可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线下兴趣班、家庭旅行等获得发展机会；但对普通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社交媒体可能是他们接触广阔世界、获取免费教育资源、拓展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渠道。禁令“一刀切”地关闭这扇窗口，实质上剥夺了底层孩子向上流动的数字阶梯，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

超越禁令：走向多元共治与生态赋能

基于域外社交媒体禁令模式暴露的诸多缺陷，我国不宜采取封禁思路，而是应当持续完善本土化生态化治理体系，坚持疏堵结合，以多元共治推动未成年人数字赋能。

首先，我国已建立较为系统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2021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构建基本法律框架；2024年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作为专门行政法规，进一步细化各项制度，形成“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四大支柱的完整体系。中国治理思路强调“预防为主、过程管控”，在保障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权利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营造相对安全的使用环境。

其次，我国坚持的“社会共治”理念，比单一依赖平台执法的禁令模式更具系统性和可持续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实行社会共治，政府、企业、学校、家庭、行业组织、人民团体、新闻媒体等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中央网信办也持续部署“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这种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治理生态，更加扎实、深入，也更具长效性。

面对持续演化的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现有治理体系仍需持续优化升级。

第一，强化政府统筹协调职能，理顺跨部门治理机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横跨网信、教育、公安、文旅、广电、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权责交叉、治理盲区等问题客观存在。需要进一步清晰划分各主管部门职责边界，建立常态化跨部门会商、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提升法律威慑力，推动法律规范落地见效。同时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细分技术标准与行业指引，为平台合规提供清晰依据。

第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未成年人模式提质升级。当前不少平台未成年人模式存在内容同质化、吸引力不足、入口隐蔽、轻易绕过等短板，实际使用效能受限。应当建立标准化评估体系，引导平台提供丰富优质的适合未成年的内容，提升未成年人模式使用意愿。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优化推荐算法，精准识别、拦截有害信息；探索兼顾有效性与隐私保护的年龄核验方案，在安全防护与个人信息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第三，深化学校网络素养教育，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推动网络素养教育常态化、分层化，覆盖学前、中小学至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内容涵盖信息甄别、网络礼仪、隐私保护、反诈、网络欺凌防范、数字创作等板块，将网络素养塑造为青少年基础核心能力。

第四，补齐家庭监护短板，提升家长数字引导能力。大量监护人自身数字认知不足，难以理解青少年网络生活，管控方式简单粗放。政府与社会机构应当持续开展面向家长的数字素养培训、亲子网络沟通指导，推动监护方式从硬性限制转向科学引导。

第五，激活行业自律，搭建政企良性沟通桥梁。支持互联网行业制定高于法定底线的自律规范，推行未成年人模式第三方评估认证，运用声誉激励倒逼企业提升保护水平。依托行业组织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及时传递监管政策，收集行业现实难题，协调处置共性合规问题。鼓励行业定期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提升行业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注定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治理难题，考验各国治理者的耐心与智慧。数字浪潮不可逆转，让未成年人与社交媒体隔绝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对待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不应“一禁了之”，而是应当持续构建开放有序、自由有度、连接有界的数字生态，为未成年人铺就一条通往知识、创造与健康交往的阳光之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理想之城榜

Sat, 01 Aug 2026 06:25:07 +0000

2026-08-01 09:00:00

“不承认以色列主权”：马来西亚总理下达“逐客令”

Sat, 01 Aug 2026 06:25:07 +0000

2026-08-01 13:57:27

“我们怎么能承认一个殖民其他国家的国家呢？”在被提及与以色列关系时，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反问道。

据人民网消息，2026年7月22日，在森美兰州芙蓉市出席“青年伙伴巡回活动”时，安瓦尔强调政府不会因部分美国国会议员施压，改变长期以来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政策。

此前，针对柔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社区的藏匿事件，他作出强硬表态，若调查证实有以色列公民进入马来西亚，马方会立即将其驱逐出境。

这体现了马以关系的政治基调。

“本护照适用于所有国家，以色列除外。”马来西亚护照的扉页部分如是声明。该国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独立以来，在巴以问题上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从未与以色列建立过外交关系。

“安瓦尔的强硬立场虽然冒险，却是‘必须作出的决定’。”马来西亚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执行主任黄基明（Ooi Kee Beng）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声讨，忽视国内民意的代价显然更为沉重。

彻底审查有难度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少数设立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持该签证入境的外籍人士数量总体增加。

然而，2026年7月上旬，一则涉及以色列人的消息，在当地数字游民圈引发轩然大波。

导火索源于柔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社区（下称“社区”）发布的一则宣传视频，由以色列籍知名网红Nas Daily出镜介绍。随着消息的持续发酵，社区更多人员被指控隐瞒身份，涉嫌使用美国、欧洲或加勒比岛国等第二本护照入境，以规避马来西亚对以色列护照的入境禁令。

对此，柔佛州务大臣哈菲兹（Onn Hafiz Ghazi）正式致函马来西亚联邦内政部，要求就移民与国家安全、社区运营合规两大维度展开联合专项调查。

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森林城市地产项目。图/视觉中国

“柔佛州毗邻新加坡，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协作紧密。”中山大学特聘副研究员赵新雷近期曾赴该州进行调研。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依托新柔经济特区项目，各国人员在这里交流频繁。

“为排查持双重国籍护照入境的以色列人，短期内或加强数字游民签证审查，但升级为全面入境审查的可能性极小。”赵新雷指出。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新柔经济特区（JSSEZ）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国政府于2025年1月签署协议、共同打造的跨境经济合作项目。该项目对标中国“深港模式”，旨在将柔佛州南部毗邻区建设成为深度开放的经济高地。

柔佛州还是东南亚最繁忙的陆路边境通道之一。该州旅游局2026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州海陆渠道合计录得国际入境访客约2469.82万人次，绝大多数经由新柔长堤、马新第二通道两大陆路关卡往返新加坡。

另外，在贸易开放、外商投资、经济增速等方面，柔佛州同样居于全马前列水平，使其成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综合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执法部门日前对社区内的40个国家、共266名外籍人士进行核查，初步结果显示，受查人员均持有有效的旅行或移民证件。

不过，仍有舆论认为，现行手段难以穿透双重国籍的信息壁垒，无法实现彻底审查。

“目前公开可查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说明，并未清晰显示外国双重国籍者负有普遍、专门的义务，必须在持一本有效护照入境时主动申报全部其他国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傅聪聪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另外，森林城市地处新马跨境的核心地带，利用区位优势催生经济红利的同时，也因人员流动叠加制度约束，给属地监管带来不小挑战。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钟大荣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处理类似问题时，马来西亚政府寻求在国家安全、外交立场和经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森林城市正积极打造数字游民和国际人才聚集区，如因个别案例而采取过于宽泛的审查，不仅会影响当地招商引资，也会削弱马来西亚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重塑强硬形象”

适逢地方大选之际，安瓦尔的表态令外界猜疑丛生。

2026年7月11日，柔佛州选举产生新一届州议会。结果显示，国民阵线赢得48个州议席，取得压倒性胜利。安瓦尔所属的希望联盟，获得剩余8个州议席。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当前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是由多个政党联盟所构成的“团结政府”，其中包括希望联盟和国民阵线。自安瓦尔2022年出任政府总理以来，其在稳定政局、团结党派方面的能力得到肯定。

不过，在此次州选举中，国民阵线选择独立作战，为的是争取更多议席来重塑自身地位。事实上，两大政党联盟在宗教议题、改革理念、地方选举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当前的“团结政府”也被看作是“脆弱执政联盟”。

黄基明指出，柔佛州虽然接连出现藏匿事件与选举惨败，但安瓦尔的表态未必完全是为了后续选举造势。“希望联盟更多是想平息事态、稳定局面，将此事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降到最低。”

综合媒体报道，安瓦尔及相关发言人近期多次谈到，联邦政府的重心在于推动经济发展、落实民生改革，内阁尚未讨论提前举行全国大选。

对于“团结政府”这类执政联盟而言，提前举行全国大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成为打破内部僵局、改变政治格局的契机，有望通过选举获得更稳固的民意授权与国会多数席位。

另一方面，在内部信任已然受损、各阵营猜忌加剧的背景下，仓促大选可能加速执政联盟的瓦解，导致其彻底失去执政地位。

当地时间2023年8月9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雪邦，一名驾车者经过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竞选巨幅海报。图/视觉中国

赵新雷认为，安瓦尔此时渲染巴以问题，意在柔佛州选举失利后，重塑其强硬形象。若从长远来看，难以对政治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过，2026年作为其巩固选民基本盘的关键节点，地方选举仍是观察权力走向的重要窗口期。

“柔佛州向来是国民阵线的‘铁票仓’。希望联盟此次惨败，反映出马来选民的回流趋势，但对于他们而言，8月初的森美兰州议会选举更为关键——该州政治倾向不固定，长期介于希望联盟与国民阵线之间，属于关键的摇摆票仓。”赵新雷说。

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6届全国大选的最迟举行时限为2027年底至2028年初。在“脆弱执政联盟”背景下，凝聚内部族群共识、保证联合执政稳定，或是安瓦尔政府当前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

“短期内，安瓦尔表态有助于缓和保守选民对希望联盟‘不够伊斯兰化’的批评。但各州州选及全国大选的结果，仍由生活成本、全民就业、经济增长及族群利益等核心议题决定。”钟大荣分析。

美国的介入

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则表达了多重“关切”。

“不承认以色列是马来西亚长期既定政策，并非新举措。”美国国务院近期召见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沙赫鲁勒时，马方作出以上回应。

更早之前，八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鲁比奥，就马来西亚针对藏匿事件的调查行为表示“非常担忧”。信中要求美国国务院重新评估与马来西亚的安全合作及经贸往来，并呼吁暂停为马来西亚军事人员提供“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ET）项目资金。

在处理与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美马出现一定程度的外交摩擦。

“总体来看，安瓦尔政府倾向于将反以立场限定在马以双边范畴，避免扩大化至美马关系。”赵新雷认为，“即便是此前的加沙冲突期间，美马军事及科技合作并未中断”。

2025年，美马货物贸易总额约为88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马出口约289亿美元、自马进口约597亿美元。双方形成了高度互补且深度绑定的经贸关系。

傅聪聪指出，美马关系具备较强的结构性基础，双方在半导体产业链、经贸投资、海上安全、区域秩序、反恐合作等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截至目前，美方尚未暂停军事合作、实施经济制裁或调整对马贸易政策。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此类施压举措在历史上并非孤例。

2023年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后，美国至少三次试图迫使马来西亚明确其立场。回溯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来西亚曾多次在文体活动中反对以色列，并因此遭到西方国家的指责。

数十年的政策延续，让马以对抗形成了长期惯性，每逢热点事件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关系震荡。然而回归现实，西方国家的关切正趋向于务实与理性。

“主要看马方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涉及对第三国公民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是否影响国际投资环境。”钟大荣说。

“反以”成为共识

不承认以色列主权、持续声援巴勒斯坦，是马来西亚多届领导人的政治立场。

鉴于国内穆斯林人口占多数，顺应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政权的立场，几乎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黄基明认为，“建国初期，马来西亚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这给领导人带来合法性压力，迫使其在国际舞台上采取鲜明的反殖民立场”。

“新殖民主义”概念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进程，通常指强国不再主要依靠直接领土占领，而借助资本、贸易、金融、安全及制度安排等方式，对形式上独立的国家施加持续影响。

马来亚联合邦于1948年成立，1957年获得独立；1963年，马来亚与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共同组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关键经济资源仍由英国资本掌控，并延续了防务、制度等层面的绑定安排，因此受到区域左翼力量批评。

针对这一时期马以关系的变化，傅聪聪指出，双方长期对立的政策格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

首任总理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执政初期，新独立的马来亚将国家安全、生存与国际承认置于优先位置，同以色列保持过有限的贸易和政治接触。拉赫曼政府在实践中区分以色列国家与犹太身份，并未把对以政策扩大为对其他国家犹太个人及企业的普遍排斥。

20世纪60年代后，马印（即“印度尼西亚”）对抗、马来西亚争取阿拉伯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支持，以及国内马来—穆斯林政治意识上升，共同推动其对以政策逐步转向。此后，历届政府又使这一立场不断固化，马来西亚逐渐形成不承认以色列并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政策。

傅聪聪认为，马以之间并不存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直接冲突。“双方的根本分歧是政治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和以色列国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6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地民众举行抗议和守夜活动，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图/视觉中国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未与以色列建交。但马来西亚的立场最为彻底，不仅护照上明文排除以色列，还抵制相关商业合作，并公开谴责以方情报渗透。

相比之下，印尼和文莱的政策更具弹性。前者虽未建交，但保留“有条件建交”的余地，维持间接经贸渠道；文莱则主要在外交层面支持巴勒斯坦，较少采取激进的排他性措施。

钟大荣指出，支持巴勒斯坦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重要共识。不仅伊斯兰党态度明确，国民阵线、希望联盟等主要政党联盟也很少在这一问题上出现根本分歧。“加沙局势持续恶化，声援巴勒斯坦的社会情绪持续高涨，安瓦尔政府需要回应公众期待。”

马来西亚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体。据中新网消息，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马来人占总人口的58.3%，华人占22.1%，印度人占6.5%，其他原住民占12.3%。

“自建国以来，马来西亚历任总理均为马来人。作为主体族群，马来—穆斯林对巴勒斯坦事业怀有深厚的宗教情感。所以，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早已超越国家外交立场，成为维系选民支持、保障政权稳定的基石。”赵新雷说。

做生活的亲历者：放下手机，我决定把风景还给眼睛

Sat, 01 Aug 2026 05:25:11 +0000

2026-08-01 13:00:00

高压忙碌了整整两个月后，我和朋友都感觉必须要休假一趟了。钢筋森林中的牛马需要前往自然中和真正的牛马相见，为紧绷的发条松松劲。

最后我们挑选了休闲的海边度假作为生活的解药。

来之前我特意在网上做好了攻略，挑选了一处相对小众，保护得又较好的海滩。好在很幸运，到了之后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海边天宽地广，海天一色，阳光洒进海水里，近处是清浅的透明蓝，远处是浅蓝堆叠出的蔚蓝色，也许宇航员从太空俯视地球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堆叠出的蓝。

不少热门海滩游客众多，难免近海都有些被污染，这次能看到这么清澈透亮的大海本身的颜色，让我和朋友不禁拿出手机疯狂拍照。可能因为是错峰出行，工作日的海边不像节假日密密麻麻都是下饺子的人群，细软沙滩边只有零星的一些游客，更显得景色宜人。

在海边拍完照，趁着人少不用排队，我们去体验了一些海上娱乐项目，有一个小小的下沉式景观车可以带着大家在近海区域下潜，人在车里就可以和各类海底朋友们打个招呼。

作为两个旱鸭子，我和朋友都非常兴奋，拿着手机全程录像，虽然没有深潜到海下，但也七七八八见了不少自己没见过的新鲜鱼类。

结束一天的行程回到酒店，朋友在翻相册的时候随口吐槽了一句，“我手机这色差有点严重，这鱼看着好鲜艳”。我凑过去看，虽然用的是原相机拍摄，但现在手机基本都会自动美颜，给这条原本只是浅色的鱼浓妆艳抹了一把，将它原本普通的“鱼生”人工调到了多姿多彩的频道。

我点开自己的相册，很不幸，我的手机原相机也非常贴心地有自动美颜和修正色彩的功能，拍出来的也和这条鱼原本的样貌有些区别，替它还原了一下人类心目中的“美貌”。

回翻其他的照片，虽然海边的照片依旧好看，甚至我直接将其中一张设置成了屏幕壁纸，但总归和肉眼所见相比少了许多灵动。

想起民国时期，相机刚刚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对这种咔嚓一下就能将自己的样貌留在一张纸上的设备很畏惧，觉得会被“吸走灵魂”。现如今虽然知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相比之下，这些静态的照片乃至动态的视频，和那时那刻的实景相比，确实是少了灵魂。

网络上大家调侃，中国人不管发生什么事，就算再危急，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先掏出手机拍照录像，诚然我也难免俗，被玻璃海的景色治愈的第一反应是来来回回将同样的海水拍了无数张照片，却没能放下手机静下心，好好用自己的眼睛细细欣赏一下这一片蔚蓝。旱鸭子潜水看到小鱼时，更是全程从手机屏幕看完所有景色，没能抬头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这条鱼究竟长什么样，是什么颜色。等到发现有色差的时候，自己脑海中却一点都回想不起来真实的原貌。

人们总是想在开心和觉得值得纪念的时候通过拍照来表达喜爱，总觉得拍下照片就能将这一刻的心情永久封存记录。但为了匆忙拍照而错过实景，镜头中畸变的景物和被调色的画面真的能代替我们留下这一刻的感受吗？

不如在那一刻放下手机，不要只匆忙于用摄像头记录，而是做生活的亲历者，用眼睛，用心，好好记住这份美好与感受，让它可以在心中留下一个美丽而久远的印记。

（作者为上海企业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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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VS看不懂，银行理财业绩“换锚”后的AB面

Sat, 01 Aug 2026 03:25:06 +0000

2026-08-01 11:00:00

银行理财产品的业绩展示方式迎来新变化。

近期，包括中邮理财、民生理财、华夏理财和兴银理财在内的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公告，将旗下部分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下称“业绩基准”）由此前的“数值型”“区间型”改为“公式型”。各类债券指数、存款利率被纳入计算公式，成为识别理财产品收益的关键元素。

业绩基准被业内形象称作理财产品“业绩锚”，具备两项功能：对内是考核管理人投资能力的标尺，对外为投资者提供收益参考。它往往被放置于产品宣传页面醒目位置，一定程度上左右投资者的购买行为。

变革之下，银行理财产品的售卖陷入一种新的困境：即便新格式本身使得理财产品更为透明，银行理财经理亦反复解释，部分普通投资者仍觉晦涩难懂。

理财公司此番改写业绩基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新格式下，习惯“看数字买理财”的普通投资者如何跨越理解门槛，读懂相对复杂的公式？一个科学的业绩基准应满足什么条件？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就此展开专项调研。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调研时表示，理财产品业绩基准由静态数值、区间形式转向“公式化”，从根源上破除了静态数字变相传递预期收益的误导性，是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向更深层次推进的标志性举措。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从业规范财富管理》国家标准制定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蔡栋梁在接受调研时对此分析认为，新定价格式下，投资者需综合观察产品的长期收益、最大回撤和波动水平，及其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表现，再作出选择。

《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信披新规”）规定，2026年9月1日起，银行理财披露业绩基准后，原则上不得调整。将原有数值型的业绩基准改为公式型，亦是银行业和理财公司应对新规落地的有效之举。

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

在构成银行理财产品的诸多核心要素中，业绩基准的“地位”举足轻重。

回溯银行理财发展史可见，业绩基准这一表述最早现身于2018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颁发的资管新规中。根据新规，业绩基准替代此前在产品说明和宣传中广泛使用的“预期收益率”一词，引导投资者打破刚兑预期。

此后数年，业绩基准的监管政策随行业发展不断更迭演进，合规画像日渐清晰。

2021年，原中国银保监会颁发《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首次为业绩基准的对外展示形式、营销宣传口径划定监管红线：禁止单独突出展示数值、区间型业绩基准，并要求重点提示“业绩基准并非预期收益率，不构成任何保本保收益承诺”。

次年，中国银行业协会配套发布《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指明业绩基准应匹配产品风险特征，并首度确立业绩基准披露连贯性原则：不能在产品存续期取消展示，产品封闭运行期原则上亦不能调整。

三年后，2025年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前述信披新规，明确业绩基准设定需锚定投资策略、底层资产及对应金融市场表现，明晰其底层定价逻辑；同时重申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将此前停留在行业自律层面的连贯性要求，升级为硬性规定，监管约束力大幅提升。

冠苕咨询创始人周毅钦长期深耕资管行业研究，是上述政策演进的见证者和观察者。他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介绍称，政策的出台往往“事出有因”。此前，行业内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如业绩基准选择性展示，净值表现好时大力宣扬，反之则不予公示；抑或仅简单公布业绩基准数值，对背后测算逻辑、设定依据只字不提。这类操作造成投资者信息不对称，误导其作出非理性投资决策。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依托南方周末“牧羊犬—中国金融业合规云平台”发现，2022年9月，兴业银行、农银理财曾因业绩基准展示不合规相继收到监管罚单。

上述情形之外，银行理财的业绩基准展示还有另一类“不得已”、但欠妥帖之举。这与业绩基准的定价格式有关。

2025年以来，债市震荡频发，银行理财净值波动幅度明显增大。在传统固定数值、收益区间披露格式下，业绩基准与产品实际净值走势大幅脱节。为恪守信息披露相关要求，管理人不得不频繁下调产品业绩基准。这类操作虽不存在合规问题，却容易给客户留下机构承诺随意、投管能力不足的负面印象。

周毅钦认为，定价模式带来的这类市场认知摩擦，会为机构带来损耗品牌形象的隐性成本。把静态数值、区间型业绩基准改为指数挂钩公式化定价，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公募基金的定价逻辑。新格式下，业绩基准跟随市场指数自然波动，无须管理人手动频繁修改。既化解了被动调降基准的尴尬处境，也使信披新规对业绩基准披露的连贯性要求得以落地。

理财公司顺势而为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一场关于银行理财业绩基准“公式化”的变革顺势掀起。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梳理统计发现，2026年2月至今，包括招银理财、中邮理财、中银理财、华夏理财、宁银理财和兴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纷纷启动业绩基准“公式化”实践，但进展程度不一。

从时间线观察，招银理财和兴银理财落地时间较早，可作为该场实践的“先行者”；从覆盖面维度看，理财公司产品众多且代销渠道丰富，尚未有机构宣称全线产品全面普及。但观察招银理财、中邮理财等头部公司官网产品推介页面可见，“公式化”的业绩基准格式占据主流。对于这种“分化”，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与产品资产结构、客群分布及后台系统支持程度等因素有关。

该人士进一步解释，理财业绩基准的“公式化”高度依赖估值核算系统改造与算力配套，系统升级的门槛影响各家机构的推进快慢。同时，与代销渠道的沟通亦是关键节点。同一款理财产品，在不同的销售渠道需保持同一展示口径。

此外，底层资产结构是另一层现实约束。区别于公募基金全盘标准化的底层资产配置，银行理财的“资产池”里包含一部分非标债权，且不同公司持有规模不一。按照现行估值规则，非标债权无法产出实时波动净值，难以和指数进行加权拟合。换言之，持有非标资产的银行理财几乎不可能通过指数形式披露业绩基准，这亦“拖累”相关工作进展。

不过，该人士认为，相关困难亦只能归类为改革进程中的“插曲”。不论是净值化转型的长期方向，还是信披新规的硬性要求，业绩基准的“公式化”已是大势所趋。

招银理财在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时表示，公司相关调整工作正处于“和渠道紧锣密鼓沟通”环节。宁银理财亦称，业绩基准展示向指数型、公式型转型，是落实资管新规，打破市场刚兑预期的重要一步。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公司对代销渠道一线经理进行培训，增加业绩基准中指数的情况介绍，帮助其把专业公式翻译成客户听得懂的语言。

从简单数值到晦涩指数

合规是业绩基准“换脸”的直接动因已无须赘述，但相关行为客观提高了普通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识别难度。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翻查数个理财产品业绩变更公告发现，业绩基准从直接给出固定收益结果，变成了需要通过指数与利率加权运算得出结果的“数学算式”。以某理财公司为例，该公司一款产品的业绩基准由此前的“2.15%”（年化）调整为“中债-新综合全价（1年以下）指数收益率×85.0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个人活期存款利率×15.00%”。这意味着，新格式下，投资者若要得出业绩基准的数值，需先计算出公式中中债指数的收益率。

与此同时，作为银行理财业绩基准最为青睐的挂钩标的，历经多年发展的债券类指数的品类十分丰富。仅中债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一家每日发布的债券指数就超过1700只。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单凭记忆“吃透”某只指数的编制规则和内涵，几乎难以实现。

一位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网点的银行理财经理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描述了他在工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业绩基准变为指数后，有客户表示“完全看不懂”。即便理财经理反复解释，仍有部分客户转而挑选业绩基准为固定数值的产品。在这部分客户眼中，这种传统表达方式“更熟悉”，也“更有安全感”。

另一家银行网点的理财经理则称，向客户清晰介绍产品业绩基准是销售合规环节的“标准动作”，银行内部会对此进行检查，“做不好要被扣工资”。据他观察，部分客户对业绩基准的认知度仍不及产品公示的各类型收益率。为做好解释工作，讲解过程“需大量使用白话”。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综合调研获知，截至2026年6月底，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突破33万亿元，体量规模仅次于资管界“老大”公募基金。从投资者结构来看，银行理财堪称典型的“散户江湖”：个人投资者占比约98%，数量接近1.5亿人次。与公募基金机构和散户共同主导的格局形成反差；投资行为画像上，追求资产稳健增值是银行理财客群最为核心的诉求，与权益基金市场容许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特征存在明显分野。

独立评估机制

以公式格式呈现的业绩基准是否真的只是“一团雾水”？在受访专家眼中并非如此。

蔡栋梁认为，指数化的业绩基准事实提高了理财产品的收益透明度。新格式下，产品收益天然被区隔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公式中指数变动产生的市场基础收益（Beta收益），另一部分为管理人基于主动管理产生的超额收益（Alpha收益）。投资者可通过对比同类型产品的超额收益，甄别管理人水平。相较之下，过往固定数值或区间形式的业绩基准，从指标本身并未披露产品的资产配置逻辑，投资者无法获知产品收益究竟是来自市场上涨、信用下沉，还是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能力。

曾刚亦持类似观点。他表示，指数化基准提高了产品间的横向可比性，投资者可通过观察同类基准构成来评估管理人的超额能力，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

但超额收益的存在可能诱发复符合管理人天然利益诉求的道德风险，需要进行制度上的约束和设计。

曾刚称，部分产品中的管理人既拥有业绩基准的设计权，又拥有超额收益报酬的提取权。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可能倾向于将业绩基准设置在容易逾越的低位，人为压低基准触发超额分成。实践中亦不乏负面案例。

蔡栋梁亦认为，追求更高的超额报酬具备较强的现实驱动力，两项权利缺乏制衡，势必产生利益冲突。此种情境下，加强业绩基准形成过程的约束显得尤为重要。可施行的方向着重以下两点：一是业绩基准不应由投资部门单方面确认，而应由产品、投研、风险、合规等部门共同审核，确保基准与产品投资范围、风险等级和资产配置目标相匹配；二是基准选择的依据、指数构成、权重设置、调整规则等事项应该在产品成立时充分披露。

曾刚表示，约束上述风险，需从制度与监管两端共同发力。监管层应明确限制超额报酬的计提比例上限，并要求管理人在产品说明书中完整、清晰地披露计提规则；制度层面应建立业绩基准独立评估机制，防止管理人自设自评。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综合调研获知，资管产品超额业绩报酬计提主要依托两套不同标尺：其一以产品业绩基准为门槛计提，在银行理财产品中最为普遍；其二采用产品历史最高净值的高水位线规则，是私募基金的主流选择。另据普益标准数据，早在2022年，超半数银行理财产品已设置超额报酬计提条款，该条款覆盖率远高于私募基金约20%的比例。

综上可见，以业绩基准作为超额收益分成计提依据，在银行理财市场早已不是个案，而是行业普遍做法。

关注回撤率

公式化和指数化后，投资者如何有效识别业绩基准？

曾刚表示，业绩基准从简单数字转变为多指数加权公式后，普通投资者面临较高的理解门槛，有效识别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与思路。

首先，要学会拆解公式结构，明确各成分指数的权重与含义。例如，若基准为“70%×中债0—3个月国债指数+30%×活期存款利率”，意味着该产品以短期债券市场表现为主要参照，整体风险偏好较低、收益弹性有限，适合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其次，要将公式基准折算为近期历史数值，通过查阅中债信息网或同类数据平台，可将公式代入近一年数据计算出一个参考值区间，从而对产品的预期收益有直观认知；

第三，要纵向追踪基准变化，若一款产品频繁下调业绩基准或更换基准构成，需警惕管理人借此规避超额费用的可能动机；

第四，不应孤立看待业绩基准，应将其与产品的历史净值走势、回撤幅度等指标结合判断，评估管理人是否具备持续跑赢基准的真实能力。总体而言，需从“看数字”转向“懂逻辑”。

蔡栋梁认为，业绩基准形式上的公式化并不等于实质上一定透明。这是因为，基准当中的指数选择、权重设计、加点方式仍具有一定主观性。如果产品实际承担的是较高的风险，却选择了较低风险基准，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基准看似合理，但无法真实反映产品风险的问题。

同时，随着Alpha收益更受关注，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评价也可能出现基金评价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短考核周期、追逐短期热点、为避免落后而向同一类资产集中等。结合真实投资需求，银行理财客户最关注的通常是本金波动、最大回撤和持有体验，而不是单纯的相对排名。因此，理财产品不能从过去的唯预期收益率，又转向另一个极端唯超额收益。更适合银行理财的评价方式应当是在回撤、波动和流动性约束下考察其能否稳定实现产品目标。

（南方周末实习生施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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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下的CSR创新：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观察（2026）

Sat, 01 Aug 2026 03:25:06 +0000

2026-08-01 11:15:1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正在从自愿承诺快速演变为监管要求。

2026年上半年，一系列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国务院层面，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等，对供应链安全、跨境数据转移、境外风险管理、关键领域合规、“双碳”考核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此外，商务部分别于2025年10月和12月发布了《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和《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对中企出海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要求；2026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从顶层设计上引导智能向善。

这些政策法规覆盖了产业链安全、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出海合规、碳达峰碳中和、美丽中国建设、人工智能伦理等多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和底线要求。

2026年也是中国首个ESG信息强制披露年度，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从“选做题”变为“必答题”。根据规定，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均需在2026年披露上一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30日，中国共有2706家上市公司编发了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49.0%。

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场景”，正在被重新定义，履责实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在强监管之下，企业如何塑造自身的责任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南方周末第23次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如期开展。本年度调研依托“善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大数据平台”，历时6个月，调研企业630家，覆盖生产制造型企业、服务型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金融和互联网科技等重点关注行业。

本年度调研，在延续责任治理、经济绩效、公平运营、环境保护、员工责任、产品与服务、社区公益七大评价框架的基础上，项目组结合可持续信息披露指引最新要求、行业发展特征以及企业履责阶段特征，对调研指标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力求在新的政策法规要求和企业履责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勾勒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面貌。

参考中国最新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和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等发布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项目组对责任治理、公平运营、环境保护、员工责任和社区公益五个维度的调研指标进行了增删调整，同时对经济绩效指标的计量准则进行优化。

在责任治理方面，增加了“董事会/管理层薪酬与ESG/可持续发展挂钩”“将ESG/可持续发展纳入员工绩效考核”“对董事会成员开展ESG培训”三个指标，同时将“管理层女性比例”指标调整为“董事会女性比例”。

在公平运营方面，增加了“为供应商赋能”“公平竞争”“平等对待中小企业”三个指标。在环境保护方面，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在员工责任方面，增加了“员工人均收入”指标；在社区公益方面，将“参与乡村振兴”指标由观测指标调整为正式指标。

根据调研结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稳步提升，达62.1分（百分制），比上一年度提升3.8分。项目组将综合得分排名前300的企业作为指数样本企业。在本年度调研中，样本企业的门槛为40分。

从企业类型来看，300家样本企业中，生产制造型企业占184家，服务型企业占116家，其中，总分80分以上的企业有17家。

从调研维度看，样本企业在产品与消费者、社区公益、公平运营等指标表现较好，环境和经济维度平均得分较低，分别为55.9分和57.3分，反映出中国企业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挑战仍在。

除数据调研外，2026年，项目组走进百威、昆仑能源、广联达等十家企业，从战略认知、履责场景、履责模式等不同维度调研企业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总结形成了“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观察（2026）”，以期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参考和借鉴。

观察1：健全治理，提升董事会ESG专业能力

2025年，中国证监会、三大交易所从不同层面对上市公司ESG治理提出了要求。

2025年10月，中国证监会修订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第七章“利益相关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共包括5条内容，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明确要求。此外，该准则还提出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应当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应当有利于增强公司创新发展能力，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上市公司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交易所层面，2025年5月，香港交易所更新《董事会及董事企业管治指引》，明确将ESG纳入董事强制培训内容，并对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薪酬考虑非财务KPI、将ESG纳入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与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大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则对上市公司ESG治理结构提出了披露要求。

本年度调研中，79.3%的样本企业在董事会层面成立了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比上一年度提升了5.3个百分点。在董事会多元化方面，39%的样本企业女性董事占比超过20%，女性董事占比逐步提升。

在纳入考核方面，将可持续发展/ESG与董事会/管理层薪酬挂钩逐渐成为样本企业的通行做法。本年度调研中，53%的样本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薪酬挂钩，比上一年度提升9.3个百分点。然而，将可持续发展/ESG纳入日常经营考核的企业仍属少数，占39.3%。

香港交易所对董事强制培训提出了要求，企业开始重视提升董事会ESG专业能力。本年度调研中，已经有32%的样本企业披露了对董事会成员开展ESG/可持续发展专业培训的情况。

观察2：投资于人，已有基础仍需加大投入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是顺应新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增加民生福祉。

在企业层面，投资于人既是企业践行员工责任的题中之义，也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的必然要求，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红利”。

通过对员工开展教育、培训等方式，企业可以有效开发人力资本，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样本企业中，2025年人均教育培训投入为4090元，比上一年度略有下降；人均培训时间为70.4个小时，比上一年度下降约10个小时。年度人均培训投入和培训时间均为近三年最低，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建设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奠定基础。

在培训之外，本年度调研中有223家样本企业披露了支付员工薪酬的情况，其中65.5%的样本企业年度人均薪酬实现了增长。

员工对工作氛围、企业环境是否满意，直接决定了其敬业度、工作效率，甚至是工作去留。本年度调研中，64%的样本企业开展了员工满意度或敬业度调研，其中，59.9%的企业员工满意度比上一年度提升。

在保障员工安全方面，生产制造型企业均拥有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部分企业通过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本年度调研中，128家生产制造业型企业披露了年度安全生产投入，年度投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有67家，占52.3%。

观察3：中企出海，双重合规成为新要求

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保持稳健增长。商务部、外汇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全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245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投资覆盖国家/地区153个。中国企业出海主力从传统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稳步向新能源、高端装备、智能硬件等技术密集型领域转换。

全球贸易规则深度重塑，ESG成为竞争新门槛。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面对商业竞争，还必须应对供应链尽责管理、碳排放核算、社区关系管理等多维度治理要求。此外，ESG合规边界正从企业自身向整个供应链延伸，如欧盟《新电池法案》《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等法规要求大型经营主体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ESG尽职调查。

为系统引导中国企业应对出海挑战，2025年12月，商务部印发《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从支持东道国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推动绿色转型等多维度，推动出海企业主动践行社会责任。

2026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新设境外国资工作局，主要职责涵盖指导所监管企业国际化经营、境外资产布局优化、境外资产监督、风险防范化解以及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期更好地指导国有企业出海经营。

另一方面，2026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三份重量级文件——《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中国企业出海合规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企业出海，不但要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与国际惯例，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规则，更要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双重合规，即遵守中国法律+东道国规则，成为中企出海必须要履行的刚性义务，要求出海企业快速推进ESG治理、社会责任与品牌软实力建设。

以新能源行业为例，本年度调研中，综合得分排名前50的企业均发布了ESG/可持续发展报告，90%的企业在董事会层面建立了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72%的企业开展了ESG/可持续发展培训，50%的企业将董事会/管理层薪酬与ESG/可持续发展挂钩。

观察4：强链建链，重塑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欧美通过一系列立法与制度设计，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向供应链延伸。企业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而链主企业则是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链主企业需要站在行业和商业生态角度，将ESG标准纳入采购决策，并加强与上下游的协同管理，识别行业共性风险，通过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2026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以推动中央企业供应链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升级。越来越多的链主企业开始着手建立“绿色准入—绿色培育—绿色评估—协同改进”的闭环机制。

本年度调研中，77.2%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ESG纳入供应商审核，56.5%的企业对供应商进行CSR/ESG培训。在绿色供应链方面，81.5%的企业有绿色采购的政策和实践，比上一年度提升14.3个百分点。

可持续供应链的建设不仅仅是对供应商提出要求，更要帮助供应商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供应商进行“赋能”。本年度调研中，60.7%的样本企业通过培训等措施为供应商赋能，比上一年度提升9.7个百分点。其中，74.2%的样本企业通过多种措施为供应商赋能，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知识共享、技术支持、金融支持等。

链主企业不但要成为“赋能者”，还要成为“标准输出者”。本年度调研中，70.7%的样本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从标准角度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观察5：公平运营，培育可持续发展环境

公平运营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议题，它通过构建一个透明、公正、廉洁的商业环境，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赢得信任、提升竞争力。

本年度调研中，所有的样本企业均建立了守法合规制度体系，其中，98.7%的样本企业有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制度措施，并组织开展了反腐败相关培训；80.7%的样本企业开展了守法合规专项培训。

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实施。根据该法，国家健全完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制度，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25年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27万件，罚没5.13亿元。本年度调研中，77.3%的样本企业在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官网公开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经营中秉持公平竞争原则。

在平等对待中小企业方面，2025年，《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修订施行，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采购中小企业货物、工程、服务，应自交付之日起30日内付款，合同约定最长不得超过60日；大型企业应自交付之日起60日内付款，且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件。条例以刚性制度保障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与合法权益。本年度调研中，53.3%的样本企业在其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作出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的承诺，部分企业披露了其是否有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行为。

观察6：低碳转型，进入刚性考核阶段

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板块，也是中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工作内容。绿色低碳转型也是中国对冲贸易壁垒、稳定产业链的重要抓手。

202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办法规定，将评价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重要参考。

这标志着绿色低碳转型从倡导式转向刚性考核。至此，中国已形成了包括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五大措施的完整的碳排放双控制度。

本年度调研中，77.7%的样本企业通过分析不同情景下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明确了中长期气候目标。披露范围三碳排放数据的企业逐年上升，达到55%，比上一年度提升了17.3个百分点。

在生产制造型企业中，61.5%的样本企业年度环保投入超过亿元，51%的样本企业开展了绿色工厂或零碳工厂认证，83.7%的样本企业开展了循环经济相关业务，82.6%的样本企业向社会提供绿色产品或绿色解决方案。

观察7：智能向善，探索AI治理体系

2026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共同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协定。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关于人工智能治理形成了很多共识，这些共识包括：AI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AI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拥有巨大的潜能；AI向善应秉持包容共享、开放协作、以人为本、安全可控、公平公正等原则。除了共识，全球也形成了一些关于AI治理的政策文件，包括指南、框架、原则、宣言、倡议等。

2026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就各主体开展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给出了伦理审查程序、伦理审查维度的指导，以规范人工智能科技活动伦理治理，促进公平、公正、和谐、安全和负责任创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智能向善，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和方向。2025年11月，阿里巴巴发布了《AI向善行动报告》，系统披露了阿里对智能向善的思考和公司在医疗、教育、气候、科研等领域的AI向善探索。本年度调研中，94.3%的样本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官网上披露了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制度措施。在互联网科技行业调研中，74%的样本企业披露了其科技伦理的组织架构和实践，64%的企业披露了其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践。

观察8：聚焦场景，为创新提供可持续方案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创新。本年度调研中，生产制造型企业愈加重视创新，78.8%的样本企业年度研发投入超过亿元。

科技创新离不开产业创新。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在新赛道、产业升级、行业应用、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五个重点方向培育22类重点场景。

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环境的具体情景。场景的培育和创新需要在特定市场领域形成一种可持续价值导向。以ESG/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统领场景培育，一方面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找到了新的切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障场景培育走在正确的方向。

本年度调研中，项目组实地调研了百威、金发科技、国网太仓电力、广联达、美团、泰康保险集团、赛得利、西门子、昆仑能源和第二树10家企业，总结提炼了企业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引领，在乡村振兴、循环经济、零碳乡村、工程建设、可持续消费、养老、湿地保护、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等场景的创新性实践。

这些企业的探索实践，为科技创新落地提供了可持续解决方案，重新塑造了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

观察9：拓展领域，ESG从企业扩展到城市

作为一种关注环境影响、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评价体系，ESG理念倡导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友好、社会责任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

随着ESG在中国的快速发展，ESG开始从金融、企业等部门扩展到城市维度，“城市ESG”概念开始被提出并逐渐进入研究人员和城市管理者的视野。部分城市管理者和专业机构开始关注城市维度的ESG创新，希望用ESG理念引导、推动城市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和吸引力，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有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厦门市、常州市、邯郸市、苏州工业园区、天津港保税区等城/区出台了促进ESG发展的政策文件。

这背后的共识是：将ESG理念纳入城市建设，有助于城市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观察10：ESG风险，成为可持续发展考验

在前所未有的变革和不确定性中，ESG相关风险是非财务风险中极为重要的风险类型，同时又与财务风险高度关联。

忽视这些风险，可能造成严重影响。财务层面的影响包括罚款、营收损失、成本增加、股价波动等；非财务层面的影响包括法律责任、行政处罚、声誉损害、员工流动、消费者抵制、公众抗议等。

2025年，善择平台共收录ESG管理风险事件8511起，平均每周收录风险事件超过160起，这些风险事件涉及2160家公司。在善择平台收录的风险事件中，“社会”维度相关事件有4177起，占49%；其次为“治理及管理”维度相关事件，共计3493起，占41%；“环境”维度相关事件为841起，占10%。

企业的ESG风险暴露并非偶发，特定风险的持续、反复发生，反映出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能力的不足。企业落实ESG管理需要健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绩效考核”的闭环管理链条，将治理要求转化为全员行动与绩效结果。　

1. 项目组成员：孙孝文康华侯明辉邹力胡启元王瑞萱何京岚袁斌魏运星凌亚谢仉辉
2. 调研方法及指标体系，请参阅《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察报告（2026）》
3. 更多调研结果查询，请登录善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云平台https://csr.infzm.com/

沈奕斐：饭圈冲突没有进攻方，全是防卫方

Sat, 01 Aug 2026 02:25:06 +0000

2026-08-01 10:00:00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村改与市民化相向而行，需要“一把手工程”

Sat, 01 Aug 2026 01:25:06 +0000

2026-08-01 09:00:00

2026年7月13日，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住房消费首次被列为大宗耐用商品消费首位。这一政策落地不久前，5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举措被视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历史性突破。其中，住房供给是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中最基础、也最紧迫的一环。

在广州黄埔区新溪村，村民自主选择已建成的小户型回迁房，70平方米以下户型出租率超八成；番禺区里仁洞村回迁后小户型全部租罄，预计全部建成使用后，这里将承接相当于原有80%的流动人口规模。这些探索正试图破解一个困局：城中村改造如何从空间腾挪转向包容性增长，让更多人共享城市更新的果实？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自然资源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编制专家，叶裕民深耕市民化研究三十余年、城中村改造研究十余年。她指出，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是“投资于物”而非“投资于人”；新一轮改革正在转向“以民生促发展”的新循环。其关键在于，要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高位统筹，告别“排斥性”改造，走向包容性发展，让城中村改造与市民化相向而行。

以下是南方周末与叶裕民的深度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自然资源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编制专家叶裕民。（受访者供图）

市民化要作为城中村改造的首要目标

南方周末：传统的排斥性城中村改造往往会出现“改造一个，外迁一片”的现象，核心原因是什么？

叶裕民：传统城中村改造的主要目标：一是政府获取土地财政收入；二是企业通过高房价获取高利润，并借助再投资形成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这一增长模式下，社会、生态、文化等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新市民被迫向更边远的村庄迁移，导致“拆一个城中村，形成一片新的城中村”。

这样的排斥性城中村改造不仅没有解决城中村问题，还增加了新市民的居住成本、迁移成本，以及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负外部性。

南方周末：如何破解“一改住不起，不改环境差”的困局？

叶裕民：需要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新模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支付的健康住房（具备独立厨卫、满足家庭私密生活需求的可负担住房）供给不足。

以往，城中村改造形成的新住房，可能仅满足不足1/5的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建构面向新市民市民化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充分利用回迁房自住富余部分，规划建设为与新市民住房需求相匹配的小面积可支付健康住房。

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改造后建成的小面积可支付健康住房。（南方周末研究员石登江/图）

同时，社区同步配套基本公共服务，真正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使城中村改造由追求空间开发、土地财政和简单的经济增长，转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公平。

为此需要将市民化作为城中村改造的首要目标，在改造过程中积累人力资本，再以人力资本驱动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新型城中村改造的新循环——“以民生促发展”，也是城中村改造的第一性原则。

南方周末：如何增加可支付健康住房的供给？

叶裕民：这是关键问题，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必须要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提出用“五星型”可支付住房供给模式，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一是商品购房。目前该比重相对稳定在20%左右。随着市民化的有效推进，流动人口的购房占比有望逐步提升至30%至40%。

二是集体宿舍。低收入的单身青年或者老年独居迁移者，可能愿意住集体宿舍，但占比会越来越低，未来10-20年预计占比5%到15%。

三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京沪穗深“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量，仅能满足5%至16%的流动人口需求。如果仅靠政府供给，最快的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也要到21世纪下半叶才能解决。

因此，要激励社会力量参与，成为保租房的重要供给主体，这样才能降低政府压力。未来，政府保障预计稳定覆盖5%至15%的需求。

四是整治提升类租赁住房，包括集租房、整租房和商租房。典型案例如深圳柠盟公寓，由企业统一改造为带公共空间的公寓式单间。同类还有村集体与市场合作的集租房、国有存量物业改造的商租房。这类住房适合整体占比约10%-20%的高收入单身青年或者无孩家庭居住。

五是民租房，城中村拆除新建可以提供大量的村民租赁住房，这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的可支付健康住房的重要供给渠道。

“五星型”可支付住房供给模式。（南方周末研究员石登江/制图）

南方周末：民租房具体应该如何规划和操作？

叶裕民：正常情况下，每个拆除新建或拆整结合型城中村改造都有回迁房。比如广州，宅基地80㎡，最终可以得到补偿合法住房面积280㎡。假定回迁村民自己住100㎡，还有180㎡的富余用于出租。

那么，为什么城中村改造既有富余住房出租，现实中流动人口还是住不进来？

核心原因是供需错配。广州杨箕村、猎德村的出租率仅约三分之一，原因是三分之二以上为大户型。9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或者租不出去，或者只能以群租的形式出租。这就是中国超大城市“群租”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我们在广州和北京做了6000份左右的问卷，发现新市民租赁住房的可支付需求在20㎡到60㎡的区间。通过与新市民、建筑师、设计师、企业的访谈，结合建筑设计可行性以及居民住房需求弹性，可以调整到30㎡到70㎡左右。

假定广州平均每户可出租180平方米，那么我们可以设计6套30平方米的套房或者3套60平方米的套房，一户城中村本地居民就可以为3-6户新市民家庭提供可支付的健康住房。

这样，每改造一个城中村就可以解决一批新市民的住房难题。我们曾给广州算了账，按照广州现有城中村住房改造中民租房的供给能力，结合新市民的需求结构，合理规划30㎡、45㎡、60㎡的住宅，在广州城中村改造完成50%的时候，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

这里还包含了政府需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15%的供给。因为持续的城中村改造可以不断生产出大规模的套房式保租房，以至于满足了新市民正常的家庭需求外，还有富余可用于政府的公租房，这样，政府公共租赁住房的形式可以由“补砖头”转向“补人头”。

“补人头”比“补砖头”要便宜很多。补砖头要建一套房子，“补人头”就是补贴租金与家庭可支付能力的差额即可。可支付能力按照家庭月收入的30%测算。比如某城市人均18㎡的保障标准，三口之家需要54㎡的住房，如果市场月租金为3000元，该家庭月收入为8000元，家庭租金可支付能力为2400元，政府只需补贴600元，极大降低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成本。

民租房是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供给的中坚力量，且民租房的价格会随着供需关系趋于均衡而走向合理，让老百姓既住得好、也住得起。

尤其要指出的是，民租房是帕累托改进。新市民在正规社区获得可支付健康住房（可纳入保租房管理）并藉此获得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市民化；本地居民获得可持续资产性收入；地方政府极大地降低保租房供给压力和社会治理压力，并积累人力资本，同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民租房是利用村民依法回迁的住房面积，通过市场化路径对新市民实现空间资源再分配，并不新增土地需求和住房的建筑面积，是最大限度的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广州市市区。（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不少城市开始把房票作为村改补偿工具，推行这一政策工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叶裕民：房票可以作为补偿工具，但绝不能替代回迁房，更无法解决市民化住房的供给问题，核心问题有四点：

一是供需总量不匹配。政府提供的“房源超市”，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比如某省城“房源超市”总供给仅1万多套，但城中村改造规划有2万多户需要回迁。

二是房源品质不匹配。房票可购房源多是商品房的尾房，与老百姓的区位、户型、楼层、大小等需求存在多重错位，老百姓不一定接受。

三是区位错配。我国房地产去库存压力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以及超特大城市的外围地区，而城中村改造的需求主要是超特大城市边缘区。超特大城市去库存压力并不大，因此，在宏观层面以房票替代回迁存在着严重的区位错配。

四是以房票来补老百姓的住房，这个村庄就不能产生民租房。没有民租房，村民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资产收入，消费能力将受到挤压，城市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压力也会增加。而政府提供公租房的能力有限，整租房又不完全是健康住房，住房供给将陷入困局。

房票短期可能消化局部地区的房地产库存，但从长期来看会降低本地居民的资产性收入，增加新市民的住房困难，积累社会问题和治理压力。

让流动人口也能共享城市更新的红利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城市不再大拆大建，转而推行城中村微更新，以小规模、渐进式改造为主。如何看待微更新模式与全面改造的优劣？

叶裕民：城中村改造有三类模式：拆除新建、整治提升和拆整结合。

整治提升的优点是投资少、见效快，提供的就是整租房/商租房。但关键是，可能无法解决真问题。相当一部分超大特大城市的城中村缺乏消防水系统，为了减少安全隐患，一般微改造的出租屋不建独立厨房，不是完整的套房。

同时，外部没有配套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缺乏配套中小学，没有达到基本的健康住房标准，不适合核心家庭（有孩家庭）居住。与“好房子、好社区”的标准相差更远，存在着二次改造的历史性需求。因此难以担当这个时代市民化住房供给主体的历史责任。

但是整治提升后的城中村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居环境，可以满足单身青年和部分无孩家庭当前的住房需求，可以作为保租房的一种类型，承担其特定功能。

另外有一些建设密度较小、比较边缘的城中村，如果安全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并且是以套房为主的健康住房，在区位条件良好、有市场需求支撑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增加保租房供给、促进市民化的有效空间依托。只是客观上这类村庄数量不多，而且配套成本高，缺乏盈利模式，需要因地制宜。

拆除新建的好处是可以一步到位地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和配套的公共服务，直接促进市民化进程。缺点是一次性投资大，回收期长。

这里要特别说明，社会上经常将“拆除新建”混同为“大拆大建”，并直接作为负面现象否定。这是错误的认知。“大拆大建”最早出自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指的是美国芝加哥等城市把贫民窟大量拆掉，导致低收入人口往外迁移，产生严重绅士化的过程。雅各布斯并不反对拆除新建，而是反对绅士化。

包容性的拆除新建，同步解决了流动人口住房、公共服务、家庭生活、孩子上学等问题，推动了社会进步，就不是“推土机式”的大拆大建了。不能一看到拆除新建就定义为“大拆大建”，就定性为错误。

“拆整结合”则属于前两类模式的有机融合。目前这种类型比较灵活多见，可以分为“拆多整少”的“偏拆除新建型拆整结合”，以及“整多拆少”的“偏整治提升型拆整结合”。

城中村改造的目标是市民化，空间改造模式是手段。只要具备“包容性”特征，能够有效提供可支付健康套房和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整体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可以不拘形式，三种模式都是时代需要的。

但从长期低成本高效益来看，从更好承担市民化功能来看，拆除新建与拆整结合更加适合作为新时期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模式。

南方周末：拆除新建模式很多难以得到村集体和村民的同意。 “拆不动”怎么破解？

叶裕民：我国原有城中村人居环境差，老百姓都知道城中村改造可以极大改善人居环境，绝大部分是愿意改的，他们犹豫不决的主要是两个事情：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担心老实人吃亏；二是对改造后的状况了解不清晰，预期模糊。拆迁补偿公平、信息对称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新一轮改造以来，政府下场谈判，统一补偿标准，解决了“怕吃亏”人的心病，加快了拆迁协商时间，也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对未来的清晰预期，需要政府给每户居民算账。

东莞洪梅镇氹涌村和北京朝阳区黄杉木店村平房区的顺利拆迁经验表明，村集体和村民最看重的是改造前后收入状况、生活环境的比较。两地基层政府给每户居民制作详细的改造前后收入成本清单，展示公共设施、商业服务、邻里交往空间等生活环境变化的比较图表，增强了村民们对改造后的合理预期以及改造后整体生活品质会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心，村民自然轻松愉快签约。

同时，小面积民租房有利于提高改造后村民收入，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广泛推广有利于加快城中村改造进程。

南方周末：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新模式，有没有做得较好的城市案例？

叶裕民：广州有两个挺好的案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

自下而上的案例是黄埔区的新溪村。之前有老百姓给政府写信，说“我坐拥亿元资产，买不起大白菜”。深圳某村改造后，平均每户获赔大概960㎡的房产，但大户型房子不好租，租不出去就没有流动资金，就买不起大白菜了。

在广州黄埔新溪村改造中，开发企业华润创新了思路：尊重村民意愿，让村民自主选择回迁房的户型面积。本地村民最了解租赁市场需求，自然倾向选择更好出租的小面积户型。村民一般会选择1-2套大面积的自住，其余选择小面积的出租。

黄埔区新溪村改造回迁项目，右侧第四栋楼整栋均为小面积可支付健康住房，左侧三栋楼也配建了相当数量的同类户型。（受访者供图）

在新溪村目前已经回迁的住房中，70㎡以下的套数占55%，面积占40%，出租率达到80%至90%，而140㎡的出租率只有10%甚至5%，面积越大出租率越低。住宅面积越小，单位面积的租金反而更高，新溪村70㎡以下的房子，比90㎡以上每平方米的租金大概高出10%到20%。

自上而下的案例是番禺区的里仁洞村。当时，番禺区委、区政府和我们学者、里仁洞村以及越秀集团一起协商，规划小面积回迁住宅，村民也普遍认可。

于是他们建成了四栋60㎡到90㎡的住宅，还有四栋60㎡以下的公寓在规划待建中。首批1688户回迁居民中，除了自住部分外，目前70㎡以下的住宅已经全部租出去。

番禺区里仁洞村改造回迁项目。（南方周末研究员石登江/图）

此外，深圳的水围柠盟公寓是大家都熟知的整租房典型范例。

北京朝阳区的苇西安置房片区、东莞洪梅镇的氹涌村也都尝试建了部分小面积住房，70平方米以下的普遍快速租罄，大面积的出租率普遍偏低。当地居民反映，早知道就少要点大户型、多搞些小户型。因此，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激励将更多的回迁房规划建设小面积套房是新老市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南方周末：如何更好地激励村民提供民租房？

叶裕民：政府可通过5%-15%的面积奖励鼓励村民更多供给民租房。比如说280㎡的住房，村民自住150㎡，剩余130㎡拿来做租赁住房，政府可以奖励出租面积的10%，130㎡就变成了143㎡。

在政策激励下，村民可能自住减到120㎡，出租160㎡，最终用于出租的面积就是176㎡。10%的激励就能撬动大量小面积住房供给，这就是杠杆。同时，也可以用5%-10%激励集体土地建设公寓或者出租套房。

南方周末：如何让流动人口也能获得城中村改造的红利？

叶裕民：新市民有三个需求，一个是租房，二是子女入学，三是就业和投资。

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适龄留守儿童占流动人口子女的48%。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安全感，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奈。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子女享有流入地平等义务教育权利，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急需解决的问题，刻不容缓。

另外，就业需求也通常容易被忽视。他们实际上是城市基本生活服务的供给者。

东莞洪梅镇氹涌村的改造很有启发。他们在改造时，既给本村村民发问卷，也给流动人口发问卷。本村村民除了房子面积以外，还想保留古树、宗祠等文化空间。流动人口提出诉求，需要一个小型商业空间。最终改造方案就规划了底层商业，现有租客还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租赁。

这就是协商式规划的价值，治理方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协商，只要是需求符合社会利益的，就去努力满足。城中村改造不是一拆了之，改造完成后还需要长期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与再造，这需要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流动人口四方协同。

总的来说，如果包容性城中村改造做得好，民租房就会持续增加，走上良性循环，直到消除留守儿童现象、消除家庭离散状态。

当前，我们要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抓紧用3到5年的时间建立起一套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走出一个良性循环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新模式。如果广泛推广，到2045年就可以完全解决现有城中村新市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实现市民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此外，我们呼吁制定面向全体人民的住房规划。我国一直缺少面对所有人的住房规划。比如，深圳提出“十四五”建40万套保租房，但只满足了5%的新市民需求。日本从1955年起实施全民住房规划，早于他们的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我们需要更加重视面向全民的住房规划和实施方案。

市民化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而非户籍

南方周末：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政策转向可能会遇到哪些阻力？

叶裕民：首先，地方治理的理念不一定跟得上，三个方面：一是对如何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治理的认知不足；二是对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人力资本作为关键支撑的认知不足；三是地方政府没有算对成本效益账。

比如住房是健康资本积累，教育培训是智力资本积累，子女教育是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城中村改造为流动人口提供住房和子女教育，就是在做城市发展最急需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城市治理者需要学习掌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通过推进市民化积累人力资本，用广泛的人力资本投资积累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其次，社会对新市民的素质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认知误区。200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始终高于户籍城镇人口，而且增长更快，其总人力资本在全国的占比由2010年的37%上升到2020年的43.4%；户籍人力资本由62.4%下降到56.6%。

我国在“半城市化”发展的几十年中，新市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被严重抑制了。新时期要提高全国的人力资本，必须要重视这个占比持续提升的群体，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报酬是最高的。

最后，许多地方政府都认为市民化是政府需要花钱的，没有客观认识市民化为地方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根据我们对超大城市的测算，2018-2023年市民化对城市财政的净贡献显著且具有长期性，十个超大城市市民化的财政收益成本比平均为4.36:1，其中京、沪、穗、深收益分别为成本的3.94倍、7.29倍、3.47倍和3.55倍。而且市民化还是城市公共养老保险基金体系的直接稳定器和可持续保障。

南方周末：过去，户籍与公共服务供给绑定。现在，二者正逐步松绑。如何看待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思路和方向？

叶裕民：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大的难题，也是推进市民化的重要手段。而市民化既是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市民化。我国推进市民化主要有两个路径：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考核指标则是常住人口市民化率与户籍人口市民化率的“两率差异”，要求“两率一致”。但是，2013至2023年，两率的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似乎市民化推进不明显。

但是，我们认为“两率差异”指标不能准确反映市民化的程度。近十年来，不管是户籍人口市民化率还是常住人口市民化率，都在提高。更重要的是，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持续提高，只是与新市民的需求相比，与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比，整体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实际数据来看，180个城市的可支付健康住房比重，从五普到七普由84.8%上升到90%；租赁住房中的可支付健康住房比重，从15%上升到44%；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指数，也从2010年的30%上升到2020年的52%。

公共服务在推进，市民化在推进，只是没有反映到“两率差异”当中。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推进，但只能作为市民化的辅助手段，市民化的主要抓手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们建议不要用“两率一致”来考核市民化水平，应改为更加贴合市民化内涵的套房覆盖率、家庭迁移率、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指数，这三大指标可以作为城中村改造和市民化的共同考核指标。

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淡化户籍制度本身，走向公共服务全覆盖。

南方周末：怎样才能让地方政府真正认识到公共服务是人力资本投资，主动追求长期主义？

叶裕民：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短期内，要发挥制度优势，自上而下提出新的政绩考核指标，以正确的政绩观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治理格局。

当前最迫切的是强化公共服务相关考核，推动城中村改造与市民化相向而行。未来的政绩不再是GDP增长，而是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实上，GDP增长、扩大消费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从长期来看，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城市学素养。在新时期，不提高新质生产力就没有竞争力，人力资源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

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资本稀缺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由相对稀缺转为相对充裕，人力资本由无限供给转为稀缺。所以必须快速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力工资，并实现同步扩大消费能力。

这里需要认识到，廉价劳动力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伴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要同步提升。比如说2000元的工资创造4000元的产品，与5000元的工资创造1万元的产品相比，既提高工资，又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提升生产率的关键路径。

南方周末：“一老一小”的公共服务具有区域特性。人口流入地面临育儿需求，流出地面临养老压力，如何破解这种配置难题？

叶裕民：区域性公共服务要建立需求导向型供给机制。人口流入地要依据实际需求动态增加学校、住房的供给和空间结构调整，哪怕十年后学校需改作他用，为了培养这一代人也值得。

成都市创新实施幼儿满三岁即时入园政策，打破“每年9月集中入园”的固有模式。（新华社/图）

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老龄人口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市民化推进后，更多年轻人可以将老人接过来共同生活，子女团聚，老人也能协助照料家庭，安享晚年；二是重新建构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长时间亲子分离，会带来很多社会心理问题，也会让老年人不堪重负。

需要关注的是，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保障很低，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我们曾建议把65岁以上老人的养老保险从200元涨到500元。全国大概1亿人左右的老年农保，一年接近4000亿元，仅占一般性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

如果将网购补贴中的一部分用于补贴农民，会100%转化为消费，也改善了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南方周末：现在少子化、老龄化、跨区域家庭比较普遍，会不会对市民化或者城中村改造提出新的要求？

叶裕民：家庭小型化是国际趋势。现在生育率下降，独身的人也增加。如果把它作为既定现实，对小户型的需求比例应比常态要更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房子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的起点。如果人人都住得起好房子，生育率也可能会提高。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有可能推动新一轮的人口良性再生产。

以一把手工程打通城市的向上扶梯

南方周末：从“投资于人”的角度看，城中村改造后是否应该承担起“人的增值”功能？如何平衡物理空间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

叶裕民：这是城中村改造之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区是基本的承载单元。城中村改造在规划阶段就要做需求导向的人性化空间设计，增加社会性基础设施配套；运行阶段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物理空间去重新塑造社会空间。成都的实践很有参考价值：

首先要让就业变得容易。成都2003年开始统筹城乡改革，大量农村人口入城后，社区服务中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就业服务。企业招工信息统一汇总到人社局，终端在城乡所有社区服务中心实时更新；居民就业需求达到一定人数即可开班培训，企业负责技能教学，政府负责文化与通识培训。这是成都本世纪以来快速上升为新一线头部城市的关键支撑。

其次是社区服务中心的艺术化。通过在社区开设书法、朗诵、球类等文体活动，形成社区书法家、社区摄影师、社区诗人……让普通居民尤其是流动人口，能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特长、获得认同，提升自尊感与归属感。

最后，社区公园也很重要。以珠海为例，它在推动每个社区建设微型体育公园，这不仅能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还能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协商中，培育居民的自治意识与规则意识。

为解决农贸市场商户子女放学后缺少阅读学习空间的问题，成都市多部门联合建设菜市书屋。（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很多流动人口缺乏技能提升的渠道，长期从事快递、外卖、家政等低技能服务业，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如何为这部分人群提供“上升通道”？

叶裕民：首先，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孩子能上学，家庭能团聚，未来有希望，哪怕还做快递、外卖、家政都有动力。

其次，我们需要加快建设社区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常态化制度，让获得学习机会变得容易，让“强起来”的路延伸到他们脚下。

最后，我感觉还是需要严格落实8小时工作制，保障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我们当前许多领域都太卷，工作时间延长到极致，收入却难以相应增长，这是不合理的。

闲暇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在罗默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的智力资本是用“1-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时间越长，闲暇越少，可用于学习的时间越少，智力资本积累就越难。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增长导向下，一切以经济产出为目标，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这种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南方周末：你提到大城市像一部“自动扶梯”，进入大城市的迁移者更容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如何看待当前年轻人中流行的“逃离北上广”现象？

叶裕民：逃离北上广，反映出新一代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看重已超过了对挣钱的追求。在大城市，职业可能更好、挣钱更多、上升空间更大，但如果家庭不能团聚、孩子不能上正规学校、生活品质变差，那挣钱的意义何在？

新一代人的自主意识开始增强，觉得生活本该是生活的样子。当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多赚10%的收入，远不如生活品质提高10%重要。

此外，很多职业并非必须扎根大城市，在二三线城市同样能实现个人的职业价值。

这对超大城市人口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要留住人就要通过三大渠道满足人的三重属性：“住下来”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强起来”满足人的经济属性；“融进来”满足人的社会属性。

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物质基础。要建立需求导向的住房供给体系，老百姓才能住得起。只有住下来才能强起来和融进来。

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年轻人迁移的首选要素。超大特大城市有责任也有义务尽快以城中村改造为抓手，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推进子女义务教育、高考机会、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均等化、普及化，搭建流动人口的“自动扶梯”。这样才能持续吸引年轻人来安家创业，担当起引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时代责任。

在外部环境既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看自己适合做什么、喜欢哪个环境，就去哪里，勇敢表达自己、追求自我。政府要做的是为每一个家庭提供制度保障和基础公共服务保障。

南方周末：二三线城市有没有可能通过政策创新构建起“扶梯”？

叶裕民：二三线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率，反倒比一线城市更好一点。他们的短板是就业、培训和社会成长，特别是教育和培训。

县城也很重要，它是就近流动的基础空间载体。目前我国城区人口5万以上的大镇和县城有一千多个，他们达到了设市的客观要求，却没有设市。

中国事实上存在两类“户籍”：人的户籍与空间的户籍，也对应两类城市权利的缺失：一是流动人口缺乏平等的城市权利，二是达到城市规模的镇没有对应的城市发展权利。

没有设市，政府就只能按镇的基础设施配备，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企业投资的意愿，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就比较难，人口吸引力也就比较弱。

所以，我建议要加快设市制度改革，创新设市标准，降低人口门槛，达到人口标准的县城和镇可设为副县级市，副县级市归县管。县的行政区划格局和管理权限不变，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权利更大。

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县城要担起重任，为大部分就近流动的人口提供“自动扶梯”。

南方周末：回头看你过去对城中村改造和市民化的研究，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令你感到欣慰的变化是什么？感到沮丧的又是什么？

叶裕民：我比较欣慰的有两点：一是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十分艰难的前提下，市民化的真实水平仍然在持续提高，为流动人口提供的住房和教育水平在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并没有说没有户口就完全不提供服务，只是与时代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还要努力去做。

二是诸如新溪村等案例，不少企业在市民化前沿勇敢探索，充分尊重社会需求，创新小面积“民租房”的实践模式，这是新时代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联动发展的最大潜力。

令我沮丧的是，城中村改造和市民化迄今在实践中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原因是以市民化为目标的城中村改造超越了“项目建设”范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许许多多政府机构和部门，容易产生推诿扯皮。

南方周末：关于城中村改造和市民化，你最核心的建议是什么？

叶裕民：我的核心建议是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将包容性城中村改造上升为地方一把手工程，由党政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统筹、亲自督办，方能系统性破解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落地难题。

现在很多城市积累了几百万人的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比如广州七普938万流动人口中，有423万人住房困难。按照住建部国标，如果全部依赖新建公共住房，以紧节约型居住用地标准解决其住房问题需要新增居住用地近250平方公里，这将给地方政府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破局的关键，是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高民租房的供应量，这就要求主管市民化的部门与主管城中村改造的部门在高位统筹下相向而行。只有这样，一系列问题才能联动解决，城中村改造与市民化、空间治理与住房治理、人力资本积累与基础教育、扩大内需与高质量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目前的城市更新多集中在易见效的中心城区，外围“城中村环”难度大、见效慢，易被选择性忽视，更需要政府主导统筹，需要提高城中村改造在城市更新中的战略地位。同时，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作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同等享受国家专项贷款。

城中村改造属于国家和城市长期的重大基础性固定资本形成过程，是长期的战略性工程，其资金平衡不应局限于单个项目、单个周期的盈亏，要匹配10-20年的长期专项债、专项贷支撑、融入国民经济大循环。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固定资本。城中村改造是典型的市民化和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要立足于长期主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尤其对于那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城中村改造和市民化要作为同一个战略，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统一部署、高位协调、系统推进，才能产生1+1大于2的系统性效应。

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25年时间里真正解决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市民化难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有效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支撑。

博物馆取消“一刀切预约”，能解决一票难求吗？

Fri, 31 Jul 2026 14:25:07 +0000

2026-07-31 22:00:00

每到假期，各地的热门博物馆总是一票难求，以至于催生不少黄牛票，让本来免费或廉价的博物馆参观变得昂贵起来。2026年7月20日，国家文物局发文，要求公立博物馆摒弃一刀切的强制预约模式，根据场馆承载能力分类调整开放规则，同时保留线下人工通道、简化线上预约流程。这一通知，能解决博物馆预约难的问题吗？

你是否还记得，2019年以前，文博场馆大多不用提前预约。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预约制，源于特殊时期的客流管控与安全需求。然而随着社会常态化发展，这套应急性管理机制却未松绑，反而一度固化为通用准则。而之前数年的一刀切，也曾衍生出大量结构性困扰，不断消解博物馆的公共公益属性。

比如央视网就曾多次报道，多地热门博物馆官方预约渠道常年秒空，普通游客提前数日抢票，依旧抢不到。这直接催生黄牛倒卖链条，不少游客只能通过第三方加价购票。2024年8月，央视记者在国家博物馆场外随机采访30名游客，仅有2人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入馆，其他28人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畸形的供需错配，让免费公共文化资源变成稀缺配额。

还有大量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游客，往往在抵达场馆门口后，才得知无预约不得入内。而临时途经的外地访客、随性到访的本地居民，也常因此无功而返。许多地市中小博物馆全年客流宽松，完全具备现场接待能力，却依旧照搬热门场馆的严苛预约规则。管理方省事了，却让文博参观从一场随性的文化邂逅，变成需要精密规划、卡点抢票的硬核任务，影响了普通民众的体验和权益，抬高了接触公共文化资源的时间成本与心理门槛。

事实上，文博预约松绑并非全新提法，近三年暑期均有针对性政策出台。比如2024年7月，新华社就报道过，北京、广州、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宣布，除最热门景点外，大部分旅游景区开放免预约参观。不过当时并未专门针对博物馆，而是包括所有“文化旅游场馆”。而2026年本轮改革，则明确要求博物馆将“提前预约”改为高峰管理，而非固定制度。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原则上取消预约；确需保留的，必须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预约。

制度松绑的善意背后，依旧藏着现实的治理博弈，也是当下公众讨论的核心焦点。热门场馆暑期客流饱和，完全放开现场准入限制，极易出现人流扎堆、超负荷聚集。既会挤压预约游客的参观体验，也可能引发长时间排队、秩序混乱等问题。不少公众对此有着清晰的理性认知，热门场馆的预约机制具备现实必要性，全面放开并非最优解。

业内普遍认可的“潮汐放行、出一进一”分流模式，成为平衡开放便利与现场秩序的重要参考。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博物馆成功实践该模式。比如江苏淮安市博物馆2024年7月取消个人预约后，实施动态管理措施，适配暑期客流潮汐波动，最大限度兼顾即兴访客与预约游客的权益。

但这样的动态管理，对场馆的精细化运营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实时客流监测、现场人员调度、通道分区管理、高温天气应急疏导，每一项配套举措都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完善的软硬件支撑和人力保障，政策的善意调整，最终只会转化为场馆门口无序拥堵的乱象，背离便民惠民的初衷。

文化空间的治理，始终在开放包容与秩序规范之间寻找平衡。过往数年，预约制从应急举措变为固定模式。此次暑期预约制度改革，是一次有价值的治理复盘与优化，也是公共服务精细化的正面尝试。一座城市的文博魅力，不仅在于馆藏文物的厚重，更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包容和便利。

成熟的文博体系，能够包容多种参观需求，适配不同受众群体。提前规划行程、潜心观展的深度爱好者，需要稳定的预约保障；随性漫步、偶遇文脉的本地市民，也需要自由的准入空间。过于僵化统一的规则，无法适配差异化的民生需求。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弹性治理，才能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惠及全民。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泥石流从何而来？动画解析九寨沟风景最深处的险境

Fri, 31 Jul 2026 14:25:07 +0000

2026-07-31 22:01:27

要面对很多挑战，才能让每一部电影都成立，而且必须成立——专访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

Fri, 31 Jul 2026 13:25:06 +0000

2026-07-31 21:00:00

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受访者提供/图）

凯文·费奇（Kevin Feige）是全球累计票房最高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漫威影业的掌门人，费奇的名字出现在每一部漫威电影宇宙（MCU）的作品中，累计票房超过324亿美元。

他对漫威电影宇宙无所不知，所有的创意决定都要经过他签字。在合作者的讲述中，费奇总在制作中突然出现，带着狂热粉丝的语气、用他百科全书般的漫威知识对电影故事提出修改建议，而他主导的头脑风暴常常带来内容的战略化调整。“他真的在编故事，他知道自己会喜欢，”扮演雷神的海姆斯沃斯说，费奇总是从粉丝的角度来看待漫威电影。

1994年，距离毕业还有两年的费奇获得了在唐纳制片公司实习的机会。尽管从小就崇拜导演理查德·唐纳，但费奇选择跟随理查德的夫人、制片人劳伦·唐纳学习。因为劳伦始终在工作，参与更多的电影制作，去过更多的片场，而导演在两部电影之间总是有大量的空闲期。1999年，费奇被劳伦选中担任首部《X战警》的助理制片人。劳伦发现费奇与片场里的许多人不同，他有着独特的直觉和故事感。而因为费奇从小看漫画长大，他帮助确立变种人电影能忠于漫画，保持原汁原味。

费奇后来回忆，当时《X战警》系列的制作经费相对有限，主创必须深挖角色，“你要停下来阅读整个漫画故事，让自己沉浸在故事中，从角色的角度来讲述故事，有些角色的深度令人惊叹。”那几年，他一直与时任漫威影业董事长阿维·阿拉德保持联系，“我会让阿维了解片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告诉他我对事情的看法。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了X战警和所有漫威事物的专家。”

接着，费奇加入了漫威影业。当时，蜘蛛侠、刀锋战士和X战警已经被卖给了索尼影业、新线电影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漫威影业前路不明，总裁梅塞尔提出自制漫威电影的计划。费奇也有这个想法，基于仍然拥有的复仇者联盟核心成员的电影版权，他们设想创建一个漫威电影宇宙，就像斯坦·李和杰克·科比在1960年代创作漫画那样，所有角色都相互关联。

费奇深受《星球大战》影响，痴迷于深奥的神话体系。当谈论起漫画的连贯性时，比如蜘蛛侠荡进神奇四侠总部，或绿巨人突然出现在《钢铁侠》的漫画页中时，他会特别兴奋。在他看来，让角色世界相互碰撞，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伟大”。

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大合影（Marvel/图）

2008年，伴随着《钢铁侠》大获成功，费奇被任命为漫威影业总裁。在《钢铁侠》的片尾彩蛋中，尼克·弗瑞现身，宣告了全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漫威将用连续剧的叙事逻辑串联独立的超级英雄电影，并最终集结成史诗大片。次年，迪士尼以40亿美元收购漫威，为这种商业模式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支持。

费奇最精彩的一次创意莫过于开发银河护卫队。这在漫威漫画里是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色，主角包括一只作为赏金猎人的浣熊和一棵会说话的树。费奇带领团队开发出了一部不羁的太空冒险电影，为漫威宇宙注入了完全不同的幽默基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漫威被视为改变好莱坞的力量。好莱坞从来不缺续集，但漫威构建的是纵横交错的故事网络：新角色既可以在独立电影中亮相，也可以作为他人电影的配角出现，每部大片都能衍生出下一部大片，最终在《复仇者联盟》的高潮中集结。

这意味着，演员要与漫威角色绑定多年，不仅要领衔主演电影，还要拍摄客串和交叉剧情。漫威电影宇宙拥有豪华的明星阵容：老牌明星如罗伯特·雷德福，黄金期演员如斯嘉丽·约翰逊，具有潜质的天才演员如迈克尔·B·乔丹，贝塞特更是凭借在《黑豹2》中的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但也有评论者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在漫威IP驱动的生态系统中，明星不再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人们走进电影院是为了看钢铁侠和美国队长，而不是小罗伯特·唐尼和克里斯·埃文斯。

漫威同样改变了导演、编剧、特效以及几乎所有工种的电影从业者，塔伊加·维迪提执导《雷神》就是很好的例证。“曾经通向奥斯卡的职业道路，现在无情地通向了需要某种程度组装的漫威电影宇宙构建。”流行文化专家、作家麦克·舒尔曼（Michael Schulman）评论道，“漫威挤压了中等预算电影。导演想在一块大画布上讲故事，通常只能被限制在一个超级英雄的画布上，仿佛金手铐。”

2012年到2019年，四部《复仇者联盟》在全球收获77亿美元，漫威电影宇宙的成功达到顶点。10年二十多部电影的叙事线汇聚于“灭霸响指”这一戏剧时刻，全球观众经历悲痛与狂喜，《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度以27.98亿美元登顶全球影史票房冠军（后《阿凡达》重映，夺回票房冠军）。

2017年7月18日，凯文·费奇（左）、“漫威之父”斯坦·李和导演凯文·史密斯在美国好莱坞（视觉中国/图）

《终局之战》后，费奇被提升为漫威首席创意官（CCO），除电影外，他还掌管了电视和出版。漫威从此开启了“多元宇宙”的叙事，剧集和电影数量也开始攀升，每年不仅有三四部院线电影，还会产出四五部高预算剧集，充盈着刚刚起步的流媒体平台Disney+，支持母公司迪士尼参与流媒体大战。

然而，长达15年的漫威电影光环在2022年之后逐渐消散，作品数量超过了质量，漫威宇宙堪称“人口过剩”。《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引入了征服者康作为反派，却因演员犯罪而陷入公关噩梦，《惊奇队长2》遭遇全球票房惨败，甚至没能回收成本；更不要说剧集《秘密入侵》恶评一片，被认为是漫威电影宇宙中最差的作品。

2024年，不断有漫威影业正在内部改革的消息传出。“首席架构师凯文·费奇并没有放弃他长达数年的电影宇宙计划，而是在幕后调整创意方向。”媒体说，“消息人士说，他们不会放弃的，他们想做出伟大的作品。”

费奇决定砍掉或无限期搁置大量边缘角色项目，缩减每年作品的数量。他还请回小罗伯特·唐尼饰演毁灭博士，召回罗素兄弟继续导演第五部和第六部《复仇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预计于2026年12月中旬全球上映。7月29日，费奇担任制片人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早于北美两天。费奇说这是漫威电影宇宙制作的第一部专注于蜘蛛侠经典元素的蜘蛛侠电影：住在一个相当悲伤的小公寓里，听着警用电台，出去负责任地使用他的巨大力量。

7月，费奇造访上海，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独家专访。我们的谈话从2019年《复仇者联盟4》之后狂飙突进的漫威作品数量开始，涉及超级英雄电影的困境、多元宇宙之后的计划等话题，还有他所理解的蜘蛛侠、雷神、绿巨人、叶莲娜等角色。

费奇说，2027年之后（也就是第五部和第六部《复仇者联盟》之后），漫威宇宙将回归单一时间线，而他也能开启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兴奋的计划：第一次把所有漫威角色汇聚在一起，就像读一本漫威漫画那样。到那时，他已经在漫威影业差不多快 30 年了。

2012年5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凯文·费奇（左）和迪士尼CEO罗伯特·艾格（视觉中国/图）

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与凯文·费奇的对话：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2019年被任命为漫威首席创意官（Marvel Chief Creative Officer），也是从那之后，电视剧集被纳入了漫威电影宇宙的时间线，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凯文·费奇：我自己就是漫威影迷，一直梦想着能把这么多角色搬上荧屏，电视剧集让我们有机会做到这一点，我当时非常兴奋，想着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角色、那个角色，还有那个角色的故事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南方人物周刊：从2019年至今，你们推出了超过100小时的内容。但此前的12年，你们总共只做了50小时。2025年你公开说过，这是漫威第一次遭遇数量超过了质量。

凯文·费奇：这确实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我在我们制作的每一集电视剧上都投入了大量时间，还要筹备动画剧集等等，我们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很棒的剧。

《复仇者联盟》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我很喜欢《旺达幻视》。）

太好了！我对《旺达幻视》非常骄傲，对《洛基》也是，这都是让我们骄傲的作品。

归根结底，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两三年前，我算过一笔账，为了直观地展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决定砍掉一些项目，将电视剧的产量削减到一年一到两部，甚至削减了一部分电影，好让我们能像《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之前那样，重新在电影上聚集精力。

我们现在认为，漫威电影宇宙的主要神话体系、主线故事不一定非要在剧集里讲述，我们要在剧集里讲述更个人化的故事，比如《旺达幻视》就是相对完整、很个人的故事，这只有电视剧集才能做到。所以我们会专注寻找真正适合一集接一集在电视剧集里展开的角色，同时让主线剧情在电影里推进。

南方人物周刊：漫威有这么多电影、剧集，漫威电影宇宙对于新观众或普通观众来说是不是太复杂了？我读到一篇报道，你说看漫威电影不该像“做作业”一样。

凯文·费奇：我讨厌做作业。我小时候讨厌作业，现在也不喜欢，我们的本意从来不是让它变成“作业”。出现这样的情况，恰恰源于我们做了太多电视剧、太多东西，让人们觉得自己必须看完所有内容才能看懂。我们真正想做、现在专注去做的，是讲一个精彩的、有情感的、令人兴奋的故事，有开头、有中段、有结尾。如果你没看过其他任何漫威电影，它对你依然成立；而如果你看过其他所有电影，你会看到更多细节，也许会更加欣赏它。每一部电影本身,都必须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而成立，我们未来会专注于此。

南方人物周刊：砍掉一些项目，对你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吗？

凯文·费奇：不，我们很兴奋能重新回到聚焦核心故事上。漫威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角色，所以总会有我们想讲的故事，总会有我们想引入的角色。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他们带进一部已有的电影里。

南方人物周刊：你很善于找到能引发共鸣的故事，但在过去20年里，我觉得“共鸣”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众也许对传统的、宏大的英雄叙事感到疲惫了，你怎么看？

凯文·费奇：我同意这个说法，但你觉得所谓的“超级英雄疲劳”只是对宏大叙事疲劳吗？我认为那是对“熟悉感”的疲劳，对“似曾相识”的疲劳。

漫威的角色已经存在了很久，在漫画里有85年了，而85年前诞生的很多东西，今天已经没人知道它们是什么了。漫威的角色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会为新一代观众、新时代重新塑造一次。你现在看到的故事，就是我们正在用《毁灭之日》和《秘密战争》（《复仇者联盟》第五部和第六部）收尾的第一代英雄的故事，然后我们要用新角色、新的讲故事的人开启新的故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保持作品当下相关性、并让它对年轻观众依然有吸引力的方式。因为我们想要所有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能暂时把目光从手机上移开，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像我小时候那样被激励，也像中国观众2012年第一次看《复仇者联盟》那样被打动，这能吸引他们持续走进影院体验大银幕。

《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海报

南方人物周刊：《终局之战》后，有许多像旺达这样的新角色都有了自己的故事，走到漫威电影宇宙的舞台上，这些新角色中，你个人最偏好谁?

凯文·费奇：我很难去偏爱某一个角色。而且顺便说一句，漫威电影宇宙的舞台上不仅仅出现新角色，我们还讲了很多角色演变的故事，比如旺达，比如洛基，我很喜欢这些角色在《终局之战》之后发生的改变。

非要说的话，我确实觉得叶莲娜非常酷。真的，就是弗洛伦斯·皮尤饰演的叶莲娜，她很有趣，也非常强大，而且与其他角色的互动非常好。

南方人物周刊：《雷霆特攻队*》收获了很多好评，我觉得它很吸引人的是讲述了一些破碎、边缘化的英雄，你会把《雷霆特攻队*》视作“反超级英雄电影”吗？

凯文·费奇：嗯……反超级英雄电影，我会接受这个看法，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个形容。我认为我们拍的电影里很少有纯粹的“超级英雄电影”，我觉得它们都属于各种不同的类型片。但没错，《雷霆特攻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复仇者联盟》的反面：把一群你所说的“破碎的”角色聚在一起，看着他们努力去成为英雄。所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反超级英雄”的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把他们放进复仇者联盟的故事里，就是我们在《毁灭之日》（《复仇者联盟》第五部）要做的，这又是件有趣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2017年的一个采访里说，你手上最强大的两个漫威角色是蜘蛛侠和浩克（绿巨人），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凯文·费奇：就角色设定而言，我确实认为他们两个是最强的，他们在故事线里就富有力量。我真正想说的是，他们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在漫威电影宇宙之前，在钢铁侠、美国队长、索尔（雷神）和复仇者联盟之前，他们是为数不多大众知晓的漫威角色，浩克和蜘蛛侠至今仍是最受欢迎、最强大的漫威角色。《蜘蛛侠：崭新之日》就要上映了，你将第一次看到蜘蛛侠和浩克同框。

到现在，蜘蛛侠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角色，而钢铁侠、美国队长还有很多复仇者联盟的成员，我觉得人气已经跟浩克不相上下了。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谈谈你重新塑造的角色吧，有什么角色让你在过去20年里产生过完全不同的想法？

凯文·费奇：如果我们现在再拍一部钢铁侠，那肯定与当年非常不同。故事核心一定还在，但技术，以及大众与技术的关系、观众消费内容的方式都与当年大不同了，这是必须更新的。其实2008年的钢铁侠就与1960年代的钢铁侠大不相同，但他们本就不必相同。我有个朋友正在参与詹姆斯·邦德的选角，他告诉我007系列正在被彻底重做、彻底重新选角，也必须与10年前不同。但我们很幸运，漫威帮助我们做了很多重塑的工作，漫画每隔几年就会做全新的诠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参考的，都是过去几年漫画出版方所做的东西。让我特别兴奋的是X战警，关于X战警的未来、变种人的未来。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X战警和钢铁侠会被重新选角吗？尤其考虑到X战警的电影版权已经重回漫威。

凯文·费奇：重新选角……嗯……来自漫画的乐趣就在于此：既能延续、保留你所熟悉和热爱的东西，比如角色和世界观，同时也能重塑，而重塑也就意味着重新选角。在《秘密战争》（《复仇者联盟》第六部）之后，X战警肯定会重新选角，一定会给新一代观众带来新的X战警，不过我不想剧透，有些是全新的，有些则会保留。

南方人物周刊：新一代钢铁侠是不是重新选角还不确定吗？

凯文·费奇：不，你作为媒体不能说确定。我可能已经确定了，但我不能让你觉得是确定的。

《旺达幻视》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可以确定的是，2027年开始，你就能实现你所描述的那个梦想：看到X战警、钢铁侠、神奇四侠、蜘蛛侠等等角色出现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就像读一本漫威漫画那样？

凯文·费奇：百分之百会，这就是《秘密战争》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呈现的样子。《毁灭之日》和《秘密战争》讲的就是这些平行世界第一次真正地“相撞”。而在《秘密战争》之后，他们将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到那时，我在漫威影业差不多快30年了，那就是我第一次能够把所有这些角色汇聚到同一个地方，“任何人都可能出现在别人的电影里”这件事本身就令人兴奋，在这儿工作真让人感到激动啊。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你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吗？

凯文·费奇：应该是，这也是我在漫威待了这么久的原因，因为我不断能拍到那些我梦寐以求、却从没想过能拍成的电影。在《终局之战》时，我们以为我们正在用复仇者联盟和当时手上拥有版权的角色为整个故事画上句号。如今突然之间，我们有了X战警，我们可以塑造毁灭博士，非常令人兴奋。

南方人物周刊：《终局之战》的结尾，在钢铁侠的葬礼上，出现了当时漫威宇宙所有的人物，太震撼了。这就要说到，虽然钢铁侠已经去世了，但你们邀请小罗伯特·唐尼来扮演全新的角色毁灭博士，你该怎么在创作上向观众证明这次回归不只是“炒冷饭”、不只是情怀噱头，同时又不会削弱托尼·斯塔克（钢铁侠）牺牲后留下的叙事遗产？

凯文·费奇：如果我们真想推翻那个结局，我们直接把他作为托尼·斯塔克请回来就行了，可我们并不想推翻那一切。但我们想跟罗伯特合作，想跟当今最出色的一位演员一合作。

《雷霆特攻队*》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某种程度上，在大众眼里，小罗伯特·唐尼就是托尼·斯塔克……

凯文·费奇：他也刚凭《奥本海默》赢得了奥斯卡奖，人们也记得他在其他电影里的表演。我很喜欢“提醒观众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演员”这个想法。作为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他去做一件完全独特、完全不同的事，能够从一个宇宙中最具标志性的英雄，转身成为一个宇宙中最具标志性的反派，这非常令人兴奋。

而作为漫威影业的创作者，我想说罗伯特所扮演的，绝对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邀请小罗伯特·唐尼来出演毁灭博士过程如何？

凯文·费奇：我们内部就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然后才去跟他谈。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顾虑：我们不想推翻钢铁侠，我们也希望观众去认识这个全新的角色。罗伯特是个非常慎重的人，他对自己做的每一个职业决定都深思熟虑。

我们与罗伯特讨论了很多关于角色的想法，你知道，他演过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受了伤，然后打造了一副面具和一套盔甲，那就是钢铁侠。而毁灭博士同样受了伤，同样锻造了一套盔甲并穿上它，但我们塑造的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漫威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20年里，你做过最疯狂的关于故事的决定是什么？

凯文·费奇：这样的决定有很多。做《钢铁侠》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托尼·斯塔克是谁。《银河护卫队》也是一次大冒险：一场太空历险，里面还有一棵树和一只浣熊。我们做那部片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有点疯了。因为那棵树根本不是“人”，对吧？甚至还有《死侍与金刚狼》，我们以前从没拍过R级片，还把这两个巨型角色凑到一起，来一场那么疯狂、那么无厘头的冒险，还带着一只丑丑的狗（注：死侍狗佩吉当选过“英国年度最丑狗”）。

《X战警》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创作《钢铁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拥有一种源自纯粹冒险的魔力，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只是在当下做决定。（没错。）所以我想知道，《钢铁侠》时期的那种魔力，在今天这样庞大的漫威影业里，是否依然奏效？

凯文·费奇：我认为……我愿意相信它依然奏效。漫威现在仍然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制作公司，我们曾经变大了一点，后来又缩小了一点。但现在和我一起在漫威影业的这些人，正是当年在《钢铁侠》时期、《复仇者联盟》时期就并肩作战的那批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拍出好电影。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你有这么多项目，甚至提前规划了未来5年，如果未来是已知的，或许就不再像一场冒险了？

凯文·费奇：我们做《钢铁侠》第一部时，其实已经有了雷神、美国队长和复仇者联盟的计划，但那时只是一个梦想，我们并不知道能不能做成。而现在，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会做成——但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知道要面对很多挑战，才能让每一部电影都成立，而且必须成立。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你们总有5年项目，只是20年前是“梦想”，现在是“计划”。

凯文·费奇：是，那时是对未来的梦想。

《钢铁侠》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终局之战》之后，你曾说漫威正在进入一个电影类型上的“实验”和“进化”阶段。那么，这种探索精神给漫威开启“多元宇宙”带来了什么？

凯文·费奇：从《钢铁侠1》到《美国队长3》，我们都专注推进主线故事，但到了《复仇者联盟4》结束，我们就在想接下来要做点什么，不如做个不一样的，把这个漫威电影宇宙拓展开吧，所以我们让洛基在“时间变异管理局”里工作；把三代蜘蛛侠一起带进多元宇宙……你看，我们当时就是在尝试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东西，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并不真的相信我们只拍“超级英雄”这一类电影，漫威影业的所有人都想拍不同类型的电影，所以我们拍了《旺达幻视》接续经典电视剧，把《蚁人》做成一部盗窃题材电影，《洛基》则是一部侦探剧……

南方人物周刊：你不喜欢别人说漫威只是“超级英雄电影公司”，你希望人们把漫威影业当作一家电影公司来看待。

凯文·费奇：我想是这样，漫画本身也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诞生于漫画，但并非所有漫画故事都是超级英雄故事。而且很多漫画作者会非常激动地告诉你：“这不是一个超级英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早年间你和你的伙伴们会在办公室待到凌晨3点，争论“绿巨人浩克与雷神索尔如果打起来谁会赢”这样的问题，我很好奇，谁会赢？

凯文·费奇：这确实是个好话题，值得争论，因为浩克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存在，而索尔是神，所以这真的很难分出高下，这是我们拍《雷神3：诸神黄昏》的原因，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浩克和索尔在一起战斗。索尔还是能微微取胜吧，不过他要费很大的劲，用上他的闪电和锤子。

《银河护卫队》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在复仇者联盟里，哪个超级英雄最强大？

凯文·费奇：（笑）大概……大概还是索尔吧。在《雷霆特攻队*》里，有一个新角色哨兵（Sentry），非常强大，但他也会变得非常黑暗。正如蜘蛛侠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能力越大，也能做出可怕的事，而这正是我们许多角色必须面对的课题。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漫威英雄来说，“强大”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强大”这个词？

凯文·费奇：不仅是战斗力，更关乎内在的品格，我觉得蜘蛛侠就是最好的例子，彼得·帕克在人生中经历了许多苦难，却如此强大。在电影中，他失去了本叔叔，也失去了梅姨，他依然把这份力量用于行善，依然想帮助别人。这才是真正成就一名复仇者、成就一位英雄的东西——不只是拥有力量，而且用它去帮助他人、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一点在鹰眼身上也有体现。

南方人物周刊：像浩克也是，不仅要与内在的自我搏斗，也要与外部战斗。

凯文·费奇：正是如此。

《蜘蛛侠：崭新之日》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考虑到中国电影在品质和人气上的迅速崛起，以及本土故事越来越能引发观众共鸣，你对漫威电影在中国未来的影响力有什么想法或愿景？

凯文·费奇：我会从世界各地的电影中获得灵感，《哪吒2》就非常了不起，我17岁的女儿看了两遍，告诉我这是她看过最棒的电影。她不想看配音版，要看带字幕的中文原版。她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我陪她去了，看完我就明白为什么《哪吒2》这么卖座，因为太棒了。

其实，如果你和导演、编剧、制片人坐在一起看别人的电影，他们常会感叹“太精彩了”，那一刻他们甚至会有点沮丧，因为会想：也许我永远也拍不出那么好的东西。但接着就会被激励，想去超越它。我认为，中国观众可以期待的是：全世界、尤其是我们漫威，都在努力去超越他们的期待，去做出一些同样出色、能像他们本土的一些故事那样引发强烈共鸣的作品。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把锤子、能乘着闪电飞来飞去，但每个人都有兄弟、姐妹、父亲、母亲。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能打动人，《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家庭、关于友情，我相信这些才是普遍共通的。

巨灾险：兜底的网与自身的孔

Fri, 31 Jul 2026 12:25:07 +0000

2026-07-31 20:00:00

2026年，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更加频发。对普通人而言，有没有一张覆盖灾害损失的兜底安全网？

2026年7月21日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后11秒预警系统发警，三级应急响应启动，24人现场工作队赶赴灾区。很少有人知道，普洱政策性农房地震巨灾险的赔付条件已同时触发。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获悉，这份保单由普洱市应急管理局于2023年购买，期限三年。根据条款，5.0级地震，刚好踩在“震级分档定额赔付机制”的门槛上，对应1000万元前置救灾资金。震后15小时，共保体首席承保人诚泰财险已全额付至普洱市应急管理局账户。这笔资金旋即用于灾后安置、应急物资发放、抢修及分户查勘等。

灾难发生，保险赔了，且赔得很快。

但多数受灾家庭对这笔钱鲜有感知。这种落差，在巨灾险破冰第十年后依然存在。与车险等普通财险不同，巨灾险多由政府统一投保，居民没有购买动作，也未必见过保单。对受灾居民而言，领到手里的物资、住进的帐篷，道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抢修恢复，是来自财政支出还是保险赔付，少有人能分辨。

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亦印证巨灾险已构建了一张巨大的安全网。截至2025年末，巨灾险共同体已累计为全国约7500万户次居民提供约34万亿元巨灾风险保障。截至2026年7月13日，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市区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案并已赔付巨灾损失近30亿元。

毋庸置疑，无论从绝对值还是比例看，国内巨灾保险赔付尚未成为灾后重建的主渠道。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全球第二大专业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研究院获悉，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平均约30%由保险覆盖。而2021年河南“7·20”强降雨，保险赔付占直接经济损失约一成；2023年华北强降雨，河北这一比例仅约6%。

落地已整十年，中国巨灾险保障范围已从单一地震拓展至全灾因体系，覆盖广度与制度深度均在扩张。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当下，多数人却对这张“隐形的防线”依然陌生。巨灾险如何发挥作用？钱从何来，赔付给谁，谁被覆盖？进一步扩围的瓶颈在哪？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对此深调研发现，巨灾保险已形成全国和各省市多层次多元体系，且承保范围不断扩容，但依然面临低频、高损、定价难、公众投保意愿低的独有性。如何更广地分散风险和建立更成熟的巨灾模型是必须迈过的门槛。

十年蝶变

2026年，是我国巨灾险制度落地十周年。这一制度的最初建立，源于对传统灾害补偿模式的反思。

2008年汶川地震后，纯财政救灾模式的压力暴露：极端灾害导致住宅倒塌或严重毁损时，单靠家庭积累与临时财政救助，难以满足重建需求。地方财政在灾后临时筹措资金的模式也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单一保险机构亦难独立承受灾害集中暴发带来的巨额赔付压力。

2026年7月广西受灾现场。图/视觉中国

在此背景下，巨灾险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2014年，国务院发文要求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与巨灾再保险制度。2016年，原保监会、财政部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以地震巨灾保险为突破口，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当年7月，全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上线销售。

全国层面的这款产品，是一款面向居民住宅的标准化基础产品，并配套成立共同体、示范条款、费率和风险分担机制。投保人可以单独投保，也可作为家财险附加责任；基本保额为城镇居民住宅每户5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2万元。这一保障水平显然不是依据重构房屋的市场价值，而是定位为灾后生活恢复的基础性兜底资金。

为什么最初只承保房屋？因为房屋是绝大多数城乡家庭最核心的固定资产，也是灾后生活秩序恢复的基础。相比车辆、企业停工或公共设施损失，住房损失的核定也相对标准，最容易达成政策共识。在财政承受能力、保险业风控水平和公众风险意识都相对有限的当时，优先保障住房这一最基础的民生资产，是务实的突破点。

2024年，金融监管总局与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将最初这款住宅地震险扩围：保险责任由单一的破坏性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扩展至台风及其引起的风暴潮、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保障基本额度也提升至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4万元。与此同时，允许每户参考房屋市场价值与保险公司协商提高保额，每项责任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可通过商业保险补充。自此，2016年那款单一地震责任产品，由扩围后的多灾因住宅巨灾险承接。

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丰富巨灾保险保障形式，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探索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巨灾保险保障机制，扩展保障范围，扩大综合巨灾保险试点，研发运用巨灾风险模型，探索巨灾债券，并合理运用再保险分散风险。政策口径由此更加明确：地方可以在全国险种基础上，根据本地财政能力和灾害风险特点，拓展设计地方综合巨灾保险，也鼓励商业补充产品继续往外延展。

当下实际运行中，巨灾险已非单一产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新立长期研究巨灾风险管理等领域，参与过地震风险分散技术、巨灾债券设计和风灾指数保险等相关课题。她在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时指出：全国层面的巨灾险制度安排，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机制；省级或地市级综合巨灾保险，则由财政出资设立，有的全额承担保费，有的是政府承担大部分、个人承担小部分；商业保险公司的补充性产品与创新方案，则构成第三层。三层运行机制下，投保人、保费来源和赔付路径各不相同，不能混在一起讨论。

例如墨江地震中的巨灾险，全国性层面更多提供的是示范条款、共保分摊、再保险和风险分层的参照；保单层面则由普洱当地政府因地制宜采购。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获悉，该保单把农房、基础设施、人员死亡和政府应急支出同时纳入保障范围，不但覆盖全市约55万户农房、普洱市城乡居民、赴普洱开展应急救援和保险查勘理赔的人员，甚至根据当地旅游城市的特点，将以普洱为目的地的游客也纳入保障范围。年保费1510万元由市级财政承担30%、各县区承担70%。保障5级及以上地震和168小时内次生灾害造成的农房、基础设施直接损失，以及政府应急救援预算外支出，年度累计限额为14000万元；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非地震灾害造成农房损失，年度累计限额为1000万元；人员死亡责任年度累计限额为3000万元，每人20万元。

地方试点

地方试点并非2016年全国统一巨灾险之后才出现，而是萌芽更早。深圳最早于2013年获批巨灾保险试点，宁波随后于2014年建立公共巨灾保险制度，四川则于2015年启动城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试点。这些探索始终在持续推进，并走出了不同路径。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各家财险机构时发现，地方综合巨灾险大体可分为财政统保、财政统保叠加个人自愿升级、指数触发和分层保障等几类。

河北作为省级统筹综合巨灾险的标志性样本，实施的是“财政全额兜底的综合统保”路径。居民无需缴纳费用。海河“23·7”特大洪水后，河北省于2024年2月联合巨灾保险共同体推出综合巨灾保险方案，成为全国首单省级统筹多灾因、多年期、广覆盖的综合巨灾保险。

河北、湖北、普洱等地主要采取这一模式，最大优势是消除了居民自愿投保意愿不足的门槛，实现全员覆盖。保险的底层逻辑是大数法则，越多人参保，风险池越稳。巨灾险面对的，恰恰是一个低频、低感知、低主动购买意愿的市场。巨灾发生频次低，很多人觉得轮不到自己；条款复杂，普通居民分不清家财险、农房险、商业附加险，理赔易发争端；政策性统保又容易让人默认“出事政府会管”。地方统保能先把覆盖面做起来，财政也可以连续缴费。

硬币的另一面，是全额保费由财政承担，容易形成地方刚性支出，统一保额也难以精准匹配城乡房屋实际价值差异。若发生全域性极端大灾，超出区域赔付限额的部分仍需依赖财政兜底。

刘新立在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时指出，巨灾保险保费全部由省级或市级财政负担的情况相对少见，大部分试点会根据当地财政情况设置省、市、县三级分担比例，并对贫困县降低分担比例。其中，贵州、四川、广西等地还引入个人分担机制。

以广西为例，在财政统保基础上嵌入“自愿升级”机制：居民自愿缴纳3元保费，房屋倒损赔偿限额增加2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增加1500元。刘新立将其概括为“财政主导、个人自愿、激励相容”：3元保费触发房屋倒损赔偿限额增幅约31%，家庭财产赔偿限额增幅30%，实现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

作为台风与强降雨高发区域，广东是国内最早尝试“指数保险”的省份。2015年12月，广东省政府批准《广东省巨灾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政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将台风风速、降雨量、震级等气象参数设为赔付触发条件——参数达到约定阈值，保险公司无需逐户查勘，按合同直接赔付，赔款由财政统一用于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指数保险的优势在于理赔极快、无定损争议。传统保险要查勘、定损、核赔，指数保险只看合同指标：风速、雨量、震级等是否达到约定值。但快有快的代价。触发指标与真实损失之间的错位，被称为基差风险。指标到了但实际损失没那么重——无损获赔；局部已被淹得很惨但气象站数据没到触发线——有损未赔。对居民而言，疑问很朴素：明明我家受损了，为什么没有赔？

近十年，广东气象指数保险保费投入约20亿元，换来超200亿元保障。财政资金放大了十倍。2026年，湛江升级巨灾保险方案保额，新增强降雨保障。东莞、珠海等地新一轮巨灾指数保险也相继落地，年度保费均在千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气象数据正逐步转化为水浸车预警、农产品气象指数等风险减量工具。

个人消费端，商业保险也在填补空白。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广东省内城乡居民地震巨灾保险销售材料发现，有产品可96元保一年，保障期有1年、3年、5年或10年可选，每个地址限投一份，覆盖4.7级及以上破坏性地震、168小时内余震及相关次生灾害，最高保额100万元。覆盖保单载明地址内的住宅和室内附属设施，中等破坏赔50%，严重破坏或毁坏赔100%，轻微破坏不赔，排除装潢与附属建筑。不少普通家财险将地震列为免责责任，这类专项产品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

个人消费端巨灾保险购买页面。图/上海保交所（SKIE），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同体配套移动端业务系统

政策性农房和个人商品房的规则也有差异。政策性农房通常依靠乡镇、村委登记房屋结构、占地面积、建造年限，不一定需要上门查勘；个人商品房若申报较高保额，保险公司会调取不动产登记信息核验房屋区位和建筑结构。对保额超过200万元者，可能安排线下实地勘察。

共保体与再保

地方试点扩围的同时，巨灾险的可持续性压力也在显现。

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推动巨灾保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发挥保险防灾减灾救灾作用”平行论坛上，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曾介绍，2018年至2023年，广东巨灾保险项目累计支付赔款约32.6亿元。为台风、强降雨等灾害救助提供支持。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获悉，部分地市在小灾年要求降费、提高责任限额，大灾年又不愿接受保费上涨。风险与保费匹配度偏差较大，业务可持续经营承压。

巨灾险的商业模式能否持续，精算上不能只看某一年保费和赔付。巨灾风险低频、高损。一年没有大灾，赔付支出很低，并不说明保险公司“赚得不合理”；一年发生大灾，赔款远超当年保费，也不等于制度失灵。刘新立在接受调研时表示，评价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保体运行效率，可从政策效果、市场运作效果、保障民生效果、赔付效率、风险减量效果等维度观察，具体包括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风险分散机制是否多元，共保体协作和经营是否稳健，覆盖面、赔付额度、灾后响应速度，以及保险机制是否介入灾前预防。

2015年4月16日，在原中国保监会指导下，人保财险等45家保险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人保财险担任首席共保人，并承担执行机构职责。截至2026年6月，共同体成员包括39家直保公司和7家再保险公司。成员公司按照约定份额分配保费、分担赔款并承担责任；共同体委托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平台，负责投保信息集中管理、自动核保出单、灾害信息共享、理赔协同、损失自动分摊和资金统一结算。

共保体作为巨灾保险承保人。图/上海保交所（SKIE）

普通财险面对单车、单房、单企业，巨灾险则面对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同一灾因下的大面积损失，风险高度相关，样本又少，定价难度远高于普通财险。

数据和模型因此成为关键短板。刘新立认为，全国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扩展到多灾因后，最大的技术难点仍是巨灾模型构建。巨灾发生频率低，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数据积累来厘定保费，等待时间太长；在全球变暖趋势下，早年数据与近年数据所服从的概率分布也可能不同，科学可比性下降。因此，费率厘定更应基于巨灾模型。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梳理相关材料发现，我国虽已建立地震、台风等巨灾模型，但与AIR（AIR Worldwide，现为Verisk旗下极端事件解决方案业务）、RMS（Risk Management Solutions，现为穆迪旗下Moody’s RMS）等国际成熟模型仍有差距，尤其是数据颗粒度不足。

低频高损风险还需要更清晰的分层。刘新立认为，应构建边界清晰、层层递进的金字塔式风险分担体系，由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专项准备金/财政支持，以及巨灾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构成，各层各司其职，应对不同量级风险。

共同体或共保体，通俗而言，在巨灾赔付面前，一家险企抗不住，行业抱团分摊压力。这是全球保险行业的通行做法。再保亦是风险对冲工具。共保体将部分风险和保费转移至再保险公司。再保险机构面临极端风险承包事件，会继续通过专业工具提升风险承受能力。风险由此层层分散。事实上，从全国到各省份试点，基本由首席承保人牵头，多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或共同承保，再通过再保险机构继续分散风险。

传统的共保和再保之外，资本市场亦是巨灾险的风险承接方，如巨灾债券。现实中，风险转移工具也仍在早期。2021年，中再产险在香港发行巨灾债券，募集3000万美元，转移国内台风损失；2023年，人保财险在港发行巨灾债券，对50亿元以上的地震损失提供2亿元风险保障。巨灾债券可以把极端风险继续转移到资本市场，但要成为常规工具，还需要稳定风险池、透明数据和清晰触发机制。

财政账与保险账

巨灾险绕不开财政。

财政救灾的优势在于兜底和覆盖，可综合安排安置、基础设施修复、困难救助和重建补助；短板在于资金到位速度、预算压力和事后审批不确定。保险的优势在于合同前置、触发规则明确、赔款较快到位，并通过共保、再保和准备金分散风险；短板是责任、保额和触发条件都写在合同里，超出部分仍要回到财政和社会救助。

灾后救助是一笔或有支出。没有灾害时，预算里未必显现；灾害发生后，财政再根据灾情安排救助、重建和补助。购买巨灾险，则会把一部分或有支出提前变成确定的年度保费。无灾年份，保费容易被看作“花出去却没见效”；大灾年份，它才转化为应急救助和恢复重建资金。

地方政府的纠结，往往来自这里。

财政宽裕地区，更容易把巨灾险纳入连续预算；财政紧张地区，明知灾害风险存在，未必能稳定承担多年保费。若保障责任不断扩展、保额不断提高，财政支出压力还会继续上升。

价格也难调整。如果小灾年要求降费、提高责任限额，大灾年又不愿接受保费上涨，风险和保费就会偏离。河北设置高赔付回调保费机制，正是试图在财政可承受和保险可持续之间留出调整空间。

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也需要更清晰。刘新立认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意味着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最终兜底由政府负责，承保、理赔、服务等具体运营工作交给市场化保险公司。对政府而言，更可持续的角色是提供制度保障和风险分散的“最后一道防线”，例如专项准备金和财政兜底，而不是长期在保费端完全大包大揽。

落到实操层面，就是谁出保费，谁做承保，谁承担超额损失，谁提供再保险，谁掌握灾害数据，谁负责灾前减损。任何一环含糊，巨灾险都可能变成两种极端：要么财政长期包办，保险公司只做通道；要么完全依赖市场自愿销售，覆盖率上不去，风险池做不大。

他山之石

巨灾险补偿率低，是中国制度建设面对的现实背景。2026年1月1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金融气象学术年会上，中国气象局金融气象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气象学会金融气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艳霞介绍，仅从巨灾保险补偿率看，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国均超过70%，我国目前约为10%。差距与我国巨灾保险起步较晚、应用场景少、金融类产品少有关。

国际上，土耳其和日本常被拿来比较。

在1999年大地震后，土耳其建立了土耳其巨灾保险共同体，面向城市住宅推行强制地震保险，通过保险公司、代理机构、银行等渠道销售。强制制度能迅速抬高覆盖率，风险池更大；局限是保障对象集中在城市住宅，保额有上限，超过部分仍需商业补充保险。

日本则把地震保险附加在火灾保险之上，保障住宅建筑和家财，保险金额通常为火灾保险金额的30%至50%，政府对民间保险公司承担的巨额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它借助火灾保险渠道销售，居民更容易接触到；但未投保火灾保险或未附加地震保险者仍可能不在保障内，30%至50%的比例也难以覆盖全部重建成本。

中国没有照搬任何模式，原因在于灾种、住房结构和财政层级更复杂。中国要处理地震、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多灾因，城市商品房、农村自建房、政策性农房之间差异很大，单一强制产品难以覆盖。

目前的中国路径是多层并行：国家共保体先做住宅基础保障，地方按本地风险加码，商业险补足住宅高价值部分、室内财产、人身责任和企业损失，再用再保险、巨灾债券、专项准备金承接极端损失。它保留了一地一策的弹性，也带来更高理解成本。居民在一个省可能默认被财政统保，在另一个地方可能需要自愿缴3元加保，在第三个城市还要单独购买专项险。

从赔付到减损

“十五五”时期，巨灾险被放到更高政策位置。《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实施巨灾保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灾害救助+金融保险”试点。下一步，不只是扩保额、扩灾种，还包括把保险向灾前风险减量前移。

刘新立指出，未来五年，更关键的突破，是把灾前风险排查、预警和减灾服务真正纳入保险机制，推动保险从“灾后赔付”走向“前端治理”。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单靠“事后赔钱”无法解决灾害损失持续扩大的根本问题，必须从源头降低风险。在保险理赔基础上融入风险减量措施，也是我国巨灾保险试点的一项特色。海南强调持续收集灾害时间、地点、强度、损失等数据，完善灾害数据库；河南要求保险机构联合相关部门建设巨灾风险研究机构；湖南推动保险公司与财政、住建、农业农村、应急、气象等部门成立联合防灾减灾实验室，探索“保险+风险减量服务+科技”。

在应对台风“红霞”中，广东巨灾险预赔付动作引人关注。截至2026年7月28日15时，已有10个地市触发巨灾保险理赔，广东全辖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2.4万件，已支付保险赔款5300余万元。其中，2981万元通过预付赔款形式提前支付。

广东保险业也把更多资源放到灾前。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依托大灾互认联防机制，7月24日8时47分启动中东部地市灾前防御互认Ⅲ级响应，当晚升级为Ⅱ级，7月25日21时提级至Ⅰ级。全省大灾互认App发起易涝点巡查任务611个，完成率100%。截至7月27日11时，广东保险业累计发送预警短信651万次、推送预警信息1304万次，投入服务人员10627人次，开展企业摸排3075次、发现隐患1015个，派出无人机301架次、救援车辆3229车次。

这些工作不一定会被居民理解为“巨灾险”的一部分，但它们切切实实决定了，巨灾险能否从灾后赔款，变成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的一整套工具。

杭州单向空间旗舰店关门：实体书店路在何方？

Fri, 31 Jul 2026 10:25:06 +0000

2026-07-31 18:00:00

那天一到杭州乐堤港单向空间，我就感觉不对劲。这家占据三层楼的大型书店是单向空间在杭州的旗舰店。一楼竟然空空荡荡，一个顾客和店员也没有，书架上摆的全是成功励志学书和菜谱。作为作家许知远开的知名文化书店，这家书店本来以人文类书籍和精品选书著称。

原本的十三邀小酒馆换了招牌，这个酒馆原名来自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我走进那家新酒馆，酒馆主理人很是热情，说原来的酒馆经营不下去，他们接手了。

我顺势问道：“单向空间是要关了吗？”

“是的，明年。”主理人回答我。

这是2025年底的事，当时我发了帖子，被单向空间乐堤港店郑重其事地“辟谣”，称“不会关门，只是谣传”。杭州本地媒体也进行了“澄清”。但2026年7月26日，杭州单向空间乐堤港店官宣闭店。

“一家书店最被人记起和业绩最好的时候，是它倒闭的时候”，这句话再度得到了验证。得知单向空间即将闭店的消息后，很多人蜂拥去书店买书留念，或发帖纪念和单向空间的点滴时光。

我在单向空间也留下了很多美好时光，不过不是在杭州，是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店。那家店虽然比杭州乐堤港店小很多，但每本选书都是精品，且都有样书供人翻阅。特别是周末，几乎都会有知名作家、教授到店办文化讲座。几乎不用做什么预热，书店群上午发活动消息，下午书店就挤满了来参加活动的人。

相比之下，杭州这家单向空间无论是选书，还是活动，都是不及格水平。特别是一楼的入口黄金陈列区，竟然摆的是大部分读书人不会看的励志成功学书和菜谱，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太专业的选书编辑。我曾问过这家单向空间的选书逻辑，为什么跟北京店差异这么大？书店工作人员回答，北京的选书他们只作为参考，更多选书是他们自己进行。

杭州乐堤港单向空间三楼是一整层的活动空间，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活动。我问书店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把这么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办活动？他说他们也想办一些活动，但没有好的资源和人手。

我告诉他们我是作家，可以协助他们联络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当时他要了我的联系方式，表示之后会联系。但实际上，他从没联系过我。

杭州这家单向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达12米的“书墙”，设计非常精巧，也摆了一些有腔调的书，但这么高的书架也意味着，这些书根本不是给人取下来看的，而是给人当打卡拍照背景墙的。我之前下过一个论断，“书店的生存时间长度，和书架的高度成反比”，这一次又应验了。很显然，网红来打卡拍照并不会真正买书，有的甚至一杯咖啡都不愿意点。这样的书店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人流，但根本吸引不了真正的读书人。而后者才是一家书店能生存下去的基础。

相比单向空间，杭州天目里茑屋书店在选书上就好很多，虽然因为漂亮的装修设计吸引了不少漂亮网红来拍照，但同样因为不错的选书和可拆封试读吸引了很多真正的读书人。低头看一段时间书，眼睛累了抬头看看漂亮网红也不失为一件趣事。来杭州茑屋书店拍照的人也保持了高素质，说话会压低声音，在读者找书时会主动让开避免影响到读者。

但并非每一家茑屋书店都像杭州天目里茑屋书店这样经营良好，西安、天津的多家茑屋书店也纷纷倒闭。上海太古里茑屋书店虽然有一整层的巨大空间，但一半核心区域给了文创、玩具和少儿动漫，文学书籍区被压缩到了后面。

南京先锋书店甚至一度被来打卡拍照的人“压垮”，以至于书店主动把最适合拍照纪念的门牌砸掉。因为来先锋书店拍照的人素质实在太差，大声喧哗讨论什么姿势更出片，把原本安静的书店变成了菜市场，还有的女生在书架前搔首弄姿摆拍，挡住书架，导致真正来找书的人根本没法看书。原本作为文化纪念的明信片墙变成了情侣的“爱情宣言地”，这迫使先锋书店用一种“自毁招牌”的方式来维护一家书店本初的样子。

不少“最美网红书店”的接踵倒闭已经说明：单靠打卡拍照吸引客流是条走不通的死路。但靠传统卖书维持书店运营显然也是极为困难的。2025年初，我路过西湖银泰in77旁的一家乌托邦书店，发现这是它营业的最后一天，正在清仓打折。店里唱片机循环播放着《lonely》：I am lonely lonely lonely，God help me help me to survive（我是如此孤单，请神帮助我生存下去）。门口挂着的帆布包写着：我现在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即便是清仓，我还是选到了不少好书。可见即便选书品位在线，在高昂的租金面前，实体书店还是难以为继。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数据，全国独立实体书店数量从2019年的近3万家锐减至2024年的1.68万家，5年内减少了44%。2024年超过65%的独立书店处于亏损状态。除了门店租金压力，电商和电子化阅读也在疯狂冲击实体书店，有时候我想在书店买本书，发现价格几乎是电商价格的两倍，只能点杯咖啡作为支持。

以往，书店作为提升商场格调、引流获客的入口，会得到商场一定期限的减租免租乃至装修补贴，但现在随着商场自身经营压力增大，书店的优先级被不断下调。北京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和三联书店都因租金问题不再经营，使得整座商场很长时间没有一家书店，直到最近中信书店才进场接盘。

比较特殊的是上海书展。在上海政府补贴下，参展书商几乎都给出了五折优惠，和电商同价。书展最后一天，上海政府又补发了优惠券，使得书价接近4折，比电商还便宜，几乎人人都买了一大堆书。一家10平米左右的出版社展台欣喜地告诉我，短短几天就卖了100多万元。可见，只要把价格打下去，加上选书在线，实体书商的吸引力仍然存在，而且线下发现好书的惊喜本身就远胜在网上看博主推荐。上海书展也成功被打造成上海的文化名片，每年会固定吸引一批从外地特意赶来的游客。

这说明好的书店、书展活动完全可以成为城市文化名片，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带动城市文旅消费。这确实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补贴倾斜。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一家好的书店对城市所赋予的特殊意义，书店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卖书的地方，而是一个文化空间和承载人们美好记忆的场所。杭州乐堤港单向空间本来非常有希望借许知远的名气和商场给的超大面积支持，成为杭州文化地标，但选书、运营、宣传的多重失败导致最终滑向了旁边的地铁站名字：大关。

之前曾和许知远一起在成都白夜酒吧喝酒。许知远人气很高，不停有人来找他合影、送吃的，许知远也把吃的分给大家，言笑晏晏。白夜酒吧得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里面有句名言：一个幸福的瞬间，难道还不够一个人享用一生吗？但幸福的瞬间转瞬即逝，东野圭吾也去世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白夜行》中有句话：“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在很多时候，书店成为城市黑夜里的亮光。但如今一家家书店在黑夜中离开，一步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