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专栏24年后，这是我的最后一篇。2002年至2010年，我曾是体育专栏作家，之后转而撰写这个几乎无所不谈的专栏。作为告别，我想回顾一下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从事这份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我的写作原则是，每篇专栏都以一个原创想法——或者至少是一个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新颖的观点——开头。这个想法应该可以用一句话说明白：例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支持者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度过关键的成长期。重复传统观念算不上是一篇好的专栏文章。我觉得那么做毫无意义，尽管我确信自己有时最终也会那么做。
每一个想法都来自我自己。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部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该写什么，或者该采取怎样的政治立场。这么多年来，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寻觅原创想法上。为此，我聆听有意思的人的高见——在谈话中、在会场上，或者阅读他们的书。就此而言，生活在一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落脚的全球城市很有帮助。英文专栏作家往往集中在伦敦和纽约，所以我希望，在对话氛围略有不同的巴黎写作，能让我的文章独具特色。
一旦有了想法，我就会深入研究相关主题。有时，在研究过程中，我会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或者并不那么原创，或者我会在它下面挖掘出一个更好的想法。
然后，我会把大量的研究结果压缩成740个英文词。这就是文章结构的重要性所在。大多数时候，我花在构思文章结构上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还要长。我会计划将哪个观点或引语放在哪里——几乎精确到具体的句子。
我通常在周一早上动笔，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写完。几十年来，我已经把自己的写作规则内化了。这些规则大多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4页短文《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我添加了一些其他规则，例如“谨慎使用超过大约20个单词的长句”或“用一个有力的词结束一个句子”。
写完文章后，我会花好几个小时进行事实核查，然后将其发送给英国《金融时报》，由那里的同事进行更多核查。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拥有深厚的集体知识，通常能够看出任何差错。每当出错时，我会感到深深的羞愧。
我的专栏作家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6年之前和之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登上政治舞台和英国退欧使我的专栏文章更具政治色彩，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尤其是，2016年发生的事件让我意识到，很多人对新闻媒体有着多么深刻的不信任，而他们的政治立场通常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身份认同（而非经济利益）的驱动。之前感到被“精英”（通常指的是文化精英而非商业精英）轻视的许多人，觉得特朗普和英国退欧阵营才为他们着想。与此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广义而言）对其政党感到幻想破灭，于是更加认同他们向来阅读的报纸。对这两个人群而言，专栏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2016年之后，当一名专栏作家需要一种新的特质：不怕被人谩骂。我曾收到无数的电子邮件和评论，指责我在撒谎，无论是受英国《金融时报》老板、编辑或广告商的指使，还是作为某种更为复杂的阴谋的一部分。令人遗憾的真相是，我真心相信自己发表的见解。
经常有人指责我利用专栏达到政治目的。这总是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想象不出新闻工作在如今这个时代还能改变什么——我们对特朗普、国际法或专业知识发表的任何言论似乎都毫无作用。
我们写的东西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许多人对“媒体”抱有逆反心理，宁可相信相反的观点。我坚持这份工作是因为它富于乐趣，是一种有报酬的自我教育，也是见证时代的一种方式。
我犯过很多错误。尤其是，我基本上忽略了或许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议题：气候变化。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个棘手的话题。根本的故事始终不变：气候变化是危险的，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然而这是一个缺乏人物的故事，而就像每个编剧都知道的那样，受众只会对人物产生共情。我会继续想方设法撰写气候相关内容，但现在是以特稿撰稿人的身份——这是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新工作。
今后，我将为英国《金融时报》及其周末杂志撰写更深入的文章，涵盖各种主题。我会想念这个专栏，但很可能是时候告一段落了。我想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我很感激曾有这样的机会。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有意思的工作了。感谢你的阅读。
译者/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