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是本人读书笔记中的第11（大部）、19（一部）、22、23、24、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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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中国在藏势力的全面消退

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颁布政策，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将此前交由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湖广总督端方为督办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席卷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的保路运动由此爆发。这里不对保路运动的具体过程进行详述和分析，但需要指出，在保路运动过程中，清廷既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反派，而四川咨议局与川汉铁路公司各绅商股东在募股、经营、保路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不乏值得商榷甚至批判之处。

6月中，“国有化”消息和四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后，引起了成都官绅的普遍不满。川路公司股东决定组织保路同志会（基本受四川咨议局控制），通过请愿、罢市、罢工、罢课、抗税各手段开展对抗活动。护理川督王人文将请愿情况上书告知清廷并参劾邮传部上书盛宣怀，被革职。不久，赵尔丰从川边回到成都就任川督。

8月下旬开始，成都开始出现罢市、罢课活动，并不断向全川扩散。9月1日，川路公司股东大会通告全川抗粮抗捐（民股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厘金和捐税募集的，而清廷的“国有化”只打算清算川路公司的资产，不打算原价赎回股票），矛盾进一步激化。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人物，并枪杀数十名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的请愿群众，史称“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爆发后，全川民众揭竿而起、组建保路同志军（9月底在荣县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部分清军反正，川边各路被打压的土司也趁机与保路同志军合作，攻击清军。清廷拟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平叛，结果革命党人和留守新军趁武昌空虚，在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至11月底，入川湖北新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了端方。广安、重庆、成都等地先后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蜀北军政府、蜀军政府、大汉四川军政府三个政权（1912年2月合并为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而此时赵尔丰已经密令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率领边军回川，但在雅安一带被保路同志军和土司武装阻截。12月22日，赵尔丰被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斩首。

驻藏清军的溃散

赵尔丰的川滇边经营条件艰苦、战斗频发、治军严苛，因此边军经常发生哗变、逃亡、闹饷等事件，如1907年巴塘兵变、1910年定乡兵变、1911年得荣兵变等。武昌起义爆发后，联豫和钟颖都曾提出派军回川“勤王”。驻藏清军中的袍哥、哥老会人员（如郭元珍同时是哥老会首领和驻藏钦差大臣卫队长）也以“勤王”为名私下串联，借机闹饷。于是，1911年11月13、14日，乱军以“勤王”为名洗劫了兵备处（联豫成立的新军编练机构）和驻藏大臣官署内部储藏的枪械、弹药、粮食、饷银，并烧毁了账册。15日，乱军劫持了联豫。在危险中，担忧自己身家性命的联豫写信给九世班禅，请他予以保护，班禅于是责成拉萨哲蚌寺的大堪布负责联豫的安全保卫。

16日，联豫的右参赞钱锡宝出面自任代理驻藏钦差大臣，寻觅大印、出具安民告示。此时，征讨波密的清军也因哗变被迫撤退，撤退中驻波密清军的主将罗长裿被陈渠珍部杀死（罗与陈素有积怨），失去指挥的清军争相逃走。因此前征讨波密不力而被闲置在工布一带的钟颖接管了该部，并率部向拉萨进军。

11月21日，后藏江孜等地驻军一部返回拉萨；12月初，钟颖部与原波密清军返回拉萨，并释放了联豫。钱锡宝以“赴江孜办理夷务”的名义仓皇出逃，于1912年1月13日抵达亚东，16日入境印度。有人认为，钱锡宝前后的各项活动，暗示他可能是煽动（或利用）清军哗变的幕后主使。1月18日，江孜监督马吉符也由亚东出境。

此时，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并在3月的《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还邀请西藏方面自行选派五名代表参加民国参议院。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也继承了这一立场并在内务部内设立蒙藏事务处，7月升格为国务院所属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为直属民国大总统的蒙藏局）。

不过，十三世达赖与英国方面认为，四川的混乱会断绝对驻藏川军的供应，从而使西藏有机会脱离中国的控制。1912年1月，十三世达赖派达桑占东（也叫达桑占堆）返回西藏，组织藏军攻击驻藏清军。2月，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制定了对西藏的三条政策指导方针——第一是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而无主权，驻藏大臣不得干涉西藏内政；第二是除驻藏大臣的小规模卫队外，中国军队不得驻藏；第三是除驻藏大臣及随员外，中国文官不得驻藏。可以看出，这一要求几乎与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如出一辙。

3月，噶厦政府与达桑占东以十三世达赖的名义发布文告，要求不得供应内地新国官吏、将汉人“驱除净尽”。达桑占东在英国的武器支持下，组建了约万名“民军”并自任司令，随后即开始围攻江孜剩余的清朝驻军。同时藏军司令擦绒也扩编了藏军，将原有的6个代本3000余人扩充到10个代本6000余人。3月30日，靖西（亚东）同知马师周也以赴印度看病为由逃离亚东海关。

联豫、钟颖虽然名义上控制了驻藏清军各部，但哥老会人员成立的“公议局”仍然与其并立。3月10日，被达桑占东“民军”围攻的江孜发出的求援消息到达拉萨。驻藏清军以出援江孜为理由，要求色拉寺出乌拉（劳役），遭到拒绝。23日，驻藏清军开始强攻色拉寺，却被喇嘛打败，喇嘛武装乘胜攻入扎什城（驻藏大臣衙门）并将其焚烧。“公议局”随即自行解散。这标志着驻拉萨清军为一方，与藏军、噶厦政府组织的喇嘛与民兵、达桑占东部“民军”之间开始爆发冲突。噶厦政府方面甚至招募了与哥老会人员结仇的清军军官谢国梁，由谢组织民兵围攻钟颖部。钟颖向九世班禅求援，得到了后藏方面的粮食支持，这引来了达赖方面的极大怨恨。由于清军无力救援江孜、日喀则等地，后藏守军在英国驻亚东贸易代表大卫·麦克唐纳和尼泊尔驻拉萨代表拉尔·巴哈杜尔的调停下交出武器，从亚东出境。

原“公议局”的哗变清军官兵在冲突中奉行消极自保的策略，这使得统管全局的钟颖兵力极为有限。在此前的混乱中，驻藏清军的粮食基本损失殆尽，在包围中也无法获得粮食供应。因此虽然藏军（主要是喇嘛、民兵等）的攻势并不猛烈，但清军局势日益败坏。同时，噶厦政府的正规藏军攻占定乡、江卡、察雅、稻城、三坝、理塘、盐井、贡觉等地，包围了巴塘、道孚、瞻对和昌都，隔绝了川藏交通。驻藏清军已成孤军。

第一次康藏冲突即将爆发

1912年6月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离开噶伦堡返回西藏，此前在蒙古活动的德尔智也将外蒙古“独立”的消息带给达赖。德尔智在帕里与达赖讨论了“西藏独立”问题后，奉命前往库伦（乌兰巴托）谋求俄国的支持，并建立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蒙藏联盟国”。

袁世凯一开始并不支持派兵平叛，原因有四点：一是财政困难、二是担心川滇革命党人（尹昌衡、蔡锷等）进一步扩充实力、三是担心川滇军队互相攻击、最重要的是担心与英国发生冲突从而影响民国政府争取国际承认的尝试。但面临川边和西藏动乱愈演愈烈的局势，1912年5月底到6月中，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国务院先后下达命令，要求川滇两省组织部队西征。

6月16日，尹昌衡命令朱敦五先遣队由打箭炉西进。7月10日，尹率领主力2500余离开成都。15日，前锋朱登五部与藏军在南线的乡城交战，藏军退却。7月29日，尹部主力进至打箭炉。7月22日，西征滇军也从昆明出发，向盐井方向进军。

不过粮食极度困难的驻藏川军于6月19日开始在尼泊尔驻藏代表的协调下与藏方谈判。至8月中旬，双方达成了四条停战条约——一是川军交出枪弹，由尼泊尔方面封存在西藏，后续由汉、尼、藏三方共同启封；二是驻藏陆军全部退伍，由印度回国，钦差大臣（1912年5月9日民国政府已委任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驻藏大臣职务已不复存在，但该消息尚未传到联、钟那里）、粮台（包括同知）、夷务官（翻译、海关官员）等照旧留在西藏；三是钦差可以保留30枪、（护卫）统领可以保留60枪；四是驻藏陆军离藏后，需要赔偿兵变中拉萨方面的财产和房屋损失。8月16日，驻拉萨的川军交出了1500余枪、3门火炮、1挺机枪和弹药，开始撤离拉萨，仅留保卫钦差的200士兵。

关于“康藏冲突”这一术语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我国学术界通常使用“康藏冲突”或“康藏纠纷”来指1912~1913、1917~1918、1930~1940年的三次武装冲突，但实际上西康省政府1939年才正式成立。三次冲突的交战双方也分别是藏军和川军（含川边驻军）、滇军。因此使用当时尚不正式存在的“康”作为冲突的一方，是不严谨的（当然，西康这一名称至少在傅嵩炑20世纪初所写的《西康建省记》中就已经提出，但其只是一个提议，并非官方的行政区建制）。但考虑到与国内学术界通行术语的一致性，本文及后文仍然使用“康藏冲突”或“康藏纠纷”一词。

川滇军的前进和《朱尔典备忘录》

1912年6~7月间，英国方面判断西藏方面的局势一片大好，驻藏川军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中国军队由川滇入藏。6月23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用庚子赔款和英国贷款问题要挟川军不得入藏。7月11日，英国印度事务部也对外交部提出，要明确英国的西藏政策（即前述三条方针）。受英方强硬态度的压迫，袁世凯于7月3日向拉萨驻军发电，要求“极力扶绥，不可一味杀戮，玉石同焚”，实际上是暗示了驻军可以与噶厦方面和谈。

8月，西进川军主力分两路西进，朱森林的南路军出河口（雅江）开始围攻理塘，北路刘瑞麟部经道孚、德格一路直插昌都。8月15日，滇军前锋进至阿墩子；27日攻克盐井。8月底，刘瑞麟部进抵昌都。9月3日，朱森林部攻占了理塘。

随着川滇两省军队不断西进，英国方面的口吻也日益强硬。8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做了一定修改后，命令朱尔典向民国政府递交书面声明。8月17日，朱尔典向民国外交部递交了五点备忘录，即《朱尔典备忘录》。其中除前述三条方针（宗主权、官员仅驻藏长官、武装仅驻藏长官小卫队）外，还正式反对袁世凯4月所做的西藏事务为中国内政的声明，将签订西藏问题书面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前提，在签订协议前断绝中国方面经印度往来西藏的交通等。9月7日，英国方面再次提出照会，称中国如果派兵入藏，必然会和英国爆发直接冲突。

此时（9月），驻拉萨清军主力已经交出枪炮弹药，分批抵达亚东，准备经由印度回国。9月12日，国务院电尹昌衡，要求昌都川军不要西进，以防牵动大局。20日，国务院电蔡锷，要求在盐井就地驻防，以免挑起外衅。24日，国务院电尹昌衡，要求他先肃清川边。尹昌衡复电请北京方面批准川军继续由昌都、巴塘西进。9月25日，北京方面任命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实际上是规定尹昌衡部只能在“川边”活动，不得入藏。26日，袁在复电中再次严词勒令不得深入藏区。

尽管如此，川军还是于9月16日从昌都出发，开往拉萨东面门户——江达（现工布江达，当时名为太昭）。至9月底，川军已经恢复了川边怒江以东地区的控制权（但其中稻城、乡城一带一直未能收复）。此时，尹昌衡各部的部署如下：邹衍贵部一营驻打箭炉、河口（雅江），保护后路；朱森林部一团（欠一个营）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向树荣部一团（欠一个营）另陈步三部一个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即邓柯）；朱团、向团各一个营，由黄煦昌指挥，驻昌都为机动部队。同时，滇军也受到北洋政府和川军的压力，停留在盐井、毕土一带。最终，由于外交、北洋的压力和天气入冬，川滇各军未能深入。

川滇矛盾的爆发、钟颖撤出拉萨

8月下旬，滇军西征部队攻占盐井前，即应北洋中央政府要求派兵前往巴塘救济守城川军。尹昌衡以川边局势可控、地方贫瘠无法供应大部队为由，要求滇军不要进军。26日，蔡锷命西征军司令殷承瓛（音同“环”）停止前往巴塘。9月6日，殷承瓛告知蔡锷前锋以攻克盐井（实际27日即攻克），并再次提出救援巴塘。蔡锷10日复电批准（实际上滇军并没有停留等待他批准），并于12日电告中央。

9月10日、13日，北洋中央政府与四川方面分别致电云南，要求滇军停止前进。云南都督府在复电中向北洋提出，将宁静山以西的波密、察隅等地交由滇军负责，其余区域仍由川军负责。中央在复电中裁决，川边全部地区（包括盐井）均应由四川负责经营。于是蔡锷命令滇军撤回云南。但殷承瓛以川军劫掠盐井为由，留在盐井县不肯离开。

10月初，尹昌衡就此事发布通电抨击云南方面；国务院也致电蔡锷予以批评。蔡锷强令殷承瓛撤出盐井等地，至10月底，滇军全部撤出。（以上内容见张黎波、周智生著，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政府与边疆危机应对 ——以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中心一文）

此时，联豫已经在9月14日离开拉萨，而噶厦政府以钟颖为陆军将领为由，要求钟颖随陆军人员一起离藏。至于钟颖民国政府驻藏办事长官的职务，藏方说“只知钦差，不知长官为何物”。16日，民国政府电令钟颖“万勿遽离藏境”。于是双方就钟颖去留问题再次爆发矛盾。

9月24日，钟颖卫队与噶厦方面再次开战。至11月中，钟颖部几乎断粮，不得不再次议和。12月14日，钟颖与噶厦再次签订和约。16日，钟颖卫队也被迫交出武器弹药，19日撤离拉萨。12月中，钟颖经江孜退到了靖西，有意留在该地等待北洋中央的指示（联豫已经于11月底经靖西撤到印度）。

1913年1月2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回到他忠诚的拉萨，随即开始清算亲中央势力，曾表态支持驻藏大臣、驻藏川军的僧侣贵族都遭到了处决、清洗和贬斥，并将达桑占东封为扎萨，继承了噶伦擦绒协摆（他曾经参加过1908年贸易协定的谈判，此时与妻、两子同被处死）的头衔和财产。曾与钟颖部并肩作战的丹吉林寺，1913年被达赖平毁。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召集各宗的僧俗大会，讨论西藏大政方针，尤其是如何与中央政府交往。不过由于反对完全与中央断绝联系的势力仍然庞大，噶厦政府并未下定决心宣布“独立”。

余波：对朱尔典备忘录的回应，尹昌衡、钟颖、察隅守军的最终命运

1912年12月23日，民国政府正式对《朱尔典备忘录》做出了答复，复照中驳斥了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中英订立关于西藏新约、英国以订立西藏新约为承认民国条件等各点，重申了中国有权在西藏驻军，但委婉地表示中国不打算“即时”在西藏设省。不过1913年6月，尹昌衡被免去四川都督职务，专任川边经略使（镇抚使改名），后兼任川边都督。1914年6月，民国设立了川边特别区，将各府、州、设治委员裁撤、改为设县，全区共设34县。

但袁世凯操弄手腕，让尹昌衡失去四川都督的职务，专任川边方向，这引起了尹与四川其他军阀的矛盾。同时，四川与云南两省的关系也日趋紧张。1913年11月，尹昌衡奉召入京面见袁世凯。1914年1月13日，尹昌衡被撤去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职务；2月2日被捕入狱；8月16日被褫夺军职、荣典。1915年10月16日被判徒刑九年。1916年袁死后才被黎元洪特赦出狱，恢复军职、荣典。此后尹昌衡基本告别政治舞台，1953年去世。

1913年1月11日，在拉萨站不住脚的钟颖带领驻藏清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及家属、在藏汉民）抵达亚东，随后他和随身卫队（不足百人）留在亚东海关，将其他人员送往印度境内。然而由于钟颖与西藏各方积怨极深，十三世达赖喇嘛2月28日电袁世凯，要求钟颖立刻离开西藏。北京方面复电十三世达赖，希望后者能接受钟颖暂居西藏。但3月13日，钟颖与国务院在电报中抱怨，藏人不理中央电文，并威胁如果钟颖不走就要把他打走（此时已有数百藏方人员将海关官署包围）。同时，西藏当局对海关方面施压，要求不得继续庇护钟颖一行。于是亚东海关只得表示不介入的态度，钟颖被迫于28日离开亚东海关，移居边界附近的郎热。4月2日，北京政府致电陆兴褀，任命他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以“不遵命令、擅行离藏”为由免去钟颖职务。4月14日，钟颖离藏入印。同年10月，钟颖因罗长裿一案和“擅离职守”罪名被北洋政府逮捕。1915年3月19日被处决。

1912年中，随着川边清军的全面崩溃，数千藏民武装包围了察隅县城，苟国华与蒋洪喜率新军、文职官僚及家属守城。察隅守军拒绝了藏方提出了让开道路，放其返回云南或四川的和议，坚决守城不退。7月5日，全城剩余的147人投江而死，察隅县城失陷。

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在会议前的接触

英印政府总是担心英国外交部、驻华公使馆与中国中央政府撇开自己，在伦敦、北京接触，达成有利于英国总体战略却不利于英属印度利益的条约（如《北京条约》）。西藏地方政府也担心中央政府和英国人撇开自己私下接触，以中国其他方面的利益为条件，而放弃对西藏的干预，从而使其失去“听调不听宣”的特殊地位。

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一方面做出响应袁世凯“宣抚”表态的样子，提议与中央和谈，从而稳住北京方面；一方面提出以英属印度为谈判地点，拉英国人下场（主要是拉英印政府下场）保护自己在谈判中不会失去过多权力。与之相对，北洋系的中央政府则是一面和英国人虚与委蛇，一面在台面下不断努力，希望把噶厦政府拉到双边谈判桌上。

1912年9月，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参议院表示，不打算在西藏建立（民国）新制度、承认达赖的地位并愿意遵守各项中英（涉藏）条约（即1906年《北京条约》和1908年的《贸易协定》）。191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就致信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喀喇沁部蒙古王公），希望通过后者与袁世凯建立联系。袁世凯在收到达赖1912年10月信后即于10月28日复信，恢复了其封号并另加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同时册封了九世班禅），但册封使马吉符等人（曾任靖西同知、江孜监督）被印度方面拦截。12月18日，北洋政府任命温宗尧（前驻藏帮办大臣）和王人文（前护理四川总督）为西藏宣抚使。这里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吸取了此前任命钟颖的经验教训——钟颖在赵尔丰时期率军入藏时行事较为暴烈，遭到了噶厦政府方面的普遍憎恶——转而派遣有西藏工作经验、或与赵尔丰不是一路的老官僚入藏宣抚。

1913年2月18日，十三世达赖就致电袁世凯，提出中央和西藏代表至印度大吉岭“商办汉番善后事宜”，但北洋方面提出由于印度方面交通不便，应当以昌都为谈判地点。北洋方面的这种说法并非虚言。1912年上半年，民国政府蒙藏处便派出杨芬（蒙古族、喀喇沁部出身）率随员和数名喇嘛，计划经印度大吉岭入藏。但杨芬团队6月10日至大吉岭后，反复被英印政府拦截，不得入藏。杨芬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电报也被英国方面查获、扣押。直到9月以后，才与达赖喇嘛派往英属印度的藏官建立联系。

就这样，在噶厦政府的策动和英印政府的配合下，中国中央、西藏地方和英国三方涉藏问题谈判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对于谈判地点，各方的意见或昌都、北京，或伦敦、印度，尚未统一。

藏军的冬季攻势与川军乡城之战

在尹昌衡部的攻势基本耗尽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藏军经波密进至川边一带，向察雅、江卡、盐井等地进攻。川军陈桂亭部一个营败退至巴塘，得到嵇廉部增援后才勉强守住。后黄煦昌部进至察雅，与顾占文部合力击退藏军。解除了察雅、江卡等地的围困。藏军回到怒江以西（洛隆宗）一带布防，与昌都川军对峙。至1913年2月底到3月初，川边驻军在烟袋塘（在察雅以西）一战中击退了东进的藏军。

1913年4月初，尹昌衡在击退藏军的东进后，决定从成都抽调刘成勋一部（步兵三个营、炮兵两个连、机枪一个排）会同川边驻军步兵三个营（孙绍骞指挥）等分东西两路，以攻乡司令部统辖，会攻乡城。5月8日，左路军刘成勋部从理塘县拉波进至稻城县色母（省母）。10日，攻克稻城，16日，攻克桑堆，扫清了乡城藏军的右翼。5月27~28日，左路军在乡城与稻城中部翻越县界，控制了八格（白格）村一带要隘，藏军退守硕曲西岸。29日，刘成勋部泅渡硕曲，攻占俄渣村，进逼业洼（雨洼），藏军退守桑披岭。此时，右路军也进抵乡城县治西北不远处的冷龙，与藏军对峙。

6月23日，左路军占领雨洼，藏军再退至泥四顶（尼斯乡）。25日，右路军攻占冷龙，左右路军分别由泥四顶、冷龙向乡城/定乡发动最后进攻，于当日下午攻占定乡。藏军撤往下乡城方向（即乡城县南部）。

此后，由于熊克武部（四川陆军第五师）响应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刘成勋部奉命返回成都，孙绍骞部留守乡城。此外，川边经略使军法局局长兼护卫团团长张煦也在打箭炉响应二次革命，后被尹昌衡镇压。10月底，大批藏军围攻定乡，但被孙绍骞部及援军击退。至1914年初，川军收复了下乡城地区，新任川边镇守使张毅裁撤了攻乡司令部，将定乡的川边陆军改为川边陆军第一旅，旅长嵇廉，仍驻乡城一带。

各川边镇守使治下的兵变和小冲突

略

第二次康藏冲突的爆发

第二次康藏冲突

1917年9月，驻昌都西北类乌齐的边军炮兵连因割草问题与藏军发生冲突。一说藏军士兵被俘后，在押送途中被藏军大队劫回。另一说藏军士兵被押送回昌都，被彭日升斩首后送回。此事成为了第二次康藏冲突的直接原因。

藏军分北、中、南三路向昌都合围，其中北路经类乌齐绕至昌都北侧，中路由恩达直取昌都，南路迂回八宿、察雅、宁静一线。至1918年1月，藏军南北路攻克类乌齐、察雅；2月19日，藏军中路激战后攻占恩达。新上任的陈遐龄一方面电请刘存厚接济粮饷弹药，一方面令驻巴塘的边军分统刘赞廷由南路增援昌都、打箭炉陆军第一营蒋国霖部走北路增援昌都；同时命令川边陆军第二团朱宪文部两个营前出甘孜。但刘存厚拖延了事，未予接济；刘赞廷部逡巡不进；蒋国霖孤军前进，在同普（现江达县同普乡，这里需要说明，此前所出现的所有“江达”均为现工布江达，后文中如不明确提出工布江达或太昭，则所有“江达”均为昌都方向的江达）兵败被俘。

至3月，藏军完成了对昌都的合围。4月3日，昌都守军指挥官、边军统领彭日升向噶伦喇嘛、朵麦总管强巴丹达请求议和，被拒绝。16日，彭日升与强巴丹达商定了五条投降条件：一是边军缴械后，藏方发给旅费遣返；二是边军缴械后，藏方发给护照、提供乌拉，以便边军走北路返回打箭炉；三是边军返回打箭炉沿途由藏军护送，不得伤害；四是保护昌都汉民人身财产；五是不得阻挡汉民、边军婚配的藏族女性一同返回打箭炉。

4月19日，昌都边军投降。21日，藏军入城。入城后，西藏方面命令将降兵全部解送拉萨，不许回川。彭日升也被带回拉萨，不过他倒是得到了良好的对待。（据说其他战俘通过印度、缅甸，经腾冲被遣返。）藏军乘胜追击，5月底占领同普。至7月，藏军已控制邓柯（1978年撤销，划入石渠、德格两县，县治在现石渠县洛须镇）、德格、石渠、瞻对/瞻化（现甘孜州新龙县）、白玉、贡觉、武城（现贡觉县雄松乡三岩片区）、宁静（现江达县）八县，算上已经占领的恩达（现属类乌齐县）、昌都、察雅、同普（现江达县同普乡），川边已经丢失十二个县，战线已经东进到了甘孜、巴塘。

而此时，熊克武、吕超等正在试图将刘存厚、钟体道部驱逐出川，至5月19日熊部占领昭化（属广元），6月8日进占广元。刘存厚部被迫撤往汉中，并请求北洋方面增援。陕西也有部队投入靖国军，于8月推举于右任为总司令。

此时，陈遐龄任命川边陆军第二团团长朱宪文为北路指挥，节制甘孜战事，第一团团长王政和为副指挥，仍以孙涵代理川边陆军第一旅旅长。川边军队与藏军在甘孜、白利（在甘孜县生康镇北）、绒巴岔（在甘孜县城西来马至贡龙一带）一带持续战斗。

台克满其人

副领事埃里克·台克满（Eric Teichman）1917年下半年接替了奥利弗·科尔斯，担任英国驻华使馆派驻打箭炉的观察员。科尔斯可能在9月即离开打箭炉，但台克满至10或11月才到任。台克满时年33岁，是出自安斯巴赫的德裔英国人，1907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曾在辛亥革命后赴青海、甘肃、陕西一带考察并处理藏区边界问题。兰姆在著作中猜测，英国驻华使馆1916年起草的《西藏问题备忘录》就是由台克满执笔的。

台克满抵达打箭炉后，就开始对藏区与川边的边界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在公文和私下场合，台克满都反复表示自己做的只是“私人调查”，而朱尔典（英国公使）则一直“命令”台克满停止这种做法，迅速回国。

兰姆的猜测（以及我的看法）是，由于伦敦的外交部、印度事务部都没有授权驻华公使馆派员调查川藏边界问题，而这一问题又涉及到中国内部两个势力（且他们还在交战）的敏感点，因此驻华公使馆自然可以派员去做，但是如果事情搞砸了，朱尔典也必须把自己摘干净、以免承担英国官员在履行公务中身亡的责任。而使馆方面的“命令”，其实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这一理论的一个佐证，就是台克满在个人著作《一位领事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Travel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中将其所作所为全部公开，并于1922年被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相比之下，查尔斯·贝尔在退休后拟出版的个人著作却被英国政府阻挠。可见台克满的行动哪怕不是直接受到英国政府、外交部、驻华公使馆的指使，也是符合其训令和指示精神的。

台克满抵达打箭炉后首先观察到的一点，是打箭炉/康定是一座汉藏人口各半的城镇，藏族人传统上由明正土司（甲拉甲波）统治（当然当时已经改土归流了）。而民国在川边的军政要员——镇守使也驻跸于打箭炉，但由于民国政局的动荡（护国战争、府院之争、护法战争等），川边镇守使从四川省和中央所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云南方面对川边镇守使也有觊觎之意。另外，边军各部统领、帮统等等也有意竞逐镇守使的官位。

另外，打箭炉集中了天主教、新教、清教等教团的传教士。各派传教士以此为基地，向藏东、藏南、滇北、川西辐射传教。传教士在川边经营日久，堪称根深蒂固（凤全事件就与传教士有很深的关系）。但传教士普遍认为藏民的佛教信仰坚定，不易传教；相比之下汉民入教的难度就低得多，且传教士的传教依据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列强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西藏噶厦政府则没有此种法律安排。因此传教士们普遍欢迎甚至支持中央方面。

最后，打箭炉是四川与西藏之间的重要贸易节点，也是汉民与藏民聚居区的交界之处。贸易往来使得这里集中了四川、西藏各地的消息。

台克满的行事动机

台克满到了打箭炉之后，通过与明正土司、川边镇守使（及属下军官）、传教士、商人接触，形成了自行解决川边边界问题的方案腹稿——那就是劝说四川和西藏方面接受当时的现状，至少以此作为临时的妥协方案。

昌都被藏军占领后，达赖喇嘛和藏军中下层对战局都十分乐观，认为是时候全取藏区了。但噶伦喇嘛·朵麦总管·强巴丹达对自己兵力的有限十分担忧。如果不是英国在辛亥革命后援助的近代步枪和充足的子弹，藏军可能根本无法突破川边各军的防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西藏问题再次涌现成为中英之间一切交涉的焦点问题。陈遐龄手下的一名朱姓团长（可能是二团团长朱宪文）就在1918年初的一次社交场合质问台克满：为什么英国要提供武器去和自己的盟国（当时北洋政府已经宣布参加协约国）交战？

此时陈遐龄本人仍然在西昌一带料理张煦部，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愿意过早出兵救援有意和他竞争川边镇守使官位的彭日升。无论如何，昌都的局势都在日益变得危急。3月3日，台克满在致朱尔典的信中表示，他打算立刻启程到前线去调查情况、获取可靠信息。他还说，如果有可能，当机会来临时，我可以将双方首领聚集在一起，协商停战协定和停火线。临时的停火线不会对接下来有关边界的谈判带来任何偏见，直到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达成最终解决整个问题的协议。

也就是说，台克满的目的在于刷大英帝国的脸，调停川边和藏军的临时停火，然后为重新举行西姆拉式的三方会谈制造条件（当然，这次新的谈判未必会在英属印度举行），而在这一过程中，台克满必然会大大地出一次风头，帮助他本人的仕途青云直上。

要举行停火谈判，第一步就是让双方都派出得到授权的代表，然后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台克满的想法是，中央方面直接发电，授权昌都的彭日升（边军统领）或巴塘的刘赞廷（边军分统）代表川边镇守使参加谈判，同时噶厦方面授权噶伦喇嘛·朵麦总管·强巴丹达代表西藏方面谈判。台克满认为，尽管中国此时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护法军政府、靖国军各部对抗北洋军），但想必西藏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会得到南北两派的共识。而昌都的中国军队既然被围，想必不会拒绝和谈；同时西藏噶厦方面的实力毕竟远远弱于中央，也不会拒绝和谈。但是这里就要特意分析一下台克满为什么只提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两个属下，而不提陈本人——因为陈遐龄以“急功好名”著称，无异于又一个赵尔丰、钟颖或者尹昌衡，因此让陈遐龄去和噶厦政府议和看上去可行性很低，即使开始谈判也未必能取得成果。

台克满发这份电报与其说是请示朱尔典的批准，不如说是把自己将要做的事情通报他一下。毕竟除非朱尔典收到后立刻发急电阻止，不然台克满将在一两日后离开打箭炉到前线去，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把电报和信件送给台克满了。

这份电报体现出了几个要点，首先，台克满调停绝非中央、四川、川边、达赖、噶厦任意一方所委托的，也没有受到英国政府、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英印政府、驻华公使的明确授权，只是他个人出于追求功业的冒险；第二，在台克满的计划中，临时停火只是通往重开三方会谈、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的中间环节；第三，台克满总是十分担心川边官员与噶厦政府绕开英国人直接议和。

昌都议和

3月7日，台克满离开打箭炉，此时陈遐龄也从西昌返回打箭炉一带。5月19日，台克满走雅砻江、甘孜、结古（在青海玉树）绕路抵达昌都，不过此时彭日升部守军已经投降，因此彭日升无法作为中央方面的“代表”与噶厦谈判。台克满在昌都见到了强巴丹达，这位噶伦喇嘛对他坦承了自己受到上下两方面的进军压力，以及他对于四川各部军阀团结起来集中消灭藏军的担忧。强巴丹达表示十分乐意和一名获得授权的中方代表和谈并签订停战协议，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他也拦不住藏军的东进步伐。

既然彭日升已经用不上了，台克满就去联系巴塘的边军分统刘赞廷。6月4日，台克满在芒康见到了刘赞廷，此时刘赞廷正在私下和噶厦方面委任的马尔康台吉商议媾和（刘赞廷部由于此前援救昌都失败，以及后续与藏军的交战，兵力已经受到很大损失）。随后，刘赞廷在台克满鼓动下擅自前往昌都谈判。

现在中央、西藏方面的代表倒是有了，但刘赞廷的谈判是否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授权还是未知数。台克满决定赶往巴塘（芒康距离巴塘比打箭炉近得多），但台克满6月9日抵达巴塘后发现，巴塘到打箭炉的电报已经断了。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回到昌都，不论有没有授权都推动出台一份停战协议，不过台克满自己的说法是，刘赞廷自己认为自己有权和西藏方面商讨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停战协议。

7月14日，强巴丹达、刘赞廷、台克满齐聚昌都。由于之前的接触和交往，台克满和强巴丹达已经建立了互信，台克满将其文书通过西藏方面，走英属印度的渠道转送驻华使馆；同时他也通过这一渠道收取送来的活动资金。结果又成了英国代表与西藏代表狼狈为奸，一起对付被英国人忽悠来的中央代表，不过不同的是，这个“中央代表”连全权证书都没有。

台克满和强巴丹达5月份的时候就讨论好了，要以金沙江作为噶厦政府辖区和四川省（含川边镇守使、川边道）的边界。此外在金沙江以东，四川方面要尊重德格土司的自治（土司继承中失败的昂翁降白仁青此时投奔了噶厦方面，在藏军中担任代本，这一提法很可能是要恢复昂翁降白仁青的土司职位；而其兄多吉僧格在赵尔丰改土归流后被安置在巴塘）；四川、西藏双方都不能在瞻对（现新龙县）驻军。

8月11日，和谈在昌都正式开始。刘赞廷的法律地位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他当时只能通过台克满——强巴丹达——拉萨——江孜——英属印度——北京的曲折方式与中央保持联系。而他和四川省、打箭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络。台克满在自己的书里声称，7月底他们收到了四川省和川边镇守使的回信，四川督军（或许是熊克武？）表示赞成和平谈判，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也同意议和，并提出以金沙江为临时停火线。

8月2日，台克满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不会给刘赞廷全权授权，因此三方代表只能先讨论出方案后，再把方案拿给上级批复。但事实上，7月份成都某报纸刊载了据说是陈遐龄寄给四川省的一份电报，陈遐龄在电报中说中国与西藏没有谈判的必要，除非藏军退出昌都并停止干涉川边在藏区东部的政务。耐人寻味的是，强巴丹达5月就对噶厦政府汇报，说刘赞廷自称得到了大总统的授权，可以参加对藏谈判。

综合起来看，真相很可能和台克满与英国公使馆的关系类似，北京、成都、陈遐龄或许都乐见刘赞廷真得和强巴丹达谈妥停火条件（因此他们会通过上述曲折的方式与刘赞廷通信），但为了防止承担谈判破裂或谈判结果不利的风险，他们不会给刘赞廷任何可以作为授权证明的信函、证明或电文。

无论真相如何，刘赞廷、强巴丹达、台克满在8月19日签订了十三条《汉藏停战条约》，主要内容是：

一、汉藏官长愿意和谈，以刘赞廷、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台克满代表三方议和停战。

二、本停战条约为临时性，永久条约须三方后续再议。

三、临时分界线以甘孜、瞻对/瞻化、章谷（在现丹巴县）、道孚、雅江、康定、丹巴、泸定、结孜绒（未考）、乡城、稻城等地为汉官辖区；类乌齐、恩达、昌都、察雅、江卡、贡觉、武城、同普、邓柯、石渠、德格、白玉等地为藏官辖区。甘孜、瞻对藏军撤退后，汉军不得骚扰大金寺等处。西宁方面边界如旧。

四、汉藏临时划界后各守境界，不得侵占。

五、以上汉官辖区的寺庙、佛教事宜由达赖喇嘛主持，汉官不得干预；寺庙、喇嘛、僧人不得干预汉官行政。

六、汉藏各自驱逐境内匪盗，不得阻碍商旅。

七、双方投降、投诚者留居现地或是返回原籍，均听其自便。

八、双方不得借机虐待在藏区的汉人、在汉区的藏人。

九、汉藏边地冲突不得擅开兵事，由英国领事（实际上指的可能是成都领事馆）调停。

十、昌都、江卡仅留驻藏军二百余，巴塘、甘孜仅留驻汉军二百余，紧急事态下可临时增兵。

十一、汉官无事不得攻打乡城、瞻对，但藏官不得对乡城、瞻对的为非作歹予以庇护。

十二、上述议和条款应多加誊写，遍贴各地，使汉藏人民周知。

十三、本条约以汉藏英三种文字抄录，以英文为准。该条约应由各方画押（指三方代表签字）后，呈交上级批准。

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临时停火线基本就是当时双方的战线所在，在北部基本以雅砻江为界，到南部以金沙江为界。此外，条约还限制川边军队进入乡城和瞻对。尽管条约规定的汉官不干预佛教，寺庙僧人不干预行政貌似是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在川边地区，寺庙僧侣控制着土地、人民，行政官员如果不干预寺庙和僧侣，是无法有效控制其辖区的。而条约第九条更是明确由英国领事馆负责监督、调停停火安排，条约文本也是以英文版为准。最后，所谓三方再议永久条约的规定，实际上不符合陈遐龄的立场，而是符合英国方面的要求（噶厦或强巴丹达实际上并不排斥与中央或四川/川边方面单独谈判）。

由于代表的授权存在问题，因此该条约既没有规定生效日期（即自何日起生效），也没有规定有效期限（即至何日起失效），而只是提出要各方回去交政府批准。所以台克满调停的昌都议和只能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要真的实现他的小目标——切实达成川边停火，他还需要再跑一趟，要么让北京的总统府、外交部授权刘赞廷代表中央，要么让前线的陈遐龄所部也加入议和之中。实际上，前线的藏军仍然在绒巴岔一带和川边陆军交战不停。

中央方面的态度是，停火可以，其他再说。9月20日，北京外交部告知朱尔典，说他们并未赋予刘赞廷谈判和签约的权力，换言之，这份停火协议并没有法律效力。

而刘赞廷所部属于川边边军系统，与绒巴岔参战的川边陆军不属一个系统，且刘赞廷所部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很大，也无法强迫陈遐龄加入停战。因此，台克满只得再往绒巴岔跑一趟，争取陈遐龄部和前线藏军加入停火。

绒巴岔议和

1918年9月2日，台克满在明正土司陪同下离开昌都（强巴丹达和刘赞廷未去）。19日，台克满抵达绒巴岔，与陈遐龄派出的交涉委员韩光钧（时任康定县知事，明正土司名义上也是陈遐龄派出的委员）会面。而藏方代表为堪穷洛桑顿珠、代本琼让巴、代本哲通巴。

台克满认为，双方谈判的原因是各自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西藏方面担心的是自己远离藏区核心地带，而中央方面或许会团结起来一起对付藏军；川边方面担心的是如果藏军争取了瞻对方面也站到拉萨一边，那么川边军队就会进退失据。

但实际上很多噶厦官员、藏军军官都认为，1918年藏军的情况一片大好、很快就能全取川边全境，台克满所做的与其说是保护了藏军和噶厦政府，不如说是保护了川边方面。有些英国人将这种言论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里并予以发表，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英方对台克满调停所持态度的来源。

与此相对，韩光钧在绒巴岔借机观察了藏军的情况。根据他的报告，之前都说藏军没有战斗力，但此时藏军士兵的战斗力已经不可小觑。昌都所部的藏军都装备了快枪，而川边我军各团营的弹药都不充足。如果要单纯靠武力解决，那么必须由四川省方面先接济军饷、弹药、火炮、新兵，共编成陆军四个团。如此，则可以用两个月克复最近丢失的九个县，甚至可以收回民国元年时丢失的桑昂曲宗和察隅。

9月20日，绒巴岔谈判正式开始。尽管台克满试图邀请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和陈遐龄前来，但两人都决定不亲自参与。台克满在谈判开始后宣布自己不作为英国代表参与谈判，而只是作为一名副领事充当目击证人和“中间人”（瞧，又是一位诚实的中间人）。

由此看来，绒巴岔的议和与昌都的议和存在以下差别：昌都议和为三方议定，而绒巴岔议和中台克满仅作为“中间人”出面；昌都议和的中方代表未获得任何授权，而参与绒巴岔的韩光钧是由陈遐龄派出的交涉委员；与昌都协议不同，绒巴岔协议有明确的撤军期限和协议有效期；但绒巴岔的退兵条款未明确提及停火位置在哪里，这也是和昌都不同的。

10月10日，川边、西藏代表签订了四条《暂议停战退兵条件》，主要内容为：

一、汉藏官长愿意和谈，汉军退回甘孜，藏军退回德格。自退兵日起南北两路汉藏各军均不得再前进，停战期一年，以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对是否在昌都交涉取得一致意见。

二、该条件为停战退兵条件，不是正式议和。

三、撤军时间段为公历10月17日至10月31日。

四、本条约由川边镇守使派出交涉委员与西藏噶伦派出委员商定，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为见证人，条件成立后，签字人员应立即上报各政府。

绒巴岔的停火协议得到了双方的遵守，对于台克满来说，这只是他个人设想中的第一步，他所追求的更高目标，实际上是调停中央（或四川、川边）与西藏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并明确西藏的法律地位。当然，这种法律地位说白了不过是强迫中央方面承认对西藏的宗主权，而非主权，换言之，让中央承认西藏的自治，并承认西藏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事实上的独立，一种变相的外蒙古模式。

我们姑且不讨论西藏法律地位的问题，台克满在10月12日通过印度发送的报告中认为，中央与西藏的辖区以金沙江分隔为宜。但他清楚地知道，西藏方面绝不愿意放弃对德格的控制。不过他觉得，如果英国愿意为西藏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事实“独立”）提供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那么至少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是愿意推动这一决策在噶厦政府和十三世达赖那里获得批准的。毕竟藏军尽管有了英国援助或出售的新式步枪和子弹，但兵力远远少于四川境内混战的中国军阀的兵力总和，更缺少火炮、机枪等重武器，如果四川军阀能够团结起来，那么仅仅一个省所提供的人力物力就足以消灭西藏方面的军事力量。

在完成议和后，台克满继续对藏区边界的考察，他先是返回昌都，然后沿怒江南下，至云南境后转而向北至巴塘、白玉，到1919年2月才返回打箭炉。他将在康区旅行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一位领事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一书。

台前与幕后

由于通信不便（电报在西藏方面只通到江孜，而川边方面的电报至打箭炉为止，原本通往巴塘的电报线既不顺路也在战事中被切断了），尽管台克满在昌都、绒巴岔并未故意拖延信息的上报，但各上级的指示和要求也很难及时抵达。这就使得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英印政府、英国驻华公使馆都与北京的民国外交部、拉萨的噶厦政府一样，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旁观者。

1918年2月19日，朱尔典在得知川边发生冲突后就询问民国外交部，需要英国人采取什么措施以实现停火。到4月，朱尔典再次致函外交部，表示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考虑另一种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且暗示由于他即将离开中国，建议北京方面尽快考虑，以免下一任驻华公使的对华态度更加强硬（考虑到麦克马洪那种人的存在，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1918年4月25日，英国外交部的维克多·韦斯利在给印度事务部的信函中表示，朱尔典相信台克满是一个很谨慎的官员，如果台克满能成功安排停火协议，那么各方和解的希望会大大增强。5月10日，印度总督弗雷德里克·塞西杰（切姆斯福德子爵，哈定男爵已于1916年卸任）致电印度事务部，对此表示赞成。

7月6日，朱尔典与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见面，转告了刘赞廷通过台克满传给国务院的信息（够绕的）。段祺瑞表示，刘赞廷的职务不足以担任这一工作，至少也要陈遐龄出面才行，而当时的局势使得北京方面没有精力处理川边和西藏的问题。朱尔典的看法是，段祺瑞其实是指望北洋军在四川控制局势后，再来料理川边问题。

此时台克满其实在调停临时停火的同时，还在琢磨如何制定所谓长期的解决方案。7月25日，他在给朱尔典的电文中表示，新的三方协议包括：一、西藏自治，且受到中国和英国的共同保护；二、废弃内外藏的概念，以金沙江为中国和西藏的边界；三、如果中国坚持在拉萨派驻代表，则英国代表也要进驻拉萨；四、英国派一名官员常驻边界的昌都或巴塘；五、将印度至江孜的电报线经过拉萨延伸到昌都。

台克满在昌都时已经与强巴丹达谈妥了这些条件，而强巴丹达很可能也就此获得了拉萨方面的批准。但段祺瑞已经明确提出，刘赞廷没有这方面的授权，而英国方面哪怕让刘赞廷在相关协议上签字，很明显这种协议也是毫无意义的。朱尔典在8月26日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台克满这种瞎折腾只会让北京方面拒绝英国人调解西藏问题的一切提案，于是他开始要求台克满返回打箭炉。

但英印政府在此时站到了台克满一边，他们警告台克满，公使正在试图将其召回。于是台克满找了一个借口——刘赞廷是他忽悠到藏军大本营来和谈的，作为一个英国绅士，不应该把刘置之不顾。但实际我们也看到了，9月初他就把刘赞廷丢在昌都，自己跑去绒巴岔追求个人功劳了（不过强巴丹达是遵守协议精神的，不仅战俘得到了释放，刘赞廷在11月底也回到了巴塘本部那里）。等到刘赞廷这一借口失效时，台克满已经到了绒巴岔开始调停新的停火条款，于是朱尔典只好让他继续自行其是。

不过1918年比1914年，甚至1917年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英国政府各部门开始毫不避讳地谈论在西藏设立常驻代表了。其原因很简单，十月革命及随后的俄国内战，使得英国政界对俄罗斯可能针对西藏问题采取反制措施的担忧一扫而空。朱尔典8月26日的担忧就仅仅提到了中国方面拒绝与英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可能性，只字不提俄罗斯的反应。

台克满的第二个目标

尽管北京不承认刘赞廷的代表身份，陈遐龄也不承认昌都议和条约，但台克满的第一个目标——即斡旋临时停火，已经通过绒巴岔议和实现了。他接下来要做的，如我前面所说，就是以另一种形式、主要是他能参与其中的那种形式，安排另一次三方会谈，从而“解决”西藏问题。这次，由于他本人就在川边、康区一带（而1913~1914年英国官员最远不过在打箭炉），他提出最好在昌都举行会谈，而时间就在绒巴岔停火协议规定的一年停火期之内。

不过，台克满还是对昌都协议无法得到批准耿耿于怀，他认为陈遐龄不愿意承认昌都协议，这表示他不配身居要职（十足的个人恩怨）。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昌都协议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停火线的大概位置，而尽管协议中表示自己只是临时性文件，具体和议要等各方政府正式谈判。但实际上正式谈判的结果基本就是承认临时停火线的有效性罢了，最多做些微的调整。所以昌都协议的无疾而终，实际上意味着他一蹴而就实现两个目标野望的破产。

当然，台克满很清楚，陈遐龄拒绝昌都协议而批准绒巴岔的停火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对刘赞廷的个人恩怨，另一方面还是因为英国人在川边、四川的声望如同朱尔典所说的那样，由于直接对西藏提供军援而受到了怀疑和打击。在交战中，藏军的部分英制枪支弹药被川边部队缴获，这成为了证明英国人对西藏拥有野心的确凿证据。不过对此，台克满的建议是，既然已经明牌，那干脆继续向西藏方面提供武器弹药得了。到1919年4月底5月初，台克满调离打箭炉，返回英国公使馆中国事务秘书处任职，驻打箭炉观察员由路易斯·金再次担任（1914~1915年就曾担任这一职务）。

川边地区秩序的恶化

陈遐龄整编川边军队

略

陈遐龄的民政与财政

略

藏军袭扰与土匪肆虐

1918年，乡城土匪头目洛绒丁真联合稻城等地匪徒内外夹攻进犯理塘，当地边军一营战败被缴械，县知事被俘，县署被焚毁。陈遐龄对乡匪无计可施，只能委任洛绒丁真为安抚员，加以羁縻。1921年，得荣驻军被土匪劫走军械，得荣县城失控，自1923年起，得荣县陷入无政府状态。1924年，乡城土匪至理塘“经商”，与驻军发生冲突，驻军死伤多人后撤出理塘。同年，定乡县（乡城）也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而绒巴岔和约期满后，藏军也开始在停火线附近集结。1920年3月，藏军与乡城土匪联合，分路袭扰理塘、雅江、稻城、白利、邓柯各地。1922年秋，藏军与乡城、西昌各地土匪再次大规模进扰川边，道孚、甘孜、邓柯、西俄洛、巴塘牛古渡、德荣各地均告警。1924年4月，藏军趁川边防务空虚时进军打箭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第三次康藏冲突

刘文辉接手西康

1927年6月，刘文辉对控制西康的刘成勋发动突然袭击，至6月底大获全胜，此后西康防务被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接管。不久，刘文辉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边防总司令。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通令训政开始，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筹备建省。此时刘文辉认为西康省要名副其实必须要四川省能够政令统一，因此对于西康建省并不热衷，仅在康定设立西康政务委员会应付了事。刘文辉将川康边防军整编为两个旅，第一旅旅长为余松琳（别名余如海），驻雅安；第二旅旅长为马骕，驻康定。1929年，刘文辉邀请学者任乃强以边务视察员的身份考察了西康的九个县并撰写视察报告。任乃强在考察后指出，西康地区官员懒于政事、肆意征用乌拉、官署被土司头人架空、团练建设良莠不齐。

民族、宗教与政治背景

西康地区的居民大多数是藏民，这里的藏族人口规模要比西藏噶厦政府所统治的藏族还要多。在赵尔丰启动改土归流之前，西康地区是由大大小小的130多个土司控制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土司包括德格土司、明正土司、巴塘土司、理塘土司、霍尔孔萨土司、霍尔麻书土司。此外，清廷在1865年（同治四年）把瞻对全境封给达赖喇嘛直接管理。

康区在宗教格局上与西藏也有所不同，这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宁玛派（红）、萨迦派（花）、噶举派（白）、本波教（黑）共存的地区。另外，拉萨方面一直怀疑九世班禅在四川、西康设立机构、招募藏民、蓄积力量、伺机反攻。

大金寺与白利乡的纠纷

在第二次康藏冲突后的议和方案中，汉军（即川边军）退回甘孜，藏军退回德格。大金寺（位于甘孜县以西）和白利土司（位于甘孜县西南）都处于雅砻江周边的缓冲区内。大金寺为格鲁派寺院，向来倾向于拉萨方面，在台克满昌都议和条款中（第三条）还特意规定汉军不得骚扰大金寺。白利即原白利土司属地（也是霍尔/蒙古土司），在废土归流后，土司家族仍然在该地根深蒂固，后来在川边的混乱中土司恢复了对此的统治，土司以亚拉寺为家寺，该寺属宁玛派，绒巴岔议和条款中规定川边方面有权在白利驻军。

19世纪末，美国旅行家柔克易（W. W. Rockhill）就把大金寺的僧人称为“康区最坏的人，是来自藏区各地两千多流氓地痞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金寺是拥众两千的武装集团。在辛亥革命后，大金寺僧人还参与了驱逐川军的行动。而藏军在第二次康藏冲突中以优势停火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30年代前后胡作非为的底气（白利土司则在第二次康藏冲突中支持川边军）。

亚拉寺的时任主持智古活佛因其家族出身与大金寺关系密切，而白利土司曾把15户差户拨给亚拉寺。1927年，白利土司死后，已嫁入孔萨土司的老土司女儿德钦旺姆被迎回来继任家主，继任后的女土司联合白利另一座寺庙春则寺与亚拉寺不断争斗。1930年初，智古活佛因与女土司等的矛盾入大金寺躲避，在大金寺内将亚拉寺的寺产和15户差户都“赠予”大金寺，这一赠予理所当然被白利土司拒绝。大金寺、白利土司双方均向甘孜县知事韩又琦提出诉讼，但未被受理。

6月18日，大金寺僧侣以该“赠予”为由持械攻入白利，占领了亚拉寺，白利女土司逃往孔萨的夫家。韩又琦请川康边防军进驻甘孜，西康政务委员会遂请马骕第二旅派出两个连进驻甘孜，为调解提供武装后盾。但大金寺不接受西康方面提出的调解条件，并向驻德格的藏军德墨色代本求援。随后，西康政务委员会、川康边防军以团长马成龙为“征甘先遣司令”，负责甘孜事务。

7月8日，川康边防军占领亚拉寺，与大金寺对峙。此后，藏军德墨色代本、川康军马成龙司令、班禅驻西康办事处与当地士绅、喇嘛头人召集会议调解，但未能成功。8月30日，川康军李哲生排长被大金寺方面的游骑打死。9月1日，川康军发动大举进攻，重新控制了白利乡、包围大金寺。而藏军此时也出兵两个代本一千兵力援助大金寺，另拨出五百支英式步枪武装大金寺僧人，使得川康军未能攻克。

英国方面得知这一冲突的爆发，已经是7月初的事了。在西康的传教士于7月4日将甘孜两寺庙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告知了英国驻重庆总领事，该总领事遂在7月18日给驻北京公使馆的报告中加入了这一内容。不过英国驻华公使馆和英印政府当时都认为，大金寺和白利方面都位于台克满绒巴岔停火协议所规定停火线的中方一侧，因此无需干预。

然而有趣的是，威尔直到9月才从西藏方面得知这件事。考虑到藏军代本直接参与了调解活动，很难想象噶厦方面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一个合理的怀疑是，由于大金寺的请求看上去相当不合情理（主持是否有权独立决定将寺产全部交给属于另一个流派的寺庙），噶厦方面为防止被英国人认定为启衅者而故意隐瞒这一消息，直到9月份川康军与藏军发生直接冲突。

冲突爆发后，蒙藏委员会为绥靖达赖的需要，于10月电令刘文辉与西康政务委员会撤军。达赖方面则将冲突爆发的责任归咎于班禅方面和川康边防军的挑动。但在调解期间，大金寺方面出兵占领了白利附近的高地，随即占领白利。大约到10月下旬，川康边防军从大金寺撤退（很可能是撤回甘孜），但藏军方面并没有对等撤退，而是暗中增兵。12月初，藏军向川康军发动进攻，被击退。蒙藏委员会将刘文辉关于制止暴动、和平解决问题的电文转发达赖，以示谴责。12月28日，达赖复电蒙藏委员会，先是推诿藏军再次发动进攻的事实，随后请国民政府（而非刘文辉）派员调解。蒙藏委员会接电后于1931年1月底派出孙绳武、刘赞廷离京赴康。4月3日，唐柯三也奉命离开南京去西康调解。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派员调解西康和藏军时，藏军开始在德格和甘孜集结，总规模近四千人。1月25日，贡觉仲尼向蒙藏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西藏方面发来的电报，电报直接表示“此次大金、白利之争执，委由宗教发生问题，自有教主达赖喇嘛主持解决，既非关政治问题，更无汉官干涉之必要……将本案发生经过及驻康汉官最近挑衅情形呈报钧会，迅赐转呈国民政府，严电制止驻军不得再有军事行动及禁阻商人”，明确了不容忍西康方面干涉的态度。

2月9日，藏军多路向甘孜马成龙团发动进攻，川康军因三面受敌被迫后撤。3月1日，藏军进驻甘孜以南的觉母寺，切断了甘孜东南方向通往瞻对的道路，10日占领白利，11日包围甘孜县城。川康军16日撤出甘孜退往炉霍。蒙藏委员会迅速将唐柯三也派往前线，并电达赖要求藏军停止进攻，等待中央调解。至此，藏军三千余人已经进逼瞻对、炉霍、道孚各地。4月18日唐柯三抵达重庆，5月3日至成都。藏军5月20日攻占瞻对并俘获了瞻化县知事张楷，随后在6月初占领理化县（即理塘）北部的穷坝、霞坝。而唐柯三、刘赞廷这时刚刚抵达打箭炉。

唐柯三、刘赞廷与藏方交涉

7月4日，蒙藏委员会电告达赖，唐柯三即将到炉霍与西藏方面商议解决办法，请他命令进展甘孜、瞻对的藏军撤退，以解决大金-白利的纠纷。8日，唐柯三抵达炉霍，开始与藏军方面派出的琼让代本筹备和议，刘赞廷12日也赶赴甘孜。27日，达赖复电蒙藏委员会，认为甘孜、瞻对“原属藏境”，不能未做讨论就直接撤出。

8月14日，新任昌都总管噶伦阿沛·达真索楼（不是后来的阿旺晋美）表示要求唐柯三到昌都会谈，对于撤军和释放张楷都未做回复，藏军在甘孜、瞻对也有增兵倾向。31日，达赖喇嘛也致电蒙藏委员会，表示昌都总管赴甘孜枉费时日，不如让唐柯三多走几段路到昌都。刘文辉、唐柯三因此认为西藏方面没有谈判诚意，不如联络云南青海，三路进军一举收复昌都，借大金-白利一案解决西藏问题。但国民政府对这一提议态度冷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更没有武力解决的想法。唐柯三见此即一再要求离开西康，停止交涉，但被国民政府强令留在炉霍，而刘赞廷则一直在甘孜与琼让代本谈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代表中央的高规格代表因谈判地点和诚意问题未能直接接触（因为唐柯三的想法是借机解决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而级别较低的事务官员在更靠近前沿的位置就技术细节（即停火）不断沟通。

11月7日，刘赞廷把自己和琼让代本在甘孜达成了解决大金-白利一案的八项条件草案电呈蒙藏委员会，主要内容包括：一、甘孜瞻对暂由藏军驻守，日后处理（另有一条规定川康军的前哨不得超过道孚、章谷——章谷为旧霍尔土司，在现炉霍县城）；二、大金-白利案由琼让处理；三、双方的前沿驻军限二百名；四、（藏军从）穷坝霞坝（属理塘）、朱倭（属炉霍）等地撤军；五、大金寺欠汉商的款项迅速归还；六、释放被俘汉军；七、马骕和琼让通信致意；八、恢复商业交通。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指示蒙藏委员会，批准上述八项条件。

然而这些条件在西康方面看来，无异于割让甘孜、瞻对，引起了其极大反对。在刘文辉和川康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通电要求唐柯三推迟签字。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在阎锡山后上任）也在12月30日被免职，由石青阳接任。

即使是此种条件（割让两县），噶厦政府也不满意，表示穷坝、霞坝、朱倭等地仍然应当归西藏方面管理。2月10日，唐柯三与琼让声明交涉破裂。1932年2月，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骕在康定（打箭炉）的一场兵变中身死，刘文辉遂派第一旅旅长余松琳入西康处理善后。3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唐柯三回南京，将西康交涉责任移交刘文辉。29日，达赖方面回电表示不接受刘文辉与其交涉。

格桑泽仁事件

格桑泽仁（1905-1946），巴塘人，汉名王天杰、王天化，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西康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西康屯垦使署康区宣慰员、地方团练队长、国民革命军第24军边务处参事（该处后改为西康政务委员会）。1926年，格桑泽仁随班禅代表宫敦扎西赴南京，随后到沈阳谒见九世班禅。国民政府成立后，格桑泽仁1928年夏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在热、察、绥、青、康建立省政府，但刘文辉对此响应冷淡（相比之下青海就积极多了）。1929年，国民政府派员视察西康并与四川各方筹备西康建省，虽然得到了刘文辉、田颂尧、刘湘、邓锡侯的响应，但最后未能成功。1929~1930年，格桑泽仁随刘曼卿入藏，有记载称格桑泽仁与刘曼卿为夫妻关系。

西康未能成功建省，一方面有四川四分五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班禅与达赖分歧矛盾的影响。格桑泽仁作为带有班禅色彩的人物，其得到蒙藏委员会委员的任命时就引起了达赖方面的抗议。1929、1931年，班禅集团以西康旅京同乡会的名义两次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委任班禅担任西康省主席。1930年，班禅也向国民政府提出，由自己出面组织西康和青海（这里指的是除西宁周边的牧区）的治理工作。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再次要求在西康设立行省。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任命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格桑泽仁为总司令部参议，发给他一台电台，命令他考察西康、西藏的国防局势。5月26日，格桑泽仁带领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特别训练班学生数任离开南京，其中一部分经成都往康定去，格桑泽仁本人走云南去巴塘。

8月，格桑泽仁在戴季涛办的《新亚细亚》期刊上发表文章，阐明了自己解决西藏问题和关于西康建省的思路。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他提出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其中武力解决需要以西康省为主体，征集全省民兵会同川军迎班禅进驻西康为总司令，西征入藏。而对于西康建省问题，格桑泽仁提出必须保证西康本地人的参政权，一方面争取西康本地人的认同，一方面争取西藏的亲中央人士，同时他批评过去的各川边镇守使以康定为驻地要么是为了谋夺四川、要么只是图打箭炉贸易口岸的可观税收，没人真想在西康有所成就。

1931年8月底，格桑泽仁等人抵达滇康交接的中甸，召集附近土司头人喇嘛开会，宣传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国内外局势。此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委任其为滇康边区宣慰使，格桑泽仁遂以此头衔致函西藏方面，宣布自己负责解决滇康边区各县纠纷。阿沛收到消息后给唐柯三寄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函，琼让也以此为借口推脱大金-白利案的交涉。唐柯三受到压力后向蒙藏委员会发电抱怨，南京遂电告龙云取消宣慰使的名义。此后格桑泽仁离开中甸，进入西康境内的巴塘。

格桑泽仁在离滇赴巴的途中，在乡城、得荣等县宣传三民主义（考虑到当地的消息闭塞，的确很可能还没人听说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和三民主义）。1932年1月初，格桑泽仁抵达巴塘，并在巴塘、稻城、理塘等地开展三民主义宣传，设立党务培训班。2月中，马骕在康定被刺、马骕部哗变的消息传到巴塘。格桑泽仁抓住这一机会，召集周边各县代表一百余人在巴塘开会，宣布组织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推举格桑泽仁为委员长兼西康省防军司令，提出“康人治康”口号。格桑泽仁随后派员招抚康南盐井、巴塘、理塘、乡城、稻城各地。但盐井的贡嘎喇嘛在缴了驻军一个营的枪后，挟枪自重，还联合藏军向巴塘进攻。格桑泽仁遂自兼“康南民军总指挥”，组织各县民兵和各寺僧兵抵抗。

3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要求中央党部把格桑泽仁撤职查办，命令刘文辉解散西康省防军并将其缴械。28日，石青阳电格桑泽仁，要求其取消委员长、司令的名义，自行回南京。随后格桑泽仁和南京多有电报往来，主旨就是西康各县代表抱着他的腿不许他回南京，请行政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回成命。

可以看出，格桑泽仁在康南的政变基本上是其西康建省思想和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思路的体现。而出于对班禅集团在藏区控制部分地方政权和兵权的警惕，达赖集团派藏军发动进攻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恰恰在此时，国民政府正式册封班禅为“西陲宣化使”（此前还封了国师称号，并给年俸十二万大洋），允许其移驻青海，在十三世达赖看来，反对他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从青海经西康到滇西北的一条统一战线。

为此，十三世达赖指示贡觉仲尼于1932年5月20日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呈文，提出四项要求：国民政府撤销对班禅的册封；查禁班禅购置的军火，将其扣留在平津地区；取消给班禅的俸禄；裁撤班禅驻各地办事处。6月7日，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洛桑坚赞也呈文汪精卫，历数达赖祸藏十项罪行。

青藏冲突的爆发

在玉树南部有两地区，分别名为大苏莽（现为囊谦县毛庄乡）、小苏莽（现为玉树市小苏莽乡）。大苏莽地有格鲁派的尕丹寺（位于毛庄乡东南、子曲河曲处），由达赖喇嘛派出堪布主持寺务；小苏莽地有噶举派的德孜提/德赛提寺（位于小苏莽乡西偏北不远）。两座寺院每年都因庄稼收割发生纠纷，尕丹寺将纠纷提交十三世达赖、而德赛提寺则寻求青海省政府的支持。1931年8月14日，新任昌都总管噶伦阿沛·达真索楼要求青海军队撤离大小苏莽地区，而负责玉树防务的青海南部边区警备第二旅旅长马彪认为尕丹、德赛提寺均属玉树地界，西藏无权干涉。

1931年12月，昌都总管集结藏军数千名（有说法为4000余名，但个人怀疑这个数字包括了面向西康的总兵力，实际应为1000余名）越过省界进入玉树县境。1932年3月24日，藏军攻入大小苏莽，青海守军兵力不足（玉树总兵力不超过500人）被迫撤退。4月3日，藏军进占囊谦、上下拉秀，逼近结古（玉树治所），马彪被迫全军向结古收缩，固守待援。藏军顺势包围结古，并控制了结古以东的通天河渡口、收缴渡船以切断援军道路。

4月30日，马麟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第一旅旅长马驯为玉树宣慰使，率骑兵一个营增援玉树。蒙藏委员会得到青海方面的报告后，也电十三世达赖，要求停止进攻玉树。5月18日，十三世达赖复电称苏莽、囊谦问题可以调停，但不能由刘文辉出面协调。

三线作战的失败

1932年春，西藏方面的激进强硬政策已经使得藏军在玉树、甘孜-瞻对、巴塘-盐井三个战场同时用兵，而刘文辉此时决定抓住藏军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借讨伐格桑泽仁事件为幌子，调集余松琳旅（川康边防军第一旅）和驻建南（建昌道南部，即西昌地区）的黄汉诚旅稳定西康局面，以团长邓骧为前敌指挥，率部进驻炉霍。

3月27日，邓骧率部击败藏军，占领朱倭，4月初又收复甘孜。5月初，另一路川康军也攻占瞻对，甘孜、瞻对方向正面作战不利的藏军被迫撤回大金寺防御。藏军6月以大金寺为基地试图发动反击，被川康军击退后，后者乘势夺回白利，包围大金寺。见势不利的藏军与大金寺僧众武装焚毁大金寺后突围逃走，川康军尾随发展战果，于7月9日收复大金寺，拔掉了藏军在甘孜的核心据点。7月25日，川康军分三路对藏军主力发动总攻，德格的藏军全面崩溃，撤退到金沙江以西据险固守，川康军前锋直抵金沙江边的岗拖，并收复了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各被藏军占领的县城。

5月下旬，盐井的贡嘎喇嘛与芒康的藏军一起开始围攻巴塘县城。随着甘孜正面战场的形势进展，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部于7月协调格桑泽仁接受刘文辉的指挥，双方出于共同打击藏军的需要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刘文辉派员向格桑泽仁提供了一批弹药，另派出马成龙的一团川康军与巴塘民军并肩作战（8月1日冲进包围圈入城），随后格桑泽仁将指挥权交给马成龙。8月8日，藏军撤围。

在青海战场，马驯率部于6月18日抵达玉树周边，起初持马麟、马步芳（时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的信件试图与藏军交涉，但被拒绝。7月14日，青海军队在通天河、歇武一带击退藏军，初步恢复了玉树与西宁的交通。8月初，结古守军与马驯援军内外夹击击溃了藏军的包围圈，随后在8月底乘势收复大小苏莽，9月4日青海军收复囊谦。青海军随后继续沿金沙江西岸前进，至月底先后占领当托寺（位于现玉树市辖区，但与甘孜州石渠县奔达乡隔金沙江相望）、青科寺（位于西藏江达县邓柯乡），青康两军已有会攻昌都之势。

再次议和

尽管前线发生冲突，但十三世达赖为了与九世班禅争夺在南京的话语权，仍然通过贡觉仲尼持续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络。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国民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尽管就代表任命权发生争执，然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都选派人员作为西藏代表参与会议（前者选派代表六人——包括贡觉仲尼、楚臣丹增等，另三人列席，后者选派代表四人——包括罗桑坚赞、罗桑楚臣等，另五人列席），九世班禅还亲自出席了会议，这再次体现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6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的荣衔。1931年11月，贡觉仲尼、刘曼卿、罗桑坚赞等五人代表西藏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3月，刘曼卿向国民政府请求派自己到西康西藏去宣传中央“德意”和日寇暴行，动员当地人民共赴国难。国民政府于是委任刘曼卿为“西康调查专员”，派她去西康调查情况、宣传抗日。5月21日，刘曼卿离开南京，经过香港、海防入滇。7月，刘曼卿抵达丽江，从8月底开始在木里、永宁、中甸、阿墩子等地开展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但因病未能入藏。

1932年7月29日，随着川康军几乎击溃了正面藏军，青海军也进展顺利，蒙藏委员会再次致电达赖，讨论和平解决康藏纠纷的可能性，提出恢复1918年的状态。8月7日，蒋介石也致电贡觉仲尼，强调中央的和平意愿。9月6日，蒋介石又电贡觉仲尼，请西藏方面派员到南京会谈，实际上是想借康藏纠纷的机会把西藏问题一举解决。12日，贡觉仲尼复电提出请中央派大员到西藏讨论。随后，蒋介石电刘文辉，要求他停止进攻。

9月19日，蒋介石以参谋本部总长的名义召集川、滇、青、陕、甘五省代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外交部、军政部各部门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代表，在南京举行西防会议，商讨康藏纠纷的解决方案。会议最终决定，由蒙藏委员会召集相关各省代表和西藏代表解决康藏纠纷；对西藏政策的原则为保持国土完整和五族平等共存共荣；请国民政府迅速筹备西康建省。另外决议如果康藏再次开战，就由青海、云南出兵援救西康。九世班禅在会上要求中央派员到西藏划分前后藏地盘，并促成班禅回藏。

9月23日，参谋本部在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报中提出，已经电令川、青军队停止行动以示和平诚意，如果藏军愿意响应，那就先从金沙江沿岸后撤，随后撤回昌都，以昌都到金沙江之间的同普、武城、江卡为缓冲区，再行和平谈判。由于刘湘、田颂尧此时开始攻击刘文辉在荣县、威远的地盘，刘文辉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同意遵守国民政府的停火令。另外，刘文辉负责对藏军作战的余松琳旅长也担心继续深入会引来英国人的直接干涉，毕竟前线的所有报告都指出，藏军的武器和弹药是英国式的，谁也说不好这到底是旧货还是英国人紧急调来的。而青马集团尽管势如破竹，但刘文辉方面自然不能指望马家和他积极协作，前者的首要动机自然是对越界的藏军予以惩戒，而非在远离其统治核心的青海南部继续开疆扩土。

此时，由于对藏交涉的主导权已经移交国民政府，现场交涉以刘文辉为主，格桑泽仁认为自己在巴塘一带已经没有了活动空间，于是撤销了省防军和建省委员会机构，于9月1日离开西康经云南返回南京，回蒙藏委员会担任原职。

10月8日，刘文辉派出的交涉专员邓骧、姜郁文与达赖喇嘛委任的交涉专员琼让代本、吉卜在德格岗拖渡口签订了停战协定。《岗拖停战协定》的要点包括：西藏问题的悬案由中央和达赖喇嘛解决（即不在本协定规定范围内）；川康军不得跨过金沙江东岸，藏军不得跨过西岸；两军从10月8日起用20天时间向后撤退，川军退到俄洛、德格、白玉以东，藏军退到葛登、同普、武城以西，且川军在白玉、邓柯、德格，藏军在同普、武城、江达境内各处驻军均不得超过二百人；自停战撤军时开始，恢复康藏交通、不得限制商民往来，双方保护寺庙僧侣，第三次康藏冲突至此结束。

在刘文辉与西藏方面议和后，青马集团与西藏方面也开始讨论议和问题。经过半年磋商，双方在1933年4月10日签订了《青藏和约》，内容包括：尕丹寺的主持堪布由本寺僧众推举后由达赖喇嘛任命，但堪布只管宗教，不许干预政治；青藏双方均不得在青科、当托两寺驻军，两寺宗教事务照旧；条约签订后，藏军先撤，青海军在藏军撤退14天后撤退，双方超过原驻军规模的部队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完，此后两军不得侵犯对方辖区；青藏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兵和罪犯；双方承诺保护寺院与对方商民；青海方面释放被俘藏军。

刘文辉系统的整编

1932年10月，刘文辉与藏军签订了《岗拖停战协定》，而刘文辉的第24军系统（含川康边防军）在先后击败刘成勋、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后，其实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此时第24军下辖四个师部（林云根、张清平、夏首勋、唐英）15个旅，而川康边防军系统也扩张到两个师部（冷寅东、陈光藻）9个旅另三路军（张熙民、傅渊希、刘冰）。

早在1928年，刘文辉以自己的侄子刘元璋为宁远、富波、马边、屏山、峨边屯垦军总司令，驻地为雷波。1929年秋，刘文辉将羊仁安调离第24军第11旅，任命其为屯垦军副总司令兼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副师长，第11旅旅长职务由蒋铸接任，但蒋铸去接任时被羊仁安、邓秀廷谋杀，刘文辉以此为由将羊仁安软禁，羊辞去全部职务后才得以回乡。而刘元璋则奉命进驻西昌接管了防区。

（1935年，羊仁安借川军各部集结与川西封堵红军长征时，从李家钰手中得到任命，组建宁属汉彝民团参战。1950年羊仁安担任贺国光组建的西康省政府委员、雅安行署主任，3月末被俘——唐式遵在同一场战斗中被击毙。1951年1月，羊仁安公审后在汉源县富林被枪决。）

在1932秋到1933年的“二刘”之战中，刘文辉系统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诱降而分崩离析，战败后缩编为第一旅（刘元瑭）、第二旅（余松琳）、第四旅（袁镛）、第五旅（杨学端）。川康边防军辖第12旅（刘元瑭）、第13旅（刘元瑄）、第16旅（许剑霜）、第17旅（刘元琮）、第20旅（邓秀廷）。

1935年10~11月，刘文辉的第24军整编为第136、137、138三个师（陈光藻、刘元塘、唐英，每师两旅，番号为第1~第6旅，分别为杨学端、刘元瑄、袁镛、杨生武、张巽中、刘元琮）及直属旅（余松琳）。1937年，第138师番号被撤销。

此后一直到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应该都没有什么战事了。但那个时间已经算不上民国，因此本文可以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