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納粹執政的菁英份子

德國菁英份子對納粹執政初期多半採取歡迎或合作的態度，如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容格（Carl Gustav Jung）都在早期支持過納粹 ，而醫師在所有專業人員裡，又是支持度最高的。精神科醫師甘願於助紂為虐的原因有許多，如：醫師反對醫療體系的技術官僚化、社會主義化，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對醫師菁英地位造成威脅；德國精神醫學強調體質對精神疾病的病因的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流行與德國的文化傳統中集體主義與菁英取向；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機構中精神病患人滿為患，而相關預算緊縮；德國本身的政治狀態與經濟蕭條；納粹黨對社會現象或問題企圖在科學（或醫學）中的解答；納粹黨反（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反猶太人與反技術官僚立場普遍獲得醫師認同等等 ，另一方面，猶太血統醫師被逐出醫療體系 ，則使得醫師直接受惠，特別是年輕的醫師們。

醫師在所有專業人員裡是支持度最高的，也意謂著就整體而言，醫師的抗拒是最少的。當然，仍舊不乏有反抗者，只是在大環境之下，這些零星的反抗就顯得十分軟弱無力。另一方面，有幾位精神科醫師與納粹黨或安樂死計劃牽涉最深，而的確當時親納粹黨的精神科醫師都是較為年輕，如Max de Crinis（1889-1945）、Carl Schneider、Werney Heyde（1902-1961）與Paul Nitsch（?-1947），都比Ernst Kretschmer（1888-1964）與Kurt Schneider（1887-1967）年輕，他們也藉著政治力量而獲得地位。不過最令人驚訝的是，雖然政治現實使得這些人提早出頭，這些醫師仍然有顯著的學術成績，而且多半是學術領域上的領導者，並且在同儕與工作人員眼中是傑出優秀的臨床工作者，絕非電影好萊塢美國中描寫的刻板印象：穿著馬靴，納粹制服，冷漠殘酷的殺人魔。

沒有人是英雄

從納粹上台的1933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許多人是在掙扎與困境中度過。著名的精神病理學者Kurt Schneider則以拒絕大學教授職務的方式表達對納 粹政府的不合作。1931年Schneider成為慕尼黑德國精神醫學研究院（由Emil Kraepelin創辦）的指導者，這個機構在納粹執政前後，被德皇威廉研究院（Institut Kaiser Wilhelm,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接收。Schneider是擔任臨床部門的指導者，親納粹的Rüdin則在1917年開始就擔任遺傳部門指導者，一直到納粹執政後仍舊。由於Rüdin的原因，這機構的遺傳部門從事著許多遺傳研究，而被納粹做為反猶太人與殺害精神病患的藉口。這機構有三個樓層，一層是神經病理學的部門，Schneider的臨床部門與Rüdin的遺傳部門則一起位於下一樓層 。Schneider一直和同機構的遺傳部門保持相當距離。和他在同一機構工作的Rüdin是Schneider的同儕，也是Schneider的師長輩，可以想像他的處境有相當的壓力。1934年至1939年間，他拒絕了納粹政府所提供名校Hamburg（漢堡）、Halle、Breslau大學的教授職務，一直到1946年58歲才繼任Carl Schneider擔任海德堡精神科與神經科的指導者職務 , 。Kurt Schneider 不與納粹黨合作的立場，成為他擔任海德堡精神科與神經科的指導者的主要原因。

那位與法學者Karl Binding 合著《不值得存活的生命應准予毀滅》的Alfred Eric Hoche雖然是精神醫學界中主張安樂死的先驅，也未必完全同意納粹黨的所有做法。1917年，Alfred Eric Hoche還在文章裡表達反對安樂死的立場，然而兩個重大生活事件改變他的想法：1915年，他的獨子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德國戰敗。Hoche代表著一部分老一輩醫師的想法，他們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眼見自己國家敗退、受挫，而子姪輩這些年輕、壯盛的生命在戰爭中殉亡，卻又見到精神病患對德國毫無貢獻，反而成為民眾的負擔，因此主張安樂死以解決這些“不值得存活的生命”。Hoche對納粹政權未必有好感，他的妻子是猶太人，而且1933年納粹執政當年，他68歲，申請自Frieburg大學退休，隱居在黑森林地區，從此未再有任何學術著作，1943年自殺身亡。

另一位支持納粹的精神科醫師Carl Schneider，雖然在1932年加入納粹黨，並且隨後因為政治考量而得以在1933年出任海德堡精神科與神經科的指導者，不過，當時也已經有相當的學術成就。他是工作治療（work therapy）（以現代名稱約等同於職能與產業治療）的主要倡導者，同事對他的印象是“一位優秀的精神科醫師，相當敏銳，給年輕醫師印象深刻 ”。他是安樂死計劃的主要諮詢者，與Werney Heyde、Paul Nitsch都是擔任安樂死計劃中問卷調查的評判者，以決定病患是否予以處決 。1946年Carl Schneider在獄中自殺，同年Kurt Schneider擔任海德堡精神科與神經科的指導者。

在德國，即使那些與納粹黨牽涉最深的醫師，在臨床工作與學術上，也有傑出的表現，Max de Crinis曾保護自己醫院病患免於安樂死，Carl Schneider 在同事間也獲得讚許。同樣的，許多人也並非一直支持納粹政府，即使一些旗幟鮮明的反對安樂死的學者，也並非一開始就反對納粹的所有政策。其他反對或不合作的人，多半委身在自己機構中，遠離學術核心，採取不配合的態度。

在反對者中最具矛盾性格的例子就是Gottfried Edwald，他在戰後曾被推崇為反安樂死計劃的英雄人物。Edwald在1940年參加Werney Heyde所召集由各學術與機構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主題是討論如何實施安樂死。Edwald在會中公開表示反對，他表示“基於原則，我不能讓信任我的病人在我手中被處決” 。由於他本人與納粹黨高層相當熟識，會後他企圖用私人管道，以信件向空軍首領戈林（Hermann Göring）傳達反對意見以阻止該計劃。不過，回家後他絕口不談會議內容與安樂死計劃，只向妻子表示或許不久會被帶去集中營監禁 。然而，他本人卻是個納粹政權的支持者，對納粹黨取得政權充滿希望。即令公開反對安樂死計畫，也對當時現狀十分不安，他也未曾反對納粹的其他政策。戰後，他銷毀了許多對其他醫師不利的文件證據，以避免這些醫師受審，而且在他主持的醫院中收容了許多涉及執行安樂死的醫師。Edwald對納粹或德國的效忠、自己的道德堅持、對現狀的不安與保護同僚的作法，危險而矛盾的集合在他身上。而絕大多數人，則是落在兩極（英雄與兇手）的中間地帶，他們也和Edwald一樣，陷入種種的糾結中，或許是德國的效忠、或許是自己的道德堅持與良心鞭撻，也必須面對同僚與時代氛圍的壓力，若不合作，則必須面臨身體、家庭、社會地位與財產的損失。

我們無法要求德國的精神科醫師像荷蘭被占領時一樣表現。

荷蘭有近百位醫師被拘禁在集中營，而後多數死亡，但是自始自終，沒有人配合納粹的要求做事 。

2000年158期，復刊第40期的《當代》雜誌。這是整篇文章的第二節，文章命名，德國精神醫學界的納粹任務，是總編輯，金恆煒先生命名的，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