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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先生考证说：
“《明夷待访录》和《明夷留书》，本来是合称为《待访录》的，所以黄宗羲本人著作及顾炎武，黄百家、邵廷等人著作中，只有《待访录》而无《留书》之名。后来所以析为二书，盖因其内容颇触犯清廷忌讳之辞，所以刊刻时因为嫌讳而只选择了部分篇章，那些直接犯忌干禁的篇章则未敢刊布，而仅存抄本流传，于是已刻之书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刻之书被称为《留书》”
“今本《明夷待访录》只占《待访录》原书的三分之一，其他都归入《明夷留书》了”
“书名中明夷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写定于郑氏二老阁刻书之时），而其依据则因黄宗羲在《待访录》自序中有自比箕子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叹，其言系从《周易》明夷卦之彖辞演化出来，郑性等人便取了来把《待访录》原名改为《明夷待访录》，其实这种改动，并不一定符合宗羲原意的。”[1]（对吴光先生原文更详细的摘录见后面附录）
也即我们今天所看到仅仅是原先黄宗羲著作的《待访录》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原作中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内容因为害怕满清恐怖的文字狱在乾隆时都被刊印者删除了，刊刻出来的部分称《明夷待访录》，没有刊刻出来的部分称为《留书》。即便如此，《明夷待访录》刊刻以后，依然被清统治者以“议论乖张 ”为理由列为禁书。
“《留书》今已失传，仅存《文质》、《封建》残篇。由《待访录》析为《明夷待访录》和《留书》的原委即可知其与清王朝统治者利益大相抵悟。这从《明夷待访录》和《留书》残篇的内容中亦可得到更充分的验证。”“《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君主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而清朝皇帝亦是封建专制的君主，自然成了被揭露和抨击的对象，因而难以为清朝统治者所容忍，而把《明夷待访录》列为‘议论乖张’的禁书，以防其留传而不利于清朝的统治。特别是《留书》的内容更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其中《封建》篇即称:‘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此论更是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难怪刻书者留存未刻。 ’”[2]
让康熙拿着《明夷待访录》大称赞特称赞，还让韦小宝说着“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确实有些幽默了，大概康熙已经从时间隧道里提前得知黄宗羲著作的命运和改名的过程。至于所谓“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更是令人佩服作者的无耻程度，原本作者用意在批判君主制度整体，尤其针对满清皇帝暴虐，在满清恐怖统治和金庸的联合作用下，就变成了骂明朝皇帝了，不知道这让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 73岁高龄还心怀故国，吟诗说“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的黄宗羲，地下有灵，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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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南明张煌言率领的反qingYi军，顾诚《南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话“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 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
也许在金庸这样的奴才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Nue，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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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论康熙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那么当时遗民的记载也不少，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6]
唐甄说得更详细“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 [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部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吹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部分百姓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朝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朝痛处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彧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彧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彧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8]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处的满清统治时期。这种对事实的揭露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奴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点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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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还是召唤一下
@皇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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