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斯(Mark Jones)
●都柏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瑞巴克在《掌權》(Takeover)這本書中,無論把自己的觀點敘述地多麼完善,都不是新觀點。美國歷史學家班海特(Benjamin Carter Hett)在2018 年出版的《民主之死》( The Death of Democracy)同樣引人入勝,還更詳細地檢視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顯得略勝一籌。相較之下,《掌權》幾乎沒有分析1932至1933年冬季期間的反納粹德國人。瑞巴克的敘述中並未收錄迫使曼恩流亡海外的那些演說,關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執政也無著墨,只零星引用了一份社會民主黨的報紙。
這是個明顯的疏漏。1933年3月,就在納粹《授權法》(納粹獨裁的合法起點)通過的幾分鐘前,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威爾斯(Otto Wels)在國會大廈發表演說,勇敢捍衛人道和民主為「永恆」價值,終將超越納粹主義。他發表演說時,口袋內放著一顆自殺藥丸,因為他害怕之後馬上會被逮捕,被交由納粹折磨拷問。
《掌權》對這精彩的一幕和其核心人物隻字未提。這並不只是因為瑞巴克的書止於1933年1月30日,因此沒有提到獨裁誕生的過程(對此,讀者可以參閱彼得・弗利茲切的《希特勒的第一個百日》( Hitler’s First Hundred Days))。更根本的原因是,瑞巴克並沒有讓反納粹人士面對的選擇,在書中有一席之地。然而,近年來在民主黨發生的事件,顯示反民粹主義者的確有選擇權,並能利用這些選擇,為捍衛民主重新注入活力。
希特勒的圈子
埃文斯對反納粹德國人的著墨也不多,雖然他在為希特勒建立獨裁的過程提供背景脈絡時,的確有討論威爾斯。《希特勒的人馬》(Hitler’s People,暫譯)是 24 篇傳記的合集,每一篇都告訴我們關於納粹主義者和其政權運作的重要資訊。埃文斯從希特勒本人開始寫起,以 100 頁的篇幅,簡短但完整地敘述希特勒如何從無名小卒變成第三帝國的領袖。
下一個部份的章節包括希特勒的核心圈人物,他們與希特勒這位領導人近距離相處,因此在納粹帝國的歷史中佔有獨特地位。這些聖騎士(埃文斯如此稱呼他們)中有一些熟悉的人物,例如戈林(Göring),他本來是戰鬥機飛行員,後來崛起成為第三帝國的第二把交椅;秘密警察總長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是納粹大屠殺的幕後推手,還有帝國的首席宣傳官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埃文斯接著聚焦在和核心圈外的邊緣人物,像是斯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納粹德國最惡名昭彰的反閃族主義宣傳者,也是納粹大屠殺的關鍵人物之一。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艾希曼(Adolf Eichmann)、法蘭克(Hans Frank)也對數百萬人的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這些簡短的自傳式側寫都十分重要且值得閱讀,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三種人,埃文斯稱他們為「工具人」,高層官員透過他們實現納粹化世界秩序的願景。在這部分的九篇傳記之中,只有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這個名字為讀者所熟知,她執導的《意志的勝利》( Triumph of the Will),是在第三帝國期間關於希特勒最重要的政治宣傳電影。1945年之後,她以與政治無關的非納粹人士的形象面對世人,成功逃脫了責任。
另一群「工具人」則必須為大眾知曉,尤其是當前的政治的背景之下,其中包括一些忽視國際戰爭法的將軍、負責管理集中營並以槍殺、折磨犯人為樂的男女軍官們、將病童們殺死的醫生、為納粹政權歡呼、卻從未因其罪行道歉或感到後悔的女士們。舉例,書的最末章聚焦在索蜜茲(Luise Solmitz),一個迷戀希特勒「讓德國重回偉大」承諾的中產階級女人,儘管根據納粹法律,她的丈夫被歸類為猶太人(他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老兵、改信基督教,但他的母親是猶太人)。
《希特勒的人馬》是一本出色的書,因為書中呈現納粹的真實面目:社會地位沒落的上層和中產階級德國人,因為害怕平等和社會進步,將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的挫敗感,發洩在那些最無辜的人身上,也就是猶太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從納粹活動初期開始,他們支持或全然忍受納粹的暴力行為。甚至當納粹在歐洲發起種族滅絕的戰爭時,他們也繼續為希特勒歡呼。而那些在納粹敗亡後存活下來的人,大多終其一生都不曾懊悔。
每一位讀者都會在埃文斯的書中,遇到在他們心中縈繞不散的角色。對某些人來說是戈培爾,他已成為操弄民意和破壞民主的樣板。對另一些人來說是建築師史佩爾,他那成功的造神式自傳《第三帝國內部》(Inside the Third Reich),使許多人相信他是「善良的納粹」。幸運的是,埃文斯揭穿了這違反史實的荒謬說法。
過去從未逝去
對我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醫生布蘭特(Karl Brandt)的章節,他利用醫學知識成為替帝國服務的大屠殺兇手。沒有人強迫他做這件事,他本可以不成為納粹的一份子,並過著富裕的生活,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布蘭特是德國大學體系的產物。我對《希特勒的人馬》 這本書唯一的失望之處,是它並沒有提到任何一位大學校長,他們管理學術世界,將醫學系學生轉變成為大屠殺兇手,而在1945年後,許多人仍在自己的領域受人敬重。他們身為納粹恐怖統治的同謀,不應如此輕易地被歷史遺忘。
埃文斯是一位學者,窮畢生之力以歷史闡述政治觀點,他以睿智但憤怒的文字寫下這一切。他對將軍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的後代嗤之以鼻,他們仍住在希特勒贈與的宅邸內。他在描述巴本的章節中,為政治與邪惡的合作提供了犀利的洞見。巴本1949年出獄後,直到1969年辭世。埃文斯也對納粹婦女組織領導人蕭爾茲-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感到毛骨悚然,她直到1999年去世時都不曾悔改。
閱讀《希特勒的人馬》 時,不禁令人聯想到現今破壞民主的共謀者或公開得利者。我們應該抱有和埃文斯同樣的憤怒。歷史已經向我們展現,當民主允許邪惡從內部削弱自身時會發生什麼。儘管我們面臨操縱性宣傳和科技輔助的謊言的猛烈攻擊,仍有時間證明曼恩是正確的。(系列二之二)
(翻譯:陳品豪,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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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How Fascism Happen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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