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銀元——張作霖的奉系金融保衛戰（一）
自有國家以來，政治與經濟便是密不可分的「雙生子」，馬克思更認為經濟基礎直接決定著國家體制、意識形態甚至文化藝術等「上層建築」。當然這些高深的理論對於僅僅讀過3個月私塾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而言，或許太過高深。但在其政治生涯中，卻不得不面對一系列棘手的經濟問題與由此所引發的政治危機。而從最終結果來看，這位「東北王」可謂是長袖善舞的箇中高手，特別是在1916年和1926年兩次席捲東北的財政危機中，張作霖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特別是在力據日本金融滲透的問題上，基本踐行了其本人：「我張作霖沒有別的能耐，但替國家守護這點土地，還敢自信」的承諾。
...楔子：擠兌風潮
1916年對於剛過四十歲的張作霖而言，可謂是名利雙收、流年大吉。這一年為了實現自己的稱帝夙願，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對張作霖百般拉攏，借著南下對抗蔡鍔等「護國軍」的名義，張作霖成功的從北京政府手中騙來大筆餉銀和軍械。而不得不大軍開拔，袁大總統便在全國的反對聲浪中一命嗚呼了。緊接著執掌東三省的奉天將軍段芝貴也由從龍重臣變成了帝制禍首，倉皇逃回關內。至此接任奉天盛武將軍兼巡按使的張作霖，終於成為這片黑土地之上的最高主宰。但坐在歷時兩年方始完工的大帥府中，這位封疆大吏此刻卻是一臉的愁容。
張作霖戎馬半年，戰爭對其來說早已成為了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可以預見未來將有更多、規模更大、也更為艱苦的戰事在等待著他，但此刻的他顯然並不介懷。張作霖雖然起身草莽，但多年的江湖歷練，早已令其洞悉了人情世故。諸多政壇大佬都在不經意成了他攀登權力高峰的墊腳石。顯然當下張作霖也不是在憂慮政務。那麼到底是什麼難題，令這位學歷不高但絕頂聰明的梟雄遲遲無法化解呢？
在戒備森嚴的大帥府外，不時有全副武裝的巡邏隊跑步通過。而此時瀋陽的各條主要通道更以悉數進入戒嚴狀態，因為就在幾分鐘之後，押解原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瑞桓昌金店執事黃獻廷等五名死囚的車隊便將通過鬧市區，前往大西邊門刑場執行槍決。站在瀋陽民眾的角度來看，這幾個人勾結不法日商，掀起擠兌風潮。令百姓手中的奉票（又稱「小洋票」）一夜之間貶值數十倍、形成廢紙，自然該殺。但在張作霖心中這幾個人卻不該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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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滿清帝國轟然倒塌以來，神州大地時局動盪。但凡有一點辦法，何人不為自己打算。何況劉鳴岐等人無非是遵循市場規律、低買高賣，充其量不過是個內部交易，罪不至死。但面對種種內憂外患，卻不得不「借」他們的人頭以鎮懾市場。而更令張作霖憂慮的是，接下來改怎麼辦？雖然只讀過半年的私塾，但早年間他也從說書先生的口中聽過曹操借糧官王垕的首級安定軍心的故事，但真正幫助曹操度過難關的畢竟還是孫策送來的糧米十萬斛及戰場上的最終勝利。而自己是否能夠迅速打贏這場「金融保衛戰」呢？此時的張作霖心裡沒底。遠處一陣零亂的槍聲響起，預示那幾頭替罪羊最終的命運。但張作霖卻只是低聲罵了一句：「這群小兔崽子，連個槍都放不齊」。
一、霹靂手段——張作霖整頓金融與對日斡旋
事實上1916年春季爆發於瀋陽的「擠兌風潮」有著複雜的成因，劉鳴岐等人及日本財團在背後的投機漁利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與沙俄兩大帝國利用滿清政府積貧積弱、腐敗無能，大舉深入東北內陸。日俄戰爭之後，更儼然在中國的土地之上形成了以哈爾濱為中心的「盧布區」和以旅順為中心的「日元區」分庭抗禮的局面。憑藉著強大軍事力量為背書的外國紙幣在東北一時間暢通無阻，成為了列強掠奪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急先鋒」。清末主政東北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眼見於此，著意整理財政，開始成立財政局，鑄造銀元，創辦東三省銀號，發行統稱「奉票」的各類紙幣。試圖以金融手段捍衛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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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爾巽深知當時滿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僅靠官辦銀行不足以對抗日、俄。因此廣開方便之門，允許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地方政府開設官銀號，通過大力支持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一時之間，黑土地上各類銀行、票號遍地開花。這些舉措雖然一度起到了「亂拳打死老師傅」，阻止盧布和日元在東北擴張的勢頭。但卻也為東三省的金融體系埋下了幣制幣值混亂、各類紙幣泛濫成災的隱患。
辛亥革命勝利之後，中華民國改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財政部設立國稅廳，籌備統一全國國稅，頒布金庫章程，由中國銀行掌管總金庫。東北三省的奉天、吉林、黑龍江均把本省金庫交由中國銀行派駐機構管理。這本是中華民國政府統一全國金融系統的好事。但當時的神州大地之上，各路軍閥割據自治。中國銀行在各地的分支機構便成為了中央與地方爭奪財政大權的主戰場。而除中國銀行之外，與袁世凱關係莫逆的財政次長兼交通銀行經理梁士詒，也試圖利用交通銀行為袁氏斂財。1914年，交通銀行長春分行作為清政府為經辦鐵路、電報、郵政、航運的首付款而設立的商業銀行，負責管理東三首交通銀行各分支機構，地位相當於東三省分行，這使長春一度成為東北的金融中心。當時由交通銀行發行的加印「長春」字樣的大、小洋票，在東三省均可流通。可以說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東三省的金融秩序本無本質的提升，反而愈加混亂。而正是因為中國當時金融管理體系的令出多門，最終給了境外資本已可乘之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各主要參戰國為應付空前的戰爭消耗，不得不從亞洲大量進口各類物資。由於當時歐洲各國均採用金本位，因此無論是金盧布還是金馬克在奉行銀本位的中國均無法直接流通，必須賣金買銀方可進行交易。而日本商人正是利用這一時期中國境內金價大跌、銀價暴漲的機會，先以手中東北各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兌換成俗稱大洋、小洋的各類銀元，再將銀元熔化成塊套取歐洲商人手中的黃金，運回國內賺取暴利。
客觀的說日本商人的這種投機行為本不難遏制，中國政府只需要提升兌換手續費便足以令其望而卻步。但偏偏此時的中華民國處處皆仰日本之鼻息。因此兌換政策時緊時松，起初日本商人還要先將日元匯到天津、上海等地，兌換成銀元作為交易的準備金。1915年日本政府利用袁世凱急於稱帝的心理，迫使中國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之後，日本商人更是有恃無恐。直接在瀋陽等地勾結各類金融中介，每天湊齊幾萬元紙幣直接以中國民眾的身份向中國銀行兌換銀元，如此一來便形成了1916年的擠兌風潮。
按常理來說，擠兌風潮固然衝擊東三省的各類金融機構。但日本人畢竟用的是合法的紙幣來兌換銀元。只要中央政府能夠採取措施，本不至於引發社會問題。但偏偏當時主持全國金融的中國、交通兩大銀行率先發布「停兌令」。最終導致了東北當地的金融機構成為這次「擠兌風潮」的重災區。一方面由於此前各種紙幣的濫發，導致各類「奉票」的實際購買力遠低於票面價值。因此兌換的越多，各類銀行損失越大，最終竟到了「當時官銀號每日有八九萬元虧損」的境地。另一方面，由於無法得到中央銀行的支持，東北當地各銀行所儲備的銀元迅速見地，縱容這一局面繼續發酵，很快東北各銀行便將出現無錢可兌的窘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張作霖才不得不授意東三省官銀號總辦劉尚清，挖出幾個中國銀行系統的「碩鼠」，殺雞儆猴、穩定局面。
據說當時劉尚清正以擠兌風潮無法平息而苦惱，聽到張作霖的方案極表贊同，退出帥府之後便徑直去找時任瀋陽高等審判廳推事的王瑞之，要其主持鎮壓不法錢商的相關事宜。起初王瑞之還堅持認為此事應該按法律流程，開庭公審方能處理。劉尚清聽後不以為然說：「法官拘守律條，程序繁瑣恐涉寬縱，即使判以死刑，也不如肆諸市朝以儆效尤，莫如採取非常手段，壓下擠兌風潮」。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劉鳴岐等五人於1916年11月10日成了槍下亡魂。
當然幾條中國人的性命也只能震懾一下普通百姓，嚇不到逐利的日本商團。事實上張作霖早已深知要解決「擠兌風潮」，最終還是要斬斷其背後日本人所掌握的利益鏈。早在1916年4月張作霖便命奉天總商會會長楊玉泉會同各銀號與日本商業會議所交涉，達成了如下條款：中國、交通、官銀號、興業銀行、殖邊銀行、黑龍江官銀號等六家，每一周內，合出現洋24萬元，交由銀行團（後改為銀行公會）代行兌換；兌換時間為每天下午一時起至三時止；兌換期限自6月12日起至8月11日止。另外還商定，兌換之前，應經日本商業會議所審驗現款，再經日本總領事發給許可證，方可到銀行團兌換。但這一規定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因為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又加了一條：「不滿百元之款，仍赴各銀行號兌換」，這就給下作的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機，他們拿著99元到各銀行兌換，一出動就是數百人，有時一天便兌現20餘萬元。
此次談判雖然沒有實質的效果，卻令張作霖意識日本領事館對日本商人的約束能力。因此在槍決劉鳴岐等人的同時，張作霖也派出自己的外交顧問於沖漢積極與日本方面斡旋。於沖漢早年留學日本，精通日、俄、朝三國語言。一度任東京外國語學院教師，給日本人講授中國語文。因此在日本政、經兩界均頗有人脈。由其出馬，張作霖向日本方面提出要制定「一個既不傷貴國體面，又顧及貴國商民利益和不妨害中國整頓金融的辦法」。儘管在相關文獻之中，我們並未找這個「辦法」的具體內容。但從這一年日本滿鐵集團成功以工廠用地名義強占了大孤山等八礦區的大片土地，正式啟動「鞍山制鐵所」項目來看。張作霖的這個「辦法」很可能是被迫以其向來珍視的土地和礦產資源換取日本方面對金融投機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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