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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追逃贪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引渡、遣返和劝返。面对增多的外逃贪官，通过引渡、遣返等方式，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成功率有限，因此，自2008年以来，最高检察院探索了一种劝返新模式，并初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劝返，已有100余名外逃贪官回国接受处理。
2008年底，有两名官员“出访不归”，一是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到法国巴黎考察时滞留未归；二是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对这两名官员，都采用了劝返模式，但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浙江方面在总结劝返杨湘洪失败的教训时，有一句话比较到位——单纯劝返，而没有辅以其他强硬措施。
最高检一位检察官以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劝返成功为例，分析了劝返杨湘洪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劝返成功的第一步是，先确定外逃者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在全球范围内发布红色通缉令。他解释说，如果发布了通缉令，杨湘洪由法国到南非，就会受到限制。而中国与法国签有引渡条约，杨湘洪在外逃前并没有取得法国的永久居留权，这样，杨湘洪长期在法国滞留不归，构成非法入境。
确定了外逃者的嫌疑人身份后，劝返的第二个关键是“部门协调，恩威并施”。
“劝返需要斗智斗勇，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外逃者要恩威并施。”检察官举胡星的例子说，“劝返胡星，动用了几百号人，云南省委派出了两位常委坐镇。而劝返杨湘洪的3人小组，行政级别较低，在法国劝返期间，杨湘洪跟本不愿见劝返小组。”
一位检察官概括说，劝返必须具备下面四个条件：一是有明确的犯罪事实；二是外逃贪官走投无路；三是给被劝者承诺一些事项，这需要技巧，既要掌握法律和政策，又要灵活多变；四是劝返人员必须有临机决断的权力。
据了解，最高检已经从全国检察机关抽调了一批专门人才，聚集在反贪总局，并成立了专门的内设机构，正在对外逃贪官展开大追捕。其中，劝返功不可没。此外，最近两年，世界各国对反腐败形成了共识，加大了打击力度，对在逃人员产生一种走投无路的压力，这也是劝返得以诞生的国际背景。
（《瞭望》2013年第32期刘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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