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文】

2023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科技投资的行政令，在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所谓敏感高科技领域，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与交易。这再次加重了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高科技打压和封锁的“冷战”色彩[1]。

美国不惜对中国高科技“脱钩”的政策，折射的是21世纪第3个10年全球科技竞争的白热化水平。这场全球科技竞争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地球各个角落蔓延，将决定着新一波企业红利的归属、新一批技术天才的问世、新一片区域发展的成败、新一轮大国竞争的输赢，甚至新一场文明演进的方向。

与过去300多年的3次科技革命不同，面对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经济体都把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尽全力打造科技领域的西方领先度与行为一致性，对非西方国家不惜采取“高科技冷战”的方式进行打压，正是基于科技决定国家安全为此发展逻辑的出发点。

中国不惧怕“高科技冷战”，也有自信继续摆脱高科技“跟跑”角色，逐渐跻身进“并跑”甚至部分“领路”行列。对此，需要分析第4次科技革命的演进逻辑，剖析美西方对中国科技打压的核心内容。只有认清全球科技革命与美西方科技战略的深度逻辑，才能有助于认清中国持续推行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避免被美西方全面科技压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只有不断深化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人才激励、金融支撑等系统性变革，努力破局、重构新局、引领变局、复兴全局，才能真正担当全球科技竞争“领路者”，并持续贡献于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

1 未来10年，第4次科技革命效应将被激发

500多年来的近现代大国兴衰史，本质就是大国能否抓住科技浪潮并带动国家产业发展、国力提升的历史。英国抓住了18世纪机械化革命的历史机遇，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伟业。美国则抓住了19世纪电力化和20世纪信息化的浪潮，为其长达100余年的全球第一经济体和二战后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厚实基础。白热化的全球科技竞争背后，反映了各国决策者对科技创新与大国崛起之间线性关系的深刻认知。

从科技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周期看，当前正处于第3次科技革命末端产生的“萧条”状况向第4次科技革命前端所萌生的“复苏”状况过渡的特殊时期。按照康波理论50—60年周期性波动的经济特征，即经济会伴随科技变革呈现“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变化，上一波技术创新对当前经济的影响大体可分为复苏期（20世纪80—90年代初）、繁荣期（2000年前后）、衰退期（2015年前后）、萧条期（2015年以后）。当前，全球“互联网+”浪潮消退、资产价格全面回落、房地产不振，加之疫情对全球经贸正常运行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低迷的时刻。

人类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技术变革进而产生下一轮经济红利。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亦可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走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的论述非常经典，“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它是整个系统的创新，极具颠覆性。……这场科技革命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而且也改变我们自身、生活以及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正是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2]。

在18世纪机械化革命、19世纪电力化革命和20世纪信息化革命的基础上，21世纪以来的第4次全球科技革命的创新与变革程度明显更为立体化、多元化、飞跃化。以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为目标的太空和海洋技术变革，以零碳、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的的全球能源技术变革，以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再生医学和合成生物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变革，以新材料、数字化、机器替代为方向的制造装备技术变革，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量子信息、高端芯片、元宇宙为重心的信息技术变革，都在悄然改变着产业结构、经济版图与国家实力的全球格局。

正因第4次全球科技革命的效应将被激发，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角逐的至关重要性。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固有科技优势保持自身的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科技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实现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

与近代历史上尚还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抗拒新一轮科技革命完全不同，数百年来的大国兴衰教训如警钟般敲击着当今所有国家决策者的内心，国家发展越发抢占科技革命的高地，谁就有可能占领全球价值链高地，进而在未来国家实力竞争中赢得先机[3]。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速度都陷入了低迷，有时甚至是负增长，但科技变革的发展速度丝毫没有慢下来。2013—2022年，全球产业的研发投入保持在4.6%左右的稳定增长，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3.2%左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全球创新指数2022：创新驱动增长的未来是什么？》在衡量132个经济体的创新进展后发现，尽管2020年以来存在新冠疫情、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及各类地缘冲突事件的干扰，但推动全球创新活动的研发和相关投资在2021年仍然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创新表现都很活跃，且高于预期。2021年全球顶级企业研发支出增长超过疫情之前的2019年，达9000多亿美元。2021年，全球发表科学论文首次突破200万篇，没有出现预想中的下降情况。风险投资交易更激增46%，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繁荣时期的创纪录水平不相上下[4]。

2023年WIPO的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报告显示，2022年PCT申请量较上一年增长0.3%，总量达到27.8万件，是有史以来单一年度申请总量的最高纪录。2022年，在PCT申请量排名前10位的科技领域中，有8个出现正增长，其中数字通信（+8.7%）和计算机技术（+8.1%）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半导体（+6.8%）、生物技术（+6.7%）和电气机械（+6.1%）。

随着科技投资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士认为，未来10年，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将出现颠覆性的迭代突破；每一次新技术推动新产业的爆发式突破与指数级增长，也将伴随着各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社会演进的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5]。这就能解释为何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反复强调“未来10年是美国国运的决定性10年”。对此，即使在中长期经济相对低迷的预期下，各国仍然对科技研发上进行投资布局，尤其在以5G、6G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等硬科技领域抢滩布局，争夺战略制高点，以期赢得未来。

2 全球科技竞争的国家安全化

近几年的全球科技研发增长远远快于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其原因就是科技作为大国国力首要驱动力量的深度逻辑。与过往3次科技革命不同的是，面对第4次科技革命浪潮，各主要经济体都将科技变革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并以此发展逻辑为起点，重新构建国家安全战略。

例如，近年来，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化供应链安全、前沿科技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等方面的部署；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计划大纲》《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3份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尖端技术的战略作用；欧盟发布《战略指南针》，把投资科技和工业基地作为欧盟安全支柱之一；德国推出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科技等领域。

很明显，美西方将霸权护持与科技安全画上了等号。出于这种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尽全力打造科技领域的“双链”上的领先度与一致性，即：在器物层面，试图重构全球高新科技领域生产、供应、销售及升级的“价值链”；在观念层面，强化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与行为一致性或相近性的“思想链”[6]。对此，美西方采取了两方面的重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