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

陕西、 甘肃两省地处黄土高原的中、 西部， 地理上较其他省份距新疆更近， 甘肃省更是与新 疆毗邻。 在清代， 甘肃一省的管辖范围远超过今天的行政区划， 还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及青海省的东部。 陕甘两省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回民大省， 清人文献中甚至有 “陕则回三汉七， 甘则回七汉三”③ 的说法。 虽然当代研究者对此数字有所质疑， 认为夸大了回民在两省人口中的 比例， 但对于清代回民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于陕甘两省， 甘肃尤多， 则看法一致。④即便按照今 人推算的数字， 两省峰值期 (大约在道光前后) 的回民人数也达到七八百万， 仍然十分可观。

那么， 清代的陕甘回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踏上西来的路程， 具有规模的流动大约始于何时 呢? 可以肯定地说， 这一趋向出现在乾隆中叶以后。

清初顺治五年到七年 (1648—1650)， 甘肃曾发生回民米喇印、 丁国栋领导的反清军事行 动， 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 攻陷兰州等多地， 甚至得到哈密维吾尔人的援助。 但在起义失败后， 没有记载明确显示陕甘回民与嘉峪关外或哈密以西地区有经常性的往来。 有人提到清政府于康熙

① 参见佐口透: 《新疆民族史研究》 (吉川弘文馆， 1986 年)， 第III部之附论 “新疆における回民”。
② 在利用档案来关注和考察居留新疆之内地回民问题上， 美国学者米华健 (James A. Millward) 的成果也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 参见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五十七年 (1718) 向西吉木、 锡拉谷尔等地， 雍正中向沙州等地迁移、 安插过陕甘民人， 其中 当然有可能包括回民在内。然而这些安插均止于河西一带， 并未远出关外， 与本文要讨论的向新 疆的迁移意义不同。①事实上， 陕甘回民持续地流向新疆， 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内地人口西出嘉 峪关的迁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发生在清朝平定天山南北， 将统治地域扩展到伊犁、 喀什噶 尔一线之后。 换言之， 这种流动是以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为前提的。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 随着军事行动结束， 如何治理新疆的议题提上日程。 正如乾隆帝在上谕 中多次宣示的那样， 他认为配合在新疆设治驻兵， 需要大力开办屯田， 鼓励内地人口以不同形式 向新疆流动， 这不仅可以从经济上解决军粮的筹措， 实现以边养边， 还有助于缓解内地日益加重 的人口压力。 除了南疆作为维吾尔民众聚居区， 顾及当地的宗教与民情， 限制内地民人前往务农 及携眷居住外， 多种形式的移民举措以北疆为主全面展开。

总的来说， 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 军事移民
为了镇守西陲， 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 统一新疆后的大约二十年间， 有多达两万名满蒙八旗兵及锡伯、 索伦、 察哈尔、 厄鲁特四营兵， 分别从东北、 张家口、 西安、 宁夏等地奉调移 驻。 他们都属于八旗系统， 为携眷永驻。 其中的主要兵力 (约一万二千人) 部署在最高军政长 官伊犁将军所在的伊犁地区， 连同移来的眷属和家丁人等， 达到七万余人; 其余则分驻乌鲁木 齐、 塔尔巴哈台， 并以换防形式驻守南疆各城。 与此同时， 作为兵屯的生产劳力， 又从内地调派 大批绿营兵丁入新疆， 至乾隆四十二年， 兵屯遍布北疆各地， 南疆也有少量分布， 总人数达到一 万一千余人。 屯田绿营兵起初为换班制 (先为三年一换， 后改五年)， 其所属原营多为陕甘各提 镇标营， 其中派自甘州、 凉州、 肃州、 安西等标营的最多，② 后仿照八旗， 也逐渐实行携眷永 驻， 不再轮换。 鉴于屯兵的军伍身份， 这里划入军事移民， 但同行的家属都编入民籍， 人称 “兵户”， 成为当地民籍人口的一部分。

(二) 农业移民

由内地移入民人进行屯田的生产形式称为民屯或户屯。 户籍管理上称此类务农者为 “户 民”， 也称 “屯民”。 户民进入新疆的方式大体有两种， 一是官方组织的移民出关， 一是民间自 发的流动。 有组织的移民出关以甘肃省无业贫民为对象， 经过招募， 在官府组织及资助下分批前 往新疆， 安置于事先勘查好的屯区 (主要是乌鲁木齐及其周边)， 每户分给三十亩土地， 届期升 科纳粮。 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间 (1761—1780)， 至少一万数千户， 约五万余名口的 甘肃农民通过这一方式移入了天山北麓的各个垦区。③

另一方面， 对于自发流入北疆， 也要求加入民屯的内地民人， 当局也允许其就地认垦， 成为 户民， 按照对有组织移民的规定分给土地， 届期升科， 在牛具籽种等方面也适当给与帮助。 在兴 办民屯的初期， 户民以有组织的农业移民为主， 但随着自发移民要求认垦者日众， 后者所占比重 不断上升。 乾隆四十五年以后， 清政府停止了历时近二十年的移民出关活动， 但民人自发出关的 势头不减， 民屯进一步扩大。 据乾隆末年 (1795) 的人口统计资料， 乌鲁木齐地区的民人数量 达到三万余户， 十七万二千余人。④ 这当中， 户民占绝大多数， 还包括了一部分商民。

(三) 商业移民
还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期间， 已有一部分随军商人频繁出入前线军营。 天山南北安定后， 商

笔者之所以在开篇部分用较多笔墨说明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的大势， 是因为上 述各类形式的人口移动中都能看到陕甘回民的身影， 可以说， 他们是作为内地人口的一个部分， 通过上述方式加入到这一潮流当中来的。 在向新疆迁移的问题上， 无论汉人或者回民， 在政策上 都是作为内地民人来对待， 同样， 回民兵弁也是作为绿营官兵的一员进入新疆。 了解这个大的时 代背景， 是全面把握陕甘回民向新疆的迁移活动的基本前提。 正因为回民大多仅作为民人的一部 分来对待， 很多史料在记载上并不细致区分移民在民人身份之下的 “汉” 或 “回”， 这给研究时 的统计带来很大困难。 不过在一些涉案的事例里， 则常会留下有关民族身份的记录， 很有参考价 值，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要从档案的个例入手， 在大量搜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的缘由。

二、 乾隆年间回民迁移事例

上节已经说明， 陕甘回民进入新疆， 是清代内地人口西进潮流的一部分。 经过翻检档案， 笔 者梳理出八十余例与乾隆年间回民迁移有关的事例， 按史料形成经过， 大体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 为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 (1778—1789) 审办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而形成的记录， 第二组为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 (1784—1786) 陕甘总督福康安与新疆各地官员奉旨缉拿与 甘肃新教回民起义有关人员而形成的记录， 第三组为除以上两组之外散见于档案中的回民事例。 兹将各组中的事例摘要开列于下， 并综合档案内容， 述其大要 (表1—3)。

说明: 本组事例以陕西渭南籍的赵钧瑞为中心， 多为从事商业或运输业的回民， 主要反映清统一新疆初期到乾隆四十三年为止陕甘回民进入南疆经商， 以及在南疆和肃州之间往来活动的情形。 有关人员的原籍基本上都是陕西或甘肃， 少数人并未亲身到口外， 而是以肃州为纽带， 彼此发生商业上的联系。

说明: 本组事例发生在乾隆四十九年甘肃新教回民起义遭到镇压后， 陕甘总督福康安和新疆各地官员奉命严缉居留新疆的 回民起义者家属， 故奏报日期集中在乾隆四十九到五十一年， 通缉对象多为盐茶厅、 靖远县、 伏羌县出身者， 而以靖远县最 多。 虽然地域性不够普遍， 但从中可以具体看到各当事人在出关谋生年代， 所事职业及经历上的多样性， 很有价值。

说明: 本组 38 例， 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档案记载中， 因而无论从移出、 移入地域和身份、 经历都更具有多样性。 特别是乾隆年间回民移居北疆的事例， 在目前的搜集所得中尚不多见， 故颇为珍贵。 

三

通过分析和归纳上述回民事例， 笔者试图对乾隆时期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基本动向和特点作 初步探讨。

按照清朝规定， 民人需持路票出入嘉峪关， 而西出嘉峪关即意味着告别内地， 走入原为 “异域” 的新天地。 档案中多称之为 “出口” 或 “到口外”。 这里的 “口” 就是嘉峪关。

表4 中收入了有具体出口时间记载的回民34 人， 结果显示， 乾隆21 -30 年段2 人、 31 -40 年段 13 人， 41 - 50 年代 19 人， 乾隆三十年代以后， 几乎每年都有多个出口事例， 四十年代以 后更加密集， 反映出经过统一之初的流动开始阶段， 到乾隆三十年以后， 内地回民向新疆的流动 日益频繁， 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表 4 乾隆回民出口的时间分布 

成表6。 表6 中的35 人， 出口 (或作 “出门”)① 时年龄在50 岁以上的2 人， 年龄在40 到49 岁 之间的2 人， 30 到39 岁之间的8 人， 20 到29 岁之间的16 人， 19 岁以下的4 人， 仅知道档案记 载时年龄而无从推断者 3 人。 这一数字分布向我们显示， 当回民从内地向新疆迁移， 其主体是 40 岁以下、 20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 这一特点并非回民独有， 应是内地移民的共同特征。 相对年 轻的一辈， 能够较好地忍受长途跋涉的辛劳， 从无到有地打拼， 也较能承受人在异乡的种种艰辛 及因之而来的身心双重的压力。 

表 5 乾隆朝回民出口移出地分布 

表中所有人均为男性， 其中很多人系与亲友同行。 当然， 携有妻女的例子不多， 仅可见到在 伊犁、 乌鲁木齐从事屯田的绿营兵苏旺成、 马天福， 以及作为户民移居昌吉的王天斗有这种情 况。 他们均属于北疆移民， 符合清朝鼓励携眷永驻或携眷屯垦的政策， 故为举家迁移。 其他人多 为商民身份， 在南疆活动者居多， 政策上不允许携眷， 不过父子、 兄弟一同出关， 或一方先行， 另一方随后来投靠的例子不少。 如父子关系的有赵钧瑞/赵世保， 妥江/妥六十五， 马中相/马呼 腮子， 铁已已子/铁文喜， 韩永贵/韩得， 杨子福及其父亲， 哈义/哈阿利子， 这应当是比较普遍 的现象。 有几例为十几岁的少年人出口谋生， 但他们都是在父辈或叔辈带领下来到新疆的， 如妥 六十五到口外时年仅 15 岁， 但其父妥江已 45 岁， 为父子同行。 同样， 马呼腮子出口时 14 岁， 其父马中相33岁， 也是两人同来。 至于兄弟相伴的事例， 则可举出黄彩/黄宣， 哈义/哈治娃子， 曹志及其兄， 喇进举/喇进建， 王天斗之从堂弟王天禄， 韩忠及其堂弟侄子等。 正如许多研究者 指出的， 清朝曾规定内地民人出入南疆不得携眷， 直到道光初年才正式解除此禁， 也因此而有只 准单身商民入南疆之说。 不过要弄清楚的是， 单身仅指不带女眷， 而男性家族同行之例， 则比比

皆是。表 6 还让我们对回民在新疆的居留年数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中可知近半数的人， 自出关以来 在新疆居留的时间已经超过 10 年。 其中时间最长者为赵钧瑞， 达 22 年。 他是最早进入新疆的内 地回民之一， 在当地经营顺利， 发展甚好， 只因为卷入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的案件而 获刑， 一切戛然而止。 其他如哈明、 马中相/马呼腮子父子、 马国英、 马起蛟、 赵世洪等人， 也 都在十数年以上， 显示出相对稳定的居留状态。 又如表中的李应福， 虽然其出口时的年龄阙载， 但乾隆五十年 (1785) 时他以73岁的高龄仍在叶尔羌经营店铺， 如果不是在当地拥有较好 (或 较稳定) 的生活环境， 就很难解释。 

表 6 乾隆朝移出回民的年龄情况 

是年四月， 甘肃新教回民第二次发动武装反清。 起义者在盐茶厅举事， 先后攻略靖远、 安定、 会宁、 伏羌、 隆德、 静宁、 秦州、 秦安、 华亭、 庄浪等地， 最后在通渭县石峰堡与清军对 峙， 历时两个多月而失败。 福康安此奏旨在向朝廷汇报新疆通缉甘肃起义回民家属的情形。 当时 在新疆的通缉行动已经严重扩大化， 许多不在名单内的无辜贸易回民也相继遭到逮捕。 另一方 面， 奏折中提到的多个缉查地点恰与前文所举事例中回民的分布地域相吻合， 从一个侧面提示我 们看到回民在新疆的广泛分布。

如前指出， 陕甘回民进入新疆， 乃与内地汉族向新疆的迁徙同步并行， 并非孤立现象。 不过 由于回民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 他们除了与汉族人一样， 或务农， 或当兵， 或经商外， 也从事 某些有特色的行业， 并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自身的特点， 与当地穆斯林社会有较多接触。 总的来 说， 回民在新疆的谋生方式表现为以下数种。 

(一) 经商或从事手工业

各组事例中， 从事与商业有关活动的人最多， 这或许是回民在新疆最多见的谋生方式。 很多 先行研究都曾指出， 受历史传统影响， 回回民族素有商业民族之称。 ②这种擅长经商的特质， 在 新疆也得到充分表现。 当然， 按通常概念， 经商又有 “行商” 与 “坐贾” 的区分， 前者流动性 大， 后者则开店经营， 比较稳定， 规模上也容易发展。 不过从乾隆年间的新疆事例看， 两者的界 限不是很清晰， 长途贩卖与店铺经营兼而有之的事例也不乏见， 这与新疆地处西陲， 而商人经营 的多为内地商品， 因此必然伴随长途转运， 当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