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沉靜的美國人》？用天真武裝的越南理想國
今年初越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得獎無數的處女作《同情者》在台灣出版，以間諜小說的形式，提供讀者與大眾一個超越美國論述、描摹越戰的觀點與視角。這本小說除了大篇幅批判美國名導科波拉拍攝的《現代啟示錄》徹底消除越南人的聲音外，也暗諷了英國作家格雷安．葛林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弱化了越南女子，並讓她成為唯一的越南形象。
《同情者》的主角是個法越混血兒，也是北越間諜，年輕時曾到美國讀書，以便瞭解美國人，當時，他的畢業論文就是以「葛林」為題。西貢淪陷後，逃到美國的主角不僅得到昔日指導教授海默的贊助，還因為他得到一份工作。有一天，海默邀請主角到家中作客時，稱讚他那篇關於《沉靜的美國人》的文章，是他看過最頂尖的學術論文，但與主角交好的中情局幹員克勞德卻不以為然：
阮越清藉小說人物之口暗指的是，在葛林這部以法越戰爭為背景的作品中，女孩「鳳」（Phuong）是唯一的越南代表，也是被男性爭奪卻「沒有自己聲音」的角色。
阮越清曾經在一篇訪談中解釋，他避免讓單一角色代表整個民族，而他的小說就是回應《沉靜的美國人》這樣的作品——
我想起自己對越南／越戰最初的印象，就是2000年在紐約百老匯看的《西貢小姐》，直昇機從舞台上降落，美國大兵想要將越南情婦帶回美國...，這是一個悲傷的愛情故事。而越南的悲劇，在美國人筆下，不是淺薄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就是這種帶著異域想像的羅曼史，確實多少誤導了受美國強勢文化影響的大眾。
換句話說，《沉靜的美國人》說的是越南，卻看不到越南，和《現代啟示錄》如出一轍——即使這些作品都被視為越戰經典。
根據歷史學家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的觀點：作為前大英帝國的子民，葛林同情殖民者並與法國殖民者交好，也很欣賞胡志明與越共，卻不怎麼喜歡美國——他在1930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行動代號》（The name of Action），便曾把美國塑造成壞角——在他看來，美國象徵著空虛的物質主義、匱乏的傳統、不成熟的政治與幼稚的文化。《行動代號》出版20年後，在麥卡錫主義當道的冷戰時期，他對美國的看法更負面，不懂這個國家為什麼這麼自以為是、自鳴得意地相信美國道路對所有人都是最佳選擇，卻又同時恐懼赤化的威脅。
阮越清恐怕也是同意葛林這個觀點的。他在《同情者》中，透過海默教授的話，展示了美國人理想主義的樣態：
作為一個越裔美國人，阮越清對美國為何投入越戰與美國的性格，自有深切的感受。而葛林之所以能以第三方的角度發表、批判，甚至寫一個與他「無關」的戰爭，正是因為他在現場。
1951年，葛林從馬來亞回英國途中，經過越南時，就立刻愛上這個國家，尤其是這個國家的女人：
因此，日後他受英國駐河內領事邀請，再次造訪越南時，相當開心。他說：「自然並不能打動我，除非在周遭的自然環境中，可能伺伏著伏兵，也就是說——除非有人存在。」正是這種小說家感興趣的「危險」，刺激了葛林的創作欲。
此外，小說中那些飯店爆炸與郊區襲擊的場景，都曾真實發生，尤其是書中主角、英國記者佛勒（Thomas Fowler）跟著法軍執行空襲任務，就是葛林的親身經歷。可以說，因為這些經歷讓葛林又有了靈感，決定書寫一部共產主義與殖民主義鬥爭的小說。
然而，他側重的卻不是他同情或欣賞的這兩種意識形態，反而藉著塑造角色「派爾」（Alden Pyle），這個為經濟援助代表團工作的美國年輕人，來批判美國人的理想主義與過度天真。
這個小說家是這樣描述派爾這個角色的——
整個腦子都被善意和單純無知武裝得堅不可催。
派爾將擅長抽象思考的政治理論家約克．哈定視為偶像，不斷談著哈定著作裡「民主的難題與西方的責任」，而哈定提過的「東方需要一個第三勢力」這個概念，也被派爾奉為真理。
佛勒後來從自己助手那裡聽到這段話：
值得注意的是，葛林在越南期間，吳廷琰還在美國流亡，一直到1955年，《沉靜的美國人》出版之時，吳廷琰才當選總統。當時許多評論懷疑派爾確有其人，而其形象來源就是強力替吳廷琰「打下江山」的空軍上將蘭斯代爾——至少，歷史學家卡諾爾（Stanley Karnow）在《越南史》（Vietnam：a history）一書中就是這麼介紹這位中情局幹員。
如同先前越戰系列文所述，1954年，華府為了鞏固吳廷琰的地位，派出中情局採取「非常規」手段，由48歲的蘭斯代爾擔負起這項任務。他甚至成為最支持也最相信吳廷琰的美國人，就連除了家人誰都不信的吳廷琰也非常喜歡他，甚至邀他到總統府居住，因為在地位不穩時，只有蘭斯代爾幫他想辦法，即使吳廷琰半夜找蘭斯代爾聊天商討，他也從未拒絕。而阮文馨發動政變時，蘭斯代爾甚至將阮的屬下送去菲律賓吃喝玩樂，成功化解危機。
蘭斯代爾之所以會被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派到越南，除了他在菲律賓平定虎克（Huck，菲律賓共黨游擊隊）有功，也因為他成功拉抬菲國總統麥格賽賽的聲望，幫他打贏選舉，締造榮光——1952年參訪美國的麥格賽賽不但見到總統杜魯門，甚至得到不少勳章。在蘭斯代爾操作下，麥格賽賽得到媒體的重視，《時代》雜誌甚至稱他是太平洋地區的艾森豪。
成為麥格賽賽心腹的蘭斯代爾隨侍在側，以便麥格賽賽想說話時，能替他拿主意。即使菲律賓國家主義者因此批判麥格賽賽是在蘭斯代爾的監控下施政，他仍不以為意：
亞洲需要他們自己的英雄，所以我創造了麥格賽賽。
投放謠言、打造形象、操作宣傳...，對廣告業出身的蘭斯代爾毫不困難。他在二戰時入伍，成為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情局前身）的一員，很想置身戰區的他卻只能負責收集地圖與海報的工作。直到戰後，終於得以憑軍事情報人員的身份被派到菲律賓。
蘭斯代爾很喜歡菲律賓，積極探索各個窮鄉僻壤，儘管大部分時間還是待在馬尼拉那些溫室培養出來的菁英間，但他理解鄉間貧窮農民的不滿，也認為這是虎克游擊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而墮落的菲律賓官員沒有確實遵守法律，也才讓虎克有機可趁，利用農民的不滿來擴張勢力。
因此，要打擊虎克，就要反向進行：共產游擊隊都會藏在人群間，如果可以贏得人心，共產黨就沒有地方可躲藏，當他們沒有地方躲藏，就可以發現他們，然後消滅他們。
而蘭斯代爾也明白，傳統戰略無法對付這些支持共產黨的農民，於是採用了一些間諜技巧，例如利用迷信來嚇唬人民、教導麥格賽賽實行收買農民的計畫；例如將土地分給那些農民叛黨，「他們一直為了房子跟土地戰鬥，如此一來，他們就會停止作戰，因為我會給他們想要的。」（儘管這個土地改革以失敗告終）。
因為在菲律賓的成效良好，蘭斯代爾便在越南如法炮製剿共策略：一樣將吳廷琰捧成媒體明星，同時建議他改革農村。他甚至運用了在菲律賓打下的基礎，讓麥格賽賽准許他招募菲律賓人到越南擔任中情局前線，協助訓練南越警察、起草憲法，而前文曾提到的、汙名化北越的「自由之路」計畫，菲律賓也幫了一把。
和《沉靜的美國人》裡的派爾一樣，蘭斯代爾相信，如果教導農夫民主的原則，就可以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卡爾諾在《以我們的形象：美國王朝在菲律賓》（In our Image: 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中便說，蘭斯代爾跟派爾一樣，是個「典型的美國人」，對於推廣美國價值很有熱忱，就像整個世界都在等待他的美國式傳教那樣。事實上，這並非卡爾諾自己的詮釋，因為蘭斯代爾本人也說：
我把我的美國信仰帶進了亞洲的爭鬥裡。
因此，不能怪葛林的小說讀者幫蘭斯代爾對號入座，就像我在《同情者》開頭，讀到中情局幹員克勞德時，也差點把這個空軍上將推到椅子上——畢竟，我們並不認識所有在歷史現場的人，只能透過我們知道的那幾個人物聯想，增加閱讀趣味。
不過，包含羅格瓦爾在內的歷史學家根據葛林到越南的時間與日記，推論派爾的原型其實應該是經濟援助代表團的一位主管霍赫施泰特（Leo Hochstetter）。
這個美國人比派爾更聰明、更善交際，在葛林跟霍赫施泰特開車回西貢時，他一路向葛林灌輸「第三勢力」的必要，而他心中的領袖人選就是「鄭明世將軍」（即小說裡那起市區爆炸案的真正幕後主使人，也是派爾一直提供恐攻炸彈的對象）。因此，葛林自身對於蘭斯代爾與派爾之間的連結推測，並不以為然，就算鄭明世也是蘭斯代爾極力說服與爭取合作的對象。但一直到1987年蘭斯代爾去世，媒體新聞還是說他是那個「沉靜的美國人」，甚至到今日，每一本提到他的書，都還是會解釋這件事。
葛林除了創造出一本人物、場景、事件能「對號入座」的「間諜小說」外，他自身是否就是英國間諜，也是史家熱衷討論的話題。然而，究竟誰是故事原型、葛林是不是間諜，其實都像茶餘飯後的八卦，今日看來都不是那麼重要，我以為，重要的是——《沉靜的美國人》開啟了一個以近代越南為背景的小說創作之門，即使這個「越南」令人感到模糊不清，還是影響每一代的讀者或知識份子。
曾經駐越採訪的美國知名記者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日後談起他與其他人所寫的戰爭報導時，都會想到曾在西貢的小小法式咖啡館中，閱讀《沉靜的美國人》的感受——
不過，這些記者仍有所保留地說：
他對美國人不祥的天真做出的描摩，讓人有點疑慮，也讓我們有點不安。
美國大使館也認為這是邪惡的書，但又因為寫得非常好，所以產生了糟糕的效果。
無論如何，半個世紀後的我們讀這本書，或許都還是會忍不住訝異：書中探討的美式天真，至今都沒有改變。何謂天真呢？如佛勒的觀察：美國所能實現的成就沒有邊界，而且為了拯救一個村莊，不惜先毀滅之，這就是派爾天真與危險的所在。
收看更多文章，請訂閱轉角國際facebook專頁：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