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郑秉文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之外滩圆桌“养老金融：如何满足银发经济下的多元化需求”上发言

【文/ 郑秉文】

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但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国0岁组预期寿命是35岁，联合国数据是44.6岁。截至2024年8月，我国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6岁（卫健委统计数据）。预计到2035年，我国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会进一步提高到82.8岁（联合国数据）。

而1949年我国60岁组人口平均预期剩余寿命是11年。到2023年，我国60岁组平均预期剩余寿命提高到22年。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组预期剩余寿命会进一步提高到25.8年。

纵观发达国家，其国民基本都是65岁退休，个别国家退休年龄正在向67岁过渡。比如，美国正在渐进式改革，今年退休年龄是66岁零6个月，明年会达到66岁零8个月，后年会达到66岁零10个月，2027年会达到67岁。日本和德国也在从65岁迈向67岁的改革路上。

相比之下，中国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是50岁，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55岁。考虑到女干部人数较少，如果对其忽略不计，男女平均退休年龄约为55岁，比美国、日本的66岁、67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提前至少11-12年，差距十分悬殊。

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

关于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低相关”。

我国有四千万编制内的公共部门岗位。如果大家都竞争编制，那么延迟退休确实会影响就业。但实际上，2024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拟录用人员共3.96万人，而2024年高校毕业生1179万人。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0.34个人可以获得编内岗位。

在这种情况下，编制内人员延迟退休的节奏很慢，一年只有几个月，好几年才提高一岁，并且还增加了“自愿、弹性”的原则，这样算下来，编制内人员的延迟退休对每年吸纳毕业生比例的影响很小，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这一点点影响，也被稀释在了渐进式的提高退休年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前四年几乎没有影响，即使有影响，相关性也非常低。

第二，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不相关”。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希腊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失业率都在12%-20%，同期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失业率仅为5%左右。由此可见，退休年龄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并不相关。

20年前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到会有这么多新业态出现，也无法预测到这些新业态可以容纳上亿人就业。所以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就业是不相关关系。私人部门每年吸纳了绝大多数毕业生，是毕业生雇主的主体，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每年腾退的编制可以忽略不计。

进而，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吸纳毕业生的情况，主要看经济发展，所以，就业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即便降低退休年龄，也不会阻止失业率的扩大。这是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的相关性、经验性分析结果，以往的就业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过去我国和美国的退休年龄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为何个人养老金会出现，“开户热、缴存冷”的问题

从基本评价上看，我国养老第三支柱落地时间只有一年半多，不到两年，但覆盖率很高，显著超出预期。在36个试点城市的16-64岁人口中，6000万账户开立人数占比22.6%，高于美国20%的水平。考虑到美国养老第三支柱已成立50年，而我国仅试点一年半多，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

全球建立养老第三支柱的国家中，有的覆盖率很低，仅有2%的水平；有的覆盖率很高，甚至达到100%。总体来看，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的试点成绩不错。在所有国家，覆盖率是决定第三支柱成败的关键，没有覆盖率也就没有后续的问题。

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严峻。自2022年11月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立以来，已有一年半多时间，但有两年半多的缴费期。如果按照1.2万元/年计算，6000万人的缴费规模大约将近2万亿元，但目前实际只有500亿元，差距十分悬殊。

居民不缴费的原因很多，包括经济下行、收入减少、消费降级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养老金收益率过低。将资金放在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并不需要动员和教学。

储蓄、银行理财、养老保险、公募基金这四类养老产品中，除保险和储蓄产品不是负收益，其余很多都是负收益，跌破净值的产品比比皆是。老百姓将钱投入账户后，如果赚钱就会继续投资，如果亏钱就会转为储蓄。因此，这种负效应对居民缴费意愿影响非常大。如果长此以往，第三支柱将有名无实。

推动养老三支柱建设，必须深化改革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包括制度内和制度外改革。

所谓制度外，就是繁荣资本市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为在低利率时代，依靠固收类的储蓄、保险产品很难获得有吸引力的收益。而且养老账户资金必须要到60岁才能取出，资金要锁定几十年，这很难说服投资者。所以，核心还是要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去年以来，中央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的改革措施出台了很多，这也是提振第三支柱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方面。

同时，制度内也有改革的余地，可以进一步扩大养老金融产品范围。目前只有四类产品，同质性竞争比较严重，建议开动脑筋促进产品创新。比如，有些产品收益率很好，可以扩大使用范围。

例如，一些只针对企业年金的“集合计划”，能否把它变成零售产品，向第三支柱进行提供？我认为，这在制度改革设计层面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集合计划”过往20年的历史收益率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市面上也很难买到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产品，因此只要监管策略稍微调整，就可以扩大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提高产品的收益率，提高投资者加大缴存力度的信心。

此外，要打破旧有的传统观念。资管新规出台之前，银行理财都是短期产品，期限平均在三四个月。但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期限拉长到一年，并且基本实现净值化管理，打破刚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资管新规之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相当不错。为挽救养老金制度，能否申请一定的豁免权？因为制度有时也需要拯救。

2001年小布什实施社保制度改革，成立了“拯救社会保障制度委员会”。英国也成立了PPF（Pension Protection Fund）养老金保护基金，相当于DB型的养老金保护基金。由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是需要保护的、需要拯救的。保护和拯救养老金制度有时需要用特殊办法。

我国自2007年提出“第三支柱”以来，直到2018年才开始试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但截至去年参与人数只有5万人，因此才有了“规范发展第三支柱”，才诞生了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个过程极为不易，至今持续了十七年。当前，在资本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和情怀进行适当“突破”，目的是拯救这一制度。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国家大中型工程，如果收益率比较好，能否也可作为产品发放给第三支柱？我觉得是应该的。

关于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问题，长期资本只有三个来源：养老金、保险资金、捐赠基金。共同基金只是长期资本的投资工具，其中有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不同的资金来源。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很少。但如果没有长期资本，没有风险投资，没有技术创新，要立足于21世纪将十分艰难，因此就要靠政府引导资金，靠财政出资来撬动社会资本。但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财政出资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越来越难以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