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寒風吹過阿拉伯半島，世俗主義者冷得發抖；伊朗人走進派對現場，粗魯的拔掉了音響插頭。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上台是個標誌性事件，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因為他強行改變了阿拉伯世界革命進程的走向，使得「進步派—保守派」的對抗被「激進派—世俗派」的意識形態對立取代。

從某個程度上來說，伊朗革命形塑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中東格局，迫使中東的政治議程改換了話題。如果我們稍微回顧從1919年巴黎和會結束至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的這一甲子，阿拉伯世界可以概略被分成三個階段：

（1）草台革命階段（1919-1952）：此時的阿拉伯民眾還沒有形成指導性的思想，各地爆發針對英法殖民者的武裝暴亂，其訴求相對直接，並沒有成體系的綱領和行動方案，反抗組織組織內部混亂，加之各國民眾皆受制於殖民者強加的統治之下（以色列除外），因此難以進行有效反抗。

（2）社會革命階段（1952-1979）：從埃及的自由軍官組織奪取政權開始算起，泛阿拉伯主義成為主旋律，民族解放運動成為關鍵字。進步國家與保守國家涇渭分明，意識形態鬥爭日趨激烈，統一阿拉伯民族的呼聲高漲，左翼思想當道，團結色彩濃厚。

（3）宗教革命階段（1979-現在）：伊朗革命以後，阿拉伯世界迅速分裂，「世俗—激進」的二元對立變成矛盾的核心，激進派呼籲實施伊斯蘭教法，世俗派小心翼翼的維持政權。這種對立關係迅速發展成中東地區的地緣博弈，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互別苗頭，勢力此消彼長，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呼聲水漲船高。

原來在埃及總統納瑟時代，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變得強大？」為此，「自由、社會主義和統一」的革命三步驟被提了出來；而在德黑蘭出事之後，阿拉伯世界的問題卻從此變成「誰才是一個好穆斯林？」革命的視角被切換了，這是完全不同的邏輯，這會導向完全不同的解題思路。

要怎麼做一個「好穆斯林」？

這就是回歸伊斯蘭教法的意義所在。在這裡，我們要隆重介紹一位貴賓的出場，他的名字叫阿布·阿拉·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毛杜迪是巴基斯坦人，他完美的繼承了阿富汗尼、阿布都和里達的思想，主張國家應由精通經訓的伊斯蘭政治思想家來領導，他們必須嚴格遵守教義，必須打擊意志不堅定的叛教者，必須進行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