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concupiscence
While her matrimonial future was being decided in Syria, Phila herself was in Macedonia nursing Craterus’ homonymous infant son. The birthdate of the younger Craterus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ith any confidence among the intrinsic chronolog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years 322–320, and he is often thought to have been born posthumously. The argument for a later birthdate, however, overlooks the possibilities provided by human concupiscence: Craterus probably met Phila in Cilicia in 324, whether newly widowed or not, and she must have travelled back to Macedonia with him in 322. Thus there is no reason to presume the young Craterus to have been conceived after the marriage: he may have been born at any time from 323 onwards.
Pat Wheatley & Charlotte Dunn, Demetrius the Besieger (ePub) (Oxford 2020), S. 73.
用人類強烈的性慾來解釋兩年間可能生了個孩子，這個解讀雖然實在無法說是實證，卻怎麼都覺得有點道理。
2021.03.31
人物傳記與歷史研究
這是因爲看到 Anthony Everitt 的哈德良傳有了中譯加上搜索了幾位德國學者的出版記錄而想到的。
發現，我這個領域很多老一輩德國學者很喜歡寫人物傳記。什麼希律王啊安條克三世啊之類的，可能得有四五本傳記了。
本人豆瓣廣播
寫這種古代君王的傳記會好賣麼？在中國感覺賣中國皇帝還不錯，賣個什麼塞琉古王……不知道能不能賣出去。
或者，換個問題：歷史領域的編輯們啊，你們是更希望引進海外的外國君王傳，還是更希望簽一個中文作家的外國君王傳呢……
今天讀到一本 Demetrius I 的傳記，是更專業的研究型傳記，腳註密度很大，結合考古材料很豐富。這樣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小考證連綴起來的，並不是當下出版鼓勵的方向，但是很好讀，也很紮實。我希望這種東西多一些。
2021.03.30-31
基督教拉丁詩銘與中世紀朝聖者
我們對公元三世紀至五世紀在羅馬的拉丁銘文瞭解不少，但基督教銘文相比「異教」銘文多得多、基督教韻文相比來說存留下來也更多。這要感謝從羅馬基督教化以來，從所謂《博比奧詩銘集》（Epigrammata Bobiensia）開始對這些韻文基督徒墓誌的編輯。所謂《達瑪蘇詩銘集》（Epigrammata Damasiana）收集了 57 篇發現於羅馬的墓誌和建築詩銘，在中世紀傳鈔甚廣，有些僅見於其中的人甚至在中世紀被尊爲聖徒。在東方，從魯菲努斯（Rufinus）到納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再到後來的《帕拉丁集萃》（Anthologia Palatina），詩銘傳統一直延續到東羅馬盛期，遍佈君城的各種建築、鑲嵌畫和各地墓誌。
在西歐北部，教堂仍然保存着不少高知識人的詩銘，既有格式化的讚美詩和宣道詩，也有討論美德或惡行的倫理詩，亦有墓誌銘。羅馬的情況則更複雜一些。中世紀大批前往羅馬的朝聖者記下了大量早期基督教的詩銘（Walser 1987；當然還有 ICUR II.1 序言），其中有不少實物今已不存。十四至十六世紀，教宗在羅馬大興土木，又破壞或記錄了不少出現在地下墓穴（catacomb）的詩銘（Vegio 等）編輯《羅馬城基督教銘文》（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ICUR）時，相當大比例都來自這些中世紀詩銘集。但這些朝聖者也有不少自己就是詩人，對他們的研究卻主要關注他們的詩作，而不是他們抄錄的古代詩作。
在不少倨傲的「古典學者」看來，這麼晚的拉丁詩銘水平不行（或者說，按他們的尺度，語言和文學不行……），加上了基督教這個因素，研究就更少了。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基督教徒」這層身份並不意味着他們與其他非基督徒毫無交流，那麼 decontextualise 這些詩銘就是非歷史的。
考慮詩銘在古代晚期的重新興起，Lucy Grig 主張，使用詩銘構成某種「文化資本」，而（至少在羅馬）上層基督徒們在努力奪取政治話語權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表演出」這種文化資本（Grig 2017）。如果更進一步，古代晚期各種教父和教宗對詩銘的投入（Paulinus of Nola, Sidonius Apollinaris 等）也如滾雪球般加速了詩銘的基督教化；這甚至讓 19 世紀努力摒棄基督教影響的那些古典學家，也想要摒棄這些和維吉爾、賀拉斯並不銜接，但本身也很有趣的詩作。
Grig, L. (2017). « Cultural Capital and Christianization: the Metrical Inscriptions of Late Antique Rome », in Bolle, Machado, Witschel (eds.), The Epigraphic Cultures of Late Antiquity. Stuttgart. SS. 427–448.
Walser, G. (1987). Die Einsiedler Inschriftensammlung und der Pilgerführer durch Rom (Codex Einsidlensis 326). Stuttgart.
2021.03.31
Florin Curta 與 ethnogenesis
Florin Curta 最近是我一個學術偶像。研究古代晚期、中世紀早期考古與考古學的專家。不僅最近，他也一直在討論考古學在冷戰東方各國被利用作爲 ethnogenesis 的方法（1994 開始）。
最近出了一篇波蘭人眼中的羅馬尼亞民族形成論，討論齊奧塞斯庫時期努力否定羅馬尼亞考古中的斯拉夫元素和波蘭考古學者對羅馬尼亞斯拉夫元素的解讀。結果，大批量的東歐歷史愛好者跑到這篇下面吵各種地方“是斯拉夫的，所以不是羅馬尼亞”“是匈牙利文化，所以這片地歸匈牙利”…
在考古學用來宣揚國威、樹立 ethnogenesis 大行其道的現在，我覺得讀他滿有意思的。
考慮到同一時間，中國網絡上對三星堆發掘文明算不算中國文明、是否有印度或兩河影響等事隔空打架，認識認識 Curta 可能更有必要了。
如果有機構想要書評，我可以寫一篇。
2021.03.27
旅遊與文化
旅遊究竟能帶來什麼呢？浮光掠影之外，只是稍微深入一點的話，可能還會接受一套成體系的正確敘事。恰恰是「稍微深入一點」，滿足了很多歷史愛好者直男們（包括但不限於裝 X）的需求。
我有時候在想，爲什麼中國境內一些大學會把歷史學和旅遊放在同一個系裏，看來其主要目標還是形成那套成體系的正確敘事。
但即使是歐洲博物館，也有太多太多座我沒覺得呈現出超越「稍微深入一點」的複雜性。
當我們去旅行時，究竟在看些什麼呢？幾乎有一年沒有「旅行」，但很少去反思這些……
2021.03.27
Trisk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