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今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思想灌输，是和革命人几乎完全不同的，革命年代革命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道德标准，同今人想象也是极大不同的。在这一前提下，要治疗一名抑郁症患者，最好不要“从革命先烈找解决办法”，还是该老实的看病、吃药，老早日解决病症。

题主提到患抑郁者是自己的侄子，我们就不妨先从“亲情”出发。于革命年代而言，“亲情”便并非什么有力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族人之间吃绝户、出卖子女、杀死亲属，这可算是常见的事。

例如开国上将陈锡联，他是个苦命人，不到五岁时便父祖双失，家中仅有一个母亲照应四个孩子，结果被族人无情的分了家，一个女子只能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两间房中，耕种两亩薄田（且不得不卖掉了），一家人经常要靠乞讨才能混饭吃。

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讨饭，被远房堂叔陈芝斌瞧见。陈芝斌平时不接济这家穷亲戚，这个时候却嫌陈锡联一家讨饭是“丢了陈家的人”，对陈母又打又骂。不到十四岁的陈锡联气极了，他远没有今人的“温良”，他直接向母亲发誓，“等我长大了去当兵，带人来报仇！”

因为“亲人间的口角打架”，便想要杀人，要喊打喊杀，这放到今天恐怕会被认为是“小坏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陈锡联家本来有土房十间，耕地十亩，另租有十亩良田，如果不是亲属把他家强行“分家”，那陈锡联或许会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名叫陈锡廉的农民（“锡联”是参加革命后登记写错的名字）

而陈锡联还没有当兵，便带了“兵”来报仇。

黄麻暴动后陈芝斌出任民团首领，大力剿赤，李先念领导的游击队在他家乡一带活动，想要将此人除掉。当李先念一行人到他家，想找他母亲带路时，小小的陈锡联立即跳了出来，要为他们带队，杀掉自己的远房堂叔，最后陈芝斌死在家中，家门口被贴上游击队的告示……

多年以后，陈锡联将此事视作一桩美谈。谈起来，陈李二人都是“哈哈大笑”，直呼痛快。我们也可以说，陈锡联的“压抑”、“抑郁”，就是这样宣泄出去的。

在陈的眼里，陈芝斌压根不是他的亲人，只是一个看不起穷人、羞辱他母亲的恶霸地主，是他家的仇人。那么一丁点同姓的血缘的关系，实在不重要。

显然，这种“解压”方法在今天是骇人听闻的。

同样的，亲情也没有束缚住幼小的陈锡联，“宁做一日雄狮，不做百日绵羊”，十四岁的陈锡联真正实践了这句话。

他作为一名吃不饱饭的半大孩子，不愿忍受吃不饱饭、做乞丐乞食、当放牛娃仰人鼻息的日子。

为给生活找出路，为在这昏昏沉沉的世道里挺胸抬头的活着，也为了不过受气的、压抑的穷困生活，1929年4月的一个夜晚，年仅十四岁的陈锡联轻轻取下母亲系在他手腕上的红绳，不辞而别，离开爱他的母亲，离开两位姐姐一个弟弟，走入山林，投奔徐海东的游击队。

开国上将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在童年时代开始了。

至于“凭什么敢于反抗？”的问题，陈锡联也早有解释，首要原因就是前文所述，他受不了这种耻辱的、压抑的生活，他感到郁闷、抑郁。

他在农村社会上不是没有讨过生活，给人放过牛、做过工，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在他看来，革命前的生活是“不仅没有做人的权利，乞食的权利都被剥夺”。至于亲人，更没有几个，他的远房叔叔是“恶霸地主”，两位亲叔父把他一家扫地出门。除了自己的亲母、亲姐弟，再没有什么亲人。比起那几个亲戚，为他手刃“仇人”的李先念更像是他的亲长辈。

他厌恶、憎恨这样的社会秩序，他“不愿屈服于这社会”，于是他选择去打破这一切，一个革命者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他的经历发生今天，人们恐怕只会觉得“骇人听闻”、“人伦灭绝”……

像陈锡联这般，为革命杀死亲属者，在鄂豫皖边也并不罕见，甚至有亲手弑父者。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出身黄安地主家庭，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暴动失败后他隐蔽身份，建立联络站，配合木兰山上的游击队，更一度同许世友等人一样，上了木兰山打游击。两年后的1929年，他的父亲王建禄在家乡一带扯起反革命的旗帜，做起反革命的事业，怎么办？王秀松以身作则，带队杀了自己的亲父。

　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一天，王秀松只身潜回家里，王建禄知道了，大骂王秀松大逆不孝，是个败家子，还训斥王秀松道：“你读书用了我这么多钱，让你去当共匪?”王秀松把手枪往桌子上狠狠地一放，大声说道：“任何人不能阻挡我走革命道路。”又对王建禄郑重地说道：“你不要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一时势力大，他们终究要失败，革命总是要成功的。最好你走，放弃一切。”王建禄看到这情景有些害怕，不敢，也无力捉拿王秀松了案。只好悄悄溜出家门，躲起来了。
　　王秀松知道这个反动的父亲不消灭，就会给革命带来极大危害，为了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农民自卫军四处搜捕王建禄，均未捕获。一九二九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王秀松潜回家中，询问母亲。“父亲在哪里？”母亲说：“在标岗。”接着他急切地催促妻子梅伴松说：“快走！快走！百事不要，快跟我走！”梅伴松还在犹豫，她担心自己跟着王秀松，怕他受到牵累，一起被敌人害了。王秀松对梅伴松的这个意思是早就理解的，王秀松说，“怕什么？生是革命人，长的是革命心，革命人生死不悔，生死不忘革命。”梅伴松、王秀松带着两个孩子，深夜离开了栗林嘴。第二天清晨，王秀松亲自派自卫军十余人包围了标岗，在王幼保家的楼上柴火里，逮捕了王建禄，农民自卫军把王建禄押到董家岭子（沙河店）就地镇压了。
《红安英烈——王秀松》 见《湖北英烈传》

1929年为革命弑父的王秀松大概想不到，两年后，他会在张特立的肃反中被捕，最后在白雀园被杀……

在苏维埃政权、党的各级机关、工会组织和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的一批创造者，被杀的很多。至于群众中逮杀的人更多。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一九三○年春——一九三二年秋》 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鄂豫皖时期上》

可是挨杀，对革命人来说恐怕又算不了什么，都出来闹革命了，还怕被错杀吗？

1934至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内部掀起反民生团运动，大杀民生团，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震被怀疑是民生团，抓起来要处决掉，结果朱震逃掉了。

对此，周保中将军的评价是：“跑是不对的，冤死也应该，谁叫你来革命了”

你看，今天我们谈起什么肃反、什么杀人，都呜呼哀哉，但周保中这个老革命却有种离奇的观念：“你都来革命了，被冤杀又怎么样？应该的”

周保中是明确反对肃反滥杀的，为此更攻击赵尚志是“东北张国焘”，批评赵尚志在珠河惨杀群众、冤杀干部，然而如果真有人为躲避肃反而做逃兵，在他眼里又是“不对的”。

这种观念，在今天大概是无人能够理解的。

问题下还有知友

真不建议你向革命先烈借勇气，因为今天的社会和革命前的社会，完全是两个世界，换句话说那个年代没意志力活下去的人，已经被物竞天择掉了。

就拿你第一句话“我侄子快被抑郁打败了”，但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一个足够安全、温馨、有亲人关怀的家庭，本就是革命后的产物。革命前的家庭极其脆弱，随时都有被外部风险摧毁可能，而一旦遭遇重大的外部危机，亲情、爱情甚至的人伦都可以抛弃。

被今人乃至于儒教人士视作残酷，而哀嚎了上千年的“易子而食”，在拥有更充足史料的近代，怕都要稍逊一筹。

因为在近代史上，我们真的可以大胆的问上一句“为什么要去交换？亲生的就吃不得了吗？”

在无物可卖，饥肠难忍的情况下，卖死人肉，自食其子，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曹里寺一家夫妇，把亲生儿女吃了。妻子怕被丈夫杀吃了，乘黑夜逃走，饿死在路上。丈夫环视家中，伶仃一身，悲痛欲绝，惨叫数声而死。城东大王庙有位妇女，见窦虎营村的小孩路过门口，哄进屋内煮吃了。
《扶沟县志-第三编 黄水》

独塘乡袁桥村王国印（共产党员）的祖父年近古稀，看到一家人快要饿死，就让儿女外逃谋求生路，家人不肯，老人恐连累他们，乃以砖击首而死，儿女们不胜悲痛，草葬老人后无奈外逃。该乡郭楼村郭才欢（共产党员）的父亲在家里饿死，母子二人逃荒在外，讨到一点棉籽和棉饼充饥，吃后大便困难，母子互相用手从肛门往外挖。更有甚者，清集乡李百实村李桑恩的外甥（轩庄人）路过逊母口，被一个卖羊肉包子的活活打死，把肉割下来做肉包子卖。该乡彭庄村彭兴让有一妻一妾，彭饿死后，妾改嫁从人，妻饥饿难忍，竟把亲生闺女活活烧死，然后将肉削下来充饥。类似这样的事例，到处皆有，举不胜举。
《太康县第二节 民国27～36年黄水泛滥》

这可以不是后人胡说八道，刻意渲染旧社会的黑暗，民国朝野自己都心知肚明。因为不同于如今那些吹捧民国生活急需救治大脑的可怜人，民国朝野上下他们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据1929年6月21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甘灾灾民以人肉充饥

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的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儿童妇女独自出门最为危险，伏羌、通渭、武山等县，竟有宰食亲生儿女者

同年的陕西灾荒，也有一处可怖

陇县灾情尤重，其咸宜镇“南七新庄地方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十二岁女儿吃了。

这类恶性事件都只是作案人员单打独斗、私密作案，只在“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非也，根据《尉氏文史资料-第五辑.》所载的——段庄村水患史，就提供了一处反例

段庄行政村，包括黄岗、东段庄、西段庄、沟李四个自然村，位于尉氏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处。一九三八年，四村五百二十户，二千八百余口人。日本军人侵中原，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滔滔黄水，夺贾人淮，滚滚东南而下。段庄靠贾鲁河北岸，黄水吞没了家园，土匪抢劫，广大农民逃往外乡，偏偏又遇到一九四二年的旱灾，死亡者过半。计：出外逃荒的五百零六户，二千七百多口人。截止到一九四八年尉氏解放，十年间共死绝一百八十九户，被冻、饿而死的一千一百多人，被黄水淹死六十七人，被卖儿女二百三十人，被兵、匪、地、霸杀害三十三人，被活吃二十人，下落不明的七十七人。其惨状分述于下：

这二十人是如何被吃的呢？西段庄北大庙上，支着一口煮人的锅……这些大爷光明正大的做

与此同时，在黄泛区出现多处人吃人的惨景。有因饥饿吃自己亲骨肉的，有从荒野扒吃他人尸体的，还有杀害活人，吃人肉、卖人肉的。西段庄北大庙上，支着一口煮人的锅，李奎、赵麻五、王九、梁玉琢杀吃本村刘全等二十人，杀吃过往行人无法统计。

整个旧社会中国活像一个后启示录，所以一直以来，我也很想知道革命先烈们都是什么精神状态？这些人的一生不止一次的经历饥荒，不止一次的看见“人食人”，经历了如此多现代人所不敢设想的恐怖，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战斗的？

或许就是那句话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说回问题，

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先烈凭什么敢于反抗？我侄子快被抑郁打败了，想从先烈那里借来勇气。

可能这些真经历了神州陆沉的，从一个活地狱里爬出来的老战士们听到这个问题，恐怕会笑吧？

笑着说：“娃娃呀！我们那是乱世，不然活不下来！有病治病呗，你们又不是没有医生，找我们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