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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原因：《金瓶梅》的情色描写太多

《金瓶梅》自明代年问世至今，已400余年，这四百年间，争议一直未断。经历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它头顶一个巨大的“淫”字从未真正摘去。无论是否真正读过这部作品，“古今第一淫书”，早已与《金瓶梅》划上等号。

其辅一出世，就遭到禁毁。根据史料，明崇祯年间官员侯峒在任江西右参议提督学政曾颁布条例，命令禁止公开刻印《金瓶梅》：“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今后但有卖者，提调官即时严拿书坊，究问何人成稿？何人发刻？身解提学官将正身从重治罪，原板当堂烧毁；如系生员，革退枷示。

进入清代，统治者对文学控制趋向极致，顺治九年，要求书商们“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锁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业禁，违者重究治”。《金瓶梅》自然不属于“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私自刊刻贩卖阅读，一旦被发现，“系官革职，军民仗一百，流三千里。卖者仗一百，看者杖一百。”

直至今日，《金瓶梅》全本尚不能出版发行，市面上能见到的《金瓶梅》皆为能删减后的“洁本”。

因书籍内容淫秽色情，这是古今中外各国政府最光明正大的禁书理由。可是，事实上，有学者统计，《金瓶梅》全书共有80万字之多，其中描写性行为的文字只有2万左右。因为这2万字而否定其余79多万字的内容，并且把整部书定义为“淫书”，实在过于牵强。

在黄书的背后，还藏着另一个被专制者恐惧的《金瓶梅》。

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和他翻译英文版《金瓶梅》

深层原因：《金瓶梅》暴露了专制者的底裤

有学者这样评价《金瓶梅》，“这是对一个扭曲了的社会扭曲的反抗”，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

《金瓶梅》塑造的西门庆，是统治阶层的代表，其言行举止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贪婪的权欲、利欲和性欲。西门庆靠经商起家，在坑、拐、抢、骗他人财产的基础上，买卖越做越大，财富越积越多。之后他又利用手中的钱财去巴结奉承权贵，捞取官职。之后则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大搞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兴贩盐引，纳贿舞弊，巧取豪夺，以赚取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吃喝玩乐的荒淫生活。

第三十四回中有一段关于西门庆书房的描写。这个识字不多的官商发财后，专门布置了一间书房。但书房中那些“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帐簿……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童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处知县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而内相……”官场利益关系、人际关系、权利关系一目了然。

《金瓶梅》充分再现了一个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物欲横流、男盗女娼的腐朽社会。显然，这完全符合一本禁书的标准，自然无法为统治者所容忍。因此，以淫秽和色情为合法合理合情的借口，查禁《金瓶梅》，不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性禁忌总与专制同行

政治与性爱历来是相通的，在极权政治体制下，禁欲似乎可以同政治正确划上等号。对欲望的压制，源于对欲望的恐惧。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论述的：男女欢爱容易让人们感悟到个体的自足，从而抗衡集权统治所需要的单面化。借用温斯顿的话：“你作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说：男女欢爱容易让人们感悟到个体的自足，从而抗衡集权统治所需要的单面化。

另一方面，财产的差别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本无法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要求，位高权重、财大气粗者往往更容易实现欲望的满足。三妻四妾实际上也变成了大户人家可以掌握的“特权”，普通百姓所拥有的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因此，让人自觉放弃满足个人欲求的权利，便是统治阶级研究的重要课题。

《金瓶梅》赤裸放肆的性描写，是性禁忌统治下的大胆反抗，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性革命的肇始者，比西方的性解放早了近300年。《金瓶梅》色情描写背后所隐含的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放纵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刚好是统治阶层所要压制的对象。

香港三级电影夸大了《金瓶梅》的情色成分

近年来香港三级电影界《金瓶梅》热情从未减退，号称以《金瓶梅》为原型的三级电影，一个接连一个拍摄，以情色为卖点，吸引大众的关注。事实上三级电影对于原著的一再翻拍往往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借助《金瓶梅》制造噱头，将《金瓶梅》的色情内容不断放大，加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演绎，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金瓶梅》的关注，与名叫《金瓶梅》的情色电影混为一谈。

愈演愈烈的三级电影使《金瓶梅》陷入了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透过诉诸感官刺激的影像作品看原著，无异于带上了巨大的有“色”眼镜，自然除了“淫书”便再无其他。

“禁欲”曾长时间主导中国当代社会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一向是讳莫如深，耻谈男女性事。

在古代中国，自宋代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来，合理合法的性欲也被彻底打上了罪恶的标签。无论是坦荡直白的铺述，还是含蓄隐晦的暗示，都是缺乏道德的表征为世人唾弃。“万恶淫为首”成为全社会尊崇的信条。 “食、色性也”的先哲寓言，被道学家弃之不顾。此后，“性”的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文学、戏剧、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在此情形下，横空出世的《金瓶梅》自然无法被社会容忍，被所谓的正人君子视为下流和毒草。

建国初年，在阶级意志和革命伦理的的绑架下，无性是政治正确的选择。图为徐招兵油画作品

建国初年，在阶级意志和革命伦理的的绑架下，无性是政治正确的选择。任何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文艺作品中的性描绘更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毒草”，需要彻底清扫。

改革开放30余年，国人的道德标准在中西观念的融合之下出现了裂变和异化。性，再也不是只能深藏于内心的蝇营狗苟，也不再成为道德高下的判断指标。但是，千百年来，拘泥于儒家文化的种种说教和限制，“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教条依然让中国人始终在性的问题上放不开手脚，对我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持比较保守的性道德观念和性行为态度。无法理性看待、客观评价《金瓶梅》中关于性的描写，正是这种尚未完全解除的性禁忌的表现。

明清社会专制 性泛滥但禁止谈性

《金瓶梅》诞生的明代，专制达到新的高峰，其继承者清朝，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明清的皇帝们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掌控也更为严苛，对性的压抑和禁忌达到了顶峰。

明清正统的性爱观就是运用程朱理学思想去分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性爱现象，推行一种合乎程朱理学思想的性爱道德，性行为完全为道德和繁衍后代服务而丧失了其他的功能。明朝规定寡妇30岁以上如不再嫁的话，就被列为贞女、烈女，政府给立牌坊，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性人数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有36000人，到了清代，这一人数达到100万之多，反观程朱理学诞生的宋朝仅560人。

从顺治到同治年间，更先后颁布了十几次法令，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譬如《烧杀贾宝玉》里的江苏巡抚丁雨生，根据史籍所载，他所查禁的诲淫小说计有二百六十八种，连《红楼梦》都包括在内。

有趣的是，如此严苛性道德下的明清社会，却充满了纵欲的色彩和扭曲的性。

在明代，妓女成为江南风情的重要部分，南京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声色流溢。图为秦淮河风光

娼妓业在明清极度发达，谢肇淛说：“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妓女成为江南风情的重要部分，南京秦淮河的灯船和河房声色流溢，文人名士与名妓的浪漫关系被传为佳话。晚明文人不仅好狎妓，又好娈童成风，甚至有所谓的男院，其中的男妓专门以卖淫为业。流行房中术和药石秘术在社会上秘密流传，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明代中期后的皇帝明宪宗、武宗、世宗沉迷于房中秘术，甚至有野史称政治强人张居正便因服用春药过多而死。

色情文艺在明清极度繁荣。以色情描写为主要内容的艳情小说大批出现，如《肉蒲团》，《浪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没多少情节，几乎全床上描述。文人名士喜创作春宫画，各种生活用品上皆画有房中行乐图。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唐伯虎，也以春宫画的创作者。

由此观之，虚伪的道德和强行的压制是无法扼杀人的欲望的，在强力的压迫下，对性的渴望和追求只会日益膨胀。

被阉割的不止是性 还有个体的独立

佛洛依德说：“凡是人类所做的事情，皆源于两种动机：人性的冲动和成为伟人的欲望。”正是千万个个体追求发挥最大潜能的欲望，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而欲望是个性的组成部分，压抑人欲，是对人性和本能的否定，也是对个性的扼杀和个体发展的制约。专制社会之所竭尽所能，压制正常的欲望，是源于对个性解放和个体独立的担忧。

近代欧洲之所以以文艺复兴为起点，正是因为人文主义旗手其对人欲的肯定、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人的主体意识，社会才能大踏步地进步。

然而，自主意识和个性的丧失，使个人变成服膺于集体意志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玩偶和工具，无法充分发挥潜能和智慧，最终只能带来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退化。

人不会因为一本书变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丹麦开放色情文学市场后，社会的犯罪率反而下降。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人学，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思想与情感，人生境遇的方方面面都是文学关照和体认的对象。性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自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和描绘。《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也属于人学的范畴。

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还是犯罪学都无法找到证据，证明色情内容与性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丹麦开放色情文学市场后，社会的犯罪率反而下降。

人一生价值观的形成则是漫长的时间与无数的信息堆积起来的。阅读也是渐进积累的过程，每一本书都会对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影响的多寡亦与阅读者的理解能力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区区一本书很难对人的价值观产生“好”或“坏”此类决定性影响。

因此，禁止《金瓶梅》出版发行，删除淫秽内容的行为不仅无用而且多余。在一本禁书的背后，是读者们放大了的好奇心和试图打破禁忌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时手抄本《少女之心》横行，90年代盗版《废都》遍布的原因。

尊重个性和欲望 让思想能够独立开放

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尊重个性和正视欲望的社会，相信人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和理性的思考可以寻找到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道路。而个体的全面发展，支撑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压抑和禁忌只会使人性的渴望日益膨胀，其效果往往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直至今日，《金瓶梅》尚未完全解禁，其足本仅在中国香港可见。对欲望的控制和对个性的压抑，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存在。

如今的中国似乎依然需要一场打破世俗和偏见的个性解放。这不止关于一本《金瓶梅》，还有每个中国人的发展，还有这个国家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