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意识形态加温的结果是“文革”浩劫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毛泽东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这个“大仗”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的体会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为的是达到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

可是，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人们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个人迷信、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与极“左”路线推行到了极致。我同时觉得，不妨说，恰恰是“文革”，把已经在中国郑重与有效地进行着的革命化与组织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把中国的空前的权威主义与一体化进程砸了个稀里哗啦——解构得一个个横冲直撞、豕突狼奔、破碎迷离、不亦乐乎。

老百姓则是彻底解放了，前所未有地大松心，休长假。有钱的买上火车票就去探亲，有时连请假都不必。当时有个词叫瘫痪。自己把自己瘫痪掉，堪称独出心裁。

毛主席是最讲“物极必反”的，中华文化早在《易经》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老子、庄子也对之有很好的表述。中国的“文革”，算是把物极必反表现透彻了。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一家甜食店开张，满街悬挂着巨幅标语，上书“伊宁市甜食店的开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还有一条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当这些东西变成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后，就变成了搞笑与解构。

人们最难耐的其实是寂寞，“文革”的一大问题是越到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实在太寂寞了。

不知为什么，有一阵子革命委员会要抓交通秩序，在伊犁，由工宣队员戴着大大的红袖标，领着行人排队过马路，甚至曾经要求过马路的人们互相拉起手来，宛如老师领引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般。我一瞬间甚至想到，我们这里，闹了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怎么变成“中华人民幼儿园”啦?

思索起来，令人嗟叹，也令人赞美，宇宙万物的物极必反的道理，竟是这样地应验不爽。

你为了只争朝夕而搞“文化大革命”，结果是群众的普遍懒散化与逍遥化。浮生难得半日闲吗?不，对于多数百姓来说，“文革”的特点是闲来无事可做。“文革”非吾事，自有造反坏头头。

你大呼革命化，最后是旁观化，而且旁观的是好人。

你提倡破私立公，在灵魂里爆发革命，结果大家看出来了，人要用自己的人，要利用血缘关系，要分得清亲疏远近，要按照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办事。

你提倡关心政治、学习政治，结果呢，谁在政治上太热谁必定倒霉，例如“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青岛的王效禹，积极搞“文革”的，都没有好下场。

你提出的是破“四旧”，结果呢，运动初期破坏了那么多文化遗产，其后，岂止四旧，八旧、十六旧、三十二旧，全翻腾出来了：封建迷信、风水坟茔、黄赌毒、包二奶、养小三、假文凭、假发票、假学历。包括旧东西里的好的东西，《三字经》《弟子规》，甚至糟粕比较多的《二十四孝》，都突然行市大涨。

你提出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国，结果呢，也是恰恰相反。

革命的胜利靠的不是金钱、不是权位、不是武器，而是，只能是靠群众的普遍拥戴。但是由强有力的政权长期号召全民革命、人人革命、举国革命、群众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一、革命改变了群众，使群众斗志昂扬、提高警惕、检举揭发，使革命的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群众的政治化使人们变得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职工作，不钻研业务，整天传政治八卦、政治段子、政治笑话，再难于找到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了。三、这样的群众反过来改变了革命，尤其是改变了革命的先锋性、超前性、悲壮性、理想性，而将革命变成了口头禅、大话、套话、时髦话、幌子、外衣，然后随大流、做表面文章。人人革命化的结果很难是人人革命，倒可能是革命的从通俗到流俗到庸俗的非革命化。四、也许最明显的例子，最最现世报的例子就是“文革”本身，“文革”中毛主席的一个著名指示是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请看看，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中，有几个人真懂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几个人正确地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办事?毛主席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做到了吗?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做到了吗?指示“要安定团结”，做到了吗? “文革”的发动群众，带来了国家灾难、人民的灾难，也带来了毛主席本人的灾难，难道不是吗?

想想看，除却幼儿，甚至我要说，有时候包括幼儿，如果几亿人都在革命，再想保持革命的理论深度与道德高度，保持一种献身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创意，估计会很艰难，根本做不到。相反的，大量的习惯势力、无知偏见、真正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残渣余孽”，必然会在革命的幌子下活跃起来，使革命的方向偏离伟大的理论与信念，使革命作秀化、投机化、庸俗化。这似乎是许多伟大的革命导师所没有想到的。

“文革”搞得时间太长了，狂热变成了虚火，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虚与委蛇，崇拜变成了通行证或升迁证，活学毛著的讲用变成了忽悠大赛，忆苦思甜变成了套话，“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了国人的公敌，江青“旗手”变成了笑柄……整个“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豪华隆重而又草菅人命的政治猜谜游戏。

作者：王蒙，中国当代作家、文化部原部长。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读书##历史上的浪花#海上一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