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效制度的理想運作，應該是制度中層就執行狀況做出整體分析，然後就政策目的做出適時調整

但是實際上的運作是各承辦人與其說是在做政策規劃，不如說是在做「統計規劃」，而這其實是警察的政策規劃對於「政策目的」的定義意外的沒有概念，並且將「執行」誤當成「成果」導致

簡單來說就是，所有警察工作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減少違法」，只不過原理上比較傾向「查緝—壓制」的邏輯，例如在毒品政策就是「查緝更多的毒品，目的是為了導致毒品犯罪的比例下降」

而很顯然的，現實世界不會這樣運作。在近年來真的有這種顯著效果的政策只有紐約市的Frisk-Arrest-and-Stop，但是這個政策最後也造成大規模的違法盤查問題以及警民對立，而另外就是熱點巡邏策略，但是這個政策技術並不適用於台灣，因為台灣並沒有跟美國一樣處處暴力犯罪（在台灣會被認定是「重大刑案」的案件），剩下比較明顯的可能就是酒駕問題。

也就是說，在台灣其實因為犯罪率已經太低，採用這種類型的策略會很快產生邊際效應，真的算起來成效不大，台灣其實早就已經在「需要新的警察政策理論」的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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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不討論現實上成效的問題，台灣警察績效制度的運作方式也很有問題，最直接的可能是「不知道什麼樣的基準數叫太高」這件事，也就是不管警察怎麼查，現實上有多少犯罪與人力，那能查到的犯罪數就是有限的，而訂出「超出這個現實限制」之上的標準當然就會變得很奇怪

不過運作上的重點其實是在於「內部分析」。警察機關內常常產出很多無效的分析，討論績效跟分析數據並不是因為要去了解問題，而是為了檢討而檢討徒增工作量，例如去上週跟此週或上月跟此月的狀況比較根本沒有意義，這種區間根本不存在有效的研究分析法，而即使是以年為單位，也有去年此週跟今年此週之類的比較，這也沒有意義

除了浪費時間，這件事更常看起來是在「教訓誰」（而且實際上還真的常變成這樣），但是不論是無效的分析，或是將分析工作「用在別的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會造成整個政策運作是沒有意義的，雖然可能可以持續「產出」查緝量，但是對於問題的分析工作一團混亂，甚至充滿無效資訊，造成對於問題本身其實是沒有進度，而變成就像上面講的，說到底其實只是「統計工作」而不是「政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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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面說過的，台灣其實需要新的警察政策模式，但是實際上的資訊分析反而造成無法推進這部分，因為太多資訊或充滿無效雜訊，當然就沒有政策更新，有的時候則會出現其實資訊量本身超出負荷能力（但不會補人也不知道怎麼補）、有些東西其實應該乾脆做成研究案（但沒有）的狀況

這麼多年下來跑各大院，其實也可以意識到台灣警察的工作方式相對於真正的政策工作，可以說邏輯是反過來的，這也是為什麼警察政策很難討論的原因之一（甚至不是因為專業與否，而是在「資訊結構無法銜接」的問題），這也是這幾年我自己也有一直在調整的東西

警察的工作邏輯比較是先蒐集大量的資訊，再去挑出重要的部分，而所謂的在「警察工作能力」這件事上，其實暗示的是「能夠直覺甚至像神啟的快速而精準的抓到關鍵點」

但是政策工作不能這樣。因為上面那樣的做法，與其說是能力，不如說很容易變成在亂猜，而且「單點不是分析」；另外比起「關鍵點」，政策問題實際上應該要是一個「核心框架」，以及與資訊互相對照確認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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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要是真的運作起來，會發現警界所謂內外勤之爭其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說到底就只是工作的重點不一樣；但是之所以會有內外勤之爭這件事，也是側面說明台灣整體警察架構很有問題的現象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