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n-Yi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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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被惡搞成：被告連自白認罪懇求「不要國民法官」的程序選擇權，都沒有。惡整被告，還不能抗告。
所謂的「全民（媒體？）關心」就是所謂的「公共利益」。
民粹至上，搞不清楚台灣「司法權」意義何在。
我建議引進古雅典 #陶片流放制度，最後島上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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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Yin Wu

鍾慶禹一開始的出發角度不同，涉及的是更深層的哲學觀以及對於制度面的背後文化與歷史了解不同，這個是好幾本論文研究的議題了，無法在臉書上一言以蔽之。
但是，對於我國到底要採什麼法系的制度，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這個很難的價值問題，以及比較刑事司法上的最基礎（但我國立法者卻幾乎未曾做到的）的－－確認制度與社會文化背景──而不是從制度的法條或表現去解讀一個制度，然後出於政治目的的「為了想要某個結果」而去片面／斷章取義的抄某個制度，立法理由洋洋灑灑寫一堆國家名稱，但其實根本沒有要效仿他國優點，而只是要達成自己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目的。

而你提到的問題，或許可以先從另一個背後的觀察面來談談。
剛好剛才兩位香港朋友不約而同和我提到，一位講到他觀察到台灣人對於「英美法」的想像似乎有所偏誤，另外一位則是更深入地講到香港在中共威權中英國留下的制度注定偏離甚至違反其本來制度目的等問題－－我不是香港人，但是他們的想法，剛好和我這一兩年在德國學比較法（以及英美法）的心得相契合。
舉例而言，我過去在台灣（東吳大學的英美法，這應該是台灣少數標榜英美法教育必修學分的法學院），說穿了其實就是「美國法」，我幾乎沒學英國制度，也沒有深入理解最初在英國的制度圖像。這正如香港朋友觀察的台灣，只把英國法當「點綴」。
但是在德國學比較法，例如我之前修的一門比較民事法的授課大綱，是先教英國，再教美國，二者篇幅相當（但英國比例更多一些），從中可以發現英美的不同，並且剖析為何二者不同，在美國法一些「非常特殊」（畢竟我們這邊是大陸法系「母國」之一，所以我們覺得特殊XD）的制度中，去探索為什麼美國採取這樣的制度，以及成因是那些美國獨特的文化與社會背景，這與我們有非常大的差異——這樣的比較法教育，可以讓我們非常清楚，為什麼別人有這樣的制度，而且會更小心，這樣的制度為什麼可以／不可以引進，引進後會不會發生什麼質變？
也就是說，屏除政治因素和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的先去理解制度原始的真正目的，而不是從政治目的的片面引用。

在立法政策上，以我這幾年來觀察的德國幾個刑事法修正案（德國均為包裹立法，實體和程序會搭配一起修），以及各方學者砲火隆隆的激烈批評意見等（可以說，德國沒有一次修法是在一片滿意的「和諧」），價值衝突的問題就出來了。他們也會參考英美法系國家的制度，但是我觀察到，他們更注意的是制度實際運作的狀況，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邊在傳統刑事法領域，依舊是比較穩定（堅持與英美法保持距離）的原因，因為他們很清楚制度和歷史背景的差異，而且我沒有什麼「生意人」拿這個當噱頭，這個看新聞和社群媒體的趨勢可見一斑。

更嚴重的是，其實台灣的社會是封閉的，甚至可以說，我們看似西化，但人民的價值骨子裡仍然存有大量「中華文化」的殘影，人們出國旅遊只是走馬看花打打卡，所以飛機船舶等交通工具就算再發達，人們整體而言對於歐美歷史和文化根本就是陌生的──偏偏我們的制度是走在歐陸法／英美法的十字路口（目前整體的基礎是前者）。
我這麼批評其實並不嚴厲，反而是很委婉的了，觀察引進此制度的說帖，和近來網路上的紛擾以及亂象甚至鬧劇，已經大相逕庭，更遑論許多掮客的說帖內容，根本和外國本來的立法理由與制度成因有所扞格。
所以民粹導向的修法，就是在集體對於外國的陌生中，在政治中瘋狂。
而你所期待的「大破大立」（又或是失望中的砍掉重練？），我也認為不應有所期待，因為良性的立法政策，終究是人們必須真正了解制度母國，例如英／美（而且二者其實是差異很大的，例如我們這邊的授課大綱根本就是分為不同章節分開介紹並比較）的社會文化與制度成因，然後去思考人家為什麼需要／能夠這麼做。而不是為了政治或滿足特定利益群體的秀場，而自以為是的貿然引進。

這就是為什麼我國的立法理由和宣導廣告，一直讓我感到其自身自相矛盾的原因。恐怕連立法者自己都不知道要什麼（事實上，立法就是各方不同利益團體的結合，所以他們也許不是不知道要什麼，而是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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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慶禹

Hsin-Yin Wu 其實不用到什麼大破大立，或是複雜的立法，我講的全部都是司法的問題，只要「名實相符」四個字就好。假設全部法官都嚴守無罪推定，導致無罪率大幅上升，那立法者就會有壓力去調整這個原則，或將處罰前置化，假設真的嚴守傳聞法則，導致警詢筆錄不能用，造成追訴犯罪困難，那麼立法者也會有壓力去調整，直接授權將傳聞變成原則。但現實就不是這樣，法院不會完全依法而會自己調整標準，想判無罪就無罪推定，遇到比較有危險或是矚目案件無罪推定就退後，就是在法律裡面寫一大堆做不到或是不想做的事情，再用實際運作去架空他，變成名實不符，刑事訴訟法變成跑個程序而已。從求學時開始，我對菁英官僚的審判制度就寄予高度的信任和期待，認為透過接受專業訓練的菁英掌握權力，就是最佳的審判機制，但我現在已經被現在的體制運作打臉到認為即使是有理盲濫情風險的一般人參與審判都還比較好的程度。即使只是小小的缺口，也是給這個被菁英官僚制壟斷體制的一個自我省思和重新定義的機會，更有機會貼近法律體系所要描繪的「依法公平審判」。

3 hrsReport

Hsin-Yin Wu

鍾慶禹你講的在某些人耳中可能很刺耳，但我大概知道你想說的情況。
先說我不是要護航，而是我認為這依舊是我們文化的問題。
在體制內走過的經驗是，
很多的因素其實出自於法律人多數其實是教育體制裡的「乖乖牌」，所以容易被體制（我說的「體制」不等於實質意義的「法律」，這是矛盾之處）規訓，反過來講，正因為國家考試的難度，讓他們更加珍惜手上擁有的，而且擁有的還不夠，還要升官，所以就更容易扭曲（這也是為什麼檢方狀況往往比院方惡劣的原因，至少院方「升官」誘因小）。
另一個因素是，司法官學院的教育，理論上應該是法律人教育實務教育的最後階段，但其實從來沒有教育我們在本質上的定位問題，也欠缺自覺。出來後在體制內迷失，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之前在杜鵑花節和採訪學弟們說：法律人每天都在談『思辨』，在學校課堂上發光發熱的『辯論』，但出來後卻猛然發現，其實是已經被體制規訓到很膽小的一群人。

而你期待引進外部乃至一些「理盲濫情風險的一般人」來碰撞，在政治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不能小看規訓的力量。

2 hrsReport

Hsin-Yin Wu

連被告棄械投降，都不能拒絕國民法官。
要是陪審制度真的引進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斷頭台？
不過我還是想說，搞成這樣，也是那些（自稱）司改／人權掮客自業自得。但好像也不是自業自得，反正最後被惡搞犧牲的是被告，不是他們，他們還能賺一波名聲。掛在嘴上的「理想」不過也只是生意經。

可笑的是，前陣子還有一群（自稱）司改團體在哭餓，罵司法院目前國民法官「數量太少」。真心就覺得可笑，這群司改掮客到底是多唯恐天下不亂，期待台灣發生多少重罪案件？
然而，這樣的訴求，變態的成為民粹評量司法院的另類政治性「績效」指標。
所以要說北院在這個案件中這樣的結論，和民粹和政治無關？我不太相信。

再說一次，這個制度在台灣發展到讓（正常的）被告和辯護人害怕，背後禍首正是那些力推國民法官（甚至陪審！）的司改團體，其中還不乏（自稱）人權團體者，推出以後還營利行銷的。

還有，談一下，整理資料講課賺「講師費」，沒有問題，重點是，付錢的是誰、你伸手跟誰要錢。國民法官是國民義務，如果需要上課，那是國家要付錢。有人蠢到拿法官類比...不是，你們這些偉大的人權法官出去講課，是和台下每個聽眾營利收費嗎？國家或教育機構付鐘點費派法官幫大家宣導上課，我沒有意見，但如果這些法官的勞力所得不是鐘點費，而是跟所有民眾收費，那就值得批評了。
更重要的是，付費上課明明不是法定義務，卻讓行銷包裝成「必修」，沒當過法官還吹噓「審判經驗」，制度之初當掮客到處吹噓國民法官制度有多好之後又推出來營利，這些才是讓人頭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