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边境“特务村”：文革后村民被集体平反(图)(2)

　　“上山搞资本主义”

　　“苏联老太太”——徐维义的儿子们常常这么称呼他们的奶奶葛金丽娜。

　　奶奶家族姓亚力山大，是俄罗斯贵族后裔。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能收到从河对岸邮过来的瓜子、糖和被面，这令他们如过节般欢喜。

　　大儿子徐福胜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仍记得老太太喜欢穿蓬蓬裙，将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门，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

　　“后来我说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划了。”徐福胜今年50有余，跟他父亲一样，长着典型的俄罗斯脸孔，嗜酒，生性粗豪。

　　“苏联老太太”来中国时，还带来一个儿子，后来取名叫徐维刚，村里人称“傻大爷”，是如今村里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

　　苏联大清洗运动开始后，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走过冰封的江面，流落到中国。当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很快，葛金丽娜嫁给了一个姓徐的山东人，在中国安了家。

　　“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

　　然而，文革时，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却反而因祸得福。

　　文革开始后，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傻大爷”、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

　　只有“傻大爷”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

　　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

　　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一路上充满了对造反派的怨恨。

　　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罗织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一次批斗时，造反派让他弯下腰，双手向上做“喷气式”，长达7天7夜。“到第8天时，我眼珠都要瞪出来了，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

　　说时，徐维义坐在窗边，脸背着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