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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附中、成功中學早期校史源由考〉

關於建國中學、成功中學、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中這三所學校的早期校史，一直都有一些模糊地帶。隨著這些模糊地帶慢慢地被人淡忘，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往往搖身一變，成為大家口中鐵板打釘的事實。這篇文章的目的沒有別的，就是帶領大家一同來鬆一鬆，三校歷史的這一方土壤。

三校的歷史，之所以會斷成兩截，最直接的轉折點，自然是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國投降，台灣由中華民國接管。在歷史的詮釋上，這個斷點該不該接、要怎麼接，是上述問題的核心之一。

近年來的台灣，在歷史的詮釋上有一種向前溯源至日本時代的傾向，這個傾向也表現在三校的校史上，於是有了這樣的詮釋：建國中學溯及台北一中、成功中學溯及台北二中、師大附中溯及台北三中。這不僅是民間的說法，也受到學校官方的認可，並有著各種基於此一觀點的官方的出版品或活動。

但這個連結，其實沒有大家想像得那樣理所當然。

#誰當第一

最直接與現在觀點矛盾的史料，來自《民報》在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報導〈改削舊時名稱，中等學校全為省立〉。

「據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負責人稱，本省各公立中等學校，一律改為省立，業經改定校名，⋯⋯茲將改訂全省公立中等學校名表探錄如下：⋯⋯台北第一中、台北第四中。台北第二中、台北第二中。台北第三中、台北第三中。台北第四中、台北第一中。⋯⋯」

光復初期的就學有兩大問題，一個客觀、一個主觀。客觀的問題就是大戰後期的盟軍轟炸，造成台北市區殘破，主觀問題就是當時各地都傳出台灣學生和日本學生迭有衝突，許多台灣人不願再受日本人教育、也不願和日本人一起上課，甚至有學生群起向日本學生私力報復的狀況。各種因素下，當時日本學生佔大多數的一中、三中、四中，裡面的本省籍學生就在各校父兄會的促成下，以「共學生」陸續合為一校，12月6日借大稻埕的「日新國民學校」正式復學開課。此為今建中以12月6日為校慶日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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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埠省立第一、第三、第四中學校省民學生（前稱共學生），由各校父兄會出為商洽，議定糾合為一校，聞訂本六日假日新國民學校教室為校舍，即日開課。

〈省垣舊中學共學生，聯合組成一校，假日新校本日開課〉，《民報》，194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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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校該怎麼併，官方與民間的想法有其差異。

剛剛說了，台北一中、三中、四中三所學校以日本人佔大多數，反之，台北二中是一所本省台籍學生為主的學校。大日本帝國剛剛被拉下神壇，甫揚眉吐氣的台灣人非常糾結這個「第二」的排名，於是在二中父兄會長林茂生與其他委員的帶領下，要求長官公署將一中、二中的校名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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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為省都之中學校問題，自日前，父兄會及學生間生起議論百出，去十六日於台北大學，二中父兄會長林茂生氏，其他各父兄會代表與趙教育處長會合討議，決定原二中改為一中，原一中三中四中之本省人合學一中，現在四中之校舍給新二中使用，新一中使用原有二中校舍。

〈省垣各中學決定改名〉，《民報》，194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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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與民間的意見矛盾之處，正是在於校名。從長官公署教育處的想法，一中為主的一堆學生用四中校地上課，那一中就乾脆改名四中。但民間的邏輯是一中三中四中併到一中去，然後一中改名二中，本地台灣人為主的二中，則取得「第一中學」的名號。

從當年報紙的資料上看起來，民間的意見，長官公署教育處大致上分兩階段都接受了，首先是舊一中、三中、四中合為一中，沒多久，又把舊一中改新二中、舊二中改新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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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學改名，從前即有種種議論，乃將元第一、第二（按：依據上下文脈絡與前後事件關係，應為「第三」之誤植）、第四各中學，校名改為省立第一中學，元第二中學改為省立，兩校父兄，以為不妥，派代表向教育處，建議◯解當道為順應輿情，已許可以省立台北第一中學，改為省立台北第二中學；省立台北第二中學，改為省立第一中學。

〈省立兩中學再行改稱〉，《民報》，194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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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對調的那些日子

這段「一中與二中對調」的歷史，對於我們解讀史料而言，非常的重要。因為許多史料中，所謂的「一中」，實際上是指新一中，也就是原來的舊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

弄錯的例子，例如謝仁芳所撰〈霧峰林家的基督徒⸻林攀龍長老〉一文，提到林攀龍（林獻堂長子）曾經婉拒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按：應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聘請他當台北建國中學校長。實際上，陳儀用來聘請林攀龍的職位，是「新一中」，也就是後來成功中學的校長一職，並不是「舊一中」建國中學。

茲舉民間與官方資料各一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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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台北第一中學為磋商補足教員其他事宜，於二十日下午二時，在同校講堂盛開父兄大會，出席父兄數百餘名首由今崎前校長報告經過，次即推林德欽氏為座長，磋商各事項⋯⋯因林校長攀龍辭退校長之職，不得不迅速推薦後任，即滿場一致，共舉林德欽氏為校長⋯⋯定二十一日下午二時，欲訪公署對范教育處長陳述父兄會所經決議云。」

〈省立第一中學父兄會決議推選校長，廿一日向教育處陳情，並欲報告諸議決狀況〉，《民報》，194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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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今崎前校長」，即今崎秀一，日本時代二中的末任校長。如果是日本時代的一中，末任校長應為志波俊夫。民報在同年三月廿日也報導了，台北成功中學父兄會舉辦歡迎新任何校長與送別今崎前校長的「送迎會」。

這一點在官方的資料上也是吻合得很好，官方的派令資料上，寫的是派林攀龍為「省立台北第一中學」校長，但撤銷派令時，寫的卻是「台北成功中學校長林攀龍辭不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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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臺北成功中學校長何敬燁等22員任免案」（1946-02-05），〈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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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份官方資料則寫得更清楚：「查省立第二中學已改稱省立台北建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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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臺北建國中學校長張耀堂等2員任免案」（1946-01-23），〈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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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有一個大家比較不知道的、為時不長但確實存在的一二中對調的期間。

從這一點來看，坊間有所謂一、二中因名稱爭議，導致新任校長上任後努力奔走，最終促使教育處將兩校重新定名爲「建國」、「成功」的說法，應非空穴來風。其實兩校的排名，背後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於爭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排名，畢竟日本人馬上就要被遣返了；真正的意義，反而是在於日本化較深的台灣人與日本化較淺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結。最終雙方大妥協，以建國、成功兩個詞化解，實為神來之筆，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唸成「建國成功」或「成功建國」都說得通，順序的敏感爭議，就這樣揭過了。

類似的邏輯也出現在女中。

日本時代的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光復後改稱省立臺北第二女子中學，由於第三高女被視為日本時代醞釀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女子學校，改成「第二」，也在當時刺激了女學生的敏感神經，乃至於有「不給我們稱第一，請仍還我第三的編號，也不失本來的舊面目」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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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女是本省中醞釀民族精神最富有歷史的女學，這回變更做第二女子中學，女生中有憤慨至於流淚的。她們主張：『不給我們稱第一，請仍還我第三的編號，也不失本來的舊面目！』據說，新編入第一女中的，都屬於本省人中的優越階級，此時不該再站在我們的上風云。」

〈熱言〉，《民報》，194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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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與延續

說了那麼多都還沒提到師大附中，因為問題反而是在於師大附中這個部分。

從前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雖然現在「建中溯及一中」、「成功溯及二中」的說法幾乎為大家所共同接受，但實際上中間還是有一些曲折的，且嚴格來說，後來的建中所囊括的，應該是日本時代的一、三、四中。在建中的校史，也不乏有此主張者。

問題來了，如果嚴格來說建中囊括了日本時代的一、三、四中，那附中又如何能上溯至日本時代的三中？真的說得通嗎？

附中的校史到底該不該往前上溯到和平中學、乃至省立臺北第三中學、乃至州立台北第三中學？之所以產生疑慮，關鍵就在於它省立台北三中之後的每一段，幾乎都是清空之後再移作他用。人員來來去去、校長臨時兼任，只有校地是同一塊，直到後來的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時期，才真正穩定下來。

為了考察中間的斷裂與延續，我們來仔細考察附中校史中的兩段記載：

一、省立台北第三中學更名為「台灣省立台北和平中學」，專收待遣日僑子弟，仍由日本時代三中校長大欣鐵馬先生出任校長。

二、台北和平中學之教職員工多為原台北三中之日人職員。

前面曾經提到陳儀將（新）台北第一中學（成功中學）的校長一職給了林攀龍，但遭到林攀龍婉拒，在官方的資料上，林攀龍是在勸進四次之後，仍然辭而不就。不過其實就在同一時間，陳儀也把台北第三中學校長的位置給了林攀龍去兼任，本職兼職兩張派令都發了，這個派兼的事情是發生在1946年1月4日。因此，實際上林攀龍同時拒絕了一中和三中的校長職位。

這裡普及一個知識，關於戰後的世界權力重新洗牌，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波茨坦公告，根據此一文件，瓦解日本軍國主義是戰後秩序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具體而言就是日本人在戰後的台灣僅得純為過渡期間維持業務運轉，而不得居於重要的管理人地位，且不得為任何財產之業主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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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使館日俘僑及留用技術人員意見照會抄送案」（1946-09-23），〈日人留用及遣散之處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6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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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原則落實在具體的作為上，當時在台日人在被遣返回日之前，是依照原本的官等以不同的顧問名義待在原單位的。以大欣鐵馬的狀況來說，他應是暫時代理校長職務，看守到中華民國派國人來接管，他就解除代理、然後遣返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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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

第三條：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各種行政人員，其原任敕任職務者，暫以諮詢員派用，原任奏任職務者，暫以服務員派用，原任判任職務者，暫以助理員派用。

前項諮詢員、服務員、助理員，各得分為甲、乙、丙三等，但原係擔任主管職務者，在未派定人員接充前，得仍以其原名義暫派代理。

第五條：徵用之日籍教育人員，以教員為限，暫仍以教員派用，其餘人員得比照本辦法第三條辦理。

「公署及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令頒案」（1945-11-04），〈徵用日籍人員暫行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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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說，三中、和平中學的第一位正式校長，應為何敬燁，但這也是成功中學校長兼任的，並且為期不長。林攀龍本來應該是省立台北三中、和平中學的第一任校長，但後來因為沒有實際就職、派令被撤銷，這個讓（新）一中（成功中學）兼三中校長的人事佈局，就直接落在了督學何敬燁的身上（也並非父兄會屬意的林德欽）。而（新）二中（建國中學）的校長也是兼任四中校長，這兩者的邏輯是一致的，就是因為本職與兼職兩校的台日學生或校舍等資源有互通的情形。

本職與兼任，其實正表示著永續與臨時。台籍學生的學校要繼續、日本學生的學校只是暫時保留，在當時是規劃得非常清楚的。

#大戰後的仁愛與和平

第一、第二都讓台籍學生的學校拿去用了，日本學生，就被集中到了第三與第四。

四中後來改為「省立台北仁愛中學」，以原日本時代的一中校地容納日籍學生（所以建中校長兼仁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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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省立第二中學已改稱省立台北建國中學，第四中學已改稱省立台北仁愛中學⋯⋯。」

「省立臺北建國中學校長張耀堂等2員任免案」（1946-01-23），〈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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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中的這一段就比較曲折，為了理解當時的狀況，我們必須先解釋一個時代背景。

前面我們說到附中校史「和平中學專收待遣日僑子弟」、「和平中學之教職員工多為原台北三中之日人職員」，這些記載要能成立，必須還要看你指的是哪一段時間，因為當年的日僑大遣返就是發生在1946年的4月份。因此，4月以前，上述兩段記載是正確的，但4月以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依照原本的遣返計劃，日本人應該是要直接走光光的，但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無法維持運轉為由，力排眾議，協調盟軍改變計畫，硬是爭取到了留用5600日本技術人員加上22400眷屬共28000人的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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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技術人員2萬8千名留用時限案」（1946-04-08），〈徵用日僑名額及遣送名額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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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留下來的日本人，都是無法找到人替代的技術人員，大部分是農林漁礦方面的人才。若非大學教授這種等級，像是中學教職員這種一般性的管理、事務或教學人員，真的無可取代能夠留用的應在少數。

當年台糖所留用的技術人員，就特別提出十點向長官公署陳情，其中的第七點「對被留用之子弟教育，請予便利」，長官公署方面會辦之後，由日僑管理委員會簽註：「第七項，已在台北市設立中小學校各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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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僑陳願10項核示案」（1946-03-15），〈徵用日籍人員法則及表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3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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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中、小學各一所」，指的就是省立台北和平中學與省立台北輔仁小學。這一點也有民間的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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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台北市訊）省教育處鑒于目前留用日籍人員子弟多數失學，為謀補救，並灌輸以我國三民主義之文化，特籌辦台灣台北省立輔仁小學與省立和平中學兩所，招收日籍人員子弟入學，輔仁小學校長由徐科長敘賢兼任，校址擬設于商業實踐女學校，和平中學由曾科長培德兼任，校址擬設於原省立台北和平中學校舍云。

〈教育處創辦省立兩小學，專供日人子弟求學〉，《民報》，194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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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分也與附中校史記載大致吻合，當時「分二部上課，上午是『輔仁小學』，下午是『台灣省立台北和平中學』」，輔仁小學有一部分是在和平中學的校址上課，此或為新聞標題「兩小學」之說的由來，實際為一中學、一小學。

相對於本省台灣人的建國、成功，日本人的第三第四後來成了和平、仁愛，而小學的部分則以「輔仁」為名，語出論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取其中日兩國人民以研討學問結交為友，並互相幫助、實行仁道之意。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特殊技術而能留下的日本人加眷屬，只是原本數十萬日本人中很小的一部分，建中校史有記載仁愛中學的日籍學生後來併入和平中學，因此總的來說，原本的日籍學生集中到了仁愛中學（今建中一角），後併入和平中學（三中校地），這可能目的在於將中日學生整個隔開以避免衝突，同時也在於將待遣人員事先集中方便管理。總之原本待遣的日籍學生應該有非常大的部分在1946年4月份前後的大遣返就回去日本了，學校的日籍教職員能夠留用下來的應該也十分有限。

被遣返者必須要在1946年3月7日到28日之間向基隆港集中，他們預計將面臨四天的集中營生活以及四天的航行，此時距離和平中學成立的1月份，不過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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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僑遣送〉（1945-12-30），《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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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在於1946年1月至1947年7月間的和平中學，在1946年4月之後，它的目的應是容納「留用」日僑子弟，而非「待遣」日僑子弟。收容「待遣」日僑子弟的，像是台北仁愛中學，在待遣日僑子弟離開之後，仁愛中學就結束了。和平中學之所以暫時沒有結束，就是因為它被當作留用日僑子弟的學校。

和平中學的結束，則是與不和平的「二二八事件」直接相關。

前面提到了，陳儀為了維持台灣省這部大機器的運轉，將小部分的日本技術人員留用了下來，但這一點美方實際上是相當不以為然，也因此最終中華民國的陸軍總部和美方的協商中，雖然通過了總數不超過28000人的留用名額，但也附帶條件，所有的日籍留用技術人員，應在1946年12月31日前遣返回日。

前述被留用的台糖技術人員，在他們向陳儀陳情的時候，也希望長官公署可以明示留用期間到底是多久，並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允許相關日僑永久居留或歸化為中國籍，這寫在他們陳情的第一、第二點：

一、被留用之期限，擬請定為（甲）今後三年以內、（乙）今後一年以內
二、對於永久留台或希望歸化者，聽其自願⋯⋯

長官公署對他們的回應是，留用期間暫定為八個月，永久居留或歸化為中國籍應待和平條約簽訂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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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僑陳願10項核示案」（1946-03-15），〈徵用日籍人員法則及表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3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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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八個月」，就是指1946年5月到12月的八個月，也就是前述中美協商對於留用日籍技術人員所附加的條件。

從資料上來看，陳儀實際上也並沒有百分之百遵照協商所訂的條件走，雖然在這八個月的緩衝期間，仍然陸續遣回了大部分的日籍技術人員，但仍有無可替代的核心人員繼續在重要的位置上服務，直到1947年2月27日發生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留用的日本人技術人員到底有無參與事件中的暴動與武裝接管公營事業的行動，這是另一回事，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但二二八事件之後，政府的確下定決心不再留用。以此事件為界，之後全台僅餘零星的日籍技術人員，最終全數離台。

附中校史記載，1947年4月，第七、八、九屆和平中學學生全部遣返日本，這正是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發生的事情。

#是特別還是特權

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成立，又是另有脈絡。

延續剛剛前面所說的，光復後的台灣，民族情緒高漲，對於日本時代的分階級、擁特權是深惡痛絕，相關議題往往觸動敏感神經，容不得絲毫放鬆，但這樣一來，也使得政府做起事來，無法就事論事保持正常的彈性，除了齊頭式的平等，別無選擇。

這一點也表現在教育之上。日本時代的兒童教育，長期以來有小學校與公學校之分，小學校為日本人子弟所讀，公學校為本島台灣人子弟所上（另有蕃人公學校），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日本統治末期，在戰爭的壓力下，公學校與小學校一律改名為國民學校，但長久的隔離與差異，並不能短時間就出現明顯的改變。

以日本人子弟為主的學校，日本人一走就空了，成為可以利用的空間。現在的台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在日本時代原為日本子弟就讀的小學校，光復後校名由「末廣」改為「福星」，來紀念抗日烈士羅福星，但這個空間要如何利用，在日本人一走就引發討論。

政府方面希望將原末廣國民學校，改為特種國民學校，此意見引發市參議員激烈反對，雖然政府解釋道，讓少數學校去從事教學研究與教育實驗是很正常的，全國各地也不乏類似學校，但與會之參議員深恐日本時代的階級與特權再現於光復後的台灣，無一贊成，此事只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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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垣參議會第三日，反對設立特種國民學校，異口同音無一贊成，議事難進宣布展期〉，《民報》，194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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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院與師院附中成立的最直接因素，是「師資」這個問題。

日本人的學生走了還是小事，老師走了，就留下了大量教師的空缺。為此，陳儀在治台初期開辦了許多短期受訓即可上線教書的訓練班，在1946年間陸續分發，但這畢竟是急就章，只能解燃眉之急，為了讓本省能有培育特別是中學師資的正規管道，陳儀原本屬意的是台北帝大的文政學部，讓台灣的最高學府來培養本地所需的老師與公務人員，但遭到研究性格強烈的台大方面激烈的抵抗，於是有自辦省立學院的規劃，這就是後來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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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應本省急切需要培養大量師資起見，奉命籌設本省省立師範學院。」

「省立師學院籌備主任范壽康派任案」（1946-04-11），〈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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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師範學院的設立初衷，特別在於培育台灣中等學校的師資，所需經費，是直接挪用自原先寄希望於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未果而規劃的省立文學院，而師範學院所需要的附屬學校，則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依照當時的計畫，未來就台北市現有的中小學，分別選擇一所中學、一所國民學校來作為此校的附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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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省立師範學院設立原則〉第一、十三、十五條

「省立師學院籌備主任范壽康派任案」（1946-04-11），〈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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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的傳承

師範學院設立的當時，是暫時設立在「省立台北高級中學」中，並利用其校舍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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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省立師範學院設立原則〉第十二條：本學院暫設於本省省立高級中學（即前日本統治時期之高等學校校舍），並利用其原有設備。

「省立師學院籌備主任范壽康派任案」（1946-04-11），〈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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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台北高級中學，即日本時代的台北高等學校直接改制而來。「高等學校」為日本特有的學制，實際上難以和中國的學制對應，要如何接軌，在當時就有爭論。由於日本時代的台北高等學校長久以來是台灣人升入大學的唯一管道，後來雖然有帝大預科，但預科多數都還是錄取日本人。光復後，台大的預科改制為先修班，但台灣人長久以來賴以「登龍門」的台北高校，卻改制成為「高級中學」，這讓原本可以申請免試入大學的台北高校學生與家長非常不能接受，他們於是極力主張應該被納入他們認為更接近大學的台大先修班（惟實際上無論高中或先修班，進大學一樣要用考的）。後來台北高中在1949年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後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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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編入高級中學，高校生開大會〉，《民報》，1945年12月6日

「中日學制不同的關係，台北高等學校，要被改作高等中學了。尚有大學豫科和醫專，都是要編入大學先修班。向來的高等學校是進入大學的登龍門，學生們是頂瓜瓜的優秀份子。而今好像是迷途的羔羊一樣，怪不得他們要急躁、焦慮。大學方面的見解，先修班有優先進級大學的特權。教育處否認說，不論是先修、是高中，要進級大學，一律要受考試。都是有權威的發表，究竟那一邊的話靠得住呢？」

〈熱言〉，《民報》，194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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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1946年6月5日，而在成立的當時，台北高中仍然繼續存在，並由省立師範學院的院長李季谷兼任台北高中的校長。這與我們前面提到的（新）一中校長兼三中校長、（新）二中校長兼四中校長的邏輯都是一致的，都是讓一個確定會存續的單位先去利用另一個確定會消滅的單位的校地與設備，人力也互相支援以節省成本。但沒有人會因為這樣就說成功中學就是直接繼承三中或和平中學、建國中學就是直接繼承四中或仁愛中學。省立師範學院的狀況也一樣，由於台北高中可預期將會消滅，省立師範就先去利用其校地與設備，並以餘力支援台北高中的運作，只是很詭異的，現在省立師範學院卻明明白白地將自己的歷史，上溯至台北高等學校設立的1922年。

這顯然是一個莫須有的傳承，而且還造成一些問題，例如台北高中的首任校長張金潤，就在師大的校史中成為遺珠。根據師大數位校史館的呈現（訪問時間2021年6月24日），省立師範學院的第一任院長李季谷，再往前就是台北高校的末任校長下川履信。但實際上，台北高校直接改制為省立台北高中了，台北高中是有自己的校長張金潤的，張金潤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法學博士，從1945年的11月任台北高中校長一直到了1946年的7月份才因病辭職，張校長辭了以後，台北高中的校長一職，才由省立師範學院的校長李季谷兼任。既然師大的校史想要上溯台北高校，台北高校改制後的首任校長張金潤，卻反而不在師大的歷任校長內。但若加入張校長的這一段，則台北高中校長張金潤的任期又和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的任期重疊，這也難以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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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長張金潤等15員任免案」（1945-11-29），〈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0001。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長張金潤等2員任免案」（1946-07-02），〈省立中學校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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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比方，這就是乾爹變成親爹的故事，而乾爹真正的親兒子台北高中，反而被棄養。

其實日本時代的台北高等學校在1942年後的確曾經有過附設的臨時教員養成所，和後來的省立師範學校一樣，也是培養中學師資的基地，但師範學校是以培養中學師資為己任，台北高等學校附設的臨時教員養成所僅僅是戰時的變通作法，乃至最後期入學即入伍，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就把台北高等學校認為是一所軍校。

實際上，日本時代的舊制高等學校更接近於相關帝國大學的預科性質，是一種以帝國大學為養成頂點的菁英教育，從這一點來看，由後來台灣大學的先修班來認領，甚至將台北高等學校「特殊化」，不要認為有哪間學校有資格繼承它，以保持這種特殊制度的獨特性，其實更有意義。這種以文化素質、人格養成為中心的菁英教育，放在現在來看似乎特權兮兮，但持平來看，那就是在歷史的某個階段橫空出世的東西。

師院附中的情形也類似。由於和平中學可預期地將在1947年1月1日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漸次離開後結束，在即將結束前，長官公署即在1947年2月先將大陸來台公教子弟一百四十餘人安插於分校，並在4月10日成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籌備委員會。同月月中，和平中學的日籍學生全數遣返日本，月底，分校的大陸來台公教子弟遷回本部。8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正式改組成立，也為台灣帶來一所專門讓師範學院生實習並進行教育實驗的中學，這是它的特殊性與意義之所在。

#結語

綜觀建中、附中、成功中學這三所學校的早期歷史，儘管複雜，但我們可以發現兩條清晰的軸線。

第一條軸線是學生，具體而言是建國、成功、和平、仁愛的事蹟。

建國中學容納了日本時代日本人佔多數的舊一中與、三中、四中台籍學生，成功中學則是本來就是台籍學生佔多數的舊二中而來，舊一二三四中的日籍學生，部分直接，或間接經由仁愛中學，進入三中或三中改制的和平中學安置，直至遣返回日。和平中學之所以沒有像仁愛中學（四中）那樣直接消滅，是因為陳儀留用了部分的日本技術人員，因為暫時在台灣無法找到人替代他們，和平中學在原本一二三四中的日籍學生遣返回日後，又因為收容留用日籍技術人員子弟而繼續存在，直到二二八事件當中，部分日籍技術人員涉及事件，留用日本技術人員的政策喊停，其子弟也隨之遣返回日，和平中學才告一段落。

第二條軸線則是老師，具體而言是日本人離開後所造成的特別是中等學校教師的真空。

陳儀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先後利用了因學制特殊而無以為繼的台北高中，以及因日本人子弟漸次遣返而空下的和平中學兩校校址，分別成立了省立師範學院及其附屬中學，兩校分別成為現在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貫穿這兩條軸線的，則是台灣光復前日台階級不對等因而形成的學校生態，光復後本省台灣人內部對於階級不平等的零容忍態度以及試圖矯正長期不平等的諸般作為。

這三者的交錯，可資理解建中、附中、成功中學的早期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