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中国当代思想家。看到这里时不时有人搬运秦晖对热点话题的看法，但同时又有人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因而在这里不揣冒昧的介绍一下我了解的秦晖的主要观点。

先说点题外话：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一篇对2013年“牛津共识”的报道上。当时中国思想界不同派系的人们在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阐明了他们共同的立场和诉求。而秦晖及其所提出的“共同的底线”这一概念在这篇报道中不时出现。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了解到所谓的“中国思想界”。在当时来看，这样的共识是充满希望与未来的。谁想到这份声明已然是巅峰。近十年来公共空间急剧萎靡，官方意识形态靠强力一统天下，公共知识分子更是销声匿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新左派、自由派还是新儒家，他们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今天互联网舆论背后的理论基础，只不过他们的名字和最初的表述不再为人所知罢了。

说回正题。秦晖的书我加在一起也就读过两本：半本《田园诗与狂想曲》，整本《走出帝制》和半本《传统十论》。我对秦晖观点的介绍也围绕着我读过的这些材料展开。

《田园诗与狂想曲》成书于上世纪90年代，也是秦晖最有名的作品。在书中秦提出了“关中模式”，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提出质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五阶段论”，即人类历史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按照如此表述，中国千余年的古代历史都应纳入“封建社会”的范畴。尽管字面意义上的封建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因而虽然表面上的分封制度非常薄弱，但实质上依然是属于封建社会。所谓“土地兼并导致王朝灭亡”的说法也是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

但是秦晖通过研究陕西关中地区在土地改革前后留下的历史资料，发现当地并不存在一个教科书中的搞土地垄断的大地主阶级，以至于当地在土改的时候都向上级抱怨凑不够地主的数量，工作有难度。而继续深究之后就可以发现，当地没有纯粹的地主，却拥有一个比地主更具压迫性的阶级，即拥有权力的“天然首长”。也就是说，在关中地区，最显著的剥削不是地主对农民通过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剥削，而是地方官员通过自身权力征收的苛捐杂税。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剥削”，而后者可以说是“政治剥削”。所谓的“关中模式”，就是后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后者却在五阶段论以及注重“物质基础”的传统理论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也就是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缝隙。秦晖由此点出了在这套官方叙事中“上层建筑”的缺位，隐约有着一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既然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关系，那么可想而知这种非经济的权力干涉必然是有问题的，是not even wrong，是不入流的：那么，让我们先来清理掉这些不合理的权力吧。

直至今天，我依然觉得这种论辩方式是非常巧妙的，我愿意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其核心诉求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他把焦点放到了权力之上。对于这点，《走出帝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虽然这本书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但在我看来其中的精华部分是对中国历史两个端点提纲挈领的概括：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是近代的救亡压倒启蒙。

在晚清，随着与外国的接触，不少清政府官员会赞誉西方的社会符合中国大同社会的美好想象。秦晖正是从这一点入手，点出了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儒家书生与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儒家似乎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家真正向往的是先秦时期的真正的封建社会，而非自秦以来的中央强权。因此，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最近有本《秦制两千年》就循着这一思路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而秦晖在《传统十论》中也多有论述。例如，为什么西方和日本的许多王室可以绵延数千年，而中国却不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外多为虚君，或君主权力有限，因而其位置也就不像中国的帝位那样具有吸引力。类似地，中国王朝鼎革期间的战争也十分的残酷，常常导致人口大规模的减少，也是由于逐鹿天下的权力诱惑。所谓“皇权不下县”，指的是中央强权无法给基层提供公共服务，而非不对底层施以剥削。

而中国历史的另一个端口，就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之后逐步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时期。对于这段时期，李泽厚有经典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但秦晖却另辟蹊径，通过思想史研究指出：救亡压倒启蒙是必然，或者更准确地说，启蒙就从未存在。原因在于，中国五四以来引入的所谓“自由主义”就已经和最开始的如洛克和伯克的学说大有不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顺应时代需要，对相关学说进行了改造，导致其传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带有了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自由主义讲个人要从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但是在日式自由主义中个人刚挣脱小共同体的束缚，就必须得立马再投入到大共同体（国家、政党）的束缚之中去。既然连启蒙也都是接受这样的观念启蒙，那么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就尘埃落定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把焦点放在生产力上，那么秦晖，作为自由派的灵魂人物，就是把焦点放在权力上，尤其是权力的集中于否，权力的界限与约束。怎样理解这一点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奴隶的人人平等可能还不如王权-贵族-平民三足鼎立，世俗一统信仰可能还不如有一个能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教权。而这时简中互联网中对贵族和宗教不屑一顾，想当然认为这方面是中国优势的人没考虑到的。

除去这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外，我还零星读过一些秦晖在其他领域的论述。早年刘仲敬还没魔怔的时候，曾经和秦晖有一次对谈，我觉得那个对话的标题很有代表性：“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理想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先是个人都有自由，然后自由人按照意愿结合成有机的小共同体，再由小共同体组成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有漫漫长路。而显然意见的，不耐烦者从这点出发，很快就会往浪人的方向发展。这不讨喜的一面，可能也是这一经典的自由派观点在今天的互联网被埋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