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阅读书单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基础上写出的，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分为三编，分别讲兵种与战术、战略与战例、战争与政权。但本书的内容又不限于魏晋南北朝，而是会上溯得更远一点，特别是关于步兵、骑兵的战术变迁问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考察，窥源方能知流，理清兵种战术发展的整体历程。

直到戚继光以前，中国甚至都没有一本像样的描写作战细节的书籍。对比一下欧洲的同时代的诸多详细记载，中国人可真是个浪漫的民族啊…

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都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古人里面，唯一一位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他不仅指挥打仗，还写书记录他的练兵、作战经验。他指出，当时明代朝野，包括军队里面的将帅，关于战争的常见误区是：第一，夸大个人“武艺”的作用，喜欢招募一些耍刀弄枪很花哨的武师，其实真正作战的队列很密集，根本没有空间给他一个人跳来跳去、把刀枪抡圆了耍；第二，对“阵法”的理解很神秘，搞得像大型团体操表演一样华而不实，平时操练好看，上战场没用。

第一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

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

第一节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在马镫出现以前，骑兵缺乏冲击和攻坚能力，都是作为辅助兵种，以骑射为主，发挥机动性骚扰敌军后方或追击。面对密集步兵方阵时，既无法冲锋，骑射又比不过精良的步兵弓箭。汉朝初能用步兵和匈奴骑兵大军打的有来有回也是这个原因。

春夏时节，牧民忙于从过冬地到春夏牧场的转场，秋季之后才能空闲，此时往往会举行浩大的游猎活动，如果发现汉朝守备空虚，游猎就顺势转为侵袭，抢了就跑，不和汉军步兵主力做接触。让汉朝非常头疼，大规模步兵无法追上敌人，小规模巡逻又会被围歼。

等到了韩嫣、李广、卫青等新生代将领的时代，汉朝已经对匈奴的行动规律有了相当得了解，与之相伴的是战略战术的重大调整。大幅削弱了步兵的地位，几乎取消了战车部队，转而使用大量的密集的骑兵部队，在春夏时节主动出击深入敌后方骚扰牧民，给匈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刘邦率车骑兵快速追击到平城，却被匈奴骑兵主力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贸然进攻，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手段罢兵。此战之中，匈奴骑兵极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敌一旦撤退就难以捕捉；汉军正在追击搜寻之际，敌主力却突然出现实施合围。

对匈奴骑兵来说，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是看得见、追得上、围得住，但就是咬不动、吃不下。双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异态战争”，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

第二节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骑兵进攻战略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即受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

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虽然汉军也学习匈奴采用大规模骑兵战术，但是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骑射非常困难，在战场上完全不是从小骑射的匈奴人的对手。吸取教训后的汉军决定延续步兵的经验，采取骑兵冲击短兵相接的方式对抗匈奴骑兵。

卫青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原来比较少见的冲击战术。当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所以对于汉军指挥者来说，取胜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迫使敌进入近距离肉搏战，这要靠汉军将领对战机的把握。

战术转型首先带来了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

汉代的民间画像中也反应出了当时的战斗方式，汉朝骑兵使用步兵兵器（长戟）对阵草原民族（尖帽）的弓箭。

从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看出这种骑兵冲锋战术的优势。和卫青、霍去病这种实用主义的外行不一样，飞将军李广世代从军，而且他尤其擅长弓箭和骑射，每次带军都保留了传统的骑射战术，而且他治军有方作战勇猛堪称楷模，然而，却几乎屡战屡败…

第一节 刘秀时代的“突骑”作战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

第二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不过骑兵冲锋仅仅是对骑射保有优势，面对密集步兵阵列的时候依然无能为力。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三国时代，随着马鞍的不断加高，骑兵冲锋的战术运用越发成熟。而骑兵这一高速兵种的指挥困境（不像步兵那样可以远远的指挥列阵），催生出一大批勇武善战的骑兵将领，冲锋在前指挥骑兵集团的作战。

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骑兵冲近步兵军阵时，会受到密集箭矢的射击，紧接着是密集的长矛队列，战马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马铠才出现在东汉末的战争中。而此前骑兵很少用于冲击步兵，不会用到马铠。

马铠（甲骑具装）是骑兵对步兵战斗的产物，在骑兵之间的战斗不适用。

第三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官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第一节 关于马镫研究的学术史和考古证据

随着三国时期骑兵针对步兵的冲击越发常见，为了防御步兵的弓箭和长戟，消失数百年之久的马铠又重出江湖。不过这个时期马铠的使用相当灵活，需要将领根据对手情况随机应变，如果面对的也是骑兵部队的话，具装骑兵反而会成为劣势。

随着汉朝骑兵的战斗方式从骑射转变为冲锋，为了更好的将骑手固定在马背上，鞍桥设计的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窄，以至于骑手已经很难自行爬上马背。到了三国时代，为了方便骑手上马，首次出现了单马镫，而也许人们很快意识到了马镫的作用，到了十六国时代双马镫已经开始大面积普及，骑兵也终于成为了陆战主力

海因里希·布鲁纳（Heinrich Brunner）的《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一文，论述法兰克人的统帅查理·马特（铁锤查理）为了击败穆斯林等骑兵武装，于732年决心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他没收了教会土地分赐给臣下，让他们用地产收入购置马匹、装备，成为骑士阶层，由此产生了“封臣制”，即欧洲的封建制度。

美国学者林恩·怀特（Lynn White）将“马镫改变骑兵战术”和“骑兵造就欧洲封建社会”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形成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这个貌似新奇的结论。

最早的马镫考古证据仍来自中国。1954年，西安草厂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披铠甲的战马）陶俑，明确塑有马镫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认为其时代是北朝，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

真正意义的马镫最早在中国产生并普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没有疑义。杨泓于1977年发表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一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马具文物，讨论了早期（秦汉）骑兵的作战和装备问题。他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

东汉和三国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早期骑手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当骑兵互相作战时，最常见的是双方相对冲锋，在接近的瞬间用马槊瞄准、刺杀对手，同时试图躲避对手的刺杀。由于战马冲击的速度快，一次交会之后，双方距离会拉开。这样交会一次，便是一“合”，或称“交”。

第四节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西晋末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

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

第三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

第一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陷阵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步兵整体素养较低，一旦阵型被打破就会乱成一团，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溃散。而且也有很多将领操练走形式，布阵想当然，一打起仗来全靠运气…

在步兵军阵交战中，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战国以来，习称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陷阵（陈）”，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它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先登”一样重要。

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 若万众无行伍、营阵，可自何处立？一人入万众中，何处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后、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预习之，至入场之内，张呼：“我队在何处？”李呼：“我队在何处？”便是呼头目之名，得其所而从之，万口喧哗，可谓军纪乎？下营之时，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锋前后之事，可迟立询问“我分向何队、合向何队”乎？

在西晋太康（280—289年）年间，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当傍晚准备返回时，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函”的问题。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天已经黑下来时，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

第二节 军阵的“非理性异动”

东晋中期桓温讨伐割据蜀地的李势政权，双方决战于成都郊外。桓温军队首度接战失利，军官战死，前列的士兵都产生畏惧情绪。桓温遂下令撤军，但发令兵由于过于紧张，没有敲表示撤退的“金”（钲锣之类），而错敲了代表攻击的鼓。晋军士兵听到鼓声，以为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遂一鼓作气发动进攻，居然彻底击溃了李势军队。李势只得投降。此次偶然性的传令错误居然决定了桓温伐蜀的成败。

第四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

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屡次击败晋军，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

溯黄河而上时，经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骑兵攻击。刘裕步兵再次以车辆为掩护作战：晋军七百人、车百辆首先在北岸登陆，车辆连接呈弧形排列，两端临河，中间距河百步，总体呈弯月状的所谓“却月阵”；之后以二千人增援，每车配属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张，同时在朝外的车辕上树立大盾牌（彭排）。北魏三万余骑兵发起冲击，晋军则依托车辆用弓弩和短兵作战。北魏骑兵无法冲开车营组成的壁垒，都下马蜂拥而上，试图以搭人梯的方式爬过彭排。晋军则将长槊截短为三四尺，架在彭排缝隙中以大锤锤击，像钉钉子一样刺穿外侧密集的魏军，“一槊辄洞贯三四虏”。

东晋南朝步兵对抗北方骑兵的另一种战术，是主动在夜间出击，袭击北军宿营的营垒。当时称这种战术为“斫营”。 附录 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

军阵中“转手皆难”，可见队列非常密集。戚继光还说过，民间流传的长枪技艺习惯“徊转走跳”，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

看来把武术表演当成实战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啊。

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

第四节 伐吴之战过程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第一节 拓跋焘时期魏军的战争模式

北魏的拓跋焘和南宋的刘义隆大概也算是相爱相杀的典范了，平时没事的时候互相写信挖苦（秀恩爱），打仗围城也能打成握手会…

拓跋焘对南朝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及刘宋上层的政治状况，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给刘义隆的信中，曾异想天开地提出和刘义隆交换领土：由刘义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则到江南生活： 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刘义隆）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原注：伧人谓换易为博）。

当魏军进抵彭城之下时，城中有刘义隆之弟江夏王刘义恭（太尉）、之子武陵王刘骏（安北将军）驻防。拓跋焘登城南的戏马台望城内，并派遣刚俘获的刘宋军官蒯应到城门下，向刘骏传达问候，称“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刘骏派人出城送“酒二器，甘蔗百挺”，并向拓跋焘索要骆驼。宋将问蒯应：“虏主自来不？”蒯应答“来”，并“举手指西南”，可见使臣相见场面都在拓跋焘注视之下。次日，拓跋焘又到戏马台，派使者李孝伯到彭城下赠送骡、骆驼、貂裘、葡萄酒等礼物给二王，并向宋方转达：希望安北将军刘骏能出城，拓跋焘“欲与安北相见”，且承诺不会攻城。此后，双方使臣频繁往来、交换礼物

第一节 刘宋时期的战争与财政

孝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孝建元年，454年）正月，宋政权重新开始铸造四铢钱，史称孝建四铢，但铸造时间并不限于孝建年间（454—456年），而是延续到了孝武帝后期的大明年间（457—464年）。和元嘉四铢钱相比，孝建钱的特点是虽名为“四铢”，但用铜量已经做了削减，“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不成”应是指钱之轮廓极不明显，在似有似无之间。官府用这种铜钱向社会支付时还按照以往足值五铢或元嘉四铢的价格，所以获得了较多的盈利，以便维持战后窘迫的财政。

第三节 梁、陈的财政与战争

表面上看，南北朝是一个征伐百年，英雄辈出的史诗故事。然而背后在支持着战争的，其实是朝廷花样百出的税制和钱币改革，通过劣币、铁币等各种手段大肆掠夺民间财富，而上层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反而积聚了大量财富，在一派侈糜祥和之中歌功颂德。

铁钱改革之际，正逢北魏内部发生六镇起义局势大乱，梁武帝乘机发起大规模北伐（普通六年，525年）。此次梁朝再未向民间大规模征税，却出现了“大军北讨，京师谷贵”的现象，应是大量铁钱流入社会造成的通货膨胀，铸铁钱成为梁朝军费最便捷的来源。这次北伐旋因主帅萧综戏剧性的叛逃告终。此后北魏统治解体，梁武帝多次北伐，一直未取得明显成效，但梁朝的财政状况却越来越好。为了推广铁钱的使用，在开铸铁钱四年之后的大通元年（527年）春，梁武帝宣布百官俸禄“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给钱则意味着不再发放绢、米等实物

公元540年代，官铸铁钱日多，梁朝上层官员、宗室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也补偿了废止铜钱受到的损失，普通百姓却因为通货膨胀而生计日蹙，且还要承担北伐等兵徭力役，下层社会日益凋敝。 时人并不了解铸钱与财政、经济的关系，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局面却有直观感受。散骑常侍贺琛曾向梁武帝上书痛陈当时的社会问题：自铁钱流通以来，官员不仅俸禄无缺，还通过侵占贪污积累起大量铁钱，又立即在养歌女、办宴会等奢侈消费中挥霍一空，整个社会的货币流动速度空前加快（以现代经济学概念，则是GDP迅速增长）

梁武帝自称全家“不食国家之食”，但他和子孙妃嫔绝对不会耕田织布，只能消费百姓的租调财物。梁武帝又自称“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应当就是靠发行铁钱获利。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一政策是不传之秘，天下无人理解，“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其实贺琛并未指出官吏奢靡、百姓贫困的实质原因在于滥发铁钱，而梁武帝的震怒和急于辩解恰恰显示了其心虚：他不愿正视铁钱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所以急于表白自己“得财”是有某种常人“不能得知”的“方便”，并且自己没有滥用这些钱财—“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而他始终躲闪、不敢正面回答的，正是下层社会的贫困和上层社会的奢靡并存的问题。虽然梁武帝只字未提自己铸钱之事 总结

东晋门阀分权的政权形式使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而当南朝皇权变得强大之后，迅速开始用铸币、赋税等财政手段来支持战备活动，政权对社会资源的聚敛程度显著提高。为了维持战争经费开支，南朝政权采用的财政手段有举借国债、铸币贬值和变相增加税赋等。

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后记

硕士读了两年后，我幸运地转成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自然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国刚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范阳卢氏家族写成博士论文？那时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经很多了，崔卢李郑几乎都有人写过，我感觉再写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面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换个题目。恰好那时已经读到了《魏书》，感觉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很有意思，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战争，背后藏着很多东西，好像还没人系统地写过。于是和张老师说，想写个《南北战争三百年》。张老师说很好，可这题目不像个学位论文啊。于是就改成了《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出书，又回到了最早的标题。

Chapter 5 出发去采菌菇！

在德国，你不可以进入私人的田地和花园采摘作物，但是却可以进入私人的林地采摘菌菇或果实，只要采集的数量不超过一顿饭的数量。

如果你拥有的不是一个花园，而是一片树林，那么你不仅要忍受来来回回徒步的人，而且真的还要忍受人们采摘树上结的每一种果实。不过这类采摘倒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制，路过的人只允许采摘够吃一顿的果实。另外，采摘一捧花卉也是允许的，你可以用它们将餐桌装点得更加漂亮。

然而，即使在德国，也有很多素质极差占小便宜的人…

但是由于森林占据了我们土地的很大一部分，过多的限制会破坏人们的野外休养，所以森林拥有者有供人采摘的社会义务。在这个大概念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原则——个人利益不得侵犯大众共同的权利。但是这类采摘总还是有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却屡屡被打破，尤其是当人们采摘菌菇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些小型巴士停在森林停车场，车上的乘客往往是5到7人，他们每人提着一个塑料桶，徒步路过附近的林地。“路过”的意思是——他们仔细地扫荡所有的菌菇，结果就是，他们所到之处，可食用的菌菇真的没有一丁点儿可以幸免。

Chapter 8 历史悠久的狩猎传统，应该继续保持吗？

当你在吃“野味”的时候，究竟在吃什么…

从不太美好的角度来说，那浓郁的味道其实就是没有放血的腥味，混杂脏器和铅弹的怪味，以及部分腐烂的异味…

如果射击到位的话，猎物会被立刻杀死；人们称这种射杀为“肩胛骨射击”，这对狍子及其同类是件好事，但对狍子肉却不是。在屠宰场的动物只会被麻醉，因为之后它们还要被放血，所以动物的心脏必须还在跳动——这很合乎逻辑。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如果致命一击的部位是“肩胛骨”，那它破坏的是肺部以及周围的胸腔。如果动物一下子毙命，那么它的血还留在体内，这不会对食用者的健康带来什么危害，但的确是野味有其特殊口味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很可惜，很多射击很不到位，将动物的胃和肠都扯破了。射击产生的超强冲击力将内脏里的物质挤压到周围的肉里。如果你曾经闻过动物的瘤胃（译注：反刍动物的第一个胃）的气味，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动物尝起来那么有“野味”。另外铅弹也使野味尝起来没有那么美味，它的子弹头会爆裂，并像霰弹枪的弹丸一样飞散到周围。

如果铅对你来说算不上美味调料的话，那接下来会更糟糕。因为在夏季那几个月，如果被射杀的猎物没有马上被发现，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了。由于它们已经在烈日下暴晒了很长时间，猎人就必须作出决定，这头动物的肉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你是不是已经闻到淡淡的利益冲突的味道了呢？一场屠宰就这样在森林的地面上开始了，没有水用于清洗，而且这样的屠宰经常发生在天色渐暗的时候。

在中欧的森林中，你还能品尝到历史的馈赠——来自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味儿…

除了以上这些令人倒胃口的情形，在德国某些州，一小部分的野生猎物，甚至含有放射性物质。如果你在拜仁州想要预订一些新打来的野猪，那么请接受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问候。猎人是不会公开讨论这个话题的，政府部门也同样推诿，拒绝向大众公开有关测试数据。 然而，人们最终还是知道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实。在拜仁州的一次州议会会议上，绿党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州政府的答案具有很大的启示性。在整个老联邦德国（译注：即人们常说的西德）区域内，有大约230克具有放射性的铯元素正在衰变。这微量的铯辐射了整个森林。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在大量野味中检测出的放射性活度远远超过了警戒值（每千克600贝克勒尔），尤其在野猪肉中。

人类对自然施加的影响，已经超越自然选择成为物种基因进化的最大驱动力。大型食草动物为了躲避人类已经变成昼伏夜出的夜行动物，树木也变得越来越笔直。

对木材收成的选择也验证了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树木许多的自然特性我们人类并不喜欢，但却是树木所必需的，比如螺旋生长，这样树木的树干看起来就像一根拧干了的毛巾。这种生长方式的目的，与载重卡车的缓冲弹簧类似，就是让树木在飓风中可以前后晃动，而树干不会断裂。但不幸的是，由这种树木加工而成的板材在干燥后也会弯曲变形，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护林员会十分注意，一旦发现带有这种自然特性的幼树苗，就会立即将其砍掉并把它作为薪柴卖掉——用来烧的话，螺旋形状就无所谓了。结果，只有那些“完美无瑕”的树木才有机会长高长粗，它们拥有竖直的纹理，也因此具有最高的经济价值。

Chapter 10 哪里有狼出没，哪里就有森林

由爱到恨的典型过程…

一头名叫布鲁诺的棕熊是第一个遭此厄运的动物。它在2006年游荡地穿过拜仁州，起初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民众还是对这头体形硕大的杂食动物的到来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有狼的区域养羊，不能不做保护措施，与这类似，在有熊的地方，蜜蜂的数量和某些不那么机敏的小羊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于是棕熊布鲁诺毫不客气地开始用餐，也因此变成了一头“问题熊”。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射杀！布鲁诺现在还继续待在拜仁州，不过变成了慕尼黑人类与自然博物馆里的一个标本。

狼和鲨鱼可能是被虚构故事影响最深的动物了。大多数情况下，现代森林中的狼是不会考虑攻击人类的，独行狼是一种胆小的生物，一般不会离人类太近。而且其实狗的攻击性和危害远远的超过狼，然而人类却很少注意到狗的危险。

《德国医生》刊物统计过，每年有3万到5万被咬伤的病例记录，其中60%到80%由狗所致。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每年哪怕只发生10起狼咬伤人的事件，那么我猜在发生此事的区域，不仅会有大规模的抗议，而且人们会立即消灭那头有问题的狼。

Chapter 12 热爱森林的时候，是热爱什么？

不过，书中提到的“森林”可能和我们直觉上所以为的人迹罕至的森林有些不同。用书中的原话来说，德国的黑森林早已消失，现在散布在德国境内的小片森林公园，其实都是在护林员严密监视和经常性间伐之下的“种植园”…

一位来自伊朗的顶级森林学家阿里·奥斯特·蒙塔泽里博士。他于2009年来德国访问，也来过我管辖的林区做客。当我们谈及森林时，他颇感乏味——“森林？这哪里是什么森林？”对他来说，他在巡游途中见到的那些，只能算是种植园。或许我们应该听听这位来自异国陌生人的声音。我的母亲非常乐于同人交流，她曾经去蒙塔泽里的热带家乡，并在那里同他聊过德国的森林。这位博士先生在描述他的欧洲旅行时，很快就表达出了失望。他为了寻找最著名的黑森林，徒步穿越了整个山区，却毫无收获。他只看到了满是针叶树的种植园，然后就又动身回国了,目的当然也没有达成。

如果你想知道路过的是一片人工种植园，还是半人工半自然的森林，你可以根据某些特征轻易地自行辨别。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树木的排列形态。大自然从不会让树木排成一排整齐的队列，这些都是喜欢普鲁士秩序的护林员的杰作。

关于保护森林，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不能对一个非常恶心的题外话避而不谈。这里的恶心不是指森林本身，而是从事森林经济的人对森林所做的事情。数十年来，他们不停地喷洒有毒的药剂，来消灭这一批那一批的小生物。这一悲剧的巅峰之举是对幼树喷洒“橙剂”——一种有名的落叶剂。这种化学药剂在越南战争中被美军投入使用，来毒死成片的原始森林，以便他们可以发现躲在光秃秃树冠下的敌军。在亚洲出现了喷药行为的同时，欧洲这里的直升机也不甘示弱，人们也用相同的办法来消灭那些名声不怎么好的阔叶树。山毛榉和橡树在那时候完全不受重视，由于当时油价很低，也就没什么人会选择它们作为薪柴。云杉由于它的高产量，本就价格低廉，加上很受建材业的欢迎，受到重用也是理所应当。仅在埃菲尔山和洪斯吕克山上，就有超过5000平方千米的土地被开发利用，在那里，人们残酷地将阔叶树赶尽杀绝。所使用的化学剂学名为“三氯苯氧乙酸”，喷洒它们的载体是柴油。这一混合物的成分至今还埋藏在我们的森林地下，在有些地方还常常会见到生锈的柴油桶被胡乱地丢弃。

Chapter 13 林业小词典

工业废气还能提高树木的生长速度…

目前废气的问题一直还存在，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来自农业和交通的氮氧化物。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不但会形成酸性物质，而且还有类似化肥的效果，这种效果下树木的生长速度比之前快了三分之一。林业员用来计算每年木材增幅的木材产量表基本不能再用，产量表上的木材增幅也必须不断地向上调整。但这完全不值得欢呼。更多的木材也许意味着更多的钱进账，起初的确如此。但是快速的增长使树木气喘吁吁，它们筋疲力尽，所以对于疾病和干旱表现得更加弱不禁风。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我们依旧任重而道远。

德国的官僚主义，即使大部分的树木都得病，然而整个森林却很健康？

因为德国的林业部门也负责木材生意，政府监管政府，自然顾左右而言他。

森林原则上很健康，但是大部分树木都得病了？这前后两个结论如何能联系到一起？其实正是森林经济本身，在不断地损害着树木的健康。之前已经提到过，树木之间的互相连接遭到了破坏，这只是众多影响的其中一点。除此之外，森林内部气候也出现了转变，由于更多的阳光照射进来，森林变得更干更热。尤其是由收割机造成的严重的伤害。它们压实土地、挤压树根，并给树木带来菌类疾病，这些都使树木的生命变得岌岌可危。树木的生存状态已经通过它们的树冠展现了出来，大部分树木在森林状态年度报告中被归入伤病的级别也就毫不夸张了。但是监管部门与被监管部门隶属于同一个政府机构，而政府机构同时是最大的经营者——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每次谈起森林问题，矛头都会指向其他方向。

Chapter 14 如果你也渴望 “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

由于这些木材经常源于掠夺式的开采，起码不是可持续的经济行为，所以它们没有竞争力，价格也就很便宜。对于很多森林的这种现状，作为本地的木材购买者，你可能也无能为力，但起码你可以问森林拥有者，他的森林是否通过了最基本的FSC（译注：FSC全称为森林理事会，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为了优化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和森林生态，出台了一套认证体系）标准的认证。

Chapter 20 选一棵树，长眠于此

此书的作者发起了在森林中安葬的项目，让人们可以在指定的禁林里挑选中意的树木，然后将骨灰盒埋葬在树木周围的土地里。然而这个项目受到了当地教会的反对，理由是骨灰被树木吸收后，会影响重生…

第一批来访者对这一舒适的环境很有感触，觉得将这样一块地方作为永恒之地的主意非常了不起。而来自天主教教堂的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一做法难以接受。媒体和电台很快注意到了这一冲突，将这个消息广泛报道，也因此变相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广告，虽然这不是我们自愿的。天主教的人生气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树木的根系吸收了骨灰之后，骨灰会重新进入大气循环中。天主教的地区代表的观点是，这会破坏重生的可能性。

森林墓地的实施，比预想的还要好。

而且森林墓地只允许使用纯天然未经油漆的骨灰盒，放置数年后就会被完全分解。

最开始出现过很多谴责的声音，因为逝去的人被埋葬在森林某处，没有人会再来探望他们。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虽然没有人再带着鲜花和水壶前往墓地，但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孩子和他们玩耍的保龄球进入森林。就和爷爷奶奶生前每周日都要去探望他们一样，如今孩子们只是前往埃菲尔山里的许梅尔去探望爷爷奶奶。扫墓变成了一次前往墓地的美好的森林散步

我曾碰到过一位女士，她倚坐在一棵树旁，那棵树下埋葬着她的先生。在那里，她正在一片淡淡的春日阳光里带着幸福的微笑写着诗。在森林的一个半坡上，我每年都有一到两次会看到一位摩托车手。他平静地坐在墓穴旁，那里埋着他不幸去世的搭档。喝完一瓶啤酒后，他很快又消失不见了

在墓地里还出现过冰块。森林地面上出现冰块并不罕见，但是在炎热的7月，我还是无法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猜测了好几周，原因到底是什么——某个特别寒冷的结冰的夏季夜晚（不错，在埃菲尔地区，的确会有某些年份出现这种特殊的天气）？或是有人将冰柜里的什么东西遗忘在了这里？第二个猜测已经有一些接近事实真相了，而真正的故事更加令人感动。那是一位孤独的男士，他的太太在许梅尔的山毛榉林里安息。他的太太不允许也不想要陪葬的首饰，这位鳏夫也很尊重这一意愿。然而他却很有创造力地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在家中浇筑了一个心形的模具，往里注入水，然后将其放入冰箱冷冻起来。他带着这块心形的冰块来到他太太的墓地旁，在那里将冰块放在夏日的太阳下融化。

Chapter 22 你可曾漫步森林，聆听树木、 月光与微风合奏的交响乐？

千万不要以为森林是一个人迹罕至得僻静之处，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动作触发摄像头正盯着几乎每一个角落…

当你误以为背对着空地就能避开视线的时候，隐藏在深厚树枝下的摄像头，会无情地拍下你的照片和录像。 这听起来很夸张，甚至可能还带点偏执？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数据保护专员埃德加·瓦格纳在2014年就已经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夸张。他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甚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当时已经有大约10万名猎人在树干上安装了摄像头，每个猎人还不止安装一个。

Chapter 24 你现在读着这本书的地方，也曾经是森林

超过98%的森林被人定期经营着，也就是说，这里的树不会长到很老。

小时候还好奇过为什么有些木质家具上有圆圆的洞，原来是这样…

如果树枝在板材的截面上呈圆形，那么它就是垂直于生长方向被横向切断的。而由于这根树枝已经死亡，所以它同板材周围其他组织不会紧密相连。如果将板材晾干，树枝就会过量地萎缩，然后一整片地从板材上掉下来。结果就会出现一些人们常说的树枝洞，有时人们甚至可以透过树枝洞看到板材对面。只要不涉及制作家具或地板，这些洞还是很有趣的。一些高质量的木材加工商在加工过程中就会注意到这些，他们会用同样类型的木材来填补这些树枝洞，使其基本无法被辨认。

以前人们只中意浅色以及无瑕疵的山毛榉木材。结果，超过140年树龄的较老的山毛榉贬值了，因为在那之后山毛榉就从内开始变红。这种所谓的“红心木”使得板材之间的差异太过于明显。换而言之，不同的红心木表现出极大的颜色差异，有的甚至出现如火焰般的红色纹理。

Chapter 28 在森林散步·11月

实用的小知识，如何在森林中捕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蚯蚓大餐😆

捕捉蚯蚓真的可以算是猎捕的一种替代品。不仅在雨天，就算在阳光普照时，你都可以将它们吸引到地面上来。为此你需要在地上插一根棍子，并且从各个方向敲击它。这样可以制造出与雨点类似的震动，几分钟后，第一批蚯蚓就爬上来了。另外，在棍子周围走动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蚯蚓的味道能让人联想到鸡肉，加点盐煎一下，这样的一顿大餐是没人会拒绝的。蚯蚓的数量每平方千米超过100吨，所以在森林里，即使在饥荒的年代，也没有人会饿死。

第一章 犹豫

“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人类的浪漫与傲慢😏

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一颗彗星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飞得过于接近地球，而把我们这个小小的球体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人类及跳蚤在烟雾和热气中窒息而死；也许一小块碎片会从微笑着的太阳中滑落—正如一些人认为的我们这颗行星在当初形成时的那样—以极其野性的方式冲向我们，终结掉一切悲伤与痛苦。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接受了这些可能性，并用帕斯卡的话来反驳宇宙：“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却一无所知。”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只有平均以下的人会渴求平等，只有才智高超的人会渴求自由。

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

避孕技术和农业技术“暂时的”改变了这一趋势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

高生育率可以逆转文化的变革。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Calvin）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白人的狂妄史，人可以膨胀到什么程度…

当约瑟夫·阿瑟·戈尔诺伯爵（Comte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1)于1853年至1855年间出版《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linegalité Races Humaines）一书时，很多白人看到后欣喜若狂。因为他在书中宣称构成人类的不同种族之间在身体构造、心智能力和性格品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就像个人一样）；有一个种族，即“雅利安人”，是经上天选择的最优秀的种族

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5)，一个定居在德国的英国人，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bnten Jabrbunderts）一书，该书把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到条顿人身上。他说：“真正的历史，是日耳曼人用其铁腕获取古代传统之时开始的。”

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10)在他的著作《即将逝去的伟大种族》（1916年出版）中，把人类文明的成就限定到雅利安人的一支中，他称之为“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黑海北岸的塞西亚人、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

格兰特哀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支北欧血统的种族正在逐渐失掉他们的主宰地位。1789年，他们失去了在法国的立足点。正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1)对他的咖啡馆听众宣传的那样：大革命是土著高卢人（“阿尔卑斯人”）对条顿族的法兰克人的反叛，因为后者曾在克洛维王朝和查理曼王朝的统治下征服了前者。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北欧人的后裔，使得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民族较高出生率的冲击下相形见绌。

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还不如说是准备性的。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具有开创精神的个人—“伟人”、“英雄”、“天才”—是因为塑造历史的力量而赢得他的地位。他不全是卡莱尔(1)（Carlyle）所说的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他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既是历史事件的执行人和代言人，又是其产物和象征；若无形势所迫，他的新观念便不合时宜，无从实践。他若是个实干的英雄，受其地位和危机加剧所迫，便能焕发出巨大的威力，而若是在平时，那不过是些闲置无用的潜能。

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那些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当代的罪恶可能是过去崛起时遗迹，而不是堕落的标记。

虽然道德的规范在随着时代而变迁，仍然不能否认其所具有的普适性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阶段的道德规则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改变。在狩猎阶段，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追捕、格斗和砍杀。当他抓到了猎物，总是要吃下三倍于自己胃消化量的食物，因为他拿不准何时才能吃到下一顿。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

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宗教让社会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在过去，上帝和宗教死而复生太常见了！埃赫那吞（Ikhnaton）用尽法老的全部力量，消除了对阿蒙神（Amon）的崇拜，但在埃赫那吞死后一年，对阿蒙神的崇拜又恢复了。(8)在释迦牟尼（Buddhism）年轻的时候，无神论风行于印度，于是他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当他涅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诸神、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理论。

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当财富集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社会就必然会将其强制重新分配。这种强制，或是通过和平手段分配财富，或是通过暴力革命分配贫穷。

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罗马时代的韭菜们，你们不懂，这是你们的福报啊。有多少罗马以外的人，想要来罗马奋斗流血都不得。

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之所以说宗教和共产主义是井里的两个水桶，按下一个，另一个就会兴起。这是因为数量占绝对多数的穷人们需要有心灵的慰藉，所以要么去信仰将现世痛苦说得无足轻重的宗教，当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后，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诞生出“平分财富”的共产主义思想。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历史也和宗教一样久远。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ies，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0年）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比如农民被告知要去耕种哪些土地，种植什么作物；他的收成要由政府指派的抄写员计量和登记，要在皇家的打谷场打谷脱粒，最后由农夫人接人地组成队伍，运输到国王的粮仓。政府拥有矿山，并霸占着矿石。它将油、食盐、纸草和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国有化。所有的商业都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大多数零售业，也都掌握在代理销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银行业是政府的垄断行业，但是它的运营可以委托给私营行号。每一个人、每一份产业、每一道工艺、每一件产品、每一次销售，以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规定了要交的税额。

然而社会主义并不能消解财富的集中，反而会让财富更为集中到“代表国家”的祭司/法老/官僚 身上，而且出于平等之名对自由的打压，会导致社会陷入长期的贫穷和停滞，最终要么转回既得利益者的皇权统治，要么因为积弱和集中的财富而被外族征服。

然而不久，法老们挑起了开支昂贵的战争。在公元前246年后，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酒池肉林，使国家的行政权和财政权都落入那些想尽办法从穷人手中攫取每一个硬币的流氓手中。一代复一代，政府的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罢工的人数和暴力程度不断增加。在首都亚历山大，民众得到各种恩惠，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场面，但他们因为受到庞大军事力量的监视，不允许在政府中表达意见，最终都变成暴民。农业和手工业因为缺乏激励而衰退，道德日渐解体

1000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宰相（1068-1085年），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他认为：“国家应该把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期给予劳动人民帮助，使其不至任由富人鱼肉。”(9)他用低息向农民放债，使他们摆脱了债主的盘剥。他通过贷给他们种子和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等他们收获后再归还政府。他兴建大工程控制洪水，并借此防止失业。每一地区都指定有专人来负责管理工资和物价。商业被国有化。国家向老年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发放救济金。

历史上已知的持续时间最长久的社会主义政权，是由印加人（Incas）于13世纪在今天被称为秘鲁的地方创建的。印加人的权力，主要是立足于普遍的信仰，即地球上的君主是太阳神的代表，所以他有权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通过普查，一切物资与个人及收入都被登记在册；专业的“驿员”利用优越的道路系统，维持着对于统治这片广大领土不可或缺的交通网络。每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并且他们似乎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状，因为它能带来食物和安全的保障。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533年秘鲁被皮萨罗（Pizarro）(13)征服为止。

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能是因为沙皇政府在欧战中战败，并因为战争和政府的低能而蒙羞；俄国的经济已经崩溃混乱，农民携带武器从前线返回家乡，同时，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Trotsky）受到德国政府的安全保护，平安地回到俄国。俄国革命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他国的攻击。人们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围攻情况下的自然反应—在秩序和安全恢复之前，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自由。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也许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

吉本（Gibbon）也说：“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可·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唯一目标的政府。”(2)在那个光辉的年代，罗马人民都为自己享有的统治深感荣幸，而这个君主制度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帝不把皇权传给他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自己的养子，然后把他培养成对政府有益的人，并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这个制度运行得不错，部分原因是图拉真和哈德良都没有儿子，而安东尼·庇护的儿子在孩童时期就去世了。

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人类的社会文明就是在历史的遗忘中周而复始，虽然形式在不断的变化，但是程度并无二致。

柏拉图其实就写出了关于雅典的《折叠城市》…

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

“我宣誓，我将是人民的敌人”

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1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

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

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是建立在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之上的。没有财富的合理分配，而只有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古希腊这样严重的阶级矛盾与冲突。但是财富分配又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像希腊城邦这样依赖于奴隶的经济体制，穷人根本无从创造财富，而依赖于税收的二次分配又会滋生大量懒人。

第十二章 增长与衰退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

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要远远比他那个时代和国家多得多。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每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个以哲学“为人生乐事”的研究者，在钻研柏拉图，以期获得思想的领悟，扩展生命的维度。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或者，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

译者的话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由勋章奖”。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

放现在估计会出不了版吧…

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走向战场的年轻人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可用于作战”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

1918年10月，他倒下了。那天，整个前线是那么的安静，乃至军队报告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好似在地面睡着了。把他翻躺过来时，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遭受太久的痛苦：他的脸上呈现着平和与宁静，好像很高兴结束终于到来了。

序言

《夜航西飞》在我看来是个错误的书名，不恰当地暗示了本书的散文式文体。我认为，它是诗意的，抒情的，换个词说还是“能引发共鸣的”。

第一章 来自南格威的消息

孤独“星球”

即便在有航道的地区，即便有仪器的帮助和无线电的指引，夜航依旧是种孤独的工作。而飞越牢不可破的黑暗，没有冰冷的耳机陪伴，也不知道前方是否会出现灯光、生命迹象或标志清晰的机场，这就不仅仅是孤独了。有时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无理性的想象。山丘、树林、岩石，还有平原都在黑暗中合为一体，这黑暗无穷无尽。地球不再是你生活的星球，而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只不过星星会发光。飞机就是你的星球，你是上面唯一的居民。

机场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后面则是深深的沟渠。世上还有别的什么机场需要防范动物？晚上，斑马、牛羚、长颈鹿、大羚羊潜伏在高高的围栏外，瞪着好奇的大眼睛打量着，感到自己受了欺骗。

它们被远远地挡在外面。这是为它们好，也是为我好。要是下半辈子，朋友们都记得你曾因为一匹四处游荡的斑马而耽误了起飞，那是多么受挫的命运。“想起飞却撞上了斑马！”这简直比撞进蚁丘更伤自尊。

第三章 荒野的印记

还真是“实用”的天赋。

但对人类而言，斑马是完完全全的“四不像”：它看着像驴子，但不能被驯养，也担当不了劳力；它奔跑的时候像汤普森瞪羚和大羚羊，吃的也一样，但它的肉连马肉的滋味都不如；它的皮毛，看起来光彩夺目，但牢固程度只够充当纽约夜总会的墙饰，这也是它唯一的丰功伟绩。连鸵鸟和麝猫都能对人类社会的需求作出更多贡献

第四章 我们为何飞行？

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会比伍迪飞机的机翼更像反光的水面了。我记得上次看见那机翼时，它们是多么明亮，刚刷过新漆，亮得像白银或不锈钢。然而它们不过是由轻薄的木头、布料以及干涸的胶水制成。

这个小把戏让伍迪很开心。“全金属的。”他会朝克莱姆竖起大拇指说，“全金属的，除了机翼、机身、螺旋桨以及诸如此类的小部件外，其他所有部件都是金属制成——甚至引擎。”

甚至引擎！这笑话只有我们和赤道非洲的狂风才懂。

他在呻吟，我想起因为口渴而濒死的人会呻吟，而他们只需要水。我倒了几滴在他脖子后侧，滴下去的时候引来惊恐的呻吟，让我一阵难受。接着又传来几个“优雅”的词汇，它们是水手、飞行员和码头工人的常用语。

第十二章 是我！

他说起自己获得那把梦寐已久的长矛并成为一名战士后的日子，他有了新名字：埃拉·鲁塔。他几乎已经不记得那个吉比，吉比已经消失，像一则传说。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战士，一个庄重的男人。

“世界真大。”他说，“最北我到过瓦辛基苏，还到过比凯里乔更南面的地方，我还曾在肯尼亚山脉上走过。但无论人走到哪里，肩上、身后以及面前，总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所以继续向前走已经没有意义。我捕猎过水牛和狮子，在一个叫索亚姆的地方卖过羊，和其他人去过别的地方。一个人经历过这些，就可以回家了，而他却并没有变得更智慧。”

他是我父亲一辈的纳迪战士，非常智慧的人。他告诉我纳迪族的历史以及人将如何度过一生，要语调轻柔，要收起愤怒，只将它用在需要的地方——就像别在我腰带上的这把长刀。

第十三章 我将带给你好运

我看到莱克的主人就在赛道上几码开外的地方，身边是莱克的新训练师。我们彼此点头示意，带着只有在机器人身上才能看见的“热忱”。

第十五章 新生

有一天，群星会熟悉得像通往人们家门口的地标建筑、弯道和路边的山丘。有一天，飞行时代将会来临。但到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忘记了该如何飞行，他们只是机器上的乘客，而经过严格训练的机器操纵员则对贴着标签的按钮倒背如流。在他们的脑子里，天空、风向和天气变化的知识就像虚构事物般微不足道。当人们再次回忆起双桅帆船的年代，会怀疑“双桅”是不是“古代海洋”或者“古代天空”的意思。

第十七章 也许我必须向它开枪

大象们根据这项推理得出的应对方式总是合理而又实用。它们再次见到飞机的时候，拒绝躲藏，相反，那些母象掩护在珍贵的公象周围，让你无论是从半空还是从任何角度都无法看到一丁点象牙。

这种策略能让一个大象侦察员发疯。我花了足足一个小时盘旋飞行、交叉飞行，在非洲一些最险恶的地方低飞，就为了驱散这么一个顽固的群体。有时能得手，有时则不然。

不止一次，我看到体型巨大而又落单的大象，毫无寻求庇护的意思，它庞大的身躯完全暴露在外，但它的头却藏在灌木丛中。这对大象来说，可不是想效仿鸵鸟无厘头的习惯。正相反，这是引我上钩的聪明陷阱，我起码有十几次中招。最后总发现那是头母象而非公象。等到我后知后觉地恍然大悟时，总是发现象群的其他成员已经走到了数英里开外。

至于猎象的残酷本质，我并不觉得它比人类其余大部分作为更加残忍。我不觉得一头大象的死亡比一头赫里福德肉牛的死亡更悲惨——在肉牛看来，当然更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肉牛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以聪明才智战胜挥舞屠刀的绅士，而大象则两者兼具，可以和猎手周旋。

捕猎大象的猎手们或许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狠手辣，但要是以为大象全都是和平爱好者，那就是犯了错误。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淘气”的大象才危险，这也是大错特错——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让很多人被踩进泥土，甚至都得不到逐步分解的权利。一头普通的公象，要是被人的气味激怒，会立即发动进攻：它的速度和它的灵活性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它的鼻子和腿就是它的武器：起码可以用来完成消灭人类的恶心差事，至于象牙那堂皇的利刃，则是为体面的对手而准备的。

布里克斯和我都没能在基拉马克伊跻身后一个名单，尤其是在追杀那只大公象，后来又被它追杀之后。

他总是赤裸着上身四处出没，带着长长的弓和一桶涂满毒药的箭。他曾见识过白人制造的最好的来复枪能有什么表现，但不管射得准不准，每次射击后马库拉的鼻孔都会张大，这并不是因为闻到了火药味，而是在对这种吵闹而笨重的机械魔鬼表示轻蔑，每次扣响扳机后，他都想去猛敲那些菜鸟猎手的屁股。

他是如此睿智，所以深深了解智慧的难得，将其视若珍宝。我记得他曾对一个过于热切的新手说：“白人花钱买危险，我们穷人可承担不起这个。扎到你的大象，然后消失。这样你就能活着找到另一头。”

第十九章 战果如何，猎手？

生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便是我这样的一生，也是如此，我想。

有一天，你会宁愿自己没有做出这个改变，但对自己说这些毫无裨益，自怨自艾也是如此。

我回想过去几个月的日子，发现它们和所有人期望拥有的过往一样好。我坐在火光中，它们全都历历在目。

串起那些日子的时光很美好，串起那些时光的片刻也一样。我承担责任并辛勤工作，经历危险也享受快乐，结识了两三好友，生活在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中。我依旧拥有这一切，我提醒自己：我会一直拥有直到离弃它们的那刻。

。不管诞生它的夜晚多么强壮，热带地区潮湿的每一天都是难产儿，无法呼吸。我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起飞，一切所需物品都已各就各位。

邮件袋堆在两只特制的柚木箱中，箱子放在我身侧的地板上。那些袋子算得上是漂亮的。我带了十几只，都是牢固的棕色小袋子，里面灌了铅，外面绑着蓝金双色的丝带以作识别。蓝金色曾是我赛马中的标志色，现在成了飞行中的标志色。

还有我固定在木板上的笔记本，用一根皮带固定在我大腿上，上面还连着一支铅笔。纸和笔曾一起完成过多么热切的涂写啊！

父亲靠在壁炉架上，开始为他的烟斗装烟丝，烟丝的味道让逝去的三十年岁月重现。对我来说，烟草和烟雾的味道就是回忆的精髓。

但回忆是毒药。回忆会摧毁你的力量和意志，我父亲对此心知肚明。他现在六十四岁了，很有资格享受宽大的椅子，抽着烟斗发梦，和吹毛求疵的好友相聚——如果他想要这些的话。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我老了，应该休息了。”

但他没这么说。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南非，我喜欢德班。我要到那里去驯马。比赛很好，奖金很高。我觉得是个好机会。”他像个跃跃欲试的小学生，兴奋地宣布他的计划。

第二十章 克瓦赫里的意思是，再见！

如果你能想象一片一万两千平方英里的沼泽，它就像是一只史前熔炉，里面翻滚、蠕动着半成型的生物，那你就对苏德有了初步印象。它是尼罗河不太吸引人的副产品，这地方配得上“凶险”一说，而“阴森”和“奸诈”则可以作为补充。现在你该对苏德有了更明晰的印象。从空中看下去，苏德的表面是平坦、碧绿的，很吸引人，如果你因为被催眠或是被迫降落在那里（而且尽管没什么可能，你的飞机还是奇迹般的没有翻成底朝天的话），你的机轮会即刻消失在污泥中，而你的机翼则很可能会搁置在由腐烂的植物纠结而成的、缓缓移动的厚垫子上——它们还活着，它们到处存在，有些高达十五英尺，下面则是快速流动的黑水。

假设你能毫发无伤地将自己安顿在这片无穷无尽的泥泽中（它的气味在你距离一千英尺开外时就已经扑面而来），再假设你的飞机上装有无线发射器，通过它和喀土穆联络，告知你的方位和其他具体信息，然后，如果你够天真的话，就可以开始期待会发生些什么。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根本没可能。

船只无法在苏德航行，飞机无法降落，人类无法穿行。过段时间，飞机会抵达，盘旋几次，投下食物。如果飞行员瞄得够准确，他带来的“吗哪”[76]会正中你的飞机，否则你会一无所得。

沙漠过后，就是海。但在我们抵达海洋之前，布里克斯和我都已经发现，人类比覆盖地球四分之一面积的沙漠和海洋更让令人厌倦，也更加碍事。

第二十一章 寻找利比亚堡垒

。布里克斯和我走出飞机后，就一直靠飞机站着，在毒辣的阳光下，脑海中翻腾着野蛮粗暴的想法。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凑成一个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车，旁边还有车辆护卫。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披蓝色长斗篷的军官，斗篷上琳琅满目的勋章大概可以在枪林弹雨中起到防弹背心一样的保护作用。我们发现，这位承担着这么多荣耀的人，也同样承担着享受那张折叠椅靠背的特权。他坐下来，开始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一早就该带上我的来复枪。”布里克斯说，“我可以和你打赌，只要一杯金汤力，我就能打中左边数起第六枚勋章，就是已经开始掉色的那块。”

“你正在奚落恺撒军团的统帅，知道这会带来什么下场吗？”

“不知道。我想，他们会让你下半辈子天天都读盖达[79]写的评论？为了这个，似乎值得。”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第二十二章 烛光里的班加西

战神将这座小城踩进泥土中，而它再次倔强地复生，只是缩小了规模，但这都只是暂时的。这是一座拥有灵魂的小城——或许是一个肮脏腐朽的灵魂，但拥有灵魂的城市不容易消亡。

。妓院老板将她娇柔的肩膀靠在墙上，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她穿着一条破烂的紫色长裙，它挂在她身上的样子，透着她那一行特有的风情。尽管如此，我觉得要改变还是易如反掌。给她穿上围裙，洗掉她脸上的彩色面具，她就是个合适的主题，所有画家都可以用她来表现被奴役的女人的那种悲苦、绝望和孤寂。她原本可以当裁缝、农妇、女佣，还有清纯不再的酒吧招待——她原本可以做任何工作，但为什么选这一行？

第二十三章 夜航西飞

有一天，布里克斯会与它重逢，我也一样，但它依然离我们而去了。再看见它不代表能再活一次。你总是可以重新找到过去的那条小路并漫步其上，但你所能做的不过是说：“啊，是啊，我记得这个转弯！”或者是提醒你自己，虽然你还记得这令人无法忘怀的山谷，但这山谷早已不再记得你。

译后记

一九三六年九月，柏瑞尔·马卡姆成为首个独自驾驶双翼飞机从英格兰飞越大西洋到达美国的飞行员。逆风带来的艰难让这次创纪录飞行为世人瞩目，柏瑞尔·马卡姆一时成为媒体焦点。

一九四〇年，柏瑞尔·马卡姆与法国著名飞行员、作家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再次在美国纽约相遇，使她听见了等待已久的那句催促：“你该写写这些事。你知道吗，你应该写！”

《夜航西飞》登上《纽约时报》平装书畅销排行榜的一九八六年，柏瑞尔·马卡姆在内罗毕郊外去世。彼时她依旧在训练赛马，经济条件和她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一样，家徒四壁，住在赛马会借给她的房子里。性格也和她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一样，宁折不屈、无所畏惧，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与入室抢劫的盗贼搏斗。一九八六年底，也就是在她去世四个月后，《夜航西飞》最终成为排行榜冠军。

微粒

公元前450年他从米利都启程前往阿夫季拉。他的名字是留基伯，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他写了一本叫作《宇宙学》（The Great Cosmology）的书，一到阿夫季拉，他就创立了一所教授科学与哲学的学校，不久后收了一位年轻的弟子，名叫德谟克利特，此人会对后世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这两位思想家共同构建了古典原子论的宏伟大厦。老师是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作为他伟大的弟子，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都撰写了许多著作，人们了解这些作品后对他尊敬之至。

对德谟克利特观点的批评在柏拉图的文本中十分含蓄，就像他对物理学家的批评一样。在《斐多篇》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对所有物理学家的批评，这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抱怨物理学家把地球解释为圆形，他反对的原因是他想不出圆形对地球有什么好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叙述了他最初对物理学充满期望，但最终是如何不再对其抱有幻想的：

我希望他能告诉我地球是扁的还是圆的。在这之后，还能接着解释地球为什么是扁的或是圆的，有什么必要。他要告诉我好在哪里，为什么地球最好是现在的形状。假如他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就得说出为什么地球在中心最好。

伟大的柏拉图彻底迷失了方向！

分割有极限吗？

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他物理学讲义的开头写道：

假如由于某种大灾难，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丢失了，只有一句话能传给下一代，那么怎样才能用最少的词汇来表达最多的信息呢？我相信这句话会是原子的假设（或者说原子的事实，随便你怎么表述）：所有的物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一些小小的粒子，它们一直不停地运动着。当彼此略微离开时相互吸引，当彼此挤得过近时又相互排斥。

德谟克利特发现，物质不可能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因为“物质是连续的整体”这一命题中包含矛盾。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转述，我们得以了解德谟克利特的推理。德谟克利特说，假设物质是无限可分的，那就意味着它可以被分割无数次。想象一下你把一块物质无限分割，会剩下什么呢？

会剩下有维度的微小粒子吗？不会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物质就并非被无限分割了。因此，只会剩下没有维度的点。但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点放在一起：把两个没有维度的点放在一起，你无法得到有维度的东西，用三个点、四个点也不行。无论你把多少个点放在一起，都没法得到维度，因为点本身没有维度。因此，我们认为物质无法由没有维度的点构成，因为无论我们把多少点放在一起，都不会得到有维度的东西。德谟克利特推断，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任何物质都是由数量有限的不连续物质构成的，它不可再分，大小有限：即原子。

同样是关于无穷划分的思考，而且都处在同一个时代。芝诺搞出了一堆芝诺悖论，而他的学生留基伯推导出了不可细分的“普朗克尺度”，徒孙德谟克里特推导出了物质一定由不可划分的基本粒子构成。

芝诺悖论中最著名的一个以寓言的形式呈现：一只乌龟向阿喀琉斯（Achilles）发出挑战比赛跑步，乌龟领先十米起跑。阿喀琉斯能够追上乌龟吗？芝诺声称，严密的逻辑表明他永远无法追上乌龟。在追上乌龟以前，阿喀琉斯要先跑完这十米，要做到这点他就要花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乌龟就会前进一定距离。要追上这段距离，阿喀琉斯就得再多花一些时间，但与此同时，乌龟也会继续前进，依此类推。因此阿喀琉斯需要无穷多这样的时间段才能追上乌龟，而芝诺认为，无穷多的时间段即是无穷多的时间。因此，根据严格的逻辑，阿喀琉斯要花无穷多的时间才能追上乌龟；我们永远无法见到他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阿喀琉斯追上乌龟，并且他想超过多少乌龟都能办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不合理的，是幻象。

据传说，芝诺遇到了留基伯，并成了他的老师。留基伯十分了解芝诺的谜题，但他想出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留基伯提出，也许任意小的东西并不存在，分割是有下限的。

宇宙是分立的，而非连续的。如果是无穷小的点，就没法创造维度——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论证、亚里士多德所引述的那样。因此，绳子必须是由有限数目的有限尺寸的物体组成。我们无法把绳子想切多少次就切多少次；物质不是连续的，它是由大小有限的原子个体组成的。

宇宙

第一个注意到《天堂篇》把宇宙描写为三维球面的是美国数学家马克·皮特森（Mark Peterson），那是在1979年，研究但丁的学者一般不了解三维球面。如今，每个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但丁所描述的宇宙中的三维球面。

但丁怎么会有如此现代化的观点呢？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位意大利最杰出诗人的绝顶智慧，这种智慧是《天堂篇》如此令人着迷的原因之一。其次也是因为但丁的写作时间比较早，是在牛顿让人们相信宇宙的无限空间是欧式几何的平直空间之前。但丁没有像我们那样由于学习牛顿物理学而带来直觉上的局限。

又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投出著名的三篇论文后，最被人们所欣赏的是相对论，而开创了量子论的光电效应论文被人们视为离经叛道。

然而最终颁给爱因斯坦的诺贝尔物理奖是因为光电效应。而爱因斯坦自己却成为了量子论的积极反对者。

历史的玩笑啊…

起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由光子组成的观念被他的同事视为年轻人的任性。人人都称赞他的相对论，但认为光子的概念十分古怪。彼时科学家才刚被说服光是电磁场中的波，它怎么可能是由微粒构成的呢？在一封写给德国政府的信中，当时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推荐爱因斯坦，认为他应该在柏林获得教授席位。信中写道，这个年轻人极其睿智，即使他犯了点错误，比如光子的概念，也“可以被原谅”。几年以后，还是这些同事为他颁发了诺贝尔奖，恰恰是因为他们理解了光子的存在。

场与粒子是相同的东西

将量子力学表述为一般方程后不久，狄拉克意识到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场，例如电磁场，并且可以符合狭义相对论（使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融合会困难得多，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狄拉克发现对自然的描述可以进一步深度简化：将牛顿使用的粒子概念与法拉第引入的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在量子力学中，这种融合发生的方式十分简洁明了：狄拉克的方程决定了一个物理量可以取的值，把它应用到法拉第力线的能量，就会得出这个能量只能取特定的值，不能取其他值。由于电磁场的能量只能取特定的值，场就像是能量包的集合。这恰好是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在三十年前引入的能量量子化。

电磁波是法拉第力线的振动，在非常小的尺度上也是一群光子。就如光电效应，当它们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时，会表现为粒子：光一粒一粒地以光子的形式抵达我们的眼睛。光子是电磁场的量子化。

电子与其他构成世界的粒子，都是场的量子化——与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场相似的“量子场”，遵循分立性与量子的概率。狄拉克写出了电子与其他基本粒子的场的方程，法拉第引入的场与粒子的明显差别消失了。

如今量子力学和量子场及其粒子提供了对自然极其有效的描述。世界并不是由粒子和场组成的，而只有一种实体：量子场。再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在空间中运动的粒子了，存在的只有量子场，其基本事件发生在时空之中。

量子1：信息是有限的

量子论揭露了世界的三大本质：

• 世界是有限的，一切都是离散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无穷划分，也就不可能被无穷累加。
• 事件是概率的，无法被精确预知。
• 世间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世界就起源于量子引力的相互作用。

量子力学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系统内部能够存在的信息有一个上限：系统所处的可区分状态的数量是有限的。无穷是有限的，是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方面，这正是德谟克利特窥见的自然的分立性。

量子2：不确定性

事件是不连续的、分立的、独立的；它们是物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电子、一个场的量子或者光子，并不会在空间中遵循某一轨迹，而是在与其他东西碰撞时出现在特定的位置和时间。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量子力学把不确定性引入了世界的核心。未来真的无法预测。

量子3：实在是相关联的

理论并没有描述事物本来如何：它描述的是事物如何出现和事物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它没有描述哪里会有一个粒子，而是描述了粒子如何向其他粒子展现自己。存在的事物被简化为可能的相互作用的范围。实在成了相互作用，实在成了关联。

超越大爆炸

之前提到过，爱因斯坦曾对宇宙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他一直都认为宇宙是静止的，无法接受宇宙膨胀的想法。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犯错误，被先入为主的观念蒙蔽。勒梅特见到了爱因斯坦，试图劝说他放弃自己的偏见。爱因斯坦拒绝了，并回复勒梅特说：“正确的计算，糟糕的物理”。之后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勒梅特才是正确的那个。

爱因斯坦引入了宇宙常数，我在第三章中描述过，是一个非常小但对他的方程很重要的修正，他（错误地）希望使方程与静态的宇宙相容。当他不得不承认宇宙不是静态时，又把矛头指向了宇宙常数。勒梅特第二次劝说爱因斯坦改变主意：宇宙常数虽然没有使宇宙成为静态，但它本身是正确的，没有理由把它从方程中去除。这一次勒梅特又做对了：宇宙常数产生了宇宙膨胀的加速度，这一加速度已经被测量出来了。又一次，爱因斯坦错了，而勒梅特是正确的。

当宇宙形成于一次大爆炸的观念开始被接受后，教皇皮乌斯十二世在一次公开演讲（1951年11月2日）中宣称，这个理论证实了《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描述。勒梅特对教皇的观点十分担忧。他与教皇的科学顾问取得联系，竭尽全力劝说教皇避免谈论神创论与大爆炸的联系。勒梅特认为把科学和宗教这样混淆十分愚蠢：《圣经》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物理学也同样不了解上帝。皮乌斯十二世接受了劝诫，天主教会再没有公开提到过这个话题。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反驳教皇。

当然这一次勒梅特也是正确的。

量子黑洞

这段超有趣，黑洞内部可能并没有什么密度无穷大的“奇点”。它收缩到普朗克尺度后就会在量子斥力的作用下发生剧烈反弹。

换句话说，黑洞并不稳定，它其实是一个正在发生宇宙大爆炸的危险物，只不过因为时间被巨大的引力拉长，导致从人类的时间尺度看上去，黑洞就显得无比的宁静和永恒…

广义相对论预言，一切都会在中心被挤压成一个体积无穷小、密度无穷大的点。但这又是我们忽略了量子理论的结果。

如果我们考虑量子引力，这个预言就不正确了——因为存在量子斥力——使宇宙在大爆炸时反弹的同样的斥力。我们预期的是，在靠近中心的过程中，坠入的物质的速度会被这种量子压力减慢，密度会非常大但有限。物质会被压缩，但不会一直压缩成一个无穷小的点，因为物质的大小存在一个下限。量子引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使物质反弹，就像坍缩的宇宙可以反弹为膨胀的宇宙一样。

如果从那儿观察的话，坍缩恒星的反弹可以非常快。但是——还记得吗——内部时间流逝得比外面要慢得多。从外面看，反弹的过程可以耗费数十亿年。漫长的时间过后，我们会看到黑洞爆炸。

秘密

科学和宗教频繁发现它们在碰撞。不是因为科学宣称掌握了终极答案，而是恰好相反：因为科学精神质疑任何宣称掌握终极答案或是对真理有特权的人。这种怀疑在一些宗教地区很令人不安。不是宗教让科学感到不安：而是有些特定的宗教对科学思想感到不安。

拉丁语还是意大利语？

别人想听出我说的是假冒的意大利语，不那么容易。有一次，那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骑着自行车去帕尔默实验室的停车场，有人挡了路。我的习惯总是这样：我向那家伙比画，“噢瑞则卡帮卡米车！”用一只手的手背，猛击另一只手。

在一大块草坪的另一边，一个意大利园丁正忙着栽什么植物。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挥着手，兴高采烈地喊：“瑞咋玛里亚！”

我向他喊：“让提巴尔塔！”也向他打招呼。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意大利语，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没关系！简直绝了！

别具一格的工具箱

处在一个聪明且开明的人的圈子里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像费曼这种“杠精”怕是早就被收拾的服服帖帖了…

事情经常弄成这样：他们想跟我解释什么，“你有了一个橘子，对吧？现在，你把这个橘子切成有限数量的许多块儿，你再把这些块儿摆回去凑在一起，它就跟太阳一样大。对还是错？”

“中间没空当儿？”

“没空当儿。”

“那就不可能了！纯粹异想天开嘛。”

“哈！我们可逮着他了！大伙儿都凑近来！那就是‘不可测量’定理啊！”

正当他们以为他们逮着我的时候，我提醒他们，“但是，你说的是橘子！你不可能把橘子片儿切得比原子还薄。”

“但是，我们有连续性这个前提条件啊：我们可以切个不停！”

“切不得的，你说的是橘子嘛，因此我还当你说的是真正的橘子呢。”

因此，赢家总是我。如果我猜对了，伟大。如果我猜错了，我也总能找到他们忽略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从低处看洛斯阿拉莫斯

曼哈顿计划期间的美国审查制度。

费曼通过写密码信等手段不断地给审查人员制造麻烦。他居然没被麦卡锡给咔嚓了…

“正常操作”不应该是直接联系费曼的上司和保荐人奥本海默，然后让奥本海默去警告一下费曼“老实点，不然我也会受牵连”么…

还是说，其实已经被牵连了…

我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信里说：“给你写信可真难，因为我老感觉那个……在我肩膀头上偷看呢。”那个词儿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用橡皮擦出来的污迹。

我因此到局子里去了一趟，我说，“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信，你们也不该在信上动手动脚啊。你们可以看，但你们不该把信上的什么东西弄没了。”

他们说：“不要无理取闹。你以为那是检查员的工作方式——用橡皮擦？他们是用剪刀把东西剪掉啊。”

我说，得。于是我给我妻子回了封信，说：“你用橡皮擦过你的信吗？”她回信说：“没有啊，我没用橡皮擦过我的信啊，那一定是……”——纸上给剪了个窟窿。

检查人员不允许在信件中出现“检查人员”，但是费曼的妻子经常提到，所以检查人员希望费曼告诉他妻子不要再提了。

问题是，费曼该如何写信告诉他的妻子不要再提到◾️◾ ◾️◾️了。

我妻子老是提起她写信时的那种不自在劲儿，好像检查员老隔着她肩膀偷看。现在，作为一条规定，我们不准提检查制度的事儿。我们是不会提这个的，可他们怎么告诉她呢？因此，他们老是给我发条子：“你妻子提到了检查制度。”我妻子提到检查制度，那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最后给我发了个条子，说：“请通知你妻子，不要在她的信中提到检查制度。”于是我这么开始写信：“我得到了指示通知你，在你的信中不要提到检查制度。”哈，哈哈，这怎么又提啊！于是我写道：“我得到指示通知我妻子不要提到检查制度。可我怎么弄这个事儿？

真正的麻烦，是没人告诉这些伙计任何事情。军队从全国选了他们这帮人来，说是来做所谓“特遣工程”的事儿——都是些有工程能力的高中生。他们被派到洛斯阿拉莫斯来，住在兵营里，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他们来工作了，他们用IBM机器工作——打孔儿，那是些他们不知何物的数字。没人告诉他们那是什么。事情做得很慢。我说，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是让这些懂技术的家伙，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奥本海默去跟安全部门谈了谈，得到了特别许可，这样我才去讲了很好的一堂课，告诉他们，我们在干什么。他们欢呼雀跃：“我们在打仗啊！我们明白那是什么！”他们知道了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计算出的压力高，那就意味着释放出的能量大，等等。他们知道了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整个变了！他们开始发明一些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他们改善了程序。他们打夜班。在晚上也不必有人监督他们，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他们什么都理解，他们发明了我们需要的好几种程序。

接着是约翰·冯·诺伊曼，大数学家。我们通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我们在峡谷里走，贝特（Be-the）和鲍勃·巴舍尔（Bob Bacher）也经常入伙儿。那真是一乐子。冯·诺伊曼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为你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负责。由于冯·诺伊曼的这个建议，我形成了对社会的强烈的不负责任感。这使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是冯·诺伊曼播下了这颗种子，这种子在我的思想里长成了活跃的不负责任感！

撬锁贼碰到了撬锁贼

熟悉的操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费曼通过表演开锁来展示机密文件柜并不安全。解决办法是禁止费曼再靠近文件柜…

“上校，”我说，语气严肃，“让我跟你说点儿这些锁的事儿。在保险柜的门敞着的时候，或者顶上的那个抽屉拉开的时候，把密码弄到手，易如反掌。就在你读报告的时候，我正弄这事儿呢，仅仅是为了表明这种危险。你应该坚决要求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把抽屉锁上，因为抽屉敞着，这柜子真是不，堪，一，击呀。”

“哦！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事儿好玩儿哈！”从此，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下次我到橡树岭的时候，那儿的秘书，那儿的人，知道我是何许人也，老对我说：“别打这儿过！别打这儿过！”

原来，上校已经给工厂的每个人发了通知，通知说：“在费曼先生上次来访期间，在任何时间，他是否进过你的办公室，是否靠近过你的办公室，或者是否穿过你的办公室？”有些人说是，另一些说否。那些说是的，又得到了个通知：“请更改你保险柜的密码。”

那就是他的解决方案：我成了危险。因此，由于我，他们全体都不得不更改密码。更改密码，再记住新密码，这事儿真是可恼啊，因此他们全体都跟我急了眼了，不想让我靠近他们

我心里想：“现在，我现在可以写一本开锁的书了，管保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在开头儿，我会讲我是怎么打开那些内容更牛、更有价值的保险柜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开锁匠开过的保险柜，里头的东西都没办法跟这个比——柜子里关的是人，就另当别论了——但比毛皮或者金砖厉害。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我开的保险柜，装着和原子弹有关的全部机密：钚的生产程序，纯化工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是怎么工作的，中子是怎么发生的，原子弹是怎么设计的，尺寸是多大——洛斯阿拉莫斯那地方所知道的全部情报：一应俱全！”

他先开的柜子，碰巧是我放第三张纸条儿的那个。他开了抽屉，看到了那个异物——那个黄灿灿的纸条儿，上头还用鲜红的铅笔涂鸦了什么玩意儿。

我在书上看到过，说是受了惊吓的人，脸会变成菜色，但我以前还没见识过。敢情，绝对是真的。他脸发灰了，接着变成了一种绿色——他那样子，真是可怕。他拿着这个纸片儿，手在哆嗦，“看，看，看这是什么啊！”他说，浑身筛糠。

纸条儿上说：“要是密码全都一样，那就全都容易开——同一个家伙。”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我说。

“我保险柜的密，密啊，密码，全是一，一，一样的！”他连话都说不成个儿了。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哦。”

“现，现在我，我知道了。”他说，抖作一团。

血液从脸上流走的另外一个效果，一定是脑子不灵。

山姆大叔不要你了

费曼在征兵委员会因为被诊断为精神异常而被拒绝入伍😂

“你知道怎么对付精神病医师吗？你只要咬指甲就行了”

我把我的文件给我后边儿的那家伙看，我用一种愚蠢的声调儿问他：“嗨！你的‘精神病科’得了什么？哦！你得了个‘N’。我别的东西都得‘N’，但‘精神病科’得了个‘D’。那什么意思啊？”我知道那什么意思：“N”是正常，“D”是有缺陷。

那家伙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挺不错的。那说明不了什么。别为那个操心！”然后，他走到这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吓坏了：这是个疯子啊！

我开始看那几个精神病医生写了字的文件，看起来情况颇为严重！第一个家伙写道：

以为人们谈论他。

以为别人盯他。

睡前幻听。

自言自语。

与去世的妻子谈话。

姨母在精神病院。

眼神非常怪异。

你就这样问她们？

身为一个教授，如此猴急的勾引学生的妹妹🤣…

费曼还分享了一个他学到了如何和女孩发生实质性进展的方法：在她承诺你之前，一分钱都不要花。

我和一个毕业生的妹妹跳舞，她是从弗吉尼亚州来看她哥的。她很漂亮，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个念头儿：“找个酒吧，我们去喝一杯。”我说。

在去酒吧的路上，我硬着头皮想在一个正常女孩儿身上试试主持人的课程。毕竟，酒吧里的妞儿，一个心眼儿想让你为她买喝的，你不把她当盘儿菜，并不内疚——但是，一个漂亮的、正常的、南方的女孩儿呢？

我们进了酒吧，我还没坐下，就说：“听着，在我给你买喝的之前，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今儿晚上，愿意跟我睡觉吗？”

“愿意。”

又是这个美国人！

费曼在巴西做访问学者时还公开批评过巴西的科学教育。注重死记硬背而不重实验和理解。

虽然巴西的孩子很小就学习科学，从时间和范围上都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却没几个成功的物理学家。

我用一个希腊学者来打比方，这个希腊学者热爱希腊语，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没有多少孩子学希腊语。但来到了另一个国家，他欣喜地发现，大家都在学希腊语——连小学里的小孩子也在学。他去为一个要在希腊语方面拿学位的学生当考官，问他：“关于真与美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有些什么看法？”——这学生答不上来。然后，他问这个学生：“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对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学生眼睛一亮，率尔答曰：“吧啦吧啦吧啦”——口若悬河啊，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都告诉你了，一字不差啊，用漂亮的希腊语说的！

但是，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谈的那些东西，就是真与美之间的关系啊！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另外这个国家的学生，学希腊语，先是学字母的发音，然后学词儿，然后学句子和段落。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们背得下来，一字不差地背，却没有意识到那些希腊词儿，实际上意味着某种东西。对学生而言，那些词儿，全是做作出来的声音。没人把那些词儿翻译成学生能够理解的词儿。

我指头按住一个地方，我开始读：“摩擦发光。摩擦发光是晶体摩擦时发出的光……”

我说：“就在这儿，你们看到科学了？没有！你们只是用另一些词儿来告诉一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你们没说到自然——你摩擦晶体发光，你摩擦的是什么晶体，为什么它们会发光？你们看到过有任何学生回家去试试这个吗？他没法儿试。”

“但是，如果你这么个写法，‘你拿着一块儿糖，在黑暗中用钳子夹它，你可以看到蓝莹莹的闪光。其他一些晶体也是如此。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叫作摩擦发光。’然后呢，有人就会回家去试了。然后呢，这就有了一个关于自然的体验。”

盛情难承

为什么离开康奈尔去加州理工？

因为换不来雪胎，所以决定一定要找一个不下雪的地方…

下雪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里头有个链子，你必得把这个链子先钩住。因为链子必须扣得很紧才成，让钩子钩住链子，就难了去了。然后，你不得不用手指头，把这个夹子扳下去，到这时候，你的手几乎冻僵了。因为你在车胎的外头，可钩子在里头，你的手又冻僵了，要把事儿办妥，太难了。链子总是滑掉，链子还冰凉，雪又下得紧，你想把这个夹子扳下去，你的手冻得好似冰棍，可这倒霉玩意儿就是不下来——好了，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刻，我想明白了：这是犯傻。世界上必定有个地方，没这种麻烦。

在我终于到了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得待在这地方了。在这里，不同科学领域中的人，都告诉我事儿，这太令人兴奋了。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真正想要的。

不要告诉我你们打算给多少钱，不然我老婆会和我吵架的。

你们给的钱太多了，我一定会学坏的…

我没问他们会给我多少钱。他们不停地暗示，如果我问的话，他们就告诉我。最后，他们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多少。“哦，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工学院。我妻子玛丽·娄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是多少，我们又该吵了。除此之外，我已经决定了不再决定了。我永远待在加州工学院。”因此，我不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给的薪水有多少。

大约1个月以后，我在开一个会，利昂娜·马歇尔（Leona Marshall）过来说：“你不接受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条件，可真够滑稽的。我们大失所望啊，我们搞不明白，你怎么能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容易，”我说，“因为我没让他们告诉我那是多少钱。”

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在信里看到这么一大笔钱，我觉得，我必须谢绝。我不得不谢绝这份薪金的原因，是我将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儿——找个迷人的情妇，为她买一座漂亮的房子，给她买好东西……用你们给的这份薪水，我必定真的会这么做，我知道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会为她操心，挂念她在干什么，我们会吵架。我回家的时候，又会如何如何。这些闹心的事儿，会让我寝食不安，会让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都将是一团糟！我一直想做的这种事情，对我是很坏的，因此，我已经决定，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你解狄拉克方程吗？

我重复了一遍地址，那家伙说：“没错儿。谢谢您，派斯先生。”

“哦，不！”我说，大吃一惊。“我不是派斯。你找的是派斯啊？抱歉。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有话跟他说。”

几个小时之后，派斯回来了。“嗨，派斯！派斯！”我说，声音激动。“《时代》杂志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把你在会上的论文，寄给他们一份。”

“哎呀！”他说，“名声，是个婊子啊！”

我倍感震惊。

打那儿以后，我发现派斯说得对，但人在当时，我想，要是我的名字上了《时代》，那可真的美啊。

看来这点上我和费曼的想法完全一致。以理解为目的的学习是建立在形象感知之上的，而不是枯燥的公式推导。

给我一个例子。”我得看例子：除非我脑子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着它怎么走，我是理解不了任何一般的东西的。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我迟钝呢，以为我不明白那个问题，因为我问了许多这种“傻瓜”问题：“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可是稍后，当这个家伙掉进方程式堆儿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事儿，我就说，“稍等片刻！那儿，有个错误！那不可能对！”

这家伙看了看他的方程式，过了一阵子，他果然发现了那个错误，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一开始听不明白，可他怎么就能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方程式中间看出个错误呢？”

他以为我是在推演数学步骤，但我干的不是这个。对于他正在努力分析的那个问题，我有一个具体可感的例子。我本能就知道，我亲身体验着那个东西的属性。因此，当方程式说它会这么行为的时候，我知道那错了，我跳起来说：“等等！那儿有个错误！”

因此，在日本，除非他们能给我一个可感的例子，他们大多数人找不到一个例子，我就不能理解任何人的工作，不能跟他们讨论。

一句话点评东亚语系：同一件事儿，我做就寒碜，你做就高雅。

讲不来讲不来，不学了。

在第一个情况中，你实际上说的是这么个意思：“你愿意瞥一眼我这个邋遢的花园吗？”可是，当你想看另一个伙计的花园的时候，你一定得这么说法：“我可否观赏您漂亮的花园？”这就是说，你必须得用两个不同的词儿。

然后，他给了我另一个情况：“你到一个庙里去，你想看看那个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用的是那个礼貌的“看”。

“不成，不成！”他说，“庙里的花园优雅得多，因此你一定得说出相当于这么一种意思的一句话：‘我可否瞻仰你们至为美妙的花园？’”

一个意思，要用三个或四个词儿来说，因为我做那事儿，那事儿就寒碜；你做那事儿，那事儿就高雅。

第二天，在研究所里，我对办公室里的家伙们说：“‘我解狄拉克方程’这句话，用日语怎么说？”

他们说这样这样说。

“那好。现在我想说，‘你解狄拉克方程吗？’——你怎么说这个？”

“哈，你一定得用一个不同的词儿来说‘解’。”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我解这方程，你解这方程，做的不是同一件倒霉的事儿吗？”

“哈，是啊，可得用不同的词儿——那才更礼貌啊。”

我打了退堂鼓。我断定，我讲不来这种语言，不学日语了。

十三次

像费曼这种人，如果他是个遥远的社会名流，还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你会觉得：哇，真酷！

但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估计你只会觉得这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神经病（实际上他的精神鉴定确实不合格），就因为说只想签十三次名，就让你跑断腿去和各级政府打交道，你估计只会觉得：“脑子有病啊，签个字拿钱不好吗？”

我说：“如果签这个表，我就签不成支票。但是你在场，你听到了那个讲话，为什么你不签？”

“我说，”他说，“你搞的这一套，是不是有点儿傻啊？”

“不傻。在开头，我们就弄了这么个协议。我们真没想到会需要十三次签字，但是我们彼此都同意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是尽力了，到处打电话。什么我都试过，他们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签这个表格，否则你就是拿不到钱。”

“不拿就不拿，”我说，“我已经签了十二次，我也讲了话。那钱，我不要了。”

“但我太过意不去了。”

“没事儿。我们说定了。别担心。”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这钱，他们不能不给你！他们已经把这钱拨出来了，已经从账里出来了，因此他们必须得把这钱给你啊。”

“那好，如果他们必须得给我这笔钱，让他们给我好了。”

“但你必须签这个表。”

“我不签这个表！”

他们都给卡住了。

但那是艺术吗？

费曼评论科学与艺术：科学追求的是普适性，而艺术惠更在乎个人的感受。

你创造了一种东西，而有人喜欢的不得了，这就是艺术。

我终于理解了艺术确实有什么用处。艺术给某个单个的人以快乐。你能制造出一个东西，有人喜爱之至。他们或者沮丧，或者愉快，都是因为你制造的这破玩意儿！在科学中，那是一种普遍而大的东西：你不知道直接欣赏它的那些单个的人。

这个使我明白了这么一件事儿：卖画儿，并非为钱，而是为了踏踏实实地知道，那画是在实在想要它的一个人的家里。那个人，要是得不到它，就茶饭不香。这事儿透着好玩儿。

真正的汉子，敢于站在法庭上为脱衣舞酒吧作证，我一周也就去五六次，我觉得它应该继续开下去。

乔诺尼四处奔走，求顾客们为他作证，支持他。人人都找借口：“我开了一家夏令营，要是家长们知道我到这么个地方来，他们就不会再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了……”或者：“我做的是什么什么买卖，要是公众知道我溜到这儿来，我们会失去顾客的啊。”

我心里想：“这里只有我是自由人了。我没什么借口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愿意看到它继续开下去，我看不出脱衣舞有什么不对的。”因此，我对乔诺尼说：“好的，我很高兴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这个大问题是，脱衣舞对社区而言，是可取的吗？——社区标准允许脱衣舞吗？

辩护律师试图把我弄成个社区标准的专家。他问我，我是否也去别的酒吧。

“去的。”

“平均而言，您每星期去乔诺尼饭店几次？”

“一个星期五六次吧。”（这一点都记录在案了：加州工学院的这位物理教授，一个星期六次去看脱衣舞。）

艺术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绝对是冒牌货：他们自诩为艺术家，别人也都承认他们是艺术家。但等你坐下来跟他们聊聊，他们简直就是言语无味儿！有个家伙，最是突出，是个最大的冒牌货，穿得总是滑稽，戴着一顶好大的圆顶硬礼帽。他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用的是人人不懂的方式。等你问他用的一些词儿是个什么意思，以便搞清楚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个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上又坠入了云里雾里了！最后，他对艺术和技术展览的唯一贡献，是他的一幅自画像。另一些艺术家，我跟他们说话，开始的时候，你听不出什么意思来，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为你解释他们的想法

电是火吗？

别人的话我都听不懂、但是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能听懂，所以你一定不是一个教授。

那个速记打字员走到我这儿说：“您什么职业？肯定不是个教授。”

“我是个教授，”我说。

“什么教授？”

“物理学的——科学。”

“哦！难怪！”他说。

“难怪什么？”

他说：“您瞧，我是速记打字员，把人家说的什么都打下来。别的伙计讲话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就打什么，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每次您站起来问个问题，或者说什么东西，我完全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明白问题是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因此，我还以为您不可能是教授！”

哈哈哈哈，读前半本时我还觉得费曼也太好运了，遇到的都是些聪明而又开明的家伙。

不过看来他也有被那些自负又浮夸的傻瓜困惑的时候。

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难道您不认为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

“啊，那个，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或者说……”我搞不明白这怎么扯上了“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怎么说呢？

在那次会议上，傻瓜有的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这种傻瓜，能把我逼得上墙。一般的傻瓜，无可指责。你可以跟他们谈，努力帮助他们把事儿搞明白。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就是那种又傻，又掩盖他的傻，并且一门心思地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傻瓜，他们连哄带骗，以此显示他们多么有能耐——那个，我无法忍受！一般的傻瓜，并不装模作样；诚实的傻瓜，无可指责。但是，一个不诚实的傻瓜，可怕！

书好书坏，看看封面

那些课本太稀松。满纸荒唐言，都是急就章。那些书倒是想严格一些，但用的那些例子（如用街上的汽车来阐述“集”的概念）是牵强的，总有些词不达意，定义不严格。一切都有那么点儿含糊其辞——写书的人不够聪明，不理解“严格”是个什么意思。他们胡乱编造。他们在教某种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在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对孩子们也没用处。

费曼曾参加一个教材评估委员会，其中有几本教材因为出版社的缘故，只有封皮而没有内容，然而仍然有好几位委员给打了分数…

那家出版社得晚送几天。因此他们只把封面发给我们，里头都是白纸。出版公司写了个条子来表示歉意，并希望他们那一套三本书能够列入考虑之中，虽然第三本要晚一些。”

我却发现，某个委员给那本无字之书也打了分！他们不相信那是本空白书，因为那本书有分数啊。事实上，那个分数比另外两本还高一点儿呢。书里空空如也，这个事实竟然和分数无关。

我相信，出这种事儿，其原因在于这个制度就是这么个方式。在你把书分发到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手里的时候，他们忙，他们马虎，他们是这么想的，“哎呀，反正有那么多人都在读这本书嘛，打多少分无所谓。”他们就信手画上个分数——至少有些分数是这么打的，不是全部，但有些是这么打的。然后，你收到了报告，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本特殊的书得到的报告比别的书少——于是你就把你得到的报告上的分数一平均

费曼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用发票来证明自己的开销，难道不该是我说我花了多少钱，然后你就把钱给我吗？

为什么贯彻自己的信念，他决定连机票也不提供了，爱报不报，我绝不配合。

但我们期望得到发票来证明开支啊。”

“我没什么东西来证明开支，但是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你知道我到了这些别的城市。你以为我究竟是怎么到了那些地方的？”

他们不肯通融，我也是。我觉得，当你身处此境的时候，你要真的跟这个“制度”较起真儿来，那你就必须愿意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我心甘情愿，但我的出差费用始终没报销。

这是我玩儿的一种游戏。他们要发票？我偏不给他们发票。那么你就别要钱。那好，不要钱就不要钱。他们信不过我？见他的鬼去。他们用不着给我报销。当然，这事儿荒唐！那是政府的工作方式，这我知道；那好，操他个政府！我认为，人应该把人当人来对待。除非我能得到人的待遇，否则我就不想和他们有来往！他们感觉不良？他们感觉不良。我也感觉不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但我们期望得到发票来证明开支啊。”

“我没什么东西来证明开支，但是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你知道我到了这些别的城市。你以为我究竟是怎么到了那些地方的？”

他们不肯通融，我也是。我觉得，当你身处此境的时候，你要真的跟这个“制度”较起真儿来，那你就必须愿意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我心甘情愿，但我的出差费用始终没报销。

这是我玩儿的一种游戏。他们要发票？我偏不给他们发票。那么你就别要钱。那好，不要钱就不要钱。他们信不过我？见他的鬼去。他们用不着给我报销。当然，这事儿荒唐！那是政府的工作方式，这我知道；那好，操他个政府！我认为，人应该把人当人来对待。除非我能得到人的待遇，否则我就不想和他们有来往！他们感觉不良？他们感觉不良。我也感觉不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野狐禅科学

亦步亦趋的学会形式，而没有理解其内涵。

在南太平洋，有一伙儿崇拜运输机的人。在二战期间，他们看到飞机落到地上，带来了很多好东西，他们希望现在也发生这样的事儿。因此，他们捣鼓了类似飞机跑道的玩意儿，在跑道两边儿还点了火堆，还造了一个木屋子，让一个男人坐在里头，头上戴着两块儿类似耳机的东西，竹子棍儿跟天线似的伸出来——他是个领航员——他们在等着飞机着陆呢。他们每件事儿做得都不错。形式是完美的。这看起来，的确就是从前那样子。但这一套不灵，没什么飞机着陆。因此，我把我说的那些事儿叫作野狐禅科学，因为那些事儿亦步亦趋地照着看似科学研究的规则和形式来，但少了某种本质的东西，因为没有飞机着陆啊。

做科学要挺直脊梁、要所言非虚、要实事求是，最关键的是，不要把自己当傻瓜。你是最容易被自己糊弄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傻瓜，去编一些好看的实验结果骗自己。

有些细节，可能致使别人怀疑你的解释，如果你知道都是什么细节，那你必须交代清楚。你必须尽你所能，把事情解释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知道什么东西是错误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话。比方说，如果你要搞出个理论，要推广它，或者要提出来，那么你也必须把那些不同意这个理论的事实摆出来，就好像把那些同意这个理论的事实摆出来一样。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你把好些观念拢到一块儿，要搞出一个精制的理论，这时候，你想弄确实，在你解释什么事情符合这个理论的时候，那些符合这个理论的事情，并不是当初让你有心去搞这个理论的那些事情。可是，这个完成了的理论，额外地也使别的什么事情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总起来说，这个观念是，要努力把所有信息都摆出来，以帮助别人来判断你的贡献的价值。不要单单摆出那些会把他们的判断引导到这个或那个特别方向上去的信息。

这个学习如何才能不把自己当傻瓜的漫长历史——一个有着彻底的科学正直品格的历史——是，抱歉我这么说，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把它特别列入任何我所知道的课程之中的东西。我们只好希望，通过潜移默化，你能理解它。

首要的原则，是你万不可把自己当傻瓜——而你就是那个最容易被当作傻瓜的家伙。因此，对这件事儿，你务必非常留神儿。在你没把自己当傻瓜之后，不把别的科学家当傻瓜，就容易了。在那之后，你只需要像传统的方式那样，做到诚实无欺就可以了。

在1937年，一个叫杨格（Young）的人，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搞了一个好长的走廊，沿着一边儿有许多门，老鼠就是从这些门进来的。沿着另一边儿也有许多门，食物放在那儿。他想看看他能不能训练老鼠从他把它们放开的地方往下数第三个门进去，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放它们。不能。老鼠们立刻跑向前一次放了食物的那个门。

问题是：因为这个走廊造得这么漂亮，这么整齐一律，老鼠们怎么知道那就是以前的那同一个门？显然，那个门一定有什么东西，和其他的门不同。于是，他把那些门仔仔细细地上了漆，门面用的是质地完全相同的材料。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个门。于是，他认为，或许老鼠在嗅食物的气味儿，因此，在每次老鼠跑过之后，他都用化学药品把气味改变了。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个门。于是，他意识到，老鼠或许能借助看灯以及实验室的布置来找到是哪个门，就像任何懂常识的人做的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个门。

他最后发现，老鼠凭借在跑的时候地板发出的声音来找到是哪个门。他只需要把走廊放在沙里，就能确定此事。因此，他一个接着一个，把所有可能的线索都消除了，最终就能把老鼠愚弄住，它们也不得不学习从第三个门进去了。如果他对他的任何实验条件马虎了，老鼠都能知道。

从科学观点看，这是一个一流的实验。正是这个实验，才使遛老鼠的这种实验有意义，因为它揭示了老鼠真正使用的线索——而不是你以为它用的那些线索。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祝愿——祝你好运，到一个你能够自由地保持我刚才说的这种正直品格的地方去吧，在那个地方，你不觉得被迫需要维持你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或者财政支持，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从而失去你的正直品格。祝愿你享有这样的自由。

霍金写书的时候还会犹豫“每多一个公式，就会导致销量减半”，而罗杰·彭罗斯这位大佬显然毫不在乎…

引论

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感觉？什么是精神？精神真的存在吗？假定这些都存在，思维的功能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和它相关联的身体结构？精神能否完全独立于这种结构？或许它们只不过是（合适种类的）身体结构的功能？无论如何，相关结构的性质必须是生物的（头脑）吗？精神——也能一样好地和电子设备相关联吗？精神服从物理定律吗？物理定律究竟是什么？

我的观点认为，正是我们现在对物理基本定律缺乏理解，才使我们不能物理地或逻辑地掌握“精神”的概念。

图灵检验

如果制造者的最强的宣布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的仪器是一个思维的、感觉的、敏感的、理解的、意识的生物，那么在我们购买该仪器时就涉及道义的责任。如果制造者的话是可信的，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开动电脑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考虑其自身的感情应受到谴责。那在道义上和虐待奴隶没有什么差别。

强人工智能和西尔勒中文屋子

强 ai 论认为思想只是一种复杂的算法

如果头脑中存在有这一类算法，强AI支持者肯定作此断言，那么在原则上它可在一台电脑上执行。假定它不受存储容量和运算速度的限制的话，的确可在任何当代的通用电脑上执行。（我们以后去考虑普适图灵机时，这一评论就会得到证实。）人们预料，在不太远的将来大型快速电脑将会克服任何这类限制。一旦这样的一种算法能被找到，它就能通过图灵检验。强AI支持者就会宣布，只要执行该算法，它自身就会体验到感情，具有意识，并且是一种精神。

西尔勒使用了他的“中文屋子”的概念来论证它不具备。他首先摹想，这一故事是用中文而不是英文来讲，这肯定是非本质的改变。把这一特殊演习的电脑算法的所有运算（用英文）作为一组指令提供给用中文符号进行操作的计算员。西尔勒想象自己被锁在一个屋子里操纵这一切。代表这一故事和问题的一连串符号通过一条很小的缝隙被送进这屋子。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来自外面的信息漏进去。最后当所有的操作完成后，程序的结果又通过这条缝隙递到外面来。由于所有这些操作都是简单地执行施安克程序的算法，这个最终程序的结果简单地为中文的“是”或者“非”，给出了关于以中文说的故事用中文问的原先问题的正确答案。现在，西尔勒很清楚地表明他根本不识中文，这样他对该故事讲的是什么没有任何哪怕是最浅显的概念。尽管如此，只要正确地执行了那些构成施安克算法的一系列运算（已给他用英文写的这一算法的指令），他就能和一位真正理解这故事的中国人做得一样好。西尔勒的要点是，而且我以为是相当有力的，仅仅成功执行算法本身并不意味着对所发生的有丝毫理解。锁在他的中文屋子里的（想象的）西尔勒不理解任一故事的任一个词！

其观点是，对于被认为由算法所代表的“精神状态”，只有它的逻辑结构是有意义的，这与那个算法的特殊的物理体现完全无关。正如西尔勒所指出的，这在实际上导致了一种“二元论”的形式。二元论是由极富影响力的17世纪的哲学家兼数学家雷恩·笛卡儿所提倡的，它断言存在物质的2种不同的形式：“精神的东西”和通常物质。

正如西尔勒指出过的，强AI的立场似乎把人们逼向极端的二元论，也就是强AI支持者最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观点，这真是富有讽刺意味！

硬件和软件

我的意思是，西尔勒以及大量其他的人被电脑专家引入歧途。而这些电脑专家又依序地被物理学家引入歧途。（这不是物理学家的过错。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件东西都是一台电脑”的信念似乎已广泛蔓延。我在本书的愿望是为了表明，为何以及如何情况并非如此。

阿伦·图灵的一个杰出的发现便是，任何其硬件达到一定程度复杂性和灵活性的机器，都等效于任何其他同类机器。

算法概念的背景

“算法”这个词来自于9世纪波斯数学家阿布·雅发·穆罕默德·依伯恩·缪莎·阿勒——霍瓦里松，他在公元825年左右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代数对话录》。“算法”这个词现在之所以被拼写成“algorithm”，而不是早先的更精确的“algorism”，似乎是由于和“算术”（arithmetic）相关联的缘故。[还值得指出的是，“代数”（algebra）这个词来源于该书书名的阿拉伯字“al jabr”。]

图灵概念

图灵机

虽然我们仪器只有有限个内态，它却能够处理大小不受限制的输入。此外，为了计算应允许该仪器调用无限的外存空间（我们的“粗纸”）；而且能够产生大小不受限制的输出。由于该仪器只有有限数目的不同的内态，不能指望它把所有外部数据和所有自己计算的结果“内化”。相反地，它必须只考察那些立即处理的数据部分或者早先的计算，然后对它们进行任何需要的运算。也许可在外存空间把那个运算的相关结果记下来，然后以一种精确决定的方式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运算。

不同于自然数的数

图灵机（或等效的）概念实际在数学上定义了我们认为是算法（或有效或递归或机械的）步骤的东西。现在，高速电脑已变成我们生活中如此熟悉的部分，很少人似乎觉得有必要去问这些论题的原始形式。相反地，已有不少人转去注意真正的物理系统（假定包括人脑）——精确服从物理定律的东西——是否能够执行比图灵机更多、更少或刚好一样多的逻辑和数学运算。我本人是非常喜欢丘奇—图灵论题的原先的数学形式。

通用图灵机

事实上，一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产生π的全部小数展开的图灵机，尽管要把它明显地造出来颇费一点周折。类似的评论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无理数，譬如=1.414213562……。然而，正如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人们发现有些无理数（非常引人注目地）根本不能由任何图灵机产生。能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数叫作可计算的（Turing 1937）。那些不能的（实际上是绝大多数！）是叫作不可计算的。

实数的“实在性”

实数系统具有如下性质，在任何两个实数之间必有另一个实数，而不管该两数靠得多近。人们根本就不清楚，物理的距离或时间是否现实上具有这一性质。

复数

自然对于我们真是恩惠有加，我们从小习惯用于描述日常或更大尺度的事物的同一实数，在尺度比原子小很多，肯定在比“经典”的亚原子粒子，譬如电子或质子的经典直径小百倍的尺度下仍然有用，似乎直到比这粒子小20个数量级的“量子引力尺度”仍然适用。从经验得知，这是极不寻常的推论。熟知的实数距离的概念似乎还可外推到最遥远的类星体以及更远处，给出了至少1042。也许1060甚至更广的大范围。事实上，实数系统的适当性通常是不可置疑的。

芒德布罗集的构成

芒德布罗集，也就是我们托伯列南世界的黑色区域，正是亚根平面上由其序列维持有界的所有点C所组成的。白色区域是由产生无界序列的C所构成。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细致的图像都是由电脑输出而绘成的。电脑系统地跑过所有可能的复数C，并对任意选取的C算出序列0，C, C2+C，……，按照某种合适的判据来决定该序列发散与否。如果它是有界的，电脑就在屏幕上对应于C的那一点画上黑的。如果它是无界的，则画白的。

数学概念的柏拉图实在

数学家世界的对象有多“实在”？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是实在的。数学对象仅仅是概念；它们是数学家制造的精神上的理想化，它经常受到我们四周世界的外观和表面秩序的刺激，但充其量仍不过是精神的理想化而已。它们能不仅仅是人类头脑的恣意创造物吗？同时人们经常发现，这些数学概念会显示出某种深刻的实在性，完全超越出个别数学家的深思熟虑之外。人类思想恰如受到真理的引导，其真理本身具有实在性，而且只能对我们之中任何人揭示一部分真理。

用哪台电脑去进行计算都不会有真正的区别（假如电脑处于准确的工作状态），除了计算速度和存储与画图能力的差异会导致细节以及产生该细节的速度差别之外。使用电脑和在探索物理世界时使用实验仪器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芒德布罗集不是人类思维的发明：它是一个发现。正如喜马拉雅山那样，芒德布罗集就在那里！

数学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当数学家获得他们的结果时，是否仅仅产生了精神上的复杂构想没有客观实在性，但它们是这样的有力和精巧，甚至把发明者也愚弄了，并使他们相信这些仅仅为精神的构想是“实在的”？或者数学家实际上是发现现成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存在完全独立于数学家的活动呢？我想到了现在，读者会很清楚，至少就复数的这种结构以及芒德布罗集而言，我执著地坚持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观点。

数学的希尔伯特计划

那么，罗素悖论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关于以如下方式定义的集合R：

R为一切不是自身元素的集合的集合。

这样，R是集合的某一整体；集X属于该整体的判据是集X自身不是它自身的成员。

假定一个集合可以实际是它自身的一个成员，这是否非常荒谬？不见得。例如，考虑一个无穷集合（具有无穷多元素的集合）的集合I。肯定存在无穷多不同的无穷集，这样I自身也是无穷的。这样I确实属于自身！那么，罗素的概念又如何导致悖论呢？我们问：罗素集合是它自身的一个成员或者不是它的成员？如果它不是它自身的成员，则它必须属于R，因为R刚好包括那些不是自身成员的集合。这样，R毕竟属于R—这是矛盾。另一方面，如果R是它的一个成员，那么由于“自身”实际上就是R，它就属于由自身并非其成员所表征的集合中，也就是它根本不是自身的成员——又导致矛盾！

形式数学系统

1931年25岁的奥地利天才、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摧毁了希尔伯特计划的令人震惊的定理，使得希尔伯特及其追随者的希望落空。哥德尔指出的是，任何精确（“形式的”）数学的公理和步骤法则系统，只要它大到足以包含简单算术命题的描述（诸如第2章考虑过的“费马大定理”），并且其中没有矛盾，则必然包含某些用该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陈述。这种陈述的真理性以可允许的步骤是“不能判定的”。

希尔伯特计划的思想是，对于任何定义好的数学领域，去找一足够广泛的公理和步骤法则的表，使得所有适合于该领域的正确的数学推理的形式都可以编入。

哥德尔定理

把数学陈述中的意义抽走，只把它们当成某种形式数学系统的符号串是形式主义的数学观点。有些人喜欢这种观点，而数学就变成一种“无意义的游戏”。然而，我不欣赏这种观点。确实是“意义”而非盲目的算法计算才赋予数学以实质。庆幸的是，哥德尔给了形式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

不可被证明的真命题

“在这系统中不存在命题 $Pk\left(k\right)$的证明”

数学洞察

依我看来，哥德尔论证的清楚推论是，数学真理的概念不能包容于任何形式主义的框架之中。数学真理是某种超越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甚至即使没有哥德尔定理，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哥德尔定理表明，这个观点在数学基本哲学中不能真正站住脚。数学真理的观念远远超越形式主义的整个概念。关于数学真理存在某些绝对的“上帝赋予”的东西。这就是在上一章结尾处讨论的柏拉图主义。任何特定的形式系统都具有临时和“人为”的品格，在数学的讨论中，这类系统的确起着非常有价值的作用，但是它只能为真理提供部分（或近似）的导引。真正的数学真理超越于人为的构造之外。

柏拉图主义或直觉主义

以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的极端形式，他会宣称：现在断言“在π的小数展开中的某处存在20位连续的7的序列”既不是真的亦不是假的。如果在将来用计算或（直觉主义的）数学证明得到适当的这种或那种结果，那么断言就变成“真”的或“假”的，视当时情况而定。“费马大定理”是一类似的例子。根据布劳威尔的极端直觉主义，现在这一个命题既不是真的亦不是假的，但将来也许会变成其中的一种。对我来讲，数学真理的这种主观性和时间依赖性是不可理喻的。数学结果是否或何时被接受为正式“证明了”的的确是一个主观的事体。但是数学真理不应取决于这些依赖社会的判据。

从图灵结果到类哥德尔定理

我已经简介了当代数学哲学的3个主流：形式主义、柏拉图主义和直觉主义。我并不掩饰自己强烈同情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数学真理是绝对的、外在的、永恒的，并不基于人造的判据之上；数学对象具有超越时间的自身的存在，既不依赖于人类社会，也不依赖于特定的物体。

递归可列集

再一次阐明了哥德尔定理的结论：形式论证只是得到数学真理的部分手段。

复杂性理论

这个问题不仅是NP的，而且被认为是NP完备的。这表明其他任何NP问题都可在多项式时间内转变成它。

物理事物中的复杂性和可计算性

专家们普遍相信，不管用任何种类图灵机的仪器，实际上都不可能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一个NP完全问题。所以结论是，P和NP不是同样的这个信念很可能是正确的，虽然还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之。这仍然是复杂性理论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

物理理论的状况

现代（或近代）有许多盛行的观念。它们除了“GUT”理论（以及某些从它导出的观念，诸如“暴胀模型”，参阅587页的注释13）外还有：“卡鲁查——克莱因”理论、“超对称”（或“超引力”）以及还极其时髦的“弦”（或“超弦”）理论。依我之见，所有这些都毫无疑义地属于尝试类中

在有用和尝试类之间的重大差别是后者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实验支持[3]。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中不会有一个将戏剧性地升格为有用的甚至超等的范畴的理论。其中某些的确包含有许多相当有前途的、富有创见的思想，但是，可惜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而只停留在观念阶段。尝试类是一个非常宽广的范畴。它们其中有些牵涉到包括能导致新的实质性的理解上的进步的基因，同时我认为其他的一些肯定是误导的或做作的。（我曾经受不了诱惑，试图从可尊敬的尝试类中分出称作误导的第四类——但是后来我想还是不分的好，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一半朋友！）

在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提出优越得多的方案之前，古希腊人提出过一个十分精巧的行星运动的称作托勒密系统的理论。按照这一方案，行星的运行由圆周运动的复杂组合所制约。它能相当有效地做预言，但是在需要更高的精度时，变得越来越繁复。今天我们看来，托勒密系统的人为因素显得非常突出。这是一个有用理论（实际上大约用了2000年）后来整个退出物理理论的极好例子

化学元素的门捷列夫周期表是另一个例子。它们并没有提供具有“惊人”特征的预言方案，但是后来成为从它们成长出来的超等的理论的“正确”的推论（分别为牛顿动力学和量子理论）。

伽利略——牛顿动力学

伽利略相对论指出，不存在“静止状态”的绝对意义；所以，“在不同时间的空间的同一点”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某一时刻的物理经验的欧几里得三维空间的哪一点是我们的欧几里得三维空间另一时刻的“同一点”呢？没有办法找到。对应于每一时刻我们似乎必须有一个完全“新”的欧几里得空间！考虑具有物理实在性的四维空间——时间图就会使这一层意思明了（图5.5）。不同时刻的欧几里得三维空间的确被分开，但所有这些空间合并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四维的空间——时间图。在空间——时间中进行匀速直线运动的粒子的历史是一条直线（称为世界线）。

牛顿动力学的机械论世界

此处“决定论”的含义是：所有球（为了避免某些麻烦，假定为有限个）在将来（或过去）的物理行为数学地被某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所完全决定。这样看来，在这个台球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余地让“精神”用“自由意志”的行动去影响物体的行为。我们如果还信仰“自由意志”的话，就要被迫对实际世界的如此构成方式提出质疑。

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同时却是不可计算的。这样，未来也许以一种在原则上不能计算的方式被现在所决定。我将在第10章论证，我们具有意识的头脑的行为的确是非算法的（亦即不可计算的）。

可计算性不同于决定性——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所要强调的。

相空间

事实上，合适地选取H，哈密顿形式不仅仅是对于牛顿方程，而且对任何经典方程的系统仍然成立。对于我们很快就要讨论的麦克斯韦（—洛伦兹）理论，这一点尤其成立。哈密顿方程在狭义相对论中也成立。如果仔细一些，则广义相对论甚至也可并入到哈密顿框架中来。此外，我们将要看到在薛定谔方程（369页）中，哈密顿框架为量子力学提供了出发点。尽管1世纪以来发生的物理理论的所有革命性变化是如此地令人眼花缭乱，动力学方程结构的形式却是如此地统一，这真是令人惊叹！

如果我们从相空间中的一个可计算的点（亦即从一个其位置坐标和动量坐标都为可计算数的点，参阅第3章106页）出发，并且等待可计算的时间t，那么一定会终结于从t和初始数据计算得出的某一点吗？答案肯定是依赖于哈密顿函数H的选择，实际上，在H中会出现一些物理常量，诸如牛顿的引力常量或光速——这些量的准确值视单位的选定而被决定，但其他的量可以是纯粹数字——并且，如果人们希望得到肯定答案的话，则必须保证这些常量是可计算的数。

一个数的小数展开的有限段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个数整个展开的可计算性。但是，所有物理测量的精度都是有限的，只能给出有限位小数点的信息。在进行物理测量时，这是否使“可计算数”的整个概念化成泡影？

睡前读到一段精彩的推论。

一个看似美妙的定域性约束，反而却让我们的未来在哈密顿相空间中有了无穷的可能性。

人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定理，它要归功于杰出的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刘维尔（1809—1882）。该定理讲，相空间中的任何区域的体积在任何哈密顿演化下必须保持常数。（当然，由于我们的相空间是高维的，所以“体积”必须是在相应高维意义上来说的。）这样，每一个R t的体积必须和原先的R 0的体积一样。

该定理反而证明了发散的可能性是无穷的

麻烦在于保持体积并不意味就保持形状：小区域会被变形，这种变形在大距离下被放大。由于在高维时存在区域可以散开去的多得多的“方向”，所以这问题比在低维下严重得多。事实上，刘维尔定理远非“帮助”我们将区域R t控制住，而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若无刘维尔定理，我们可以摹想相空间中区域的毫无疑义的发散趋势可由整个空间的缩小而补偿。然而，这一个定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弥散所告诉我们的是，不管我们多么精确地（在某一合理的极限内）知道系统的初始态，其不确定性将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大，而我们原始的信息几乎会变得毫无用处。在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力学基本上是不可预言的。

相空间弥散效应还有一个惊人的含义。它告诉我们，经典力学不能真正地描述我们的世界！我说得有点过分了一些，但是并不太过分。经典力学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流体——特别是气体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适用于液体——此处人们只关心粒子系统的“平均”性质，但是在对固体作计算时就出了毛病，这里要求知道更细节的组织结构。

爱因斯坦和庞加莱狭义相对论

闵可夫斯基空间中的距离度量公式，你在任何方向上的移动都会导致时间被压缩。

$$s^2=t^2-(x/c{)}^2-(y/c{)}^2-(z/c{)}^2$$

他知道伽利略——牛顿物理对于所有的已知现象，只在速度和光速相比很微小的情况下被检验，这时不相容性并不显著。而人们早已知道，只有光本身的速度很大，才足以使这种偏离变得重要。所以，正是光的行为才能告诉我们究竟要采用何种相对性原理——而制约光的方程正是麦克斯韦方程。这样适合于麦克斯韦理论的相对性原理要保留；而相应地伽利略——牛顿定律要作修正！

质量、物质和实在

在处理粒子时存在一种互相冲突的情形。如果粒子的质量是如此微小，以至于其对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则可称作检验粒子——而它们对场的响应的运动是毫不含糊的。洛伦兹力定律描述检验粒子对电磁场的响应，而测地线定律描述它们对引力场的响应（如果两种场都存在时，是上述情形的适当的结合）。这些粒子在这里必须被认为是点粒子，也就是具有一维的世界线。然而，当粒子对场（并因而对其他粒子）的效应必须考虑时——亦即，这些粒子成为场的源时——那么该粒子必须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在空间中散开的对象。否则在每个粒子的紧邻处的场会变得无穷大。这些散开的源为麦克斯韦方程提供了所需要的电荷——电流分布（ρ，j），也为爱因斯坦方程提供了所需要张量能量

按照经典理论，且不必说我们即将探索的量子理论，物质实体比人们所设想的更模糊得多。它的测量——甚至它是否存在——很清楚地依赖于一些微妙的症结，并且不能仅仅定域地确证！如果这种非定域性都使人迷惑不解的话，我们还要准备迎接更大打击的来临。

哲学家需要量子理论吗

为了诸如我们这样的思维的知觉的生物可由世界物质构成，是否需要一个量子世界？

希尔伯特空间

射线之间的“正交性”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正交的射线是指相互独立的态。粒子所有可能不同的位置态都相互正交，所有可能不同的动量态也是如此。但是位置态并不和动量态垂直

光子自旋

黎曼球面和这些有何相干呢？为了得到偏振态的全部复数系列，我们必须考虑圆的和椭圆的偏振。图6.27画出了经典波动的情形。圆偏振时电场旋转，而不是振荡。磁场仍然和电场成直角并同步地旋转。椭圆偏振可看成旋转和振动的结合，而描写电场的矢量在空间划出一个椭圆。在量子描述中，每一单独光子允许这些不同极化的方式——光子自旋的态。

大自旋物体

人们发现（Majorana 1932，Penrose 1987a）对于的自旋每一个自旋态（准确到一个比例系数）可唯一地由黎曼球面上的（无序的）n点的集合，也就是从中心出发的n个（通常不同的）方向表征（图6.29）。这些方向由可能对此系统进行的测量所表征：如果我们在它们中的任一个方向测量自旋，则结果一定不会全在相反方向上，也就是给出值n, n-2，n-4，……，2-n，但不会有-n。

多粒子系统

我们可以把物体的自旋认为是由一大堆大小为一半的，方向由这些点决定的自旋所组成。这些结合态中只有很少情形，其大部分点集中在球面上的一个小区域中（亦即大部分半自旋近似地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些才对应于人们通常在譬如板球等经典物体处遇到的角动量的实际的态。

很不幸，多粒子状态的量子力学描述是相当复杂的。事实上，它们会变得极其复杂。人们必须按照所有粒子各自所有可能的不同位置的叠加来思考！这导致可能状态的极庞大的空间——比在经典理论中的一个场大得多了。

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佯谬”

假定由一个在某一中心点自旋为零的粒子衰变产生两个半自旋的粒子——我将其称为电子和正电子（也即反电子），它们沿着相反方向做直线运动（图6.30）。由于角动量守恒，电子和正电子加起来的总自旋必须为零，这是因为原先中心粒子的角动量为零。这个实验的含义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方向测量电子的自旋，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向，正电子都在相反的方向上自旋！这两个粒子可以相隔几英里甚至1光年那么远。然而对一个粒子的测量的选择似乎瞬息地固定了另一个粒子的自旋轴。

量子场论

所谓“量子场论”的学科是从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观念的结合而产生的。它和标准（亦即非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的差别在于，任何特殊种类的粒子的数目不必是常数。每一种粒子都有其反粒子（有时，诸如光子、反粒子和原先粒子是一样的）。一个有质量的粒子和它的反粒子可以湮没而形成能量，并且这样的对子可由能量产生出来。的确，甚至粒子数也不必是确定的；因为不同粒子数的态的线性叠加是允许的。最高级的量子场论是“量子电动力学”——基本上是电子和光子的理论。该理论的预言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确性（例如，上一章已提到的电子的磁矩的精确值，参阅199页）。然而，它是一个没有整理好的理论——不是一个完全协调的理论——因为它一开始给出了没有意义的“无限的”答案，必须用称为“重正化”的步骤才能把这些无限消除。并不是所有量子场论都可以用重正化来补救的，即使是可行的话，其计算也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定律在起作用

这一点在相空间中随着气体的演化而徘徊，这一精确的徘徊描述了气体中所有粒子的整个历史。这点从非常小的区域出发——该区域代表所有气体在盒子的一个特殊角落的所有初始态的集合。随着气体的扩散，我们运动的点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体积，这体积相应于气体以这种方式在盒子中稍微扩散开来。当气体向更远处扩散时，相空间的点继续进入越来越大的体积，新的体积以一个绝对巨大的因子使该点以前所在的体积完全相形见绌（图7.5）。在每一种情形下，一旦点进入更大的体积，（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在原先更小的体积中找到它的机会。最后它迷失在相空间中的最大的体积中——这相应于热平衡。这个体积实际上占领了整个相空间。人们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相空间的点在真正随机的徘徊中，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时刻都不可能处在更小的体积中。只要达到热平衡，无论怎么弄，这个态都好好地待在那儿。这样，我们看到了简单地表达为相空间中适当区域体积的对数测度，其系统的熵随着时间无情增加的趋势。

。我们现在似乎得到推论，若在某一时刻，气体停在盒子的一个角落里，那么最可能的方式是，它是从热平衡出发才到达那里的，然后开始把自己集中在盒子的一端，最终把自己集中在盒子的一个很小的特定角落

宇宙中低熵的起源

由于每一可见光子比每一红外光子具有更高的能量，为了使进入地球的和离开地球的能量相平衡，只能有比离开地球的红外光子的数目更少的可见光子到达地球。地球吐回到太空去的能量被分散到比从太阳接收到的能量的多得多的自由度去

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是，太阳为天空中的一个热点！天空处于温度不平衡的状态；它的一个小区域亦即太阳占据的地方，比其他地方的温度高得多。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强大的低熵源。地球从这一个热点得到低熵形式（少量光子）的能量，然后以高熵的形式（许多光子）重新辐射到冷的区域去。

继续前文描述过的哈密顿相空间，假设当前时空现实在相空间里自由弥散，那么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推论：热平衡所代表的极大熵必然会占据相空间的绝大部分空间，所以一个发源于低熵的状态通过随机游走必然会进入高熵区，这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我们的熵如此之低？

太初火球

从那个时刻也就是创生后的1/10000秒后，直到后来的3分钟，宇宙的行为已被非常仔细地算出（参阅Weinberg 1977）——而且奇异的是，我们从现在处于非常不同状态的宇宙的实验知识推导而来并很好建立的物理理论，对于这种计算是完全足够的[7]。

黑洞

每个红巨星内部都有一个白矮星，白矮星慢慢地蚕食着红巨星的物质，依靠泡利不相容定理抵抗着红巨星内部的巨大压力。

当红巨星的压力超过泡利不相容的极限时，就会压塌白矮星，形成超新星。这个阈值称为昌德拉塞卡极限，大约是 1.4 个太阳质量。

任何红巨星的核心都有一个白矮星，这个核心会继续从恒星的主体收集物质。红巨星最终被这个寄生的核完全消耗，而大约有地球那样尺度的实际的白矮星成为仅有的幸存者。

超过了昌德拉塞卡极限的白矮星会被压缩成中子星，此时其结构由泡利定理的中子简并压力支撑，该结构的极限称为蓝道-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约为 2.5 个太阳质量。

下一步就是黑洞了。

不是所有的恒星都具有太阳的命运。对于一些恒星，它们的结局会更为激烈。它们的命运为所谓的昌德拉塞卡极限所决定：这就是白矮星所能具有的最大的质量值。根据1929年萨拉玛尼安·昌德拉塞卡的计算，如果恒星的质量大于太阳质量的1.5倍的话，白矮星不能存在。（他是一位年轻的印度研究生候选人，在他从印度到英国的航船上作出这个计算的。）这个计算在1930年左右由苏联的列夫·朗道独立地重复过。现在改善了的昌德拉塞卡极限值大约为 $1.4M\odot$ ，这里M⊙代表太阳质量，亦即M⊙等于一个太阳质量。

根据已有的理论，这些恒星又会肿大变成红巨星，正和前面一样，它的白矮星核会慢慢地得到质量。然而，在某一临界阶段，核质量会达到昌德拉塞卡极限，而泡利不相容原理将不足以抵抗巨大引力所引起的压力[8]。在这一点前后，核心灾难式地向内坍缩并遭受到温度和压力的巨大增加。发生了激烈的核反应，从核中以中微子的形式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这些把恒星正在向内坍缩的外面区域加热上去，紧接着的是一巨大的爆炸。这个恒星就变成了超新星！

现在是中子简并压力——也即泡利原理应用于中子——支持着它。它的密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乒乓球大小的体积含有的中子星物质和赫米斯小游星（或者是火星的月亮狄莫斯）一样多。这是原子核中的密度（一个中子星像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半径大约为几十千米，然而以恒星的标准来看极其微小！）但是，现在有了新的极限（称为蓝道——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它和昌德拉塞卡极限很类似。其现代（修正）值非常粗略地为 $2.5M\odot$ ， 若质量超过这一数值，中子星就维持不住。

存在一个称作施瓦兹席尔德半径的临界距离，在这距离下光锥的极限在图中变成垂直的。在这距离下光（它必须沿着光锥）只能在坍缩物体上徘徊，光所具有的所有的向外的速度只刚好足以抵抗引力的巨大吸引。在施瓦兹席尔德半径处，这些徘徊的光（也即光线的整个历史）在空间——时间中的轨迹构成的三维面称为黑洞的（绝对）事件视界。任何在视界之内的东西都不能逃离或者甚至都不能和外面的世界通信。

空间——时间奇点的结构

这些论证的结果被称作奇点定理（参阅Penrose 1965，Hawking and Penrose 1970）。这些定理断言，在具有合理物质源的广义相对论的经典理论中，引力坍缩情形中的空间——时间奇性是不可避免的。

利用时间方向的反演，我们又类似地发现相应的初始的空间——时间奇性的不可避免性。奇点在任何（适当的）膨胀宇宙中代表大爆炸。此处奇点不代表所有物质和空间——时间最终的毁灭，它代表空间——时间以及物质的创生。在这两种奇点之间也许存在一个准确的时间对称：初始奇点，空间——时间以及物质在该处创生；终极奇点，空间——时间以及物质在该处消灭。在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相似

大爆炸是何等特殊

我们可以考虑原先以为对宇宙熵有最大贡献的2.7开的黑体背景辐射。这种辐射所包含的巨大数量的熵慑服了天体物理学家，它远远超过人们在任何其他过程（例如在太阳中）所遭遇到的通常的熵值。背景的熵大约是每一个重子108（此处我选用“自然单位”，这样玻耳兹曼常数为1），（实际上，这表明每个重子在背景辐射中对应于 ${10}^8$ 个光子。）所以，如果共有1080个重子，则我们宇宙中的背景辐射应有总熵：${10}^{88}$ .

另一方面，按照黑洞的标准背景辐射的熵是微不足道的。柏肯斯坦——霍金公式告知我们，在太阳质量的黑洞中每一重子的熵大约在 ${10}^{20}$ 自然单位左右。这样，要是宇宙全部由太阳质量黑洞所构成，则总数值会比上面给出的大许多，也就是：${10}^{100}$.

可以合理地利用柏肯斯坦——霍金公式估计最终大挤压的熵。这就给出了每一重子 ${10}^{43}$ 的熵，而整个大挤压的无与伦比巨大的总熵为：${10}^{123}$.

这一个数值给出了造物主所能得到的相空间总体积的估计。熵应该表达成最大区域体积的对数。由于 ${10}^{123}$ 是该体积的对数，所以其体积按自然单位应为 ${10}^{123}$ 的指数，也就是：

为什么需要量子引力

传统的物理学家总是非常不情愿去相信，量子力学的标准结构应在任何方面被擅改。虽然把量子理论的规则直接应用于爱因斯坦理论的确遭遇到了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该领域工作者的反应是企图用它作为修正爱因斯坦理论的理由，而不是修正量子理论[1]。我本人的观点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我相信量子理论自身的问题具有基本的特征。

外尔曲率假设的背后是什么

理论家们似乎还没有充分地接受如下惊人的事实，即量子引力的标志公然是时间不对称！在大爆炸——也即过去的奇点处——量子引力应该告诉我们，一个像 $外尔=0$ 的条件必须在按照经典的空间——时间几何概念来描述成为有意义的时刻成立。另一方面，在黑洞内部的奇点以及在（可能的）大挤压——未来的奇点——处却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预料，当靠近这种奇点时外尔张量变成无穷大：$外尔\to inf$。

依我看来，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寻求的实际的理论应该是时间不对称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加在“造物主针尖”的限制条件，其非凡与精确绝不亚于我们现在了解的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薛定谔、狄拉克及其他精密而优雅的动力学方程。虽然热力学第二定律似乎具有模糊和统计的特征，但是它是由具有无与伦比的精密的几何限制所产生的。

霍金盒子：和外尔曲率假设的一个关联

在自然中由热粒子的引力坍缩形成黑洞，和由霍金辐射来排除黑洞，哪种过程更“容易”些？或者是同等“困难”？严格地讲，我们并非关心箭头的“多寡”，而是相空间体积的流率。把相空间想象成充满了某种（高维的！）不可压缩的流体。箭头代表流体的流动。回忆在第5章描述过的刘维尔定理。刘维尔定理断言，相空间体积被流线维持着，也就是说，相空间流体的确是不可压缩的！刘维尔定理似乎告诉我们，从A到B和从B到A的流量必须相等。因为相空间“流体”是不可压缩的，不能在任何一边累积起来。这样看来，从热辐射产生黑洞正如消灭它一样地“困难”！

霍金的思想是，在一定程度上量子力学的霍金辐射可被看作经典的物质被黑洞“吞没”的时间反演。虽然他的建议极为天才，但遇到了严重的理论困难，我不相信这能行得通。

这一建议和我这里提出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相协调，我论证过，由于外尔曲率假设，黑洞必须存在而白洞是被禁止的！WCH把时间不对称引进讨论，而霍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流体”在区域中连续被消灭，那么从A到B的流线就会比从B到A的更多——这样产生黑洞比消灭黑洞更为“容易”！现在若不是“流体”从区域A流出比流入的更多，则这的确是有意义的。区域A没有黑洞，白洞可能性已被WCH排除掉——所以刘维尔定理在区域A应该能完美成立！然而，现在我们似乎需要某种在区域A“产生流体”的手段以补充在区域B的损失。哪些机制可以增加流线的数量呢？我们所需要的是同一个态有时能多于一个结果（亦即流线的分叉）。在将来物理系统的演化上，这类不确定性具有量子理论的“味道”——R部分。R在某一意义上能否是WCH的“硬币的另一面”呢？WCH引起了流线在B内的合并，量子力学步骤R使流线分叉。我要宣称，正是量子力学客观的态减缩（R）引起流线分叉，并由此准确地补偿了因WCH引起的流线合并（图8.6）！

相空间的量子版本为希尔伯特空间，所以在整个讨论中我们应当使用希尔伯特空间，而不是相空间。在希尔伯特空间中也存在类似的刘维尔定理。这是由时间演化U的“幺正”性质引起的。我的整个论证也许能按照希尔伯特空间，而不是经典相空间来表述，但是很难了解，如何用这种方法来讨论牵涉到黑洞时空间——时间几何的经典现象。我自己的观点是，既非希尔伯特空间也非经典相空间适用于正确的理论。人们必须利用某种迄今尚未发现的处于两者之间的数学空间。根据此观点，我的论证只能认为是处于启发性的水平上，它仅仅是建议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态矢量何时减缩

作者的这个脑洞太赞了！

假设一个独立的哈密顿相空间，刘维尔定律决定其中的相变化流线是不可压缩的。那么我们将其分为没有黑洞的A区和有黑洞的B区。但是按照目前的理解，A流向B的流量更大，因为黑洞很容易生成却几乎永远不会完全蒸发。那么是什么来弥补A空间的相呢？

量子尺度的不确定性！

简而言之，黑洞是一种消灭相的机制，它将各种形态的物质压缩为一种统一的相。

而量子尺度的不确定性则是一种创造相的机制，它让单一粒子可以凭空产生越来越多的相。

这两种机制，维护了整个宇宙尺度的相空间的流量平衡。

不过作者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脑洞，因为我们还未发现宇宙究竟处于何种相空间

根据量子理论，一个引力子应是被允许的最小曲率的单位。其想法是，只要到达这个水平，依据U过程的线性叠加的通常规则在应用到引力子时就被修正，而某种时间不对称的“非线性不稳定性”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其中一种选择就脱颖而出，该系统就“跌跌撞撞”地落到这种选择之上，而不再以复数线性叠加不同选择的形式永远存在下去。也许选择的结果是由机遇造成，也许在这后面还有更深刻的东西。但是现在，现实已成为这种或那种选择。R步骤就这么得以完成。

请注意，根据这个思想，步骤R以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自动发生，和任何人为的干涉无关。

头脑分裂实验

在人的情况下[2]，切除胼胝体是作为治疗手术来进行的，人们发现这是对受癫痫症之苦特别严重的病人有效的处方。罗杰·斯帕雷和他的助手在对这些病人动手术后进行了许多心理学试验。他们是这样进行的，左边和右边的视界受到完全分开的刺激，这样左半球只接受放在右边的视觉信息，而右半球只接受到左边的。如果用铅笔的画片在右边闪动，同时用杯子的画片在左边闪动，则病人会说“那是一枝铅笔”，因为只有铅笔而不是杯子被显然有语言能力的那一半头脑所感知。然而，左手会选一只盘子，而不是一张纸，去和杯子作适当的相配

人们忍不住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同一身体里是否居住有两个分别意识的个体呢？这个问题曾是许多争议的主题。有人会坚持说肯定“是”的，而其他人宣称两边都不能成为单独存在的。有人会争论道，对于两边能够有共同的情绪这个事实，可证明只含有一个单体。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左边半球代表了有意识的个体，而右边为一台自动机。认为语言是意识主要部分的人相信这一点。确实，只有左半球能令人信服地对口头问话“你有意识吗？”答复“是的！”

道纳尔德·威尔逊和他的合作者（Wilson et al.1977；Gazzaniga, LeDoux and Wilson 1977）在一个更新近而引人注意的实验中考察一位代号“P.S.”的病人。在分裂手术后，只有左半球能讲话，但是两个半球都能理解语言；右半球后来也学会讲话；两个半球很明显地都是有意识的。而且，由于它们有不同的爱好和需求，所以显得有各自的意识。例如，左半球描述说它希望成为制图员，而右半球希望成为赛车手！

我本人根本不相信普遍的断言，认为平常人类语言于思维和意识是必需的。（我将在下一章指出我的一些理由。）所以，我和那些大致相信头脑分裂病人的两半各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立场相同。P.S.的例子强烈地暗示，至少在这一种特殊情形下，两半的确都是有意识的。依我的意见，在这一方面P.S.和其他人的真正差别是他的右边意识能实际使其他人相信它的存在！

盲视

改用一种比实际切除神经纤维更温和的办法。也许这些纤维可被暂时冷冻，或用某种药麻痹。我不知道这类实验是否做过，但是我认为在不太久的将来会变成可行的。可以设想，在胼胝体重新激发后，结果只会有一个意识。想象这一个意识就是你本人！对于你在过去某一时刻曾经有过两个显著不同的各自的“自我”将作何感想呢？

量子力学在头脑活动中有作用吗

事实上，至少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单量子水平的作用对于神经活动很重要，这就是视网膜。（我们记得视网膜事实上是头脑的一部分！）以蟾蜍做的实验显示，在适当条件下，一颗单独光子打到已适应黑暗的视网膜上就足以触发一个宏观的神经信号（Baylor, Lamb, and Yau 1979）。这也适用于人眼（Hecht, Shlaer, and Pirenne 1941），但是在此情况下还存在额外的压抑这种弱信号的机制，使得它们不会由于太多的视觉“噪声”而混淆了感觉到的视像。为了能使已适应黑暗的人实际上得知光子的来临，大约需要7颗光子的组合的信号。尽管如此，对单光子敏感的细胞的确存在于人类的视网膜中。

精神是做什么的

因为对动物王国中何者有意识完全缺乏共识，所以我的信念几乎得不到任何赞同。有些人根本不允许非人类动物拥有意识（还有人甚至不允许早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类拥有意识，参阅Jaynes 1980），而另外的人则赋予昆虫、蛆虫甚至砖头意识！至于我自己则怀疑蛆虫或昆虫会有，而岩石肯定不会具备这种品质。

若没有相关活动的对象，很难看出何以直接确定知觉的存在。这是从以下悲惨的事实中得知的。在20世纪40年代，对年幼孩子动手术时用箭毒来进行“麻醉”，而箭毒的实际效用是麻痹肌肉上的运动神经，所以这些不幸的孩子实际经历了在当时外科医生不可能知道的灾难（参阅Dennett 1978，P209）。

意识究竟是做什么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和我经常听到的其他观点几乎刚好相反。人们经常说，有意识的头脑以一种“理性的”，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行为，而无意识是神秘的。从事人工智能的人们经常宣称，只要能理解意识思维的某些方法，人们就能知道如何让电脑照做，而人们对神秘的无意识过程尚没有解决之道。按照我自己的推理，无意识过程很可能是算法的，但是该算法是极其复杂的，要仔细解开它极为困难。完全有意识的可以合理解释为完全合逻辑的思维，也可以（经常）用算法来表达，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

数学洞察的非算法性质

令人相信意识能够非算法地影响真理判断的大半原因是通过考察哥德尔定理而来的

思维的非言语性

还有一个相关的观察是，我曾注意到，如在我潜心于数学时，有人忽然要和我交谈，我在几秒钟内几乎不能说话。

动物意识

一旦接受大多有意识思维确实具有非言语的特征——依我看来，基于前面一些理由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也许读者不难相信意识思维也具有非算法的成分！

非人类动物能否有意识。我觉得人们有时依据动物不能言语来推断它们不具备任何可觉察的意识，而且隐含着反对它们具有任何“权利”

与柏拉图世界的接触

为什么越是像数学这样接近客观真实的学科，越可以使用模糊的语言进行高效沟通。

作者认为这正说明了存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真理空间，我们通过言语进行定位，我们的意识通过与柏拉图空间的接触来获取知识。

当一位同事想对我解释一段数学时，通常我的经验是，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听，但是对一组词和另一组词之间的逻辑关联几乎完全不能理解。然而，在我脑中会形成一种猜测图像代表他所要传达的思想。这个图像完全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形成，而且和我同事所理解的脑中图像关系不大。经过这过程之后，我才能回答。令我相当吃惊的是，我的评语通常被接受，而交谈就以这种方式来回进行下去。在交谈结束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确实进行了一种真正而正面的交流。然而我们各自呢喃的实际句子似乎只有少数时候能被真正理解！在我成为专业数学家（或数学物理学家）之后这些年，我觉得这种现象比我当大学生时更为显著。也许随着我的数学经验增加，使我更容易猜测他人的解释想表明的意义，也可能使我自己解释事物时更能容忍其他的思考模式。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自己经常感到困惑，按照这种奇怪的步骤如何能沟通

由于数学是精确度最高的学科，这里似乎存在一个佯谬。的确，在书面上为了保证各种陈述既精密又完整，人们必须十分费心。然而，为了传达数学思想（通常利用言语描述），这种精确性有时会先产生抑制作用，而可能需要更模糊的叙述性传递形式。在掌握了观念的实质后再考虑细节。

数学观念如何能用这种方式传递呢？我想只要头脑在感知一个数学观念，它就是和数学观念的柏拉图世界接触。

物理实在的一个观点

对独立于任何特殊的物理体现而“存在”的一个算法，柏拉图的数学观点似乎是必要的。一位强人工智能支持者很难采取不同观点，如“数学观念只存在于精神中”。因为这会导致逻辑循环，为了算法的存在，预先需要精神的存在，而为了精神存在，则预先需要存在的算法！他们也许企图采取这样的论证，即算法可作为一张纸上的痕迹、一块铁上的磁化方向或一台电脑存储器上的电荷位移而存在。但是，这种物质形态自身实际上不具有算法。为了得到算法，它们需要一个解释，也就是必须能对这些形态解码；这就要依赖写这算法的“语言”。为了理解这语言，预先存在的头脑似乎又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出发之处

宿命论和强宿命论

数学世界中有许多部分，而且有些是最深奥最有趣的部分，有非算法的特性。所以，在我试图详细解释的观点基础上，非算法行为很可能在物理世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设想，这种作用和“精神”的概念本身密不可分。

与头脑可塑性可能的关联

任何原子排列最终化解（或“缩减”）成准晶体的实在性都涉及能量最小化问题的解答。所以我以类似的方式猜测，在头脑中浮现的实在思维又是某问题的解答，但是现在这问题不只是能量最小化而已。它会涉及性质更复杂得多的目标，即有关头脑的计算方面和能力的需求和意图。我猜想，从原本是线性叠加的不同选择中寻找解答和意识思维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这所有都与制约在U和R界限之间的未知物理有关。我现在宣称，这些未知物理的答案有赖于还未发现的量子引力理论—CQG！

时间在意识知觉中的奇怪作用

以前隐隐约约产生过这样的脑洞，但是从未走出如此之远。

我们的意识起源于某种深植于量子引力的未知物理现象，意识本身和物理实在一样是不具备时间方向性的，它通过和“柏拉图空间”的接触来获取知识（就像某种量子算法），时间的感官来源于意识对世界物理现象的某种形式的模拟。

意识毕竟是一种我们知道的现象，根据这种现象时间必须“流逝”！现代物理学处理时间的方式和处理空间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物理描述的“时间”根本没有真正“流动”；我们只有一个显得静止的固定的“空间——时间”，在空间——时间的框架里展开我们宇宙中的事件！然而，根据我们的知觉，时间的确在流动（见第7章）。我的猜想是，这里也有些幻觉，我们知觉的时间不是“真的”完全像我们感觉到的以线性流动方式向前流动（不管这个含义是什么！）。我宣称，我们“表面”感觉到的时序是我们强加在感觉上的，以便理解我们的感觉和外在物理实在的均匀前进的时间之间相关联。

回顾一下我的设想，在本质上意识“看见”了某些必要的真理；而且它可以代表和柏拉图理想数学观念世界的某种接触。我们记得，柏拉图世界本身是没有时间的。知觉到柏拉图真理不携带有真正的信息，“信息”的技术意义是指信号的传递。因此，即使意识知觉在反时间方向传递也不存在实际冲突！

但是，即使我们接受意识本身和时间这种奇怪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外在物理世界和没有时间性世界之间的接触

结论：孩子的观点

我在本书中提供了许多议论，试图显示以下观点不能成立：我们的思维基本上和一台非常复杂的电脑的行为一样。这种观点在现代哲学探究中甚有影响。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想要反对“意识只是某种机械算法达到一定复杂度后自然涌现的现象”这一说法。

不过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真诚的劝服，作者认为我们的意识起源于某种更深层的量子现象，我们的理性思维是世界客观真实的某种现实响应，这不是某种复杂的机械运算，而是世界赖以构成的最底层物理机制

对我来说，意识是如此重要的现象，我简直不能相信它只不过是从复杂的计算“意外”得来的。宇宙的存在正是由于意识现象才被得知。人们可以争论道，若宇宙被不允许意识存在的定律所制约，就根本不是宇宙。我甚至愿意说，迄今为止所有人们提出的宇宙数学描述都不能达到允许意识存在的要求。只有意识现象才能把一个想象的“理论”宇宙变成真正的存在！

对癌细胞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其实很多人身上都携带者癌细胞，不过在免疫系统的调解下，会无害的潜伏数十年。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许并不用处心积虑的杀光癌细胞，而是应该考虑如何与其和平共处。

众所周知，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一大癌症，美国约14％的男性一生中会被诊断为这种疾病。但对意外死亡男性的解剖发现，在30～39岁的男性中，约30％的人其前列腺已经存在癌变细胞，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这个比例更高达70％。

对比这几个数据，就能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前列腺癌细胞会在体内潜伏几十年，永远不爆发！

这绝不只限于前列腺癌。其实多数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某些癌细胞和谐共存了一辈子。

大家为什么会被“大师”忽悠？

人们对安慰剂效应的分子机制还不完全清楚，但普遍认为它的原理和正常药物的作用原理非常类似，只是一个由我们大脑自动激发的，另一个由药物激发的。

比如，吗啡是一种常用的镇痛药物，因为吗啡分子和大脑内的受体结合后，能产生愉悦感，从而抑制疼痛；而安慰剂效应能刺激神经产生一种天然吗啡类化合物——内啡肽，这是人体内天生存在的愉悦剂和镇痛剂，因此会产生和吗啡一样的效果。

安慰剂效应已经被做成了巨大的“神功”市场。

要解决“神功大师”们，最好的办法不是严打，而是给他们评职称…

有些气功大师很高端，忽悠了无数娱乐圈和商界名人，好多人不理解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上当，我只能笑笑说：“只因为名人不懂安慰剂效应。”

人如果钱多又有闲，难免容易瞎想，因此不少名人的疾病都是精神层面的，这些病正是安慰剂效果最好的类型。只要真心相信“大师”，他发一下功，疼痛、紧张、失眠以及全身各处的不舒服还真可能缓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神医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神。因为信任度越来越高，安慰剂效应越来越强。

如果“大师”和医生一样，只收10块钱一次挂号费，我绝对支持他们，就凭安慰剂效应我就觉得值这个价格。

如果让“大师”组团到三甲医院巡回讲座，讲授和患者沟通技巧，中国医疗质量的飞跃指日可待。

从根本上消灭“大师”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不是严打，而是把“大师”分为主治“大师”、副主任“大师”和主任“大师”，必须发论文才能晋升。那年轻“大师”们一定天天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和老婆都说不上几句话，还谈什么和患者深入交流？靠安慰剂效应吃饭？想都别想。

抗癌新药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经济毒性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

以往说毒副作用，大家只关注对患者身体的影响，但事实上，毒副作用应该包含所有对身体和生活的不良影响，包括财务和心理。

最近权威期刊《柳叶刀》发表论文，通过对中国1.4万名癌症患者调查，发现患者家庭年平均收入为8607美元，但平均支出是9739美元。一位患者治疗费用就超过一家人的全部收入！

我认为真实情况比这个统计更加严峻，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年收入并不等于可支配收入。8607美元不可能100％用来治病，那样连白饭都没得吃了。事实上，中国201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1966元人民币，大概3000美元，双职工之家也就6000美元。

第二，统计的时候，中国患者绝大多数还没有机会使用昂贵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药物。随着新药越来越多进入中国市场，费用也会持续攀升。

抗癌新药几乎都来自欧美，价格不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谈判，压低进口药物价格，另一方面鼓励国内公司在合法（不侵犯专利）前提下生产替代药物。

大家熟悉的国产肺癌靶向药物——凯美纳，就是个好例子。

很多科学家不喜欢凯美纳，因为纯从制药来讲，它并非全新，而是通过改造易瑞沙和特罗凯得来的。另外，它有些小问题，比如易瑞沙每天只需吃1次，而凯美纳需要吃3次，这可能导致一些患者忘记服药，影响效果。

这些都是事实，但我认为凯美纳对中国社会的价值不容置疑。

首先，它确实有效而且更便宜，给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西达本胺。

这是个主要治疗淋巴瘤的国产原创药物。它每个月价格是2.5万元人民币，依然不便宜，但它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患者买3个月，送3个月，如果有效，再买3个月后，就会终身免费赠药。因此，药物支出被控制在（3+3）×2.5万元=15万元以内。

15万元当然不是小数目，但至少不再是无底洞。类似这种模式，有利于解决经济毒性，对政府和患者都是好消息，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美国最新癌症报告带来什么启示？

著名老骗子：端宏斌

比较1970年和2010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生存率从41％提高到71％，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生存率从22％提高到66％，很多人能被治愈。适合使用靶向药物格列卫的患者，平均寿命更是已经和正常人无异。

多数人不知道这些数据，被网上妖魔化西医的文章欺骗，放弃治疗，令人痛心。

比如，最近看到网上某财经作家面对丝毫不懂的领域，语不惊人死不休：“得了白血病，基本上就是个死。医生就是想骗钱。”

这样明显的谎话，居然也颇有市场，轻松阅读人数10万+，而且打赏的人无数。

我真羡慕这些可以昧着良心收智商税的人。

爽身粉致癌吗？

退回50年以前，滑石粉很可能致癌，因为滑石粉加工自天然矿物，容易受到另一种矿物“石棉”污染，而石棉和香烟一样，是一级致癌物。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早在1992年就彻底禁止生产和使用石棉。强生不是三鹿，质量监控很严，而去除石棉是滑石粉加工中最重要指标之一，它家爽身粉中含石棉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太天真了吧

刚才已经说了，“1”在科学上还没有被证实，“2”简直无法证实，即使吸烟的人得了肺癌，都很难证明100％是香烟导致的。“3”我觉得不可能，跨国企业最怕被抓住把柄，如果真知道一个东西有害，肯定会调整。“4”也是极难证明。

日常为国洗地，三鹿问题和监管几乎毫无关系，而是…呃…体制问题…

再说三聚氰胺事件其实也不仅仅是“三鹿”，三鹿只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背锅侠。

所有企业应该被严格监督，尤其是药厂，食品、营养品、消费品企业。消费者健康应该是所有公司的根本出发点，出了错，媒体就应该狠狠曝光，狠狠罚，中国之所以出现三鹿，就是因为以往更小的事故没有被曝光，没有被严厉惩罚。

得了白血病横竖就是个死？

新京报记者张田勘发表的《罗一笑走了，中国白血病存活率还相当于50年前的美国》，通篇就没几个数字是真的，可谓造谣传谣之典范。

不过作者一边批记者信口开河，一边“几乎清一色”这样的文字张口就来，不知道十万条的评论里读完了几万条啊？

罗一笑走了，中国白血病存活率还相当于50年前的美国

为什么要信口开河？

很简单，抓热点。

这篇文章从传播角度来说非常成功，在网易新闻上评论已经超过了10万条！几乎清一色抱怨中国医疗、中国医生，感叹自己为啥没有投胎在美国。

从煽动民愤来说，恭喜《XX报》，恭喜作者。

化疗到底有效吗？

有个著名的药物叫Thalidimide（沙利度胺），它出名不是因为疗效，而是毒性。它曾经有个艺名叫“反应停”，在欧洲和日本上市，被用于治疗孕妇的妊娠反应。但意外发生了，由于谁也不知道它对胚胎毒性巨大，导致上万名畸形儿童出生。他们几乎没有四肢，俗称“海豚宝宝”，多数活不过3岁。当这个毒性被发现后，这个药迅速被撤市。

故事并没有结束，当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它为什么有副作用的时候，有人意外发现沙利度胺能有效治疗一种罕见癌症：多发性骨髓瘤。经过多年严格临床试验，2006年，这个一度被打入冷宫的药物，被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在新的领域发光发热。

一、二、三代靶向药是什么意思？

靶向药物指的就是针对癌症细胞的某种生长机制进行定向破坏。优点是反应迅速副作用可控，缺点是几乎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后产生耐药性。为了解决耐药性，不断有新的新药被开发出来，在用药顺序上也就区分出了一代、二代、三代。

ALK药物使用顺序是一线用一代，耐药后用二代或者化疗。如果二代有效，但再次耐药，则推荐做基因检测找原因。如果是由于ALK新突变，而且三代药物能针对，则可以考虑三代药物（假设能买到或参与临床试验用上），否则选择其他治疗方法。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靶向药物会消灭某种类型的癌细胞，在短期缓解病情后，具有耐药突变的癌细胞会重新崛起。

那么是否可以控制靶向药物的用量，不要对不耐药的癌细胞赶尽杀绝，在保持其优势地位的前提下控制其长势，是不是就可以延长靶向药物的有效时间了？

TIL免疫细胞疗法，和魏则西用的有何不同？

一般将癌症治疗的方法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分为：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指的是激活人类自己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能够识别并杀灭癌细胞。该方法的持久性最好，效果最彻底。目前正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有大量新的免疫疗法正在被试验。

TIL疗法的原理。

这种疗法简单来说基本就三步：

第一步：取出患者的肿瘤组织，从中提取免疫细胞，主要是T细胞。

第二步：在体外筛选能识别癌细胞的T细胞，并且大量扩增到几百甚至上千亿个细胞。比如梅林达第一次420亿，第二次1200亿。

第三步：把扩增好的细胞输回患者体内，让它们去和癌细胞较量。

据估计，肿瘤里分离出的免疫细胞，有60％以上能识别肿瘤，而血液里面分离的免疫细胞，这个比例不到0.5％。不能识别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对患者来说没用。

IL2免疫疗法，效果这么好为什么没人用？

之所以要冒险用高剂量IL2，就是因为低剂量IL2效果和高剂量IL2完全相反！抗癌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促进癌细胞生长。

这是为啥？

原因是IL2的生物学特性很奇葩：高剂量IL2可以激活免疫系统，而低剂量IL2主要是抑制免疫系统的！

有些免疫疗法的尴尬在于，如果过度激活免疫系统，反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免疫失调疾病。

如果能控制药物起效的范围就好了，这就是亟待生物工程学解决的问题。

由于很多黑色素瘤在表皮，很容易观察到，所以医生可以把高浓度IL2直接注射到肿瘤里面，这就避免了IL2跑到其他地方。小规模临床试验数据发现，如果连续多次注射，有效率几乎是100％，而且副作用很小。

这很激动人心，说明“定向给药”这个逻辑是对的。

放疗也是免疫疗法？

放疗远端效应：对身上某个部位的肿瘤进行放疗，却导致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也缩小。

这是因为放疗杀灭了癌细胞，使得免疫细胞得以识别其特征，并最终在全身范围内攻击具有类似特征的癌细胞，换言之，放疗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免疫疗法。经测试，立体定向放疗的效果最佳。

医生最后决定用立体定向放疗来攻击肾上面那个巨大肿瘤，只希望能提高生活质量。除此之外，患者没有接受任何其他治疗。

结果出现了奇怪现象。

放疗完两年以后，老妇人还活着，肾上面肿瘤没有进展，还是6厘米左右，但惊人的是，肺部密密麻麻的转移肿瘤都消失了！

消！失！了！

明明只放疗了肾上面的肿瘤，为啥肺部肿瘤会自己消失了？

这种神奇现象有个学术名词叫“放疗远端效应（abscopal effect）”：对转移的肿瘤，照射一个病灶，发现没有照射的肿瘤也缩小了。

有个经典试验，两组一模一样的老鼠，一组什么都不干，另一组被注射一些被放疗杀死的癌细胞碎片。这时看不出任何区别。但神奇的是，在此之后，给两组老鼠都注射活的癌细胞，对照组会长出肿瘤，而接种过化疗后癌细胞碎片的老鼠则没有肿瘤，开心快乐！我自己都做过这个试验，即使反复多次注射活的癌细胞，也都长不起来。这些老鼠被永久免疫保护了！

立体定向放疗最初的优势是能降低对正常组织的副作用，但最近研究发现这种“大火爆炒”在激活免疫系统的能力上似乎也更强。

这些让人欣喜的“意外”给医生带来了新的灵感，短短几年，针对肺癌、黑色素瘤、前列腺癌等的多项“立体定向放疗+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已经在美国启动。

化疗也是免疫疗法？

除了放疗外，化疗也有可能激活免疫系统，这被称为：化疗的启动效应。

两组一模一样的老鼠，对照组什么都不干，试验组注射被化疗杀死的癌细胞。因为是死细胞，这时没有任何反应。但如果过一段时间再给两组老鼠都注射活的同样的癌细胞，那对照组会长出肿瘤，而接种过化疗后癌细胞碎片的老鼠，则没有肿瘤，老鼠被免疫保护了！

动物实验和一些临床数据都表明，先化疗，再用免疫疗法（比如PD-1抑制剂），效果看来比直接用免疫疗法更好。其原因可能是化疗能一定程度上激活免疫系统，在这个基础上，再使用免疫疗法，则能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力量。

我们称这个现象为化疗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

这是刚刚才开始研究的领域，它无论对基础免疫学，还是临床转化医学，都有很大的价值。目前不少临床试验就是在比较下面几种情况的疗效：

• 先化疗，再免疫疗法
• 先免疫疗法，再化疗
• 化疗和免疫疗法交错使用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顺序，结果可能非常不同。

临床试验，风险很大吗？

很多人怕被分到对照组，觉得那样彻底失去了使用新药的机会。

事实上并非如此。

不少抗癌药物临床试验中有一个设计叫“交叉（crossover）”。

它大概的意思是，当对照组患者使用标准疗法，确定无效，同时试验组新药展现疗效的时候，患者可以选择“跨组”，使用新药进行治疗。

这样，尽最大可能保护参与试验的患者利益。

精准篇

永远要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

——玛格丽特·米德

从1.0到4.0，癌症的分类进化史

这种按照“部位”的分类，是“癌症分类1.0版”。这虽然简单，却也是一次革命，因为这样分类不仅让互相的交流变得容易，而且有临床价值

癌症分类2.0版：“部位+临床病理”。病理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2.0版的标准，来对患者进行分类。

但是大家慢慢发现2.0版有问题。

第一，这种分类主要靠病理科医生经验和主观判断，水平不高的话很容易出现误判。

第二，即使分为同一种亚型的患者，比如“晚期非小细胞腺癌”，对药物的响应非常不同，医生仍然无法准确预测患者对药物的响应。

随着癌症中的基因突变被逐渐发现并理解，我们进入了癌症分类3.0版时代：“部位+病理+基因突变”。

癌症的分类法：一代：患病部位二代：细胞形态病理特征三代：基因突变类型四代：免疫特性

随着分类方式的进步，大家和医生的对话也变了：

• 1.0时代：“我爸爸的肺癌应该怎么治？”
• 2.0时代：“我爸爸的3期非小细胞肺腺癌应该怎么治？”
• 3.0时代：“我爸爸的EGFR基因19号外显子突变，3期非小细胞肺腺癌应该怎么治？”
• 癌症分类4.0版：“位置+病理+基因突变+免疫特性”，是目前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或许再过几年，我们就得这样问医生了：“我爸爸的PD-L1阳性1+，CD8细胞阳性1+，新抗原指数2+，EGFR基因19号外显子突变，3期非小细胞肺腺癌应该怎么治？”

癌症是什么

癌症和肿瘤的区别。

癌症和肿瘤这两个词经常通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没太大问题。一定要纠结的话，这两个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肿瘤的属性是“固体”，而癌症的属性是“恶性”，所以恶性固体肿瘤就是癌症，血液癌症不是肿瘤，良性肿瘤不是癌症，被绕晕了吗？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更简单直观：

癌症=恶性肿瘤+血癌

肿瘤=良性肿瘤+恶性肿瘤

良性癌症=不存在

这俩在英文中也是有区别的，肿瘤的英文是tumor或者tumour，而癌症的英文是cancer。

癌症和巨蟹座

癌症和巨蟹座居然使用同一个名字？关键是这俩名字有联系吗？还真是有的。

cancer作为癌症名字来源于公元前400多年的希腊传奇医生，号称西医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言归正传，某天希波克拉底在观察一例恶性肿瘤的时候发现肿瘤中伸出了很多条大血管，看着就像螃蟹的腿一样，于是他就用希腊词里的螃蟹“caricinos”来称呼这种疾病，到英文里面就是cancer。

儿童癌症，为了中国的未来

这种从科学到感情的360˚立体式宣传，让新鲜出炉的父母难以拒绝。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现在是生育主力，家里三代人，6大1小是标准配置，谁的孩子都是宝中之宝。在环境污染严重、白血病越来越多的今天，一两万块钱就能给宝宝买个“白血病保险”，即使孩子父母不愿意花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肯定会果断赞助的。何况现在几万块不也就只能在大城市买个勉强能放下马桶的地儿吗！你是要孩子一生的健康还是要大一点的厕所？

私人脐带血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甚至可称其为空手套白狼。从理性上讲企业根本没有为你妥善保存脐带血的价值。更何况，实际治疗中使用他人的脐带血是优于使用自己的。所以请尽可能地选择公共脐带血库。

假设我开个“菠萝留美博士靠谱脐带血保存公司”，每份私人脐带血保存费收取1万元人民币，建立一个10万人的脐带血库就有10亿收入。其实呢，我没条件，也没兴趣保留这些血，于是我直接把所有拿到的脐带血都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由于自体脐带血使用概率不到万分之一，那么这个10万人的“私人脐带血库”估计一辈子会有不到10个人需要脐带血，这时候拿不出来咋办？赔钱呗！我找家属谈判：“这件事情走法律程序肯定很慢，你们有患者，等不起吧？！这样，我认错，赔你们1千万，庭外和解，私了！你们拿钱去找真正的治疗办法吧。”家属一般耗不起，也确实会缺钱，到了这份上也没什么别的选择，肯定多半会同意。10个人，每人1千万，就是赔1亿。

我啥都没保存，收了10亿，赔了1亿，净赚9亿！因为私了，没人会知道这个消息。我仍然是个有信用的、带给所有家庭希望的靠谱脐带血保存公司。

即便脐带血完全健康，治疗白血病的最优供体也并非自身脐带血，而是配型合适的异体脐带血。患者干细胞移植前都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来去除全身癌细胞，但这个过程通常不够彻底，会有癌细胞残余。因此干细胞移植的成功不仅需要构建新的造血系统，还要求移植的免疫细胞帮助消除残余的癌细胞。癌细胞之所以能在患者身上生长，就是因为癌细胞进化出了机制来躲避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因此患者自己脐带血里的免疫细胞也无法识别癌细胞。相反，异体干细胞植入产生的异体免疫细胞识别并消除残余癌细胞能力很强，这个在科学上有个专门术语叫做移植物抗肿瘤效应（graft versus tumor，GvT），是被大量临床数据证明过的。

癌症治疗，现在和未来

质子重离子并不是什么崭新的灵丹妙药，它其实就是放疗，不过是一种更有效、副作用更少的放疗。但是，也更贵，单疗程接近三十万，一般需要 3～4 疗程，性价比值不值，就见仁见智了。

物理学上简单来说，质子治疗比起普通放疗（X射线）的优势在于“布拉格峰（Bragg peak）”现象。由下图可见，传统的X射线从进入人体表面开始，穿过正常组织到达肿瘤前整个过程都在释放辐射能量，能量从进入人体开始即呈指数下降，且在穿过肿瘤组织后，还有能量继续释放。而质子和重离子则可以在到达肿瘤部位才释放出最大能量，同时在经过肿瘤后几乎没有能量射出，这就是“布拉格峰”。

质子治疗相对效果好，但非常贵，因此它的性价比存在争议。很多人做过经济学效益分析，比如瑞典有报道，同样是治疗儿童髓母细胞瘤，质子治疗初期费用是普通放疗的2.5倍（10217.9欧元vs4239.1欧元），但是后期用于治疗、放疗相关后遗症费用中，普通放疗是质子治疗的8倍（4231.8欧元vs33857.1欧元），最终总费用普通放疗是质子治疗的2倍以上

肺癌，癌症第一杀手肺

香烟里包含许多一级致癌物，会让吸烟者和二手烟受害者体内产生大量基因突变。虽然不吸烟也会得肺癌，但是吸烟者得的几乎都是鳞癌，传统治疗对这种癌症的疗效很差。不过因祸得福的是，因为吸烟者的基因突变很多，所以某些免疫疗法可能反而更有效。（但是也不要心存侥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受益）

虽然癌症表面看起来相似，但吸烟者肺癌中基因突变的数目是不吸烟者的10倍还多！不吸烟或偶尔吸烟者的肺癌基因平均突变数是18，最多的一个也仅是22个，而长期吸烟者的平均基因突变数是209，最多的一个吸烟患者高达1363！

EGFR的突变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有几十种亚型，但最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L858R，也就是EGFR蛋白的第858个氨基酸从L突变成了R，第二种是“19号外显子缺失”，也就是EGFR蛋白中负责抑制它活性一部分被切掉了。这两种突变占到所有肺癌EGFR突变的90％左右，因此如果患者被诊断为EGFR突变肺癌，那多半就是这两种突变之一。大家拿到检测结果的时候，如果看到是EGFR突变，请留意一下是哪一类突变，因为如果不是这两大类突变，下面讲的靶向药物可能无效。

从传统病理学上，肺癌按细胞形态可以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小细胞肺癌占15％，非小细胞肺癌占85％。非小细胞肺癌中又分为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最常见的非小细胞肺癌是腺癌，患者里面有吸烟的也有不吸烟的，而鳞癌则几乎是吸烟者的专利，大细胞癌则包括了所有无法归到腺癌和鳞癌的其他非小细胞肺癌。从这一系列的“小细胞”、“非小细胞”、“大细胞”就能看出这种分类是完全基于眼睛观察的传统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有点落后。

那怎么才能知道患者是否是ALK突变呢？需要取肿瘤样品（手术切除样品或穿刺活检）进行基因检测。3种主流检测ALK突变的手段：荧光原位杂交（FISH）、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免疫组化（IHC）。

大家要注意Opdivo这个成功的临床实验不是针对所有的肺癌，而是针对一种特定亚型：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而这种亚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吸烟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晚期鳞状肺癌患者都有长期吸烟史。

为什么药厂选择了和吸烟相关的鳞状肺癌做实验？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鳞状肺癌几乎没有新药可用，是个巨大的空白市场；第二则是药厂已经知道或者猜想到了吸烟相关鳞状肺癌对免疫治疗的反应会很好。

冷肿瘤和热肿瘤。感觉一些无良中医很可能会借此吹一波凉性/热性。

肿瘤的发生一定需要躲开免疫细胞的监控。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肿瘤细胞装正常细胞装得特别好，隐藏得很深，免疫细胞完全没有发现异常，在显微镜下看，这类肿瘤中间往往没有免疫细胞的影子，这就是“冷肿瘤”；第二种情况是肿瘤细胞没有装，免疫细胞已经识别并包围了肿瘤细胞，但肿瘤细胞进化过程中启动了免疫抑制，阻止了免疫细胞杀死癌细胞。如果我们在显微镜下面看这类肿瘤，会发现肿瘤中其实有很多“充满正义感”的免疫细胞，但它们没能发挥作用，这就是“热肿瘤”。对“热肿瘤”患者使用免疫检验点抑制剂疗法，就会帮助已有的免疫细胞启动，起到杀伤并清除癌细胞的效果。而对“冷肿瘤”，由于免疫细胞根本就不认识肿瘤细胞，启动免疫系统也没用，因此免疫疗法效果很差。

免疫疗法的痛点在于，免疫细胞依赖于细胞表面抗原来识别癌细胞，而并不是所有的癌细胞都会发生外表的变化。一般来说突变基因越多，越容易出现表面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免疫疗法对吸烟导致的肺癌效果更明显的原因。

免疫细胞（这里特指T细胞）绝对是“外貌协会”的：它们特异性地识别和杀死细胞，主要靠的是这个细胞表面呈现的特征。我以前文章说过，癌症是内源性疾病，癌细胞在绝大多数方面和正常细胞长得非常像，虽然我们知道它有问题，但免疫细胞要靠外表差异找出癌细胞来还真不容易。但如果能满足两点，免疫细胞就能特异识别癌细胞：①如果癌细胞里面有一些突变基因制造出了突变蛋白；②如果突变蛋白片段被呈现到了细胞表面。这个呈现过程由“抗原呈现细胞”完成，癌细胞自己和它周围别的细胞都可以呈现癌细胞的突变蛋白片段，这个免疫生物学有点复杂，大家不用太纠结，只需要记住有两个关键步骤：要有突变蛋白，突变蛋白得呈现到细胞表面。

可惜，绝大多数的癌症突变都不会造成突变蛋白，而绝大多数突变蛋白都不会被呈现到细胞表面，因此免疫细胞识别癌细胞基本靠碰运气。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癌细胞平均要有100多个突变，才会出现一个能被免疫细胞识别的表面特征。

那些坊间关于癌症的传言

戴·比尔斯（De Beers）公司1947年的一个广告：“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被评为20世纪最佳广告，因为这一个广告彻底改变了钻石的地位，把钻石从普通透明矿物，变成了最高级的珠宝和身份的象征。钻石戒指此后成了订婚戒指的唯一选择。事实上，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在戒指上带钻石，订婚戒指上一般是红宝石、蓝宝石之类。到了现在，没人会再去追究为什么钻石那么贵

晚期癌症的治疗是非常贵的，如果能靠体检早发现癌症，减少晚期癌症患者，那么对保险公司而言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此，虽然保险公司是商业机构，最终目的是赚钱，但面对防癌体检，他们和患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希望早日发现癌症，早日治疗，避免晚期癌症发生。

PET-CT或者肿瘤标记物对癌症患者或极少数超高危人群（比如安吉丽娜·朱莉）是有价值的，这些无创检查能帮助监控癌症进展，尤其是复发。但它们给健康人做体检筛查是无效的，因此保险公司不推荐大众做昂贵的防癌体检，也不报销费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不仅仅限于商业保险机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绝大多数医生也都不支持大众做PET-CT或肿瘤标记物体检。

如果PET-CT只是没用，只是“谋财不害命”也就罢了，但更糟糕的是，PET-CT是带较强放射性的检查，本身就是“致癌因素”。顾名思义，PET-CT包括了PET和CT两种成像技术，而这两种技术都是放射性的。做PET需要直接向身体内注入放射性物质，这样才能在仪器上显影，而CT本身就是用比较强的辐射来成像。这两种辐射来源都可以对DNA造成破坏。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时紫外线是可能致癌的，而做一次PET-CT就大概等于在海边晒10年的太阳！你没看错，是10年！事实上，做完PET-CT的患者由于体内含有放射性物质，按规定都需要和家人隔离一小段时间，不能接触孕妇、婴儿和小孩

一组科学家报道了一个更夸张的癌症传染案例：狗里面有一种肉瘤也是直接传染的，而且已经被传染了1万多年！研究组从全世界5个大洲各个犄角旮旯找了40只互不相识的病狗，发现它们的肿瘤居然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癌症起源于1万多年前的某条狗，能通过狗的交配传染。经过这1万多年一代一代传下来，现在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的无数狗都携带并传播着这种肿瘤。这是已知活得最久的癌细胞，真可谓“狗瘤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新闻里的癌症故事

从1991年第一个转基因溶瘤病毒被报道以后，群雄并起，在其后的20多年间上百种溶瘤病毒进入临床实验。到目前为止，美国FDA还没有批准任何一个溶瘤病毒上市，但是现在有50多个临床实验在进行，其中安进（Amgen）的溶瘤病毒T-Vec在针对黑色素瘤的3期临床实验中显现了一定的效果，美国FDA在2015年批准其上市。除去T-Vec，现在还有另外两个溶瘤病毒在3期临床：治疗膀胱癌的CG0070和治疗头颈部癌症的Reolysin。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和欧洲现在都还没有批准溶瘤病毒上市，中国早在2005年就批准了世界上第一个溶瘤病毒的上市。这个叫H101的病毒在临床上基本无效，被美国和欧洲的药监局多次拍死，但中国药监局勇往直前，不走寻常路，对这样听起来很酷的“新药”大开绿灯。H101上市也这么多年了，钱倒是赚了不少，但是也没听说它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平时输血我们主要看血型，那是红细胞的配型，不是免疫细胞的。在纯免疫细胞移植过程中，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套配型系统，更接近骨髓移植使用的8位系统，绝不是血型相配就可以的。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之间8位配型成功率是25％，其他任何直系亲属，包括父母和子女，配型成功率几乎为0。这是为什么骨髓移植手术绝大多数需要外来捐赠者，对于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对外源的需求几乎是100％。

谁应该去做BRCA1/2检测？

只推荐高风险人群做这个测试。什么是高风险人群？指的是如果家族（尤其是直系血亲）里满足下面的几条之一：

• 50岁前得乳腺癌；
• 一人两侧乳房都得乳腺癌；
• 一人同时得乳腺癌和卵巢癌；
• 多人得乳腺癌或卵巢癌；
• 有男性乳腺癌（是的，男的也会得乳腺癌！）。

有亲人发病并不能说明你就是高风险。最科学的确定方法是给已经患癌症的人做基因检测，发现确实有遗传BRCA1/2基因突变，那这些人的近亲才能确认是高风险。

2014年美国已经报道4例由于错误BRCA基因突变解读而导致不必要的乳腺或卵巢摘除手术。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基因检测机构很多，因为买仪器和做销售并不难，但多数机构并没有很强的基因解读团队，现在大家还处在只管使劲测，不管仔细分析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

研究证明，如果携带BRCA1/2突变，切除乳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乳腺附近癌症的发生。而切除卵巢不仅显著降低卵巢附近癌症发生几率（减少80％～90％），同时还会降低乳腺癌发生几率（减少50％），原因是卵巢分泌的雌激素对乳腺癌有促进作用，切除卵巢后雌激素分泌大大减少，导致乳腺癌发病几率也跟着降低。因此这类“预防性切除手术”在控制癌症上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卵巢切除手术造成的更年期症状比正常的更年期症状更为严重，因为平时进入更年期是一个跨越很多年的缓慢过程，会给身体很长时间准备和适应，而卵巢切除手术则是导致激素瞬间消失，对身体的冲击难以想象。

绝大多数做了卵巢切除手术的人都得长期服用人造雌激素，以减少相关的副作用。但即使服用雌激素，也和身体自己能产生激素有很大区别。很多做了卵巢切除手术的女性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焦虑等。这些可能的后果都不得不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在50岁以下普通人群中肺癌发病率不到0.1％。假设某市有100万人，那有1000人是真正有早期癌症的。假设低剂量螺旋CT检测特异性和灵敏度都是99％，也就是说99％有病的会被查出来，而99％没病的人也会被正确排除，听起来很不错吧？但体检结果会怎么样呢？

对于罕见病，即使是灵敏度高达 99% 的检查手段，也有可能出现 91% 的假阳性结果。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对癌症做不甚准确但是昂贵的肿瘤标记物筛查其实没什么意义，更别提某些对身体有显著副作用的放射性检查。

在这种情况下，有癌症会被查出来的是1000#99％=990人，而没有癌症的人（99.9万）里面会有1％被错误诊断出有癌症，那就是999000#1％=9990人。那么整个体检下来，会有990+9990=10980人被诊断有癌症，其中9990都是被误诊，假阳性率高达91％！

来美国看病，不只是钱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的医疗是很贵的，完全靠着保险系统才让大家都能看病。从中国来看病肯定是没有保险的，所以医院为了安全，往往需要患者支付一大笔的保证金，才会出具邀请函，这个数额不同医院是不同的，但是对肿瘤科来说，上百万人民币是肯定的。

美国所有大医院都设有“国际患者服务中心”，从病例咨询、签证邀请、医院翻译等都有非常细致的服务体系，大型癌症医院还都配有专业的医疗口译，方便患者和医生进行准确的交流。因此，只要患者来到了美国医院，和医疗相关的事情基本上医院都包了。比如我读研究生的杜克大学医院有最好的脑瘤医生，当年肯尼迪家族的人得了脑瘤都是专门飞到杜克大学医院来做手术的。杜克大学医院对外国患者提供超过150种不同语言的免费翻译服务，同时还负责安排接机、住宿等，非常周到。

国内有些不正规的中介为了谋取私利，往往把来美国看病的真实情况遮着掩着，给人造成整个过程非常复杂的假象，让大家望而生畏。

对于没有保险的国际患者，医院在约诊前会告知一个大致的费用，但因为美国的医疗服务向来不是明码标价，到底要付多少钱只有接受完服务账单下来才清楚，先斩后奏，这是美国医疗体系最坑人的地方。

初次问诊也就相当于国内的挂号费，估算下来的费用竟然要776美元，无保险自费打五五折，最后是427美元。国际患者必须预付估算费用的75％才能看诊，看诊完根据最终结算费用多退少补。另外，病理切片分析的收费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我们最后的账单是600多美元。

蒋校长也是性情中人啊😂，恨不得把你们一棍打死。

第二章 乡村生活

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清朝真是留下了不少统治智慧啊…

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

第七章 参加郡试

朝廷真是有太多事说不得，慢慢的就变成了那样

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尺长、四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

贵府相公某蒙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

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100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当讨价还价正在进行的时候，父亲恼怒地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旁边一位老先生说，那是说不得的。从前有一位才子金圣叹，因为讥笑老师，说了一句“把孔子牌位取消，把财神抬进学宫”的话，奉旨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叹道：“杀头至痛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第十章 美国华埠

我早在1909年参加《大同日报》担任主笔。这报是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那一年的一个秋天晚上，我与《大同日报》的另一个编辑，以后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刘麻哥成禺，初次晋谒孙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的一家旅馆里。我进门的时候，因为心情紧张，一颗心怦怦直跳。孙先生在他的房间里很客气地接见我们。房间很小，一张床，几张椅子，还有一张小书桌。靠窗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洗脸盆，窗帘是拉上的。

刘麻哥把我介绍给这位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先生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他的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极高，意念坚强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显示了他的坦率和热情。他的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下巴，则显示出他是个勇敢果断的人。他的肌肉坚实，身体强壮，予人镇定沉着的印象。谈话时他的论据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会觉得他的观点无可批驳。除非你有意打断话头，他总是娓娓不倦地向你发挥他的理论。他说话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觉得他的话无不出于至诚。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

后来我发现他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

据说历朝皇帝深恐武官擅权跋扈，所以特意让文官控制武官。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此大家都瞧不起军人。

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

孙中山先生评中医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对先生的病均告束手，胡适之先生推荐了一位中医陆仲安。但是孙中山先生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

日军的搞事和蒋委员长的避事，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啊。

大约一年之后，蒋总司令在1928年完成部署，准备继续北伐。他指挥的军队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向北京推进。北伐军抵山东济南府边缘时，日本人唯恐中国统一，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权益和日本皇民的生命财产，竟由青岛派兵沿胶济路向济南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事件”，以破坏中国的统一计划。所谓“事件”，自然就是中日之间公开冲突。日军在济南府残杀山东交涉员及其僚属，希望借此激起中国的报复行动。

蒋总司令洞烛日人阴谋，深恐小不忍而乱大谋，决定暂避其锋，把国民革命军的前头部队调离山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渡过黄河，直逼北京。因而国民革命军未遭阻挠，统一目标亦赖以实现。日本军队在山东终于扑了空。

国民革命军到达后，北京随即陷落，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

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

罗马帝国的将军们曾以纵横辐辏的道路巩固其帝国，蒋总司令也深知开辟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重要。他以南京为中心，建筑了向各省辐射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线。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交通网的一部分业已存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就以原有的交通网为基础，新建了许多支线和衔接线。边远城市则辟航空线以资联系。从新首都北飞可达北平、开封、西安和兰州，南飞可达福州、广州和昆明，西航则达汉口、重庆及成都。

连接汉口与广州及香港对岸九龙的新铁路也筑成了。如果日本不在此时侵略东北，我们很可能在1931年就可以从香港或上海乘火车直达巴黎。如果从上海出发，可搭直达车经南京、济南到天津，从天津搭北宁路出长城到沈阳，从沈阳搭中国自建而与日人所有的南满铁路平行的长春铁路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有铁路支线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中国统一努力的进展以及在东北自建铁路，促使日人企图一举而占满洲（即东三省），乃在1931年9月18日挑起“沈阳事件”，亦即“九一八事变”。

沪杭甬铁路钱塘江至曹娥江之间的一段缺口也填补起来了，但是铺轨工作却因战事发生而停止。不过苏州与杭州之间的苏杭铁道刚在战事开始以前就铺筑完成了。另一条从杭州到江西的浙赣铁路刚好在抗战前完成，抗战期间更西延至湖南境内，在株洲与粤汉路衔接。后来湘桂铁路完成，再往西可以直达广西的桂林。

如果不是日本。可能就城市包围农村了

从1927年定都南京开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止，其间只有短短十年工夫让国民政府从事建设。十年之间还有断续的变乱和其他障碍阻滞改革和建设的进展，但在这短期间内，居然建筑了四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而在过去50年内所建的铁路也不过一万六千公里而已。十年之内建筑的公路超过十万公里，新添电报线路则在一万多公里以上。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自然各方面的建设就都很有限，评断成绩时，不能不考虑到时间因素。

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

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第二十九章 日军入侵前夕之越南与缅甸

法国殖民地政府的所在地河内已经发展为现代化的法国城市，街道宽阔，公共建筑巍然矗立。但是一般农民所住的乡村却肮脏破落，与河内相较，真有天渊之别。自由、平等、博爱，原来如此！

不过，我想在这里声明一句：菲律宾的殖民地政府应该例外。美国人有一个理想——提高菲人的文化水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在当地建立了一种足与美国学校媲美的学校制度。我曾在1931年去过菲律宾，所到之处，学校都在传授历史、文学、科学和民主思想。美国正按照自己的模型，致力建设菲律宾为一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在欧美人殖民地制度下，获得两大贡献：一是西班牙人留下来的天主教；二是美国人留下来的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

英国的生存寄托在殖民地上，法国也得靠殖民地的资源维持生存。如果说英法对殖民地人民的福利还没有完全漠视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养活母鸡，好让它多生一些蛋而已。

英国人养鸡生蛋的方法更是妙不可言，他们控制了主要的工业，而让当地人民在余留的行业上自觅生路。让鸡到田野里自行寻觅谷粒、小虫充饥，鸡能找到谷粒、小虫就心满意足了，养鸡的人则捡起晶莹的鸡蛋笑逐颜开。英国人从来不干涉殖民地人民的风俗或迷信思想，除了影响公共卫生的事情以外，当地人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活而不受干扰。

第七部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一位美军上尉从日本飞行员尸体上捡出一块布符，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符。

“那是做什么用的？”上尉问道。

“求神佛保佑。”我回答说。

“不过，佛好像并没有保佑他——”他翻过布符，想看看上面无法辨认的符号究竟说些什么，说了一声“我真不懂”，接着随手把布符往地上一丢，就立刻把它忘了。中国人也像这位美国军官一样，对于这种刀枪不入的表征始终一笑置之。世界各地人士也是如此。

战后日本民间百姓的吐槽。

在箱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自称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时代为将军武士们束发整容。幼时曾听人们说，天皇的祖宗是中国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话现在大家敢说了，以前没有人敢说，说了要被杀头的。可见这些天皇非神说，早在武士阶级及民间流传。他还有几句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钱，在他的小小搜集里，倒点缀了宋金明清四朝的铜钱，及相当时代的日本钱，他说日本钱是用日本铜在中国铸的。最有趣味的是，把大正、昭和两代的硬币排列成行。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硬币步步缩小，战事愈久，钱缩得愈小，在最后一两年间，缩小了几等于鹅眼。他很幽默地指着说，这是代表“东亚共荣圈”的。

第三十三章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蒋校长眼中的中国人，很能代表旧时代上层阶级的观点，中国人民就是安贫乐道，诚实守旧的。对比一下土共的“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真是高下立判。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否则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第四章 大后方的民众生活

抗战时期的国军士兵…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700人死剩17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你不懂的事太多了。正是弗雷曼人的宗教仪式使保罗首次服用了大剂量的美琅脂，由此开启了他的预知性幻象；同样是弗雷曼人的宗教仪式，而且同样因为香料，唤醒了杰西卡夫人子宫中尚未出世的厄莉娅。婴儿厄莉娅，一降生到世间便拥有全部成熟的意识能力，拥有母亲的所有记忆和知识

这个叫保罗·厄崔迪的人出生于古老的皇族世家，从贝尼·杰瑟里特母亲杰西卡夫人那里接受过正宗的普拉纳-宾度训练，对肌肉和神经具有超凡的控制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门泰特，一个才智非凡的人，其威力远远超过了为古人所用、现在已被虔诚的教徒所禁止的计算机。

最重要的是，穆阿迪布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育种计划寻找了几千代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这就是那种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可以突破时间限制的超自然化学物质。没有香料，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圣母们不可能实施对人类的观察和控制；没有香料，宇航公会的宇航员们也不可能穿越太空；没有香料，数以十亿计对它成瘾的帝国公民就会死去；没有香料，保罗·穆阿迪布也不可能预知未来。

我们知道，掌握无上权力的一刻便孕育了失败。原因很简单：精确而全面的预知是致命的。

“弗雷曼人是文明的、受过教育的，同时又是无知的。”斯凯特尔说，“他们不是疯子。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信仰，而不是知识。信仰可以操纵，只有知识才是危险的。

一句贝尼·杰瑟里特格言闪过他的脑海：“运用原始力量，只能使你永远受制于更高级的力量。”

“没有经验的人都把预知能力想象成遵循某种自然法则。”保罗说，他把双手的指尖顶在一起，“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就跟说它是来自天堂的声音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这么说，预知力量是一种协调，与人共存、与人的行为共存。换句话说，现在向未来涌动，预知则伴随着这一过程。你们明白吗？从表面上看，预知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这种力量不能用于预测目标、预知目的。被波涛卷裹的碎片能说出它将被带往何处吗？神谕没有因果关系，它只管传送过来、汇集起来，而你只能接受这一切。如此一来，你便知道了许多智力无法探测究竟的东西。你的理性意识会排斥它们，而在这个排斥的过程中，理性也变成了预知过程的一部分，最终被这个过程征服。”

“人们总是希望有钱有势的人倒霉，陛下。据说有一种办法可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贵族出身：贵族会掩饰自己的邪恶，暴露在外的只有能让老百姓喜欢他们的坏习惯。”

“你告诉了他该怎么做？”她低声问。

“我告诉他大胆裁决，杀伐决断，强行建立秩序。”

厄莉娅瞪着那些卫兵。他们等在那里，多么耐心——多么有秩序。“老生常谈而已，还有公平啦，正义啦。”她咕哝着。

• “没有这些！”他厉声说，“我建议他径行决断，就这个。决断的原则只有一个，如果可能的话……”
• “什么原则？”
• “保存他的朋友，消灭他的敌人。”
• “那就是说，判决时无法做到秉公而断咯。”
• “什么是公正？两种力量对峙。只要从它们各自的角度看，双方都代表着正义。在这里，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解决问题，最终形成秩序。他不能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是能解决它。”
• “怎么解决？”
• “用最简单的办法：他来决定。”
• “保存他的朋友，消灭他的敌人。”

很久以前，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政治改革家。但他的革新渐渐堕入旧时的模式。就像那种惊人的、有可塑性记忆的发明。你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将它塑造成各种形态，然后你就等着看吧，它们会一下子反弹，重新变回过去的老样子。人类心中自有一种惰性力量，他够不到，它击败了他，让他自觉无能为力。

穆阿迪布之所以能做到英勇无畏，或许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一步也不离开他预见到的路径。这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我的行为就是验证我的预言，事实将证明，我是神明的终极仆从。”这样一来，一切力量都为他所用，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敬拜他。正是为这个原因，也只为这个原因，他的使徒们祷告说：“神啊，请拯救我们，别让我们走上穆阿迪布用他的生命之水所验证的岔道。”人们一想到这些“岔道”，便会产生深深的厌恶。

“他们可以弄瞎我的眼睛，却弄不瞎我的幻象。”保罗说，“啊，斯第尔格。我生活在一个预示着世界毁灭的梦中。我走过的每一步都和这个梦相符，如此精确，我只担心我会感到厌倦，因为生活完全是梦境的重演。”

“友索，我不，我不……”

“用不着试图理解它。接受它吧。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两个世界完全一样。我不需要别人的扶持。我能看见周围的每一个动作，我能看见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我没有眼睛，可我看得见。”

“啊，法律。”他说。他走到窗前，拉开帷幔，好像能看见外面似的，“什么是法律？控制吗？法律过滤了混乱，滤下来的又是什么？祥和？法律既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又是我们最根本的天性。法律经不起细看，认真琢磨的话，你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一套理性化的阐释、合法的诡辩、一些方便人们运用的先例。对，还有祥和，但那不过是死亡的代名词而已。”

沙丘（3）：沙丘之子

政府，如果它们能持续存在一段时间，总是会逐渐向贵族体系转变。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能摆脱这种宿命。而且，随着贵族体系的发展，政府会日益倾向于只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那个统治阶级是世袭的，或是金融大鳄式的寡头垄断，还是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者。

你们这些宇联商会的董事似乎有个问题没能弄清楚：为什么在商业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忠诚。你上一次听说某个职员将生命献给了公司是什么时候？或许你们的缺陷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你们认为可以命令人们进行思考或是合作。这是历史上一切组织，从宗教团体到总参谋部，失败的根源。总参谋部有一长串摧毁了自己国家的记录。至于宗教，我推荐你们读读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你们相信的都是什么样的谎言啊！人们想做好某件事情的动力必须发自内心最深处。只有人民，而不是商业机构或是管理链，才是伟大文明的推动力。每个文明都有赖于它所产生的个体的质量。如果你们以过度机构化、过度法制化的手段约束人民，压制了他们对伟大的渴望——他们便无法工作，他们的文明也终将崩溃。

“每个文明都有其主导性的、不为人知的法则。”雷托说道，“它拒绝改变，抗拒变化。于是，当宇宙发生大变化时，人们总是手足无措，无法应对。在充当妨碍变化的障碍物方面，所有法则的表现都是类似的——无论是宗教法则、英雄领袖的法则、先知救世主的法则、科学技术的法则、自然本身的法则——通通如此，概莫能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类似法则定型的帝国之中，现在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因为大多数的人无法分辨法则和他们所生活的宇宙本身之间的区别。你明白了吗，法则就像魔道，它总想控制你的意识，让它自己出现在你的一切视野之中。”

从古到今，人民都被下面这些说法所蒙蔽，但是，任何成功的宗教都必须强调这些说法：邪恶的人永远没有好下场；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得到美人青睐；诚实是最好的立身处世之道；身教重于言传；美德总有一天会压倒恶行；行善本身就是回报；坏人能被改造；教会护身符能保护人免于魔鬼的诱惑；只有女人才懂得古时的神秘；富人注定不快乐……

。他的肉体掌握着来自保罗血脉的知识：寻找未来的人希望能在与明天的赌博中获胜，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命泥潭，他们的每次心跳和每次痛苦的哀号都已事先知悉。保罗的幻象指出了一条脱离泥潭的生路，尽管这条路很不稳定。但是雷托知道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上这条路。

这是穆阿迪布的成就：他将每个人的潜意识都视为未经开掘的记忆库，保存在其中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形成我们共同基因的最初的细胞。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能衡量出与那个共同起源的距离。看到并说出这一点之后，他作出了大胆的决定。穆阿迪布承担起了整合基因记忆、让它不断进化的任务。于是，他撕破了时间的面纱，使过去与未来融为一体。这就是穆阿迪布传承给他儿子和女儿的创造力。

“我敢这么说是因为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可以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但是现在，你被一群不顾道德正义的人包围了，被策略先行的顾问们包围了。你年轻、强壮而且果敢。但你没有受到更高级的训练，无法通过那种手段发展你的个性。这很令人难过，你身上有弱点，我已经描绘了这些弱点的范围。”

“什么意思？”泰卡尼克问道。

“说话注意点，”法拉肯说道，“什么弱点？”

“你没有深究过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传教士说道，“你没有考虑国民的希望。即便是你正在追求的帝国，你也没有想象过它应该是一种什么形式。”他将戴着面具的脸转向泰卡尼克，“你的眼睛盯着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的微妙作用和危险。你的未来因此充满不确定因素

在我们的宇宙中，数量庞大的人民被一小股强大力量所统治是司空见惯的。在此，我们提出导致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主要条件——

一、当他们找到一个领袖时。这是对权力最致命的威胁。当权者必须将能够充任群众领袖的人控制在自己手中。

二、当他们意识到权力链条的各个环节时。使人民保持愚昧，看不到这些环节。

三、当他们怀有从奴役中逃脱的希望时。永远不能让人民相信存在逃脱的可能性。

只要是“宗教利剑”挥到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就会出现被压迫民族的种种态度：戒心重重、不忠不实、难以捉摸。权力机构——实质上就是教会权力机构——慢慢成了被憎恶的对象。哦，朝圣者仍然蜂拥而来，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真的非常虔诚。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除了朝圣之外，朝圣者还有别的目的，最常见的就是寻求一个确定的前程。表示了顺从之后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轻易地转变成财富。

，瞎子的国度里，拥有视力是很危险的。如果你想向瞎子解释你看到了什么，你就是忘记了瞎子有他们的固有行为，这是他们的瞎眼带来的。他们就像一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巨大的机器，有自己的惯性，有自己的定位。我害怕瞎子，斯第尔。我害怕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可以碾碎任何敢于挡道的东西。”

穆阿迪布曾说过，有一次他看到一株野草想在两块岩石之间生长。他挪开了其中的一块石头。后来，当野草正在旺盛地生长时，他用剩下的那块石头盖住了它。“这原本就是它的宿命。”他解释道。

你是个为自满者服务的教士。我来不是为了挑战穆阿迪布，而是要挑战你！当你无须付出、无须承担任何风险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当你依靠它发财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当你以它的名义犯下罪行时，你的宗教还是真的吗？从原来的启示堕落到现在这样子，根源是什么？回答我，教士！”

：抛弃确定性！这是生命最深处的呼喊。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我们自身就是向未知世界、向不确定世界派出的探测器。为什么你们听不到穆阿迪布？如果未来的一切都变得确定，那么这世界就是经过伪装的死亡！

：你不应该关注极遥远处的困难，因为那些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和你产生关系。你应该对付的是闯进你自己院子里的恶狼，院外的狼群也许根本不存在。

在传统思维模式中，时间是线性发展的。因此，人类考虑任何问题都要遵循先后次序，并且用语言将自己的问题描述出来。由于这个心智缺陷，人类所谓的效力、后果，其有效范围都非常短暂。于是，在应对危机时，人类永远措手不及，毫无准备。

‘做好事消除的是恶名，做坏事消除的是自我意识。’”

你会杀了我吗，纳穆瑞？”雷托听上去像在恳求这个人快点杀了自己。

纳穆瑞的手离开了刀把：“既然你让我这么做，那我偏不杀你。因为你觉得无所谓，所以……”

“无所谓——这种病症摧毁了很多东西。”雷托说道，自顾自地点了点头，“是的……文明本身都会因此消亡了。到达更复杂的意识水平之后，似乎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每个判断都与错误近在咫尺。”雷托解释道，“如果有人妄称他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他必是妄言。知识只是向不确定领域探索的无尽冒险。”

雷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这个孩子从来就不是个孩子。我的父亲在我体内活着，但他不是我。你爱他，他是个英勇的人，他的事迹被视为神迹。他的意图是想结束战争的轮回，但他的计算没有考虑到生命永无休止的运动！未来存在诸种可能性，警惕那些削减这些可能性的前进道路。这些道路会让你离开无尽的可能性，踏入致命的陷阱。”

雷托回答道：“不。我们要让复杂性重新占据他们的思维。是的，体内的父亲，我们会给予他们问号。”

“我们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课，”杰西卡说道，“你知道是哪一课吗？”

他放下双手，看着她道：“我的思维控制着我的现实。”他的眼睛闪着光，又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我的思维控制着我的现实！”

“这是普拉纳-宾度平衡的开始，”杰西卡说道，“但只是个开始。”

人类时不时地会有一段加速发展期，新生活力与羁绊守旧之间爆发出激烈的竞赛。在这种不定期发生的竞赛中，任何停留都是一种奢侈。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一切都是允许的，一切皆有可能。

声音既悦耳又欢快，但是内容却震撼着他。

“并不是现在影响了将来，你这个傻瓜。应该倒过来，未来形成了现在。你完全弄反了。未来是确定的，现在一连串的事实只不过是确保未来的确定和无法避免。”

这些话让他瞠目结舌。他感到恐惧在他肉体内生成。由此，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仍然存在，但是不计后果的自然和狂野的幻象让他觉得自己动弹不得，陷入无助，无法让肌肉听命。他知道自己越来越屈服于体内生命的冲击。他陷入了恐慌，以为自己将要失去对它们的控制，最终堕落成为邪物。

“宗教是孩子对成人的效法。宗教诞生于神话，而神话是人类对宇宙的猜测。宗教的另一个基础是人们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的言论。宗教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加上少许真正具有启迪作用的思想。所有宗教都包括一条虽未明言却至为根本的戒律：你们不应怀疑！但是，我们怀疑。我们当然要打破这条戒律，因为我们为自己制定的任务是解放想象力，利用想象力来触发人类最深处的创造力。”

杰西卡将双臂紧贴于体侧，说道：“我有责任向你传达这段话：‘我是神圣人类中的一员。诚如我所知，某天你也将加入我们。我在你面前祈祷这一切终将发生。未来仍未确定，它也本应如此，因为它是我们描绘自己的渴望的画布。人类总是面对着一张美丽的空白画布。我们掌握着现在，在你我共同创造并享有的神圣面前，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

杰西卡刚刚说完，泰卡尼克便从她左面的一扇门里冲了进来。他装出一副轻松随意的样子，但脸上的怒容暴露了他的内心。“阁下。”他说道。但他已经太迟了，杰西卡的话和此前的一切准备发挥了作用。法拉肯不再是科瑞诺人了。他现在是一名贝尼·杰瑟里特。

你们这些宇联商会的董事似乎有个问题没能弄清楚：为什么在商业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忠诚。你上一次听说某个职员将生命献给了公司是什么时候？或许你们的缺陷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你们认为可以命令人们进行思考或是合作。这是历史上一切组织，从宗教团体到总参谋部，失败的根源。总参谋部有一长串摧毁了自己国家的记录。至于宗教，我推荐你们读读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你们相信的都是什么样的谎言啊！人们想做好某件事情的动力必须发自内心最深处。只有人民，而不是商业机构或是管理链，才是伟大文明的推动力。每个文明都有赖于它所产生的个体的质量。如果你们以过度机构化、过度法制化的手段约束人民，压制了他们对伟大的渴望——他们便无法工作，他们的文明也终将崩溃。

。哈里发知道杀死魔鬼的方法，于是人们总是选择他们来对付魔鬼，因为他们“具有伟大的智慧，无情却又不残暴，知道对敌人仁慈是对自己人最大的威胁”。

“他们是另一个问题，”斯第尔格说道，“他们想把原罪塞给人民，让他们愧疚终生，他们想用这种手段使人民虔诚。”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艾达荷从中听出了苦涩。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苦涩没能使斯第尔格动摇。

“这是个非常古老的独裁把戏，”艾达荷说道，“厄莉娅对此很清楚。温顺的国民必须感觉自己有罪。负罪感始于失败感。精明的独裁者为大众提供了大量走向失败的机会。”

正如诸位所知，民众生活只有普遍完全依赖某种物质或条件，且这种物质或条件又为相对少数的中央集权势力所控制，才有所谓“水利专制”生存的土壤。“水利专制”起源于引流灌溉技术的应用：该技术可促进区域人口增长，当人口数达到一定规模，而且其生死存亡已对水源形成绝对依赖，“水利专制”便应运而生。只要切断水源，即可导致民众大批死亡。

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频频出现，不仅限于水资源和耕地出产，还涉及石油、煤炭等通过管网或其他配送网控制的碳氢燃料。曾有一段时期，如迷宫般广为分布的电网是输送电力的唯一渠道，故而连这种能源也沦为了“水利专制”的工具。

我们相信，他能提前很长时间预知到我方采取的每一项重要行动。因此，我方应采取如下行为准则：我们绝不有意威胁其人身安全；其宏大计划凡我们可识别的，也绝不有意加以破坏。我们将对他采用一如既往的措辞：

“只要我们对您有威胁，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停止。”

以及：

“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宏大计划，我们或能效力。”

我替她们安排别有深意的集体生活，给她们留下绵延一生的愉快回忆。每个人都在姐妹们的陪伴下迈入成年，并准备迎接意义更为深远的事件。与友伴们情同手足地共度一段时光，总会让你心怀壮志。怀旧的迷雾会渐渐遮蔽集体生活的真实经历，而代之以一段虚幻的记忆。由此，当下篡改了历史。同时代人并不都处在同一条时间长河之中。过去永远在变，但几乎无人觉察。

• “好的。他说纯男性军队对于作为其基础的平民太过危险。”
• “这是疯话！没有军队，就不会有……”
• “我知道你的理由。但他说，史前聚落由已过育龄的男性行使一种筛选机制，而男性军队就是这种机制的残留物。他还说，有个事实始终在蹊跷地重复着：总是年长男子将年轻男子送上战场。”
• “筛选机制，什么意思？”
• “被投入筛选的人必须守在危险的外围，保护中间的育龄男女和幼者。身处外围的最先遭遇捕食者。”
• “那对……平民会有什么危险呢？”
• 艾达荷咬了一口瓜，发现它熟得恰到好处。
• “圣上说，当不存在外敌的时候，纯男性军队总会把矛头转向自己的人民。永远如此。

艾达荷素以坦诚待己为豪，这些话刺痛了他。军队中保留着青年期和青春期崇拜？的确所言不虚。他自己的经历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莫尼奥点头道：“受制于所谓纯心理因素的同性恋者，不管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往往会沉湎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可能是受虐，也可能是施虐。圣上说这可以追溯到史前聚落的考验行为。”

他还说，摆脱了青春期同性恋心理的束缚之后，男性军队从本质上说无异于强奸犯。强奸往往伴随着谋杀，那可不是为了生存。”

想起神帝曾经说过：“无论我们多么渴求真相，自我觉醒的那一刻总是不愉快的。我们对真言师没有好感。”

无休无止的战争使任何时代的社会状况都大同小异。人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抗击外敌的警觉性。你所看到的是独裁者的铁律。任何新生事物都成了危机四伏的前线地带——新行星、待开发的新经济领域、新思想、新设备、新来者——凡带“新”字的一律可疑。封建制度实已根深蒂固，只不过有时打着政治局或类似机构的幌子出现。世袭就是一条权力延续的路径。有权有势的家族总是高居庙堂之上。天界的凡间代理人或其同等地位者手握财富分配权。而且他们清楚必须控制继承制度，否则权力就会渐渐烟消云散。现在，你理解“雷托和平”了吗？

• “权力基础是一样非常危险的东西，它会吸引彻头彻尾的疯子，他们把攫取权力当成终极目标。你明白吗？”
• “人们会努力去理解我，并用他们的语言描绘我。他们将追寻真相。然而真相是用语言表述的，总免不了带上语言的模糊性。
• “你们不会理解我。你们越努力，反而离我越远，直到我消失在不朽的神话里——最终变成永生神！
• “就是这样，你看。我不是领袖，连向导都不是。我是神。记住。我同领袖和向导有本质区别。除了创世，神对万事万物无须承担责任。神接受任何事，因而也不接受任何事。神必定可以辨认，却又无名无姓。神不需要精神世界。我的诸多灵魂居于我的内心，招之即来。这些灵魂直接或间接教给我的东西，我都与你们分享，纯为自娱自乐。这些灵魂就是我的真相之源。
• “警惕这些真相，仁慈的修女。让人梦寐以求的真相也会带来危险。神话和反复强调的谎言远比真相更容易找到，也更容易令人信服。倘若你觅得一个真相，即便是暂时的真相，你也可能被迫经历痛苦的转变。把你发现的真相隐藏在语言中。让语言固有的模糊性来保护你。语言远较无言而刺人的神谕更易为人接受。你们可以用语言齐声唱出：
• “‘为何没有人警告我？’
• “‘可我的确警告过你，我曾示以异象而非言语。’
• “言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你现在就在凭惊人的记忆力记录语言。某一天我的日记会大白于天下——届时又要增添更多的语言。我警告你们，阅读这些文字风险自负。语言的表象之下掩盖着无言而动的可怕事实。最好充耳不闻！你们无须去听，即便听了，也无须记住。遗忘多么让人安心，又是多么危险！
• “语言，比如我的，长久以来被人视为蕴含神秘的力量。统治健忘者是有秘诀的。暴君们一直依赖神话和谎言操纵大众来满足一己之利，而神话和谎言的本质就是我的真相。
• “你明白吗？我全都告诉你了，甚至包括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包括我为生的秘密。我用语言揭示给你：
• “唯一不朽的过去无言地存在于你心中。”

他们相信，只要冒上生命危险，就有本钱对自己挑选的敌人滥施暴行。他们养成了侵略性思维。无论怎样对待异类

• 败者也可以裹上‘伟大历史’这块遮羞布，老朋友。”
• “您和努内皮在这一点上像不像呢？”
• “靠武力传播的宗教都有这种创造了‘伟大历史’的幻觉，但很少有人明白它们对人类造成的根本性危害——那种对自身行为无须负责的错误想法。”

跋涉在祖先记忆之中，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规律，啊，那些规律。自由主义拥趸是最令我头疼的。我不信任走极端的人。随便扒拉出一个保守派来，你会发现他是个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怀旧者；而随便扒拉出一个自由派来，你会发现那一定是个隐蔽的贵族。千真万确！自由主义政府无不走向贵族统治。官僚政府总是违背组建者的真实意愿。小人物们本欲组建一个承诺实现社会公平的政府，但一开头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官僚贵族的手中。所有官僚政府都遵循这一规律，概莫能外，而当你发现连高举公有大旗的政府亦不能免俗，便会备感其虚伪。好吧，如果说规律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规律总是反复出现的。我的压迫政策总体而言并不比其他的更糟糕，至少，我会给民众上一堂新课。

“机器不可能预见到攸关人类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串联起来的瞬间与永不中断的连续性之间的区别。我们是不可替代的，机器永远成为不了我们。”

“智慧生命善于创造。”雷托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对付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外界反应。你必须面对新生事物。”

雷托看了看困惑的卢怀塞尔。“当事物处于你的衡量标尺之外，你就会动用智慧，而不是自动反应能力。”

我发现了一条深刻的规律，他们嘴上否认，却一直在用行动印证。他们声称自己在寻求安宁，即所谓和平。就在说这话的当口，他们仍未停止培育骚乱与暴力的种子。倘若果真找到了这种安宁，他们又会在里面蠢蠢欲动。他们觉得这一切实在无聊。看看他们吧。看看他们就在我记录这些文字时的所作所为吧。哈！我赐予他们强制性稳定，这稳定将生生世世不可阻挡地持续下去，尽管他们不顾一切地要重返乱世。相信我，“雷托和平”的记忆将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他们以后若再要寻求安宁，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而且在准备过程中绝不能产生丝毫动摇。

• 艾达荷回忆起雷托在一次帝堡会议上说过的话：“男子军队的忠诚维系于军队本身，而不是培养军队的文化；而女子军队的忠诚维系于其领袖。”
• “鱼言士给你看过我们的历史了吗？”
• “是的，但我还在您的城里转过，观察过您的人民。您的人民很好斗！”
• “看见没有，邓肯？和平培养攻击性。”
• “可您说过您的金色通道……”
•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平。这是稳定，是培养固化阶层和各种攻击行为的沃土。”
• “您在出谜语！”
• “我说的是自己经年累月的观察结果：和平姿态其实是败者的姿态，是受害者的姿态。受害者容易招来攻击。”
• “该死的强制性稳定！这有什么好处？”
• “倘若没有敌人，就必须发明一个。当军事力量失去外部目标时，总会把矛头对准自己的人民。”

雷托曾经谈起过爆发式暴力。看着这些正在默祷的女人们，艾达荷想起了雷托的原话：“男人容易形成固化的阶层。他们创造等级社会。等级社会是暴力活动的最终目标。它不会解体，只会爆炸。

领导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归结为：谁来扮神？ ——穆阿迪布，摘自《口述史》

“想想我将要付出的代价吧。”他说，“我的意识将分散到我的每一部分后代里面封锁起来，迷失而无助。”

她用双手捂住嘴，盯着他。

“这种恐怖是我父亲不敢面对而且尽力避免的：一个失明的自我无休无止地分裂再分裂。”

她放下双手，悄声问：“那时您还有意识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但发不出声音。每一条沙虫、每一条沙鲑都会带上我的一颗意识之珠——我有知觉但连一个细胞也控制不了，我的意识将沉浸在一个无尽的梦中。”

她不寒而栗。

“你的鱼言士不是军队，她们是警察。”

“我以自己的名义保证不是这样的。警察不可避免会走向腐败。”

“你用权力来诱惑我。”艾达荷愤愤地说。

“那就是考验，邓肯。”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对厄崔迪人的忠诚，毫不怀疑。”

“那谈什么腐败和考验？”

“是你在怪我豢养了一支警察力量。警察总是见证着罪犯的滋生。要是哪个警察看不出权力正是最大的犯罪温床，那他一定是愚钝到家了。”

“你必须设立一些监狱！”

“是吗？监狱唯一的作用就是展示法庭和警察正在发挥作用的假象。一种就业保障而已。”

艾达荷微转身，伸出食指指着他进屋时穿过的那道门。“你把一颗颗星球都变成了十足的监狱！”

“你要是心里有这种幻象，我猜你会把任何地方都想象成监狱。”

“幻象！”艾达荷把手垂到体侧，惊愕地站着。

“是的。你提到监狱、警察、法律这些完美幻象，在它们背后运转的是一个发达的权力结构。很显然，这个结构凌驾于自己的法律之上。”

“那不是创造力。创造力总是为人所知晓，因为它是光明正大的。而那些鬼鬼祟祟的举动却完全暴露了另一种力量的存在。”

“这位智者发现财富是实现自由的工具。但追求财富又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到时候会有饥荒，人民会陷入艰难的反思。”

“厄拉科斯星也会有？”

“这儿，那儿，到处都会有。人们回顾我的极权统治，会把它当成美好的旧时光。我将成为未来的借鉴。”

“但这太可怕了！”她反对道。

她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想。

他说：“当土地无法供应那么多人口时，幸存者会挤到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去。许多星球都会重复残酷的淘汰过程——出生率暴增，而食物却不断减少。”

“难道宇航公会不能……”

“没有足够的美琅脂去驾驶运输船，宇航公会起不到什么大作用。”

“有钱人不会逃跑吧？”

“一部分会逃跑。”

“这么说来，实际上您没有改变任何事。我们还是会在挣扎中等死。”

“直到厄拉科斯星恢复沙虫的统治。到时候，我们已经拥有意义深远的共同经历，我们借此完成了自我考验。我们将会知道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也可能在其他任何星球上发生。”

“那么多的痛苦和死亡。”她轻声说道。

“你不理解死亡吗？”他问，“你必须理解。人类必须理解。所有生命都必须理解。”

“帮帮我，陛下。”她细声说。

“对于任何生物，死亡都是意义最深远的经历。”他说，“虽然重病、伤痛、事故……女人分娩……男人曾经参与的战斗，这些都徘徊着死亡的阴影，但都够不上真正的死亡。”

“知道我是在哪儿物色最优秀的官员吗？”他问。

她轻轻喘了一口气。

“原则，”他说，“是你奋力争取的东西。大部分男人无争无斗过一生，只有临终时才挣扎一番。他们遇到的严酷环境太少，几乎没有考验过自己。”

“他们有您。”她说。

“但我太强大，”他说，“跟我斗等于自杀。谁会找死？”

“疯子……或绝望的人。反叛者？”

“我代表战争。”他说，“终极捕食者。我能凝聚他们，也能粉碎他们。”

称职的官员和不称职的官员之间只有大约五秒钟的差距。称职的官员能够当机立断。”

“是可行的决策吗？”

“一般都能行得通。另一方面，不称职的官员总是在犹豫中浪费时间，他们要求成立委员会，要求调研和报告。最后，他们的行事方式总会引发大问题。”

“可他们有时候不是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做……”

“不称职的官员更关心报告而不是决策。他们需要有白纸黑字为自己的错误找好挡箭牌。”

“那么称职的官员呢？”

“哦，他们靠的是口头命令。要是口头命令出了纰漏，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撒谎开脱，而且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下属也都有能力按口头命令把事情办妥。哪个环节出现差错往往是最重要的信息。不称职的官员会隐瞒自己的失误，直到一切不可收拾。”

雷托看着她，她正在想雷托的那些官员——特别是莫尼奥。

“有决断的人。”她脱口而出。

“对于极权者而言，”他说，“物色到真正有决断的人可以说难上加难。”

“您熟知历史，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

“我得到的是滑稽可笑。在我之前的大部分官僚政府都在搜罗和提拔逃避作决断的人。

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失败，”他说，“但勇敢的挚友会出手相助。”

“我离去后仇恨情绪会蔓延开来，接着必然会慢慢沉入历史。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人们会发现我的日记。”

“日记？”似乎突然出现一个新话题，令她猝不及防。

“我所在的时代的编年史。我的观点和辩解书。已有副本散落在外，一些残篇断章会流传下去，有的内容会遭到歪曲，而原始版本要等待漫长的时间才能重见天日。我已经藏好了。”

“当他们发现的时候？”

“人们就会领悟我跟他们想象的全然不同。”

她话语中带着颤抖的咝咝音：“我已经知道他们会领悟什么了。”

“是的，亲爱的赫娃，我也这么认为。”

“您既不是魔也不是神，而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存在，因为您的存在消灭了人们对您的需求。”

“任何神都有这个问题，赫娃。在洞察深层次需求的同时，我常常要忽略掉当下的需求。而在年轻人眼里，不解决当下的需求就是犯错误。”

“胆大竟然会显得这么愚蠢。”她轻声道。

“反过来也成立。”

我觉得只有最早的泛神论者才正确理解了神性：披着超人的外衣，却有凡人的毛病。”

雷托看到莫尼奥正在跟心中的怀疑较劲，他的思想活动袒露无遗。此时此刻，莫尼奥是如此完美地展示他的人性，雷托简直想拥抱他了。

他拥有完整的心理光谱：从怀疑到信任，从爱到恨……应有尽有！所有这些可贵的人性因子无不是在情感的暖流中、在心甘情愿投身生活的过程中发展成型的。

“赫娃为什么要接受这件事？”莫尼奥问。

雷托微微一笑。莫尼奥不能怀疑我，只好怀疑别人了。

这个灵长类动物在思考，思考是他的生存之道。在他的思维活动底下潜伏着一种基因。那就是人类对其整个物种的持久关切。有时候他们会掩饰、屏蔽或深藏这种想法，但我有意引导莫尼奥去感受他内心最深处的自我运行机制。他之所以跟从我，是因为相信我掌握着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道路。他知道存在一种深嵌在基因中的意识。我是在扫描金色通道时发现这一点的。这就是人性，我们俩都同意：金色通道必须延续！

“纵观我们的历史，”雷托说，“语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某些超常事件进行自圆其说的叙述，在公认的编年史中为这类事件找到一个位置，给它们一个解释，以便此后我们能一直沿用这些描述，然后说：‘这就是它的意义。’”

高贵的血统总要走向贫穷，而小圈子婚配又使其愈来愈衰弱。这为拥有财富和能力的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新晋富豪脚踩旧制度登上权力的巅峰，就像哈克南人曾经做到的那样。

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雷托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看出它已经融入了人类的生存模式，这类模式因跟不上时代而早为人类所遗忘，但从未消失。

“你愿意走的话可以走。其他死灵曾经尝试过。我跟你明说，不存在处女地，无处可躲。从很早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人类就像被一种危险的黏合剂粘成了团，好比一个单细胞生物。”

“判断贵族是否存在，最明确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阻碍变革的壁垒，有没有排斥新生和异己事物的铁幕、钢幕、石幕或其他什么幕。”

先知不会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幻象所迷惑。语言的僵化性决定了其线性特征。先知握有解锁语言的钥匙。对于他们而言，机械的图景不过是静态画而已。然而宇宙并不是机械性的。事件呈线性发展实为旁观者强加的规律。因果链？大谬不然。先知吐露预言，你便能窥见“注定”之事。但预言一出即释放无穷的先兆与力量。与此同时，宇宙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上另一条路。于是睿智的先知总是闪烁其词，隐匿真相。无知者以为预言尽是模棱两可之语，故而不信任先知。但你只要听从直觉就能领悟到：直言不讳无疑会削弱预言的力量。最高明的先知只把你引至幕前，让你自己来一窥究竟。

突然，大殿里充满雷托低沉的中音，这是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语：“汝等皆为神仆，不得彼此为仆！”

任何语言都有一个极可怕的词：军人。它的同义词贯穿于我们的历史：约加尼、骑兵、轻骑兵、卡利波、哥萨克、迪兰齐夫、军团兵、萨多卡、鱼言士……我都知道。这些词在我的记忆里列队而立，提醒着我：永远要把军队掌握在手中。

莫尼奥的语气变得缓和，而说的话却让艾达荷惊愕。“我只对你说一遍。同性恋者从来都是拔尖的战士，能一定胜负的猛士。他们也是最出色的男女祭司。宗教里的独身习俗并非偶然。打仗最厉害的总是青少年士兵，这也不是偶然。”

“这就是反常的歪门邪道！”

“很正确。军事指挥官千百个世纪前就知道反常的性错位会变为痛苦。”

“这就是雷托大帝在干的事？”

莫尼奥依然用温和的口气说道：“暴力需要你制造痛苦，容忍痛苦。军队被一股深层的力量驱策到痛苦中之后，控制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你有一个人人都有的选择，”赛欧娜说，“马上死还是缓一缓再死。”

类星体

40 年前，科学家们还在讨论 M87 内可能有一个黑洞，而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她。

一个即使不属于赛弗特星系的星系，只要它足够大，也会有这种奇特的表现。例如，有一个叫做M87的星系，它的质量很可能是我们银河系质量的100倍，包含有大约30万亿颗恒星。它是室女座里一个巨大星系团的一个成员，距离我们6500万光年。M87星系本身的直径是30万光年，然而它的中心的直径却不到(也许远小于)300光年，正发生着剧烈的过程，十分活跃。而且，从它的中心还喷出有一股物质喷流，一直射到该星系的外面。

1978年，有天文学家报道说，他们研究了M87星系核的亮度，并同该星系的外围区域进行了比较。同时，他们还研究了M87星系中的恒星像是向着中心靠近的运动速度。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在M87星系的中心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其质量等于太阳质量的60亿倍。这样一个黑洞当然是够大的了，虽然它还只占到M87星系总质量的1/2500。

宇宙为什么会膨胀呢？

已知一个黑洞的密度和质量成反比，那么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洞之中，那么一个包含已知宇宙质量的黑洞的半径可达 3000 亿光年，这远远超过我们当前已知宇宙的半径。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两个黑洞发生融合后，其中的“空间”会经历一次剧烈的伸展，使其密度得以降低…

一个半径为9千米的球体，其半径是一个半径为3千米的球体的半径的3倍，因而其体积就会是后者的3×3×3=27倍。由此可见，这个较大的黑洞的密度将会是较小黑洞的密度的3/27=1/9。

一般说来，一个黑洞的质量越大，它的密度就越小。

我们整个银河系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500亿倍，如果它收缩成一个黑洞，其施瓦西半径将会是4500亿千米，也就是大约1/20光年。这样一个黑洞，它的平均密度大约只有我们周围空气的密度的1/1000。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是非常好的真空。然而，它的确是一个黑洞，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它里面逃逸出去。

如果宇宙具有足够的质量，以致它是闭合的；又如果所有这些质量全都被挤压成一个黑洞，那么，那样一个黑洞的施瓦西半径将会是大约3000亿光年!它甚至会比我们整个已知宇宙还要大得多，而它的密度则要比我们今天估计的宇宙的平均密度还要小得多。

那样一个黑洞拥有宇宙的全部质量，而其施瓦西半径则是3000亿光年。在那个半径的外侧，当然是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在那个半径的内侧，却极有可能发生膨胀过程。事实上，恐怕正是这种猛地向外膨胀的事件，点燃了大爆炸。

膨胀开始发生的那个宇宙蛋必须是一个黑洞，它必须具有施瓦西半径。如果宇宙会无限膨胀下去的话，那么它的有些部分最终便一定会运动到施瓦西半径以外的地方，而那种情况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宇宙必定是闭合的，而且，在它膨胀达到施瓦西半径以前，必定就会发生运动的逆转。

还有一个事实，表明类星体不会很大。这就是，类星体的亮度会逐年发生变化，对于有的类星体，甚至是逐月发生变化。对于一个星系大小的大天体，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对于一个星系，它的有些部分可能会逐渐变暗，另一些部分逐渐变亮，但是平均而言，它的总体亮度多半会维持不变。这是因为，若要它的整体一会儿变亮，一会儿变暗，就必须要有一种效应能及时地传到它的各个部分。这样一种效应，不论它是什么性质，必须要从星系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而且它的移动速度绝不可能超过光速。例如，在我们银河系内，不论什么效应，它从银河系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如果银河系的整体反复地变亮和变暗的话，这种亮度变化的周期至少是10万年。

微黑洞

我们假定有一个单颗恒星形成的黑洞，它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5倍，而它的半径是15千米。它由于没有伴星，我们也就无从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没有伴星向它喂送物质，没有大量X射线发射出来。这个黑洞只能吞食一点恒星之间飘逸的稀薄气体，因而产生一星半点的微弱X射线，这在任何距离上都不易被觉察出来。

这样一个黑洞也许离我们还不到1光年，但是由于太小，又由于辐射太弱，而未被我们探测出来。它也许正向太阳迎头撞来，而我们却不知道。也许，只有在它就要同我们撞上时，它的引力场对我们的行星系统产生了某种意外的摄动，或者我们已经探测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但却在不断增强的未知X射线源时，我们才会觉察到它。可是当我们发现它时，最多不过几年，马上就会是我们世界末日的到来。就算是这个黑洞从我们太阳系穿过，没有发生碰撞，它的引力场也会对我们太阳系十分和谐的力学结构造成一场劫难。

太阳黑子

人类只能使用化石能源时，认为太阳也是烧炭的，但是算来算去都不够烧。后来发现了万有引力，人们又认为太阳的能源来自于引力作用下的收缩，然而算了算似乎只够烧两千万年，和物种进化得速率明显对不上。后来掌握了核能后又认为太阳也是放射能，然而测量太阳元素后发现居然全是氢和氦，根本没法裂变啊…

太阳中心产生的光子需要耗费十万年才能来到太阳表面。而中微子只需八分钟就可到达地球。所以为了更直观的观察到太阳内部的变化，美国人在地底深处修建了中微子探测器，然而发现实测值只有理论值的三分之一，人们不禁猜测难道太阳已经发生什么可怕的变化，而要十万年后才会开始展现？直到发现中微子振荡

其实，早在1596年，德国天文学家法布里修斯(David Fabricius，1564—1617)就注意到了一颗比大陵五还要显著的变星，这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颗近处的红巨星，蒭藁增二。蒭藁增二的英文名称“Mira”出自拉丁词组，意思是“怪事之由”。蒭藁增二的亮度变化比大陵五厉害得多，当变得暗弱时，有时连肉眼也无法看见它。蒭藁增二亮度变化的周期比大陵五长得多，规律性也要差得多。

一位德国的药剂师，为了寻找新的行星却意外发现了太阳黑子，然后热情高涨的持续观测了十七年，独自发现黑子有十年的变化周期…

这个问题由于德国一位药剂师施瓦贝(Heinrich Samuel Schwabe，1789—1875)的工作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是一位天文业余爱好者，只有白天才有空到他的望远镜前去作观测。他仔细搜索太阳附近的天空，希望能发现当时有人猜测的一颗在水星轨道以内围绕太阳运行的未知行星。施瓦贝也认真小心地注视着太阳圆面，因为如果存在着那样一颗行星的话，它多半会周期性地从太阳圆面前穿过。

他从1825年开始寻找，在太阳圆面上仔细搜索，自然不得不去注意太阳表面上的那些黑子。不久，他就忘掉了他原来要找的那颗行星，干脆专心实意地去描绘黑子的图形。在长达17年时间里，只要遇上晴天，他就乐此不疲。到1843年，他终于宣布，太阳的黑子数目有一个10年周期的盛衰变化规律。

施瓦贝观测到黑子的数量以十年为周期震荡。而海尔探测黑子磁场后发现磁场存在周期反转，所以周期应该是二十年。而经过对植物年轮的分析，发现在此之外还有个更大的周期，有时候会完全没有黑子，而有时候就是像今天一样，黑子时多时少。

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海尔(George Ellery Hale，1868—1938)又探测到了黑子内部的强磁场。他发现，在一个特定的黑子周期内这种磁场的方向是不变的，而到下一个周期，则发生反转。因此，如果把磁场也考虑进来，从磁场沿着某一方向的一次黑子数极大到磁场沿着那同一方向的下一次黑子数极大，这期间的时间总共是21年。

一位英国天文学家蒙德(Edward Walter Maunder，1851—1928)在1893年系统地研究旧时的记录时惊奇地发现，在1645—1715年那段时间古人对太阳表面所作的那些观测记录中，几乎没有提到过黑子。在那70年间记录到的黑子总数比现在任何一年的黑子数还要少。他的这一发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天文学家的重视，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70年间的数据过于零散和原始，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最近所作的一些研究支持了蒙德的论断，现在，天文学家把1645—1715年那段时期称作“蒙德极小期”。

人们还发现了延续时间较长的其他好多个太阳不活跃的时期。这其中，有的只持续50年，有的则长达好几个世纪。测量结果表明，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总共大约有过12段这种太阳不活跃时期。

总之，似乎存在着一个更长的太阳黑子周期。这就是说，存在着好多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太阳不活跃的极小期，在它们之间则插进有好些时间也比较长的太阳活动在这期间一会儿低，一会儿高的振荡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自1715年以来的一个振荡时期。

北冰洋

地球上历经的几次大冰河时期，间隔差不多是 2.5 亿年，而太阳系绕银河系一圈也差不多是 2.5 亿年。所以有人猜测，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着一片特别浓郁的尘埃区域，太阳系身处其中时，会导致地球接受到的太阳能大幅减少。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是刚刚从尘埃里出来，还是只是处在尘埃云的一个缝隙中呢？

事实上，仅仅在上一个100万年中才发生过冰期，而在更以前的2.5亿年的长时期却似乎没有出现过一次冰期。甚至有迹象表明，还有过一连串历时几百万年的多冰期时期，而每两个这样的时期之间都间隔2.5亿年。

只要地球表面的配置是它的极区要么是敞开的海洋，要么是被敞开的海洋所包围的孤立的大陆，就绝不会有较大的冰期发生。只有当移动着的板块凑巧形成了今天北极地区所具有的那样一种配置方式，轨道—自转轴周期才会引起我们现在熟悉的这种冰期。看来，这种情形只能是刚好在大约2.5亿年里出现一次。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具有这种配置的地球上，而且各大陆现在的这种配置方式在今后100万年左右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仅会再经历一次冰期，而且实际上会经历一个大的变化周期：“长冬”、“长春”、“长夏”和“长秋”。

冰川的影响

在冰川极盛期，由于海洋中失去了4%的液态水，海平面会下落大约150米。这点下落当然不会使海洋本身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每一个大陆四周有一圈浅海，在海面以下不足180米深的地方有一圈称作“大陆架”的水下陆地。随着海平面的下降，大部分大陆架都会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可以供陆地生物占用。

换句话说，在冰川向前推进，不断吞食掉陆地的同时，海平面下降，又会供奉出新的陆地。这两种效应多半会相互抵消。

盼望弥赛亚

那些信奉耶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的人，一直被称为“弥赛亚信徒”。后来由于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加入到弥赛亚信徒的行列，原来耶稣信徒的语言被翻译成希腊语。在希腊语中，弥赛亚一词是“基督”(Christos)。于是，耶稣的信徒就叫做“基督徒”(Christians)。

能量流

能量参与宇宙中的一切变化，从而驱动这些变化。能量一点一点地从一个地点流向另一地点，从一个物体流向另一个物体，而且每当发生这种流动时它都将改变其形式。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东西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驱动着能量？

显然，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只能是散布在宇宙间的能量的那种非均匀分布：能量在某些地方是以比较集中的形式出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是以比较分散的形式出现。不管能量是一点一点地从一个地点流向另一个地点，从一个物体流向另一个物体，还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有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全都是因为能量的这种非均匀分布具有一种均匀化的趋势。

随机运动

我们说宇宙开始于150亿年以前，并不是说宇宙的能量(包括物质)是在那时候产生出来的。能量早就存在了。我们的意思是说，宇宙的熵时钟是在150亿年以前开始走动，逐渐放松发条。

假设一个宇宙已经处于热寂（熵最大，所有区域的粒子平均运动速度一致）的混沌之海中，但是只要假以时日，总有一个极小的概率，会恰好出现一个低熵区域，而这个区域中，就诞生了一个更小尺度的宇宙。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处于一种热寂状态的宇宙的情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由粒子组成的三维海洋，或者干脆就是无限大。那些粒子无休止地彼此碰撞和反弹，虽然各个粒子有的运动得快，有的运动得慢，但是平均速度保持不变。

每过一段时间，这个宇宙中会有一小块区域，位于其中的相邻的那些粒子会表现出有较高的平均速度；而在别处另一个小区域中的粒子则会表现出有较低的平均速度。这个宇宙中的粒子的总的平均速度并没有变化，但是其中已经有了一小块具有比较低的熵的区域。这块小区域过一段时间肯定会被均匀化，但是在它被均匀化以前，便可以做一点功。

每过一段再长一些的时间，粒子之间的随机碰撞又会产生出较大的非均匀性；每过更长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更大的非均匀性。不难想象，每过1×1036年时间会有如此大的非均匀性产生出来，以致像宇宙大小那样一大块区域具有非常低的熵。

收缩宇宙

宇宙中远不止10000亿颗恒星。它们正在不停地把能量普遍倾泻到宇宙之中，而且这样倾泻了已有150亿年之久。那么，这样多的能量为什么不会把宇宙中的冷天体——比如说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加热，而使得生命无法生存呢？

有两个原因可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在一个膨胀宇宙中所有的星系团全都在相互作背离运动。这意味着，从其他星系团来到任何一个星系团的光线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红移。因为光线的波长越长，它包含的能量就越低，所以红移就意味着能量有减少。所有星系发出的辐射其能量比我们所想到的其实都更低。

第二，宇宙占据的空间随着宇宙膨胀正迅速地变大。这种空间变大的速度其实要超过能量注入宇宙而填满它的速度。所以，自大爆炸以来，宇宙不仅不是变得越来越热，它的温度反而一直在下降。目前，宇宙的普遍温度仅仅约为3K。

在我们星系内部

可是，我们星系中的那些没有位于中心的黑洞同我们太阳一样，全都在围绕着银河系中心运动。因此，我们相对于它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轨道，而且正处在各种各样的相对运动之中。那些黑洞，有的也许正在背离我们而去，有的也许正在向我们靠近。不管怎样，它们当中每一个黑洞总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向着我们运动，越来越近。

昼夜变长

每一天的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长。

在过去的这4亿年中，每一天的长度已增加了6400秒，如果一天时间变长的速率一直像今天这样大的话。

这就是说，在4亿年前，一天的长度要比今天一天的长度短6400秒。6400秒就是1.8小时，这表明，当生命开始从水中爬上陆地时，那时的世界每天只有22.2小时。我们没有根据可以说这4亿年来每一年的长度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推断出，那时候一年的长度按这个比较短的一天为单位来计算，会有395天。

火山

亚特兰蒂斯的原型，公园前 1470 年被火山爆发毁于一旦的米诺斯文明。该文明被摧毁的如此彻底，以致于一千年后的希腊哲学家们不相信就在爱琴海里居然有一个和自己比肩的史前文明，在故事里将其记载到了遥远的大西洋。

在爱琴海的南部有一个锡拉岛，它位于雅典的东南面，距离大约是230千米。这是一个新月形的大岛，弯勾面朝西，在两个犄角之间还有两个小岛。这三个岛屿的布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火山口的外环，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锡拉岛果真是一座火山，历史上曾喷发过多次。最近进行的发掘工作揭示出，大约在公元前1470年，锡拉岛比它现在的样子要大得多，而且曾经是弥诺斯文化的一个繁荣分支的定居点。弥诺斯文化的中心当时在克里特岛，位于锡拉岛以南105千米。

正是在公元前1470年，就像33个世纪以后的喀拉喀托火山那样，锡拉火山突然猛烈爆发，其威力是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5倍。锡拉岛上的一切在火山爆发中自然全被毁灭，而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在某些港湾，浪头高达50米)冲上克里特岛，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完全毁掉了弥诺斯文化。那以后又过了将近1000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才使这一地区的文明再度重新恢复到那次爆炸前的水平。

二、判断和结论

私人过度举债、金融部门杠杆率提高、企业过度投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在两次危机发生前都有表现，政府债务水平攀升在这次危机应对中表现明显，其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中用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的办法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其实这样做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根本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会以危机方式被迫收缩。

一、危机背景与演变过程比较

1929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16%，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不到8%；而本次危机前，2007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为49.5%，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为27.3%。

美国在一战前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193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40%，超过英、法、德、日和苏联五国之和(如图7所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也逐步取代了英国的地位，一战后到1929年，美国持续处于贸易顺差，是世界的主要债权国。本次危机爆发前，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优势有所减弱，GDP全球占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1/4，呈逐年下降趋势，存在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政府债务逐年攀升，2007年经常项目赤字、政府总债务占GDP比例分别高达5.1%和62.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由2000年的37.16%上升至2007年的43.89%，而同期G7的全球GDP占比则由48.92%降至42.74%

一战后，在英国带领下，约60余个国家在1925—1929年间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与“古典”金本位相比，当时各国使用可兑换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与英镑)和黄金共同支持国内货币供给，因此也被称作“金汇兑本位制”。

“金本位”不好，因为其天然带有通缩性质，会导致流通性逐步下降，从而抑制工商业发展。而国家的黄金储备量又会限制央行的货币手段，在危机发生时无法通过量化宽松来积极救市（因为宽松的贬值预期会导致黄金大量外流）。

本位制下，黄金流入国中央银行应扩张国内货币供给，实现通货膨胀；而黄金流出国应削减货币供给，引起通货紧缩，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实现黄金国际流动的再平衡。然而在实践中，为了避免储备完全损失和可兑换性的终结，黄金流出国被迫服从这一规则，而为避免本国通货膨胀，黄金盈余国往往会冲销黄金流入，积累黄金储备。这种调整的不对称性使得贸易盈余国不断吸引黄金流入，而赤字国丧失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发生持续的通货紧缩。二是各国货币政策灵活性较低。由于汇率固定、资本自由流动，金本位国家必须采取相似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当外国利率上升，而本国黄金储备不多时，

1973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特点：一是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美元仍处于主导地位(如图8所示)，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容易放大为全球性、系统性影响。国际货币体系过于依赖美元，一旦美国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并引起美元币值大幅波动时，就会引发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二是汇率安排多元化，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存，但以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缺乏定值基础，导致汇率无序波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有货币发行均失去了固定的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由于发行国自身政策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国际贸易、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三是有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但全球失衡仍然存在。

四、危机对金融改革影响的比较

金本位在大萧条期间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大萧条及随后爆发的二战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大国综合实力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取向。二战后确立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远超过英国，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体系建立，美元霸权确立。

商业银行的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而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所以应该严格的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经营，实行分业经营。1999 年美国废除了斯蒂格尔法案，导致商业银行卷入了投资银行的金融创新，为经济危机铺平了道路。

除了分业经营外，还应该依靠“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为商业银行提供额外的保障。存款保险可以在银行倒闭时为其存款提供保险，这有效的避免了挤兑，而更少的挤兑也让商业银行的破产率显著下降。最后贷款人（美联储）则是在流动性紧张时，可以为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缓解经济压力。

大萧条导致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确立。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并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确立了金融体系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对信息披露的完全性和公平性做出了明确规定，防止证券发行中的欺诈行为。以上法案对美国当时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确立了以后半个多世纪金融体系发展与变革的框架和基础。

五、几点启示

两次危机虽然都爆发于金融领域，但从本质上看，金融领域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包括过度负债、过度消费、劳动生产率下降等。

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有助于缓解危机冲击

一、金融体系和危机演变机制比较

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并导致了“发起-分销”(OTD, Originate To Distribute)模式的盛行，金融机构从传统的“发起-持有”转变为“发起-分销”，将贷款“证券化”，打包上市，卖给投资者，从而赚取手续费。美国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新模式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内在缺陷(刘春航，2011)。“发起-分销”模式下，市场参与者众多、风险交易链条拉长、风险持有期限缩短、委托代理关系复杂等特征，导致了发起方、组织方、管理方、担保方、分销方、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严重的风险漠视和激励失当(in-centive misalignment)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对“发起-分销”模式给风险管理和监管带来的挑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对。

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将资源调配交给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手在日趋虚拟化的金融领域却屡屡失灵。各国的监管思路也逐渐从合规监管转变为风险评估，通过主动、动态的风险评估来决定一个金融项目是否可行。中国则更为严格，还需要考评该项目是否对实体经济有良性的刺激作用。

以美国、英国为先驱，全球多数银行监管机构都摒弃了过去以合规、资本为本[19]的监管模式，“风险为本”(risk-focused approach)已成为银行监管部门的共识。即跳出静态的合规框架，对银行的风险状况进行动态的、前瞻式的评估，重点关注银行的经营管理过程及其重大风险环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

二、金融危机原因比较

1999年，奉行了66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废除，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隔离被撤销；2000年，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被取消；2004年，对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限制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取消，为投资银行高杠杆经营扫清了障碍，为金融危机铺平了道路。

三、危机应对与金融监管改革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提出“沃克尔规则”(Volcker Rules)[11]，限制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剥离高风险衍生交易等，主要包括：(1)在法案所列举的例外情形之外，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12除了例外情形，禁止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允许情形下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3%，也不能超过基金资本的3%。(3)为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4)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

四、基本结论和启示

供了分析的证据。如报告提到1999—2008年华尔街用于游说活动的费用支出高达27亿美元，其中出资给竞选活动相关个人及委员会的就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监管意愿至关重要。再如，报告指出，在花旗集团资产证券化部门注意到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并减少了贷款购买后，其担保债券部门却反而增加购买抵押贷款，这对于判断花旗集团的真实管理状况和管理缺陷十分有说服力。

二、两次危机演变过程和政策应对比较

[1]彼得·特明(Peter Temin)，《大萧条》，载斯坦利·L.恩格尔曼和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中国人民币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三、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比较

大萧条爆发前的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试图重塑金本位制。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间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跛足金本位制无法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本位制核心原则遭到破坏。金本位制运行的基础是黄金自由流动、自由兑换和自由输出。一战后，各国经济凋敝、通胀极高，根本不可能遵守这些原则，金本位制固有的通缩倾向被放大。其次，黄金分布不均与双中心结构削弱了黄金作为货币的功能。美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和法国重返金本位时的汇率低估，使得两国成为黄金大国。

三、两次大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

中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实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依然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投资率的不断提升。

三、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分析

信用评级机构给债券评级，评级会影响债券的发行，而评级机构又是靠发行方来赚钱的。听上去就像波音替 FAA 给波音的飞机做适航性检查一样…

信用评级行业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中受到广发的质疑。现有证据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确实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代后期，克林顿政府扭转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取得了财政盈余。这一好事却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由于AAA级的美国政府债券大幅度减少，而国际机构投资者受投资合约限制，需要大量的AAA级债券。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发挥了作用。大量的次级贷款、次级按揭通过打包重组，形成新的AAA级债券卖给国际投资者，包括大量的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评级机构迎合华尔街的需求，给这些衍生产品AAA评级。

四、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隐忧

金融的本质是为市场上的资金进行妥善的配置，通过为最有发展前景的实业配置资金来赚取利润。换句话说，当金融业过度创新和发展，钱能直接生钱之时，也就是金融泡沫开始膨胀之时。 // 是否可以通过分析金融业和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度量金融泡沫的程度，因为金融错配必然导致实业凋敝和金融业高收入

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增强，劳资矛盾现象不断突显，长期看这有利于劳动者，短期内却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问题十分突出，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很大，加之当前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企业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了大面积停工或破产的现象。这与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状况有一定可比性，企业经营困难会拖累实体经济，并最终危及整个金融系统。

这篇报告成文于 2010 年，尚且已经觉得当年的房地产有些过度发展。九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看，2010 年的房子跟白菜价一样…

截止2010年底，房地产行业已占据了全国总贷款规模的22%，房地产业的就业占全国就业量的10%；而住房抵押贷款也已占到贷款规模的30%。2010年我国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57557亿元，比上年增长33.5%，占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房地产开发中，土地购置费达9992亿元，比上年增长65.9%。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必然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极大的冲击。房地产泡沫是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而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十年中飞涨，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很大警示。

后记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我们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

第一部

以信仰之名，行亵渎之事。

太可怕了！真不知这里更多残忍，还是更多荒谬。不过，无论是残忍还是荒谬，均已达到极限。”

从神父、典狱长到玛丝洛娃，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被神父嘶哑着嗓门重复了无数次、被他用奇奇怪怪的字眼所赞颂的耶稣本人，恰恰禁止此处所做的事情。他不仅禁止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禁止神父对面包和葡萄酒所做的亵渎法术，而且极其明确地禁止一些人称另一些人为师，禁止在教堂做礼拜，他让人单独祈祷，他禁止修建教堂，他说他要来摧毁教堂，他说不应在教堂里祈祷，而应在心中祈祷，在真理中祈祷。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禁止审判他人、关押他人，禁止折磨、羞辱、处罚他人，就像此处的作为，而且禁止一切针对人的暴力，他说他要来释放所有的囚犯。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此处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其实均为对基督本人的最大亵渎和嘲弄。谁也没有想到，神父拿出来让人们亲吻的那个四端镶有珐琅饰物的镀金十字架，其实正是耶稣受刑的绞架之象征，而耶稣之所以受刑，正因为他禁止此刻以他的名义在此处所做的事情。

农奴/租户们含辛茹苦的耕种土地，并且将收入中的大部分作为租金/还款交给地主和官僚，由此得出，在殚精竭虑的精英阶层们细心引导下，养活了大量愚昧懒惰的庄稼汉。

小时候提到贵族时心里想的都是：优雅、富足、闲适。现在提到贵族时脑子里立刻想到的都是：傲慢、懒惰、吸血鬼…

人们用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行为作着不同的事情，于己有利的称之为伟大的事业，位于中心位置的称之为伟人。于己无利的，称之为异端，甚至将其定罪，视为罪犯或恶魔。

这也许也是为何善恶观总是随着时代而颠来倒去，因为其本身就是模糊而且主观的。

人们通常以为，窃贼、凶手、奸细、妓女等会承认他们的职业十分糟糕，他们理应感到羞耻。情况完全相反。或因为命运的左右，或由于自己作孽，一些人落入某种境地，可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不正常，他们依然要构建一种整体的生活观，凭借这样的观点，他们才能觉得他们的处境是不错的，受人尊重的。为了支撑这种观点，人们会本能地依附某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所构建的生活观以及他们的生活地位能得到认可。如果窃贼夸耀他们的技巧，妓女夸耀她们的放荡，凶手夸耀他们的凶残，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这些人的圈子及其氛围是局限的，更主要的是，我们置身于他们的圈子和氛围之外。然而，当富人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巧取豪夺，当将领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血腥杀戮，当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强大，也就是他们的暴政专制，不也是如出一辙的现象吗？我们感觉不出这些人为了论证其角色的合理性而歪曲了生活观和善恶观，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持有这种被歪曲的观念，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个圈子。

第二部

广立法，宽定义，随机执行，这可是高深莫测的哲学。

•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说，”律师继续说道，“我能见到他们的面，就不能不感恩戴德，因为我没去坐牢，您也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只能因此感激他们的好心肠。剥夺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特权，然后把我们流放到不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取决于检察长的随意妄为。司法界人士可以遵循法律，也可以不遵循法律，那么还要法院干什么？”
• 律师开心地笑了起来。
• “瞧您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唉，老兄，这可是哲学。

如何在官场得到快速晋升。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借以爬上高位的主要素质在于：首先，他能看懂书面文件和法律条文，也能起草通俗易懂的文件，虽说文字不太流畅，但没有错别字；第二，他仪表堂堂，在必要的场合不仅能摆出一副骄傲模样，而且还能显得高不可攀，威严庄重，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能卑躬屈膝到肉麻和卑贱的地步；第三，他没有任何一贯的原则或规则，无论在个人道德方面还是国家事务方面，因此如果需要，他可以赞同所有人，也可以反对所有人。他如此行事，尽量保持平稳的调性，不显露他的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本身是否道德，他的行为会给俄罗斯帝国或整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幸福还是造成最大的危害，他完全无动于衷。

托波罗夫的职务就其使命而言构成一种内在矛盾，只有一个愚蠢迟钝且无道德感的人才会对这样的矛盾视而不见。托波罗夫便具有这两种负面品质。他所任职务的矛盾性就在于，他的职务要求他运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外在手段来支持和保护教会，而教会就其自身所下的定义而言是上帝创建的，无论地狱之门还是人类的行为都无法撼动教会。这个神性的、无法被任何东西所撼动的上帝的机构，却要由托波罗夫及其同僚所领导的人间机构来提供支持和保护。

我在剧院进包厢时，那个女人也是这么冲我笑的，”他想，“那个女人的笑和这位女人的笑含义一样。区别仅在于，这位女人的话说得干脆直接：‘你要我，就带我走。不想要，就走开。’那个女人却装模作样，说她想的并非这种事，她在生活中怀有高尚优雅的情感，可两者大体上是一回事。这一位至少是真实的，那一位却在骗人。此外，这一位因为贫穷才落入这种境地，而那一位却在演戏，在玩弄这种既美好又可恶可怕的欲望。这位是街头妓女，是一杯臭烘烘的脏水，是供那些饥渴甚于恶心的人喝的，而剧院里的那个女人却是一杯毒药，这毒药会令人难以觉察地毒害周围的一切。”

托翁本意可能是想论述：罪犯的根本原因是产生犯罪的社会机制，妄图只依靠监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监狱将会耗资巨大，而且杀人如麻。

然而讽刺的是，托翁去世后没几年，那些他所欣赏的革命者们就建成了这样的监狱（古拉格），耗资巨大，杀人如麻。

• “这些监狱无法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可能永远坐牢，他们会被放出来的。相反，这些机构会使那些人变得极其恶劣，极其堕落，也就是说，会增大危险性。”
• “您是想说，整个惩戒制度都必须完善。”
• “无法完善。完善的监狱耗资巨大，超过国民教育的开支，这又会让人民承担新的重负。”
• “可惩戒制度的缺陷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到法庭本身啊。”伊格纳吉·尼基福罗维奇还是不细听内弟的话，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 “这些缺陷无法克服。”聂赫留多夫提高嗓门说道。
• “那怎么办？需要杀人？或者就像一位国务活动家说的那样，挖眼睛？”伊格纳吉·尼基福罗维奇说道，露出洋洋得意的微笑。
• “是的，这很残酷，但是管用。

“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无人知道是谁害死了他。可是他被害死了。他和其他所有犯人一样，是依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带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似乎只下达了一道平平常常的命令，用他潦草的笔迹在一份带有印刷体抬头的纸上签下他的名字，他自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他有责任。为犯人检查身体的监狱大夫更不会觉得他有责任，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把病弱犯人挑了出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天气如此酷热，犯人们这么晚才被带出来，而且还挤作一团。典狱长呢？……可典狱长只不过在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押走多少苦役犯和流放犯，押走多少男犯和女犯。押解队队长也不应负责，其职责即清点人数，在某处接收多少人，然后到某地如数交出这些人，他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押解这批犯人，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像聂赫留多夫所见的两位死者这般身强体壮的人，怎么会支撑不住，倒地死去。无人有过失，却有人被害死，且凶手正是这些对几位囚犯的死亡不负任何责任的人。”

托尔斯泰已经意识到了制度之恶的可怕，然而却依然借主角之口颂扬类似于“集体农庄”这样的集体主义。连对人性、社会洞察之深的托尔斯泰都这样，可想而之普通人为何会在数年后热切的投身于共产主义建设，最终建成了前无古人的血腥政权。

他继续想道，“如果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何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让这些基督徒、人道的人和善良的人干下最可怕的恶行，却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保持现状，就是让这些人去做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首先要他们坚信，有一种被称作国家职务的事务，在做这件事时可以像对待物一样对待人，不用对人持有人性的、兄弟般的态度；其次，让这些担任国家公职的人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来便不会有人单独承担他们残忍待人的各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出现如我今天所见的这些可怕事件。问题在于，有些人认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以爱心待人，其实这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苏联解体之后的读者，读一位苏联建立以前的伟大文豪对沙皇政府的批判，感觉到一种苦涩的讽刺。书中对沙皇政府机关的“残忍”的描写，现在看来简直处处透露着人性和理性，而沙皇贵族对于共产思想的讽刺，其实都一针见血，异常准确。然而托翁明显对制度的恐怖缺乏想象力，还在赞扬狱中的革命者…

第三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管人民是否理解，哪怕有时候需要人民做出一点牺牲，xxx 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度的自信。

•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要为人民群众做一切事情，但不要对他们抱任何奢望，群众是我们的活动之目的，但他们却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除非他们克服他们如今具有的惰性，”他说了起来，像是在发表演说，“因此，指望在我们为他们预备的发展过程结束之前得到他们的帮助，这纯属幻想。”
• “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克雷里佐夫脸涨得通红，说道，“我们常说我们反对专横和独裁，这难道不就是最可怕的独裁吗？”
• “这里没有任何独裁，”诺沃德沃罗夫平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道路，我可以为他们指明这条道路。”
• “可你凭什么认定你指明的道路就是正确的呢？这难道不就是那种派生出宗教裁判所和法国大革命死刑的独裁吗？他们也认为他们凭借科学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 “他们迷了路，这并不能证明我也会迷路。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和积极的经济科学的数据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
• 诺沃德沃罗夫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他一个人在说，其他人均默不作声。

这感觉，可能很多翻出了高墙的人也曾感受过吧。

他在这三个月里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还是那些人疯了，干下了我看到的那些事？”可是，这些人（他们为数很多）干着那些让他吃惊、令他害怕的事情，却心安理得，不仅认为应该做这些事，而且还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十分重要，十分有益，这就很难认定这些人全都是疯子。他也无法认定自己是疯子，因为他觉得自己思维清晰。因此，他始终感到迷惑不解。

“复活”指的可能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人都改造为具有自虐倾向的利他主义者，那么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大和谐。

显而易见，一些人无权去改造另一些人，在这个时候，你们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情，就是停止做这些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何况还既不道德又很残忍的事情。“你们数百年来一直在惩罚被你们视为罪犯的人。可结果如何，那些人绝迹了吗？他们没有绝迹，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那些因为受到惩罚而堕落的人成了罪犯，那些审判人、惩罚人的法官、检察长、侦查员和狱卒们也成了罪犯。”聂赫留多夫如今明白，社会和秩序之所以依然存在，并非因为有这样一些审判他人、惩罚他人的合法化罪犯，而是因为，尽管道德如此败坏，人们依然彼此怜悯，互敬互爱。

我觉得，这就是这类政治或宗教车轱辘话的要旨。读者带着目的在这些语焉不详的文字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终往往能在一番“思索/脑补”后达到顿悟。

聂赫留多夫想在这本《福音书》中找到关于这一想法的论证，便从头读起来。他读到总是会让他感动的“登山训众”，他如今第一次发现，这篇训诫并非抽象、美好的思想，其中的要求大多也并不太高，并非难以履行，而是一些简单明了、可以在实践中遵循的戒律，一旦这些戒律得到遵循（这完全有可能），便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体制。

绪言

物理学界的新宗教——弦论

偏差与争议当然是科学进步必须经历的，但人们总认为存在一种方法，通过实验或数学来解决争论。可是，在弦理论的情形，这样的机制似乎破产了。弦理论的许多信奉者和评论家们太相信他们的观点了，即使在朋友之间也很难展开诚恳的讨论。他们说，“你怎么会看不见这个理论的美妙呢？一个如此美妙的理论怎么会不正确呢？”这也激起怀疑者们同样剧烈的反应：“你失去理智了吗？你怎么那么坚信随便的一个毫无实验证据的理论呢？你忘了怎么做科学吗？

虽然没有任何实验结果，但却已经提前统一了学界。

虽然大家都赞成多样性的说法，做起来却不是那样。有些年轻的弦理论家告诉我，不论相信与否，他们感觉做弦理论很压抑，因为它在大学里成了通向教授职位的入场券。他们说的是真的：在美国，追求弦理论以外的基础物理学方法的理论家，几乎没有出路。最近15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为做量子引力而非弦理论的年轻人一共给了三个助理教授的职位，而且给了同一个研究小组。当弦理论还在为科学争斗时，它在学术圈里已经赢了。

第二章 美的神话

圣经学会的生物学家仍然努力在非洲寻找着活着的恐龙，似乎很愚昧，但其实看上去和现在的物理学家们做的事情差不太多。不过物理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中微子，但是暗物质、暗能量、弦？它们一定存在于哪里，只不过我们还没找到！

最近我从伦敦到多伦多的飞机上碰到一伙人站在走廊里。他们向我打招呼，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刚参加了一个宇宙学会议，他们马上问我如何看进化论。“噢，不，”我想了想，接着告诉他们自然选择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圣经学会的会员，刚从非洲回来。看来，他们去非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检验特创论的某些原理。他们想拉我一起讨论，我警告说他们会输的，因为我有很好的证据。“不会的，”他们坚持说，“你并不了解事实的全部。”

开普勒为此思考了很长时间。轨道直径解释了，他只需要解释不同行星的速度。最后他提出，行星在运行中“歌唱”，音调的频率正比于速度。不同行星在轨道运行，以六种声音唱出一曲和谐的歌，开普勒称那是天球的和谐。

这个思想也有古老的根源，令人想起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的和谐源于简单的数字比例。

第三章 几何世界

“维度”简直是理论物理的“过拟合”，如果有什么无法解释的事，那就增加一个维度。爱因斯坦用相对论打败了四维空间理论，统一了时空与引力。然而他又因为不愿意相信量子论，试图通过五维空间来建立统一场论…

1914年，一个叫诺德斯特罗姆（Gunnar Nordstrom）的芬兰物理学家发现，为了统一引力场与电磁场，我们只需要增加一个空间维度就行了。他写出描述有4个空间维（加1个时间维）的世界的电磁场的方程，引力也就跳出来了。正是靠这额外的1个空间维，我们就得到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相容的引力与电磁力的统一。

物理学在1916年面临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其基础都是统一引力与其他物理学。一个是牛顿的引力与电磁力的优美统一，它只是简单地添加了一个隐藏的空间维；另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两个似乎都是和谐的，而且都有意外的成果。

数学家外尔（Herman Weyl）创立的那个理论包含着美妙的数学思想，后来成为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核心。可是它失败了，因为在外尔原来的理论中，有一些重要结论与实验相冲突。一个是物体的长度依赖于它的运动路径。假如你拿两根米尺，将其分开，然后再放到一起比较，一般会发现它们有不同的长度。这是比相对论还令人惊骇的结果。在相对论中，米尺确实也会显得不同，但那只发生在它们相对运动的时候，而不是在静止比较的时候。当然，它也和我们的自然经历相矛盾。

爱因斯坦不相信外尔的理论，但很欣赏它，写信给外尔说，“除了与相对论不一致，它无论如何算得一个美妙的智力演绎。”外尔的回答说明了数学美的魔力：“您对我理论的拒绝令我感到很沉重……不过我本人的头脑仍然相信它。”

不过，外尔第一次统一的尝试纵然是失败了，但他创立了统一的现代概念，最终导致了弦理论。

瑞典物理学家克莱因（Oskar Klein）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发现并进一步发展了卡鲁扎的思想。他们的理论的确优美动人。只需要给空间增加一个维，引力与电磁力就一下子统一了，而麦克斯韦方程便可解释为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结果。

这一次，爱因斯坦着迷了。1919年4月，他写信给卡鲁扎说，“用五维圆柱来实现[统一]的思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乍看起来我非常欣赏你的想法。”

巨人们做出巨大的贡献，也犯下巨大的错误…

戴森解释说，他原本也是怀着认识爱因斯坦的愿望来研究院的。于是，他去见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

第二天早上，他意识到，尽管不好当面说爱因斯坦的研究是垃圾，但他是有话不得不说的。于是，他失约了。他告诉我，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总是躲着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和其他几个统一场理论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那种统一太容易了。统一场论不是无处可寻，而是满地鸡毛。

虽然高维的统一方法很迷人，最终还是因为很好的理由被抛弃了。它没有可以检验的预言。即使这样的理论能出现某个特殊的确实描绘了我们的世界的解，也还有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那很少的几个有意义的解还是不稳定的，很容易演化为奇点或根本不同的世界。最后，它们不能与量子理论协调起来。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一个新的统一思想（如弦理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做物理学的时候，统一引力与其他力的思想已经像连续物质的概念一样破产了。马赫（Ernst Mach）不相信原子，麦克斯韦相信以太，爱因斯坦追寻统一场论。这些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留下的愚蠢的教训。

第五章 从统一到超统一

按照超对称理论，如果每一种粒子都有一个超对称伙伴，那为什么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么多粒子里，却没有任意两个恰好是对称的？所有的理论都预言了一批尚未发现的超对称粒子。

如果这个理论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看来上帝不但爱抛骰子，他还爱调参。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理论成功假定了两个已知粒子间的超对称。相反，在所有的超对称理论中，粒子的数目至少多一倍。它们只不过假定每个已知粒子伴随着一个超伙伴。不但有超夸克，也有超轻子和光微子。成对的伙伴还有中微子与超中微子，希格斯微子与希格斯玻色子，引力微子与引力子。成双成对的粒子，仿佛满载着一艘粒子的诺亚方舟。纠缠在这个超子与微子的网络里，我们迟早会把巨人看作小丑，把小丑看作巨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许多理论家希望LHC将要看到的，是大量可以解释为丢失的超伙伴的粒子。如果LHC真的看到了，那当然是理论物理学家30年来的胜利。然而我要提醒大家，还没有明确的预言。即使MSSM是正确的，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调节那125个参数以满足我们已知的事实。这至少生出十多种不同的图像，对LHC能看到什么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预言。

还有更多的麻烦呢。假定LHC生成了新粒子，考虑到超对称理论有那么多不同的形式，那么即使超对称理论错了，也仍然可能经过调节而满足LHC的第一批发现。

第六章 量子引力：岔路

相对论之后的理论，都应该传承相对论的思想：背景独立性。即时空是动态演化的，不应该为了得出理论结果而对时空背景做过多的假设（调参）。

我们前面将其概括为一个原理，即背景独立性。这个原理说，我们可以完全确定自然定律，而不需要对空间几何做任何先验的假定。在过去那种几何固定的图景中，几何可以认为是背景的一部分，是大自然自我表现的不变的大舞台。我们说物理学定律是背景独立的，意思是空间几何不是固定的，而是演化的。空间和时间不是为事物的演化搭舞台，而是从定律中产生出来。

背景独立性的意义不止于此。自然律还有一些方面固定在通常的物理学定律的表述中。但那也许是不应该的。例如，空间只有三维，这个事实就是背景的一部分。是否存在某个更深层的定律不需要我们先验地假定空间的维数呢？在那样的理论中，三维也许作为某个动力学定律的解的结果而出现的。在那样的理论中，甚至空间的维数也可能随时间而改变。假如我们能构造这样的理论，它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是三维的。这将是一个进步，因为原来只能假定的东西终于得到解释了。

所以，背景独立的思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关于如何做物理的一种智慧：构造更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现在假定的东西将在某个新定律下演化，从而得到解释。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存在感真够强的…

俄罗斯物理学家布隆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35年的学位论文大概是关于量子引力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还记得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当时前苏联最有才华的两个物理学家之一。他在1936年的一篇论文里写道，“为了消除这个逻辑矛盾，必须屏弃我们寻常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以更深层的概念来修正它。”接着，他引用了一句德国俗语：“让怀疑它的人付出代价吧。”布隆斯坦的观点得到了同样才华横溢的法国青年物理学家所罗门（Jacques Solomen）的拥护。

今天，几乎每个认真思考量子引力问题的人都会赞同布隆斯坦，可已经过了漫长的70年。原因之一是，即使像布隆斯坦和所罗门那样聪明的头脑也没能逃脱时代的疯狂和愚昧的厄运。布隆斯坦在写了那篇论文一年后，就被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 D）逮捕了，1938年2月18日被处死。所罗门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1942年5月23日被德国人杀害。他们的思想被历史遗忘了。我一直在研究量子引力，但写完本书才了解到他们。

第十一章 人类的选择

苏斯金说的人存原理，是宇宙学家们自1970年以来提出并探讨的一个老思想。当时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生命只能出现在所有可能物理学参数的一个极端狭小的范围内，尽管奇怪，我们还是出现了，仿佛宇宙就是为了包容我们而设计的（所以才说“人存”）。苏斯金的特殊说法代表着一种宇宙图景，即林德前些年提出的所谓“永恒暴胀”。根据这幅图景，宇宙早期的迅速暴胀阶段生成的不仅仅是一个宇宙，而是一个无限的宇宙群。你可以想象宇宙的原初状态处于没有终止的指数式扩张。接着，气泡出现了，在那些地方膨胀急剧慢了下来。我们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一个气泡，而另外还有无限多个。

在读到批判“增加维度来过拟合一切的理论”时，我就想到《穿越平行宇宙》这书简直是集大成者啊😂，通过四层平行宇宙阐释了宇宙万物的一切。结果作者果然单独留出一章来批判平行宇宙和弱人择原理。

https://blog.laisky.com/p/mwi/

多宇宙图景与智能设计图景起着同样的逻辑作用。二者都提出了不能检验的假设，如果假设对了，它将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这些论证之所以错了，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依赖于一个没有明说的假定——我们把握了所有可能的情形。

从暴胀外推到永恒暴胀，既有理论困难也有观测困难，所以它对宇宙自然选择并不构成强有力的反驳。

我们很遗憾得出这样的结论：弦论没有做出新的精确的可以证伪的预言。弦论有一些惊人的关于世界的论断。有什么实验或观测能在未来的哪一天找到其中的某个惊人特征的证据吗？就算没有明确的能肯定或否定理论的预言——我们能看到弦的自然观的某个关键特征的证据吗？

弦世界还有三个一般性特征：所有合理的弦理论都认同存在额外维，所有的力都统一在一个力，存在超对称。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具体的预言，也能发现实验是否能检验这些假定。因为它们独立于弦理论，对其中任何一个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弦理论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就不同了：假如我们知道不存在超对称性、不存在高维或者不存在所有力的统一，那么弦理论就是错的。

第十二章 弦理论解释了什么

作者写这书时，弦论已经作为一个主力“理论”发展了 35 年，然而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假设，只是通过不断地调参试图从更高的维度上解释已知的所有的理论。弦论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理论，因为它连一个可证伪的确凿说法都没有…

也许有人会问，现在做如此评论是否为时尚早。但弦论已经持续发展了35年，而且在20多年里吸引了全世界许多最聪明的数学家。正如我以前强调的，至少从18世纪末以来，科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重要理论，经过了10多年而既没衰落也没获得实验和理论的支持。要说实验难做，也不能令人信服，原因有两点：首先，弦论要解释的多数数据已经存在于宇宙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常数中了。其次，虽然弦确实小到不能直接看见，但以前的理论几乎总能很快引出新的实验——没人想到要做的实验。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综述看到，为什么弦论的任何评价都必然引起争议。如果我们仅限于考虑已知存在的理论——即可以做具体计算并进行预言的理论——我们必然得出弦理论与自然无关的结论，因为每个弦理论都与实验结果矛盾。

所以弦理论家的方向当然也是值得走下去的。但还能继续认为它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主导范式吗？旨在解决理论物理学关键问题的多数资源还该继续支持弦理论的研究吗？其他研究方法还该为了弦理论而继续荒芜吗？只有弦理论家才有资格享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研究经费吗（这正是目前的情形）？我想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都是否定的。在任何水平上，弦理论都没有成功到那样的程度，值得将所有的蛋都放进它的篮子里。

第十三章 真实世界的惊奇

物理学中的力只要几个数字来刻画——例如，力的传播距离和决定其强度的力荷。刻画宇宙学常数的是尺度，即它令宇宙卷曲的距离尺度。我们称这个尺度为R，大约等于 10 亿光年（即 ${10}^{27}$ cm）。宇宙学常数的怪异在于它的尺度远大于物理学的其他尺度。R是原子核大小的 ${10}^{40}$ 倍，普朗克尺度（大约是质子大小的10-20）的 ${10}^{60}$ 倍。所以人们自然想知道尺度R是否代表了某种全新的物理。

众所周知，星系外围恒星的运行速度超越了牛顿力学能够提供的引力极限，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物理学家假设了一种仅有引力的暗物质。

而另一种思想是修正牛顿力学，认为在某种尺度下其方程会发生突变。而这个突变常数居然恰好和 R 这个诡异的宇宙学常数有关。

在发现问题的每个星系中，只有在一定轨道以外运动的恒星才受影响。而在那个轨道之内则没有问题——那里的加速度和可见物质引起的一样。所以，星系内部似乎存在一个区域，其中牛顿定律依然成立，而不需要暗物质来帮忙。在那个区域以外，事情就麻烦了。

关键的问题是：分离两个区域的轨道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假定它出现在距离星系中心的某个特殊位置，这是自然的假定，却是错误的。那么分界线是不是处于一定的恒星或光线密度呢？这个答案也是错的。奇怪的是，决定分界线的似乎正是加速度本身。随着距离星系中心越来越远，加速度将越来越小，存在某个临界的加速度，它标志着牛顿引力定律的崩溃。似乎只要恒星加速度超过那个临界值，牛顿定律就成立，预言的加速度就等于我们看到的加速度。这种情形不需要任何暗物质。然而当观测的加速度小于那个临界值时，它就不再满足牛顿定律的预言了。

那个特殊的加速度等于多少呢？测量结果大约是 $1.2\times {10}^{-8}（cm/s^2）$。这个值恰好接近宇宙学常数预言的加速度 $c^2/R$！

米尔格罗姆在1983年的论文里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他称之为MOND，即“修正的牛顿动力学”。根据牛顿引力定律，物体由于某个质量产生的加速度会随着远离那个质量而以特殊的方式减小——即随距离的平方减小。米尔格罗姆的理论指出，牛顿定律只有在加速度减小到那个魔幻的数值1.2×10-8cm/s2之前才能成立。小于那个数值时，引力不随距离的平方减小，而只随距离反比例地减小。另外，通常的牛顿力正比于引起加速度的质量乘以一个常数（牛顿引力常数），而MOND说的是，当加速度很小时，力正比于质量的平方根乘以牛顿常数。

第十四章 站在爱因斯坦肩头

普朗克长度被认为是一个界限，小于它的尺度将出现一种新的、本质上是量子力学的几何。不同的量子引力方法都有一点共识：普朗克长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观测的最小尺度。问题是，所有观测者都同意什么是最小长度吗？

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不同观测者所看到的运动物体的长度是不同的。和米尺一起的观测者会说尺子是1m长，但任何相对于它运动的观测者看到它要短一点儿。爱因斯坦称之为长度收缩现象。

但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所谓“最小长度”之类的东西。不论多短的长度，你总能通过接近光速的相对运动使它变得更短。这样，普朗克长度的概念与狭义相对论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我们没有直接测量速度。速度是一个比值，它是一定时间经过的一定距离。爱因斯坦的核心认识是，不同观测者，即使以不同速度相对运动，测得的光子总是具有相同的速度，因为他们测量的空间和时间都不同。他们测量的时间和距离的变化方式，恰好满足光速是一个普适的量。

可是，为什么这对光是不变的，对其他东西却不是呢？我们不能对距离也玩儿同样的技巧吗？就是说，一般说来，我们知道，观测者测量运动的米尺没有1m长。这对多数长度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一路下来，直到普朗克长度时，那效应就会消失了吗？这意味着如果尺子恰好是普朗克长度，那么即使它在运动，所有观测者也会得到相同的长度。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了两个普适的量呢？一个速度，一个长度。

第十五章 弦论后的物理学

主要的统一思想说起来很简单：不要从空间或任何在空间运动的东西开始。从纯粹的量子力学的而且具有纯量子结构的东西（而不是空间）开始。假如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空间会自然出现，代表那种结构的一般性质——犹如温度的出现代表原子的运动。

难怪我们听威藤说，“借凝聚态物理学的名词来说，多数弦理论家猜测时空是一种‘突现现象’。”（他最近在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卡夫利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次讲话。）

今天早上起床时正好在脑洞，既然分布式系统中无法构建客观的物理时钟，而只能依赖于基于因果序的逻辑时钟。那么宇宙这个分布式系统里，同样受到光速恒定和不可靠（比如空间膨胀）的限制，是不是可以认为时空其实也是依赖于因果律构建的呢，然后上班路上就读到了时空的因果结构理论…

另一个统一的思想在于因果性的重要。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时空几何决定了光线如何传播。因为没有比光更快的东西，一旦知道了光的传播，就能决定某个特殊事件引发了哪个事件。对两个发生的事件，只有当一个粒子以光速或更低的速度从甲传播到乙，我们才能说甲是乙的原因。因此，时空几何包含了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的信息。这就是时空的因果结构。

并不只是时空几何决定因果关系，也可以反过来：因果关系能决定时空几何，因为只要知道了光线如何传播，决定时空几何所需要的多数信息也就确定下来了。

目前最成功的量子引力方法结合了三个基本思想：空间是突现的，空间的最基本的描述是离散的，这些描述都以因果性为基本要素。

第十六章 奈何社会学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一词在弦理论家中间出现的频率高于我熟悉的任何其他科学家群体。它似乎是“群体观点”的简写。和年轻的弦理论家讨论问题的现状时，常听他们说“我相信这个理论，但我讨厌社会学。”如果你批评弦理论会议上报告的观点太局限，或者抱怨研究课题像走马灯一样变换太快，弦理论家会同意你的意见，而且补充说，“我不喜欢它，但那不过是社会学。”不止一个朋友劝告我，“群体已经决定了弦理论是正确的，你已经无事可做了。你不可能斗过社会学。”

一帮以理性著称的聪明人，也能生生把科学研究玩成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教派之争，甚至连实验支撑都可以弃之不顾，也是厉害。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学家赫维特（JoAnne Hewett）在她的博客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我发现有些弦理论家好狂妄，即使物理学家也没有那样的。有人真的相信所有非弦理论家都低他们一等。他们相互的推荐信都那么写，我也听人当面那么说……弦理论[看起来]是那么重要，似乎所有其他理论都该为它牺牲。这有两种表现：弦理论家们占据了太多的教授位置，有时根本和他们的能力不相称，而年轻的弦理论家通常没有受过良好的实验物理学的训练。有些人简直连基本粒子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这两种表现都是我们领域的远忧。

赫维特博士描述的狂妄从一开始就是弦理论家群体的特征。

钱德拉赛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喜欢讲一个故事。他80年代访问普林斯顿，人们为他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庆祝会。在宴会上，他发现自己身旁坐着一个热心的年轻人。他以物理学家通常的方式开始了谈话，问他的邻座，“最近你做什么？”年轻人回答，“我在做弦理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进展。”接着，年轻的弦理沦家建议老钱放弃正在做的事情，改做弦理沦，否则他会像20年代那些没有紧紧抓住量子理沦的人一样落伍。

“年轻人，”老钱回答说，“我认识海森伯。我向你保证，海森伯决不会这么冒失地要人家停下正在做的事情而去做量子理沦。他当然也决不会无礼地向一个50年前就是博士的老人说他就要落伍了。”

其实，弦理论家似乎毫不怀疑弦理论必然是正确的，虽然他们也承认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弦理论将包容后来的任何东西。第一次听说这个观点时，我以为是个笑话，但再三的重复令我相信说话者是认真的。赛伯格（Even Nathan Seiberg，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著名理论家）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带着微笑），“如果[除了弦理论]还能有什么，我们会叫它弦理论。”

他们还有一个相关的特征，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对用其他方法研究弦理论声明要解决的问题的人，他们却没有一点尊重。

第十七章 什么是科学

费耶阿本德相信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投机者的事业，他们不遵从一般的逻辑或方法，而做任何能增进知识（不论你怎样定义）的事情。所以，他的大问题是：科学如何运作，它为什么运作得那么好？即使他反对我的所有解释，我觉得他热情追求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反科学，而是因为他关心科学。

似乎存在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一种认为科学是叛逆者的领地，所谓叛逆者，就是那些有着宏大新思想的人，他们奋斗一生就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是伽利略神话，今天在几个令人敬慕的大科学家的奋斗中，如数学物理学家彭罗斯、复杂性理论家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和生物学家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还能看到那神话的影子。另一种观点则把科学看成保守的、一致的共同体，几乎不能容忍丝毫的对正统思想的背离，而将创造的能量输入业已确定的研究纲领。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维也纳发生了一场叫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运动。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断言只有在被世界的观测所证实后才成为知识。他们称科学知识是这些被证实的命题的总和。当科学家做出能检验而且确实得到检验的断言时，科学就进步了。他们的动机是摆脱形而上学的哲学，那种哲学已经充斥了空洞无物的大书。在这一点上他们部分成功了，但他们谨慎的科学特征没能持续多久。很多问题出现了，其中一个就是，在观察与陈述之间不存在铁定的对应。最简单的观察里也溜进了假定和偏见。将科学家的言论打碎成与被剥夺了理论的观察相对应的小原子，是不现实的，甚至也许是不可能的。

当实证论失败时，哲学家提出科学进步是因为科学家走上了通向真理的路线。科学方法的建议是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奥本海默（Paul Oppenheim）等人提出来的。波普尔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科学进步在于科学家提出了可以证伪的理论——就是说，他们做出了可以被实验否定的陈述。在波普尔看来，理论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如果它经受了很多试图否定它的试验，那么，我们就开始有了它所包含的真理——至少在它最后被否定之前。

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起步就是攻击这些思想。例如，他证明否定一个理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在一个理论似乎已经被否定以后，科学家还会坚守它；他们只需要改变实验的解释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论证给我们留下几个问题。第一是科学的成功还需要解释；第二是（波普尔强调的）不可能区分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科学与其他自称为科学的信仰体系——诸如马克思主义、巫术和智能设计。如果没有这种区分，那么可怕的相对主义就可能溜进来，一切关于真理和实在的断言都一样有道理。

第十八章 预言家和工艺师

2005年，人们常问年轻的爱因斯坦在今天会不会被大学聘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在当时就没能进大学做老师。现在我们更加专业化了，聘用一个人要看他在经过高度专业训练的人中间的竞争力。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也都不可能被聘用。如果说我们能享有这些人的贡献，那是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慷慨——或者说倔强——坚持不懈地奋斗，而不靠科学家们通常获得的科学世界的支持。

第十九章 科学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这就导致强力舆论的形成，老科学家通过它来确保年轻人走他们的路。发挥这种权力有几个简单方法。例如，教师职位的候选者需要很多人（都比他更有权威）为他写推荐信。如果有一封评价不那么好的信，就可能令他失去机会。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推荐信的时候，简直不知所措。其实，从三四封信就肯定可以看清候选者的情况。可为什么名牌大学却要十封、十五封呢？

一个理由就是，目的不仅仅是要聘用好科学家。招聘委员会、教授、系主任心里都装着别的目的，就是提升本系的地位（其实能保住现有地位就算幸运了）。我说的是比青年科学家的前程更有分量的东西，因为一个系的地位靠的是很多排名，而排名却由外人根据基金资助和论文引用数量的印象来评估。系主任和教授们不得不关心这个，因为这些事情直接影响经费的多少，关系到他们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前程。于是，最重要的是聘用可能赢得大量资助的人。这对那些做大项目的人有直接的好处，但不利于想启动新项目的人。要来更多的推荐信，你可以看出举足轻重的老科学家是如何评价候选人的。于是，目的不是要找人来做好科学，而是要他来在短期内提升本系的地位。难怪招聘委员会不会为长远的问题伤脑筋，不会去考虑候选人是不是有创造性的思想，能在20年后产生影响；他们只需要知道有十几个老科学家看好某个候选人，说他是他们群体的拔尖人才。

我和一个名牌大学的系主任讨论过这种状况，他很懊悔在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说服同行录用施瓦兹。“他们认同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理论家，”他说，“但我没能说服他们，因为他们说他太痴迷，除了弦论什么也做不了。而现在，我说服不了我的同事们录用任何不做弦论的人。”

交易的方法有很多，接受的人受奖励，反叛的人——偏爱自己的思想而不顾老一辈思想的人——受惩罚。我的朋友卡洛·罗维里想在罗马工作。有人让他去找某某教授，那教授很友好，向卡洛解释了他和他的小组正在进行的整个研究计划。卡洛很感谢教授的解说，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谈话很快结束了，卡洛没有得到希望的工作。我只好向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我们都一样太天真了，竟以为人们会奖赏那些有自己思想的人。

实际上，卡洛在成为他那领域的欧洲一流科学家之后，才得到罗马大学的工作。当他在其他地方做出了有影响的业绩，当世界上成百上千的人开始研究他的思想——只有这个时候，罗马的大教授们才会来听他讲他的思想，而那些思想是他刚做博士的时候就想带给他们的。

译后记

李老师的立场和那些前辈有些不同。他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内科的，甚至精神科的。他是从弦理论阵营里走出来的，他的反对有着更具体的内容。他看到弦理论“腐败”了，今天科学的衰落就是因为弦理论的崛起——所以他的书特别加了一个附标题：“弦理论的崛起与科学的衰落”。当然，李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PeterWoit（也做量子场论）也写了一本书“骂”弦理论，说“好多人在兜售投机的思想”，“弦理论什么结果也没有”，简直“连错都算不上”（notevenwrong，这是他的书名，借用了泡利的名言）。

内容提要

人口红利退潮以后，政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并行或先后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因循这些发展机遇时期形成的分析框架来思考未来的增长，难免会陷入惯性与定式，从而出现较大的偏差。

结构不平衡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失衡是贫富差距。后者降低了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消费弱/投资强的需求结构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环境污染与资源压力。财富差距扩大有人口结构的原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工资；更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一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自然科学的目前是寻找在一定精确度的情形下，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随着规律的发现，会导致社会本身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规律失效，可以说是一次性理论，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进化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前者研究自然界规律，不依赖人类的主观认识而存在，后者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与人有关，人可以影响和改造社会规律。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发现的、用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规律”本身是受社会主流观念、思潮的影响而变化的。

四 两大主流学派的盛衰

宏观经济学理论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简要地讲，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所以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没有必要，甚至有害。凯恩斯主义则强调市场不总是有效的，在市场力量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的帮助。

一般均衡论在宏观层面的延伸是供给决定需求的观点，意思是说在现有的供给能力下生产的产品数量决定了经济的需求，基本逻辑是每年生产的东西分配到居民、企业和政府，通过再分配，收入最终会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思想可以用所谓的“萨伊定律”来概括：供给创造需求，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资源被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力；失业是自愿的，是人们在就业与休闲之间的选择，不存在非自愿的失业。

古典经济认为市场是灵活而且自调节的，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涉。

然而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推翻了这一认识，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显然是会周期性失灵的。

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当时，人们发现随着美洲新大陆生产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物价有明显的上升。苏格兰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一篇文章——《货币论》（“Of Money”）阐述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和货币数量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后来欧文·费雪方程式对此做了描述，货币的量（M）乘以流通速度（V）等于商品交易的量（Q）乘以价格（P）。

随着古典模型的破产，凯恩斯主义登上舞台。这一理论认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政府应该积极干涉，在不景气时加大投资，保持社会通胀，通胀的社会不会产生失业。

然而 1970 年代出现的滞涨表明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

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总供给理论：总供给是为满足总需求所需要雇用的工人数，总需求是住户和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就业人数）。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是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背后的驱动是投资者信心（animal spirit）。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融资条件趋紧，导致企业减少投资，生产机器的工人失业，失业的工人降低消费，导致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失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和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相反，凯恩斯总供给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有必要增加开支，以支持总需求。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数量论也不同。凯恩斯在货币的交易功能以外强调货币的储值功能，人们持有货币有一部分是为了储蓄。

凯恩斯认为高利率导致投资疲弱，是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流动性偏好理论实际上强调了货币需求（流动性偏好）的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利率（在给定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发生超越预期的变化，影响总需求。按照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货币对实体经济来讲起码短期内不是中性的。

按照凯恩斯理论，总需求变化先影响就业，充分就业后才会影响物价，失业和通胀不会同时发生。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供数据显示在之前的100年内，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呈负相关，且关系稳定，美国的相关研究也找到类似的关系。这就是宏观经济分析到今天还经常用到的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讲的是政策在增长（促进就业）和控制通胀之间需要有所取舍，两者难以兼得。

到了19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滞胀问题，美国在1975年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在13%。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加速了凯恩斯主义信用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古典主义再度死灰复燃，他们对模型做出了一些修正后继续提出了和古典学派一样的观点：市场虽然不稳定，但这都是客观周期，政府依然应该从市场中置身事外，或者说政府就算想积极干涉也无法改变长期的客观规律。

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精神一致，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有害性，但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经济波动，同时强调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发扬了约翰·露丝（John Ruth）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设，指人们在理性的情况下，针对某个经济现象（例如市场价格）进行的预期，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所得到的信息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平均来说，理性预期是准确的。按照这个假说，经济总是在均衡状态，失业也是均衡现象，反映了住户的偏好、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等基本面因素。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解释的是在一个时间点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解释的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在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上，出现了革新版的一般均衡论，即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用生产率变动解释就业、投资、消费和GDP的波动。在这个模型里，甚至没有失业率这个变量，就业的波动反映了人们对工作时间的自愿选择。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抹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内也不能改善一般民众的福利。卢卡斯在一篇文章中呼吁经济学家多研究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少研究经济周期的波动。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无为而治”很难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与之相对的又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虽然货币政策在长期规律面前表现为中性，但是在短期上依然可以利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操作，增强市场的活力。

这种完全否定政府逆周期操作功能的观点不能被所有人接受，所以出现了一个所谓“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流派。“新凯恩斯”经济学借用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加进了理性预期假设，但强调市场体系中有一些摩擦，导致经济有暂时的不平衡，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价格不能及时变动，货币变动先影响实体经济，后影响物价。货币对增长和失业有短期的影响，但长期是中性的。

五 主流分析框架

“牺牲率”：把通胀率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放弃多大的经济增长率来实现。

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主要是针对经济的短期波动进行的逆周期操作。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控制通胀，只要通胀在温和水平，经济不会出现大的失衡，就有了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虽然央行有逆周期操作，但目标是把通胀控制在一个温和水平上，同时降低通胀的波动，为私人部门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一 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

按照现在的生育率估算，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从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0.53%降低到未来10年的0.28%，人口总数到2025年左右将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人口总数在顶点的水平预计是13.96亿

将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消费者。然后用该比值来衡量人口红利，因为计划生育等政策的控制，我国拥有其他发达国家从未达到过的巨大人口红利（与之相对的，就是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老龄化）。

如果把年龄在25～64岁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年龄在25以下、64岁以上的定义为消费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生产者超过消费者，2010年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为128%，整个社会生产的人数显著超过消费的人数，负担轻，人口红利非常明显。

其他一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出现过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我国和这些国家的经历相比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呢？第一，我国人口红利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情况。日本在1970年代初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00年代初达到顶峰，在125%的水平。美国在1980年代后期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07年达到113%的顶峰水平。按照现在的人口预测数据，我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达到顶峰时将处在136%的水平。如图2-5显示，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者/消费者比例的低点更低，高点更高，差距大。

二 人多人少的争议

在我国，1950年代的一段时期，政府曾鼓励生育，那时候强调“人多力量大”，本质上是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开始，政府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更是实行一胎化政策，原因是“人多”被看作一种负担，更多地强调人作为消费者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三 放松计划生育的影响

1950年代的一段时期，政府曾鼓励生育，那时候强调“人多力量大”，本质上是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开始，政府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更是实行一胎化政策，原因是“人多”被看作一种负担，更多地强调人作为消费者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广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从6下降到3（见图2-7）。此后，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根据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2.1的水平，而且已低于英法等欧洲低人口增速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

刘易斯拐点：当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候，工资取决于维生所需的最小价值。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工资取决于边际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其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论述了这样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七 前车之鉴

日本从1970年代初期，欧洲从80年代初期，美国从80年代中期，生产的人口先后超过非生产的消费人口。以美国为例，每100个消费者，在70年代只有80个生产者支持，到了2000年有110个生产者支持，这是促使经济从短缺型转变为过剩型的根本驱动力量。

总体来讲，通胀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大，其波动性比人口结构变动大，但是通胀的长期趋势还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明显相关。

第三章 增长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我们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四 短周期波动：中国版“大缓和”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划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第一阶段我国经济波动的幅度较大，GDP增速高点在15.2%，低点是3.8%；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第二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GDP增速最高为14.2%，最低7.6%。从估算的产出缺口（实际GDP增长与潜在增长的差距）来看，第二阶段明显平滑多了（见图3-13）。

出口波动对GDP增长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其直接的贡献，还有一个对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出口受到冲击后外向型企业的投资会受到抑制，这不仅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存货的需求也会降低。同时，出口放慢抑制了相关就业人员的收入和其对未来的信心，从而影响消费支出。

第四章 结构的失衡与再平衡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总体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带来高投资和出口，进而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制造业，与消费联系紧密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偏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对资源的需求相对较高，对环境压力大。

一 结构失衡的表象：消费弱

（2011年算起）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储蓄率上升达到顶点，并出现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经历了1978～1981年的短暂上升期和1994～2000年的相对稳定期，其余大部分时间呈现下降态势，特别是2001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2001年到2010年，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期政府消费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总体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后者占总体消费不到30%）从62%下降到48%。同时，投资率不断上升，到2010年与消费率基本持平，这是中国过去不曾经历过的，也是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均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的绝对水平偏低。从横向比较看，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2010年分别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了25和30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我国总体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也明显偏低。在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中国当前总体消费率比日韩可比时期大致低了15个百分点，比英美可比时期大致低了30个百分点（见图4-3）。除此之外，从单个时间点看，主要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像我国2010年这么低的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

中国过去十年人口较为年轻（2010年中国年龄中位数是34，英国为40，德国为44，法国为40，美国为37）。

我们认为住房消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低估。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支出的基数是按房屋的成本价计算的，这与市场房租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低估，导致在此基础上计算的住房消费偏低。

二 失衡的症结：收入差距扩大

在2000～2008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6%下降至35%，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幅度约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2个百分点（见图4-6），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来自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另外三分之二则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

五 政府对居民部门的挤压

中国的税负高不高，学术和政策界的看法并不统一，各国统计口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又往往使跨国比较备受争议。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去十年税收增长显著超过了经济增速，2000～2010年税收平均增长20%，而同期名义GDP增长14%，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13%。我国目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间接税可由企业转嫁给居民，实际上居民部门负担了大部分的税收，直接后果是限制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抑制了消费。

七 结构再平衡的路径

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8400万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400万，未来的十年内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下降。把以上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分析，总体的人口结构的拐点可能在2007～2008年已经发生，体现在工资，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速度的加快上。近两三年，中国人均工资性收入的涨幅已经超过人均GDP的增长。

第五章 货币信用周期

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 ——约翰·亚当斯（1787）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多年，对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就像第一章所强调的，这是个错误的标签，新凯恩斯主义更多的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更新的版本，而不是凯恩斯的精神）。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里，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控制短期利率，来影响长期利率和资产价格，进而影响总需求。只要总需求在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附近，通胀就能被控制在温和稳定的水平。在这个模型里，货币完全是一个内生变量，反映总需求波动带来的货币需求的变化，货币的量不对经济的其他部分有超越利率以外的独立影响，最多是提供一些领先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经济的走势。在这个模型里，金融部门基本上有效地把储蓄变为投资，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通胀上，只要把通胀控制了，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人们往往把所谓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等同于把通胀控制在温和水平上所伴随的增长率。

房地产交易吸收了“超发”货币？

过去10几年，广义货币M2大幅扩张，尤其是最近几年M2/GDP比率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达到了近190%（见图5-1）。同期，CPI通胀率虽然有一轮上升，但总体来讲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为什么货币发了这么多却没有引起恶性通胀？

三 货币是如何创造的？

外汇占款是一种可以绕过商业银行，由央行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方法。

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功能受到损害，金融机构宁愿持有超额准备金，也不愿意放贷。为了给私人部门提供流动性资产，美联储直接在市场上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资产，也就是当年凯恩斯的主张。这表明了美联储绕过商业银行，通过购买资产直接创造货币，中央银行弥补了商业银行的信贷不足。

在我国，过去10年中也存在一个不同于商业银行信用货币创造的渠道，那就是外汇占款，实际上是中央银行购买非银行部门的外汇资产，直接投放流动性。

四 上半场的繁荣

1986～1995年M2年均增长28%，高出同期GDP增速18个百分点。如上所述，该时期货币的高速增长反映了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过渡所引起的货币化过程。而且当时的人民银行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不存在相对独立的针对通胀的货币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量由1993年的330亿元急增至3050亿元，但是人民银行没有相应的紧缩举措，结果导致当年M2增长35%，CPI通胀高达24%。

人口结构与政策扭曲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我国总储蓄率在过去10年大幅上升，从2003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53%。储蓄率的上升，从两个渠道推动了货币增长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呈现过剩型经济的特征，这导致通胀尤其是CPI通胀比较温和。1986～1995年中国的平均CPI通胀高达11.9%，而2002年以来则平均为2.7%。较低的通胀压力提高了货币当局对货币增长的容忍度，货币政策易松难紧，为货币扩张提供了空间。

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从2002的49%上升到61%，目前仍处在历史高位。实际上杠杆率本身受资产价格影响较大，高地价/房价提高了企业持有的资产价格，降低了杠杆率。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市场繁荣期，杠杆率虽然上升，但往往不是顶部，一旦资产价格下降，因为负债的名义值是不变的，净资产会大幅下降，杠杆率大幅上升，导致强大的去杠杆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房地产价格是虚高，未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现在61%的资产负债率则低估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真实杠杆率。

五 信用扩张的暗影——影子银行

在当前的金融格局下，信贷资金主要面向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始终是个难题。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可能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另外，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对利率市场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理财产品的融资方往往难以获得银行信贷，内含的违约风险较大，而且相当部分的融资与房地产行业有关，主要抵押品也是房地产，在房地产繁荣期，违约风险似乎很小，一旦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阶段，其违约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有些理财产品的期限很短，流动性高，是居民部门持有的流动性资产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包括在M2的范围内，降低了M2作为广义流动性指标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资金提供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群体，是对金融市场了解较多、对资金利率较敏感的群体，取得了较高的收益率。而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储蓄主要还是银行存款。如果收益率与风险匹配，则不是问题，但是在无风险利率错误定价以及被高估的情况下，对低收入群体是不利的。因为影子银行的风险最终可能由银行/政府承担，也就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由少数人获得。

六 下半场的挑战

和上半场相反，储蓄率下降将从两个方面降低货币、信贷的增长速度。一是总体资产累积的速度放缓，对流动性需求的增长也将下降；二是在潜在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货币条件将过于宽松，带来通胀与资产价格膨胀的问题。

第六章 通胀谜思

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经历了三轮通胀上升期，似乎每次都是和食品价格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猪肉价格，所以有人讲中国的通胀是“猪通胀”问题（见图6-1）。

四 劳动力短缺推升通胀吗？

劳动力需求在2008～2010年的大幅波动反映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后的经济复苏，与CPI通胀率一致，背后都是总需求压力先下后上的影响。2011年以来，两者出现明显的反差，通胀随经济增长放缓下行，但劳动力市场仍然求大于供，意味着近期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主要反映了供给面的紧张。这体现在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加快，且高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见图6-5）。

五 食品价格的特殊性

同等的食品价格上升对新兴市场国家CPI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大。食品占美国CPI的比重在14%，而在很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则接近30%，甚至更高。正因为在较低收入国家中，食品支出占居民生活开支的比重大，食品价格上升不仅影响CPI，往往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七章 房地产泡沫

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知道是泡沫 ——艾伦·格林斯潘（2002

二 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基本面

表7-2展示了我们根据甘犁等（2012）调查研究的结果，估算的城镇住房空置率。结果显示我国城镇住房空置率大约13%（假设出租率为50%）。分区域看，东部最高，约16%，中部和西部递减。考虑到我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高达89%，上述估算大多指的是自有住房的空置率。

三 泡沫的宏观驱动因素

地方政府用卖地收入与土地融资改善基础设施，加速了城市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在一段时间掩盖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的负面影响。这个模式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土地价格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市场力量主导，由于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它在地价上涨期通过增加供应来平抑价格的动力不足。

第八章 人民币的再平衡之路

如果试图根据国际贸易收支是顺差还是赤字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富有或是贫困，那他就没有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原理。 ——恩斯特·恩格尔（1899）

理解汇率和贸易差额的关系是分析国际收支和汇率走势的关键。是汇率水平决定贸易差额的大小，还是贸易差额决定汇率水平，抑或两者都是其他更深层次的基本因素变动的结果？

三 准确理解汇率和贸易差额的关系

不能简单的用汇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长期来看，汇率是经济基本面的反映，体现了该国经济当前处于何种发展模式之中。

投资型经济一般对应低汇率，消费型经济一般对应高汇率。

同一水平的贸易差额可以对应不同的汇率水平，超越短期来看，不存在贸易顺差减少、汇率贬值，贸易顺差增加、汇率升值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关键还要看背后的驱动因素。长期来看，贸易差额和汇率都受更深层次的经济的基本面因素驱动，可以说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而已。

当一国处于积累对外资产的时期，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对外投资的需求大，反映为对外汇的需求上升，因此外币相对本币走强，呈现本币汇率弱、贸易顺差的态势。而当一国积累的对外净资产达到理想水平之后，对外汇的需求减弱，本币汇率转强，贸易顺差自然会收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经验显示，长期较高的贸易顺差往往和弱势汇率联系在一起，贸易赤字则往往和较强的汇率联系在一起。

四 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之辩

过去十年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不过是对外投资的内在要求的体现。我国积累大量的对外净资产的背后推动力，与国内投资高速增长积累内部资产的驱动力是相同的，都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其他政策扭曲因素引起的储蓄率上升所致。

七 再平衡的影响

长期来看包括人口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了一国所积累的对外净资产的理想值。实现对外净资产累积的唯一来源是对外贸易顺差，实际汇率的变动不过顺势而为，以保证与该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贸易顺差得以实现。按照这一基本思路，过去十几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相符合，由于生产者超过消费者以及劳动力城乡转移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国内生产大于消费，储蓄率大幅提高，带来贸易顺差和对外资产的累积，表现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处于较“弱”的水平，但这主要是均衡汇率的要求，并非人民币汇率被大幅低估。

在再平衡的过程中，资本流出将成为常态，并对中国的货币金融格局、货币政策实施以及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第九章 城镇化新机遇与新挑战

我国在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度过了人口红利期，这在国际上是缺乏先例的，发达国家普遍都是在城镇化以后才迎来人口红利。未来可能才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近53%。尤其是过去20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显著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般来讲，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

中国的城镇化有三个独特之处。第一，正如前面章节多次提到的，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发生在人口红利期，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在人口红利出现之前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逐渐老龄化的社会里完成城镇化的国家，意味着我们可能面临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挑战。第二，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移居城镇却又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造成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第三，我国的土地制度以及过去10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导致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快速增长，投资冲动旺盛，城镇化进程伴随着投资的大幅扩张。

后面的两点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制度因素，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大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挤压居民部门的一个渠道。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联系在一起，加大了城乡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财富差距。这些因素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率，提高了投资率。因此，城镇化模式的变化必然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和调整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值得期待。

二 旧模式难以持续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逐渐加剧的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城镇常住人口（超过6个月）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5%左右，有15%的人口（大约2亿人）常住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见图9-5）。

看来男女平等比实现共产主义还要困难一点。

2017年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拉响了令人不安的警报：全球男女平等状况十年来首次出现倒退！2017年全球已消灭性别差异的比例是68%，低于2016年的68.3%和2015年的68.1%。女性受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政治赋权这四大指标首次出现下滑。“报告估算……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世界需要再花一百年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若单看职场的性别平等，则要再等二百一十七年。”

印度，北方邦，巴德拉普尔

斯密塔从未上过学。在巴德拉普尔，像斯密塔这样的人是不能上学的。因为她是达利特[1]，“不可接触者”，甘地口中的“神之子”。处于种姓之外，制度之外，一切之外。这是一个孤立的群体，被认为是肮脏的、绝对不可接触的。他们是被竭力隔离的贱民，如同被农夫鄙弃的坏胚。在印度，成百上千万像斯密塔这样的人居于城镇、社会和人道的边缘。

就像妈妈说的，她前世一定造了什么孽，需要今世来偿还。然而，这一生也不比前生和来世更重要，不过是众多轮回的一环。就是这样，这就是她的命。

这就是她的法[3]，她的任务，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她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开始。斯密塔拿上草篮和扫帚。她每天要掏二十户人家的厕所，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她贴着路边走着，眼睛低垂，脸藏在围巾里。在一些地方，达利特人必须佩戴乌鸦羽毛，以示身份。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必须赤脚走路——大家都知道那个“不可接触者”的故事，他仅仅因为穿了凉鞋就被人用石块给砸死了。每到一户人家，斯密塔必须从专门为她所开的后门进入。她不能碰到住户，更不能和他们说话。她不仅仅是不可接触的，更应该是隐形的。

我曾经也觉得对于韭菜而言，被谁割都是割，外来侵略什么的无非是上面的位置换个人。直到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才知道这种种族压迫可以持续如此之久，甚至持续到现在，以及未来…

他的母亲先给他的手做了包扎，然后把老鼠拿去烤了。晚上，一家人便把这只老鼠给吃了。

纳加拉简这样的达利特是没有工资的，他们只有留下自己抓到的东西的权利。这已经是一种福利：按道理来说，这老鼠也是属于贾特人的。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地上和地下的一切都是他们的。

烤老鼠肉味道还不坏。有些人说吃起来挺像鸡肉。这是穷人的鸡肉，达利特人的鸡肉，也是他们唯一能吃得到的肉。

委员里既没有女人，也没有达利特，按道理来说，这都是该有的。委员会的每一项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它本身就违背了印度宪法。这种平行的司法机构从未受到过异议。

在这个国家，被强奸的受害者反倒是罪人。这里的女人完全得不到任何尊重，更何况还是个不可接触的女人。他们强奸这些不配接触、不配直视的女人的时候倒是恬不知耻。惩罚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的方法，就是强奸他的妻子。惩罚一个与已婚妇女有染的男人，就去强奸他的姐妹。强奸成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武器。甚至不断蔓延开来。最近，某个村委会的一项决定就闹得满城风雨。两个年轻的女人被判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扒光衣服强奸，原因是她们的兄弟和一个高种姓的已婚妇女私奔了。这个判决还真被执行了。

斯密塔听过一组让她吓得发抖的数据：每年全国都有两百万女人被谋杀。两百万男性野蛮行为的受害者在人们的冷漠中死去。无人在意。全世界都抛弃了她们。

加拿大，蒙特利尔

她很快明白，在她拼搏的这个职场上，没有位置留给哀伤的母亲犹豫不决。于是，在去工作前，她用厚厚的粉底将泪痕盖住。尽管她感到自己都快被撕裂了，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她十分嫉妒她丈夫的轻松，男人在这方面都惊人地轻松，好像这种痛苦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一样。早上出门时，他们手里只拿着文件，一身轻松地就离开了家，而她却走到哪里都拖着沉重的负罪感，就像乌龟拖着它沉重的壳一样。

描写的是一位身处加拿大蒙特利尔律师事务所的女性合伙人。

萨拉还记得，在她之前工作的地方，有位刚刚被提升为合伙人的女律师。这位女律师一宣布怀孕，便被撤了职，并以合作律师的身份被解雇了。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无形却普遍，无人揭发。萨拉自此便上了一课。她两次怀孕都没有向上级报告。奇特的是，她的肚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平坦如初：一直到差不多七个月，大家都看不出她怀着孩子。连怀双胞胎时也是这样。好像连在她肚子里的孩子都已经感觉到应该保持低调。这是他们之间的小秘密，一份无声的协议。萨拉只休了最短的产假，在剖腹产两周后便回到了办公室。身材完美，形容疲惫却妆容精致，脸上还挂着无可挑剔的笑容。

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撒谎。他们嘴上和她说着要坚强，你会好的，我们和你在一起，但做的事却完全相反。他们任由她倒下，弃之如敝屣。

为了工作，她已牺牲一切，现在轮到她自己走上这注重效率、回报和能力的祭台。在这里，不进则死。现在，该她去死了。

她的计划没能奏效。在约翰逊的祝福下，她竖起的高墙被伊奈斯和库斯特的野心前后夹击，轰然倒塌。她原以为他会对她施以援手，至少会尝试着拉她一把，但是他毫不在意地抛弃了她。他拿走了唯一支撑着她每天起床、保持站立的东西：她的社会属性，她的工作，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归属感。

第1章 解释的延伸

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思维，实际上经历了无数的曲折蜿蜒才被人们所大致承认。而错误的思维方法，将人类的想象力和智力禁锢在愚昧中长达千年，甚至今天都不能断言说我们已经摆脱了错误思维方法的阻碍。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理念，如此简单，如此美丽，以至于当我们在十年、一个世纪或一千年后领悟它时，全都会互相说，哪里还会有其他可能呢？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纽约科学院年报》，480（1986）

在科学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错误地相信，理论是从人类的感觉证据“推演”出来的——哲学上称之为经验主义

知识从哪里来？宿命论认为知识都是神创的，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剩下的事情只是去解读圣书中的每一个字。

而经验主义认为虽然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需要人类去观察和记录，未来是过去的不断重复。

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89年写道，人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感觉经验在上面书写，我们所有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另一种关于经验主义的说法是：人只能通过观察手段从“自然之书”中读到知识。不管在哪种说法中，发现知识的人都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不是创造者。

经验主义的哲学家批评和抵制传统的知识获取方法，比如遵从圣书和古代典籍的权威，服从祭司和学者之类的权威人物，或是相信传统习俗、经验法则和道听途说。经验主义还同一个相反的、生命力意外地强的观念相抵触，后者认为感觉只不过是错误的源泉，应当忽略。经验主义在获取新知识方面是乐观的，与中世纪的宿命论相反，宿命论认为，所有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情，人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虽然经验主义有关科学知识从哪里来的观念大错特错，但它在哲学上和科学史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怀疑论者（友善或非友善的）从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怎么可能从已经经历过的事物“推演”出关于未曾经历过的事物的知识呢？什么样的思考才能构建两者之间的合理推演？

传统智慧认为，关键在于重复：如果人反复在相似条件下得到相似的经验，就理当“外推”或“概括”出该现象模式，并预测这种模式将持续下去。

经验主义再进一步，就是归纳主义。该主义认为未来虽然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但是本质都是相似的，只需要对过去的现象进行归纳，就可以外推出未来的走势。

该主义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思想疆域，但是其本质依然是残缺的。

在相似条件下我们将始终得到这种经验，或者可能将如此。这个预测每应验一次，考虑到它从未出错，它将始终应验的可能性就应当增加一点。这样，人就应该可以根据过去获取有关未来的更可靠认知，并根据特例获取有关普遍规律的更可靠认知。这种方法称为“归纳原则”或“归纳法”，认为科学理论通过这种方法获取的学说称为归纳主义。为了填补逻辑上的缺口，有些归纳主义者设想，存在一条自然原则——“归纳原则”——使得归纳推理可能成真。此类观念的一种普遍形式是“未来将与过去相似”，此外还有“远处的会与眼前的相似”，“未曾看见的会与已看见的相似”等。

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都过分强调权威的重要性，而且对万事万物的理解都停留在表象之上，凭借对表现的总结，确立一个权威法则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这也被称为证明主义。

认为知识需要权威使其真实可靠，这样的错误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今仍然十分流行。直到今天，大多数关于知识的哲学课都教导说，知识是某种确证的真实信念，“确证”指根据知识的某种权威来源或检验标准来说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概然的”）。这样，“我们怎样去了解……？”就转化成“我们根据哪些权威断言……？”后面这个问题是一种妄想，它浪费掉的哲学家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其他任何观念都多。它把对真理的追寻变成了对确定性（一种感觉）或认可（一种社会地位）的追寻。这种错误观念称为证明主义。

与此相反的主张称为易谬主义，它认为并不存在权威的知识来源，也不存在任何可靠手段能证明观念是真实的或概然的。

有一点是所有关于启蒙运动的观念都认同的：这是一场反叛，是专门针对知识权威的反叛。

拒绝知识权威，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分析的问题。它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一切能够发现的重要东西都已经发现了，奉祀在古代典籍和传统观念之类的权威来源之中。有些来源确实包含了一些真正的知识，但它们是与许多谬误一道以教条的形式确立的。

历史上也曾多次质疑过权威，不过大多数时候只是用新的权威取代了旧的权威。

真正带给人类思想解放的是启蒙运动，这一运动不但让人们质疑权威，并且鼓励人们寻求深层的原理（真理），这催生了一个开创人类伟大文明的新的主义：解释主义。

历史上人们曾多次反叛权威，但很少产生出任何持久的好处，通常的结局只不过是新权威取代了老权威。要实现知识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的是批评的传统。在启蒙运动之前，这样的传统非常罕见：通常，传统的要点就是保持事物不变。

因此，启蒙运动是人们寻求知识的革命：尽量不依赖权威。

这种批评的传统，其成果之一是诞生了一套方法准则，认为科学理论必须是可检验的

许多世纪的历程中，神话被修改或被其他神话所取代，新神话却从来都没能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呢？想想在这一解释中，普西芬尼神话里的特定因素扮演了何种角色。例如，神祇们提供了影响大规模现象所需的力量（得墨忒耳控制天气，哈迪斯和他的神奇种子控制普西芬尼，从而影响得墨忒耳）。但是，为什么是这些神而不是其他的神呢？

这些神话容易被改写的原因是，它们的细节与现象本身的细节根本没有关系。特地假设一个婚姻契约，一粒神奇种子，普西芬尼、哈迪斯和得墨忒耳——或弗雷之类的神祇，完全没有摸到冬天为何到来这个问题的边。只要有更多各式各样的理论能对它们试图解释的现象进行同等描述，就没有理由偏爱它们中间的某一个胜于其他

很容易在不改变解释的实质的情况下，把新的经验容纳进去。没有好解释性理论，他们只有重新解释预兆，或选择一个新日期，做出本质上相同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检验某个理论，若被推翻就放弃它，并不会在理解世界方面取得进步。如果一个解释可以轻松地解释特定领域的任何东西，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没解释。

第3章 思想的火花

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所得的收获非常丰硕，这对更大范围的思想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反人类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提升到普适法则的地位，它有时被称为“平庸原则”，其主张是：人类（在宇宙万物中）完全不重要。如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说，人类“只是一个典型星系外缘绕着一颗典型恒星运转的一颗典型行星上的一堆化学渣滓”。

重新考虑一下霍金的说法。确实，我们处在一个典型星系里绕着一颗典型恒星运转的一颗（有点儿）典型的行星上。但我们绝不是宇宙中的典型物质。原因之一是，据认为宇宙中约80%的物质是不可见的“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暗物质对星系的间接引力影响来探测到它。只有余下的20%的物质，才是我们狭隘地称为“普通物质”的东西，其特点是会持续发光。通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发光，但这又是我们的感官局限导致的一种狭隘错误观念：我们发出辐射热（即红外线），也发出微弱到眼睛看不到的可见光。

设想把整个空间抽象地划分成许多像太阳系那么大的立方体，从其中一个典型的立方体观察出去，天空会是一片漆黑。最近的恒星也远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它产生超新星爆发，而且爆发的光芒到达时你盯着它看，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宇宙就是这么大、这么黑。而且它非常寒冷：在它那2.7开的背景温度下，除了氦之外，所有的已知的物质都会冻结（据认为氦在绝对零度时也能保持液态，除非施加高压）。

宇宙还非常空旷：里面的原子密度不到每立方米一个，恒星之间的空间里的原子密度也比它大一百万倍，而后者又比人类技术迄今达到的最好真空状态里的原子稀少得多。

下一个、下下一个立方体也是如此。朝任意方向连续查看一百万个立方体，情形都是一样的。

寒冷，黑暗，空旷。这种荒凉得难以想象的环境，正是宇宙的典型模样——它从另外一个衡量尺度上表明，在简单的物理意义上，地球和它的化学渣滓是多么地非典型。这种渣滓对宇宙究竟有何重要之处

人们很喜欢将地球当作一艘承载生命的宇宙飞船，而人类是其中的一位乘客。

不过生物圈虽然支持了生命，却不支持任意特定的物种，其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物种都已经灭绝，人类也曾数次差点被抹灭，让我们在今日得以繁衍生息的大部分的支撑，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努力。

生物圈也不是物种的保存者。进化除了对个体残酷得臭名昭著，还不断地灭绝整个物种。自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平均每年约有10个物种灭绝（这个数字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在古生物学家称为“大灭绝事件”的相对短暂时期里，灭绝速度比平时高得多。物种产生的速度总体上只是略高于灭绝速度，净效果是，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物种绝大多数（约99.9%）都灭绝了。

地球的“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全部能力，几乎都不是为我们提供的，而是由我们利用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提供的。如今居住在东非大裂谷的人过着比早期人类舒服得多的生活，人数也多得多，靠的是有关工具、农耕和卫生的知识。地球的确向我们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原材料——就像太阳提供能量、超新星提供元素。但一堆原材料远远不等于生命支持系统，把前者转变成后者需要知识，而生物进化从来不曾提供足够的知识让我们生存，更不用说繁荣发展。

而且人类并不算生物圈中特别坏的一个成员。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在尽自己一切可能地繁衍，散播自己的基因。而只有人类，会考虑这一行为可能对其他物种造成的影响。

宇宙飞船地球号这个比喻的道德元素有些自相矛盾：它把人类塑造成接受了礼物却不知感恩的形象，而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收到过这份礼物。这个比喻还把所有其他物种塑造成在飞船的生命支持系统中起到道德正面作用的角色，人类是唯一的反派演员。但是，人类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他们所谓的不道德行为与所有其他物种在好年景的行为完全相同——除了一点：只有人类在试图减轻他们的这种反应对子孙后代和其他物种的影响。

宇宙永动机

星系际空间确实很空。但每一个像太阳系那么大的立方体仍然包含超过10亿吨的物质，它们主要以电离氢的形式存在。要建造一个空间站，以及一个能创造没有尽头的知识流的科学家群体，10亿吨物质绰绰有余——如果有人知道怎么去做的话。

第4章 创造

其实“进化”是一个中性词，它并不代表一定会带来好的东西，有时候进化既不利于个体（如产生利他行为），也不利于群体（如产生恶性竞争）。

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个体 996 到全民 996 就可以看作是一次进化的出现和传播，到最后，除了同时削弱了个体和群体外，什么也没带来。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它会最大化“物种的利益”。这给自然界中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提供了貌似合理实则错误的解释，这些行为的例子包括父母牺牲性命保护幼仔，最强壮的动物在群体遭受袭击时守在外围——这些行为降低了它们拥有漫长愉快的一生或生育更多后代的机会。该理论据此认为，进化优化物种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但实际上，进化并不优化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

一个与此有关的误解是，进化一直是适应的——也就是说，它总是造成进步，至少是使有用的功能产生某种程度的改进，从而起到优化的作用。人们经常用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话把这一点总结为“适者生存”，这句话还很不巧地被达尔文自己接受了。但是，正如上述思想实验说明的，事实并非如此。进化造成的改变不仅对这个鸟类物种有害，对每个鸟类个体也有害：不管选择哪个筑巢地点，它们要面对的生活都更艰难，因为筑巢的时间更早了。

第6章 向通用性跳转

如果英语用象形文字书写，新规则将使“叛国罪”（treason）一词用“帐篷”（Tent）、“石头”（Rock）、“鹰”（Eagle）、“斑马”（Zebra）、“鼻子”（Nose）的象形文字来拼写。规则的这个微小改变，使这一书写系统变得通用。据认为最早的字母表就是从这样的规则中演变出来的。

通过规则实现的通用性，与完整列表（例如假想中完整的象形文字图表）有着不同的特性。区别之一在于，规则可以比列表简单得多。单个符号也可能更简单，因为数量更少。

有时人们会说，文士们刻意限制字母表的使用，因为他们担心一种太容易学习的系统会威胁他们的生计。但这或许是一种过于现代的牵强解读。我怀疑，不管是通用性的机遇还是陷阱，都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直到历史上很久以后。古代发明家们只在意他们面临的特定问题——书写特定的词语，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其中一位发明了一个碰巧具有通用性的规则。

中世纪的欧洲也出现了这种对通用性缺乏热情的奇怪现象，公元10世纪有几位学者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印度数字（结果是误称其为“阿拉伯数字”），但情况又是这样：好几个世纪里这些数字都没有得到日常使用。

之所以不存在通用模拟计算机，是因为需要纠错：在漫长的计算中，诸如元件制造不完善、热胀冷缩、外界随机影响等因素导致的误差积累起来，会使模拟计算机偏离既定的计算路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重要或狭隘的理由，但事实完全相反。如果没有纠错，所有的信息处理乃至所有的知识创造都必定是有限的。纠错是无穷的开始。

对于齿轮所有可能朝向的角度构成的连续统，巴贝奇的计算机只赋予了它十个不同的含义。以这种方式使表述数字化，使轮齿能自动纠错：每一步过后，齿轮的朝向相对于十个理想位置的任何偏移，都会随着轮齿嵌合而修正到最近的那个理想位置上。对角度的整个连续统赋予含义，名义上能使每个齿轮表达更多（无限）的信息，但实际上，信息不能可靠地读取就等于没有存储。

在各种形式的通用性中，物理上最重要的是人的独特通用性，也就是说他们是通用解释者，这使他们同样也是通用建造者。

第7章 人工创造力

1964年，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写了一个叫Eliza的程序来模仿心理医生。他认为心理医生是一类特别容易模仿的人，因为程序可以给出关于自身的含糊答案，并且只根据用户自己的问题和陈述来提出问题。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

许多人在使用Eliza时都被它蒙骗了，这让魏岑鲍姆感到十分震惊。因此，它通过了图灵测试，至少是最朴素版本的图灵测试。而且，就算人们得知它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有时还是会继续就他们的个人问题与它聊很久，就好像相信它能理解他们一样。魏岑鲍姆写了一本书《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1976），警告了当计算机看起来表现出类人功能时的拟人化危险。

如果是设计者创造了这些知识，那这个程序就不是人工智能。如果是程序自己创造了知识，那它就是人工智能。

第8章 无穷的窗口

哲学家康德（1724—1804）虽然非常清楚数学上的绝对真理与科学上的偶然真理之间的区别，却还是得出结论说，欧几里得几何理论是不证自明的自然真理。因此他相信，不可能去理性地怀疑一个真实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通过这种方式，他把从前无害的误解变成了他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错误，即认为人可以“先验了解”（也就是说不进行科学研究就了解）一些关于现实世界的特定真理。

在康德宣布不可能怀疑现实空间的几何是欧几里得几何之前，数学家们已经开始怀疑这一点了。此后不久，数学家高斯居然去测量了一个巨大三角形的内角[3]——不过没发现与欧几里得的预测有偏差。最终，比高斯的实验更加精确的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弯曲时空理论，它与欧几里得理论相矛盾。在地球附近的空间里，一个巨大三角形的内角和可能达到180.0000002度，现今的卫星导航系统等必须考虑到它与欧几里得几何之间的差异。

有些数学家好奇，在希尔伯特提出他的挑战时，有限性是否真的是证明的一个本质特征（表示数学上的本质）。毕竟，无穷在数学上是有意义的，无穷的证明凭什么不是？希尔伯特讥笑了这一观点，尽管他是康托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和他的批评者都犯了与芝诺相同的错误：他们都假定某一类抽象实体能证明事物，而数学推理能决定该类别是什么。

但如果物理规律实际上与我们现在认为的不同，那么我们能证明的数学真理集合也将与现在不同，可以用来证明它们的操作也会不同。

因此，我们的数学知识的可靠性，永远从属于我们关于物理现实的知识的可靠性。每个数学证明的有效性，都绝对取决于我们已正确了解是什么样的规律在支配某些物理对象（如计算机、墨水和纸张、大脑）的行为。因此，与希尔伯特以及从古到今大多数数学家的观点相反，证明理论永远不会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证明理论是一门科学：具体地说，它是计算机科学。

为数学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基础，这个动机根本就是错的，它是一种证明主义。数学的特点在于它对证明的运用，正如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对实验检验的运用。

物理规律显得似乎经过微调，以三种密切相关的方式：它们都可以用基本操作的单一有限集来表达；它们的有限操作和无穷操作有着同样一种区别；它们的预测都可以由单一物理对象——一台通用经典计算机进行计算（虽然通常可能要量子计算机才能有效模拟物理学）。这是由于物理规律支持这样一种计算通用性

同样的通用性使像希尔伯特这样的数学家可以建立对证明的直观感受，并且错误地认为它是独立于物理学的。但它并非独立于物理学：仅在支配我们的世界的物理学里面，它才是通用的。如果类星体的物理学与无穷旅馆的物理学类似，取决于一些我们称为不可计算的函数，我们就无法对类星体进行预测（除非能用类星体或其他依赖相同规律的对象来建造出计算机）。在比这还要怪一点的物理规律下，我们将不能解释任何东西——也就不能存在。

我们的宇宙中真正的“如同微调”一般巧妙的地方在于，物理规律具有难以置信的可计算性，这也体现在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可思议的有效性之上。

为什么依靠有限的数学逻辑，就可以在一定的精度上具有广泛的通用性，从一瓶快乐水到另一个星系里的恒星。

我们实际发现的物理规律确实有某种特殊——无穷特殊——的地方，它们格外地计算友好、预测友好并且解释友好。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称之为“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出于我讲过的理由，仅靠人择论证不能解释这一点。要用别的东西来解释。

对于数学在科学里不合理的有效性，宗教人士倾向于在其中看到天意，有些进化论者在其中看到进化的印记，有些宇宙学家在其中看到人择效果。同样地，有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程序员在其中看到天空中的一台巨大计算机。

我们能用肉身凡体去理解宇宙另一头的类星体的原理，无论其构造还是环境都和我们的大脑毫无共同之处，而我们竟然可以毫不费力的基于知识对其进行阐释，这就是我们作为通用解释者的力量，是启蒙运动开启的无穷的开始的新时代，这也是我们和蝼蚁的根本区别。

第9章 乐观主义

可能性在未来世界里是无限的。当我说“保持乐观是我们的责任时，”不仅包括未来世界的开放性，也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未来世界的贡献：我们全要对未来世界里有些什么而负责。因此，我们的职责不是预言邪恶，而是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战斗。 ——卡尔·波普尔：《框架的神话》

对社会进步持悲观保守主义的人，其实也是乐观主义，乐观到以为我们只要保持现状，就不会产生灾难性的事件了…

盲目悲观者认为，在好结果与坏结果之间有一种固有的不对称性：一次成功的处女航的好处不一定能抵消一次灾难性处女航的伤害。正如里斯所指出的，一个在其他方面有益的创新的单一灾难性后果，就可以永远杜绝人类的进步。所以，建造远洋客轮的盲目悲观方法是，坚持现有的设计，避免去尝试创造新纪录。

但盲目悲观也是一种盲目乐观。它假定，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也不会由现有的知识（或者不如说是现有的无知）产生。

可以想想革命空想家，他们通常只实现了破坏和停滞。虽然他们是盲目乐观主义者，但使其成为空想家的正是他们的悲观主义，认为他们设想的乌托邦或者实现并巩固乌托邦的暴力手段是永远不可改进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是革命者，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很悲观，觉得难以说服别人相信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终极真理。

科学致力于不断的怀疑既有理论，而政治却在致力于巩固既有政策。

我们应该停止幻想存在某种永远正确的政党或政策，而应该向科学进步学习，致力于维持一个可以“很容易提出反对意见和做出反对行为”的政治环境。

难以被和平反对的政府最终会遭遇暴力，而这正是其自己一手促成的。

波普尔把他的基本问题“我们能怎样去检测和消除错误”用在政治哲学上，变成“我们怎样才能用非暴力手段摆脱坏政府”的形式。正如科学寻求可用实验检验的解释，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会使事情尽可能简单，包括发现某个领导者或政策是坏的，说服其他人这样认为，不用暴力手段就把坏统治者免职、把坏政策废除。

政治体制不应当让非暴力地反对统治者和政策很困难，而应当实现对统治者、政策、政治体制本身以及其他一切进行和平的批评性讨论。因此，对政府体系的评价依据不应该是它们选择和任命好统治者、实施好政策的能力，而是它们把现有的坏统治者免职、把现有的坏政策废除的能力。

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

回顾过去历史上几乎一切的悲剧，都会令人们感到“本来可以不必如此的”，这些悲剧都可以通过引入新的知识来化解，而当时的人们却没能充分的领会到。

这一现实，构成了乐观主义的源泉，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困境或问题将会永远存在。总有一天，要么解决这些问题，要么绕过它们。

所有的恶是知识不足造成的。

乐观主义首先是一种解释失败的方式，而不是预言成功的方式。它认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障碍、自然规律或超自然法令能阻碍进步。

有一个传统的乐观主义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的英雄是一位囚犯，他被残暴的国王判了死刑，但获得了缓刑一年的宽限，因为他许诺在一年之内让国王喜爱的马学会说话。那天晚上，一名狱友问他为何达成这样的交易，他回答说：“一年之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马可能会死掉。国王可能会死掉。我可能会死掉。或者是马可能会说话！”

第10章 苏格拉底的梦

数学是一种哲学空间，它并不是独立于物理世界而存在，也不是物理世界本身。而是一种知识，一种根据人脑的通用解释功能，由猜想缠绕而成的网络。

并不存在横跨物理与数学的实证知识，数学不可脱离于物理，物理实现成就了数学猜想。

我们不是通过看或听来获得知识。知识不会通过我们的感知流向我们。

知识存在于且发源于我们的大脑，我们是通过猜想来创造知识，通过感官来对其进行实证。

我们不是通过看来获得知识。知识不会通过我们的感知流向我们。

你还记得色诺芬尼在说了人类可以获得客观知识之后还写了些什么吗？

苏格拉底：记得。他接下来写道：

但确切的真理，人过去不知道，

将来也不会知道；神灵也不知道，

我说过的一切都不知道。

就算他碰巧说出了完美真理，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此他是在说，虽然客观知识是可以获得的，确证信念（“确切的真理”）却不是。

苏格拉底：“因为这不过是猜想编织出的一张网”。猜想！

赫尔墨斯：是的。猜想。

苏格拉底：可是等一下！要是知识并非来自猜想——就像某位神灵给我托梦那样，又如何？要是我仅仅从别人那里听到思想观念又如何？他们可能通过猜想得到这些知识，但我是仅仅通过倾听得到。

赫尔墨斯：你不是仅仅倾听。所有这些情况下，为了获得知识你仍然要猜想。

苏格拉底：我有吗？

赫尔墨斯：当然有。难道你没有经常被人误解，甚至是被非常努力想理解你的人误解？

苏格拉底：有的。

赫尔墨斯：反过来，你是不是也经常误解别人的意思，甚至在他努力尽可能向你说清楚时也是？

那么，在你们尽管认真听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却搞错了他的意思的时候，那些错误想法从何而来？

这两种总体关切是：我们雅典最关注的是改进；而斯巴达只追求——静止。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目标。如果你们想一想，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同意，这才是这两个城市之间种种差异的唯一根源。

斯巴达没有哲学家。这是因为一个哲学家的工作是更好地理解事物，而这就是一种变化，所以他们不想要哲学家。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们不尊重活着的诗人，只尊重已死的诗人。为什么呢？因为死人不会写出什么新东西，但活人会。第三个区别是：他们的教育无可救药地严厉，而我们的是出了名地宽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敢于质疑什么，这样他们就永远都不会想到要改变什么。

对斯巴达的停滞而言，雅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致命威胁，不管这种存在有多么和平。

第11章 多重宇宙

在多宇宙诠释里，没有什么“波粒二象性”，物质就是物质，而不是波，它会有概率波，但那只是多世界多种可能性的叠加，而不是波。

世界是自洽的，但不是一致的。

镀银半反射镜的简单装置（在图11-7中用灰色斜条表示）。当一个光子撞击到这样一面镜子上时，在一半宇宙中它会反射，在另一半宇宙中直接穿过镜子

不仅是多重宇宙不再能完美划分成多个历史，单个粒子也不能完美划分成多个实例。例如，考虑以下干涉现象，其中X和Y代表单个粒子位置的不同取值，见图11-9。



粒子在X位置的实例是留在了X位置还是移到了Y位置？粒子在Y位置的实例是回到了Y位置还是移到了X位置？

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存在某个粒子的一个实例在给定地点的速度这种东西。速度的定义是行进距离除以所用的时间，这对以下情形来说没有意义：该情形中不存在不同时间里某个粒子的特定实例。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粒子的可互换实例组成的集合体，通常有几个速度，意味着它们在瞬间之后的行为会不同。（

举例来说，单一电子总有一个不同位置的范围，和一个不同速度及运动方向的范围。结果，其典型行为是在空间中逐渐扩散。其量子力学运动规律与一团墨渍的扩散规律相似，如果起初位于一个极小区域内，它的扩散速度会很快，变得越大，扩散速度就越慢。它所携带的纠缠信息确保不会有两个实例对同一个历史做出贡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有着多个历史的时间和地点，电子以不会相撞的实例存在。）

一个质子放到逐渐扩散的单一电子实例云的中央。质子带有正电荷，吸引带负电荷的电子。结果是，云在尺寸达到这样一种情况时停止扩散：它因测不准原理多样性向外扩散的趋势，刚好被质子的吸引力所抵消。由此产生的结构称为氢原子。

在非专业的描述中，原子结构有时被说成是像太阳系那样，想象电子绕着原子核运转，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运转。但这与事实不符。一方面，受引力束缚的物体的确会缓慢地进行螺旋式跌落，释放出引力辐射（这一现象已经在中子星双星中观察到），原子里对应的电磁过程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结束。另一方面，固体物质（由紧密堆积的原子组成）的存在，表明原子不能轻易互相渗透，而恒星—行星系统必定能够互相渗透。

事实证明在氢原子里，处于最低能级的电子完全没有环绕原子核运动，而是像我说的那样，像一团墨渍一样待在那里

“测不准原理”这个术语是误导的。容我强调，它与不确定性或者量子物理学先驱们可能有过的任何沮丧感觉都没有关系。一个电子有超过一个速度或超过一个位置，与任何人不能确定速度是多少毫无关系，就像与人们不“确定”银行账户里的哪一美元属税务机关所有毫无关系一样。两种情况下，属性的多样性都是一个物理事实，与任何人知道什么或感觉什么无关。

不确定性原理也不是一条“原理”，因为“原理”意味着它是一个独立假设，逻辑上可以为了获得一个不同的理论而被放弃或取代。实际上，人们已经不能把它从量子理论中去掉，就像不能把日食从天文学中去掉。不存在所谓“日食原理”，日食的存在可以用普遍得多的理论推导出来，例如关于太阳系几何学和动力学的理论。同样，测不准原理可以从量子理论的原理中推导出来。

一个典型的电子是一个不可简化的多重宇宙对象，而不是一个由平等宇宙或平等历史对象组成的集合体。这就是说，它在不分割成各有一个速度和一个位置的、自治的子实例时，就拥有多个位置和速度。就算是不同的电子，其身份也并非完全独立。因此事实是，电场遍布于整个空间，扰动以波的形式在这个场里扩散，速度等于或小于光速。正是这一点导致量子理论先驱们提出了那个经常被错误引用的观念：电子（以及所有其他粒子）“在同一时刻既是粒子也是波”。对于我们在特定宇宙中观察到的每个单独粒子，都有一个多重宇宙里的场（或者“波”）。

第12章 一位物理学家的坏哲学史以及对坏科学的若干意见

虽然薛定谔和海森堡的理论描述的世界似乎非常不同，两者都不容易与现有的现实概念扯上关系，但人们很快发现，如果给这两个理论加上一条特定的简单经验法则，它们就总是能做出相同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最终都很成功。

根据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这条经验法则：每当一个测量得以进行，除了一个历史之外，所有历史都不复存在。存留下来的历史是随机选择的，每个可能的结果出现的概率，等于出现该结果的所有历史的总量度。

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都没有尝试对这两个功能强大但略有瑕疵的解释理论进行改善与整合，而是非常驯顺地迅速退到工具主义。他们的理由是，如果预测有效，为什么要关心解释？于是他们试图把量子理论仅仅当成一套对实验的观察结果进行预测的经验法则，认为它不代表任何（除了观察结果之外的）现实。这种行为至今仍很普遍，被其批评者（甚至包括一些支持者）称为“量子理论的‘闭嘴吧，计算就行了’诠释”。

几十年来，人们把各种版本的量子理论当作事实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含糊不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的以及所有其他类型的。很少有物理学家声称自己懂得量子理论。其实也没有人懂。于是，学生们的问题会得到“如果你觉得自己懂量子力学，那你就没懂”之类的胡扯答复。人们把理论中的不一致性辩解成“互补性”或“二象性”，把其中的狭隘主义当成哲学上的精妙之处。于是，该理论要求不受正常的（也就是所有的）批评模式管辖——这是坏哲学的一个显著标记。

在一个发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但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相关趋势中，许多哲学家不再试图理解任何事物。他们不仅主动抨击解释和现实的观念，还抨击真理和理性的观念。如果只批评这些言论像逻辑实证主义一样自相矛盾（它们也确实如此），实在是太看得起它们了。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至少还有兴趣对什么有意义与什么没有意义进行区分，尽管他们推崇的区分方法错得无可救药。

创建一个成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实际上纯粹就是一个如何满足后现代主义者群体标准的问题，其标准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排他、以权威为基础。这样的东西绝不适用于理性思考

创造一个好解释很困难，其原因并不在于谁决定了什么，而在于存在一种客观现实，它不符合任何人的预先期望，包括权威的期望。神话之类的坏解释的创造者确实是在编造，但寻求好解释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与现实的关联，不仅在科学中是这样，在好哲学中也是这样——这正是为什么好哲学是有效的，以及为什么它与编造故事以满足既定标准是对立的。

坏哲学不容易被好哲学（讨论和解释）驳倒，因为它使自己免受批驳。但它可以被进步驳倒。人们想要了解世界，不管他们否认得有多么大声。进步会使坏哲学更难让人相信。

第13章 选择

占星家的人数比天文学家多，相信“灵异”现象的人经常指出，宣称看到此类现象的人比大多数科学实验的见证人数量要多得多。于是他们要求按比例决定可信程度。然而科学拒绝这样评判证据：它固守好解释的标准。那么，如果采用“民主”原则对科学来说是错的，为什么对政治来说就是对的？

像丘吉尔说的那样，“在这个罪恶和苦难的世界上，人们尝试了并且还将尝试许多形式的政府。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完全明智的。实际上曾有人说过，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那些已经被不时尝试过的其他形式之外。”

政治家们有时为分配悖论极端有悖常理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沦落到指责数学本身。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罗杰·Q.米尔斯在1882年抱怨道：“我以为……数学是一门神圣的科学。我以为数学是唯一与灵感对话、其表达万无一失的科学，［但是］现在有一个数学系统，它显示真理是虚假的。”

巴林斯基和杨在1975年证明了这一点。

巴林斯基和杨的定理

每个与配额相符的分配规则都会遭遇人口悖论。

民主决策的一致性矛盾：巴林斯基和杨的定理，每个与配额相符的分配规则都会遭遇人口悖论。

某些国家声称自己代表和执行“人民的意愿”，但实际上这一说法在数学上是不成立的…

西方提倡社会范围决策的人被迫面对一个极权主义者不会遇到的根本问题：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面临选择、公民对于不同备选方案的偏好不同时，哪个方案对社会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人们意见一致，就不成问题——但也就不需要规划者了。如果人们意见不一致，哪个方案可以合理地说成是“人民的意愿”——是社会“想要”的方案？这又引发第二个问题：社会应该怎样组织其决策，使得它确实会选中“想要”的方案？这两个问题从现代民主的开端就一直存在

阿罗所做的工作是这样的。他首先提出5个基本公理，是任何定义“人民的意愿”（团体的偏好）的规则都必须满足的，并且这些公理第一眼看上去十分合理，简直不值得说出来。其中一条是，规则必须只用一个团体的成员的偏好来定义该团体的偏好。另一条是，规则不能在不考虑其他人想要什么的情况下把某个特定人员的观点指定为“团体的偏好”，这称为“不要独裁者”公理。第三条是，如果团体成员对某件事意见一致，即他们全都对它有着相同的偏好，那么规则必须认为该团体也有这样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条公理都是在表达代议制政府的原则。

阿罗的第四条公理是这样的：假设根据一个给定的“团体偏好”定义，规则认为该团体有一个特定的偏好，比方说喜欢比萨饼胜过汉堡包。于是它还必须认为，如果某些此前与团体不一致（即更喜欢汉堡包）的成员改变了主意、现在更喜欢比萨饼，则该偏好仍是团体的偏好。这个约束类似于排除人口悖论。一个团体如果朝着与成员意见相反的方向改变“主意”，就是不合理的。

最后一条公理是，如果团体有某种偏好，然后部分成员对别的事情改变主意，那么规则必须继续认为团体保有原来的偏好。例如，如果某些成员改变了他们在草莓与

阿罗证明了，我上面列出的几条公理虽然表面上合理，逻辑上却互相不一致。没有哪种途径能构想出满足全部5条公理的“人民的意愿”。这甚至可以说是在比巴林斯基和杨的定理更深的层面上打击了社会选择理论背后的假设。首先，阿罗的公理不是针对明显狭隘的分配问题，而是针对所有我们希望构想有偏好的团体的情形。其次，所有5条公理直观上都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做到公平所必需的，也是使系统合理所必需的。然而它们不一致。

每个选民都是支配自己选票的独裁者。阿罗定理本身假设，所有参与者都单独控制着他们对决策过程的贡献。更普遍地说，合理决策（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容忍异见、个体自决）最重要的条件，全都需要阿罗的数学意义上的“独裁”。他选择这个术语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与那种你批评政府就会有秘密警察半夜找上门的独裁毫无关系。

在大多数采用英国政治传统的国家里，用来选择立法机构成员的体制是，国家的每个区域（或“选区”）在立法机构中都有一个席位，该席位属于该区域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这称为多数投票制（“多数”表示“最多票数”），经常也称为“胜者通吃”制，因为第二名什么都得不到

多数投票制度的逻辑是，政治家和政党如果不能说服相当一部分人口投票支持他们，就没有机会获得权力。这刺激所有的政党都去寻找更好的解释，或者至少是去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现有的解释，因为一旦失败，他们在下次大选中就会被扔到一边，毫无权力。

在成比例体制下，民意的微小变化很少能有什么价值，权力可以轻松地朝与民意相反的方向转移。在权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第三大党派领导人的意见。这不仅保护了这位领导人，还保护了大多数在任的政治家和政策，使他们不会因投票而被免去权力。他们失去权力的原因往往是失去党派内部的支持，或者党派之间的联盟发生改变。在这个方面，该体制按波普标准来说完全不及格。

第16章 创造力进化

在这一章中，我提出了两个难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人类的创造力在几乎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具有进化优势。第二个是人类谜米怎么可能得到复制，既然它们包含的内容是接收者永远观察不到的。

我认为这两个难题的答案是一样的：复制人类谜米的是创造力；创造力在进化的过程中被用于复制谜米。

第17章 不可维持

艾登堡和布洛诺夫各自都拍摄了一部关于复活节岛的纪录片。艾登堡称赞石像为“令人惊叹”的技艺，并将复活节岛比作人类未来的缩影。

而布洛诺夫则认为这些石像只是些稀松平常的工艺品，而且千篇一律的石像正说明这是一个静态文明，而这也正是其会走向衰亡的原因，也是其和我们的本质区别。

我很怀疑艾登堡到底有没有那么佩服这些岛民的技巧，在其他石器社会里，几千年前就有比这更高明的技巧了。我觉得他是出于礼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对一个原始社会的任何成就都大加赞赏，乃是社交礼节之所需。但布洛诺夫斯基不愿意遵从这种习俗。他说：“关于复活节岛，人们经常问：岛上的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来到这里是由于意外，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不离开？”他可能还会问，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跟上来与他们做生意（除了复活节岛之外，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岛屿之间贸易非常活跃），或者打劫他们，或者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做。

在布洛诺夫斯基制作他的纪录片时，关于复活节岛文明是怎样灭亡的，还没有具体的理论。但与艾登堡不同，他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去复活节岛的整个目的就是指出我们的文明与另一类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就是与建造那些石像的文明相似的文明。他要传达的思想是，我们与他们不相似。我们迈出了他们未曾迈出的那一步。艾登堡的论述完全以相反的论调为基础：我们与他们相似，正跟随他们的脚步前进。

典型的静态分析，在 19 世纪 30 年代，聪明而又悲观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分析，得出稀土资源能够生产的阴极管彩色电视机是有限的，而这在未来会成为区分为贵族和普通人的标志。

我的同事说，通过科学地分析资源限制条件，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炫耀性消费的极限。彩色电视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需要用元素铕来制造屏幕上的红色荧光粉。铕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元素之一，全球所有已探明储量只够制造几亿台彩色电视机。用完之后，电视机又会变回黑白的。

但是更糟糕的是，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世界上会有两种人：拥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和没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对于其他正在消耗的东西，情形也是一样的。世界将有着永久的等级差别，精英们囤积最后的资源，过着华丽耀眼的生活，与此同时，为了在最后的年月里维持这种幻想的状态，所有其他人都必须在死气沉沉的怨恨中辛苦劳作。情况就这样发展下去，这是噩梦中的噩梦。

保守主义总是倾向于安排、维护现有资源。但其实可维护性也许是一种疾病，而人类的智慧正是其治疗手段。

将我们的社会与复活节岛的“古老文化”进行比较之所以完全错误，就是因为这一点。在乐观主义的观念看来（事实证明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人类是问题的解决者，能创造出不可维持的解决方法，并带来新的问题。悲观地看，人的这种独特能力是一种疾病，其治疗手段是可维持性。乐观地看，可维持性是一种疾病，其治疗手段是人类。

第18章 开始

“这是地球。它不是人类永远和唯一的家园，只是一场无尽冒险的起点。你需要做的是做出决定（去终结静态的社会）。这个决定必须由你来做。”

（有了这个决定之后，）终结到来，永恒的终结。——然后就是无穷的开始。 ——艾萨克·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

连费曼在这方面都犯了一个不寻常的错误，他写道：

我觉得，今后一千年都肯定不会再有什么新奇事物了。现有情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让我们不断地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规律。如果确实能发现，这么多的一层又一层会令人厌倦……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仍然能做出发现的年代。这就像发现美洲一样，你只能发现它一次。 ——《物理规律的特性》（1965）

这种思想在形式上是乐观的，但越是仔细探究，它实际上就会显得越悲观。例如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承诺，有限数量的已知改变就能让人类状况臻于完善。众所周知，这种想法是通往教条主义和专制的不二法门。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将我们的理论称为错误的，而不是等到它被新的理论取代以后。

我经常想，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理论称为“错误观念”，而不是在发现了新理论之后才把原来的理论称为错误观念，人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本质。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爱因斯坦的引力错误观念是牛顿错误观念的改进版本，后者又是开普勒错误观念的改进版本。新达尔文主义进化错误观念是达尔文错误观念的改进版本，后者又是拉马克错误观念的改进版本。如果人们这样思考，也许就都会记得，科学从来不要求一贯正确或最终定论。

模拟论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所知的宇宙在未来真的会被频繁模拟吗？这样会不会不道德？今天存在的世界里有着巨大的痛苦，任何进行这种模拟的人都要为再创造这些痛苦而负责。或者他们不用负责？

第一章 为什么狼拯救了森林

其实很多大型野生动物本来并不是夜行动物，而是人类的猎枪让他们变成了夜行动物…

视力是人类的强项，至少在白天来看是这样。所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进化，大型哺乳动物学会了一点，就是白天需要躲在树丛中，晚上才能出来活动。这个躲避人类的战术非常行之有效，使得大部分人通常都见不到野生动物，甚至不相信德国是地球上拥有野生动物最多的国家之一。

德国回归的狼群，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其实这些狼几乎不吃家畜。而且，由于狼群对狍子的捕猎，反而拯救了大片的森林（大型食草动物会通过啃食树皮和幼年来让森林逐步退化为草原，不过这一说法并未证实）

位于格尔利茨的森肯伯格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工作人员们收集了数以千计的狼的粪便样本，然后得到了如下结论：在粪便的营养来源中，占比例超过50％的，并非绵羊或者山羊，而是狍子；鹿和野猪加起来占了大约40％；接下来还是没轮到家畜类，而是兔子和一些类似的小型哺乳动物，占了大约4％；黇鹿在粪便里出现的比例只有2％，它们同欧洲盘羊一样，由于狼群的猎捕而被驱逐；最后才轮到只占0.75％的一些家畜出现在猎捕名单上，用以补全统计数据。

可是娱乐报纸报道的内容却恰恰相反。报纸上报道的更多是家畜被撕咬，而且每一则都占据头条位置。

保护野生动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它们保持疏远。绝大部分野生动物都会主动的远离人类，而某些人刻意的亲近野生动物的行为（如喂食、抚摸等），会缩小野生动物对人类的心理距离，而这可能给它们带来毁灭性的下场。

狗同它们的祖先有一点本质的差别：狗不再惧怕我们。如果让我选择，是要遇到一条流浪的牧羊犬，还是一头狼，我会选那头野兽，因为后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只会表现得很好奇，然后当它知道面前是什么的时候，会掉头离开，因为我们人类并不在狼的猎捕范围内。

第三章 咖啡杯里的动物

繁殖最慢的生物居然是——细菌…地底深处的细菌 500 年才会分裂一次。

那种所谓的地下越热生命体越活跃的说法，纯粹是骗人的理论。世界上活动最缓慢的生物，竟然是一种分裂繁殖的生物——细菌。许多同类别的细菌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比如在我们的肠子里，有些细菌可以每20分钟就分裂一次，即成倍繁殖），而那些一千米深处的其他菌类，分裂的速度却极慢。正如《明镜周刊》报道过的，在一次美国地理学联合会举办的大会上，有人曾提到，有些菌类需要500年来完成一次细胞分裂。

第五章 蚂蚁——神秘的统治者

蚜虫和森林蚁并不是简单的共生关系，而是带有一定强迫性质的奴役。

不过我觉得肯定有些蚜虫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人家蚂蚁给了你住的给了你吃的，还帮你赶跑天敌，没有蚂蚁，有你蚜虫的今天吗？”

虽然蚜虫得到了森林蚁的保护，但它们却不会感觉特别舒服，因为它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居于蚂蚁的保护下。蚜虫有迁徙的意愿，所以它们通过几代的努力慢慢进化出了翅膀，并开始迁徙到别处。然而它们的“保护者”不会对此不闻不问，森林蚁会毫不犹豫地咬掉蚜虫透明的翅膀，以此来破坏它们飞行的梦想。这样还不够，蚜虫还会因为某些化学物质而变得行动迟缓，在逃脱的途中受阻。这是由于森林蚁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蚜虫翅膀的生长速度，进一步确保对蚜虫的控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当蚜虫进入一个有蚂蚁刚刚经过的区域时，它们的活动会变得更加缓慢。原因在于蚂蚁分泌的化学信息素，它会残留在阔叶与针叶上，并强制蚜虫进入慢动作状态。由此看来，这美妙的共生关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第八章 点亮灯！

飞蛾扑火的科学解释

在大自然中，夜间只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天然光源：月亮。当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它就是动物们的航标，此外它还像一个指南针。每当鳞翅类昆虫在夜晚出没，做直线飞行时，它们都会注意到，月亮一直处在飞行轨迹的某一个角度。之前的飞行都毫无问题，直到这些小飞虫的面前出现一盏人造灯。

灯这种物体在自然中从未有过，所以昆虫会将其当成月亮。而后它们会以这个“月亮”为参照——比如说月亮应该一直都待在左侧——半信半疑地继续飞行。如果是真正的月亮，那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月亮距离它们几乎是无穷尽的遥远。然而近距离的灯会导致虫子飞过灯泡，而灯源却突然变到它们身后。虫子必须不断地修正路线，而这直接导致它们的飞行轨迹变得越来越窄。最终这一鳞翅类小飞虫还是一头撞上了灯泡。

第十章 蚯蚓如何操纵野猪

特别是野猪，可以一下子就嗅出它们最渴求的果实，并且在短短几年内就将整片森林的果实啃食得干干净净。野猪的数量可以很快增长至原来的三倍，仅需一年，就会有一大群野猪穿越秋天的落叶，翻掘每一根树枝、每一块岩石，以及每一个树桩。来年开春，山毛榉不会再有新芽萌出，新的橡树幼苗也长不出来，而这样的状况持续十几年后，森林将开始逐步老化。

当一棵老树死后，在原来的空地上，草和灌木开始生长，然后那片地就会慢慢地变成草原。树木当然也知道要避免这一情况，比如它们会间隔很长时间才开花结果。但不是所有树都会这样做。如果只有一小部分树停止结果实，而其他的树依旧结满了山毛榉坚果以及橡子，那么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野猪一整年都搜寻不到任何富含营养的果实，那么饥荒才会突然在野猪群里爆发。

所以，树木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一个统一的开花时间，而要做到这点，树木之间就必须要互相约定好。如果只是一小片树林中的山毛榉，它们可以通过树根连接以及地面的菌丝来互相沟通，但这还远远不够。虽然这么做效果不错，但是为了达到抑止野猪数量的目的，“树木互联网”的影响范围还是不够广。因为野猪可以迁移到很远的地方，它们在森林里搜寻食物的范围可以一直延伸至10公里或20公里开外。所以树木必须在很大的范围内互相约定，这个很大的范围是指几百公里以外。树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人类还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整片森林范围内，每一棵树都非常同步地结果实或暂停结果实。

第十二章 森林与气候

可以呼风唤雨的针叶林。

我们的针叶树再一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们向空气中释放了大量的萜烯，而且天气越热，它们释放的就越多。一般情况下，萜烯只是味道香甜而已，直至有第二个要素参与进来，而这第二个要素就是——宇宙射线，它们是来自宇宙外层空间最小的粒子。这些小粒子会不间断地向下噼里啪啦打在我们身上，然后直接从我们的身体中穿过去，就在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它们正在不停地穿过您。这种射线能使萜烯的活性比自然状态下的值提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因此树木排放出的小颗粒就可以聚成一团。只有以这种形式，水分子才能很容易地被固定下来。通过这个方法，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地区无边无际的针叶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

气候变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升高到多少度，而在于升高的速度有多快。

我们目前正在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280ppm（parts per million，指百万分比浓度）升高到超过400ppm，而在寒武纪这一数值超过了4000ppm。在那之后二氧化碳浓度先是大幅度下降过一次，之后在大约两亿五千万年前，又一次大幅度增长至大约2000ppm。那时地球的环境由于高温而崩溃了吗？

重视家庭生活的树木，有的树木可以通过根系和自己的子女建立联系，输送养料互相扶持，形成巨大而且强大的树林。

山毛榉、黄杉以及其他很多喜欢群居生活的树种，都很爱它们的大家庭，如果您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夸张，那么您应该关注一下加拿大科学家苏珊娜·西马德的研究成果。她通过研究发现，母树能够通过根系，感知它脚下的树苗，并且可以分辨出这棵树苗是自己的子女，还是其他同类树木的。而且母树只会将根系与自己的子女粘连，并以此给予子女成长所必需的糖分溶液——也就是真正的乳汁。不仅如此，为了它们的后代能够更好地生长，父辈的树木还会抽回自己地下的根系，以此为小树们让出更多的空间、水分和营养物质。

第十四章 自然与人类

气候在变化，大自然也在试图做出改变，可是人类对于地区的规划却是不变的，而这正在将森林推向毁灭的边缘。

对于动物的迁徙，全世界的人都在努力为它们开辟一条通道，其中包括让一大群的角马、斑马和大象从一个国家公园迁移至另一个国家公园。单单在中欧就有很多对动物迁移的资助，比如对野猫的资助。德国环境及自然保育协会（BUND）主张修建通道，沿着通道那些野猫又能四处扩张，并且能穿越整个德国。

那么树木的境遇又如何呢？它们向前移动的速度如此缓慢，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就连护林员也谈论到：山毛榉及其同类行动太缓慢了，以至于无法在气候变化的时候就迁移到更广阔的地区。但是这里出现的问题并不在于山毛榉行动太慢，而是它们作为一个种群被严格地限制在原地，因为当它们的种子降落并生根发芽的地方在人类的计划之外时，它们会被立即移除。云杉在X地生长，山毛榉在Y地生长，而在旁边的地块上允许农业耕作，另一边又种上了柳树。这些固有的界限阻碍了大自然的一个发展要素——改变。

1936年7月：马德里

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反对派。

巴雷亚与一个陌生人聊起天来，对方说自己一整天都在追捕法西斯主义者，最后终于将他们赶入了位于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田园之家公园。这座荒野般的天然花园曾是皇家的狩猎场，现在依旧有许多野生动物出没。“我们就像赶羊那样把他们赶到那里，”那人吹嘘道，“冲着每个人的脖子来上一枪，然后完事儿。”

闷热的夏夜骤然令人觉得寒冷彻骨。“不过，现在这些都该归政府管了，不是吗？”巴雷亚问道。

“兄弟，”陌生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们就是政府。”

1936年7月：巴黎

在纳粹的旗帜下，纪念逝者，守望和平。

在凡尔登市外举行的和平示威。1916年11月，德、法两军在此鏖战11个月，这是一战中耗时最长、损失最为惨痛的战役。近30万人长眠于此：其中13000人安葬在法军公墓，墓园的绿地中立满了白色的十字架，另外13000人因遗体的身份难以辨认，被葬在了附近的葬尸堂。现在，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去20年。在阴郁寒冷的7月的这一天，来自14个国家的7万逾位“和平朝圣者”、退伍军人和非战斗人员——包括在一面绣有巨大卍形标志的纳粹党旗下游行且行着纳粹礼的德国方阵——汇聚一堂，纪念亡灵，发誓决不让他们的牺牲再度上演。

墓前伫立的每个白色十字架下都长眠着一位曾经的战士。老兵们依次在墓前摆上一朵花的时候，卡帕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墓地中传来一阵号角声，与之附和的则是大炮的轰鸣。一阵静默之后，第二记礼炮紧接着响起。从设在公墓角落里的扬声器中传来了停火的命令，此刻不免令人倍感心酸。寂静的回响中传来一个童音：为了世界的和平。数以千计响亮的誓言汇聚到一起，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保证会维护逝者们用最大的牺牲才换来的和平。

1936年7月：基韦斯特

尽管种种迹象均表明他很成功，但是自从《永别了，武器》出版之后，这些年来，海明威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些曾经与他在丁香园咖啡馆或多摩咖啡馆的露台上畅谈艺术与生活的老友、作家和画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和他一同打猎、钓鱼的运动员或是经常光顾他最近常去之所的富翁及其妻子：类似比米尼群岛这样的地方。一位来访的老友认为那里是“奢华、贫穷、美酒佳酿、劣质食物、热浪、苍蝇、土地的冷漠、海洋的壮美、势利小人、金钱、体育、肥大的鱼、魁梧的渔夫以及竞争激情的疯狂混合”。海明威生活奢侈并且意识到自己经常在靠别人的钱（宝琳、格斯叔叔、《时尚先生》或是出版商）过着这种生活。

1936年8月：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

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们正在宅邸的一间作坊内——利用装满炸药的管线——自制手榴弹。然而今早，他却因他们的顽固不化而摇头叹息。作坊里到处都是开了箱的炸药。令巴雷亚胆战心惊的是，矿工们坚持要在那里吸烟并将烟蒂丢得到处都是。当他一一指出这些危险时，孔特雷拉斯只是闷闷不乐地点点头。“没人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现在的行为很疯狂，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和炸药打交道。”他说。不过，巴雷亚的提议令他振奋了起来，他很乐意批准他的计划。不久，巴雷亚带着所需的文件离开了那里——半小时后，那里的作坊被炸毁了。

我们需要炸药，但是制造炸药需要专家，而专家被我们枪毙了。

城中气氛紧张；弹药厂工人疑心很重。尽管他们负责生产螺丝、销子以及由福斯托设计的手榴弹其他的外部部件，但是他们说自己不会制造炸药的填充物，因为炸药专家不在。事实上，这位专家已不在人世——被处决了。就是他们动的手。他拒绝给他们展示制作步枪子弹的原料，因此他们便偷取了他的炸药，直接将松散的火药塞进自己正在制造的步枪枪管内。扣动扳机后，步枪爆炸了，他们大吃一惊。“这是蓄意破坏，”他们说，“因此我们必须枪毙他。”

1936年9月：巴黎

9月3日，经过几天的轰炸与巷战，民族主义者攻陷了靠近法国边境比斯开湾的伊伦市，从而切断了保皇派控制的巴斯克三省与法国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法国继续实施封锁，叛军刚刚收到运自德国的十几架崭新的战机。法国媒体都在饶有兴致地报道此事，然而，尽管法国工人正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与示威以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封锁，但是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有权决定帮助西班牙政府击败叛军的法国人、英国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却在踌躇不前。

1936年9月：科尔多瓦前线

抑或是，另一位士兵也想在聚光灯下一试身手。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另一名士兵——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黑色浓眉，皮革弹盒的带子将他的衬衫衬得雪白——冲下了洒满阳光的斜坡，他右手握着步枪，帆布鞋的绳子鞋底压过干枯的小草。随后——怎么了？是否传来一声爆裂声，扣动步枪扳机时清脆的爆裂声？因为他的腿突然软了下来，双手无力地垂下；步枪从松开的手指中飞离出来，他也跌落在地面，就在战友们刚刚躺过的地方。在这名士兵倒下前的几秒，卡帕按下了徕卡的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936年9月：L吧T牧场，怀俄明州

做海明威的朋友也不容易啊…

多年来，两人的友谊一直凭借海明威的成功与多斯的钦佩而维系着平衡；但是最近，因为多斯·帕索斯正在努力撰写有关20世纪美国社会与政治动乱的史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这种平衡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三部曲的前两卷广受赞誉，尽管销量仍不见起色，但是海明威的自尊心却开始不安起来。当缺钱的“可怜多斯”为玛琳·黛德丽撰写了一个剧本时，他报以轻蔑的一笑，而且抱怨说，一个拥护萨科和万泽蒂的人，一个支持肯塔基州煤矿工人罢工的人不应该“一边生活在地中海的游艇上，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制度”。那艘游艇属于他们共同的朋友墨菲

不过对于海明威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与某人存有私怨，就往往会把他们写进小说，多斯·帕索斯就出现在了海明威手头的这部小说中——一个丧失性能力的伪激进派，一个依靠向有钱朋友借钱生活的名叫理查德·戈登的小说家。

1936年11月：纽约

“显然，作为作家（或者说是骗子），我的描写极其逼真，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亲眼目睹了一场私刑，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我杜撰的。”但是，她为自己找了借口，真的不能因为故事的出版而指责她：那些杂志都只是擅自采用了她的文章——她（或是她的代理人）并未寻找任何出版社发表这篇文章（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何得到了稿酬）。

1936年11月：马德里

来自辛德勒工厂的炸弹？

巴雷亚已经做好了宫殿坍塌的准备。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只听见了叫喊声与跑动的脚步声。他匆匆下楼，冲进庭院，发现半裸的职员与一小撮突击卫队队员们正围在一颗足有大型犬大小的未引爆的炮弹前。他们请来一位火炮技师拆除炮弹。他拔掉火雷管，在未引爆的炮弹里找到一张纸，上面用德语写着：“同志们，别害怕。我装的炮弹不会炸——一名德国工人。”

1937年3月︰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德里

伊文思和费尔诺跑出去拍摄尸体：这段画面放在纪录片中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缓缓吸气、不要大口呼吸，她告诉自己，因为现在到处都弥漫着立德炸药的烟雾与花岗岩的尘埃。现在呼气。吸气，呼气。正如海明威曾提醒她的那样，“你以及你所认识的人还活着”。

1937年4月：马德里

她发现，人类使她生厌，只有写作不会。

“私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总是对的。

有时候它会导向繁荣、有时候它又会守护贫穷。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贫穷的封建村落一直握在一小撮地主手中——他们是西班牙下等贵族的后裔，主广场四周的房屋上依旧装饰着他们的盾形徽章——他们将周边葡萄园的所有收益全都收入囊中，禁止村民种植自己的植物。但是战争开始时，地主们或是被杀或是仓皇逃离，村民们将葡萄园收归集体并利用葡萄园的收入购买了一台水泵，抽取塔霍河的河水灌溉田地。如此一来，他们第一次可以种植自己的粮食，也许甚至还能为饥饿的马德里人提供食物。

“狡猾而又残忍”的德军，先用小轰炸让人们放松警惕，再用大规模的轰炸制造最大程度的毁灭和恐惧。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戈林想向元首展示空军的训练成果，而弗朗哥将军慷慨地献出了一座西班牙小城用做试验场。

第二天下午4：30——当天是格尔尼卡的集市日——来自秃鹰军团“实验中队”的德国亨克尔111式轰炸机飞过市中心，仅仅在投下一堆炸弹后便飞走了。解除警报的信号响起，人们走出避难所帮助伤者——此时，空中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飞机。首先，一支完整的飞行中队投下更多炸弹；接着一波又一波的亨克尔51式战斗机俯冲至低空扫射并向男人、妇女、儿童、农民、修女甚至是牲畜投掷手榴弹。最后，5：15，三个中队行动迟缓的容克52式轰炸机用极具杀伤性的20磅大炮与燃烧弹对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秃鹰军团几周前首次在据此西面200英里的奥维耶多对共和党阵地采用了这一项策略。燃烧的牛羊恐慌发狂地冲过街道；倒塌的屋舍压死了生活在里面的全家人；浑身三度烧伤的人在燃烧的建筑间踉跄而行。太阳升起时，格尔尼卡已经烧成了一具空壳。

然而格尔尼卡的惨剧并未引起身处马德里的海明威等著名记者的注意，偶有记者前往报道，也因为欧洲的绥靖政策而被压制。

直到两年后德军在波兰重演了这一幕，格尔尼卡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图为毕加索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同名画作。

尽管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在27日拂晓前便赶至现场并记录下了目击者对于整个破坏过程的叙述，但是《泰晤士报》却拒绝发表（如其编辑所言）“任何有可能伤害（德国）情感的东西”——任由《纽约时报》不费吹灰之力便拿到了斯蒂尔的报道全文。

1937年5月：巴塞罗那

在符拉基米尔·奥尔洛夫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推动下，共产党人将劳动节事件归咎到“托派-法西斯主义者”内奸的身上。统工党遭到指控，称指内部已被这类内奸所渗透。统工党被取缔，领导人被捕；极力抵制这种做法的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你怎能在毫无任何犯错证据的情况下取缔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被迫辞职。

安德烈斯·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带离巴塞罗那——有人说这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命令，还有人说这是斯大林本人的意思——并被送至位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审讯中心。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将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拒绝了。因此，他又被转移至附近的一所乡间别墅并被折磨至死。这是空军司令伊尼戈·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名下的产业。他的妻子是利斯顿·奥克的宣传部主管，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

就像战争双方众多的“失踪者”一样，宁被秘密葬在一座未立墓碑的坟墓中。但是此前，他去世的房子中上演了一出怪诞的哑剧：穿着戏服的士兵携带着伪造的民族主义与德国证件和徽章展开了一场“营救”并将这些可以作为“线索”的文件留在身后。

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很快报道说宁已被长枪党解救，现正身处民族主义的首都布尔戈斯；此后，当统工党支持者在墙上涂鸦要求回答“宁在哪儿？”时，就有人在下面乱涂地诋毁道：“在萨拉曼卡或者柏林。”

1937年5月：巴黎

海明威版的：“不要给我讲道理，你屁股究竟坐哪边？”

• “你打算怎么处理罗伯莱斯的事？”海明威语气尖锐地问多斯。
• “我会如实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切，”多斯答道，他的轻声细语比高声呐喊还要令海明威生气，“现在我需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在为争取公民自由而战的过程中摧毁了公民自由，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何用？”
• “狗屁的公民自由，”海明威咆哮起来，“你是支持我们还是要跟我们对着干？”多斯·帕索斯耸耸肩。海明威攥紧拳头，似乎准备一拳砸到朋友的脸上。

1937年6月：纽约

虽然海明威在西班牙屡次表示：真相不重要，站队才重要，并且对被政府军秘密逮捕而失踪的记者嗤之以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美国的演讲上大谈“真相”的重要性，为了表达对法西斯的愤恨，他列举了一系列法西斯主义者遭受惨败的战役，虽然实际上这些战役的胜利者都是法西斯一方。

海明威的脸上闪着汗水，镜片模糊一片。他不停地拽着自己的领带，仿佛像要窒息一般；但是当主持人阿奇·麦克利什开始介绍他时，他就像职业拳击手那样一下跃上讲台。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未等掌声停下，海明威便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 一开篇，他便将自己所说的“作家问题”界定为：“如何如实描述，如何在找到真实材料后将其投射为读者个人经验中的一部分。”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这类写作与这种真相不可能存在，他说，因为“法西斯主义是暴徒的谎言。不会撒谎的作家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无法生存”。
• 他们之所以为西班牙而战，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真相。

同时在读两个关于中国抗战和西班牙内战的作品，然后意外的产生了很合拍的互相映照。比如卡帕来到中国是因为他妻子的逝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然后就在另一本里读到了格尔达采访归来遭遇坦克的记述。比如又看到海明威携新婚妻子玛莎来到中国，而另一本书里的海明威正在想方设法的向妻子隐瞒玛莎的事…

1937年7月：瓦伦西亚/马德里

杀人不眨眼，栽赃不脏手，苏联的同志们干这些都是轻车熟路。

将安德烈·纪德列入黑名单，因为他的著作《访苏归来》“背信弃义”，居然胆敢指出，工人的天堂苏联并非事事完美；在部分左翼分子开始质疑莫斯科的大清洗运动与作秀审判，更别提加泰罗尼亚肃清计工党的背景下，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或任何偏离斯大林的党政方针。

6月与斯大林见面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从苏联归来，他就这个敏感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现在，他谴责纪德的书是“肮脏的诽谤”。他进一步指出：

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苏联要支持政府对叛徒、间谍与人民敌人实施无情、有力的措施……为什么我们不做干涉而只是保持沉默，不在出版物中唤起人民的注意。不，同事们，同志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项荣誉。苏联作家的荣誉就是站在抗击背叛的战斗的最前沿……我们支持我们的政府，因为……在惩罚敌人时它绝不手软。

1938年3月：北大西洋

看来内务部那一系列复杂而又蹩脚的掩饰还是有用的，比如著名作家海明威就照单全收了。

不过要是考虑到海明威其实也是克格勃的一员（代号 Argo），这一反应也并不奇怪。

海明威说，多斯在文中暗示，共产党正在掌控西班牙内战，“你为他安上了一位自己见过的苏联将军的名字。唯一的麻烦就是，多斯，沃尔特是波兰人。就像卢卡奇是匈牙利人、彼得罗夫是保加利亚人、汉斯是德国人、科皮克是南斯拉夫人一样。”所有军官都曾在苏联战争学院接受过训练，并且是斯大林派来代替佛朗哥手下那群叛变指挥官的。他很清楚这一点，却直接无视了。海明威虚伪地宣布：“抱歉，多斯，你根本就未曾见过任何苏联将军。”

他接着说，多斯·帕索斯弄错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之前为《时尚先生》所撰写的向安德烈斯·宁表示同情的文章亦是如此。“你知道宁现在身处何处吗？”海明威挑衅着复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的宁——已遭谋杀——逃往柏林的诽谤，“在悼念他的死亡之前，你应该先弄清楚这一点。不过，管他呢。”

海明威已经在自己的四维空间内封闭得太久了（“我知道你大脑的运转方式……就像是一遍又一遍绕着同一条跑道奔跑的小狗。”阿奇麦克利什曾在寄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8年3月：巴黎

在巴塞罗那，每场骇人的空袭都会持续几个小时，每天都能夺走千余人的性命，用来测试投弹手的武器库中又增添了一件更加可憎的武器：受到冲击后水平爆炸的反人类炸弹。这种炸弹能拦腰斩断树木，令爆炸范围内的所有生物化为一缕蒸汽。盟国依旧奉行不干涉政策，而法国政府又继续封锁边界，西班牙因此无法获得弹药或高射炮来防御这些武器及德国和意大利所派出的飞机；党派间的斗争令政府丧失了行动能力。共和国完全有可能在几周之内崩溃。

1938年6月——7月：巴黎

他踩着重重的脚步回到二楼上了锁的书房——但是他找不到钥匙了。在宝琳反应过来之前，他掏出手枪，挥舞起来：见鬼，我会用枪将锁打烂。宝琳试图规劝他——我们找找钥匙吧——但是无法说服他。相反，他先是冲着天花板，然后是门，扣动扳机，打烂了门锁；最后，在房间里停止了自己的疯狂举动。

宝琳将孩子们送到邻居家中，不过仍旧按计划去了夜总会。几小时后，海明威也出现了——阴郁的心情似乎已经消散——但是很快他便与一位客人扭打起来，挥拳相向，砸烂了家具。宝琳怒火中烧。

1938年7月：汉口

真正令卡帕感到痛苦的事莫过于伊文思与中国人都将他当成了导演的雇工。他们不允许他开展独立的报道，而必须与伊文思和费尔诺待在一起；伊文思禁止他为将出现在影片中的素材拍摄静物照。“我是这支远征军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他在寄给彼得·凯斯特的信中写道，“他们人都不错，但这部电影是他们的私事（而且他们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静态照完全是次要的。”他在蒋介石的中方审查员那边也遇到了麻烦，他们不想让任何反映“落后”农民生活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照片外流

1938年9月：布拉格

我最想失去的，就是我的工作。—— 战地记者，卡帕

卡帕在给凯斯的信中写道，“这个故事并不完整。我原本打算在第二天完成它（现在他们每天都会来），但是20日只拉响了空袭警报，日军飞机并未现身。”

刚打出这一行字，耳边便已经传来声响——他听到了新闻工作者急切渴望获得新闻故事的声音，却忘了在现实中，这类故事的发生必定伴随着人命的逝去。他吓坏了，想把这些想法驱赶回去。“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是只鬣狗。”他向凯斯特承认道，他不愿“为了赚钱而牺牲别人的性命”。如果你是一位战地摄影师，他告诉凯斯特，这个世界中你最想失去的便是你的工作。甚至，他的工作现在就无法为他带来丝毫快乐。

由于受到条约的限制，法国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遇入侵时协助对其进行包围，因此它开始进行有限的军事调动。然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则希望可以通过安抚希特勒来避免冲突；而法国人意识到他们无法独自对抗德国，因而同意进行谈判而非抵抗。到了9月20日，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已制订出一项计划并借此机会，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将所有德语区割让给德国政府，以此换来剩余领土主权的含糊保证。希特勒要求达拉第、张伯伦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来慕尼黑正式签署协议。这场肢解自己国家的讨论并未邀请接捷克人。

9月29日，内维尔·张伯伦与爱德华·达拉第飞往慕尼黑会见希特勒；24小时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满足了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野心。张伯伦从帝国总理那里得到一份善意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他告诉自己的英国同胞，可以确保英国获得“体面的和平”。

1938年11月：巴塞罗那

他和玛莎在步入酒店大堂时，迎面遇上了加里波第营的前指挥官兰多尔福·帕恰尔迪。自从来到马德里的第一个春天后，他们便再也没有相遇过。1937年8月，因为不满自己的营被并入由共产党控制的旅，而且对政府利用他的部队进攻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表示愤怒，帕恰尔迪离开司令部，离开了西班牙；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过着困窘的流亡生活，并且创办了一份反法西斯杂志《意大利青年党》（La Giovine Italia）。尽管他脱下了卡其裤与时髦的帽子，换上一身平民装扮，他的魅力却依旧不减当年；现在看来，当年他放弃指挥权的行为几乎有着先见之明，他拒绝因为自己困窘的英雄行为责怪任何人。而海明威则开始怀疑，对于交战双方而言，这场战争是否已沦为他笔下充满“背叛与腐败的嘉年华”。

与帕恰尔迪分别后，与玛莎正准备上楼返回自己房间时，海明威突然一个踉跄，背靠着墙落下泪来。“他们不能这么做，”他哭着说道，“他们不能那样对待一位勇士！”看着他为帕恰尔迪，为他失去了自己为西班牙所争取的一切而涌出的泪水，玛莎感到自己的心融化在了他的“慷慨与慈悲”之中。

“那时，我真的爱过海明威。”后来，她这样写道。

1939年1月：纽约

1940年2月1日，经过20分钟的审判，他被判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他不过是包括符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埃米利奥·克勒贝尔将军、大使马塞尔·罗森博格等在内的派往西班牙的众多苏联顾问中的一个。既然斯大林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那么这些顾问便都需要进行清理。

1939年2月——3月：巴黎

随后在3月初，他开始听到有关集中营环境极其恶劣的消息。这些由法国政府建立的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最终获准进入法国境内的保皇党士兵。75000万余人被关押进佩皮尼昂附近的海滩禁地中，食物、水源与卫生设备均不足；但是没有人对这里进行报道，因为整个拘留区已被宣布为法国媒体的禁区。

尾声

1939年3月27日，马德里不战而降——欧内斯特·海明威曾说过，如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想要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拿下这座城市。5天后，佛朗哥于4月1日在司令部发出了最后一份公报：“今日，红军被俘并解除武装，我们的队伍胜利而归，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同一天，美国承认民族主义叛军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新政府囚禁了成千上万名保皇派或有保皇派嫌疑的人士——许多人被送入强制劳动营；估计其中有5万人被处死。这场杀戮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包括内格林、阿萨尼亚、达勒西奥·普列托以及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在内的最为重要的保皇派官员设法流亡到了国外，但是一些人却发现那里也丝毫不安全：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4年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离开了人世；阿萨尼亚遭到德国与维希法国派出的特工的追杀，命丧普罗旺斯的一个小镇；盖世太保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逮捕了加泰罗尼亚总统路易斯·贡巴尼斯，他随后被押回西班牙并处以枪决。

在1975年离世之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直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西班牙；不过，在西班牙的管理问题上，他所指定的继任人，老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德波旁王子与他的想法有所出入。1978年，德波旁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将自己立为立宪君主。尽管新政权的基石是特赦了佛朗哥时代一切罪行的“遗忘之约”，但是历史学家与战争的幸存者或是他们的后裔却开始着手调查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死亡与失踪事件

［要是这些批评家知道海明威依旧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克格勃甚至在1941年以“阿尔戈（ARGO）”的代号将其招致麾下的话，绝对会万分震惊——显然海明威并未为克格勃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情报。］

虽然最初他很感激她在经济上对家庭所做的贡献，甚至告诉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Earl Wilson），宝琳在离婚时提出的经济要求曾使他在1940年遭遇“破产”并需要她的帮助，但是他渐渐开始怨恨她的独立以及在他眼中她的竞争力。待到她偷偷搭乘一艘医务船，在诺曼底登陆日抵达海滩抢了他的新闻时——搭乘武装运输舰的海明威，只能通过双筒望远镜，站在一艘登陆艇的船尾盯着海岸而没有办法上岸——这段婚姻已经化为满是怨恨的泥潭。他们于1945年离婚，此后他娶了另一名记者玛丽·威尔士（Mary Welsh）。自战时起，他便与她暧昧不清，与玛莎相比，她更乐意将他的工作放在自己的任务之前。

与海明威解除婚姻关系后，玛莎·盖尔霍恩与不少有权有势、魅力十足的男人有过恋情，其中包括詹姆斯·加文将军、劳伦斯·洛克菲勒以及戴维·格尔威士，这位内科医生与埃莉诺·罗斯福之间也有着暧昧关系。玛莎与《时代》杂志编辑托马斯·马修斯的婚姻以失败告诉，不过这段婚姻却促成了她与托马斯之子亚历山大（桑迪）之间的长期联系，亚历山大成为她的遗嘱执行人。1949年，她从意大利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亚历桑德罗，小名也叫桑迪；不过，母亲的角色似乎令她很尴尬，母子间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她永远静不下来，她四处游历，曾在非洲、意大利以及墨西哥短暂停留。在她人生的最后40年中，在与马修斯离婚后，她便留在英国成为年轻一代英国记者与小说家的某种导师和榜样。尽管她经常发表散文以及写给编辑的信件，她试图在其中澄清（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误解，但是她几乎在所有的采访均拒绝讨论有关海明威的话题，声称自己“无意成为别人生活中的一个脚注”。1998年，她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听力与视力逐渐衰退，她——就像她的首任并且鲜少提及的丈夫一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身后，为了纪念她，人们设立了一个奖项用以表彰讲述“令人生厌，但被强大事实证实的真相”的新闻报道。该奖项2011年的得主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1950 年 10 月，在鸭绿江边的中国一侧，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战火。

主动请缨

云山战斗也是中美两军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伪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缴获敌飞机4架、击伤敌机1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7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批枪枝弹药等。

在云山战役中俘虏的美骑兵一师战俘，和在汉城战役俘虏的英皇家炮兵 29 旅的战俘。

上甘岭前线的高炮阵地和火箭炮阵地

上甘岭前线的后勤保障输送队，给 597.9 和 537.7 阵地运输补给。

欢腾的碧潼战俘营

我军宽待俘虏政策，早在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俘虏工作的指示》中就已制订。这一政策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中严格执行。

1951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碧潼战俘营中的欧美战俘都很重视这个节日，虽然志愿军生活十分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但还是想方设法地回到祖国为战俘采购味美可口的食品。为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还特意给每人买了一只鸡代替他们吃的火鸡。会场上布置了圣诞树，银色的钟，红烛，还有香烟、糖果，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会场充满了西方风情和宗教气氛

1951 年 12 月 25 日，碧潼战俘营举行了圣诞节活动，在前线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依然为每一名战俘都准备了一只鸡，还有糖果、卷烟等，战俘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

碧潼战俘营三面环水，不设围墙，还建有活动室、篮球场、橄榄球场等设施。战俘们还可以与家人互通信件，定期举行战俘运动会。

鲜明的对照

以美国为首的16国所谓联合国军，严重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残酷迫害志愿军被俘人员，强迫他们进行体力劳动，强迫听美蒋特务的“训话”。在会上，特务们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把“训话”记住，都要把“训话”的内容重背一遍，背错了就打得浑身是伤，特务们一次又一次地逼着写“血书”，把被俘人员一个接一个带进特务的审训室，用刀片害开每个人的左手手指，然后用毛笔蘸着流出的鲜血，再逼着他们用右手打自己的手印，“血书”上的话，都是特务们事先编造好的，其目的是叫志愿军被俘人员背叛自己的祖国。

停战协议签订后，从联合国军战俘营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控诉敌方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

图中为被割掉耳朵的赵青山，和被挖去双眼的金井元。

朝鲜停战签字前后

根据协议，签字大厅由我们修建，刚修建时，有的美国记者看到规模挺大，便不怀好意地说：“共军没有和平诚意，摊子铺的这样大，要修到何时何月呀？”哪知，我们只用一个星期就修建完毕，使那位美国记者哑口无言。签字大厅的屋顶是三角形，我们起初在三角形的墙上塑了个毕加索的和平鸽，这是和平的象征。美国人不同意，硬说和平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象征，一定要我们拿下来。我们让了步，把和平鸽取了下来。和平鸽虽然取了下来，但鸽子的影子还清楚地留在墙上。

根据协议，签字大厅由我们修建，刚修建时，有的美国记者看到规模挺大，便不怀好意地说：“共军没有和平诚意，摊子铺的这样大，要修到何时何月呀？”哪知，我们只用一个星期就修建完毕，使那位美国记者哑口无言。签字大厅的屋顶是三角形，我们起初在三角形的墙上塑了个毕加索的和平鸽，这是和平的象征。美国人不同意，硬说和平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象征，一定要我们拿下来。我们让了步，把和平鸽取了下来。和平鸽虽然取了下来，但鸽子的影子还清楚地留在墙上。

平壤于当天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金日成元帅当天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原先的计划是双方司令官在板门店的签字大厅里进行的。但是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将派人去板门店搞刺杀活动。这一手不可不防，因为李承晚集团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的。

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梅、马同行演“绝唱”

谢…谢主隆恩？…

在平壤举行的欢迎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宴会上，当陈沂副总团长向金日成首相敬酒时，金日成高兴地说：“你三次来朝鲜，辛苦了！我封你为朝鲜公民。”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地掌声。

后记

我们一路上爬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东线指挥部，九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政治部主任谢有法接见了我们，首长们说：“赶紧上前线，过两天就打起来了！”我们连夜坐着拉弹药的车队前行，路上与大部队交汇在一起难以通行，才走二十多公里就天亮了，只好在附近找间老百姓被炸坏的房子防空休息。下午做好饭还来不及吃，就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支部队，看到我们，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不撤退，敌人就在眼前了！”于是跟着他们在大雨滂沱的泥泞路上强行军走了两天一夜，我们才到了阻击敌人的中线麟蹄一带，还差点被俘，就连兵团首长都掌握不了战役的突变，致使敌人增兵进行反扑，变化之快，难以预料。

豆x网网友总结的朝鲜战争主旋律要素：

• 侵略者猖狂至极
• 我军势如破竹
• 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 我军关爱战俘，敌方惨无人道
• 金日成热情亲切
• 永远爱戴毛主席
• 蛋炒饭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