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主題：從宗教改革來看俄羅斯政教關係

目錄

第一章、緒論…………………………………………………………………….…2

第一節、研究動機……………………………………………………………..………2

第二節、研究範圍……………………………………………………………..………2

第二章、東正教的發展及特點……………………………….….………………3

第一節、東正教探源…………………………………………………………..………3

第二節、東正教教義與禮儀……………………………………………………….…3

第三章、東正教和國家……………………………………………………………4

第一節、俄國政權與宗教緊密聯結………………………………………….……….4

第二節、東正教和國家傳統政教關係發展………………………………………….5

第四章、十七世紀俄羅斯的宗教改革…………………………………………7

第一節、宗教改革的背景與原因…………………………………………………….7

第二節、第三羅馬理念……………………………………………………………….7

第三節、改革內容與過程…………………………………………………………….8

第五章、政教關係的衝突與轉變……………………………………………10

第一節、東正教至彼得大帝更成為政府機關之一部門……………………………10

第六章、結論………………………………………………………………………11

參考書目……………………………………………………………………………..13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宗教在社會中的基本職能，即維護和鞏固現存政治制度。自從10世紀東正教傳入，弗拉基米爾大公定東正教為國教，希望以此來體現和加強國家的統一及他的地位。[1]從此，東正教就在俄國歷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俄國政權與宗教緊密聯結的原因之一是其宗教是國教；大部份的人把熱愛教會看做是熱愛祖國的象徵。然而從十七世紀五O年代後宗教的改革對俄國歷史而言，代表舊有傳統與俄國現代化分界之始點，就宗教、文化甚至傳統國家與教會權力權衡等各個層面影響甚巨。

第二節、研究範圍： 本文寫作的目的是從俄國主要的宗教改革來探討其政教關係；藉以觀察其時代背景以及改革後所造成之影響。

一、                由於在俄國及東正教的許多國家裡，教會從屬於國家，所以宗教屈服於世俗權力被看成了政治與思想的牢籠。在拜占庭和莫斯科，由於宗教依賴於國家。教會無力抵抗世俗權力才對世俗權力毫無約束力，因此造成了宗教對思想發展的停滯和對政權範圍的促進。[2]藉由宗教改革的過程與發展，可以進一步了解世俗權力不但依靠宗教支撐，卻又踐踏它。

二、                探討於十七世紀的時代背景下，促使尼康推行改革的動機與目的，以及由於改革所造成的宗教分裂，其所具之時代意義，而此分裂對俄國的政治及歷史又造成何種衝擊與影響?

三、                最後由彼得大帝崛起後來看，他控有基輔與莫斯科，他如何拉攏這兩個宗教中心教士間的距離，及排除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控制與俄國東正教教宗的權威領導。

第二章、東正教的發展及特點                                       

第一節、東正教探源

   　 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於三三O年信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入侵，君士坦丁一世遷都君士坦丁堡(又稱新羅馬或是拜占廷)，成立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東派教會中心)，與羅馬教會(西派教會中心)互爭首席地位，否認羅馬教皇為普世教會首腦，而只視其為西派教會的牧首。[3]

　　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東西兩派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日益尖銳，尤其是六~八世紀對〈尼西亞 - 君士坦丁信經〉的看法紛歧、十一世紀對義大利南部教會控制權的爭奪等，而於1054年正式分裂。   此後世人稱羅馬教廷為天主教，東羅馬教會則稱東正教。[4]

西元九五五年原是信仰多神教的斯拉夫民族由東羅馬傳入基督教。九九O年，弗拉基米爾大公定東正教為國教；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蒙古人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俄羅斯，蒙古人為俄羅斯人民帶來痛苦，但對俄羅斯的東正教採取寬容態度，並給與免稅賦之優惠。因此此時期為東正教在俄羅斯發展的黃金時期。

一四三九年，君士坦丁堡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舉行宗教統合會議。一四四八年，俄羅斯東正教認為一四三九年宗教統合之決議危害其教會之利益，故正式與君士坦丁堡教會分裂。從此，俄羅斯全境宗教大事，完全由主教們參與之宗教會議自行決定，而不再聽命於其他教會。  

1589年，莫斯科名為「第三羅馬」，正式以拜占庭的繼承者與東正教中樞自居。第三羅馬論是指基督教文明在羅馬淪亡後，即轉移至君士坦丁堡；惟一四三九年東正教與羅馬教會統合聯盟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則由莫斯科所保存。[5]

第二節、東正教教義與禮儀

東正教信守前七次大公會議[6]所訂的信條，不承認羅馬教皇以後所舉行的歷次大公會議決議，特別是第一﹑二次大公會議所制定的〈尼西亞 - 君士坦丁信經〉，成為所有東正教教會洗禮與行聖餐禮時遵奉的信經。東正教徒強烈抨擊羅馬教會在此信經加增"和聖子"一詞。[7]

關於救贖論，東正教注重道成肉身，認為重生得救乃靠天主的恩典，善工並不具得救的效用，因此在東正教的神學教義中並不十分強調贖罪論。在恩典與原罪方面與奧古斯丁的預定論有所不同，認為每個人都在亞當的罪中犯了罪，拯
救要依靠自身與天主，首要的是自身必須擇善，天主才能幫助。

東正教徒特別重視對聖母的崇拜，馬利亞在信徒心中是他們與天主之間最理想的中保。聖母的名稱在東正教中有數十種，東正教中也有許多以聖母命名的教會。

東正教徒奉行七件聖事：洗禮﹑堅振﹑聖禮(聖餐)﹑告解﹑聖秩(神品)﹑婚姻﹑敷油，除少部份細節與天主教不同外，大體上和天主教類似。

　　隱修制度從三世紀起流行在東派教會間，以苦身修行為宗旨﹑遁世獨居或群居為特徵。四世紀中葉傳至西派教會，逐漸形成天主教的隱修制度。集體隱修的隱士群居，成立隱修院(修道院)。隱修院是東正教會最高精神生活所在地，也是培育神職人員，進行神學研究與收藏珍貴宗教文物的中心。

第三章、東正教和國家

第一節、俄國政權與宗教緊密聯結

　　由於東正教是國教，大部分的人把熱愛教會看做是熱愛祖國的象徵。所以說宗教對他們來說是俄國的特徵，是國家法制，是最古老最廣泛的文化遺產。宗教不僅組織了國家，創造了俄國，它甚至是國家統一的紐帶。[8]

俄國的宗教代替了民族，它與民族合為一體。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東正教教義可與君主專制發揮的作用相提並論。因為它創造了並保護了民族自覺心。

正是由於如此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俄國人民更加頌揚其國教，以自己是俄羅斯人、斯拉夫人為驕傲。他們認為俄國擁有最純正的基督教---東正教，因此俄國人自視為東正教的衛道士。

東正教教徒把個種關係建立在上帝的權威上，把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國家關係與上帝緊密聯繫起來，認為各種社會關係的確立是由上帝的意志決定的。[9]於是，古老的俄國法律一貫把皇帝置於宗教領袖的地位。也就是說它賦予沙皇無限的權力。法典規定了君主專制以及對神授皇權的絕對服從，這也得到傳教者的遵從。在人民眼裡，沙皇是上帝的使者，神權的象徵，俄國的耶穌。人民對沙皇的崇拜達到迷信的程度；人民認為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正是因為如此，人民把東正教的主宰權拱手送與沙皇。[10]

第二節、東正教和國家傳統政教關係發展

許多史家都認為東正教的傳入，不僅是奠定了俄人深厚的宗教信仰，在政治上也賦予俄國王公貴族堅強的意識型態，促使國家的統一，同時強調與拜占廷帝國的關係及基督教世界的一體觀念。[11]

值得注意的是，俄國令人印象深刻的專制制度也與東正教有關，俄國的東正教是經由拜占廷傳入，而隨著東正教一起傳入俄國的還有君權神授觀念，在神父的說教中，宣傳這種思想是一個主要內容。沙皇政權被蒙上一輪神聖的靈光，他的統治被說成是神的意志，教徒們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沙皇，在做上帝的奴隸時，也要做沙皇的奴隸。君士坦丁的近臣俄塞普(Eusebe)為他登基30週年之際發表的著名論著中概括得很清楚，他說，皇帝的一切權力都可以在天國找到對應物和來源：皇帝是”基督的朋友”，”根據上帝的旨意施行統治”，其政權如同上帝的基業一樣永垂不朽。耶穌是宇宙絕對的主，皇帝是”世間一切生靈的領頭人”，”把一切生靈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他把”真理的敵人”統一在真正的信仰之中，因為”皇帝作為聖言的講解者，把良知教給全人類。我們再加上俄塞普把皇帝與上帝----聖父的獨子基督----平行起來的話，皇權的一切特點就都清楚了：上帝旨意的體現，獨一無二，以使世間一切人都服從真正法則為己任，具有普救性，履行使徒使命，傳播上帝法則，以及領導臣民走上自我完善的坦途。

作為上帝的朋友、被賦予世間無限權力、掌握真理的東正教君主從此便肩負著君主和神職的雙重責任，整個東正教的歷史都是如此。[12]

所以，沙皇政權還利用教會嚴格監督和控制人民的言行舉止。例如一五五一年的宗教百條決議，禁止人們讀雜書、玩樂器、下棋、演出和觀看雜耍，禁止與外國人交往，甚至還禁止男人刮鬍子。政教的利益結合，使教會擁有的財產和特權愈來愈多。

由於教會財產迅速增加，一般教士生活糜爛，於是在十六世紀初，教內產生要求改革之風潮。東正教內「出世」及「入世」兩大派系展開論戰；入世派強調聖經的重要性，及主張教會應與君主專制充分合作，認為教會之財產與權利應不斷的擴張，以便從事社會救濟、教育及其他公益事務。[13]出世派則主張教會應自君權下獨立，且教會應在國家之上，國家無權干涉宗教活動，教會尤其不應置產，應歸真清修及心存基督教精神遠比勤念聖經重要。[14]一五O三年，俄羅斯宗教會議決議支持入世派，擴大教會財產及加強與專制帝王合作，以便擴大教會之影響力。

所以，君主專制的獨裁統治在俄國歷史上占首要地位。想要知道其情況及組成，必須不斷地重複說這是國家的教會，這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只有這一點才能解釋這種外在的畸形現象，置身於全權的沙皇旁邊，在無限的權力陰影下成長，教會不得不適應這種生存條件，沒有一個教會能避免這一必然性。我們完全不能設想，在一個任何事物都不自由的國家裡存在一個完全自由的教會。教權怎樣才能從政權中解放出來？在獨裁者有權要求一切的體制下，如何區分屬於上帝的和屬於獨裁者的呢？

於是在俄國，與在拜占廷一樣，與其說是教會的依賴性產生了獨裁統治，不如說是獨裁統治造成了教會的依賴性。

不過，在基督教成為國教後，便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由主教主持盛大的加冕儀式。以象徵上帝對各立法機構的選擇的認可；皇帝是上帝在人間的攝政官，攝政官的本義是”代理一定職位的人”。人間的王國(Oikoumene) 是上帝的王國在塵世的反映。皇帝因此具有比上帝國神化時期更高的威嚴。當然，皇帝的威嚴也有局限性：上帝有權選擇自己的攝政官，就有權隨時撤換自己的攝政官；同時，教會這個上帝思想普通的講解者，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選擇權力，成為有限的、然而實際的皇權的新抗衡力量，成為權力機構的一個主要部門，成為某種獨立的權力機構。[15]

第四章、十七世紀俄羅斯的宗教改革

第一節、宗教改革的背景與原因

弗拉基米爾大公定基督教為國教時，以俄羅斯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還達不到對福音書的信奉，於是其信仰僅限於外在形式而已。[16]而基督教的精神，由於俄羅斯在地理和歷史上的封閉孤立使這一融入更加困難。遙遠的距離加上蒙古人的統治，使俄羅斯遠離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貧窮與無知使宗教及其他一切都退化了。隨著理論的消失，禮拜也就成了宗教的全部內容。隨著文化水平的不斷降低，進行禮拜所用的語言和遵循的程序便成了教士集團唯一必備的知識，可是相當一部分的教士卻連字都不識得。[17]

統一的儀式不知不覺被文字上和實踐中的分歧所取代。在傳抄的過程中，祈禱書裡出現了誤解性的錯誤，以及奇怪的增添文字，可是這些新的祈禱文卻因被誤認為古代即是如此而受到人們的尊重。而最終使危機爆發的是印刷術的應用。新發明使得文本的研究廣泛地展開了，從而引起了理論方面的爭執。

所以，十七世紀俄羅斯的宗教改革與分裂表面上反映的是一個單純的教會禮拜與儀式改變之爭，但是事實上此次爭論涉及的不單只是宗教上的問題。

十七世紀在逐漸受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宗教爭論也反映出一種更深刻的恐懼，擔憂擴大的外國影響力將會摧毀俄國獨特的文化。特別是東正教教士深恐外來的新教與天主教會破壞東正教純正的正統信仰與道德傳統規範，所以作為東正教思想的傳播者和保衛者，教會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滲透，再加上第三羅馬理念所賦予莫斯科的宗教使命感，更使得莫斯科在接觸西方文化之時的宗教氣氛更為緊繃。

第二節、第三羅馬理念

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於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便成了碩果僅存的獨立希臘正教國家，也是唯一獨立的主教區，再加上伊凡三世於1472年東羅馬帝國僅存的一位後代蘇菲亞結婚，因此便以東羅馬的繼承人自居，更甚者伊凡三世亦自稱沙皇，這在俄國、希臘與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看來，莫斯科的統治者是唯一希臘正教信仰者保護者，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個羅馬，也是最後一個羅馬。[18]

第三羅馬的理念在莫斯科政府建立強大集權國家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思想體系與意思形態的正當形式，並也正賴此為莫斯科精神塑型。就莫斯科國內政治而言，沙皇專制的中央集權力量影響了整個莫斯科社會的發展；在國際政治方面，第三羅馬意識形態的形成，使得保護東方基督教徒的責任揚升，更促使莫斯科欲將位於東方的領域基督教化與殖民地化，而此意識形態也使得莫斯科外交人員在與西方國家接觸之時，表現出引以為傲的態度。

第三節、改革內容與過程

十七世紀俄國教會最重要的宗教改革者為尼康(Nikon)教長。[19]此項改革運動發生於亞歷克西斯一世在位時期。尼康此次宗教改革分為兩大方向：一是宗教儀式與宗教經文之改革；一是教會與教士之改革。宗教儀式與宗教經文之改革是造成教會分裂的關鍵點。

宗教儀式與宗教經文之改革 尼康在具體的改革步驟中，以公元1652年希臘正教會用的祈禱文和儀式作參考，依照希臘正教祈禱人格式印行書籍，並要求俄羅斯正教的神職人員和教職人員穿希臘正教會所用的服飾。在禮儀上，尼康下令改變畫十字的式樣，以三個指頭代替兩個指頭；將”耶穌”這個詞的拼寫法由”Isus”改為”lisus”；並規定聖像的繪製必須按照拜占庭的方式等。當時，還對『聖經』的斯拉夫文本進行了修訂的工作。尼康所推行的這次宗教禮儀改革受到了絕大部分大貴族和教會神職人員的支持，但也遭到了教會下級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的反對，他們脫離了俄羅斯正教會，被稱為舊禮儀派或舊信徒（Old Believer），導致了俄羅斯正教會的一次大分裂。

教會與教士之改革 尼康認為欲使宗教改革成功，應將教會加以整頓，教士之知識水準亦應提高，凡是不稱職的神職人員，一律加以訓練，或則予以更換。很多教會中的重要職位，甚至改由外籍的希臘教士擔任。此外，尼康更進一步提出將教會之威望提高，教權應在王權之上，教長可以指導政務，沙皇則不得干涉教務之主張，[20]此點亦引發沙皇之反彈，後來反而導致教會地位一蹶不振。

尼康教長是個獨斷專橫的人物。他的能力和性格無疑是實現這次宗教禮儀改革相當重要的因素；但是，他卻過於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阿列克謝依．米海洛維奇．羅曼諾夫沙皇要想透過宗教禮儀改革來加強皇權的目的，同自己比作太陽，把沙皇的權力比作月亮；[21]他自稱”大君主”，不斷干涉國家事務，甚至對軍事行動也橫加干涉，發號施令。尼康教長違反沙皇進行這次宗教改革的初衷的種種表現，以及過份跋扈的行為很快地遭到了以沙皇為首的絕大多數朝廷權貴的疑忌。[22]統治集團內部終於發生了沙皇和尼康教長之間的權力之爭。尼康當即以辭去教長職位相威脅，離開莫斯科到沃斯克列聖斯克修道院(又稱為”新耶路撒冷”修道院)隱居，他以為沙皇一定會因此屈服而”移樽就教”。但是，沙皇為了消除尼康這個有礙他加強皇權的人物的影響，於公元1666年，召開了俄羅斯正教宗教會議。這次會議還邀請了兩名來自希臘正教的教長參加，會議上一方面強調了這次宗教禮儀改革的正確性和將這場改革進行下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嚴厲的譴責了尼康的行為，正式撤銷了尼康教長的職務，並把他作為一個普通修士流放到位於北方的費拉多夫修道院安置。[23]

第五章、政教關係的衝突與轉變

　　十七世紀俄國的教會分裂的確是形成國家支配教會現象的重要分界點，甚至對俄國教會的政治地位有持續性的影響。

尼康之宗教改革，雖一再獲得沙皇阿力克的支持，但因其改革忽視沙皇1649年限制教會財政與司法權之規定，且其最終目的是提高教會地位並與沙皇相抗衡，一直以來教會依附國家的體制下，尼康「教權高於王權」的訴求的確對世俗政權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而導致世俗政權的反擊。故沙皇阿力克改變初衷，轉而支持保守派與改革派爭鬥；尼康隨後被迫辭職並以流放的方式結束十七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內部派系鬥爭。自十六世紀末起，俄羅斯東正教內部保守勢力與改革派長時間的鬥爭，不但削弱教會力量，[24]更迫使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喪失其應有的獨立性，[25]必須仰賴沙皇勢力的保護。自佌以後，教會與沙皇相輔相成，相互依賴生存，而教會內部派系爭鬥，更為日後沙皇彼得大帝之全盤性宗教改革建立有利環境。

第一節、東正教至彼得大帝更成為政府機關之一部門

十七世紀末期，俄羅斯出現一位改變歷史之沙皇—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在位期間，俄羅斯不但全力西化及改革行政組織，更西征波蘭、南討土耳其、北伐瑞典，向東擴張，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彼得大帝為應付龐大軍費支出，一方面向人民徵收人頭稅，另一方面開始沒收教會財產。此外，彼得所推動之西化政策，引起保守教會、老教徒們及若干支持彼得之主教的猜疑與不安；老教徒們指責彼得為反對教會者，並認為彼得為無神論者，於是散播謠言詆毀沙皇。彼得大帝更藉俄羅斯大主教亞德里安( Adrian )1700年去世之機會，任命支持彼得西化運動之烏克蘭里亞辛教區主教雅佛爾斯基( Iavorski of Riazin ) 暫時主持全國宗教事務。[26]1721年，彼得大帝正式廢除主教制度，他認為：教會歷來反對改革，所以想要革除舊習必要先從此下手。主教制代表著古老傳統，保守的觀點仇視外國人和外國習俗。廢除主教後，全俄羅斯宗教事務由彼得親命之神聖宗教會議[27]所主管；用議會來代替唯一的領袖在彼得的計劃並不是孤立針對教會的行動；這是一個普遍的計劃，當時在西方是大規模都採用的體制，彼得很欣賞這項改革措施；在他第二次旅行回來後，他普遍地使用多人組成的集體來取代一個人的權威。他把這種體制從國家行政管理轉到教會的管理機構上來，樞機主教團即是如此。惟此神聖宗教會議不得過問民間及政府事務，且必須受沙皇指派之行政官員的指揮與監督。彼得大帝希望自己是至高無上的。他不承認在他旁邊存在著一個可以與他相比的特權。完全是因為國家實行絕對君主制，沙皇是專制的君主，教會應做為君主專制的機構，主教應取消。在國家與教會之間，在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之間，不應存在對立和對比；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取消教會做為獨立王國。[28]

同年，彼得大帝更公佈神職人員規範法；規定所有教士必須通過宗教考試及限制未來教士們所受之宗教教育之範圍。換言之，俄羅斯東正教經彼得大帝的改革後，完全喪失類似西歐或波蘭天主教教會所具有之獨立超然社會功能，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對社會之影響力一落千丈，教會變成沙皇政府掌控人民的另一管道。俗世權力壓倒教會權威。[29]

第六章、結論

先就教會與國家關係之轉變而論，自宗教分裂之後，俄國教會的結構與整合性起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教會在由世俗政權操控的神聖宗教會議中將舊信徒咒逐，又將尼康革職貶為一般修士後流放至北方的修道院，此舉使得俄國教會喪失一批充滿活力的宗教精英份子，致使教會在面臨國家主義的強勢政權之時，無力反擊，進而致使教會受制於世俗政權，教會之獨立性全面喪失，而正式被併入國家機構的一部分。[30]

俄國最不足的地方就是缺乏宗教自由，這都快成了俄國的標誌。缺乏宗教自由比缺乏政治自由更令人震驚，因為宗教自由不僅是最基本的，而且也是最容易實現的；近幾個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大部分國家，思想自由與宗教自由都是在獲得政治自由後才得到保證；即使有時思想自由與宗教自由比政治自由產生的更早，但在實現日期上，也是比它們晚。換言之，宗教自由只有在實現政治自由，並以政治自由為武器後才會實現。[31]

總括來說，十七世紀俄羅斯東正教之改革與分裂所涉及的絕非單純的儀式之爭，是一種藉由宗教之形式以表現十七世紀俄羅斯政治、社會，與文化處於不確定年代所呈現之複合現象。若再回到以宗教的角度看改革與分裂，此段歷史對整個俄國史之發展而言，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因為尼康所推行改革之儀式書仍沿用至今，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分裂也未曾消弭或復合。再則，一般認為近代俄國之發展是肇始於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所推行之政治與文化的改革，但若無先前所發生之東正教改革與分裂，俄國之政治發展與民間之活力或許將難以自保守的宗教體系中釋放出來，進而形成近代俄國強勢的國家機器與多元文化發展之型態。是以宗教改革與分裂可以說是中世紀俄國與近代俄國之分水嶺，也對俄國政治與文化之發展產生了決定性之影響。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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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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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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