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背图》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典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经历了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缓慢成长阶段和多元发展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勾勒和描绘这一百五十年的译介和传播史，总结其特点和趋势，指出当前《推背图》翻译研究处于遭受冷落的边缘地位，以期引起学界对《推背图》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关注，进而拓宽易学翻译研究的范围，推动以《推背图》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
关键词：《推背图》；西方世界；译介；传播
一、 引言
《推背图》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化典籍[1]，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典籍”和“一部伟大的易学著作”（苗元一，2011: 3-4）。然而，此书面世千余年来，闻者甚众而研究者甚少，在封建时代屡遭查禁，文人大儒望而却步；近代以来，又长期被视为迷信，拒于正统学术门外。但可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已经重新认识到此书的重大文化和文学价值，两岸四地也陆续出版了有关《推背图》的学术研究著作多种，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化的趋势；更有学者指出《推背图》是象数易学的经典和图书易学的里程碑，并据此提出构建“推背学”之说（同上，4），这可以说是对《推背图》学术价值重新评价与再认识的转折点。
然而，时至今日，此书的译介和对外传播问题仍很少受到学界关注。实际上，《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史已经有150年之久，而且译介语言涉及德法英三种，译本也已经有六个之多。而且，相对其他典籍，此书的内容、形式以及传播历程都相当独特，其译介和传播问题存在较多的探索空间和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勾勒出150年来《推背图》在西方世界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进程，总结其趋势与特点，指出与近年来《易经》译介和传播研究的如火如荼（任运忠，2015；杨平，2015；许敏，2016；吴钧，2016）相比，同属易学巨著的《推背图》处于默默无闻的边缘地位，以期引起学界对《推背图》译介和传播的关注，以扬汉声于外域，觅知音于他邦，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二、 《推背图》介绍
《推背图》相传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所作，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见于正史记载、有据可考的古代预言书籍[2]之一。该书共有60象（部分版本有64象或67象等），每一象除了有两首预言诗（谶和颂）外，还有卦象、谶图作补充，通过这种四位一体的方式[3]暗示和预言历史事件与王朝兴衰；以图文结合、语图互文的方式勾勒出中国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4]。
《推背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心理，也反映了先人的历史认知，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思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从文学价值上看，《推背图》一书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看似简单的谶诗、谶谣却蕴含了谐音双关、字谜拆合、生肖指代等文学创作技巧，可谓编排精心，匠心独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方式被后世的诸多文学作品所借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背图》版本众多，据最新的研究，有至少48个版本（翁常锋，2013:274-285）。但实际上，这些版本无外乎出自两大系统，一个是明系版本（以下简称明本）[5]，根据年代和内容，可以细分为台湾藏彩绘明抄本、明姚广孝序手抄本、肃亲王本、东海野人序本等；一个是清末版本，即1915年公开刊行的清宫秘藏金圣叹批注本（以下简称金批本）。内容上，明系众版本大同小异，但与金批本差距很大。语言风格上，明本略显俚俗鄙浅，而金批本却不失典雅庄重。由于《推背图》一直处于开放的创作中，“愈晚出者，愈准确”（王效锋、王向辉，2013:84），所以金批本的预言更加接近史实，也就是说，明本更加接近原书原貌。
三、《推背图》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评述
《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特征表现在西方汉学家开始对《推背图》产生兴趣，但全面译介工作尚未展开。初步发展阶段，其特征表现在华传教士和西方匿名学者涉足期间，两个原本均有了首个全译本。缓慢成长阶段，特征为仅有一个德国汉学家的译本出现。多元发展阶段，表现为多个译本的涌现，以及译者背景的多元化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对《推背图》进行译介和研究的目的，主要经历了猎奇、借题发挥、学术批评、学术探索和多元化阶段。
1. 萌芽阶段（1867-1894）
在《推背图》的译介史上，是西方人首开《推背图》对外译介的滥觞。19世纪后半期，西方汉学研究趋于科学化和专业化，当时“欧洲文化的学术时尚致力于发现、并以理性和历史的方式去解释东方的神秘”（Girardot, 2002: 371）。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清廷唯恐《推背图》祸乱民心，只将少数版本秘藏深宫，非皇室不得阅览；而对民间的流传严加查禁，一旦查到，轻则“仗一百，徒三年”（田涛、郑泰，1998: 368），重则“斩监候、斩立决”（同上，368）。清廷的查禁行为与西方对东方经典的热衷介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激起了西方汉学家对《推背图》的好奇心。这一时期西方对《推背图》的译介主要是出于猎奇心理，而且获取原本的渠道较为特殊。
最早翻译《推背图》的人是英国人曼根氏（Mancon）。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国预言》一书收录了金批本《推背图》，并登载了英国人曼根氏写于1867年的英文跋并附中译，讲述了《推背图》在1860年被从清宫掳掠到英国，后来被曼根氏发现并翻译的经过。兹将原文抄录如下：
In 1859*,when the allied English and French troops burnt the YuanMingYuan in Peking, oneof the soldiers discovered a box of manuscripts in Chinese which had beencarefully preserved by the imperial family. Seeing that they contain picturesthe soldier presented them to Miss Lipia from whom I secured the same.
Intranslating them I fou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dictions of a Chinese prophet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e, the fall, the tranquility, and the turbulence ofchina. Everything was very plainly written. The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prohibited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y might disturb theminds of the people and led to bad consequences.
It is indeedour good fortune that they had co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may studythem. These lines are written as an introduction.
Macon (1867)
译曼根氏跋语
当1859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某军人得书一簏，皆大内珍藏本，以此书中有图画，举赠利比亚女士。余从女士乞得之，翻译一过，知为中国先哲之预言。兴亡治乱，微言示意，靡不明如烛照。历代君主恶其淆惑民心，觊觎非分，故止刊刻。兹何幸而流传我国，得饫眼福，因跋数语于后。1867年曼根氏识。
(清溪散人, 1915: 序言1-2)
*应为1860年，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
从这篇跋中，我们可以看出，《推背图》经历了清宫大内——英法联军某军人——利比亚女士——曼根氏的流传过程，而且曼根氏曾翻译过《推背图》。但遗憾的是，目前曼根氏生平无可稽考，该译本也始终无法找到。仅仅凭借跋里的“In translating them I found they represented thepredictions of a Chinese prophet…”一句话，也无从判断曼根氏是否完成了翻译工作、译文是否出版，在何处出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傅熊教授(Prof. Bernhard Führer)声称自己也见过这篇跋，但他对曼根氏译本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仅凭曼根氏跋本身不足以证明此译本的存在[6]。因此，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本文对此译本暂时存疑。但曼根氏翻译行为应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认为他是首开《推背图》翻译之先河者。
荷兰莱顿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薛力赫（Prof.Gustave Schlegel）1886年用法语为该校汉学图书馆编写了一本中文藏书目录，由莱顿E. J. Brill出版（吴荣子，2003）。该目录收录了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所藏的手抄本《推背图谶》[7]，此书65象，扉页上盖有高延的印章，并有 “光绪丁丑年瓜月置” 的字样。据笔者考证，高延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事务翻译官，并借机在厦门常住八年，对闽南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间宗教了解颇深。他在光绪丁丑年（1877年）是请何人抄写《推背图》的[8]，又是如何逃过清廷查禁，将其带回荷兰的，已无从得知；但其有意识地获取《推背图》并带回国，以及薛力赫教授收录此书的行为，说明《推背图》很早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兴趣，或者说，西方汉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推背图》的独特价值。
这一阶段《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有下列特征：1）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使得西方译者得以首次翻译《推背图》，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偶然中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必然。2）已经有眼光敏锐的汉学家在清廷禁令下有意识地搜集《推背图》。3）西方学术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推背图》的学术价值[9]，但全面系统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尚未展开。
2. 初步发展阶段（1896-1950）
1895-1950年是《推背图》译介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推背图》随着清朝灭亡而解禁，它的两个版本旋即于1912年和1915年先后公开出版。这一阶段，《推背图》的两大版本也都出现了首个英文全译本，即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译本[10]和李查尔斯（Charles L. Lee）译本。
最早全文翻译《推背图》的是李提摩太。其译本诞生于1895年4月，出版机构为位于上海市福州路英租界的Shanghai Mercury Office（上海文汇晚报），此晚报“读者对象为侨居中国的西方人士”（王健，2015: 35）。这一时期，清廷对《推背图》的查禁并未放松，但得益于英租界的治外法权，此译本早于原本17年公开出版[11]。李提摩太也在译者序言中提到：“刊印此英译本，吾等未违朝廷之意也。朝廷查禁此书，意在禁其流传于国人之手”（1895：i-ii）。可见李提摩太也认为他的读者对象为西方人，因此并未违反清廷禁令。
李提摩太译文试图在中国预言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之间寻找契合。从他的译者序言可以看出，李名为翻译中国预言，实为以借题发挥的方式呼吁中国的教育和政治改革。他的译文体现出一种文化移植思维，多采用替换手段翻译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如将“太岁”译成希腊神话里的“Zeus”，将“天道”译成基督教里的“Gospel”。他的译本虽然不押韵，但也保留了原文的四行诗诗体特征。不知是否是因为担心查禁，李提摩太译本对原文67象中的65象整体上做了硬译不加注处理[12]，使得译文异常晦涩难懂。这样的翻译必然会影响译本的受众范围和传播效果，此译本诞生120余年来，译者始终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1898年1月，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一书，这是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今姓氏和族谱的书。在“袁天罡”的介绍条目里，作者指出《推背图》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伪书”（974），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给出进一步说明。
1915年《推背图》的另一版本——金批本在上海公开出版。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后，1950年，李查尔斯在纽约Franklin公司出版了名为The Great Prophecies of China的《推背图》译本，这是金批本《推背图》的首个全译本。译者在译文正文前加了一个介绍章节，从原本起源与发展历程、原本作者、原本内容与解读、科学依据、预言示例、预言的标准、真伪辨析七个方面对《推背图》做了细致的介绍和探讨，表现出对原书内容的深信不疑，并为之赞叹不已：“从文学风格、古文字、作者的谦卑（这与伟大学者的身份相称）等方面来看，我深信此书是真本，是华夏大地上的奇异文献”（1950: 20）。同时他对Giles指《推背图》为伪书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上，21）。在某种程度上，此译本的出现，是对Giles看法的一种回应，而且已经有了学术批评的雏形。
李查尔斯（1950: 5）声称：“我的翻译采用了严格的直译，即使这样会牺牲英语的完美”。因此，他的译文没有保留原文的押韵，而且对诗行的处理也比较随意，原文的四行诗经常被译成七八行。在对原文的解读方面，李查尔斯根据与相关具体事件的联系，对原本的预言做了清晰的划分，并把它们与过去、现当代和未来的事件相对应。对这种解读方法，苗元一有精辟论述。他认为对《推背图》的解读有三种方法：“从谶颂文字并依汉字的构造寻绎与历史对应之关系，从图像之表像寻绎与历史对应之关系，从图谶颂之意义诠释中国与世界之未来（2011: 93）”，而且苗氏还指出，“自民国四年本刊行以来，在《推背图》研究领域没有人能在方法论上超越此窠臼”（2011: 94）。事实上，李查尔斯之后的《推背图》译者也基本都是采用了这种解读方法。此外，在原本起源部分，李查尔斯介绍了《推背图》被从清宫掳掠至英国的过程，还增加了曼根氏没有提到的英军士兵在一个象牙盒子里面找到《推背图》原本和其他画作的细节。这与曼根氏1867年的跋相互印证。遗憾的是，译者李查尔斯的身份难以查证，多家藏书机构将其标记为假名[13]。但在笔者看来，因为译书是在纽约出版，且译者频频引用西方预言诗与《推背图》作对比，显得挥洒自如；又表现出对同时代一些西方学者和汉学家的著作颇为熟稔，由此判定，译者李查尔斯应为西方学者无疑。
这一阶段《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有下列特征：1）明系本和金批本《推背图》的全译本相继产生。2）从译者身份而言，继海外汉学家介绍《推背图》之后，在华传教士出于借题发挥的目的开始涉足此书的翻译。后来，还有深谙西方预言文化的西人学者翻译《推背图》并以假名出版。3）这一时期《推背图》的译介传播范围不仅限于西方国家，还及于侨居中国的西方人。4）由于清廷查禁，加上英租界的治外法权，使得译本早于原本17年在同城出版的奇特现象产生。5）西方世界对《推背图》的真伪之争已开始出现，对比研究也初见雏形。
3. 缓慢成长阶段（1951-1989）
这一时期，《推背图》在中国内地被视为封建迷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仅在港台地区较为流行。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长期沉寂。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一阶段基本只有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鲍吾刚(Prof. Wolfgang Bauer)认识到了《推背图》的独特价值，并不遗余力地将其介绍和翻译给西方世界。
鲍吾刚教授可谓是海外汉学家中翻译和研究《推背图》的先驱。1973年，他在OriensExtremus（《远东》）第一期发文介绍《推背图》，将其与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著作相提并论；并在另一本书中介绍了《推背图》的社会历史背景（Bauer, 1974）。除此之外，鲍教授还在1973年于慕尼黑出版了专著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一书，此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推背图》的介绍，一部分是鲍教授的德语译文。
在第一部分中，鲍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推背图》做了全面的介绍：首先通过从伏羲八卦到河图洛书、太极的回顾，概括了预言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而探索《推背图》预言书图像的演化方式；再将自己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地学术机构和私人典藏处看到的16个版本的《推背图》手抄本和刊印本一一介绍和归类，分为A、B、C、D四大类，并进行对比研究。
在第二部分中，鲍教授将日本中野江汉教授的《推背图》私人藏本[14]译成了德文。这个译本中，每一页都是两幅原图在上，译文在下，对照排列。译文保留了原诗的四行形式，除了多用方括号注解外，还另加了不少注释。鲍教授的译文非常重视求真，唯恐漏掉了原文的任何信息，但因此也使得译文略显生硬。以第一象为例，“且就武后论玄微”一句，译文为"Aber [von der Zeit] der kriegerischen Kaiserinan [wollen] wir die dunkel-subtile [Zukunft] bestimmen"。“武后”此处指武则天，译文为"kriegerischen Kaiserin" (即warlike Empress), “玄微”本意为深远微妙，译文为"dunkel-subtile" (即dark-subtle) ，还是略有牵强的痕迹。但是译者同时用方括号加了注解，方便读者参考。此外，遇到比喻或者双关语时，译文都会先用字字对译的方法译出字面意思，再以方括号或者注释方式标出其他含义。如第40象原文为：“一朝乾坤属大清”，鲍教授将“大清”直译为"Großen Klarheit" (即Great Clarity)，并另加注释："Dynastiename der Mandschu-Dynsatie(1644-1912)"，对清朝做了解释。所以，整体上看，这是一个非常严谨、学术性很强的译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Kao Jiun Feng[15]以英文出版了Commentarieson 2000 Years of Chinese Prophecies一书，出版地不详。它以《中国二千年之预言》一书为蓝本，对包括金批本《推背图》在内的七种预言做了注解。但此书目前暂未见各大海外图书馆收录，仅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一册。可推知其影响力较为有限。
这一阶段《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有下列特征：1）《推背图》首个德译本产生，底本为明系版本。2）继荷兰汉学家收藏《推背图》之后，德国汉学家开始涉足《推背图》的翻译，但这一阶段西方世界主要是鲍吾刚教授一人从事《推背图》的译介工作。3）海外华人开始尝试向西方世界介绍《推背图》，但效果尚不明显。
4. 快速发展阶段（1990-2017）
这一时期，《推背图》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在国内获得了重新认识和积极评价。它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和翻译重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推背图》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而且涌现出更多译本，译者身份更加多元，解读角度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1990年，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Back to the Future: Prophecy and the Worlds of the T’ui-pei-t’u面世，作者为NoreenMei-lan Chin-Bing，导师为东亚系Prof. Hanan Patrick教授。此论文介绍了《推背图》是如何以预言的体裁把文字游戏、谜语、测字和画谜融为一体的，并指出《推背图》的根源在于通过童谣和谶纬进行政治预言的传统。此论文标志着《推背图》在西方世界首次成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此后，又连续有三个《推背图》的英译本[16]涌现。
Francisco J. Vargas全译本。书名为TheMilitary Prophecies of China，1994年初版（出版地不详），2007年美国洛杉矶Vision PressFilms再版，此书从军事角度解读《推背图》，并预言了中俄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等未来的战争。
Vargas是一位中国军事战略研究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深有研究。除了《推背图》译本之外，他还出版了TaoistSex Secrets Chinese Taoist Sorcery: The Art of Getting Even；Chinese MoneyPrinciples--The Road to Riches；Pa Kua等书。他对《推背图》的解读视角比较独特，即从军事角度去解读书中的预言。在书的开头，Vargas指出人类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循环里，而人类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循环，所以《推背图》一书充满了人类的暴力和战争。此外，Vargas还声称，法国的诺查丹玛斯撰写《诸世纪》时，秉持的就是《推背图》遵循的原则，认为两者在设计和内容上非常相似。Vargas译文同样是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但他的注释非常详尽。原文每一象有两首诗，他对第一首诗的翻译是如实保留了四行诗的形式，但第二首的译文就比较散乱，有时会拆成8-9行来翻译。
Am-Chi全译本。书名为Ancient Chinese Prophecies Till the End of theWorld，收录了《推背图》和另一预言《马前课》的英语译文，2000年美国AuthorHouse出版。此书2001年和2008年再版，第三版译者姓名变更为Ruan Pui-Hua[17]，并增加了另一预言《万年歌》的英译文。
Am-Chi是旅居美国40余年（截止到2000年）的美籍华人，职业工程师，他希望自己对中国古代预言的翻译能促进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沟通，并增强海外华人世界的文化向心力。他把《推背图》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古代预言，一为有关近代和将来的预言（2000：xiii）。此外，译者还别出心裁地列出按照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顺序列出了时间表，指出了每个朝代和历史时期与《推背图》预言的对应关系。例如表中第1-13象为唐朝，第16-24象为宋朝，第27-32象为明朝。此译本是唯一把《推背图》预言按照时间先后列表排序，并与其他中国预言（如《马前课》、《万年歌》等）对照研究的译本。Am-Chi的翻译方法是“用明晰的语言直接从中文译为英文”（2000：xiii），而且“尽力保留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同上，xiii）。他的译文基本是直译加注，注解部分的标题为“Personal Interpretation”，表明仅为译者的个人解说，译者也指出“预言的解说最多只是主观的，我欢迎建设性的批评和更佳的解释”（2000：xi）。但是整体看来，此译本的个人解说显得比较随意，缺乏学术深度。原因在于Am-Chi只是将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同上，xi）。
Alex Chiu节译本，只翻译了金批本第39-60象。标题为Future Prophecies Using I-Ching，2001年登载于美国网站。
Alex Chiu是一位《易经》爱好者，并试图用《易经》的体系来阐释《推背图》。他翻译《推背图》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警惕，以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译者把《推背图》划分为两部分，第39-55象为近现代，第56-60为将来。在谈及1-38象没有翻译的原因时，译者说：“我的目标读者为西方人，他们不太了解中国历史，因此我没有翻译整本书”[18]。事实上，这种省略思维也体现在他的译文中。他的译文虽然也采用了直译加注法，但漏译甚多，不但很多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全然消失，而且有时候会把两首诗合并在一起翻译，并省略了很多内容。译者对此有明确解释：“我对《推背图》了若指掌，但我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所以英译文省略了次要信息。若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我绝不会遗漏任何细节”[19]。虽然遗漏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Alex Chiu译本是目前所有译本中唯一译出卦象的。整体而言，他的译文倾向于追求更多的可接受性，为了照顾西方读者，采用了节译法，省略了很多次要信息；但重视卦象英译，对卦象的英译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
这一阶段《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有下列特征：1）美国学者开始从事《推背图》的研究，此研究也首次成为世界一流学术殿堂的博士论文选题。2）海外华人开始翻译《推背图》，并取得了一定效果。3）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发布于个人网站的《推背图》节译本首次面世。4）这一时期虽涌现出三种译本，且译者背景较为多元，但学术性均有待提升。
四、结语
从1867年曼根氏英译《推背图》，到李提摩太（1895）和李查尔斯（1950）两个全译本的问世，再到1973年鲍吾刚教授德译本的出现，以及新世纪以来三个英译本的相继涌现；从英国到荷兰再到上海英租界，从美国到德国再到美国，《推背图》的译介和传播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年的历程。经过海内外诸多学者、译者和爱好者们一个多世纪的大力介绍，《推背图》在西方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推背图》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多局限在预言上，其独特的文化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发现。当前，随着作为一门显学的易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杨平，2015: 932），国内对《易经》的译介和传播研究也热闹非凡；而相比之下，另一部易学著作《推背图》的译介和传播研究一直是清冷异常。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呼吁今后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开拓视野，给予《推背图》翻译研究更多的关注；我们也相信，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以及未来更多学者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推背图》必将如同《易经》一样，在英语世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易学翻译研究的范围也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推背图》及其英译研究”（编号：2015QN10）的阶段性成果。
*致谢：译者Alex Chiu多次耐心回复本人的咨询邮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傅熊教授也在邮件中及时解答本人的相关疑问，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Am-Chi, P.Ancient Chinese Prophecies: Till theEnd of the World. Bloomington: Author House, 2000.
[2] Bauer, Wolfgang. 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München: Heinz Moos Verlag, 1973.
[3] Bauer, Wolfgang. “ZurTextgeschichte des T'ui- pei-tu,eines Chinesischen Nostradamus.”Oriens Extremus, 1973(1): 7-26.
[4] Bauer, Wolfgang. China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Paradiese, Utopien,Idealvorstellungen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München: Heinz Moos Verlag, 1974.
[5] Chin-Bing, Noreen Mei-lan. Back to the Future: Prophecy and the Worlds of the T’ui-pei-t’u.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6] Chiu, Alex. FutureProphecies using I-Ching. <http://www.alexchiu.com/philosophy/superichingtuaybaytu.htm> (accessed 2016-05-12).
[7] Führer, Bernhard. “Seersand Jesters: Predicting the Future and Punning by Graph Analysis.”EASTM, 2006 (25):47-68.
[8] Giles, Herbert Allen.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98.
[9]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10] Kao, Jiun Feng. Commentaries on 2000 Years of ChineseProphecies. s.l. : s.n., 1974.
[11] Lee, Charles, L.. The Great Prophecies of China. New York:Franklin Company, 1950.
[12] Richard, Timothy. Push Him Out!, or: A Book of ChineseProphecy.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5.
[13] Ruan Pui-hua. Ancient Chinese Prophecies: Till theEnd of the World. Bloomington: AuthorHouse, 2008.
[14]Vargas, Francisco J.. The MilitaryProphecies of China. LosAngeles: Vision Press Films, 2007.
[15] 李淳风、袁天罡. 《古代预言〈推背图〉说》. 上海：艺海书店，1912.
[16] 苗元一. 《中国历史宿命论研究——推背学概论》. 长沙：岳麓书社，2011.
[17] 清溪散人. 《中国预言》. 上海：文明书局，1915.
[18] 任运忠.《易经英译研究与探索》.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19] 田涛、郑泰. 《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20] 王健. 19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城市社会——以英文《文汇报》相关文章为例.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35-43.
[21] 王效锋、王向辉. 从《推背图》第三、九象看唐代的政治恐怖.《山西档案》, 2013(3): 83-87。
[22] 翁常锋.《〈推背图〉研究》. 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
[23] 吴钧.《译易学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
[24] 吴荣子.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推背图》三种. 《国家图书馆馆刊》，2003 (1): 197-226.
[25] 许敏.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英译本的深度翻译研究.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3): 78-85.
[26] 许明.《推背图》李提摩太英译本的发现和研究初探. 青岛：翻译研究战略论坛，2016年11月18-20日.
[27] 杨平.《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6):923-934.
[28] 袁天罡、李淳风. 《推背图》.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2011.
[29] [日]中野达. 《中国预言书传本集成》. 东京：勉诚出版，2001.
[1]对《推背图》一书的解读，角度甚多（如预言、历史、军事、哲学、象数易学、宿命论等），且看法不一。本文将《推背图》视为文化典籍和广义上的易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考查此书的译介和传播问题。
[2]《推背图》最早载于南宋岳柯《桯史》。目前国内有关《推背图》的论文和书籍多将其视为预言书。
[3]也有一些版本无卦象，或每象只有一幅图和一首诗。
[4]《推背图》在千余年来的流传过程中有部分内容被后人结合史实修改过，以达到“应验”的效果（翁常锋，2013:93），因此，可以认为此书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5]这些版本多半在序言里声称源自明朝，但果真是明代传本还是清人假托尚待考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傅熊教授（Prof. Bernhard Führer）教授并不认可它们是明代传本，称其为“Pseudo-Mingedition”。详见傅熊教授给本人的邮件，2016年12月12日。本文称之为明系版本，只是出于方便、并与金批本做区分的考虑。
[6]见傅熊教授给本人的邮件，2016年12月4日。
[7]据本文作者考证，此版本为明系版本之一，内容与曼根氏看到的金批本差距很大。
[8]据吴荣子（2003：205）介绍，莱顿大学的教授们说，以前的教授或汉学家，由于研究需要，若不能购得所需图书时，就请人抄写，《推背图谶》就是其中一例。
[9]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又有很多版本的《推背图》手抄本陆续进入了西方大学图书馆的典藏之列，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图书馆等等。由于研究条件所限，本文对此暂不一一考究。
[10]此译本学界一般认为是无名氏所译（Führer, 2006: 49）；大英图书馆、亚马逊等网站有关此书的说明中也指译者为匿名。但据本文作者考证，译者为晚清时期在华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详见本人《〈推背图〉李提摩太英译本的发现和研究初探》一文。
[11]由于清廷禁令，李氏译本的底本——明系本《推背图》直到17年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才在同城上海公开出版，从而形成了中国典籍翻译史上独特的“我生君未生”现象（对此本人已另外撰文讨论）。
[12]笔者称李提摩太的翻译方法为“硬译”，是因为他的翻译并非直译（替换了很多文化负载词）；也并非意译（很多译文并未考虑到原文背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精妙的文学创作技巧，直接按字面译出），整体效果比较生硬。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李对67象中的两象（第3象和第5象）做了直译加注处理，指出它们分别对应武后当政和玄宗西行，而且对这两象原文中的汉语字谜，也做了解释说明。虽然占原本比例甚少，但无论如何，这两象的译文首次采用了从原文中寻找与历史对应关系再翻译的方法，也是《推背图》多个译本中唯一译出字谜的。
[13]如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信息中，对译者Charles L. Lee的标注为（Pseud.）。
[14]此版本为明系版本，67象。日本国学院大学中野达教授的《中国预言书传本集成》一书中称其为肃亲王本，即后来在国内比较广为人知的李世瑜本。
[15]此人信息暂无法查证。但从其姓名推测，应为华人。
[16]这三个译本的底本均为金批本。
[17]第三版译者姓名产生变更，但内容基本未变，因此仍视为同一个译本。
[18]详见Alex Chiu给本人的电子邮件。时间：2016年2月21日。
[1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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