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介绍了阿富汗著名导演阿提克·拉希米及其代表作《土地与尘埃》。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另一位阿富汗著名电影人——斯迪克·巴尔马克（Siddiq Barmak）及其代表作《奥萨玛》。

　　一、巴尔马克其人其事

　　1962年9月，巴尔马克出生于阿富汗潘杰希尔省，自小痴迷电影，梦想长大后当一名电影放映员。巴尔马克曾获得苏联政府奖学金赴莫斯科留学，1987年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VGIK），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巴尔马克加入圣战者游击队，成为“北方联盟”首领马苏德的助手，其工作是为游击队拍摄纪录片。1988年，他拍摄了其首部纪录片《萎缩的苦难》（Disaster of Withering），1991年拍摄了其首部长篇纪录片《征服者的圣训》（The Hadith of Conquer）。1992年至1996年，巴尔马克担任阿富汗电影组织（AFO）负责人。1996年巴尔马克全家被迫流亡阿富汗北部和巴基斯坦，之后回国重建AFO，并担任阿富汗儿童教育运动组织负责人。

　　二、《奥萨玛》的拍摄

　　《奥萨玛》是巴尔马克拍摄的首部电影。据巴尔马克本人讲述，他流亡巴基斯坦期间，在阿富汗难民营的普什图语报纸上看到一则故事：有个女孩为了上学而伪装成男孩，但最终身份暴露，受到刑罚。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巴尔马克，他决定据此拍摄一部名为《彩虹》的悲喜剧，但随后转变念头，决定拍摄一部悲剧，这就是后来的《奥萨玛》。为还原阿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巴尔马克决定在电影中全部使用非专业演员。为此，他在喀布尔的孤儿院和难民营中四处物色人选。有一天，巴尔马克在街上遇到一位名叫马瑞娜（Marina Golbahari）的乞讨女孩，被她独特的气质深深打动，于是决定请她主演此片。

　　《奥萨玛》的拍摄得到伊朗著名导演马克马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的设备借给巴尔马克，还为其提供了全部2.1万美元的制作费。作为2002年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后阿富汗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奥萨玛》获得巨大成功，2003年在第56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摄影机特别提及奖、法国艺术院线联盟奖、戛纳少儿电影奖，同年又在第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新浪潮单元特别提及奖和观众奖，2004年获得第61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三、剧情简介

　　有一段时期，阿富汗妇女们没有任何权利，不允许工作，甚至不允许独自上街。剧中女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丈夫死于内战，兄弟死于反侵略战争，全家已无男丁，医院又不允许运营，全家因此失去了生计。无奈之下，母亲和祖母决定将小女孩的头发剪掉，让她假扮男孩去杂货店打工挣钱。女孩在杂货店工作不久，就被强令去宗教学校读《古兰经》并接受军事训练。在周围都是男孩的环境中，女孩难以掩盖手脚纤细、声音柔弱等女性化的特征，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她的性别暴露了。女孩被关进监狱并被送上宗教法庭，宗教法官判处她死刑。这时，宗教学校的老毛拉请求法官把女孩许给他为妻，法官同意了。最后，毛拉赶着小驴车美滋滋地把女孩娶回了家。夜里，毛拉拿出一排锁头来让女孩儿选，女孩不选，他就给女孩挑了一个最大锁，从此锁住了一个少女的一生。

　　四、影片赏析

　　《奥萨玛》虽制作成本很低，但绝非粗制滥造。它以含蓄凝练的叙事语言，剖析了复杂的现实，体现了对人的深刻关怀，是阿富汗本土电影的杰出代表。

　　《奥萨玛》的含蓄，在于其叙事“点到为止”，避免了对人物的过度刻画，从而赋予影片一种欲言又止却充满情感张力的特点。影片以身着波尔卡的妇女们举行游行为开场，游行队伍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桌布在地表上缓缓挪动，观众能感受的，只是她们“无关政治，我们饥饿，需要工作”的牌子以及整齐的口号。在描写人物感情时，导演也出色地运用了含蓄的手法。在女孩母亲工作的医院，一名男子因父亲病重而感到悲痛，请求医生来帮忙时，他并未歇斯底里呼喊，而是用近乎平静的口吻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快要失去我的父亲了，请帮帮我吧”，然后用乞求的眼神看着镜头，将内心的痛苦一丝不挂地传递给了观众。在故事的结尾，女孩身份暴露了，一直帮助她的男孩艾斯潘迪为自己弄巧成拙而深为自责，也为女孩的命运感到巨大的悲伤，导演让艾斯潘迪在竞相追打女孩的男孩们后面，独自缓缓地走向一条小路，然后给泪流满面的他一个特写镜头，就此结束。欲言又止的含蓄有着巨大的力量，能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思考、体会片中人物在某一特定场景的情感，从而产生一种剧中人物与剧场观众情感共振的效果，这或许正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奥萨玛》的凝练，在于故事主线只有一条，核心人物只有一人，情节的发展丝丝入扣，出镜人物的数量相当有限。在巴尔马克手中，能用一个镜头来表达的情节，从不多着笔墨，无关紧要的人物，从不给出镜的机会，整部电影没有“节外生枝”的累赘。影片以曼德拉的名言“无法遗忘，但可原谅”开场，为本片悲剧性的情节做了脚注。进入正片，主角的出场就是通过艾斯潘迪的一个扭头，女孩到杂货店打工也就用了母亲同老板沟通等几个简单的特写镜头，故事的情节发展大多是通过类似的简单对话和特写镜头来实现的，干净利落。此外，为了“做减法”，影片大量使用声音、物品等替代性叙事符号。例如，男人出于好心骑着自行车送母女俩回家，执勤的士兵斥责他不应让女人坐自行车，但这个士兵始终未出现在镜头里，导演只是用声音代替了他，非脸谱化的呈现，意味着代指一类人。同时，导演将镜头长时间放在了女孩母亲的脚上，这是一双露在波尔卡之外的脚，还蹬着一双高跟鞋。在士兵斥责时，这双脚显得十分别捏，很快缩回到了波尔卡中。巴尔马克在叙事语言上的功力和修养已经炉火纯青。

　　《奥萨玛》叙事语言的凝练，在于故事主线只有一条，核心人物只有一人，情节的发展丝丝入扣，出境人物的数量相当有限。在巴尔马克手中，能用一个镜头来表达的情节，从不多着笔墨，无关紧要的人物，从不给出境的机会，整部电影没有“节外生枝”的累赘。影片以曼德拉的名言“无法遗忘，但可原谅”开场，为本片悲剧性的情节做了脚注。进入正片，主角的出场就是通过艾斯潘迪的一个扭头，女孩到杂货店打工也就用了母亲同老板沟通等几个简单的特写镜头，故事的情节发展大多是通过类似的简单对话和特写镜头来实现的，干净利落。此外，为了“做减法”，影片大量使用声音、物品等替代性叙事符号。例如，男人出于好心骑着自行车送母女俩回家，执勤的塔利班斥责他不应让女人坐自行车，但这个塔利班始终未出现在镜头里，导演只是用声音代替了他，非脸谱化的呈现，意味着代指一类人，意味着塔利班的极端具有普遍性。同时，导演将镜头长时间放在了女孩母亲的脚上，这是一双露在波尔卡之外的脚，还蹬着一双高跟鞋。在塔利班斥责的时候，这双脚显得十分别捏，很快缩回到了波尔卡中。就这一个简单的镜头，导演却生动地写出了妇女在塔利班统治阴影下的恐惧。不得不说，巴尔马克在叙事语言上的功力和休养已经炉火纯青。

　　对叙事语言的杰出运用，如果不能道出深刻的现实意义，拍出来的电影将如同行尸走肉。《奥萨玛》的成功，除了叙事语言的出色，还要归功于它揭示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从一个普通女孩的悲剧性命运为切入点，向世人剖析了塔利班暴政下女性的悲哀及无助。战争是人间苦难的放大器，对女性尤其如此。在奉行极端伊斯兰教法的塔利班统治下，妇女没有男人的陪伴，连家门都不准出，更谈不上工作的权利。若在平时，这也许只意味着女性是男性的附庸，但在战时，尤其是是男丁全部死亡的家庭，这种极端的法律会直接威胁到了妇女的生存。影片的开场，妇女们为争取工作权而游行，就是因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没有工作权，就意味着没有生存权。在影片中，女孩的母亲失去了在医院里的工作，这让她感到绝望，她独自坐在微弱的煤灯前，痛哭流涕，“要是我丈夫还在就好了……要是我哥哥还在就好了……要是真主没有创造女人就好了”，这道出了多少在战争中挣扎的妇女们的心声。

　　电影的本质是叙事，优秀的电影必定是动人心弦的叙事，之所以动人心弦，是因为扎根于人民和生活。《再见，列宁》的导演沃尔夫冈·贝克尔说，好莱坞电影就像漂亮的鸡尾酒，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相比而言，阿富汗的电影颇为单调，没有梦幻般的灯光、装饰或迷人的布景，甚至没有专业的演员，但它在追求“纯粹”和动人心弦的东西。《奥萨玛》恰恰是一部关注人、关怀人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