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博客

最近因为复旦大学发生的不幸事故，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受到广泛传阅，跟着一些朋友传来不少关于中国的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的文章。很奇怪“tenure system”被翻为“预聘制”，我不明白，而其他的言论都显示着作者不大理解大学的“tenure system”。尤其是，他们显得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制度会存在。

英语tenure这个字，是解作一件物业或一个职位的持有

蒙代尔谢世，我寄了如下的慰问信给他的太太，是由张滔代笔的。很不幸，在我信后列出的慰问朋友中，竟然忘记放进张滔的名字。谨在这里向滔老弟致意。

我最后一次见到蒙代尔，是2013

不久前我在美國由科斯生前創辦的刊物發表了下面的英語文章。多年沒有用英文下筆，文筆生硬，如插水式地下降了。中文不會這樣，可惜今天的同學不能學英文。

但文章是重要的。科斯定律不僅錯，而且錯得嚴重。然而，該定律的重要性不減，因為它提出了一個新的角度看問題。但這角度其實是奈特一九二四年早就提出的，科斯只是說得清楚一點。文章寫得不夠清晰，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现有二〇二一年《张五常思影月历》出售，选出张教授摄影作品十三张（封面+12个月），选用高级相纸高清打印，制作精美。售价100元，扣除成本后（含材料、制作、快递费）的所得，将全部捐给穷乡僻壤的孩子。（按：去年教授以同样的方法处理黄黑蛮的画作复制品，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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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地球上的第一大经济吗？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2020中国地产金融峰会的讲话

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几番直言他在位之际不能让中国的经济整体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凤凰网财经云峰会稿，五月七日播出）

尽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在生物与药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对有关病毒的话题却近于一无所知。我是研究经济的，从一九五九到今天没有停顿过。我也曾经在经济历史这方面下过功夫。当年教我欧洲经济史的是史高维尔（Warren C. Scoville，1913-1969）。

从表面看，今天举世出现的新冠病毒跟欧洲十四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传染力强，杀伤力强，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肤呈现黑色。史书说，当年欧洲的黑死病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导致工资上升，地价下降，而整个地球的经济受到影响，不景近一个世纪。

昔日的黑死病据说是一种鼠疫（bubonic plague），属细菌——传说是——要是今天出现可用抗生素药物医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药物还没有，是以为难。今天，处理病毒的主要方法还是疫苗，属预防性质。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这方面，我不怀疑中国会在几个月后首先推出。话虽如此，我还是有点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儿子四十八岁了。不过两年多前，四十五岁，他才找到一份称意的工作。论读书考试，他是我家内内外外成绩最好的一个。他的中学成绩不怎么样，是因为我约束着，放学回家不准做功课，更不准请什么补习老师。我认为求学这回事，是长途赛跑，早起步飞奔一定会败下阵来。

儿子和他的妹妹进入了大学后，我完全不管他们的成绩。永远不问。只是一次在飞机上，见到一本刊物选出美国大学的几百位成绩最佳的本科生中，儿子与女儿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儿读大学只是为了给我作一个交代，毕业后她要结婚成家，是她的选择，我不反对。儿子却要不断地读下去，我当然也不反对。作本科生时他要购买很多课外的关于生物的书，而后来进入了研究院，买书的钱由校方提供，他当然买得更多了。

儿子放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没有被翻过。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都读过了吗？”他答：“都读过了。”

本科后，儿子进入一个要花十年时间的课程，是生物博士与医学博士一起读的。跟着他花了五年做些医生专业与获取牌照的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但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什么人物，不值得勒碑志之。然而，写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往，而比较有系统的有《求学奇遇记》、《〈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几个系列。

这次写《童年的回忆》，是源于一位朋友传来香港西湾河山头的一帧摄于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里的山头长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些朋友，略说在该山头长大的情况。这些朋友哗然，其中一位竟然说我有写《荷马史诗》的本领！我尝试把该英文信翻为中文给同学们看，但动了笔就觉得不妨多写几篇。《童年的回忆》于是写了十篇，这最后的两篇是要写些结语了。

我认为一个人的脑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记忆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象力。我认为记忆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训练出来的，而想象力则要靠培养而得。这些观点是我这个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凭自己回顾平生的或成或败的经历而获得的意识。

先谈记忆力吧。每个人的记忆力通常都不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回头说写这系列回忆文字，起笔时我提到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出生的地方。二战后，神州局势混乱，国共之争严峻，不少内地客逃到香港去。作为平南县长的欧阳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来。因为他曾经帮过我们逃难到平南县郊外的那沙村的一家七口，母亲安排欧阳先生、他的夫人与两个侄儿住在太富街那间公寓式的单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离开佛山的华英附小，回港后父亲收到该校的校长的一封信，说我读书成绩太差，要另谋高就，这是把我逐出校门了。有点奇怪，开除一个小学生校长无须亲自写信给学生的家长。后来知道，我家几个孩子进入华英，是因为那里的校务主任，姓吕的，跟我的母亲有点疏远的亲戚关系，所以华英的校长要来信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我逐出校门。

今天回头看，当年离开华英回港是好事，因为过了几年朝鲜战争开始，有几位我在华英认识的同学参与该战事，消息传来皆醉卧沙场。

我写过一九四八年回港后在湾仔书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伟民老师让我逃课而还把我升到皇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英语“inflation”一词译作通货膨胀是恰当的。“通货”是指流通的货币量，膨胀是指此量增加。这其中含意着的是，货币量增加会导致物价一般性地上升。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of money）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这币量理论起于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不浅的学问，因为货币在市场使用时的转手速度对物价的变动也有决定性。这转手速度（velocity）有没有稳定性这个问题，上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吵得热闹，而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其中的主角。是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其中Karl Brunner（1916-1989）是我的老师，Allan Meltzer（1928-2017）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