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追憶】我的母親（三）
溫家寶
媽媽一生簡樸，活得清白。
解放後，1950 年，爸爸、媽媽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幾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可謂家徒四壁，身無分文。爸爸的工資每月僅 37 元，可光房租就要 8 元（一袋麵粉錢）。這間小屋伴我們全家幾十年，其間家裡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媽媽省吃儉用，我們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就是這樣，工資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還要借點錢。那時，爸爸有個小本子，專門記帳用的。
我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艱辛，簡樸的生活習慣貫穿一生。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媽媽給我做了雙新布鞋。那天，我高興地穿上新鞋上學，不巧下學時正趕上大雨。我到家時，媽媽冒雨倚門等候，遠遠望著我光著兩腳走路，手裡抱著那雙新布鞋。她趕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摟在懷裡。在雨中，我望著媽媽，她流淚了，滿臉是淚水和雨水。
人窮志不短，媽媽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也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記得天津剛剛解放，城裡無安身之地，家鄉房子已毀，爸爸、媽媽帶著我回到宜興埠，暫借一遠房親戚的一間房子住，我在爺爺租用村中楊家下場倉庫作校舍的士范小學繼續上學。
一天，我在街上撿了一分錢放在衣兜裡，被媽媽發現了。她邊打邊問錢是哪兒來的，竟把一個掃帚打散了。從那時，我就懂得一個道理，不是自己的錢一分不能要。這個道理我記在心裡幾十年，一次都沒違反過。
妹妹比我小 9 歲，她上幼稚園經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學回家，她帶回了一個布娃娃。媽媽追問她是從哪兒拿來的，她只是哭，硬是說不清楚。媽媽讓我帶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園裡。到幼稚園才弄清楚是園裡給每個孩子發的。
媽媽脾氣不好，對孩子從不溺愛，十分嚴厲。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在我小時候對我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
媽媽是把這樣的事情作為道德的根本，嚴格要求全家。天津剛解放那年，爸爸考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私營工商企業改造時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營工商企業者打交道。媽媽非常警覺，經常囑咐爸爸千萬不能收人家任何錢和物。爸爸非常老實，從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錢，結果，在以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自身乾乾淨淨。
媽媽一生結交的都是同事、鄰居、普通百姓，從未高攀過一個當官的。1978 年在農村待了近 10 年才得以落實政策，回到原來的家——達摩庵前胡同那間狹小破爛的小屋，在這裡一住又是 15 年。1985 年我調入中央，媽媽從未因我的升遷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更沒有打我的旗號給家裡辦過任何事情。媽媽和爸爸一生從事神聖的教育事業，全靠微薄的工資度日，死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和積蓄。
媽媽堅強而有主見。
從我記事時起，就看到家裡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艱辛、坎坷。他經歷新舊兩個社會，在滄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終於也沒有逃脫政治的漩渦。1959 年“審幹”期間，因“歷史問題”，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位，被“限制使用”。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家裡仿佛出了大事情，媽媽憂心忡忡，又要勸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落在我們家中。爸爸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從家門貼到胡同。媽媽從自己不多的工資中，先給爸爸留足伙食費，自己親自送到學校。她不放心這點錢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讓造反派給收條為據。1970 年，全家又被強制疏散到農村。先是要全家到內蒙古五原（妹妹當時在通遼下鄉），當時父母已年過半百，實難帶幼子適應那裡的環境。經反復交涉、多方聯繫，後改遷到天津市北郊區小澱公社勞動，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調到天津北郊區宜興埠九十六中學做教員。
197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作出關於父親政治歷史問題的覆議意見，認為“文革”期間的審查，“未發現新問題”。1979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又撤銷 1958 年作出的《關於對溫剛限制使用的意見》。1982 年辦理退休手續，1986 年改為離休。
父親能忍，但有個性。我剛滿周歲時，正趕上日寇清鄉、掃蕩，行人過道卡，均要嚴格盤查，不准帶一粒大米。有一次，媽媽因奶水不夠，讓父親買點米帶回家。天黑了，爸爸懷揣一包大米過路卡，日寇持槍盤查，非要搜身不可，父親寧死不依，差點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間，父親被關在學校，經常遭受野蠻的“審訊”和打罵。一天，造反派一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封”得看不見東西。父親忍無可忍，指著心口說：“小子，朝這兒打！”
他雖然有些倔強，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變得更加少言寡語。沒事時，經常抄寫古詩詞或報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悵之情。
媽媽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窺見他內心那些難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從不埋怨父親，反而總是寬慰和體貼他。他們相濡以沫七十五載。
父親沒有留下什麼，他把艱辛、苦痛和摯愛都帶走了，走得那麼安詳，仿佛這個世界就給他這條路。
（未完待續，請關注下一期的“媽媽教我做人”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