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伊利亚特》为我们展现了众多人物的感受和反应，例如，我们能够感受到尊敬与胆怯、忠诚与抗拒、母亲的爱与父亲的宽容，当然也有艰苦的战斗、欺骗与背叛。大部分的关系都以几乎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前提，这在《吉尔伽美什》中是不存在的，古老东方史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类似关系的。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的亲密友谊是读者能够体会到的惟一感情，相比之下，他与母亲宁桑的关系则非常模糊（更不用说恩奇都与莎姆哈特那种没有感情的性关系，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动物）。这部史诗中缺少同级之间的争吵以及刻骨的仇恨，所以也就不存在克服仇恨达到和解的平台。与之相反，《伊利亚特》中存在两次和解，即阿基琉斯与对手阿伽门农以及与敌人普里阿摩斯的和解，这正是复杂细致情感变化的目的。

7.爱情与婚姻在《伊利亚特》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与表面现象并不一致。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四对情侣的不同婚姻关系：天上的宙斯与赫拉，他们经常争吵，但在一出滑稽场景中，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当然是在云朵的掩护下）（第14卷，292—351）；地上的帕里斯和海伦也做着相同的勾当（第3卷，389—447），但是他们的相遇并不是一出愉快的闹剧，而显示出了海伦内心的矛盾以及仅仅建立在美色吸引之上的婚姻所带来的问题；与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形成对比的是赫克托耳与安德罗玛开，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关心与照顾同时表达了父母之爱与夫妻之爱；最后是赫卡贝与普里阿摩斯，他们是赫克托耳年迈的双亲，他们接受了自己最出色的儿子以不同的方式战死沙场（第22卷，25—90、405—436，第24卷，159—321）。就连英雄阿基琉斯也不能逃脱爱情：失去布里塞伊丝后，最初好像只是损害了他在军队中的权威，后来阿基琉斯才表现出他是真心喜欢她（第9卷，342f.），帕特罗克洛斯想要劝说阿基琉斯娶她为妻（第19卷，297—299）。《吉尔伽美什》史诗则展现了不同的两性关系：性并没有省略（由莎姆哈特和伊什妲尔代表），但是完全没有谈到婚姻或者爱情。

通过与荷马的“世俗性”相对比，我们才发现，除了高超的诗歌技巧和深邃的主题思想之外，这部古老东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展现的是一个没有战争与政治，缺乏社会、宗教和艺术的世界，此外，这部作品也还没有发掘出人类感情的多样性与感动的力量（除了友爱的触动和对永恒荣耀的追求之外）。《吉尔伽美什》与后来出现的《伊利亚特》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爱情这一主题的完全缺失。我们要感谢荷马为我们勾勒的两性关系，没有女性形象的西方文学伟大作品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们现在考查内容的描写方式，就会发现，《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情节是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来安排的，对于前往雪松林或者到世界尽头这类远方的旅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方式。（《奥德赛》描写俄底修斯长途漂泊，甚至被带入神界，就这一点来说，《奥德赛》与《伊利亚特》相比更加接近《吉尔伽美什》史诗。）这些情节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即使是一首诗中紧挨着出现的情节。就连史诗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也就是恩奇都的行为和前往乌特纳皮施提的旅程之间也没有因果联系，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先发生事情的必然结果。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运用艺术手段的划时代意义，他只选取了特洛伊战争中有限的情节，用回忆过去和预知未来的叙述手段，将过去和将来的事情加入其中，这样就在选定的情节中保证了严谨的因果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叙述的密集性与复杂性，正是如此，才使得《伊利亚特》具有突出的特点，《吉尔伽美什》史诗与《奥德赛》的冒险性与之相比结构非常松散，正因为如此，荷马才能成为悲剧大师：《奥德赛》（除旅程部分之外）成功地复制了他的戏剧情节结构，它也成为有“欧洲”特色连贯叙述形式的原型和永恒的经典[1]。

《伊利亚特》没有使用神奇与怪异、魔法与巫术，这是它另一个重要的区别（俄底修斯的长途漂泊也明显属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范畴）。如果这一区别更多地源于诗人的世界观，而不是结构的艺术，那么无论是西方的波吕斐摩斯，还是东方的胡瓦瓦，这种对怪兽的描述很难实现讽刺与崇高这两种作品风格，而《伊利亚特》正是以这两种风格为后世文学确立了标准。在《伊利亚特》的第二卷中，宙斯诱骗阿伽门农发动战争，这位强大的希腊军队统领对自己的真实状况全然不知，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惟一知道战争结果的人。所以他敢于考验自己的军队，然而这种考验差一点儿就使他的所有努力提前告终。诗人向观众传递了更多的知识，而台上的主人公则处于无知状态，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悲剧的讽刺”原则，从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和索福克勒斯，直到20世纪的尤内斯库（Ionescu）、布莱希特（Brecht）和贝克特（Beckett），这一手法影响了众多的杰出戏剧。“崇高”是对讽刺的补充，希腊语是hypsos，这是一种很难描述，而且更难实现的风格特征，它在古代就已经是一篇自我风格批判文章的研究对象[2]。如果描写能够直接准确，且严肃认真地表达出卓越、崇高、伟大与非凡，不管这种崇高是来自自然伟力或者神力作用，还是来自人类的决定或是放弃、威胁或者战争、或者是人的题材或表达形式，只要能避免排场铺张、华而不实或者多愁善感这类易犯的错误，就是实现了“崇高”。《论崇高》这部古希腊著作的佚名作者高度评价《伊利亚特》，将其视为实现“崇高”的情景与表达的典范之作（他还认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不同，“荷马”在后者中并没有显示出同等的才华与激情）[3]。此外对于每位感觉细腻的风格评论家来说，文学的崇高不仅是一种风格标准：“如果诗人没有伟大的英雄式的思想品质”，就不可能创作出崇高的作品[4]。

人们最后不禁要问，两部史诗是如何按照古老东方和爱奥尼亚的要求展示人类历史中人文主义与悲剧的起源，——因为两部史诗都具有这一特征。

与更加古老的苏美尔文学对比，十二泥板史诗中英雄的构思显示了重要的创新。在更早的神话版本中，吉尔伽美什寻找永生的努力都会成功，而在诗人凯西特（Sin-leqe-unini）创作的史诗中，传达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人类无法得到永生。追求超越人类存在形式的英雄被降格到了所有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标准——死亡。在十二泥板史诗中，那个最初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神性的吉尔伽美什形象仍然留有很多印记，但已经出现了英雄的“人性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性化英雄”，《吉尔伽美什》史诗也被视为第一部明确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这种革命性的创作构思使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成为可能，这就是由悲剧英雄担当主人公的英雄史诗[5]。

如果这一解释正确地反映了吉尔伽美什形象的变迁，那么这里似乎便完成了思想发展中最有意义的一步。当吉尔伽美什没有实现他的愿望，而且还得这样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这个新的吉尔伽美什就是一个“悲剧”英雄，如此看来，十二泥板史诗中“人文主义”的说法是说得通的。

寻找长生不老灵药的努力失败之后，吉尔伽美什便回到了乌鲁克继续做国王，吹嘘自己建立的城墙是多么的高大坚固。吉尔伽美什发展的结局，——如果人们还能称之为发展，并不是谦卑地认识到人类幸福与人性高贵品质的脆弱性，而是吹嘘自己无以比拟的功绩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负。

《伊利亚特》的结局则有很大的区别。从敌人父亲深切的悲伤中，阿基琉斯看到了自己父亲将要承受的痛苦。他认识到，所有人在神设定的不幸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体会到了战胜赫克托耳的伟大行为给对方带去了无尽的伤痛。他能够同情他人的痛苦，所以他也承认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也出现了和解的奇迹。

如果人们有充分理由认可《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人文主义”，那么人们也必须承认，《伊利亚特》达到了更深一层的“人文主义”，这一新阶段不是停留在对人生老病死的单纯认识上，而是通过感受他人的痛苦而加深了认识，人们怀疑自己的自私行为以及普通人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时要团结在一起。只有认识到人类的处境，有权势的人才能学会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力，不让自己的权力给无权势的人带来不幸，这种认识为后来的古希腊和欧洲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依据。

我们有理由将吉尔伽美什看作“悲剧”英雄，但也要有所保留。他的失败完全不同于伊利亚特式的英雄赫克托耳和阿基琉斯。获取长生不老灵药的梦想注定要破灭，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否定人的天性。他的失败在于想要得到更多，而不是满足于做凡人。就这一点而言，吉尔伽美什并不是败在做人上。回到乌鲁克之后，他和之前完全一样：他自豪地向乌尔沙纳比展示雄伟壮观的城市和城墙。这不是一个被悲剧警醒的人所应该有的行为。赫克托耳和阿基琉斯与之相反，他们的目标并没有超出人的天性。他们怀有人性的目标，都是正直的目标：前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城市，后者起初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后来是为战死的朋友复仇。他们失败的方式不同，但两个人都错误地判断了自己的能力：赫克托耳相信自己获得巨大胜利之后也能战胜阿基琉斯，而阿基琉斯相信，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可以将朋友置于险境。两个人都失败在作为人来追求崇高的人类目标，两个人临死前都认识到了他们的失败。只有这种形式的失败经历才能完整诠释“悲剧”这个词。

古老东方与希腊早期文学作品有着惊奇的相似性和互动性，这使得以前难以想象的想法变为可能，欧洲文学之源的最后决定力量，制定标准的模式并不是《伊利亚特》，而是早期东方的这部伟大史诗（即使影响只是间接和匿名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不下十项重要的素材借用，这些重合也不仅局限于单个的素材。但是如果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史诗中涉及文学样式与精神面貌的所有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诗人的叙述态度、情节结构、人物构思与人物形象、世俗性与抽象性、冲动与讲话的使用，进一步说还有结构与阐释手段，例如“讽刺”和“崇高”，最重要的是对“人文主义”和“悲剧”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发现，《伊利亚特》与《吉尔伽美什》两部史诗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内在联系。《伊利亚特》有着完全不同的布局以及另一种结构意图和不同的世界观。《伊利亚特》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至今仍未在古老东方语境内找到类似的作品或者可能的例证。的确，《吉尔伽美什》史诗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令人赞叹的。然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这部苏美尔-阿卡德史诗的全文自其诞生之日起便被希腊人和后世的欧洲所掌握，那么它可能会有重要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是，直到大约130年前我们才了解这部史诗的全文，而《伊利亚特》在这个时候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成为伟大文学的典范。

[1] 这一方面的研究参照N.J.洛维（N. J. Lowe）：《经典展示与西方叙述发明》（The Classical Plot and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Narrative），剑桥，2000年版。

[2] 伪朗吉努斯（Pseudo-Longinos）：《论崇高》（Vom Erhabenen），R.勃兰特（R. Brandt）整理希腊语和德语，达姆斯塔特，1966年版。

[3] 《论崇高》（参照脚注15），9.2 – 15，第42—48页，勃兰特。

[4] R.勃兰特：该版本（参照脚注15）序言，第17页。

[5] G.K.格莱赛特（G. K. Gresseth）：《吉尔伽美什史诗与荷马》（The Gilgamesh Epic and Homer），载于《古典期刊》第70期，第1—18页，重点是第12、14、16页，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