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

这不是一套普通的游戏软件，臭名昭著的战犯形象让人别扭和愤慨

1996年在全国公演的一部美国影片《勇敢人的游戏》中，电脑游戏中释放的魔怪使人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谁能控制这种游戏呢？谁能锁住通过游戏而释放的魔怪呢？这是所有观众热切盼望的回答。

几乎就在同时，一种带有“魔鬼”思想的电脑游戏软件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开始制作。但是，也就在这时，几个勇敢的年轻人站了出来，拒绝这种“游戏”的制作。他们给了许多人一个明确的回答。游戏中，日方一经胜利，建筑物上即升起太阳旗，日本军人一片欢呼……青年们说：这个活儿，我不干！

1996年5月初，位于天津河西区友谊路一幢大楼内的日本独资天津光荣软件有限公司接到了一套游戏软件的加工任务。这套名为《提督的决断》的软件是由日本横滨总公司发来的。

5月13日，该公司电脑动画部的职员梁广明、郭海京、高原、祁巍看到了工作案台上摆放的有关软件设计图形资料及设计要求，不由得蹙起了眉头，心里好一会不能平静。

按照设计要求，这套游戏软件表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法西斯与同盟国中、英、法、美诸国之间展开陆、海、空全方位大战的情形。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按照历史人物真实的形象对号入座。令人刺目的是，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冈村宁次等都以“将军”“战将”的身份位列其中，而且在他们的形象之下都有描述他们“战绩”的文字介绍。当然，这其中还有臭名昭著的“大和号”战舰。

在游戏中，日方一经胜利，以东南亚背景为特征的城市建筑物上随即升起日本的太阳旗，同时全场出现日本军人一片欢呼的场面。而由日本横滨总公司提供的希特勒、隆美尔、希姆莱等德国法西斯人物的照片，也被要求完全按照照片形象制作到电脑游戏中。

平均年龄只有25．5岁的梁广明等4人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游戏软件。他们觉得非常别扭，一种难以表述的愤慨涌动在心头。郭海京说：“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提督的决断》不过是个游戏，但是看到那些由战犯改头换面而成的‘将军，看到日本二战期间使用过的飞机、战舰形象，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人对武力的炫耀让我觉得刺目。”

他们决定拒绝制作这套游戏软件，尽管他们的分工是景物、人物、道具等基础形象的绘制。他们一起找到电脑动画部的部长朱××，表示不干这份活儿，并建议朱向日本经理高桥正则提出将该软件退回日本。

但是，朱却以伤害民族感情“不是正当理由”为名拒绝向日本经理转达这些员工的意向，他劝员工说：“只当活干，别想太多。”同时又声言：“谁不干谁辞职。”

梁广明冷静地对朱说：“你有这个想法我不能勉强，但是我有我的原则。如果你不敢跟日本人说，我们自己去说。”

游戏已经在上海、北京遭到抵制。公司问：干还是不干？不愉快的交谈

其实，这套名为《提督的决断》的游戏软件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它的第一版早在1995年就出现在上海的游戏市场上。这年6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3名大学生看到有人玩这套明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游戏，便给上海市委写信，希望有关方面引起重视。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对这套游戏软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判定这套游戏软件存在不良倾向，将使原本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青少年受到错误引导，影响青少年正确历史现的形成。因此，上海市有关部门明确指示全面查禁该游戏软件。

接着，在这年9月，北京光荣软件公司接到了制作《提督的决断》游戏软件的工作。当时正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该公司的王泊带领员工一起集体抵制制作这一软件，使《提督的决断》退回了日本总公司。

到天津光荣公司工作不到一年的梁等4人在看到《提督的决断》之前，已经与其他员工一样耳闻了这套软件在北京、上海被抵制的情况，这也更增添了他们抵制制作这一软件的信心。

1996年5月13日，梁等4人通过中方负责人未能达成共同抵制的共识后，毅然走进了日方经理高桥正则的办公室，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涉。他们向高桥表示，《提督的决断》的设计美化侵略、炫耀武力、粉饰战犯，是不负责任并有伤中国人感情的。

交涉许久，日方经理毫不认为制作这一软件有什么不对。在这种情形下，梁等4人只好采取自己的方式，第二天请假回家。梁说：“我们想好了，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我们死活不干那活儿。”

5月15日，高桥与中方部长分别找梁等4人谈话，询问他们：“干还是不干？”

高桥对郭海京说：“派这个活儿的当时，的确有欠考虑，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但这个活儿既然已经过来了，希望你还干。我保证下次不派同样的活来了。”

梁等4人表示：让我们画《提督的决断》之外的活儿可以，但你们不能在《提督的决断》的来活加工记载资料的“发注书”上写我们的名字。梁说：“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会立即向日本方面发传真作出注解声明。因为这活儿我们不干，也没有干，你们不能让别人干了写我的名字。这是强奸民意。”

交谈仍然是以不愉快而结束。日方经理最后限期梁广明月底回家，并让郭海京、祁巍和高原当天下午1点交辞职报告。此后，经过近两周时间的僵持和有关人员调解，这4位设计人员才得以在公司继续工作。但这套游戏软件已经由该公司其他13名员工连续9天加工制作后，送回日本。新闻界强烈关注，主管部门认真查处，日方做出“深刻反省”

1996年6月3日，《天津青年报》记者孙筠在头版头条发表的《击退法西斯幽灵》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一事件。接着，6月26日的《北京青年报》也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国外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很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经济日报》等相继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7月5日，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根据光荣公司职员的举报对该公司进行了联合检查，发现该公司在未经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加工、生产带有法西斯内容、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游戏软件《提督的决断》。此外，执法部门还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其他软件内容也未向有关部门报批。为此，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勒令这家公司停业，接受审查处理。

在执法部门对该公司的检查中，日方经理高桥正则对该公司制作过《提督

的决断》等游戏软件均予以承认。有关部门要求该公司负责人限期书面交待制作这批软件的整个经过，对此事作出认识和反省，并要求该公司向有关部门报批在制的其他软件内容，审批期间停止一切生产活动。

但是，由于该公司已将《提督的决断》软件资料和软件部汉化资料寄回日本，从而给执法人员审查资料带来一定难度。但该公司的一些中方职员已经向执法部门提供了这一游戏软件，其中提取的50多个二战时期的人物形象中，已被确认的便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形象。

7月9日，天津光荣公司向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表示“在天津光荣公司的业务中出现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作为日本公司实欠考虑。”

接着，他们又写出了“反省书”。7月17日，《北京青年报》将该文刊诸于众。“反省书”中写道：“日方经理对自己的工作已超出游戏的范围从而导致了政治问题完全没有意识到，经过紧急请示，光荣总社认为该软件的设计思路的确存在严重问题，遂决定全面中止该软件的移植开发”，“光荣总社对此次不幸事件非常重视，派遣总经理来华处理，在呈交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正在采取措施挽回不良影响”。

“反省书”中还写道：“日本光荣公司的大部分成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这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淡漠，辨别是非能力不强；企业则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由此导致产品选择上的重大错误，造成了不良影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天津光荣公司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庄严保证今后决不再犯，不仅杜绝类似该软件的工作，而且不加工其他有不符合中国国情内容的软件”。

该“反省书”认为“光荣公司”事件的出现是“咎由自取，深感愧疚”，并反复表示“向中国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向各单位及个人谢罪”。

到此为止，“光荣公司”事件似乎业已结束了。

集体辞职：“鉴于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伤害……”

1996年10月7日，梁等4名青年向天津光荣公司提交了辞职书。接着，该公司孙岳、阎玉津、韩国立、顾进、吴平、杨明、张恝7名员工也于10月9日递交了辞职书。这样，一个20多人的公司一下便有一半的员工提出了辞职。

孙岳等7人在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对“光荣公司”事件的调查中进行了协助，支持梁等4名青年的行动。但此后，事态却向另一种方向发展。

1996年8月19日，天津光荣公司在有关部门尚未对这家公司作出最终处理决定之前重开制作业务。梁等11名青年拒绝上班。为此，9月24日，该公司发表了一份《致全体职工的公开信》，表示公司“核实了《提督的决断》事件的事实情况”，得出5条结论。其第三、第四点分别表示：“公司将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理决定及中国的法律考虑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分”，“公司将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使2名部长不直接管理指导11名职工，新派日本管理人员负责”。

同时，该公司还作出了有4项内容的一份“决定”，认定“从1996年8月19日，未来公司上班的行为为缺勤行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停发缺勤阶段的工资及补贴”，“为严肃劳动纪律，公司再次通知11名职工于1996年10月3日恢复正常工作”，“对于1996年10月3日仍不能恢复正常工作的人员，公司将按旷工对待”，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梁等11人认为，光荣公司对《提督的决断》事件的认识过于轻率，缺乏诚意，而且在对待参与抵制和调查这一事件的职员时，“公司非但没有认错，反而违背承诺停发了工资。在有关部门对公司查处尚无结果时，擅自宣布从10月3日起对不上班者按旷工论处，同时日方经理也关闭了和职工直接对话的大门”，要求职工“有问题找公司律师”。

梁广明说：“鉴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伤害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提出辞职。”

孙岳等人说：“光荣公司不仅推翻了以前对政府的承诺，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作最后通牒。我们集体辞职，既表示对4名青年的支持，也作为我们对公司公开信的回答。”

至此，天津市有关部门还没有对“光荣公司”事件作出最后的处理。

有人赞扬，有人不解，郭海京记得一幅漫画：日本用“经济”炮弹射向中国……

天津光荣公司11名青年决然辞职后，有人赞赏他们说：“这些小伙子可说是‘玩了一回‘勇敢人的游戏。”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觉得不可思议。

在24岁的梁广明提出辞职后，他的一位朋友便问道：“这样辞职值得吗？你用一个好工作作为代价来做这些事想获得什么呢？”

10月11日，梁等4人回公司处理最后的一些事务时，公司一位职工便好心地对他们说：“公司里有好些人认为你们是为了别的原因提出辞职的。”

梁从自己的体验说：“一年多来，这家公司的日本老板常常用倔傲的姿态对待员工，而有些中方负责人却不能表现出中国人应有的尊严。《提督的决断》事

件更是激发了我们的不满，使我们觉得别无选择。”

郭海京说：“日本老板认为我们与中方负责人之间有矛盾才导致抵制事件出现。但我可以坦白地说，面对一些人民族意识淡漠的现象，我们觉得有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民族感情不能游戏。”

郭与他的同伴梁广明、祁巍、高原都是天津美术学院95届毕业生，虽然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同，但却几乎都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经历。郭的父亲是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教师，祁父与高母也都是教师，他们3人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梁出生于工人家庭，父母已退休。当父母们听说儿子的抵制举动后，都非常赞成、理解儿子的选择。

梁等4人很小的时候都曾通过小人书、历史电影、纪录片等了解过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郭的爷爷也曾亲口向他讲述过日本军队在华北农村屠杀中国人的罪恶情景。郭说：“从小所受的这种历史教育对世界观与良知的形成非常重要。我觉得，民族感情就跟人的五官特征一样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

25岁的祁巍说：“起初，我们一看到《提督的决断》这个软件，心里便觉得很别扭，感情上难以接受。接着想到这种软件都是提供给青少年玩的，其副作用不堪想像。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干了这活，我的良心会感到不安。”

郭大学毕业时，曾有3家公司可供选择。如果说，当时他选择光荣这家外资公司时主要考虑的是收入、待遇等问题，那么现在，他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他说：“我认为到外资公司工作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考验。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能力、价值及其立场，都会遇到新的、更有挑战性的考验。对待光荣公司一事，我觉得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应该懂得哪些事是应该干的，哪些事是不该干的。一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国家负责。”

4人中年龄最大的高原冷静地说：“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一年多中，我受到很多教育。日本的许多东西很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他们对民族精神的重视、对工作的尽职尽责等等，都是他们优秀品质的体现。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国内有些人一心只为赚钱，丧失了民族意识，忽略了民族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光荣公司事件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如果大家都像这些人一样，那么，国外的敌对势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使我们的民族丧失抵抗力。”

郭的记忆中深深印记着一幅漫画，其画面是一尊大炮，炮身上写着“日本”，炮弹上写着“经济”，其射击的对象则是中国。郭说：“日本在战败以后，由于经济上的强盛，使它开始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制约别国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在本国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让他们的后代淡漠历史，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借经济之手渗透他们的文化，美化侵略战争。我想，如果我们面对这种不良文化渗透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么外国人更会对你这个民族无所谓。”

祁巍深有同感地说：“如今，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通过这些前辈所能获得的直接教育也会越来越少，而将来的教育都只是间接教育。如果现在我们忽视传统和民族意识教育的话，那么间接的教育可能会越来越模糊，使人越来越淡漠。所以，我现在有一种民族意识危机感。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高说：“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做什么大事，但能够从自己做起。我们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为了一点物质利益就放弃自己的尊严。如何抵御商业利益的诱惑，避免和消除不良文化的影响渗透，这个问题值得今天的每个青年人思考。”

祁说：“我们面临的这个事件肯定不是孤立的，类似的现象在如今的一些商业经营中也还存在。我们抵制之初，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义愤和感情冲动，但随着事件发展，我们自己也深受教育，变得成熟，逐渐感到我们最初的选择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提出辞职后的梁等4人对自己的未来抱有信心。高说：“我们都有专业技能，都能胜任专业工作。”

郭说：“我倒想去一家制作国产电子游戏软件的公司，制作出一些以抗战、爱国等为背景的游戏软件。这样，我们的青少年在游戏的同时，就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积极、健康的教育和影响。”

不能以牺牲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课题

天津“光荣公司”11名青年为抵制制作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电脑游戏软件《提督的决断》而愤然辞职后，社会各界对他们的举动普遍表示赞赏和支持。许多人士认为，“光荣事件”的出现反映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和反省。

不久前，天津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天津八里台聂士诚纪念碑和海河边的张自忠路旁进行了一项随机调查，向过路

的数十名青少年询问：“聂士诚是谁？”“为什么这条路叫张自忠路？”结果只有两三个人能回答出聂士诚是因抗击八国联军入侵而殉难的清军将领、张自忠是抗日民族英雄。

该中心副主任郭栋副教授说：“联想‘光荣公司事件，我想，如今许多青少年是不是对抗击外来侵略的那些民族英雄已经失去了感受力？据说，日本光荣公司是一家专以历史为蓝本制作电脑游戏的公司，他们的许多软件已经出现在我国市场上。可想而知，一方面，日本某些人用歪曲的‘历史游戏软件影响我们的青少年，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许多青少年在历史教育方面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认识，这势必危害我们的民族意识，造成未来一代民族感情的淡漠。”

《小说月报》副主编董兆林说：“‘光荣公司事件表面看似乎是公司内部的事，深究起来却反映了一种极为深刻的现象。从日本这家公司来看，他们对历史的‘游戏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等是一脉相承的。电子游戏软件作为出版物的一个部分，决不能以消遣娱乐为诱饵、以捏造历史为手段、以潜移默化为目的，使不良文化侵蚀、渗透青少年的心灵。像‘光荣公司这种事件应该比照有关的新闻出版法规，由有关部门作出严肃处理。”

在天津“光荣公司”事件发生的同时，去年在珠海一家韩国公司因拒绝给韩国老板下跪而愤然辞职的共青团员孙天帅已经被河南一家集团公司录用，并送入郑州大学学习。郑州大学决定减免这位有骨气的小伙子全部学费。天津医科大学校办主任王耀刚说：“从孙天帅和‘光荣公司的11位青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我们国家需要吸收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人格为代价来获得那点可怜的经济利益。投资是一时的，但民族精神却是永恒的。如果你越是附和他人的无理要求，越是怕因失去一点小利得罪他人，人家也越是看不起你。”

郭栋说：“‘光荣公司这几个青年的举动给了我们一种震撼，‘光荣公司事件也给所有人敲起了警钟。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应该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外商交流，应该警惕包括文化奴役在内的经济奴役。现在有些地方领导为吸引外资提出‘谁放走一个外商谁负责的口号，我想这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以影响外商投资为由，听任有伤民族感情、有害民族意识、有损民族尊严的不良文化产品在我们的土地上生产、销售。”

正大集团正大联合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天津代表处高级顾问师白长虹说：“任何游戏，都有一种共同‘游戏规则。作为跨国公司来说，应该具有一种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就是尊重所在国的文化、风俗和民族情感。我想，‘光荣公司是有悖这种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的。电子游戏软件的生产中包含了很多非商业性因素，是一种文化产品。像‘光荣公司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无知，那就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这样激起民愤的商业经营公司如果在国外肯定要被取缔。”

红星音乐艺术有限公司的职员姜泓说：“从我来看，日本这家公司制作的不是一般的游戏软件，而是一种‘教科书。这种‘教科书就像精神病毒一样会侵蚀青少年的心灵，它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范畴。我们不能把这种事仅仅看成商业行为的失误，而应该看到它反映了一种不可轻视的倾向。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我们的许多产品都受到国外产品的冲击。如何保有我们自己高质量的产品，在引进外资中既不搞民族沙文主义，也不丧失民族的尊严，这都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课题。”

天津青年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总经理、青年编剧薛玉明说：“今年9．18那天，天津电视台便播放了我编剧的两部短剧，反映的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怎样正视历史，对待民族感情的问题。我认为，在如今这样一个电子化的信息时代，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包括游戏方式，正确引导青少年认识历史、了解传统，这也是一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科技的发展可以促进、强化文化的渗透和传播，而日本的这家公司正是利用了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经济势力来开拓他们的市场。”

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王春元提出，德国几年前曾立法规定凡在该国宣传纳粹的有关言行均属违法行为。联系目前国内一些市场上出现的“侵略者战舰”玩具、纳粹徽章、鬼子军服以及《提督的决断》之类的游戏软件等不良现象，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也明确制订法规，对生产、销售、宣传有关美化军国主义和侵略行径等不良文化产品的经营者应给予严肃的制裁。

不久前，天津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跨世纪英雄主义讨论”。郭栋便呼吁应把民族精神作为重建英雄主义丰碑的基础。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抵制制作不良文化产品的青年人便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发展、强盛的一种灵魂。”

责任编辑：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