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此片，一般人肯定会疑问，多襄丸、真砂、武弘为什么无一例外地说是自己杀人？凶手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种，他们肯定有人在撒谎，或者说他们全都在撒谎。我们知道，撒谎无非是掩饰真相，那他们要掩饰什么呢？有什么比杀人之罪更可怕的吗？有句话也许能解释——“哪里有懦弱，哪里就有谎言”，其实只要联系全片想想，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比杀人更让他们在意的软肋：在多襄丸的描述中说，他是一个敢作敢为、武艺高超的男人，他要掩饰的也许就是砍柴人口中那个鲁莽胆小、武术蹩脚的粗人形象，所以他撒谎；在真砂的口中，她是一个重情重义、性格刚烈却境遇可怜的弱女子，她要掩饰的也许就是砍柴人口中“一点也看不出刚强之气来，只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温柔相”，所以她撒谎；而通过女巫之口，武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顶天立地、无比悲情的角色，他要掩饰的也许就是砍柴人口中自私狠心、懦弱无能的小人本色，所以他也撒谎。总之，他们所有的话都在掩盖自身的软弱，都在为自己树立高大悲壮的形象。纵关全片，在他们看来，软弱是比杀人更丢脸、更不可接受的事实，所以即使是自揽杀人之名也在所不惜。杀人（不管是杀人或是自杀）似乎成了他们精神升华的装饰品。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轻视杀人之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杀人几乎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只有唯恐而避之，即使真的杀了人，也会极力为自己开脱，这是儒家思想里的“仁”和基督教义里的“博爱”思想所影响决定的，所以这两个文化版块的人更多的只会拿“软弱”为杀人行为开脱，而不是会象《罗生门》这样拿杀人掩盖自己的“软弱”。

为何如此差异？其实只要了解日本的民族心理，就不难发现，日本人对“死”有着异于其他民族的漠视，他们不认为生命的结束是一件多么需要恐慌的事情，相反，在他们看来，结束生命（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是一件浪漫的事，是一个为自己生命带上悲壮色彩的举动。这一点我们从他们的传统文化中也可看出：日本人推崇鲤鱼，他们称其为“砧板上的壮士”，因为鲤鱼被宰杀时不会象其他鱼类那样恐慌挣扎，而是“坦然如故”，颇有几分壮士就义的凛然；日本人钟爱樱花，众所周知，樱花最灿烂的时候也是它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漫天飞舞的花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肆放美丽，这种华丽的毁灭深得日本人心，他们尊其为国花。由此种种，可见日本人对献身、幻灭而形成的悲壮的心理效果有着异于其他民族的溺爱，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悲剧情结，日本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悲剧情结的国度。

鲁迅先生指出：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日本民族浓厚的悲剧情结，既是自然环境陶冶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生成的必然。日本四面环海，自然资源匮乏，天灾横行，长期以来这种不可知的外部环境，让日本人形成一种悲观焦躁、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其次是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佛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远超对中国、朝鲜的影响，因为它的人生观教义与日本人在与天灾人祸的相伴中形成的的悲观主义心态相吻合：一方面，外部的不可知，需要精神的安慰，佛教倡导的改造自身无疑给予日本人极大的内在鼓舞；另一方面，佛教倡导的超脱出世的精神状态又极大地补充了日本民族的悲观主义，他们悲观轻世、迷信宿命论却不是消极对待，相反，他们以另一种极端看待生命——那就是漠视生死、玩味悲剧，在痛楚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以抵挡世事无常所带来的恐慌。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现实中的渺小无力，他们只有在“死”上才获得与命运的对话权，所以他们不惧怕甚至于迷恋这种悲剧的状态。这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人悲剧意识的来源。

武士道即是这种悲剧情结的最好注脚。日本武士推崇对主人意志的绝对服从，他们以杀戮为己命，以殉身为荣。武士是不能容忍自己一身武艺而无所作为渡过一生的，这里的“无所作为”是指没有杀过人，没杀过人即是武士的最大耻辱，把敌人杀死自然是一种胜利，但恶战最后倒在对手刀下却是另一种无上的光荣，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悲壮，而“死”能升华这种壮烈的效果，所以他们即使自杀也不愿苟且偷生，生命对于他们来说不及体验悲壮来的重要。

武士的这种意识绝不是孤例，它存在日本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当中，只是表现的壮烈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以“死”升华生命才符合日本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贪生怕死或者平庸软弱都是不可饶恕的生存形式。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罗生门》中为何三人都不约而同的强调自己杀了人——因为他们都明白仅仅是把自己说得正直高大、境遇悲惨只能博得别人得同情，而要别人既同情又尊重就得搬出“死”，只有“杀人”或者“自杀”才能感染听者也感动自己，只有以“自杀”或者“杀人”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才能完成他们要的极致的生命体验。三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弘，他明明是一个技短愚笨、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大男人主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在片头还一脸正派得体相的他在故事推进中渐渐露出狰狞本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死后却还要撒谎，还要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还要以自杀为自己树立光辉的形象，这样的故事出在日本，不可不说是集体潜意识的有力体现，放在中国，“人死其言也善”的观念是很难出现这样的顽固艺术形象。我们只能说日本人的悲剧意识深入骨髓，矫情得可怕。

反映这种悲剧情结的例子数不胜数。日本传统文学就是悲剧作品占主导，从川端康成到渡边淳一，作品中的人物自杀、他杀的结局比比皆是；日本人酷爱看悲剧的影视作品，电视上那些主角受到的责难越多结局越悲惨，收视率往往越高。发展到当代，日本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或许用“受虐心理”来替代更加贴切。纵观如今的日本娱乐产业，传统文学和电视作品已经不再是大热，取而代之的鬼片、惊悚片、三级片才是大众的最爱，色情、暴力、诡异、惊恐充斥眼球，从中反映出的日本人的受虐心理让人瞠目结舌。中国人往往觉得日本人“变态”，难以理解生活如此富足的他们脑子里为何容得下这么多有悖常理的事情、画面，可是只要回想一下这个民族的心理发展历程和特点就不难理解，“受虐”心理跟悲剧情结是一脉相通的，只是不同生产力下的不同呈现形式而已，本质一样。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一如前人，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听到日本人的自杀俱乐部、各种结群自杀的新闻，而他们的自杀理由千奇百怪，有的仅仅是因为活得无聊，这种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日本却绝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奇事，日本人坦然接受决不只是习以为常，而是在心理上对这些行为有着文化心理上的的认同。

当然，悲剧情结并非尽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能够走在其他民族之前，这种深入民族骨髓的意识起大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日本是一个团结的可怕的民族，他们有为国家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化为实际助力，显然仅仅靠说教似的鼓动显然不够，而悲剧意识伴随的豁出去的奉献精神在这时就可以发挥强大的精神作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另外，悲剧情结也能带来乐观的处世态度和强烈的危机意识，因为明了，所以豁达，所以不会晃得晃失，也因为悲观，所以做好充分准备，所以总能走在人前。

从这一点上来看，或许黑泽明想跟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弱点，而是通过《罗生门》向我们展示一个立体的日本，一个有着缺陷有着优势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