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俗的圣人”——与耶稣比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圣人，即孔子。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耶稣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圣人，即苏格拉底。

    大体上讲，苏格拉底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才被视为圣人，准确地说被视为一个“世俗的圣人”。[1]这里定语“世俗的”表明，此圣人苏格拉底与彼圣人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原因又在于前者与后者拥有的神圣向度没有什么关涉。

    一般的西方老百姓虽然并非不知道“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但从传统和习俗上看，他们显然更信耶稣。何以见得？西方语言常常以“耶稣”或“耶稣基督”作惊叹词，而“So-crat-es”这几个音节却绝对没有这样的功能，便是证明。试想，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如果遇什么惊悚、恐惧之事，脱口而出的呼语竟然是“Socrates”，而非“Jesus”，或“Jesus Christ”，那该是多么荒谬，多么可笑！

    乍看起来，“世俗的圣人”是一个悖论。“俗”与“圣”本应是矛盾冲突的两极，至少很难调和，但在苏格拉底身上却能较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不太让人难堪。何以如此？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视为“世俗的圣人”，应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也像耶稣那样大力张扬一些新的价值观，从而对传统价值体系构成了挑战，也对既有社会政治秩序或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事实上，起诉他、置他于死地的人对他提出的三项指控中的两项是：“崇拜新神”和“不崇拜城邦诸神”。

    在当时条件下，崇拜新神，不再崇拜旧神，意味着用新的价值观来置换旧的价值观。如果这种指控属实，那么苏格拉底的行为与耶稣宣称自己是“基督”或救世主，甚至是“上帝之子”，从而对犹太教大祭司的权威构成威胁如出一辙。

    另一项指控更为致命，看上去是导致苏格拉底被处死的主要原因，即“腐蚀青年”。那么，他是如何“腐蚀”青年的呢？既然将青年吸引到苏格拉底身边的是他那独特的论辩方式和“哲学”（或者说“爱智学”），对他们的“腐蚀”也不可能不发生在价值维度。[2]

    苏格拉底被视为“世俗的圣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殉道。这里，他与耶稣的可比性更强。跟耶稣一样，苏格拉底在被处死之前完全有机会逃走却并不逃走，自愿选择了死亡（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死法不同，前者被鸩酒毒死，方法似乎更人道，而后者则是被钉十字架而亡，这在当时是处死十恶不赦的奴隶造反派的最残酷的刑法）。

    苏格拉底本人并没有使用“殉道”或“牺牲”一类词语来指涉自己的行为。但无论他本人如何看，明明可以逃走去不逃走，甘愿受死的行为看上去都是殉道。在某些论者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殉道才是他被视为“圣人”的更重要的原因。[3]

    尽管如此，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视为“世俗的圣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宣扬“哲学”。因为哲学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对城邦神祗的态度不够恭敬，甚至可能否认他（她）们的存在（但苏格拉底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至大的永恒上帝，因而不可能开出“正统”基督教意义上的三位一体神学，身后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蔚为壮观的宗教传统）。如此这般，“神圣”根本无从谈起。)

    尽管把耶稣意义上的“神圣”运用于苏格拉底并非合适，但他也决非无神论者。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说，他宣称自己从童年时代起，便有一个内在的神秘“声音”或“超自然征兆”或介于神人之间的“戴蒙”（daimonion）伴随着他，凡做重要决定，都会受到它的指引。[4]这应视为一种有神论，虽然不太纯粹，却足以使他的思截然不同于现代无神论哲学家。当然，这也构成了雅典人指控他崇拜新神祗 的借口。

    更重要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并非不信奉诸神。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都告诉我们，至少他对阿波罗神谕的信仰是矢志不渝的。他虽然坚持自己是“无知”的，但对自己受阿波罗神差遣，在雅典人乃至其他希腊人当中从事“哲学”活动这一点却无比自信。正是他认定人是无知的，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他作为人所唯一清楚知道的东西，便是自己是无知的；神交给他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甚至相信，自己是神祗赐给雅典的一年“礼物”，[5]是神遣往下界给雅典人“治病”的，也就是说，要使他们意识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德”而非别的什么上才是正道。[6]

    二 神学式的哲学——“美德”、“神遣”和“戴蒙”

    那么苏格拉底的“哲学”究竟讲了些什么？

    如果暂时撇开柏拉图以老师的名义提出的一些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命题，如“理式”（或“理型”、“形式”、“相”），即流变不居的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再如灵魂是不朽的，能够脱离肉体的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即便并非中国式的“杀身成仁”，死亡也是可取的；在《斐多篇》结尾处，饮鸩毒前的苏格拉底对前来送行的弟子们宣告：死亡是从生命之疾中解脱出来----“活着，这意味着久病一场；我欠阿斯克勒皮乌一只公鸡”[7]）。

    但苏格拉底所大力倡导的“美德”（arete，或“德行”），才是其哲学的最重要内容。那么他的“美德”到底有什么内涵？一般认为，苏格拉底的美德有“勇敢”、“自制”、“正义”（“公正”）、“虔敬”、智慧”五大方面，它们构成了他的道德哲学的核心成份。[8]

    可怎么看，这都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本应具有的美好品质，或者说，是普世价值，是各大文明甚至苏格拉底的敌人都应认可的人类德行。所以这里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言传身教这些品质，怎么可能是“腐蚀”他们，甚至威胁到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社会政治秩序？

    历史上，就是说在古风时代甚至迈锡尼时代，雅典人乃至所有的希腊人都无不把“勇敢”视为美德（在中国人看来，希腊人很可能做过了头，他们的勇敢畸变为好勇斗狠，甚至同胞相残；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罄竹难书，英谚When Greeks meet Greeks，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希腊人相遇，其争必烈”或为一简明的例证），否则他们何以能够奋勇杀敌，以弱胜强，两度击败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波斯人？

    另一种被大力提倡的美德是“自制”（temperance）。它的历史可能不如“勇敢”那么悠久，但鉴于希腊人普遍的不自制，鉴于希腊城邦间和城邦内永不歇息的争战和内斗，自制实在是很有必要。至苏格拉底时期，自制已成为一种值得所有的人追求的普遍价值。

    这方面的一个现成例证，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西元前431 – 404年发生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对希腊世界影响至为深远，也被视为城邦体制走向衰落的分水岭）时期雅典民主派领袖尼克亚（Nicias）其人。他不仅在个人行为上践行自制，而且竭力把自制贯穿到雅典的对外关系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暴发之前，他便是一个坚定的反战派了。他虽然未能阻止战争暴发，甚至服从多数派意志直接参与了对战争的领导，却仍然一以贯之，力主与斯巴达谈判，甚至一度使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了有名的“尼克亚和约”（前421年），尽管和约带来的和平未能持久。[9]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来最受称颂的雅典领袖伯里克利虽主张一种谨慎的战略，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再看看“正义”（或“公正”）。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无论大小、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集团都会张扬的美德，否则大至国家，小至两人社会，最基本的人际秩序都无法维系，人类的集团性、社会性根本无法落实；而离开了集团性、社会性，个人的主体性就根本无从谈起，个人潜力的开掘也就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人将不人。

    那么什么是“正义”呢？这是一个困扰古今中外所有人们的大问题。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类对“正义”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讲，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答案（例如，无论在哪个古代民族、国家或文明中，都并非存在目前所有种族、国家、文明都接受的“普遍人权”观念）。

    “虔敬”同样是古代希腊人所普遍肯定和追求的价值。作为雅典领袖，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尼克亚本人严格地践行虔敬一事多少便说明了这一点。[10]

    最后，“智慧”也是当时希腊乃至其他古代文明所普遍追求的人类品质，尽管不同时代玫不同背景的人们对智慧的理解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之宣扬美德虽然引发了希腊哲学的“伦理转向”，但这并非他个人的伟大创造。事实上，他所张扬的美德与同时代一般希腊人心目中的美德大同小异，或者说都源自当时一般希腊人当中已然流行但尚不那么系统、严密的美德观念。[11]

    既然苏格拉底所宣扬的诸种美德实际上是普遍的希腊价值观，那么无论从常识还是从其他角度看，鼓吹美德、传扬美德都不足以构成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理由。

    然而，如果总有一个皮肤黝黑、鼻子扁平、眼睛外凸、挺着大肚皮、额头往前耸的矮老头子闲荡在雅典的集市广场，但凡遇到一个自视甚高或被认为有智慧的人，便不依不饶地盘问他反驳他，这难道不招来他们的恼怒甚至仇恨？事实上，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正是以此解释他为什么遭人怨恨。

    可是在言论环境相当宽松的古典时代的雅典，[12]苏格拉底的行为虽然可能使某些人怀恨在心，但也可能显得很“酷”，甚至可以说为雅典人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娱乐（按照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雅典青年很喜欢观看长辈们被盘问、被反驳时的尴尬），因而实在很难想象这为什么能构成了置他于死地的重要理由。)

    那么，使苏格拉底获罪于雅典五百人陪审团的，是否是他的傲慢？须知，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受到神的差遣，要让自视甚高的雅典人明白：他们其实十分无知。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心中“戴蒙”的指引。或许正是苏格拉底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作派惹恼了陪审团里的民主派甚至中间派，使投票判他死刑的人数大增？

    但这仍然不可能构成苏格拉底获死刑的充足理由。

    何以见得？

    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雅典已享有很高程度的世俗化，荷马时代的拟人化诸神已经转型为气、火、水、土等理性或经验意义上的概念，再加上希腊神祗众多且相当宽容，并非后来犹太－基督教思维中的一神论上帝那么不宽容，雅典人心目中的传统诸神早已不像从前那么威严、神圣了。[13]所以，苏格拉底之声称自己负有神授使命或受“戴蒙”的眷顾，不大可能构成致他于死地的渎神罪。

    三 何为“苏格拉底难题”？

    既然诸神早已不像从前那么神圣，起诉者为什么指控苏格拉底不崇拜诸神，甚至以此定他的死罪？这里有没有比不崇拜诸神隐藏得更深，但不便明说的原因？

    正是在这点上，所谓“苏格拉底难题”凸显了出来。

    什么是“苏格拉底难题”？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但他并非像后来许多思想家那样有大量文字传世。他真是一字不著，尽得风流。可是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对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弄清楚。我们既无法从他本人那里了解，也无法从其他渠道准确地了解。流传至今的有关他的记述很少，也并非客观，在许多方面甚至相互矛盾。

    按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虽与同时代人有过大量的思想交流。可是同孔子的“述而不作”相比，他是连“述”也不“述”。根据柏拉图的描述，苏格拉底的交流方式是穷追不舍、不留情面的提问和辩论。被雅典法庭判死刑处死后，同时代他的弟子或者同情者写过不少回忆和辩护性质的文字，但多已失传，只有阿里斯多芬、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三个同时代人的喜剧、对话和回忆录留传至今。他们的记述有多么可靠或多么不可靠？ ( http://www.tecn.cn )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希腊古典时代乃至罗马时期的回忆录或传记作者并非以客观、真实为目标，而对可读性的追求却是不遗余力。一则道听途说、并非引人入胜的传闻十有八九会被演绎成一个有滋有味甚至耸人听闻的故事，因而事件发生后几十年、几百年后所写回忆录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同时代人的记述一般被认为更加可靠。[14]

    正因为如此，一般认为柏拉图和色诺芬作为同时代人所著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相对说来更为符合历史真实。阿里斯多芬虽然也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但他是著名的喜剧家，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活脱脱是一个小丑，而当时任何有名的雅典人都难逃这种待遇，所以除了在他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雅典人把苏格拉底当作一个令人生厌的智者（Sophist）而非“哲学家”看待以外，苏格拉底记述的其他方面的客观性十分有限。

    柏拉图与阿里斯多芬刚相反。他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回忆描写苏格拉底的。原因众所周知----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无比服膺老师的思想和为人。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个摈弃任何私利，一心一意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真理的大智之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讽刺家，一个极有自制力而且孜孜不倦追求美德的完人。再加柏拉图的写作手法有高度的戏剧性和艺术性（尽管这种手法并非必然排斥客观性或貌似客观性），故而他的苏格拉底在某些方面也许符合历史真实，在另一些方面却可能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那么色诺芬如何？一般认为，他虽然出身贵族，却多少能超越阶级偏见，客观呈现事实，不像同样出身贵族的柏拉图那样总是戴着自己阶级的有色眼镜看问题，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雅典乃至希腊相对说来更为接近事实真相。色诺芬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平实，所勾勒出来的苏格拉底远不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么崇高、完美，所以在某些论者看来，他的苏格拉底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符合历史实际。

    然而，色诺芬毕竟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人。他使用为贤者讳的笔法终究在所难免。有时色诺芬甚至会做过头，显得手法拙劣。例如，在他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指责富有的大制革商安尼托是出于个人恩怨----苏格拉底对安尼托说，安尼托让儿子子承父业学制革，是毁了他的前程，儿子应当像其他青年那样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接受教育才有出息，这就伤害了安尼托的尊严----而对他提出指控的。[15]

    事实上，安尼托是不大可能出于个人目的而起诉苏格拉底的。因为安尼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公认的一个温和、理智、识大体、顾大局的民主派，在雅典人中享有崇高威望。仅就这一点而言，柏拉图显然比色诺芬更聪明。他在大量关于苏格拉底的文字中保持了一种貌似中立的态度；在《梅诺篇》中甚至因有人攻击安尼托而为他辩护。[16]

    这就是所谓“苏格拉底难题”。

    ----当后来西方人大谈“哲学家”苏格拉底，甚至把希腊哲学史齐整地划分为“前苏格拉底”和“后苏格拉底”两个阶段时，却陷入一个极大的尴尬：由于现存资料来源很有限，根本不足以重构一个完整、准确的苏格拉底形象。既然客观的苏格拉底渺不可及，甚至他到底是不是“哲学家”也可能是一个问题，[17]那么谈论苏格拉底究竟有什么价值？

    四 苏格拉底的贵族弟子与“难题”的历史背景

    如此看来，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理由之所以显得那么空洞、牵强，那么含糊其辞，柏拉图和色诺芬是负有责任的。那么他们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因上如此三缄其口？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哲学史转移到政治史，苏格拉底难题或许能得到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政治是苏格拉底难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谈哲学家苏格拉底而不谈政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大多数哲学背景的论者谈苏格拉底却不谈政治，或至多只是少谈政治或者淡化政治。同样的，谈前5世纪下半叶、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政治而不谈民主，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一时期希腊政治史的主线是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后者上台后往往实行僭主统治[英文为tyranny，有时被误为“暴政”]）的结构性冲突；大小上千个希腊城邦大致可以划分为实行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政治的两大类政治实体，而每个城邦内部大体上又分裂为民主派和贵族寡头派两大派别。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各城邦的民主派或贵族寡头派在激烈的内争中往往又同其他城邦的民主派或贵族寡头派结成联盟（顺便讲一句，这种情形意味着希腊人的“爱国”和“叛国”概念与现代概念只能是相似而不相同）。[18]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由于这一缘故，希腊民主在东西方都一度受到热烈崇奉（爱屋及乌乃人之常情，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因这一缘故而受到过度崇拜；五四至今，中国鲜有人如实、理性地描述和分析希腊文化，结果是国人至今对其认识仍然十分片面，未能深入），甚至被大大拔高，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即希腊民主，而实际上这两种民主在基本理念、形式、程序上都有极大的差别。

    现代人尤其是五四时代的中国人过分崇奉希腊民主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希腊民主黑暗的一面视而不见。但事实上，即便希腊民主也会犯错误，甚至可能犯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国家利益看都十分严重、愚蠢的错误。这里仅举三个突出例子来说明这点。

    一，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米洛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雅典的威信，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19]

    二，前406年，雅典军队在阿尔吉努群岛附近的一场大海战中打了胜仗，返回途中遭遇风暴，死亡四千多人；按希腊宗教习俗，军人尸体一定要找到运回家乡，以便以适当的仪式埋葬，若不如此，则有严重的宗教和心理后果；但由于暴风雨，将军们没有让船只折回去寻找尸体；回到雅典后，八个将军在打了大胜仗的情况下却遭到民主法庭的审判，其中六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种种迹象表明，其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是派系间的恶斗。[20]

    三，雅典人用民主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雅典人在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且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企图将吞并那里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大败，死伤几万人，领兵将军尼克亚斯和德莫特尼被叙拉古人俘虏并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局已不可逆转。

    然而，民主无疑也有它的优点。正是民主制在前5世纪的雅典创造了一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希腊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辩论术、哲学等得到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从而对后来西方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民主最本质的优点，也许在于能够在既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使共同体的大量人口能够亲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亲和感和认同感，不仅使每一个个人而且使共同体本身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雅典民主的确做了很多蠢事，但那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发育不全。假如历史给这种民主更多时间，它完全可能逐渐完善起来。总而言之，民主制是希腊城邦焕发出前所未有力量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总是蔑视、贬损和诋毁民主政体来看，苏格拉底不是民主派，其政治立场应与贵族寡头派相同。这一政治派别中虽然也包括一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分子，但其主流却是贵族。尽管苏格拉底本人并非贵族出身（他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父亲是一个石雕师，这种职业因其艺术和技术“含量”甚高，在古希腊的社会地位应当比现代意义上的石匠高），但他的主要弟子和朋友却都是贵族，而且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色诺芬、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克里提亚（Critias）、柏拉图的舅父卡尔米德（Charmides）、阿尔克比亚德（Alcibiades）、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Adimantus）和格劳康（Glaucon）。[21]这些贵族中，柏拉图、色诺芬二人虽然历经坎坷，尚能享有善终，并且留下了为苏格拉底辩护的大量文字，但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阿尔克比亚德三人则未得好死。他们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贵族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政治斗争，而三个当中最臭名昭著的，无疑又是克里提亚。以上所述均为公认的事实，不需要什么论证。

    前404年，雅典在已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被迫拆毁城外连接雅典和庇拉乌斯港的防御性“长墙”和所有作战舰只（这不啻是自废武功----海军是雅典作为立国的最重要资本）。紧接着，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指定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未来的政府起草法律法规。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从事其本应从事的工作，而是组成了一个极端暴虐的寡头政权。该政权一上台，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对手大开杀戒，抄没他们的财产，也将他们中很多人流放他乡。僭主们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便对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开杀戒。这就是著名的“三十僭主”暴政。

    僭主暴政的首脑人物正是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柏拉图的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是克里提亚的帮凶。僭主们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流亡外邦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僭主武装在雅典城外展开激战，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而斯巴达方面见三十僭主极不得人心，从自身利益考虑未进行干预，默许雅典恢复其民主政体。据记载，僭主暴政只持续了八个月。期间，以种种罪名被僭主政权杀害的雅典人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中战死的雅典人相当。[22]就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内乱中被杀害而言，三十僭主暴政在雅典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苏格拉底身边的贵族子弟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阿尔克比亚德。此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的头号“酷哥”，有无数男女“粉丝”，连说话口齿不清的毛病都有人模仿。当然也有不少的人宣称，阿尔克比亚德也是苏格拉底的情人，或至少与他维系了某种情爱关系，这从柏拉图的好几篇对话中是不难看出的。在《会饮篇》的故事中，我们甚至看见他企图以肉体诱惑苏格拉底，但未能得逞。[23]阿尔克比亚德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其放肆、极其傲慢，也极富攻击性的人。正是他在公民大会上煽动民众，鼓吹远征叙拉古，骗得了民众信任，被任命为远征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

    可是由于先前有过亵渎国家宗教祭仪和城邦神祗赫耳米斯的行为，前415年出征后不久即受到起诉，被命令回到雅典接受审判。阿尔克比亚德立即逃之夭夭，但不是逃到某个中立或偏远的城邦，而是逃到雅典的头号敌邦斯巴达，公然成为叛国者。在那里，他替斯巴达人出谋划策，成为曾经崇拜他的民主派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出的一个最险恶的点子莫过于斯巴达在雅典城周边的阿提卡平原上修建永久性的坚固据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渐压缩雅典的战略空间。斯巴达方面重用阿尔克比亚德，采纳了他的谋略，在军事上立即收到了效果。与此同时，雅典法庭缺席判他死刑，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难免被雅典人仇恨。[24]

    柏拉图在其所著关于苏格拉底的大量文字中，只是在《第七信函》中简短地提到“三十僭主”。这封信虽然涉及到克里提亚，但对他对雅典犯下的滔天罪行却轻描淡写，对阿尔克比亚德对雅典所犯罪行更是一字未提。相反，这两个人成为许多柏拉图大量“对话”中的主人公，或者说是除苏格拉底之外的最重要的人物。克里提亚甚至被安排为《卡尔米德篇》、《普罗塔戈拉篇》、《提麦欧篇》和《克里提亚篇》四篇对话的中心人物。

    色诺芬也写了不少关于苏格拉底的文字，但只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一处用间接引语的形式----即以苏格拉底的“指控者说”这样的方式----提到这两个人在雅典人当中引起的深仇大恨，目的不外乎是要论证：两人所之犯罪行是他们自己的秉性使然，与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薰染和教诲没有丝毫的关系。[25]

    这里要问的问题是，如果说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尚能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为什么在三十僭主和阿尔克比亚德之事上却如此讳莫如深？是不是因为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是柏拉图的亲戚？是不是因为阿尔克比亚德跟柏拉图和色诺芬一样，也是仇视雅典民主派的贵族，因而生出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导致亲戚朋友们被杀的政治事件在他们胸中勾起的回忆太过痛苦，而不得不选择沉默和回避？

    五 审判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阿尔克比亚德是柏拉图和色诺芬二人的亲戚或朋友，回忆往事必然勾起心中的痛苦，这些无疑是二人对他们的罪行三缄其口的主要原因。但也应看到，二人在回忆描述中之竭力屏蔽或淡化这些亲戚朋友的罪行，并竭力使苏格拉底摆脱与他们的干系，恰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即这些亲戚朋友在当时绝大多数雅典人心目中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柏拉图和色诺芬对亲戚朋友的罪行不著一字也意味着，虽然他们像苏格拉底及其贵族追随者们那样，对民主持鄙视和反对的态度，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矢口否认“三十僭主”的暴政和阿尔克比亚德叛国事件对雅典所造成的巨大损害。

    另一个原因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前403 – 402 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和解的法律。僭主统治被推翻后，民主派为了稳定政局，也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斯巴达方面的军事干预（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后，在那里驻扎了一只军队），与贵族寡头派达成了既往不咎的政治协定。此协定以“大赦法令””（The Act of Oblivion）的形式固定下来。[26]根据这一法令，民主派不得对先前犯下了血腥罪行的贵族寡头派进行报复或提出政治起诉，甚至不得追讨僭主统治期间被他们没收的财产。这一法令在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可能非常大，否则带头不追讨财产的安尼托就不会享有那么崇高的声望了----正是在僭主统治期间，他本人的巨额财产被没收，现在作为民主派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以身作则，遵守大赦法令，以此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为多事之秋的城邦的安定团结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正是这一大赦法令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安尼托、米勒托和吕康这三个正式起诉苏格拉底的人只是从宗教角度起诉他，而没有使用政治理由或城邦安全方面的理由。

    应当注意的是，以宗教（及道德）名义起诉一个公民的做法，与当时雅典人的自由主义信念是相矛盾的，也与当时雅典宽松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环境不相符。事实上，第一轮投票结果便多少反映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本人甚至对决定他是否有罪的这次投票（按当时雅典法律，刑事审判的程序包括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如果有罪，则进行第二轮投票，以决定如何量刑）的结果便感到意外----认定他有罪或者无罪两种意见的人数十分接近，即500票中的280票对220票，也就是说，只要再多出30票，即250票对250票，两种意见打成平手，他便能获得无罪判决，因为按照惯例，等票对被告有利。[27]

    同样应当注意的是，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犯有宗教、道德方面的过失甚或罪行，是不足以判死刑的；能够判处死刑的只是“打劫庙宇罪、入室盗劫罪、奴役自由人罪、叛国罪”。 [28] 实际上，正如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起诉人并没有也不可能以这样的罪行来对他提出指控。

    那么富于法治精神、善于立法、而且已经大量立法的雅典人为什么这时如此不尊重法律，以看上去不是理由的理由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雅典由于数十年的对外战争，再加上内乱频繁，尤其是出了克里亚提这种把法律当儿戏的政客之后，先前相对严格的法治已遭到腐蚀。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雅典人虽然有发达的法律文化，但是在正式的游戏规则（法律）之外，还通行一套台面下的潜规则。民主派不仅遭受了雅典战败投降的奇耻大辱，而且战后又有多达1500人在“三十僭主”暴政中遭屠杀，许多人还被罚没财产，现在重新掌权了，却又由于“大赦法令”（以及斯巴达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而难以申冤报仇。在这种情况下，松动一下对法律的解释，或诉诸法律以外另一套游戏规则，几乎不可避免。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标准衡量，雅典民主派已十分宽容，但人们对几年前僭主暴政的血雨腥风毕竟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另外需注意的是，同其他古代民族相比，希腊人总的说来智商较高，德商却很低。既然他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好勇斗狠的社会环境中，要他们涵养出一种以德报冤的心境，实在有点难为这些尚未完全走出野蛮的古人。

    要报仇，却面临法律的掣肘，不可能有大动作；要起诉，现有的指控却显得牵强，而提出既不违反法令、又更强有力的指控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此时雅典人的处境非常尴尬。这应是第一轮投票认定苏格拉底有罪的人并非占压倒多数的根本原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便有天大的冤未伸，天大的仇未报，雅典人也并非丧失了理智，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考虑到僭主们滥杀和流放民主派、抄没其财产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这一点就更清楚了（苏格拉底之所以对第一轮投票结果感到意外，无疑也有僭主因素在起作用）。

    此外，即便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似乎也并非不可收拾。因为根据法律，被刑事起诉的人被判有罪后，法庭必须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而这时，控方提出的惩罚是死刑。从第一轮投票同情苏格拉底的人为数不少来看，这一方案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显得太重，因而陪审员中非常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倒向被告。

    可是此时已七十岁的苏格拉底似乎已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死来同民主派斗下去。按照当时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自己的反方案。这时，如果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例如流放，或交纳一笔数额适当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语言上也不那么傲慢，他完全可以免于一死。

    然而，根据色诺芬的记述，苏格拉底根本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因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苏格拉底何罪之有？[29]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法庭便别无选择，只能判他死刑。可是据柏拉图，苏格拉底并没有拒绝提出其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30米那的赎罪金，这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从而与色诺芬笔下死不认罪的苏格拉底形象相矛盾。可在此之前，苏格拉底已提出，雅典应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prytaneion）里为他供应免费饮食，直至他去世为止。[30]

    那么“普吕坦内昂”是什么地方？是城邦神社或祭祀大厅，在雅典人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正如古希腊每家每户在灶旁都供奉着赫斯蒂亚神（象征生命延续，功能或可比中国文化中的“香火”）那样，每个希腊城邦在其“普吕坦内昂”里都燃着长明火供奉赫斯蒂亚神，祈他保祐城邦安全和繁荣；在这里享受免费餐的，只能是奥林匹克冠军，或为保卫城邦立下卓越战功的英雄。

    此后，苏格拉底又提出愿意支付1米那赎罪金，因财力有限，只能付这么多。这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朋友们叫他允诺付30米那，并说他们担保这笔钱能够付清。[31]

    不难想象，在同意付30米那的赎罪金之前，苏格拉底提出的黑色幽默般的“量刑”方案已经造成了很难挽回的影响。在许多陪审员眼中，尤其是在那些坚决反对寡头派的陪审员们看来，这不啻是在搞笑，是捉弄、蔑视和羞辱他们。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可能不赞成判苏格拉底死刑，现在见到他如此傲慢、如此放肆，便难免改变先前的立场。

    所以，当苏格拉底在朋友们撺掇下最后表示愿意付30米那赎罪金（其中他自己支付1 个米那，四个朋友付其余的29个米那；注意，30米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六千个工作日或十七八年的劳动所得）作为赎罪金时，第二轮投票仍然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了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之所以“合理”，是因为这意味着苏格拉底认罪），赞成死刑者甚至比第一轮投票判苏格拉底有罪者多出了80人，亦即360人对140人。[32]

    六 柏拉图对审判中关键信息的封锁

    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提到苏格拉底同意交付30米那赎罪金之后，并没有交待在此之后在第二轮投票之前，原告与被告双方是否进行过辩论甚或激烈的辩论。他也没有记述最后的判决结果（也许他假定，判决结果人所皆知，无需赘言）。无论如何，《申辩篇》里接下来的文字是已被正式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的一个长篇演讲，内容包括他对雅典人的咒骂----例如“我死之后，你们立即将受到比强行处死我严重得多的惩罚，你们将受到宙斯的惩罚，”[33]也包括他对死后生活的想象甚或憧憬----如死后去了哈德斯（冥府），可能见到阿加米农、奥德赛、荷马、西西弗斯、赫西俄多这些英雄或名人，“如果这是真的，我愿意死许多次……同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谈天论地，那该是何等幸福！”[34]

    这显然已不是申辩，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并非惧怕死亡的表白，或者说是要在心理上克服死亡从而战胜审判者的宣示。这个苏格拉底不像是为自己的无辜而申辩的苏格拉底，倒有点像是《斐多篇》里对死亡进行思辨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作品的戏剧性再明显不过了。问题是，柏拉图为何偏偏不写第二轮投票之前苏格拉底的申辩，而只详述死刑判决之后他同法庭的精神对抗？须知，既然事关生死，第二轮投票前被告的陈述应是一种最有意思、也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辩白。而《申辩篇》之为《申辩篇》，不写苏格拉底的辩白，写什么？

    没有被告的声音，就不可能有原告的声音。这里只有彻底的信息屏幕。

    那么柏拉图为什么如此无耻地扣押信息？

    原因只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原告方为了影响投票结果，指出克里亚提、卡尔米德和阿尔克比亚德等人对雅典犯下了滔天大罪，更指出苏格拉底跟他们有密切关系，甚至跟他们就是一伙。[35]那么这么做，原告方是否违反了《大赦法令》？严格地讲，是的。但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要严格做到不违反该法令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在实际操作中，民主派和贵族寡头派双方都违反过《大赦法令》（这一问题下文还将讨论）。

    此后法庭上发生了什么？被告可能像后来色诺芬为其辩护时所做的那样，竭力表白这三个人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苏格拉底没什么关系，甚至这些人并不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相互认识。 ( http://www.tecn.cn )

    当然，也并非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即被告决意以死抗争，所以放弃了申辩的努力。然而，这种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态度与他同意付30米那赎罪金一事显然是矛盾的，也与判决宣布后他极端愤怒甚至咒骂雅典人的表现相矛盾。不难想象，无论法庭上发生什么事，如实呈现对于柏拉图都意味着巨大痛苦。他毕竟是克里亚提和卡尔米德的亲戚，是阿尔克比亚德的朋友，这三个人毕竟与老师和朋友苏格拉底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及圈子里所有贵族政见一致，即反对民主派。这应是他屏蔽信息的最根本原因。

    在《申辩篇》中，名义上的主要起诉者是米勒托，他代表诗人（其他两个起诉者中，安尼托代表工商业主，吕康代表修辞师）。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对他极尽捉弄之能事。这难免让人想到《理想国》里诗人的处境。在柏拉图这篇部头最大、也最重要的对话中，作者以苏格拉底的口气讲话，发出了百无一用是诗人的断言，主张将诗人悉数驱逐出“理想国”，以确保这个贵族寡头制乌托邦（不少论者认为，“理想国”的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斯巴达）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但在《申辩篇》中，为了使被告显得雄辩，显得理直气壮，柏拉图必须使用一个口讷嘴拙的原告作为陪衬。所以，这里诗人不仅没有被驱逐，反而被安排为主要起诉者，而实际上，安尼托才是起诉方的主脑，尽管其表面上的身份不是主要起诉者。

    如我们所知，柏拉图笔下的米勒托作为名义上的主要起诉人，是一个窝囊废。他毫无口才可言，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正好被逻辑严密、能言善辩的苏格拉底逮个正着，被他驳得体无完肤。在二人的交锋中，苏格拉底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将被告与原告的角色完全颠倒过来，像审讯犯人一般盘问米勒托，对他步步紧逼、穷追猛打，而米勒手总是以“是这样的”或“不是这样的”之类通常是被审问者才使用的简单句来勉强招架。[36]

    苏格拉底甚至说，如果仅就他与米勒托而言，他已经获得无罪判决；要是安尼托和吕康不来帮助米勒托，他根本不可能赢得最起码的五分之一的票数；这样，他不仅会输掉这场官司，还得付1000达克马罚款（法律规定，如果起诉者得不到五分之一的票数就得罚款，以防止一些人滥打官司）；[37]言下之意是，米勒托太拙劣，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不这么窝囊废，二人的角色不可能被颠倒过来----被告成为原告，原告成为被告。

    与邋遢、可笑的米勒托形象相对应的是，柏拉图根本不让我们听到安尼托的声音，而他恰恰是原告方真正的主脑。从法庭在苏格拉底愿意出赎金的情况下仍然对他判处死刑，且投票人数大大超过第一轮投票认定有罪的人数这一情形来看，安尼托肯定在审判过程中发挥了某种关键性作用，尽管苏格拉底在同意支付30米那赎罪金之前提出的另外两个量刑方案也可能是重要因素。对于安尼托来说，不提死刑则已，一旦提出，哪有无功而返的道理？志在必得才符合逻辑。只是因无文献传世，我们无从详知安尼托到底说了什么。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决定被告有罪的第一轮投票中，为了使最初并无绝对把握的起诉获得成功，控方必然会竭尽全力，拿出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所以如果米勒托果真那么窝囊，安尼托也必得介入陈述和辩论，并有相当出色的表现，起诉方才能达到目的。由此不难推断，安尼托作为民主派最重要的领袖，应该是一个原则性极强，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的人，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一个应该使后世读者极感兴趣的人。

    然而，柏拉图屏蔽了关于法庭上安尼托的所有信息。如前所述，柏拉图并非不尊重安尼托，甚至因苏格拉底的某些追随者不适当地攻击他而在《梅诺篇》中为他说好话。这种尊重不是没有原由的，即，作为起诉方的主要人物，安尼托是一个公认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民主派领袖；在不断发生政治地震、气氛极其紧张的雅典，他为冲突各方和解以保证最起码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在雅典人----这应是包括贵族寡头派在内的雅典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可是安尼托虽然是审判过程中一个至为关键的一个人物，宣传部长柏拉图却不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再加上米勒托的形象被严重扭曲，整个《申辩篇》里实际上只有被告一方在讲话。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使《申辩篇》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成了问题，使这篇回忆录式的虚构作品在后世读者心目中显得十分可疑。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其他为苏格拉底辩护的文字未能流布后世，便形成了这么一种可悲的局面，即离开了《申辩篇》，后世的人们几乎无从了解有关审判的真实情况（色诺芬虽然也写了他自己的《申辩》，但其所描述的基本上不是法庭上的情形，而且他的信息来源多为同时代其他人所写的现已佚失的辩护词；他的《申辩》的信息含量不仅明显低于柏拉图的《申辩篇》，其可读性也远远不如后者）。如此看来，柏拉图早在《理想国》里鼓吹意识形态控制之前（古典学界普遍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晚期作品；《申辩篇》则为苏格拉底死后不久所写，为其早期作品），便已在《申辩篇》中大搞意识形态控制了。

    柏拉图的信息封锁是产生“苏格拉底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做法给这场审判留下了太多的疑点，以至于二千五百年后，人们仍然无从了解审判的真实面貌，不得不严重依赖推断甚至猜测。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柏拉图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他。

    七 审判背后的血腥政治

    正因为从现存原始资料来看，苏格拉底审判的疑点太多，这场审判引发的争论也特别多。例如，布里克豪斯和史密斯二人在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一书中便认为，苏格拉底周围并不存在一个紧密的“寡头革命派”集团（a tight clique of oligarchic revolutionaries；注意：相对于雅典实行已久的民主政体而言，寡头政治是新事物，故作者在这里把寡头派称为“寡头革命派”）；甚至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些常常被柏拉图和其他论者提及的苏格拉底的贵族弟子和朋友----如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阿尔克比亚德----组成了一个“寡头宗派”（oligarchic faction）。他们甚至认为，阿尔克比亚德在411年寡头派政变并建立“四百僭主统治”（这是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失败后贵族寡头派发动的一次政变；在政变中，许多民主派被流放，但这次事件中并没有发生404年“三十僭主”统治期间滥杀民主派甚至寡头派中之温和派那样的事情）之后，还同“四百僭主”作过斗争，甚至帮助过被流放的民主派重新返回雅典。[38]

    的确，苏格拉底周围并不存在一个紧密的贵族寡头派“集团”，但这并不等于他周围没有一个至少是松散的贵族寡头派圈子，更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立场不是反民主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反民主立场，许多贵族寡头派才聚集在他周围，尽管不能说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派别”或“集团”。否则，如何解释柏拉图、色诺芬、克里提亚、卡尔米德、阿尔克比亚德、阿迪曼托、格劳康这些贵族的名字如此频繁出现在柏拉图的大量对话中？如何解释在如此大量的对话中中唱主角的，正是苏格拉底？如何解释许多柏拉图对话会这些贵族分子的名字----例如《克里提亚》、《卡尔米德》、《阿尔克比亚德I》和《阿尔克比亚德II》作为篇名？这都是无需论证的事实，其本身就是苏格拉底政治立场的一个极好的注脚。

    当然，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中不仅有贵族寡头派，也有少数民主派，其中以凯勒丰（Chairephon）最为有名。[38]然而，民主派弟子在苏格拉底圈子中的地位远远不如贵族寡头派。何以见得？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阿尔克比亚德是苏格拉底的情人之外，卡尔米德与苏格拉底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正是他的美貌使苏格拉底产生了神颠魂倒的生理冲动。[38]更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中大力替他辩护并将辩护形诸文字的人，主要是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两个掌握了大量资源的贵族；除了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同时代人所作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文字目前只有他们两人的流传至今。何以如此？以古代标准衡量，他们所著的有关文字的量很大。色诺芬是贵族庄园主，生活优裕，有大量闲暇著书立说，这应该是他的文字流布至今的根本原因。柏拉图的情况相似，不仅用今日标准衡量是著作等身，而且他的作品有极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再加上他开办“学园”（Academy），广招弟子（其中最著名者无疑是亚里士多德），所以其文字流布后世的机会比同时代其他论者大得多。

    当然，也并非只有贵族弟子才写过替苏格拉底辩护的文字。苏格拉底圈子里的安蒂斯泰尼（Antisthenes，犬儒派的创始人）不是贵族，但也写过替老师辩护的文字（可惜已经失传），但此类文字的数量应该大大小于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下的回忆录或“申辩篇”一类的东西，不然是完全可能流传下来的。但这却根本无法说明苏格拉底在政治上是不亲贵族寡头派的，因为安蒂斯泰尼不但不是民主派，甚至是一个公认的极端寡头派。

    那么如何解释阿尔克比亚德的政治表现？如前所述，他出身贵族，是花花公子，为人极其傲慢、极其放肆；在远征西西里的途中因先前犯下的渎神罪被雅典召回接受审判；自知凶多吉少的他于是卖身投靠斯巴达，为其出谋划策，致使雅典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故而被缺席判处死刑。前411年第一次寡头政变后他虽然帮助过民主派重新上台，但这种帮助与他叛国投敌使雅典陷入战略被动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再加上此后他与民主派的关系又发生过变化，[39]凡此种种表明，阿尔克比亚德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我中心的人，一个在政治上毫无操守、诚信可言的人，一个完全可以同《三国演义》中的吕布相比的人（当然吕布是粗人，在谋略方面绝对无法跟他相比）。

    如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结果是雅典胜出，斯巴达战败，雅典人也许对阿尔克比亚德会宽容一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要经受着战败投降之巨大屈辱的民主派只记得他在第一次411年政变中所提供的帮助，而一点也不追究他在战略上给雅典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同样的，要他们一点也不追究“腐蚀”过他、多少造就了他的老师、朋友和情人苏格拉底的责任，也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以上的讨论表明，虽然很难说苏格拉底周围聚集了一个紧密的“寡头革命派集团”，但他在政治上亲贵族寡头派，甚至与他们中的某些人维系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则没有疑问，而正是他的亲贵族寡头派、反民主派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了对他的审判，而审判之所以疑窦丛生，既是由于大赦法令的存在使民主派不得不以宗教的名义提出指控，从而使审判陷入一头雾水，更是由于本人亦为贵族寡头派的柏拉图的有意遮掩和歪曲。然而，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认为苏格拉底并非因政治立场被处死的论者们对“三十僭主”暴政通常采取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仿佛这对雅典人只是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

    例如有论者说阿尔克比亚德、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三人并不是民主派的敌人，而只是对民主政权有所“不满”，后来由于这种或那种缘故才成为对国家的“威胁”；由于同他们的牵连，苏格拉底受到了以安尼托为首的民主派的起诉；正是由于“三十僭主”统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民主派起初可能并没有打算判他死刑，而更可能只想将他放逐。[40]再如，许多论者仅仅笼统地提及“三十僭主”暴政，譬如只说其掌权时期是雅典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但是对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事件却避而不谈。[41]

    然而，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是，404年雅典战败投降，斯巴达驻军雅典，先前流亡在外的贵族寡头派被斯巴达人强行扶上台。贵族寡头派掌权后，也并非像411年“四百僭主”被推翻时民主派所做的那样，只是将反对派放逐了事，而是穷凶极恶，对民主派甚至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开杀戒，总共杀了约一千五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雅典公民（这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雅典人口有二十几万，主要是奴隶和外邦人，有公民权的人仅为给三万；由于只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方可能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被屠杀一千五百人应主要是公民），并且大规模没收政敌甚至并非政敌的人们的财产。在有着悠久法治传统的雅典，法律对于“三十僭主”滥杀无辜并不构成障碍。他们或绕过法律程序，或只是敷衍一下法律程序。这里不妨想象一下，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十三个殖民地的人们对于英国人一再干扰和阻挠殖民地立法，或者蔑视、违反既有的殖民地法律，是何等痛恨！

    另据当时民主派吕西亚（Lysias）和贵族寡头派色诺芬两方面的记载，前403年，流亡在外的民主派组成了一支军队，在雅典周边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据点，从僭主们手中收复雅典指日可待，贵族寡头派眼看大势不妙，盘算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建一个最后的避难所；他们看中了离雅典城有一定距离的埃留西镇（Eleusis，为雅典领土，因雅典人一年一度在那里举行祭拜德尔忑尔的密仪而闻名），发现那里的镇民对他们怀有敌意，于是用武力攻破该镇，俘虏了三百来个镇民，将他们悉数杀害；这样做，他们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只是吓唬公民大会通过一项处死这些人的决议，以此作为其罪恶行径的一件貌似合法的外衣。[4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但即便认为苏格拉底因政治立场被处死的论者通常也不大注意，更遑论持相反观点的论者了。不难明白，如果能将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纳入讨论，不说一般人眼中既有的苏格拉底形象将大为改观，至少认为苏格拉底并非因政治立场而被处死的论者将更加理屈，而持相反立场的论者则将更理直气壮。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为民主派起初可能并没有打算判苏格拉底死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43]民主派对贵族寡头派怀有深仇大恨，从一开始起诉苏格拉底到最后投票判他死刑，都不可能没有复仇的意图。

    八 原本可以避免的政治报复

    那么，为什么民主派在推翻寡头派后没有立即起诉苏格拉底？他们至迟在402、401年就可以审判他，为什么非要等到民主政体重建四年之后的399年不可？对此，苏格拉底专家泰勒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公元元前404 － 403年的革命（贵族寡头派）和反革命（民主派）给法庭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混乱；阿提卡法律整个需要加以修订和整理，而任命来承担这项工作的委员会直到公元前401 － 400年才完成了它的任务……事实上，安尼托一旦在它真正可以进行时就进行了他的活动。”[44]

    泰勒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如果说所有在“三十僭主”当政期间犯有罪行的人都是等到399年才受到起诉和审判的，泰勒的解释也许站得住脚。然而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晚至399年，重新执政的民主派才开始审判有罪的寡头派，而且苏格拉底恰恰是第一个被审判的人。倒是有证据表明，两派关系又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403年两派达成大赦与和解时，贵族寡头派中仍然有相当大一批人并非愿意和解，不用说，这些人均为“三十僭主”的顽固支持者。为求得稳定与和平，民主派并没有使用武力制服他们，而是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同意他们退居埃留西（克里提亚用卑鄙和血腥手段夺来的小镇），让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城邦。可是，这些死硬分子多为富翁大贾，手中掌握了大量金钱，可轻而易举地雇雇佣兵（由于城邦大量人口失业，也由于希腊人普遍好斗，希腊世界此时已兴起了雇佣军制度；许多城邦现在用雇佣兵来代替先前的公民兵；先前的城邦公民现在可以不再服军役，可以不再为母邦的安危而战斗，只需出一点钱或多交一点税，便可以被视为已服军役，或者说已完成了对母邦的军事义务；雇佣军制度对城邦体制赖以存在的公民兵役制度造成了强烈冲击，最终必然动摇公民对城邦的忠诚，从而破坏城邦体制本身）来与民主派作对；事实上，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401年，即大赦法令签署后仅仅两年，埃留西的贵族寡头派死硬分子便蠢蠢欲动，准备进攻雅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雅典民主派并没有拘泥于大赦法令，或者说不得不违反大赦法令，而是迅速动员起来，将贵族寡头派死硬分子头目杀掉，然后通过其亲戚朋友给埃留西的其他顽固分子带话，告诉他们与民主派和解才是唯一的出路。据色诺芬记载，只是自此之后，而非自403年起，两派才逐渐实现了实质性的和解。[45]

    雅典的民主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著名的实验。它的确有很多缺点，甚至有严重的缺陷，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不断完善（至于历史究竟给了这种实验以足够的时间与否，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可是，与其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民主的一个怒其不争、哀其无能的诤友，倒不如说是它的一个敌人。古希腊、古雅典的民主派纵有千般不是，万般错误，至少在两个方面，他们做得比贵族寡头派更好：1）他们对城邦内部的人们----包括最顽固的贵族寡头派在内----更为宽容；2）他们比贵族寡头派更为守法。

    无论如何，民主派并没有像几年前“三十僭主”对同胞们大开杀戒那样，对反对派实行大屠杀政策。411年，民主派挫败贵族寡头派的第一次政变后，并没有不经审判地杀戮反对派，而是仅仅将他们放逐；403年，民主派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也没有不经审判地大量处死对派；相反，他们迅速与反对派达成大赦协定，并以法令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的确遵守大赦法令，没有以政治的名义大量起诉反对派，也没有收回先前被贵族寡头派没收的财产（就此而言，他们的做法是一种失策，因为退居埃留西的顽固分子完全可以把先前从平穷阶层的人们那里剥削、没收所得的财富用来进行颠覆民主政权的活动，发动比“三十人暴政”更血腥的所谓“第三次革命”；事实上，他们的确企图这么做）。

    另一方面，民主派虽比贵族寡头派表现得更仁慈、更宽容，但“三十人暴政”毕竟是新近才发生的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要他们一点没有复仇情绪，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以基督教兴起后希腊世界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此时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内的所有希腊人，实在是一些不懂什么是仁爱、慈悲的野蛮人。以当时希腊人的整体道德、伦理水平，怎么可能要求他们以德报怨？

    从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这位“圣人”的大智慧来看，他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能够汲取411年、404年、401年的政治教训，而不是继续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派持一种极端敌视的态度，从而继续扰乱雅典的社会政治秩序，继续让民主派觉得受到了他的威胁，在有充分证据表明401年埃留西的死硬分子企图再次推翻民主政权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如果此时的苏格拉底能够中庸一点、温和一点，低调一点，如果他对民主派的宽厚温和的一面持一种欣赏、赞许的态度，对贵族寡头派的穷凶极恶不那么视若无睹，他所遭受的政治报复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至少这种报复不会采取死刑的形式。

    九 苏格拉底、柏拉图反民主的政治立场

    西方论者历来认为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是反民主的、保守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认为并非任何人都能教育年轻人，使他们变得更好，能教育好年轻人的只是少数人。[46]这种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审判过程中讲这样的话，很难不被认为是在暗示自己能教育好年轻人，而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则没有这个能力。这不啻是对民主派的挑衅。

    在《克里同篇》中，苏格拉底认为在区分正确与错误、可耻与高尚方面，个人不应听从大众（the many）的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特殊训练，而只应当听从那知道区别的唯一的人的话。[47]这种观点包含了一种不乏绝对意味的预设，即知识是一种美德或技能。接受了这一预设，就必然得出这么一些推论：1）大众并非掌握了这种技能；2）大众并非掌握了美德，3既如此，大众是不可信任的。这与雅典民主派所普遍认同的价值完全相反。

    在《拉凯斯篇》中，苏格拉底把美德是一种技能的观点表达得更为绝对，即，大众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美德；教授美德给他人与教授一种技能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少数人才能担当此任。[48]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普罗塔哥拉表达了一种符合日常事实的看法，即每个人都能不同程度地教给其他人美德，尽管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为擅长此道，但苏格拉底却走极端，一口咬定美德是不可教的。[49]

    在《美诺篇》中，安尼托也持一种基于日常观察的观点，即人们从比他们更年长的人那里学习美德，而且大多数人都能将美德教给孩子；可是苏格拉底究其一点，不及其余，以著名的雅典领袖们未能成功地将美德教给其后代为例，证明美德之不可教。[50]他根本就未能考虑导致这种结果的其他因素，譬如领袖们多出身高贵，生活优裕，功成名就之后，其后代在优越的环境中和父辈声望的荫蔽下中长大，极容易丧失人生奋斗的目标。实际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汉语中“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讨论的说明，苏格拉底对大众是鄙视的。这种立场意味着他的亲贵族寡头派的政治态度。比这更糟糕的，是他表达反民主观点的方式。在某些论者看来，与其说苏格拉底的反民主观点本身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倒不如说他那讥讽的语气更惹人生厌。[51]他到底在哪些场合说了什么样的话已不可考，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分场合地对大众进行了奚落、讽刺和挖苦。这种态度无疑是导致他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柏拉图《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对大众的态度并非最鄙视、最尖刻。这是因为《申辩篇》是在苏格拉底被审判和处死后十来年作的。这时，雅典大体上已从战败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基本摆脱了斯巴达的控制，再加上民主派一以贯之地对贵族寡头派执行“统战”政策，最后完全控制了局面，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以贵族寡头派和民主派为界的党争没有再出现，所谓“寡头派革命”乃至僭主暴政没有再发生。由于这一缘故，也由于401年– 399年期间的不幸事件，贵族出身的柏拉图虽然对民主派怀有仇恨，但不得不有所顾忌，说话、写作时显得十分收敛。所以，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写的《申辩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老师在表达他的反民主观点时，所用的语气并非十分刻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审判发生三四十年后的人们对5世纪末4世纪初的两派斗争多少已经淡忘，或者说，柏拉图不再感到有明显的政治压力（尽管其政治立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于是他在这时写下的《理想国》中，能够让他的苏格拉底用更加放肆、更加恶毒的语言来嘲讽、挖苦民主政治和民主派。[52]

    当然，许多论者们认为柏拉图在其后期作品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所要表达的，更多是他自己而非老师的观点，但由于此时柏拉图已不必像从前那么小心翼翼，所以这时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语气和比喻方面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考虑到苏格拉底在世时一以贯之的风格和做法，也考虑到民主派大体上遵守了大赦法令，但在判处他死刑一事却想方设法绕开法律，表现出一种志在必得的强烈的意志，苏格拉底反民主的政治立场就更清楚了。[链接]

    [链接] 苏格拉底的反民主言论

    562 E： “最后，私人生活中也弥漫着民主，甚至连家畜也被传染，变得无法无天起来；父亲惧怕儿子；儿子为了显示他所谓的自由，不尊敬也不畏惧父亲”；

    563 A：“老师惧怕学生，向学生献媚，而学生则鄙视老师”；

    563 B：“奴隶享有同主人一样的自由，更不用说男女关系中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了（在柏拉图眼中，‘平等和自由’显然都具有负面意义）”；

    563 C：（苏格拉底说）过多的自由导致：“除非你亲眼看见，你根本不会相信在民主政治中，家畜们享有多少自由！狗们看上去像它们的主子（希腊谚云，‘有什么主子，有什么丫环’），马们、驴们也是如此。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招摇过市，遇到人类，要是不给他们让路，便一头撞过去。一切都弥漫这种自由精神。”

    562 D：民主欺负那些服从权威的人，认为他们“奴性十足”、“可鄙”，然而却“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肯定那些行为像臣民一样的君主（rulers统治者），和行为像君主一样的臣民”。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由原则必然被滥用至极端”。

    在《克里同》中，苏格拉底认为，大众“随意地将人们置于死地，如果可能的话，又不假思索地使他们复活。”（Plato, Crito, 48c ）

    注释：

    [1]参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230。

    [2]梅，《苏格拉底》，第48页。

    [3]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230。

    [4]参见泰勒，《苏格拉底传》，第25 – 26页；也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101； pp. 108 – 109, p. 183, pp. 185 – 186；Kofman, Socrates：Fictions of a Philosopher，p. 109。

    [5]见Plato，Apology，30e，31b。

    [6]参见梅，《苏格拉底》，第51 – 56页。

    [7]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对苏格拉底大加讽刺。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即将被处死的苏格拉底对依依不舍送别的弟子朋友们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即人生在世，宛如患病一场；既然他即将饮鸩而亡，他所患生命之疾也就将被彻底治愈，按当时的风俗，作为病人的他就该献祭一只公鸡给阿斯克勒皮乌（这是新近从东方引进的一个神祇，但不像宙斯那样掌管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人类，也不像雅典娜那样保护整个雅典，而只是苏格拉底所在城区的一个神祇----见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 p. 155）以示感谢。

    [8]参见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pp. 200 – 203。

    [9]见Strauss, City and Man, pp. 198 – 205。

    [10]见Strauss, City and Man, pp. 206 – 209。

    [11]Vlastos, Socrates, pp. 200 –201n。

    [12]关于这一时期的雅典相对宽松的宗教和言论环境，可参见Robert Parker,‘The Trial of Socrates, and a Religious Crisis?’收于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p.155 – 156；也见Stone，The Trial of Socrates，pp. 231 – 248。

    [13]见Parker,‘The Trial of Socrates’收于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p. 152 - 153；也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p. 197 – 209。

    [14]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108。

    [15]Xenophon, Apology, 29 - 31；也见Chroust, Socrates: Man and Myth, pp. 36 - 37。

    [16]泰勒，《苏格拉底传》，第64页；Chroust, Socrates: Man and Myth，p. 77；pp. 202 – 203。

    [17]见Chroust, Socrates：Man and Myth, pp. 192 - 193、196 – 197。

    [18]Chroust, Socrates：Man and Myth, p. 183；pp.187 – 188；p. 191。

    [19]参见Strauss, City and Man, pp. 192 – 209；也见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89、p. 101、p. 102、pp. 103 – 4。

    [20]见泰勒，《苏格拉底传》，第61 – 62页。另一种说法是，将军们是因为在战斗中未能奋力夺回雅典战死者的尸体而受到起诉的，参见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 57n。

    [21]泰勒，《苏格拉底传》，第51 – 52页。

    [22]见Xenophon, Hellenica, 2.4.21；也见泰勒，《苏格拉底传》，第63 – 64页。

    [23]Plato，Symposium，213c – d；214c – d；216e – 219e；Protagoras，309a – b；Gorgias，481d。

    [24]见梅，《苏格拉底》，第9 – 10页；也参见泰勒，《苏格拉底传》，第51 – 52页；第59 – 61页；Chroust, Socrates：Man and Myth, p.77；p. 180；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p. 62 - 66。

    [25]Xenophon, Memorabilia, I. 2. 9 – 31。

    [26]参见Chroust, Socrates：Man and Myth, p.73、 p.78。

    [27]Plato, Apology, 36a。

    [28]见Xenonphon, Apology, 25。

    [29]Xenonphon, Apology, 23。

    [30]Plato, Apology, 36e – 37a。

    [31]Plato, Apology, 38b。

    [32]见Laertius, Eminent Persons in Philosophy, 42。

    [33]Plato, Apology, 39a。

    [34]见Plato, Apology, 41a - c。

    [35]有论者认为，尽管没有任何流传下来的文字证据，但“很难怀疑审判中提到了克里亚提、阿尔克比亚德的名字，使用了‘仇视人民者’的字眼”。参见Robert Parker文，‘The Trial of Socrates’，收于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 150。

    [36]见Plato, Apology, 24 d – 27d。

    [37]Plato, Apology, 36a – b 。

    [38]Thomas C. Brickhouse and Nicholas D. Smith, Plato’s Socr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见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 203。

    [39]Plato，Apology，21a。

    [40]Plato, Charmides, 155c – e；Symposium, 222a – b。

    [41]泰勒就说：“他（安尼托）不希望看到流血。他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目的，仅仅是想使他考虑自己的安全而退让到同意放逐，且让这个公案以不到案（default）而了解。”参见泰勒，《苏格拉底传》，第64页；也见Rogers, The Socratic Problem, pp. 7 – 8。

    [42]有关的例子数不胜数，这里仅举布里克豪斯和史密斯为例，见Brickhouse and Smith著, Plato’s Socrates，收于Brickhouse and Smith (ed.),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p.191ff。

    [43]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155；Xenophon, Helenica, 2.4.8。

    [44]参见Rogers, The Socratic Problem, p. 8。

    [45]泰勒，《苏格拉底传》，第64 - 65页。

    [46]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p. 155 – 156；Xenophon, Helenica, 2.4.43。

    [47]Plato，Apology，24e。

    [48]Plato, Crito, 47a – 48b。

    [49]Plato, Laches, 184c – e。

    [50]Plato, Protagoras, 319a – 328d。

    [51]Plato, Meno, 92d – 94e。

    [52]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p. 156。

    ----本文于2005年8月作于美国新泽西州东布朗

    参考材料：

    1Arthur Kenyon Rogers, The Socratic Problem, Russell & Russell, New York (USA), 1961

    2Thomas R.Martin, Ancient Greece: From Prehistoric to Hellenistic Tim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Paul Cartledge (ed.),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1998

    4Cyril E.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Thomas Y. Growell Company (USA), 1930

    5H. D. F. Kitto, The Greeks, Penguin Books (UK), 1951

    6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1934 - 1961)

    7I. F. 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USA), 1988

    8霍普·梅，《苏格拉底》（瞿旭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9A·E·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Sarah Kofman, Socrates：Fictions of a Philosoph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89,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USA），1998

    11Plato，Apology

    12Thomas C. Brickhouse and Nicholas D. Smith (ed.)，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ocrates: Sources and Controvers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2002

    13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USA), 1991

    14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Rand McNally and Compay, Chicago, 1964

    15Xenophon, Apology

    16Anton-Hermann Chroust, Socrates: Man and Myth----The Two Socratic Apologies of Xenophon, Routledge & Kegan, London (UK), 1957

    17Xenophon, Hellenica

    18Diogenes Laertius, On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ersons in Philosophy

    19Plato，Symposium

    20Xenophon, Memorabilia

    21Plato, Protagoras

    22Plato, Gorgia

    23Plato, Charmides

    24Plato, Crito

    25Plato, Laches

    26Plato, Meno

    27Plato, Crito

    28Plato, Re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