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编的《遯斋闲览》记了一则段子：有个叫李廷彦的人，苦心撰写了一首《百咏诗》，献给长官，其中有一句是：「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长官读了这首诗，十分怜悯，感慨道：「没想到您家的境况这么凄惨！」李廷彦赶紧解释说：不不不，我家兄弟都还活得好好的，我诗里这么写，只是为了对仗罢了。

我并不懂诗，但以我浅见，这种为了创作而虚构苦难的现象，似乎并不只是为了对仗；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自有其脉络可循。韩愈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意思是，在哀愁、穷苦中写出的作品，往往更有感染力。于是，许多诗歌初学者，总是为了一首好作品，绞尽脑汁，虚构出愁苦的情绪。凭吊古迹，一定要垂泪；登临高台，一定要悲歌。这就是辛弃疾笔下的「为赋新词强说愁」。

为什么在悲哀中写出的文字，往往更加动人？这个问题，自从韩愈提出以后，经千年来的许多学者反复讨论。从写作者的角度，在失落之时，情绪更沉着、更专注。从读者的角度，平和的欢愉所带来的冲击，远不及动荡的痛楚。袁中道说，痛苦中的人，就算只是直抒胸臆，也如同啼哭倾诉，动人心魄；而处境顺遂的人，就像是「水平而波澜自息，山平而峰峦不起」，缺少打动人的力量。

现代影视工业的编剧们，无疑深谙这一点。所以，商业片里，故事的推动，一定是随着主人公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并把它们逐一解决。随着剧情深入，困难越来越大，而终极挑战的代价，往往是职业前途、自己或亲人的生命，甚至全人类的前途。这种「危机—解决」的模式，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我们很难抵御去运用它的诱惑。以前的韩剧，总是出现车祸、绝症、失忆，目的就在于给主人公制造危机和挑战。

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无视生活中的苦难。面对可怕的危机，面对切肤的痛苦，把它如实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并寻求解决的方法，这是天经地义，甚至是伟大的。但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出于一种创作者的惯性，而下意识地偏爱苦难、渴求苦难，乃至于把道听途说的流言，加工成言之凿凿的悲剧。这不仅是因为，被夸大的苦难，会「动摇人心」，造成恐慌；更是因为，如果虚构的悲剧吸引了最多的目光，那么，它可能会占用社会的精力，不利于我们去发现真正的危机，并且去有效地应对。

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年轻的胡适写道：「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所以他提倡，「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虽然他自己后来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尚需打个问号，但在当时，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倡议。

我们不能只把身边的一切，想象成一片黑暗的天空，没有一点希望与未来的光彩；而自己是孤独的灯塔，映照这虚无的黑夜。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想象，引诱着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受难者、觉醒者。这会让我们沉湎于捕捉身边最极端、最激进的言论；把所有异己的观点，解释为愚昧、狂热，或是别有用心，以此佐证自己的正确与孤独。事实上，互联网这么大，你一定能在自己的对立面，找到荒诞且愚蠢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沉迷于捕捉这种声音，那除了虚妄的优越感以外，什么都无法得到。

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所指的是某位作家；但其实，我理解她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局限性。我真正想说的，是希望我的同龄人，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更公允、更平和地认识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不止看到那些让我们悲伤、让我们失落的东西，甚至把它们当做世界的全部；更看到希望正在出现，改变正在发生，勇气与理性正在闪耀。我们要睁开双眼，认真地记住那些悲剧，也认真地记录那些美好，推动这个世界向更美好的方向迈进。

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诚然是至理名言。但一个「诗家」，绝不能为了写出好作品，而刻意地想象「国家不幸」。一个写作者，为了创作出有感染力的文字，下意识地只去搜寻苦难，甚至于虚构苦难，那就有点像那位为了写诗，把自己的兄弟都写死了的李廷彦了。

作者：微博@可达之境

欢迎关注绿泡平台同名账号

往期内容：
关宁锦评论是文字版的脱口秀
“到处都是百万漕工”
汉语是不是世界通用语言，和语言本就没有一毛钱关系
为什么每次中国出现危机都喜欢启动大基建?
我们该为逆全球化准备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