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22日、23日，特區政府派出三班包機接回193名困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港人；3月4日和5日特區政府又派出了四班包機，把469位滯留在湖北的港人接回了香港。此次特區政府大規模包機接回港人的行動，得到了香港社會的認同和點讚。
在這一系列的包機行動中，始終活躍著一個人的身影，他就是香港入境事務處“一哥”曾國衞。他親自帶隊，趕赴日本和武漢，一線指揮，接回的港人多達662人。在接受《紫荊》雜誌記者專訪時，曾國衞處長敞開心扉，坦言風險不小，壓力巨大，中間一波三折，“差點嚇出心臟病”。那麼，在這樣引人關注的行動背後，有著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記者：當初要接回“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特區政府是怎麼考慮的？事先有預估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曾國衞：當時“鑽石公主”號幾乎天天都有新的確診案例，真的是挺恐怖的。不斷交叉感染、惡性循環，結果確診人數就越來越多。因為困在裡面確實很危險，所以特區政府就考慮將裡面的港人接回香港。
這次行動具體執行的是我們入境事務處。我們遇到了兩個難題：第一，要接的人數未知。當時我們拿到的港人資料基本上是船務公司提供的，以及曾經向我們入境處1868熱線求助的港人，這兩批的人數大約是300人，但是具體數量也尚未確定。第二，行動需要日方配合，日方會否積極配合我們的行動呢？當時日方規定需要做完檢測之後才允許下船，日方檢測的順序怎麼安排？人員怎麼放下船呢？是一批批放，還是一併放下來呢？具體什麼時候能完成檢測呢？這些我們完全不知道。還有一個問題，那時候日本公司都不願意承接運輸服務，下船以後該如何去機場？所以當時確實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當時我們也明白，這次行動確實會有風險，病毒有潛伏期，當時檢測沒事，之後發病的患者也大有人在。當時通過了日方病毒檢測的一些港人，從“鑽石公主”號接回後沒多久，發病確診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動員多少人去日本，說實話我自己心裡也沒底。整個行動的準備時間亦十分倉促，行動的前兩天我們才收到通知，開始準備。兩天之後我們就要出發了。我們連飛機飛過去之後，能不能把人拉回來都還不確定。
思來想去，我決定還是我自己親自去擔任這次活動的指揮官。我親自去有什麼好處呢？第一，因為我過去在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工作，曾經處理過很多類似的突發情況。特別是2009年在北京、甘肅等地，我曾協助因為H1N1疫情被隔離的港人。所以在處理疫情方面，我的經驗比較豐富一些。第二，在日本接回港人時，肯定有很多突發情況需要當下就做出決定，有我在場能夠當機立斷。有一個級別比較高的負責人在場，跟日方也比較好溝通。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要讓我的同事去冒險，而我自己不去的話，感覺自己心裡過意不去。結果證明我的想法是正確的，當我一說由我帶隊的時候，同事們都士氣高漲，願意和我一同前往。
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
記者：儘管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是“鑽石公主”號的特殊情況還是出乎了你們的意料。你們遇到了什麼困難？
曾國衞：我們2月17日出發前往日本，準備2月19日行動。2月18日跟日方開會，他們告訴我們只有三個人可以下船。可以乘坐幾百人的大飛機都已經飛到日本，滯留“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約300個，明天就準備行動了，就只有三個人可以離開？當時美國居民已經撤離，英國、澳大利亞等地都撤離了，輪到我們準備行動的時候，日本居然說只有三個能夠離開！開什麼玩笑！
沒有辦法，當天我就找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先生幫忙。我和他說，這次真的要靠國家出面才行，我跟日本交涉，他們都不搭理我。當天晚上我們就跟宋副特派員緊急開會，之後由外交部加大力度與日方交涉。第二天，效果立顯，日方先給我們一個30多人的名單，然後接著再給我們一個80多人的名單，最終有100多名港人可以離開。
第一天的情況總體比較順利，但也有一些小插曲。日方出了烏龍，當時“鑽石公主”號輪船公司廣播，所有香港的旅客請下船，他這麼一說，所有的港人都下船了。有些還沒檢測完，有些檢測完還沒出結果的，都一起下船了。現場一片混亂，不得已，我們被迫重新篩查。所以當時我們第一天的行動比預計的時間晚了好幾個小時，延遲到2月20日凌晨5點才起飛。
在日本羽田機場，本來我們是穿好防護服的，但日方不讓我們穿。他說你這樣子會嚇壞我們其他的乘客，會影響日本的形象。沒辦法，人在屋簷下，不得不聽人家的。後來我諮詢了專業醫生的建議。我問日方，如果穿不了防護服，穿雨衣行不行？他說可以。我們立刻買了幾十件雨衣。所以我們在日本羽田機場全程都沒有穿防護服，而是穿雨衣，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2月19日，香港入境事務處工作人員連夜協助滯留“鑽石公主”號的香港居民趕赴機場。第二天一早，香港特區政府首班包機接載106名港人順利抵港
記者：2月20日第一班包機飛回香港後，你們原定第二天一鼓作氣，把所有可以接回的港人都接回？
曾國衞：是的。我們第一天行動後，基本上是通宵回到酒店，當時已經是早上五點多了，稍微休息一下，就開始行動，準備把可以接走的港人都接走。結果第二天又出現了狀況，日方跟我們說當天加拿大要撤離，所以整個碼頭要封閉，你們不能進，也不會安排香港居民下船。我說不行啊，我們的飛機已經在機場裡面等著呢。而且，“鑽石公主”號輪船是一個密閉的空間，他們多待一天就有多一天的危險，所以我希望香港居民能早點回家。我一整天跟日方都在交涉這個事，也通過外交部、駐日大使館和日方進行協商。我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但大家交涉了一整天，都盡力了，沒辦法，唯有放棄。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香港入境處工作人員（左）為“鑽石公主”號郵輪的香港居民分發機票（圖：新華社）
記者：我看了當時相關的報道，第三天的波折更多，現場一度很緊張，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曾國衞：第三天一大早，我們就開始在碼頭那邊準備。結果到了下午三點，又出現了狀況。日方突然告訴我們，剛剛下船的一些乘客，有可能屬於新冠肺炎緊密接觸者。然後日方逐一排查，對名單，現場十分混亂。最後排查完之後，日方說剩下一個人屬於緊密接觸者，不能離開。過了一會兒，日方又突然告訴我們，這個人確診新冠肺炎，嚇了我一大跳，差一點心臟停頓！因為我們很多同事都和他有過近距離接觸，我趕緊讓同事跟他保持距離。後來日方再排查一段時間，發覺是虛驚一場。
這事還沒完呢。早前已經到了機場的有17位乘客，有些已經辦了登機手續，行李都已經托運了，但日方和我們說，他們不能走，他們都是緊密接觸者。日方在機場又重新再排查，到最後說那17個港人都沒問題，可以走了。但這時航空公司說，日方一會可以放行一會不能放行，太可疑了。如果你們要讓這些人上飛機，我們就不飛了。航空公司態度很堅決，最後沒辦法，只能安排這些人坐其他班次的飛機回港。
本來我們準備下午六點起飛，結果當時搞到了晚上九點。從下午三點開始，一直到晚上九點，我真的很煎熬，十分狼狽。因為飛機不等人，機組人員有嚴格的規定，要有一定的休息時間，過了時間他就不能飛了，不能再成為機組人員的，所以時間必須得抓緊，但日方那邊的排查時間又不確定。我們只能一邊不停地和日方打電話溝通，一邊在現場安撫大家的情緒。
我記得有一個老太太，在下船之後跟我聊了幾句。她說每天最害怕有人敲門。有人敲門就是告訴你，你已經確診了。所以可想而知，當時他們的心裡壓力有多大，有多麼煎熬。她說，現在能夠下船，見到特區政府的官員，馬上能夠安全地回到香港，真的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看到他們開心的表情，我們也覺得辛苦值得了。
2月20日上午，香港特區政府的首班包機順利抵達香港，滯留”鑽石公主“號郵輪的106名香港居民乘坐特區政府專車，前往特區政府設立在新界的火炭駿洋邨檢疫營（圖：新華社）
記者：比起日本之行，包機接回滯留湖北港人的行動會不會比較順利一些呢？
曾國衞：湖北和日本兩個行動比較起來，我覺得各有各的難處，各有各的風險。在日本，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裡，什麼事情還得日本方面配合才行。但是在湖北呢，就沒有這個問題。國家全力支持，湖北省、武漢市政府都絕對配合我們，所以這方面我就完全放心，放手去做。但它也有一定的難度：第一，當時武漢畢竟是疫情高發的地區，即便當時疫情受到控制，但風險是比較大的。第二，要接回的港人住在不同的小區裡面，當時整個城市都已經封閉，好幾百人在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他們該如何去機場呢？路途會不會出狀況？這麼多人該如何協調，讓他們都能夠準時準點到機場集合？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還是要我們統一行動，提供交通工具，到各個小區接載港人。另外，在武漢市區之外，還有90多人需要回港，有的人在好幾百公里之外。所以我再三考慮，覺得還是要安排車輛，不然的話他們趕赴機場就太麻煩了。
3月4日，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在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協助滯留湖北的香港居民辦理登記手續。當日，香港特區政府兩班包機接回了244名港人
記者：當時滯留湖北的港人約4,000人，你們是怎麼確定哪些港人需要接回香港，哪些港人沒有這個需求的呢？
曾國衞：我們有1868專線，他們曾給我們專線打過電話，留有他們的信息。等到行動開始前，我們就挨個給他們打電話，問他們要不要坐我們的專機回港。我們當時第一考慮是先確保接回武漢市裡面的港人，因為當時武漢受感染的人數最多，那裡的港人處境更加危險。武漢市之外，我們優先考慮接回病重的港人、孕婦、學生等。有的人住在宜昌，離武漢天河國際機場挺遠的，好幾百公里，5、6個小時的車程。所以說不擔心害怕，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看到他們平安抵達機場，我才鬆了口氣。
因為前期工夫做得比較充足，我們整個過程無縫銜接，比較順暢。第一，當天出發的時候，我們派人一個個打電話詢問，你準備出門沒有？有沒有落下東西？到接你的地點了沒有？我們全程跟他們保持溝通，確保他們能夠上車。第二，我們全程跟蹤大巴公司，監測大巴的具體位置。到了機場點一次名，然後進入安保檢查區點一次，做完再點一次，確保每一個環節人數不會有遺漏。每個點都有體溫檢測，小區離開的時候體溫檢測，進入機場要體溫檢測，到了海關前，還有體溫檢測，總共有四次體溫檢測。確保上飛機的時候，最起碼沒有發燒情況出現。所以每個環節我們都要考慮周全。
當地配合我們行動的官員紛紛對我們表示讚賞與肯定，說他們也見過很多次類似行動，我們的行動是他們見過的最貼心、最高效，也是各方面做得最好的。
3月5日，滯留湖北的香港居民陸續到達武漢天河國際機場。當日，香港特區政府兩班包機接回了225名港人
記者：在這一系列接回港人的行動中，中央是怎麼支持香港的？
曾國衞：在前往日本之前，我們向外交部進行了報告。在異國他鄉，要與日方協調，確實需要我們外交部來打通經脈。所以出發前一天，我們就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進行報告。公署非常支持我們，而且他們還答應讓副特派員宋如安先生與我們一同前往日本，確保外交的渠道能夠順暢。我們外交部駐日大使也幫忙做了很好的溝通。他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日本那時候手忙腳亂的，哪顧得上香港。所以第一次見面日本只準備給我們三個港人的檢測結果，令我非常吃驚。但國家出面就大不一樣了，中國是大國，日方自然要重視，第一天就給了100多名港人的檢查結果。
這次真的是要感謝國家的支持。沒有國家的支持，我們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外交部、駐港公署、駐日大使館都出了很大的力氣，確保“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順利接回香港。說真的，在日本要不是外交部駐日大使館的幫助，我們連願意接載我們去機場的大巴車都找不到。所以香港人無論你有什麼不同的政治取向，但你不得不承認，國家確實對香港很關心。
這次到湖北接港人，說真的，也給國家提出了很大的難題。武漢已經封城，如果各個地方的人都想離開的話，會影響到整個防疫工作的。但是儘管這樣，國家還是特別關心愛護我們港人的，給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你看看那些相關部門的配合和支持，包括邊檢，包括海關，包括機場工作人員，都是全力地支持、配合我們。不然的話，我們怎麼可能那麼順暢。
總之，在這次疫情期間，不管是到日本還是到湖北接回港人，沒有國家的大力支持是絕對做不到的。我在特區政府駐京辦待了幾年，我也處理過很多類似情況，包括後來我回到了香港，當了入境事務處負責人，也處理過很多在境外港人的求助，可以說，做好這些工作，全都要靠我們國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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