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看见，我铭记

最近在帮韩国文学翻译院做选题提案、译稿评估，接触到不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韩国当代作家。这些作家基本是70后和80后，写作风格各异，但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们作品中对社会变革关键事件的记录。他们记录的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很有分量，很有创造力，而且没有失掉文学性。

有人在世态小说中融入超现实的细节。一位叫金劲旭的作家，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少年不老》：三位具有超能力、生活落魄的底层老人，十几年前曾是同事，属于同一个组织。其中一位的能力是可以看到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件的场景。有一天，他梦见自己曾经的上司赤身裸体站在吊索之后，感觉在向他求助，于是决定联络两位前同事，一起去救上司。三位老人踏上寻找上司的公路旅行，而由于衰老，他们的能力也随之衰退，力不从心。他们运用各自残存的能力，勉勉强强最终赶到上司生活过的地方时，发现那只是一个废弃的集装箱，上司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一条瘸腿的黄狗。全文中没有直接揭示三人的身份，只通过他们的对话、行为等细节做出暗示——原来这三人曾是在“光州事件”中参与逮捕、拷问学生的军警，上司则是他们心狠手辣的长官。他们始终相信，上司和国家会记住他们的忠诚。但当他们终于找到上司时，发现他正蜷缩在高高的烟囱上，而烟囱上挂着抗议的横幅——“我们还能继续工作，单方面解雇等于杀人”。曾经拥有绝对权力者，在十几年后，成为贫穷、衰弱的底层人民，变成了自己曾经逮捕的“国家的敌人”，体验了他们的处境，甚至最高领导自己成为了爬上高台的示威者。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非常高级的黑色幽默。

有人选择的角度是黑暗时代普通人的善意引发的蝴蝶效应。一位叫赵海珍的作家，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光之护卫》，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主人公身份差异也极大。但主题都有相似之处——普通人微小的善，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有个故事《东柏林》，主人公是德国人。她的祖母去世了，年轻时曾有个很要好的韩国留学生朋友。主人公因此和一位在作家交流活动上认识的韩国诗人写信，拜托他找到那位朋友。在一来一往的书信中，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秘密绑架韩国留学生的历史。

有人选择类型小说。一位主职是电台节目主编的叫LEE jaeik 的作家，以一桩真实的驻韩美国士兵虐杀妓女的案件为题材，写了一部情节戏剧性很强的浪漫惊险小说。其中涉及美韩关系、基地村（驻韩美军红灯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考虑到，这些作品并非翻译院特意挑选，而是由译者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申报，可见韩国当代的年轻作家群体对社会的关注程度。

最近在读金爱烂的小说时，也有这样的印象。《水中的歌利亚》中女主人公的父亲也曾爬上高塔抗议，和《少年不老》结尾的意象如出一辙。虽然不熟悉韩国现代史，我猜想这一定是某个社会事件中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更不用说还有布克奖获奖者韩江专门写“光州事件”的《少年来了》。如此普遍、大规模、自发性的记录，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不只是韩国的影视界有这样的传统，韩国的文学界亦然。韩国文学直接改变现实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大家熟知的《熔炉》促成“熔炉法”，还有《82年生的金智英》使得首尔市宣传性别平等相关公共政策时采用“XX年生的XXX”的格式，甚至有少数党领导人建议将性别平等法案直接命名为“金智英法”。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在灾难来临时文学就失去意义。韩国作家这种集体性的记录，就是一座座伫立的纪念碑，供本国的民众吊唁、纪念、反思之外，也让我这个千里之外，此前对韩国历史完全不了解的外国人，听到了他们海浪般的呐喊。

我来了，我看见，我铭记。也给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