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武漢肺炎」的中共，政治和科學啟蒙都不缺——最缺的是德

武漢肺炎持續肆虐，給中國和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人們「談肺色變」的同時，一些專家和學者也在分析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天中國的悲劇，他們有時還因為觀點相左，擦出一些火花。

近日，知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先生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題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時能見到一個科學生活的中國？〉的評論文章。評論批評中國社會對疫情的反應過於政治化，而疏於科學反思，「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學」，接著從歷史與現實乃至國際比較出發，斷言中國社會「政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缺失」，最後呼籲中國需要全面科學運動。

他的這一觀點隨即受到中國經濟學教授余智的批判，余教授指出鄭批評的基調是不正確的：從此次疫情看，中國社會對政府與體制的反思是正確而恰當的，並沒有過度政治化；從更寬範圍看，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在於「政治啟蒙缺失，科學啟蒙部分缺失、部分過度」。

筆者認為，兩位知識淵博的先生從這次疫情出發，對中國政治和科學啟蒙是否過度化的分析，各有令人信服的一面，也分別有片面不足之處。另外，兩位先生都從自己的專業背景出發分析了政治和科技，也就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追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是他們都忽略了「墨先生」（Moral）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墨先生」也就是道德的地位不是從屬於政治和科技的，政治和科技的啟蒙到位了，並不代表道德的啟蒙就到位，當然政治和科技都會影響道德，道德有時也會反作用於政治和科技。

中國政治啟蒙的冰火兩重天

鄭先生認為中國政治啟蒙過度的依據是：「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的政治啟蒙運動，而非文化啟蒙運動。在西方列強面前，民族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救國自然成為政治主題。政治成為主題既有其優勢，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勢。政治的優勢在於組織，在於政治意識。用政治方法來組織國家、拯救國家，中國成功了。因為成功，人們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權力的力量，相信什麼問題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可以用權力解決。但政治方法的劣勢也是明顯的，即強化了中國傳統上根深蒂固的『順民』意識，人們更加地服從政治，服從權力，服從到了極致，以至於人們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學。」

余先生顯然不認同這一觀點，他認為：「鄭教授此處指出的迷信『權力』、『順民』意識的問題，主要是中國『左派』民眾而非『右派』民眾存在的問題。同時，他又將『相信政治』與『相信權力』混為一談。這兩者對『左派』民眾也許不存在重大區別。但對於『右派』民眾而言，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好的政治體制，是制約權力、限制權力的體制，而非『相信權力』的體制，因此，『相信政治』與『相信權力』完全是兩回事。鄭教授此處再次犯了前面的錯誤，將左右兩派民眾『一勺燴』、將兩個不同概念『一勺燴』了。」

接著他指出：「中國的政治啟蒙不僅沒有過度，反而可能不足。中國民眾的總體政治觀念，與國際社會的現代政治觀念，還有相當差距。我們承認世界各國人民享有『共同價值觀』，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我們24字『核心價值觀』的含義與發達國家信奉的價值觀也無本質區別，但我們卻批判『普世價值觀』的提法，非得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在實踐過程中也總是加以這樣那樣的過多『定語』限制。」

至此，筆者想對兩位都提到的政治啟蒙做一個簡單的定義，釐清可能產生的誤解。余先生認為五四運動可以分為「小五四」和「大五四」。「小五四」是因為巴黎和會引發的愛國政治運動，「大五四」則是後來新文化運動鼓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其實也產生了兩種政治啟蒙，愛國是當時北洋政府甚至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都認可的一種政治啟蒙，而「大五四」的啟蒙是知識界為代表的爭取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啟蒙，這種政治啟蒙無疑對主張專制獨裁、大權獨攬的政權構成了威脅，所以從北洋政府到今天，官方所詮釋的「德先生」和普世價值的民主不一樣。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認同的政治啟蒙的共同點是「忠於國家，服從領袖。」

這樣看來，今天中國的政治啟蒙其實是冰火兩重天。官方從上到下不遺餘力地在灌輸他們屬意的政治啟蒙，少部分左派和右派在兩種政治啟蒙間拉鋸，大部分中間派處於歲月靜好的無政治啟蒙狀態。混跡於中共官場的人都知道，在各種領導講話和案牘中經常提到「講政治」或「講政治站位」這個詞，這其實就可以看作是中共的政治啟蒙，今天它的內容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這種政治啟蒙下，可能產生兩種極端，也是很多網友提到的：這個事件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輿論管制、欺上瞞下、官僚主義、麻木不仁），以國家主義的勝利結束（全民動員、戰時機制、舉國體制）。然後，大力宣傳這種體制的優越性、合理性。再然後，等待下一次災難降臨……

鄭先生批評中國的政治啟蒙過度，應該以更辯證的觀點來看。我們知道鄭先生一貫以來主張小政府，他在文章最後還建議政府須分權社會，讓社會自覺組織起來，讓社會的每一分子成為社會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從而對社會負責。鄭先生的想法很好，人民不要對政府抱太高期望，依靠鄉民自治來實現社會治理，這樣才不會對政府愛之深、責之切。但是中國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分權的社會，習近平上臺以來反而在不斷集權，打壓公民社會、宗教信仰和言論自由，社會自治的基礎蕩然無存。在武漢肺炎大爆發的同時，很多中國網友也在提醒人們美國的流感造成了上萬人死亡，言外之意比是比武漢肺炎嚴重多了，為什麼沒有人關注？沒有人批評？那是因為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小政府，掌握有限的權力就意味著承擔有限的責任。中國的政治啟蒙過度更準確地說是專制集權的政治啟蒙過度，而民主分權的政治啟蒙嚴重不足。

在民間的政治啟蒙方面，余先生提到了左派和右派，他們其實在當今中國都不占多數。2012年，張明澍在《中國人想要什麼民主》的研究中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左派佔38.1％，中間派佔51.5％，右派佔8％。」而這些左派和右派也算不上真正政治啟蒙過度，因為中國是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國家，稍有不慎就會因為言論和政治立場相左被逮捕、被消失，政治參與形式更多是網路匿名互噴，而鮮有集會、遊行、組黨、論辯的政治實踐。另外，占多數的中間派更多是歲月靜好，不問政治，他們不關心什麼專制集權還是民主分權的政治啟蒙。只有真正觸及到自身利益或是像這次武漢肺炎大爆發危及生命，他們才有緊迫感，而他們最先選擇的還是逃跑，也就是逃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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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著明白裝糊塗的「偽科學」

鄭先生和余先生在科學啟蒙不足上基本達成了共識，但是余先生認為鄭先生將關於體制本身的爭論，轉化為科學與體制的關係之爭，是轉移了話題，模糊了問題焦點。他還提出中國科學啟蒙的可能過度之處，比如將科學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將科學與宗教信仰對立，將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批判為迷信，卻將某些特定信仰當作科學一樣崇拜，比普通宗教信仰還要虔誠。

這次武漢肺炎發生後，官方很快就斷定是因為人食用野生動物引起的，鄭先生認為這是一種不科學的生活習慣，他認為人們應該對此負責，改變自己的喜好，甚至呼籲立法禁止食野味。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因為中醫自古以來也以諸如蝙蝠、蛇、蠍子這類的野生動物入藥，似乎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病毒傳播，這說明對野生動物的衛生處理很重要，野生動物販賣市場的污水橫流、臭氣熏天，當地的食藥監部門難道沒有監管責任？ 如果真的禁食野味的話，是否也要禁用野生動物製成的中藥？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科學問題，而一個國家要想養成崇尚科學的風氣，政府首先應該尊重科學。

但是這次武漢肺炎，讓我們看到了政府帶頭不尊重科學，甚至搞偽科學，矇騙社會大眾。首先，不懂科學的人羞辱懂科學的人。最先預警疫情的那8名「造謠者」，後來被證實都是專業的醫師，但是當地的員警偏偏就敢指鹿為馬，強迫專業的人員簽訓誡書。

其次，不懂科學的人瞎指揮。習近平頂著十幾個小組長的頭銜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連醫生開處方的事他也要管，大言不慚要求下面要用中西醫結合治療。下面自然也有樣學樣，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因為一句「讓共產黨員上」紅遍網路，他還特別提醒那些主任不要在後面指指點點，意思就是請他們好好喝茶看報，不要班門弄斧。為了拍習的馬屁，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發紅頭檔給轄區內各定點救治醫療機構，要求所有患者服用中藥，每日還要向衛健委上報患者使用量和患者情況。這等於通過行政力量強制患者使用，因此被網友調侃為「土法煉鋼」。有些地方的醫院因為一床難求，當地的衛健委把安排住院的權力交給兩眼一抹黑的社區。

再者，懂科學的人蒙不懂科學的和懂科學的。中國人講：「急病亂投醫。」近期，臺灣政治人物段宜康在臉書上表示：「這次武漢肺炎大爆發，很多人缺的其實不是口罩，而是鎮靜劑。」而在這個時候，如果某種藥物成了鎮靜劑，生產廠家也會因此一夜暴富。假使平民百姓搞出這樣的鎮靜劑，可能會被當作造謠處理，但是有了官方做後臺就會不一樣。所以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和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研究，發現新冠病毒在雙黃連口服液的體外培養皿中受到抑制就如獲至寶，結果消息一宣佈，相關的股票漲停，網路和實體店的雙黃連馬上被搶購一空，連動物用的也不放過。有這樣賺錢又利好的機會，很多人自然不會放過，接著全國各地傳來喜報，南大生科院科研團隊研究表明，金銀花有望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的預防和早期治療 。

這樣的肥水當然不能全都流進中醫的田，西醫也在加緊研究。很快中科院的李蘭娟團隊宣佈了重大好消息，他們發現阿比朵爾、達蘆那韋兩味西藥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依據也是體外細胞培養的抑制效果好，並沒有具體說明臨床效果如何。而先前李蘭娟還曾經稱雙黃連只是體外細胞培養有抑制效果，沒有臨床試驗，並不可靠。她這樣的雙重標準無疑是自我打臉。

以上的鎮靜劑主要是蒙那些不懂科學的，而那些懂科學的同行們，儘管知道其中的貓膩，也不會自討沒趣去拆穿，因為那些發明鎮靜劑的人都得到了官方的背書，他們也會雨露均沾。

鄭先生只批評人民不相信科學是不合理的，中國政府本身作了不好的示範，人民自然不會相信官方主導的科學，退步到只能根據經驗和常識來作取捨判斷。這次武漢肺炎爆發後，有媒體人認為傳統社會遺留的「現宰新鮮」是一種陋習，遠離養殖的肉食動物，避免接觸宰殺和清洗處理環節，是保護大眾遠離病菌病毒的重要措施，他還呼籲中國人應該學習西方人光顧超級市場，購買工業化生產的生鮮。

這種想法的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是中國生鮮產業頻頻爆發安全醜聞，還曾經有不肖商家販賣國外貯藏二、三十年的僵屍肉，所以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選擇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現宰方式。當然這其中不僅有科學信仰的坍塌，還有政府監管的缺失，進而衍生到政治體制、集權政治的缺陷，又可能回歸到政治啟蒙不足的問題。

常言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過這次疫情，說不定也能倒逼人們的科學素養，比如生病戴口罩、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不少科學盲也通過網路惡補關於病毒的知識，連一些大爺大媽都可能和你侃侃而談病毒和細菌的區別、抑制新冠病毒的原理。

另外，余先生提到的部分科學啟蒙過度導致宗教信仰被斥為迷信的問題，其實是中共長期以來的無神論、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造成的，更深一步又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啟蒙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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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道德的政治和科學啟蒙都是耍流氓

如果政治和科學啟蒙都到位了，那麼一個社會是否就能實現和諧幸福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沒有道德在其中起著潤滑劑的作用，這樣的社會依然會陷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科幻電影裡的生化危機。

法律是政治人物的最低操守，不違法並不能說明一個政治人物稱職優秀。《獨裁者手冊》就有一個典型的案列，美國貝爾市在羅伯特・里佐（Robert Rizzo）上臺前瀕臨破產，經過他十多年的努力實現了收支平衡，他的團隊也因此得到表彰。在這迷人的表像下麵，卻隱藏著政治如何真正運行的故事。

羅伯特・里佐在 1993年被聘任時的年薪是7.2萬美元，經過17年到他2010年夏天被迫下臺時，他的年薪達到了令人震驚的78.7萬美元，而美國總統的年薪才40萬美元。那麼他是怎麼做到呢？原因在於他巧妙操控選舉，在這樣的小城市，人們政治熱情不高，他只需要掌握四百多人的實際選擇人集團（實際投票的人）就可以將貝爾市由「一般城市」轉變為「憲章城市」（Charter Cities）。而「一般城市」和「憲章城市」有著夜與晝之別。

在「一般城市」，決策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憲章城市」，決策則經常在見不得光的幕後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體制受制於州或聯邦法律，而憲章城市則由它自己的城市憲章決定。變成憲章城市後，他和議員結成了制勝者聯盟，可以任意修改法律給自己加工資，貝爾市還通過提高房產稅來獲得巨額收入。對於這樣的碩鼠，美國法律最後也對他無可奈何，因為他的操作從頭到尾都符合民主政治規則，但是因為他的無德讓很多人利益受損。

由此看來，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需要道德作為支持，而專制集權的制度更需要一個完美無暇、站在道德制高點的領袖人物，中國在科舉選拔人才之前還曾經通過察舉孝廉的方式來推薦人才。今天中共考察幹部的標準：德、能、勤、績、廉，德是放在首位的，中共在政治鬥爭中最厲害的殺手鐧也是從私生活不檢點等道德方面來摧毀一個人。當然，中共的官場文化加上中國文化的土壤是非常盛產偽君子的，不少人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偷雞摸狗。中國的國企改制、政府工程招標和物資採購、行政審批等肥缺，不少是穿著合法、合規的外衣幹著缺德之事。

知識流氓、文化痞子有時也不會比政治流氓遜色。很多人並不認同這次的新冠病毒來源於自然界，而主張是武漢病毒研究所裡經過修改後的病毒在有意或無意中洩漏，其中除了有外國的生物學專家抱有此看法，在中國微博上還有一位網路公司董事長實名舉報《武漢病毒研究所對實驗動物管理不善而病毒實驗動物流出，導致2019新冠狀病毒疫情》，他目前已被封號。他除了列舉「媒體對2019新冠狀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手上蝙蝠病毒有96％一致的高度相似報導」等證據，還舉例中國以前的病毒實驗室就曾經發生過實驗人員將實驗動物對外出售的現象。比如今（2020）年1月2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最年輕院士」之稱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寧12年徒刑，罪名是貪污課題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3756萬餘元，其中1017萬元是銷售實驗室淘汰動物和牛奶所得。

在新冠病毒疑雲密佈的時間點裡，翻出這樣的一則舊聞，不僅讓病毒洩漏的陰謀論多了幾分可信度，也讓不少人聞思極恐，更暴露出中國科學界醜聞的冰山一角。通過近些年媒體曝光的內幕來看，中國科學界的學術不端和腐化是系統性的，從教育、科研到投產無一倖免，唯金權至上，視倫理道德如無物，令很多人感慨：這個國家已經爛到根了。

在中國，學歷和學位對很多人來說是獲取名利和權位的敲門磚，為了得到他們也是使盡渾身解數。除了論文抄襲，近些年還流行「馬屁文」，核心學術期刊《冰川凍土》中竟然發表了一篇《論導師的崇高感和師娘的有美感》。對一些科研院所的專家來說，在國際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是證明自己學術能力的重要途徑。但是科幻電影給我們帶來的憂慮真實存在，如果一些倫理道德意識淡薄、急功近利的科研人掌握了先進科技之後，可能會釀成恐怖的生化災難。

2018年，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及其團隊就冒著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這次新冠病毒大爆發之前，有不少科研院所的專家早已知道該病毒會人傳人，但是他們沒有及時向公眾披露，而是悄悄向國際學術期刊投稿，完全沒有最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最後到了投產更是可以將知識變現的重要階段，中國政府也鼓勵科研人員創業，所以李蘭娟這樣的院士擁有數家公司也不奇怪，但是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將肥水引進自家田呢？

以上提到的這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沒有人敢說他的科學啟蒙不足，唯一不足的恐怕是道德啟蒙，因為道德啟蒙的不足可能會讓他們比洪水猛獸還恐怖。這一科學體系的崩壞歸根結底又和政治啟蒙有關。

再回到大眾社會，抗擊疫情不僅需要科學知識，也需要道德素養。如果有人明知自己感染，卻不就醫、不隔離，還大搖大擺接觸更多人，那就是道德敗壞。如果沒有感染的人對待感染的人像對待階級敵人一樣冷酷無情，很多潛在的感染者會隱瞞消息，甚至報復社會，那就是沒有良心。

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有兩本巨著最為世人稱道，一本是《國富論》，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論》。他承認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巨大力量，但是研究道德哲學的他也明白在強調私利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公益和道德。中國古代的先哲也曾經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喜馬拉雅山腳下的蕞爾小國不丹，作為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政治、科技、經濟的啟蒙應該都是比較落後的，但是他們國民的國民幸福指數卻連年位居前列，這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科技的啟蒙到位並不一定能帶來幸福生活，道德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如果一個社會光有政治、科技啟蒙而沒有道德啟蒙，那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高度專制集權、科技被用來侵犯人權、道德不斷淪喪的社會裡，還不能發揚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那麼我們不如像陶淵明那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是獨自在瓦爾登湖畔歎息。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