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艰难的“清零”

　　“我们社区的最后一名确诊病人今天终于住进医院，总算完成一项‘清零’任务。”2月13日17时接到电话，武汉江汉区的社区书记王建军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

　　电话是社区一位患病的爹爹从医院打来的，他和患病的老伴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排了三天队后，终于被分配住进头一天刚刚启用为定点医院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院区。2月11日，王建军用街道的电瓶车把这对爹爹婆婆送入社区对应定点收新冠肺炎病人的红会医院，就一直揪心他们能否住上院。“我们只负责送到医院，能否住上院还得靠他们自己排队。”

　　王建军所在社区有1780户、4000多人，确诊新冠肺炎病人9人，去世1人。王建军告诉财新记者，那名去世的71岁患者在红会医院留观室等了十天，也没有排上住院的号，病情越拖越严重之后去世了。其他八名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如今总算都住进了医院。

　　王建军的朋友、武汉硚口区的一位社区书记郑玲，在2月11日完成确诊病人全部收治入院的“应收尽收”任务。

　　郑玲所在社区2000余户，有确诊新冠肺炎患者17人，最后一名送走入院的确诊病患是一位82岁的老人。老人的核酸检测阳性，病情虽不算严重，但年岁大了生活不能自理。按照规定，确诊的重症病人应当送入定点医院收治，轻症病人应当送入方舱医院收治。等他们把爹爹拉到方舱医院，却被拒收，才知道方舱医院只接受65岁以下的确诊病人。而定点医院床位有限，优先给重症病患，社区把这位爹爹连续两天拉到医院排队，等不到床位，只能坐在椅子上，老人身体熬不住，只好又拉回来在家等候，区长亲自打电话协调都联系不到床位。到2月11日中午，社区终于等到通知，将他安排到十多公里外的亚心总医院。

　　2月9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市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锚定“清零”目标，做到应收尽收，确保所有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都得到集中收治。当天，武汉发起“应收尽收”的“清零”总攻。

　　2月10日上午，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要求坚决落实“应收尽收，不漏一人”工作要求，确保确诊病人100%集中救治、疑似病人100%集中收治、发热病人100%留观，密切接触者100%隔离。

　　王建军和郑玲告诉财新记者，街道给社区下的死命令是优先确保确诊病人必须100%救治，绝不能留在家里，“一旦督导组发现有确诊病人没有收治，就会问责”。他们为此殚精竭虑，多方奔走，终于勉强完成任务。

　　王建军舒缓了一口气，又开始担心五名疑似病人的安置。他的社区有六名疑似病患，2月12日有一名病情加重的疑似病人家属通过各种方式引起社会关注，住进了隔离点，其他五人还在家隔离。“隔离点的床位也要排队。”

　　在江岸区的百步亭，李栋所在的社区也赶在2月11日24时前完成了“应收尽收”的任务。“疯狂干了几个通宵，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腿了。”当天晚上，李栋洗了十几天来的第一个热水澡。

　　然而，到了2月12日一大早，社区里又发现了新的病人。

　　“新增了两个，一个隐瞒的，一个是前几天在同济医院做了CT，符合磨玻璃样病变的影像学特征。”李栋说，后者身患尿毒症，要做透析，不能进隔离点。“不收这种有基础疾病需要治疗的，所以我现在在想办法给他安排住院。”

　　2月13日上午，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双双换人的消息公布，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忙着填表和打电话的王建军对两位地方大员的下课根本没时间去感慨。

　　到下午，手机发来湖北省卫健委最新的疫情通报：2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其中武汉市13436例。全省新增病亡242例（含临床诊断病例135例），其中武汉市216例。李栋终于停了下来，愣了愣神。

　　“意料之中的数字，我们不知道全局，但我们基层干部私下交流各社区的情况，也都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真正让李栋愣神的是，按照国家卫健委2月5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针对湖北省重新定义了“疑似病例”，又增加了一个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差不多相当于把我们过去大部分的发热病人变成了疑似，疑似变成了临床诊断。如果对临床诊断病人都等同于确诊病人进行收治，就又要送病人找床位了……这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月23日封城： 管委会停摆中的百步亭

　　回想起1月18日在百步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万家宴，那人头攒动的一幕不过才是20多天的场景，李栋还是觉得恍若隔世，“仿佛是隔了20多年，这20多天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物是人非的事情”。

　　1月18日是农历小年，百步亭社区按计划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万家宴”，社区4万多户家庭准备了13986道菜品，摆满了党群活动中心主会场和另外9个分会场。从2000年开始，百步亭的万家宴已经连续举办了20年，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风俗活动，甚至还入选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百步亭分为安居苑、百合苑、花园现代城等九个居委会，十余个小区，入住13万人。李栋从2011年开始就在这里工作，每年万家宴前后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今年在社区管委会的安排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在三天前就要开会商议宴会流程和当年的亮点，布置会场、登记居民准备了哪些菜品。1月18日早上5时多，李栋带着志愿者，按之前的登记到各家各户接收菜品，然后送至会场。根据武汉媒体报道，今年的万家宴非常成功，“热闹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彼时他们并不知晓，就是从1月18日开始，一种名叫新冠肺炎的烈性传染病在人际爆发式增长：1月17日新增确诊病例17例；1月18日新增59例确诊，死亡1例；1月19日新增病例77例。

　　李栋回忆：“当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说的是不人传人，但它还是个肺炎啊。所以我们很多工作人员都曾建议过取消举办万家宴，但领导没有采纳，理由是不想让居民失望。”

　　1月19日，武汉媒体纷纷报道万家宴成功举办，《楚天都市报》还放在头版大幅图片报道的显著位置。“市里面和区里面都对万家宴的成功举办表示满意和肯定。”李栋说。

　　第二天晚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电视上明确表示，武汉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我们当时就傻了，然后管委会就和大家说，不允许接受采访，让大家静观其变。”李栋说。彼时，武汉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排起了长队，气氛异常紧张。财新记者1月20日在武汉协和医院看到，不仅是发热门诊，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医护人员均身着防护服进行登记、问诊、输液等工作。发热门诊张贴的一张告示显示，因就诊患者较多，等候时间或为三到四个小时。

　　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交通封城”的第一号通告。

　　“那一天就全乱了，居民的电话像雪片一样打来，区里面则要求我们一天之内敲开每一户的房门，将《告居民书》发给他们。”李栋说，“我们10个人当天就把辖区内3800户居民都走了一遍。当时没有任何防护，连口罩都没有。”

　　从李栋的角度看，百步亭社区管委会从那一刻起就处于“停摆”状态。“发完告知书后，领导就开始安排我们排班，但管委会一直没有明确的指令。”直到1月25日大年初一，李栋拿到了百步亭管委会下发的惟一一份通知：要求各居委会必须保证春节期间早8时到晚20时全员上班。此后，李栋再未接到过管委会的任何公开指示和文件，其工作安排都是和社区领导单线联系。

　　与此同时，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前一日发布的第七号通告也送到了李栋手上，这份公告旨在解决发热门诊等候时间长、床位安排不及时等问题，宣布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公告给社区安排了两项工作：

　　第一，全员排查发热病人。由全市各社区负责，全面排查所服务辖区发热病人（含已就医和未就医市民），并送社区医疗中心对病情进行筛选、分类。对于需要到发热门诊的病人，各区统一安排车辆送达指定发热门诊就诊，指定发热门诊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病人；对于不需要到发热门诊就诊的病人，由各社区落实在家居家观察，社区负责做好市民居家观察服务工作。

　　第二，分类安排发热病人。已确定或高度疑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市卫健委负责，安排车辆送至指定治疗点治疗；疑似的发热病人，留在发热门诊留滞观察；发热情况较轻、还不能确定为疑似的病人，由各区负责接回指定地点隔离观察；确定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各区负责送回家中居家观察。

　　这意味着，像李栋这样没有医疗经验的社区工作者站到了抗疫第一线。

　　此后，李栋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排查、登记、送医和沟通床位。“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填表登记，按自己的经验对‘有问题的’居民进行分类，主要是发烧的、CT检查为疑似和确诊的，以及重症和轻症的情况，统计的情况报到区卫健委，第二天再把前一天的名单全部联系一遍，了解有没有变化。”

　　李栋坦承，在2月7日前，他所在的网格大多数排查登记工作都是居民自行用电话或“微邻里”小程序告知自己发烧或有咳嗽等症状，社区工作人员再送他们去医院作CT和核酸检测。另一部分是居民自行就医检查后，医院发现其属于疑似或确诊，然后通知社区，社区再安排人排查他的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居家隔离。

　　“其实上门排查也是在做的，但效率很低，我们每天有太多的事要做，肯定是先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有时间了再去上门排查。”李栋说，“每天光填表和上报，就花费了我们近一半的精力。”

　　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送医，对李栋来说，这也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第七号通告要求各社区分类安排发热病人，已确定或高度疑似的新冠肺炎病人，由市卫健委负责，安排车辆送至指定治疗点治疗；疑似的发热病人，留在发热门诊留观；发热情况较轻，还不能确定为疑似的病人，由各区负责接回指定地点隔离观察。但不管是去看病、送到指定治疗点还是接回指定地点隔离观察，是市卫健委负责安排的车辆还是各区自己接送，交通工具都成了社区工作者面临的第一个拦路虎。

　　根据1月25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九号通告，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而此前一天发布的第八号通告显示，为解决居家市民出行不便等问题，全市紧急征招6000台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供社区内生活不方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送菜、送药、送餐服务。这意味着确有通行需求的市民，只能通过各社区配备的应急车辆保障需求。李栋表示，每个居委会都分到了几辆出租车，但是需求太大，不是每个居民的需求都能及时满足，而且这些车都规定不能用来运送病人。

　　八号和九号两份通告并未明确运送病人就医需要使用什么车辆，只是在1月24日武汉市落实分级分类筛查工作视频调度会中提及，要求各区立即确定隔离观察地点和运送病人专门车辆，发现疑似病人，及时转送发热门诊就诊，确诊后立即送指定医疗点治疗，不得延误。但这个“专门车辆”是什么车辆，该找谁，究竟是七号通告里的“由市卫健委负责安排”还是市里调度会说的“由各区确定”，上面一直没有说法。

　　居民就医需求大增，有发热的、有疑似要复查的、有确诊送医的，等不来上级明确说法的李栋和社区工作人员只好与当地派出所商量，将一部分警车改装为“送医专用车”。

　　“病人先去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分筛、开证明，然后我们送他们去医院拍CT，如果结果不好，就要等作核酸试剂盒，但早先试剂盒很少，有的病人要去好几次才能做上。运气好的，我们有车能送，运气不好的，就要自己走两三个小时去医院。”李栋说。

　　当然，最难的还是床位。李栋回忆，有的人确诊了，有的人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但症状很重，还有的是其他基础疾病需要住院，所有人都会找来社区。“我每天都要给各个医院打电话问有没有床位，我们居委会领导也尽力在找，到处求人，但收效甚微，病人对此很不理解，经常电话里就骂我们。”

　　除此之外，李栋还要负责给所辖社区网格内行动不便老人以及居家隔离的居民送菜，以及回应居民的各种问题，天天焦头烂额。“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都是要求安排住院、送菜、要求消毒以及咨询各种问题的，说到嗓子冒火。”李栋说。

　　在这个过程中，李栋认为，停摆的管委会让事情雪上加霜。“别的社区上面是街道，属于政府系统，他们协调资源能力更强，我们百步亭比较特殊，社区上面是管委会，属于企业管理，管委会一停摆，最后各个居委会各自为政，能拿到的资源当然就很少了。”

　　公开资料显示，百步亭社区属于武汉市江岸区，占地4平方公里，曾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是荣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惟一社区。上世纪90年代，百步亭在全国首开先河，将房地产的开发建设、政府对社区的职能管理和社区的物业服务三者合一，统一由开发商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茅永红的百步亭集团及其设立的百步亭管委会来进行管理，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武汉传奇唐樾小区， 在小区门口与外界设置的缓冲隔离观察区域，快递、 蔬菜等在这里消毒后，由居民前来领取。

武汉传奇唐樾小区，工作人员对小区内的垃圾桶进行消毒。

1月23日-2月1日： 残酷的自然选择

　　但事实上，属于政府系统管理的社区也没有好太多。

　　回顾1月23日至今的社区工作，王建军和郑玲均认为，从1月23日封城至2月1日的十天内，社区对新冠病人、疑似病人的救助很有限。“上级部门没有提供实质帮助，社区又没有医院资源，社区能做的主要工作是填表登记发热人员名单、向街道汇报，第二天更新情况再向街道汇报，周而复始，街道很少有反馈信息。”王建军对财新记者说，“我们对新冠病人看病无能为力，病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渡过难关。家里有病人的都快被逼疯了，看病没车，医院不收，在家还会传染给家属。”

　　王建军告诉财新记者，他的社区分到六台出租车，但这些出租车仅供用来给非发热的困难群众提供送菜、送药等服务，发热病人看病用车需要向街道另行申请。而且街道的专用运送发热病人的车要统一协调，经常延误时间，且只管送去医院，不管接送回来。“我的社区有一名老人看病到凌晨两点多，身体实在太虚，要求街道的车接回去。我向街道领导说明情况，街道领导回复说，我们没有义务接病人回家。”王建军最后用自己的私家车接老人回家。

　　王建军曾帮助一名重症病人打求助电话，按照江汉区公布的求助电话打过去，登记发热病人要用车，结果等到下午，同一个任务从上面返回到社区，还是王建军接的电话，要社区想办法解决发热病人出行的问题。“我帮病人打的求助电话，又返回来要我帮助病人解决。我要是能解决，为何还要去打求助电话。”王建军很无奈。

　　类似让王建军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不少。大年初一，社区有个病人难受得快撑不住了，求王建军帮他解决去医院的用车，王建军一再请示街道，专用车久久不来，王建军最后自己开车带病人去定点医院看病。门诊里三层外三层被病人挤得水泄不通。病人排了五个多小时队，只领到一些常规药，医院拒绝收病人入院。

　　王建军找到医院接待处，接待处护士说医院没有床位了，你不满就打投诉电话和12345热线。王建军打了投诉电话，接待处的电话响了，该护士接了电话，说没有床位。王建军又拨12345热线，热线依然把电话转到医院接待处，还是那名护士接听电话，说没有床位。“这不是在调戏人吗？！”王建军很不解，“病人看病实在太难了，我们也太难了，无法解决的任务都压在社区。”

　　大年初一，郑玲也遭遇了同样的难处，1月25日22时，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1月26日早上，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声称再不处理就要把遗体抬到社区服务中心。郑玲又打了一上午电话给民政局、卫生局等各个部门反复沟通，到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

　　死者家属认为社区处理太慢，打了投诉电话。“我们没有任何权力，也不知道要找哪些部门，给各部门打电话得到的回复一头雾水。”郑玲觉得有点委屈，“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直接接触，居民只会把气撒在我们头上。”

　　在1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重点谈到了社区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实行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多次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分级分类筛查的会议也都强调，要强化社区网格化防控措施，加强入户排查和流动人员登记，作好发热人员排查、诊断。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1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疫情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两条，而社区医疗和疾控工作，事关“内防扩散”的及早隔离，与疑似病患及早发现送医救治的大局。但财新记者在武汉多个社区调查了解到，社区工作站防护物资普遍紧缺，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

　　“政府说了居民有困难找社区，但社区缺少物资，缺少人手，我们也很无奈。”郑玲告诉财新记者。

　　郑玲管辖的社区组织相当严密，社区23名工作人员，登记住户2000余户，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员管200多户。郑玲介绍说，网格员对自己管理的户数情况基本了如指掌，组建微信群，发布通知，帮助居民办理低保、养老等等，社区工作一直有条不紊。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停止，1月26日，市内交通禁行，居民基本都待在家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应对的事务变得极为庞杂。

　　孤寡老人家里生活物资供应不上，工作人员要负责帮老人买水买菜；一名尿毒症患者要去医院透析，社区要安排车……街道给社区配备了四辆出租车，用来解决困难群众的紧急情况。“这些都还不难，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发热和疑似新冠肺炎病患。”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两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然而，没有护目镜、没有防护服，社区工作者仅戴一个口罩就入户排查。

1月27日，武汉，在物质补给到来前，宝丰社区医院医生仅有一套防护服，用紫外线消毒后重复穿。图/财新记者 萧辉

　　统计结果显示，郑玲的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两人。“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大家心里恐慌。”两名社区工作者出现发烧现象后，郑玲不敢再让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相关情况。

　　同样物资短缺和超负荷工作的还有社区卫生院。1月24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七号通告称，为解决发热病人筛选、分类和救治，社区收集发热病人信息后，报社区卫生院对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初筛后不需要前往发热门诊的，社区落实在家观察，需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的，重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医疗救治组送达发热门诊。

　　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进行发热初筛，基层医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们的医疗物资同样紧缺。1月27日，财新记者走访江岸区宝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看到两名医护人员仅戴着口罩，没有护目镜和防护衣。

　　该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庆红说，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名工作人员，只有一套防护服，用紫外线照射反复使用，谁接诊疑似病患谁穿。医生头戴的一次性帽子是反复使用，库存的口罩也马上要用完了。杨庆红说，1月27日他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出诊，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疑似重症患者，转诊去了发热门诊。

　　“维护社区稳定是我们的职责，无怨无悔，但我们也是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没有经验，没有资源，裸奔着冲锋在第一线。”郑玲说。

　　“事后来看，1月22日到2月1日这个阶段，政府把更多精力都放在诊治的应对上了，增加发热门诊、征收医院扩大病床数。然而由于试剂盒不足，大量病人无法获得及时的核酸检测确诊，只能让他们回到家中自己隔离，可是对这些疑似病人在家究竟该怎样隔离，进行怎样的医学管理，政府对病人和承担第一线任务的社区没有进行过培训，更缺乏应有的支持。”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波对财新记者分析，不管是出于侥幸心理，还是轻信了一些专家所谓“轻症可以自愈、建议居家隔离”的说法，在2月1日之前的第一阶段，那些只能回归家庭的大量疑似病人几乎处于撒手不管的状态。

　　事实上，早期对疑似病例疏于管理的“驼鸟政策”，造成了多重问题：

　　其一，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无法及早治疗阻断病程，导致快速发展成重症、危重症，显著提高了致死率；其二，大部分疑似病人无法入院隔离，只能在家等待床位，家庭性传染和社区性传染等聚集性传播持续， 形成规模更为可怕的新增病例；其三，疑似病人发展到重症、危重症后，会出现呼吸衰竭等无法自抑的症状，必须到医院进行医学处置，不得不来回于居住地和多家医院排队挂号、输液以及等待核酸试剂盒检测和入院，导致更多交叉感染。

　　这其中，第二和第三点使武汉交通封城令的效果大打折扣，徒增疑似病人及其家属及时就医的难度。财新记者多次看到，已经举步蹒跚的老人相互搀扶着徒步慢慢走去医院，或者家属推着自行车带父母往返求医，在冬日阴雨的武汉街头，其情其景令人终生难忘。

　　患者无法就医，从轻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高烧不退、呼吸衰竭进而病死家中，甚至一家多人患病几至灭门的惨剧，仅财新记者在前线所知，就不是一例两例。

　　一个可资参考的公开数据是，截至2月3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438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3522例，其中武汉市6384例；累计死亡414例，其中武汉市313例。以此计算，中国内地31个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死率是2.1%，湖北确诊病例病死率为3.1%，武汉则高达4.9%。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0.16%，也就是说武汉确诊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国总体水平的30倍。

　　“可以说，在某个时间段，武汉在家隔离的疑似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残酷过程。”陈波说。

　　一边是病痛难忍、苦苦挣扎的恐慌病人，一边是陷入困境、举目无援的基层社区，而上级部门迟迟不采取实质措施。“我做了十几年社区工作，第一次感到了困惑。”王建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