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上的II型糖尿病

众所周知，对于科幻来说，不论是物理学bug、社会型态，还是文笔、人物塑造技巧，都不是很重要。既然作者可以在科幻中白由地发明世界，那么对于科幻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建造这样的世界是为了探讨什么问题？读者们为何会为这样的世界兴奋不已？

科幻是一种连作者都不一定知道答案的解谜。“一篇科幻怎么要这样上纲上线”这种借口，显然是分不清审查小吏和思想史侦探这两个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刘慈欣的文本，是分析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切片。

1.

比如说，这个典型的刘慈欣命题：“生存高于一切”，就很值得讨论。在（人类或者种族）生存面前，同情心、个人白由、信仰统统一文不值吗？它如果不是刘慈欣小说中最关键的问题，至少是最能够公开讨论的问题。

从《流浪地球》中对反对派、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放弃，到《球状闪电》和《全频带阻塞》中对数码和电气生活的抛弃，直到《三体》中对地球本身的放弃。在巨大的危机前，在任何其它办法都绝对无能为力的时候，作为对超限战的超越，作为一种十亿玉碎，就像海黄瓜喷出自己内脏一样，放弃掉通常认为不能放弃的一切，甚至包括人性（这个词从早期作品到晚期作品逐渐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来换取生存的种子。

当然，危急时刻放弃人性的情节绝不是刘独有的，科幻太多了不说（说了大部分人估计也没读过），不是还有《苏菲的抉择》，在集忠营门口选择儿子还是女儿去死吗？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不同：《苏菲的抉择》的论调是，不管哪种选择都是痛苦的，甚至有罪的，虽然一切都是德国人的错。刘慈欣则站在“冷峻”的高度对此不屑一故：真是矫情！既然你的选择是那时候唯一的最好的选择，那么何必再来装圣母心？和拘谨的白左相比，刘慈欣的粉丝以一种绝圣弃智的大无畏气魄直面这个问题，赞颂大手笔的人间工程，嘲笑傻白甜的天真和胆怯。

铁杆慈粉对电影版最大的不满是，电影为了“政剂正确”去掉了这样的气魄。他们喜欢的正是这种百无禁忌的去人性化解放，杀伐果断的宏大决策，将危机时刻牺牲人性所需要巨大的肾上腺素反应化为科幻作品的光晕。在生存面前，人性算什么？PTSD难道不就是公主病吗？真是虚伪哪！

但是，“生存压倒一切”的逻辑，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2.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程度的“生存危机”高于一切？比如，预测太阳要爆炸的理论模型到底有多可信？很可能由于作者没接触过真实的科研，从书里看来的大多是爱丁顿观测了一次日食于是广义相对论就石锤了这样的（不）科学故事，并不知道大部分科学的预测研究，都是像全球气候变化那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了，如果某个事件有10%的可能性导致人类灭亡，是否值得不顾一切地来避免它呢？如果这个可能性是1%呢？万分之一呢？用王二的推理方式，如果生存以定序（ordinal）的方式高于一切，生存和其它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任何程度对生存的威胁都高于其它一切。

这个推论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刘老师自己的文字作为佐证。它发展下去就是《三体》的宇宙观。既然这颗星球上有智慧生命，那就有可能来侵略我；所以一切智慧生命都威胁我的生存，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呢，对不起，我要把你球炸掉。

虽然在正常人看来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但是信仰“生存高于一切”的人，的确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我有一个范围非常广阔的“nuclear心利益”，一旦影响到就是威胁我的生存了，对不起，虽远必那个什么。

3.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的生存高于一切？刘老师的粉丝们回答起来倒简单，怎样的生存都行，好死不如赖活对吧，痛苦、贫乏、监禁，甚至整个星系都永远困在黑暗中，也没问题的。

所以，《流浪地球》“生存高于一切”逻辑的自然终点就是《三体》，一种极端短视造成的地狱景象：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互害宇宙，不仅大家互相斩草除根，连维度这种公共资源都要被糟蹋干净（最后not bad的结局当然毫无可信度）。刘老师的写作在《三体》之后接近终结，也很可能是世界观逻辑走到了尽头。

问题是，面对这样死胡同，一众读者竟然还很兴奋，就像《刹死那个石家庄人》的乐迷一样“刹我！刹我！”。这是为什么？

我有一个猜想。因为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选择，选择最擅长、最熟悉、感情最深的世界，被其中的情感不可抑制地牵着鼻子走。这种选择会从最直接的角度暴露人的天性，就像李承权的天性属于一条在大洋中心互相残杀的魔幻渔船一样。这种习性，从演化的角度最容易理解。这也是一种PTSD。

你也许听说过II型糖尿病的穷逼基因假说（Thrifty Gene Hypothesis）。II型糖尿病是一种胰岛素调节机制失常导致的血糖过高，发病原因主要是遗传。为什么一种明显有害的基因能够在演化中存活下来呢？有人在1960年代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会导致II型糖尿病的那些基因，在饥荒年代却能够帮助人体节约能量，挺过大洪水的可能性更高。后来有了很多人把这个假说批判一番，但是这跟本文无关。也有人说这些基因跟擅长吃人肉有关系，但是本文不谈这个。

大家都知道，刘老师成长在匮乏的年代，大洪水遗民的身体记忆，很容易被“生存高于一切”的思想实验激活。然而演化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你让自己的身体尽全力对付饥荒时代了，那么在食物丰富的时代总会有很多毛病跑出来，糖尿病就是其中之一。这不是说你不够努力，而是这些问题的优先级不够。你把好钢都用在刀刃上了，剩下来的钢材怎么着也要差一点。所以在没有危机的世界里，这样的人大概率活得不好。

4.

硬核慈铁耸耸肩：那又怎样？霍金说过，不去宇宙人类迟早要玩。我们时刻为终将到来的危机准备，而你们呢，只懂得在花花和平年代享福。只有我们我们东方实用主义和集中主义的精神武器，才能牺牲一切拯救地球。

大家都觉得这个幻想非常合理：既然II型糖尿病基因适合在饥荒时代生存，那么我们东方人的精神其实就是被遴选出来作为挺过大洪水的种子，占据着无法替代的生态位，就像地球大灭绝之后水熊虫也能活下来一样。至于你们沉迷于圣母心和多元化的虚弱白左们，就等着灭绝吧！

可惜，在真实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纯属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对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意淫。正如刘老师在年轻时以为在全频带阻塞干扰之后，低技术钢铁洪流就能干翻炝支数比人口数还多的米蒂一样。待到成名之后出去看了一圈世界，如果他还有工程师基本素养的话，还能继续相信这种鬼话？

刘慈欣在成长年代读到的那些科学故事，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巨大的压力可以产生伟大的科技进展，求生欲是最有力的精神武器。比如传说中两蛋一星，就应该归功于国族面临的危机。全体枪毙的压力，不仅造就了巢县足球的世界杯奇迹，也造就了金大帅的巨蛋；如果我们也能学习一个，科学院早就研发出航母杀手了。之所以没有研究出来完全是因为手段太软。所以，生存第一的思想可以造出万米高的地球发动机，这么棒的精神武器，还不用什么成本（家属付子蛋费），当然应该大用特用，平时也用起来最好。

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当然纯属扯淡。相信精神武器可以弯道超车物质水平的除了他，还有邻国的昭和男儿，比你们高到不造哪里去了，结局大家都知道。

而且紧急状态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贵东西，所谓“散漫”的米国人在珍珠港或者史泼尼克危机之后，也能瞬间进入肾上腺素的4F状态，你不应该随便质疑生物的交感神经系统机制。如果要终身保持这种紧急心态，那就像王二描述过的，国营单位因为分住房调换频繁搬家，很多人打包好的行李根本就不拆开，只是为了下一次搬家更方便一样。在实验室里这么做，你只会得到病态膨大的杏仁核，以及一只胆怯和虚弱的实验动物。

至于想用这种精神武器当作亟权的借口和手段，那就不仅要鄙夷它的动机，更应该质疑它的效果。一个中下层的技术员，甚至连体制内小头头的派系斗争都看不懂，当然不明白亟权也是个技术活，以为只要危机时刻领袖精神万丈光芒就能够一呼百应了呢。要是把它叫做低配法茜斯，法茜斯也很尴尬的。

5.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大灭绝并没有特定的原因，有的时候是没有二氧化碳被冷死，有的时候是二氧化碳太多被热死，有的是没有阳光被酸死，你没法找到一个单独的方法避过所有的灾祸，适合熬过所有洪水的基因是不存在的。这也是Thrifty Gene Hypothesis被批判的理由之一。“生存高于一切”的理念是否真的有利于极端环境下存活，也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理论上来说，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大灭绝事件的原因正是这种基因本身，所以每一次的大灭绝都彼此相似，基因和周期性灭绝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地球生物的演化史上，据我所知没有过这种事，但是对于精神上的II型糖尿病来说，如果“生存胜于人性”的信仰正好是周期性社会总崩溃的原因，那一切都说得通了。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