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隐瞒非典疫情后官复原职，旋即造成大坝决堤的官员抒情诗是如何体现社会巨大进步的？

2003年，非典肆虐，2月14日，广东新增非典病人56例，攀上了记录最高峰。
然而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居然发布来自卫生部的消息，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广东某位领导人如是说，当时广东和香港每天来往有30万人次。到了3月，疫情迅速在香港扩散。广州人隔岸观火一样，抱了同情的心，收看本港台和翡翠台关于非典的报道。香港的淘大花园被强制隔离。广州市民对于香港的SARS了如指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广州疫情竟几乎一无所知，还以为早已平息了呢。


3月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北京采访“两会”的记者的两篇报道，一篇内容是，一卫生部官员说，广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正在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是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说，非典并非病原体，而应该是病毒。民间盛传，时任《南方都市报》的总编程益中，为这两篇文章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此后整个3月，南方都市报再无SARS的报道。


而就在同时，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却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一脸轻松地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请辞北京市长5个月后，孟学农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依然是正部长级别。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254人死亡，34人受伤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人员的处理，其中，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而北京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沉寂一年后，孟学农近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心在哪里安放？》。这是一首诗歌。
百度百科评价到：这是篇诗歌体叙事短文，说是叙事，其实主要还是抒情，抒作者内心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但又抑制不住的复杂之情。在现今国情下，一位去任省长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而且媒体能公开发表，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


据说，孟学农的妻子在短信回复媒体采访邀约时曾说，“有些东西不要再去争辩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她重述了几经起落的孟学农的一句话：“历史愈久远愈清晰”。

呵呵，好个历史愈久远愈清晰。

因为近日出台了一项名为“严厉打击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保护医务人员安全”，我被要求为一本我以前一定不会看书写一篇文案。我不会看，不是我知道他不好，相反，我知道他一定是好书，只是我不愿意看。就像我一向不愿意现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一样。

凡人皆有喜怒哀乐，比如伊坂幸太郎，比如《巨人的损落》会让我喜欢，南明两宋的史著，会让我无比怒其不争，诸如《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伦敦传》之类正在读的好书，则会让我获得一种纯粹智识上的愉悦。
然而，我知道这本书只会让人心寒齿冷，看完了甚至连戾气与满腔不平都没有，只是绝望。几乎是页页触目惊心。


书名叫《大国医改》。我认为，没有必要多去写一句介绍这本书的话，这本书也诚然有不小的问题，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叙述太散，但关于当今中国整个医疗和药业组成的可怕的利益体系的方方面面，都点到了。

字里行间散落的，不过是零零星星的一些吃人和国人被吃的历史碎片罢了。

现在回首过往，吃人的人那劣迹斑斑的历史，有稍微清晰了一点吗！如果有的话，你好意思写出一首名字叫《默默地思量》的诗？？？？？？？？？？？？？？？？？？？（诗作见文末）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路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记录下来，让历史清晰一些罢了。

自古无用是书生，如果心中的愤怒有用，这些人，早就死一千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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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春暖花开。
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府。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温家宝任总理。增强忧患意识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一个特色。政府工作报告的结尾谈到忧患意识。

新一届政府伊始，便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席卷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SARS疫情，已经导致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
肇始于广东的SARS，其实早在2002年底便开始了。

“非典”的阴影最早徘徊在广东，普遍认为第一例非典患者河源人黄杏初。


黄杏初在深圳一家酒楼做厨师，1992年12月10日，突然发低烧咳嗽，以为是感冒，到小诊所开了点药，继续回酒楼掌厨。可病情加重，担心深圳的医疗费贵，回到了紫金县的家中，到河源市医院治疗。咳嗽、发烧，头痛，肺部有阴影，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可令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奇怪的是，施用抗生素没有任何效果，这病不同于一般发烧，白血球没有升高。12月16日，一位名叫郭仁程的河源本地人，也到河源人民医院治疗，两者症状相似。医生们束手无策。黄杏初病情恶化，被送到广州陆军总医院。而郭仁程被转到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给他进行治疗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院士钟南山。

钟南山惊奇地发现，郭仁程的肺很硬，就像塑料，没有弹性，吸气涨不起来，呼气缩不下去。钟院士先是给病人用了很多抗生素，不解决问题。那么，会不会是急性肺损伤？于是试着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情况，开始明显好转。当得知陪伴这两个河源病人来的8个人都感染了时，多年从医的直觉，让院士觉得遇到了新挑战。


送走两个病人后，河源人民医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护士游丽成为全国第一个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之后，短短一周，一下子又有7个医护人员开始发烧。

河源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毅觉得不妙。2003年元旦，他打电话给河源卫生局局长杨友观汇报告了这一情况，杨又立即向河源市长报告。第二天，也就是1月2日，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前去河源会诊。与此同时，多名医护人员染病的消息在河源不胫而走，一时恐慌情绪蔓延，市民开始抢购药品。

再说回黄杏初，在被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后，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于2003年1月20日出院。然而他并非是真正的第一例，他只是第一例报告到卫生厅的“非典”而已。还有一个人，比黄发病早了一个月。此人是佛山的村干部，名叫庞佐尧。用庞自己的话说：“我得病时还没有非典这一说，应该说，我是被追认为非典患者的。”2002年11月16日庞佐尧因发烧，到石湾医院治疗。发热，咳嗽，肺部有阴影，治疗无效，转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佛山人民医院请了专家来会诊，最后认定为应该用抗病毒药治疗，而且病人必须被隔离，以防感染。这时，庞一家及其亲戚5个人相继出现同样的症状，一齐住院。按照专家会诊定下的治疗方案，庞佐尧奇迹般康复了，并于2003年初出院，当时没有引起注意。

专家组关于河源的报告出来后，再没有人得“非典”，本以为这场风波过去了。孰料半个月后，中山市出现了十几名以发热、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的患者，多名医生被感染后，广东省卫生厅再次组织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组前去会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进行指导。佛山市人民医院医生、庞佐尧的主治医生周立新也在被邀专家之列，他查看了病人的症状后认为：这病跟庞佐尧的一模一样！


专家们在到达中山的第二天晚上，马上整理出一份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诊断：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
治疗原则：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等。
预防措施：隔离病人，病房通风、换气消毒。专家组指出，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播。这是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告。省卫生厅向全省卫生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粤卫办〔2003〕2号）。
然而就在这时，疫情开始悄悄地迅速地蔓延。

2003年马年的春节，对许多广州人而言，惶恐不安的节日。从大年初一的那天起，广州的非典迅速进入疫情的高峰期。

1月31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的邓子德医生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除夕之夜。在珠江新城的岳父母家吃过年夜饭，他正与家人一起收看春节联欢晚会，接到了医院的紧急电话，说刚接收了几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其中一名11岁的儿童病情危重，要求立即赶回医院。
时值大年夜，马路上空空荡荡，没有的士。邓子德医生只好跑步回医院，好在跑了十多分钟后，终于有辆的士停下来。邓子德参加过河源和中山的专家会诊，对于“非典”有经验，被任命为抢救小组负责人。

几乎同时，广州市民周作芬，因为咳嗽发烧，到离他家最近的中山大学附属二院看病。44岁的周作芬在经营海鲜生意。他身强力壮，以为是感冒引起发烧，根本没打算到医院去看，直到发烧持续了五天，越来越厉害后，才去了医院。


周作芬后来被媒体称为“毒王”，因为他病的传染性极强，先后放倒了70多人。中山二院的放射科医生，检查了周的肺部，发现有大面积的肺炎，当即让他住入呼吸科。呼吸科的主任、副主任，多名医生和护士给病人进行了紧急处理。中山二院位于珠江边，除夕之夜，烟花璀璨地开放在珠江的夜空里，值班医生欣赏着美景，根本料不到威胁生命的非典已经让多名医生在这大年夜里中招。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周作芬要被转往中山三院。呼吸科主任李建国戴好12层的口罩，亲自送周下楼，救护车司机范信德已等候在救护车旁，看到病人来了，范司机立即迎上去帮忙。
从除夕中午进院到年初一转走，周作芬只在中山二院呆了24小时，可就在这一天之内，接触过他的人都染上了“非典”，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清洁工、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等等，一共41名医生和护士被传染！
一下子病倒了这么多医护人员，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治疗，呼吸内科的病房已住不下了，医院于是把中山楼的17楼作为非典隔离病区。

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为救治战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冲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为天天有人倒下，17楼住不下了，又加开了18楼，18楼又住满了，再加开其他楼层，5层楼的病房全部住满了。最后，全院一共有93名医护人员病倒。
幸亏他们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除了范司机病逝，到了3月底，余下的92人全部病愈。

中山三院在大年初一接治了周作芬，因为周的病情严重，院领导组织了多个科室的医生组成紧急救治小组。三院的医护人员得知此病传染性强，治疗抢救过程中，戴上了手套、帽子和口罩，为周插喉管的医生特别戴了三层口罩。但是，这些措施于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却不大管用。在插喉管的过程中，周作芬咳嗽剧烈，痰液从插管里直喷到天花板上，溅到医护人员的脸上身上。
周作芬入住三院的第四天，也就是大年初四，救治他的医护人员开始发烧。第二批医护人员接力救治时戴上了8层的口罩，并穿上了隔离衣，但仍不能幸免。短短8天，三院在治疗周的过程中，先后有20名医护人员染上“非典”，其中包括后来牺牲的邓练贤医生。


年初八，毒王周作芬转入广州肝病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八院的医护人员已经知道毒王已放倒70多人，其中50多名医护人员，另外，他的家族成员中，有21人发烧，跟他一起住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就有他的母亲、妻子、岳父、岳母，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被他感染的人中，有4人因“非典”而长眠。

在血的教训面前，八院的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穿上两层隔离衣，戴上12层的口罩。但护理他的王春华护士最后还是染上了非典。

马年除夕夜，唐小平正在广州的一个社区，和艾滋病人联欢，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回去。

广州肝病医院院长唐小平，传染病学博士，艾滋病防治专家。1964年出生于湖南偏远农村。2002年9月，青年才俊唐小平才开始担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和广州市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第八医院是家中小医院，只有20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但因是传染病医院，是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医院。据统计，截至4月26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共有346名，约占广东全省“非典”病人的1／4。

当时八院的医生仍是缺乏经验，他们都没有戴防化面具，眼镜也没有戴，后来发现，病人的分泌物喷到眼睛的结膜上，也可以传染。医生们一片惊呼：“从医多年来，从没有见过传染性这么强的病，从来没有！”
随着患者的增多，一星期之内，从2月12日至19日，八院有8个医生，12个护士，共20人病倒，占了全院医护人数的十分之一。

在血的教训面前，才积累了防护的经验。病房的通风起初做得不是很好，后来在每台窗上都装上了三台排风扇，从此后，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就少了。唐小平说，装排风扇，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却管用，即使这么点小经验，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啊。在“非典”中表现突出的唐小平，后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为了防治医护人员感染非典，广东省紧急购买了201套医院用的空气清洁器和150套防毒面具，由于采取了有效的防护措施，广州医务人员感染人数由2月的201例下降到4月份的四五十例。

令人不解的是，正值非典爆发的高峰，新华社在2003年2月14日电播发了一条来自卫生部门的消息，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
——就在卫生部门宣称“非典得到效控制”的同一天，广东新增“非典”病人56例，攀上了记录的最高峰。

也许卫生部门通过新华社发布此消息的本意，是为了“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这像地震部门经常出来“辟谣”，称近期没有大地震，不要听信谣言一样。地震的临震预报确有难度，有时专家的话音刚落，地震发生，这就不幸成了“乌鸦嘴”。

而对正在迅速扩散流行的疫情，进行掩饰，发布假新闻，其性质与地震专家辟谣不同，至少有隐瞒真相，封锁消息的意图。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地区对非典的传播毫无防范，而已积累掌握的比较成功的救治经验，也得不到推广应用。

北京医护人员感染非典的高峰期，是在“两会”结束后四月份。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则为370人，仍为首位。如果广东的经验能及时通过媒体，哪怕只是通过卫生系统内部、传达，北京的医护人员就不会重蹈广州医生的覆辙！

《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些医护人员也认为，信息不通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由于信息的不通畅，他们那时甚至根本不知道广东医院跟非典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北京很多医院一开始将SARS当成普通高烧病人治疗，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所以造成大面积感染。

“非典”肆虐广东的同时，越南也突显了SARS的死亡阴影。
2月16日，越南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收治了一位从香港来的美籍华人陈某。病人的病情甚是奇怪凶险，因此，医院请正在河内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前来参加会诊。乌尔巴尼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派驻河内的专家，负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
当时，中国卫生部门并没有把“非典”当成重大疫情，还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刚接触病人时，乌尔巴尼也曾以为是禽流感。但是10天之内，与病人有过接触的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有了与病人同样的症状，一个个相继去世。乌尔巴尼惊讶万分。3月9日，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紧急约见河内的卫生官员，建议彻底隔离这家医院。

正是因为乌尔巴尼的及时通报，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得以及早向全球发出关于疫情紧急警报。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正在亚洲部分地区扩散的非典型肺炎定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乌尔巴尼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不幸被传染。3月29日，这位伟大的、为SARS的防治最早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医生离开了人世。
有科学家，包括北京的老军医蒋彦永建议，以“乌尔巴尼”来命名“非典”病毒。


中国相关部门对“非典”应对失当还在继续。
2003年2月18日，当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匆匆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症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病原体”，并建议用抗生素治疗。

广东的医生一片哗然。广东中山三院的呼吸科主任张天托认为：“这不可能！”他在抢救一个儿童时不幸染了非典，试验着用过四环素／左旋氧氟沙星等七八种药进行医治，均无效。所以他说：“不可能，我已经用过对衣原体有特效药的四环素啦，根本不管用！”
同一天，在广东省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广东医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病原。与会的钟南山神情肃穆，沉默良久，科学家的良知和临床实践，使他无法盲从这一结论。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并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在广东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钟南山主动向卫生厅请缨：“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送！”他在呼吸治疗和研究方面从事了三十几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另外呼吸疾病研究所在抢救这些病人方面比较专长，病人在这里得到抢救成功的机会多一些。还有，这些病人都是感染比较重的病人，传染性比较强，集中在一个地方相对来说就会使感染的机会减少。

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转移到了钟南山所在的广医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在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通报非典后的4月19日，呼研所先后收治的危重病人已达101人。
在整个广东，至5月31日止，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511例，治愈出院1441例，死亡57例，死亡率3.7%，创全世界最低非典病死亡率纪录。这得力于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生专家探索的治疗方法—合理使用类固醇或者皮质激素，预防肺发展为纤维化，以及更严重的呼吸衰竭；在病人明显缺氧时，采用无创的鼻罩或者面罩来通气等等。
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4月12日，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取消因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的香港和广东采取的旅行警告。
也是在这一天，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共同在SARS病毒溯源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员从野生动物果子狸身上查到的SARS病毒与人体中发现的完全一致。
果子狸从此臭名昭著。广东省政府召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拒吃野生动物，形成“拒吃野生动物光荣、乱食野生动物可耻”的共识。一大批野生动物“死里逃生”。

有一些教训值得记取。二月初，在广东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广东媒体却对非典事件“三缄其口”，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关于非典的充分信息，于是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网上的帖子广泛流传。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广州发生致命流感”。2月9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第二天抢购风达到高潮，大小药店人潮汹汹，白醋竟然卖到了几十元，一家媒体的记者还拍到了白醋100元的历史性照片。

有关疫情的传言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和省卫生厅召开记者见面会。2月11日，广东的纸媒体首次报道“非典”。市民这才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至2月10日下午，广东共发现“非典”患者305例，其中死亡5例。患者中有105名医务人员，无一例死亡。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领导强调说：“在采取有效措施后，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不再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全省7000多万人口，仅6个市发现病例，而且只有305例，说明情况并不严重，群众大可不必惊慌。”并声明，绝没有发生谣传的什么炭疽、鼠疫、禽流感等。

记者问：1月2日河源即有报告病例到卫生厅，为什么政府部门到现在才对外发布非典型肺炎病情报告？

时任卫生厅厅长的黄庆道说：之所以现在才公布有关情况，是因为1月2日后在河源、佛山、中山发现的病例已经陆续治愈，且没有新发病例。加上非典型肺炎不属于法定公布的传染病，公布了反而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公布。现在因为社会影响很大，所以才决定公布。

也许是因为媒体此前沉默，所以它们第一次报道非典时，民心仍然不稳。12日，先是在清远等地出现了抢购盐、米的风潮，到下午，广州、珠海、深圳也出现了抢购的人潮。此次抢购潮起因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谣言：“据权威医学专家可靠消息，目前广州的非典已处于失控，主要是由于我们食物中缺典所致。食用加典盐是目前预防非典的最好手段，请您尽快购买加典食盐，并通知您的亲朋好友。”轻信谣言的人连“非典”的“典”与食盐中的“碘”都未加分辨。

以至于13日，为平息老百姓心中的恐慌，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

“放心！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盐荒米荒纯属无稽之谈。”媒体的及时介入，让抢购潮匆匆退去。广州的媒体纷纷批评政府公布疫情太晚。2月11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公布疫情需要时机》，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认为，就非典这个事，最佳公布时机应该是春节前。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就此评论说：当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重大事情发生时，让公众拥有知情权，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未能通过正常畅通的渠道获知信息，很自然会受到各种传言的暗示，而各种传言在人人传递过程中肯定会走形，以致产生相当的慌乱。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不可能封锁，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资讯不发达年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次事件中各种版本的消息都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来传递的，从而变成群体的集体恐慌氛围。这就客观上要求有关部门再不能沿袭过去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老方式，对政府部门的综合应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应该与主流媒体建立更好的互动关系。当人们迫切地想了解这方面的准确信息时，媒体如果保持缄默，只能是以讹传讹愈演愈烈。（注《广州日报》2003年2月15日）

自从2月23日，媒体突然受到指令似的，集体噤声。
整个3月份，虽然广东非典发生了一千多例，死亡了几十人，各大医院战火纷飞，甚至有数名医生以身殉职，可广东媒体一直沉默，有市民骂媒体也得了非典。当时的媒体全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伊拉克的战争，而对近在身边的、危及百姓生命的非典闭口不谈，装聋作哑。
“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据说这是广东某位领导的惊人之言，言下之意不难读懂：控制媒体更甚于控制疫情。


因为广东和香港每天来往有30万人次，所以，到了3月，疫情迅速在香港扩散。广州人隔岸观火一样，抱了同情的心，收看本港台和翡翠台关于非典的报道。香港的淘大花园被强制隔离。3月一天的清早，当淘大花园的居民起床后，像往常一样去喝茶去上班时，却意外地发现，他们出不去了。原因是淘大花园有上百人被怀疑染上SARS，对整个小区实行了封锁。三月，广州市民对于香港的SARS了如指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广州疫情几乎一无所知，还以为早已平息了呢。

3月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北京采访“两会”的记者的两篇报道，一篇内容是，一卫生部官员说，广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正在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是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说，非典并非病原体，而应该是病毒。民间盛传，时任《南方都市报》的总编程益中，为这两篇文章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此后整个3月，南方都市报再无SARS的报道。

媒体的沉默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另一方面，使得非典在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快了传播速度，最终使一个地区性的传染病迅速成为全国性甚至世界性传染病，中国因此受到世卫的指责和批评。
4月初，世卫专家到了广州，广州媒体重新有了关于SARSR的报导，但这时候的新闻报喜的居多，无外是广东省有信心战胜这场病毒、广州人生活如常、世卫肯定广东防治工作，并强调到广东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

广东媒体关于SARS的报道真正重新放开，也是要等到4月18日。这一天，《广州日报》报道了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因照顾非典型肺炎病人而感染不治，这是首宗外界知悉有医护人员死亡的个案，但叶欣是在3月下旬去世的，她牺牲后差不多一个月才见报，刚好中央宣布各省不得隐瞒疫情。

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南丁格尔奖章，是国际医学界对护士的最高荣誉和褒奖。虽然申请时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最后期限，但是叶欣的突出贡献和她对抗击“非典”战役的鼓舞作用，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破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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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北京。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突然接到301医院的求救电话，说前一天来该院住院的山西三名病人病情相当怪异，可能是非典，要求转到302医院。

山西患者是27岁的女珠宝商人于某，她曾去广东进货，回到山西后患病，她的家人也被传染，于是一块来北京治疗。于某后来被确认为北京最早的输入非典病人。在收治北京第一例SARS病人时，301医院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而302医院共有15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包括72岁的老军医姜素椿，他在指挥医生抢救于某父亲的过程中染病。此后一个月之内，302医院传染病SARS一病区、二病区的40余名医护人员中，有30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

3月15日，北大附属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发烧病人李某，李某从香港探亲回来得病，因为传染性极强，李被称为北京的毒王。由于没有机会从广东医院得到防治SARS的经验，北大附属医院没有采取严格的防传染病措施，结果有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随着其他SARS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名。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一个星期内，东直门医院11位参与过抢救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也因病情过重，不治身亡。
在公众的不知情下，非典得以有机会迅速在北京蔓延开来。

截至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则为370人，仍为首位。如果说广东医生的鲜血和生命，是我们在首次遇到SARS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疫情能及时透明，北京能汲取广东同行用鲜血换来的经验，那么他们的牺牲本来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的……至少不会那么惨烈。

就在医院一片凄风苦雨、白衣战士以身殉职时，政府为了社会和民心的稳定，对非典真实的疫情讳莫如深，而京城所有的媒体也像当时广州的媒体，在这场关系到百姓生死的灾难面前，再一次集体失声。当然，媒体有媒体的无奈，这或许是他们无奈、惟一的选择。
2003年4月初，北京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却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一脸轻松地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几乎同时，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对记者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向全世界保证，“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可以负责任地讲北京是安全的，戴口罩也可以，不戴也可以。”张文康还公布北京的非典疫情为“患者十二例，死亡三例”。

同一时间，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外科主任、退休的医生蒋彦永正坐在电视机前，当他听到张文康公布的数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与他了解的情况相去甚远。他马上打电话给309医院的朋友，得到的信息是，仅309一家医院，非典患者便有60名！且至4月3日，已有6人死亡！在一派谎言面前，蒋彦永再也坐不住了。他愤而写信：“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信中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蒋彦永于4月4日和5日，通过电子邮件把信分别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台，但如泥牛入海。蒋永彦忧心如焚，辗转难眠。这又不是伊拉克战争，市民知道多少情况与自身的利益无关，这是发生在北京、发生在市民身边的传染病，这信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全啊！此事如果捂下去，不知还会有多少不知情的市民，稀里糊涂地被传染。

发表在《外滩画报》的《蒋彦永——一个诚实的医王》一文写道：从山西来的非典病人也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人命关天。医生的良知，使得蒋永彦无法坐视不理，他冒着不遵守纪律的危险，又把电邮发给美国的《时代》周刊等媒体。一石激起轩然大波，4月8日，《时代》周刊对蒋永彦进行了采访，文章发表后，引起冲天巨浪。

老军医的这封电邮，成了中国开始转变对非典的防治的契机。《财经》杂志评论道：“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永彦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如果说，由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地、以更大的力度应对SARS，平常百姓能更多地了解和预防SARS，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蒋永彦功不可没。”

其实，在3月27日至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北京列为疫区。4月12日，再次将北京列为疫区。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的专家组考察报告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扩散。”专家组组长Alan Schnur说：“北京SARS病例的实际字数超过官方公布数字。”
值得我们整个民族为之庆幸的是，中央了解非典的疫情之后，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使有关部门没有继续遮掩瞒报，从严厉的批评中汲取了教训。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在各种场合表示，“非典”防治是中国的“天大的事情”。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非典”防治，也是公共卫生工作的转折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的非典数字，从过去的37例一下子增加到339例。同一天，由于隐瞒疫情、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时年53岁的孟学农在2003年1月19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他就职时曾慷慨激昂地说：“新一届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透明的。”

孟学农引咎辞职后不久，出任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仍是正部级待遇。2007年，孟学农任山西省省长，这一次任职300多天后，因为吞噬掉260多生命的溃坝事件，再次辞职。也许，对于这些事件或事故本身，孟学农并没有直接责任，但作为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他又别无选择。去职返京后不久，他写了一首诗《心往哪里安放？》，心情相当郁闷。

2003年4月20日，非典被列为法定传染病。4月22日，海南省省长王歧山被紧急调往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中国的“非典”防治和危机处理，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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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改：

以及那首《默默地思量》：这是篇诗歌体叙事短文，说是叙事，其实主要还是抒情，抒作者内心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但又抑制不住的复杂之情。在现今国情下，一位去任省长用此种方式表达内心之情，而且媒体能公开发表，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

不仅是政治的进步，诗歌也进步了不少呀

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

心在哪里安放？在烈火熊熊的太钢炉旁，在黑金滚滚的大同煤矿，在晋南改造黄土地的村庄，或是，在雁北那啃着光秃秃草根的牛羊……

心在哪里安放？曾在江南水乡，塞外山梁，袅袅烟绕的庙宇，萋萋青草的毡房，或是，伴着大城市的美味佳酿，在妻子柔软细腻的胸膛，生活本来就惬意舒畅……

心在哪里安放？流转的时光，叩拜着敬畏的上苍，即使是农田、工厂，即使是商店、学堂，莽莽苍苍，过过往往，民主文明富强，那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我多想多想，让窑洞传出书声朗朗，孩子们挥就健壮的臂膀，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我多想多想，让母亲充沛的乳浆，缓缓地滴入孩子的口腔，婴儿在温暖的怀抱中成长。

我多想多想，让干涸土地得到灌溉，淙淙之水在贫瘠的高原上流淌，泥土的芬芳、晨曦的阳光，绿色的情景成为并不苛求的向往。

我多想多想，让鬓角斑白的老人，该吃饭吃饭，该上炕上炕，手中有余钱，家里有口粮。

我多想多想，手把命运攥着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哦，北国风光，吕梁太行，民族脊梁，铜壁铁墙。黄河拍岸的浊浪，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愿望，在三晋大地闪射出后发的光芒。

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

f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