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货币理论初探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文艺复兴时期波兰科学家，他提出的日心说影响极大，被称为“哥白尼革命”，是十六世纪的科学革命的先声。但为大部分人所忽略的是，他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一点甚至连经济史学家也对此知之甚少，他的经济学思想虽未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但其极具前瞻性的见解是很值得发掘的。

　　他的经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三篇论文和写给财政大臣约斯特·路德维克·德西乌斯(Justus Ludwik Decjusz，1485-1545)的信件中。1517年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论货币的价值》(Meditata，1517)发表。基于此文，1522年他又发表了《论货币》(Modus cudendi monetam，1522)，最后于1526年发表了《论铸币》(Monete cudende ratio，1526)。三篇论文，内容逐渐完善丰富，形成了他的货币理论框架。[Copernicus 1517，1522，1526]

　　哥白尼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波兰王国的皇家普鲁士，当时的国王齐格蒙德一世(Sigismund I of Poland，1467-1548)是波兰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君王，开启了波兰的黄金时代。要让波兰强大，最重要的就是振兴经济，哥白尼本人先后担任了管理牧师会财务和瓦尔米亚地区经济的职务，他还是国王的财政顾问，对货币问题尤其感兴趣。16世纪初，波兰币制混乱，市面上同时存在很多种币值接近的货币。这些货币都是历时百年，由各个国王按照各自的标准铸造积累起来的。同时齐格蒙德一世还统治着皇家普鲁士、立陶宛和罗塞尼亚，这些地区各自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且在波兰王国自由流通，造成了很大不便。因此齐格蒙德一世希望能统一币制，重新铸币，而哥白尼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他的经济学研究的。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所以早期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在统治者的要求下进行经济学研究，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他们是当时最聪慧的人物，或者是神学家，或者是和经济活动有关的商人和财政官员，或者是哥白尼这样的科学家。也因为这个缘故，早期经济学家们的论著都流传不广，仅限于内部交流。哥白尼的经济学论文成于1517至1526年，直到1816年才在华沙重新出版，为世人所知。中世纪经济学家尼古拉·奥雷姆(Nikolaus von Oresme，1330-1382)于1355年写出了经济学著作《论货币的起源、本质、法则和改变》(De oriaine，natura，jure et mutationibus monetarum，1355，后简称《论货币》)，此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本经济学专著，直到1862年才被莱比锡大学的威廉·罗舍尔(William Roscher，1817-1894)教授发现并公之于众[Balch 1908，p.20；Hulsmann 2004]，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哥白尼没有看过中世纪奥雷姆的文献，除了波兰经济学界的学者以外，后人也没有看过哥白尼的论文，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互不影响。

　　哥白尼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二是开创了货币数量论，指出货币的数量影响物价水平；三是首先用量化的方法分析货币问题，发现了通货膨胀的时滞效应，并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案。本文将针对这三个方面对哥白尼的经济学思想进行论述。

　　一、发现“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表述不仅被用于经济学领域，还延伸到一般的商品市场甚至传播学，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原这一表述的原初含义。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在同一个货币市场中，当两种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优质的货币会被劣质的货币“驱逐”出市场。1858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亨利·杜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1821-1902)从英国商人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发现了这一规律，格雷欣在“关于汇率降低的报告”(Information of Sir Thomas Gresham，Mercer,touching the fall of the exchange.MDLVIII)一信中说道：

　　陛下或乐于知道此事：先皇把银币的价值从6盎司纯金贬至3盎司从而将下跌的股市扭转为涨势，但随后股票价格从26跌至13，导致陛下的金子都被逐出了王国。[Balch 1908，p.28]

　　亨利将其命名为“格雷欣法则”，后来格雷欣法则成为经济学领域最广为人知的规律之一，其表述被精简为“劣币驱逐良币”。因为这个名字，世人普遍认为格雷欣法则是格雷欣首先发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则认为另一位政治家约翰·哈勒斯(John Hales，1584-1656)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第一人，其实都不确切[Mundell 1998，p.3]。1862年亨利本人也了解到，除了格雷欣，还有奥雷姆和哥白尼都独立发现了这一法则，于是他提议将其改名为“奥雷姆—哥白尼—格雷欣法则”。托马斯·威宁·巴尔赫(Thomas Willing Balch，1866-1927)又于1908年发表论文《奥雷姆—哥白尼—格雷欣法则》，提出给另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奥雷姆和哥白尼以应有的地位。[Balch 1908，p.29]

　　其实早在古希腊，这个现象就已经被注意到了。古希腊因为战事频发，铸币用的金银短缺，有时要融化神像的镀金铸币，最终甚至不得不使用铜币，这也是铜币的最早使用记录。铜币和金银币同时通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Mundell 1998，p.2]。例如在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蛙》中，就有如下唱段[阿里斯托芬2006，页169]：

　　在我看来，

　　我们的城邦曾多次遇到好人和高尚的公民。

　　我们旧日的

　　和新铸的钱币也有这样的经历；

　　早先的钱币不是伪造的，

　　人们也那么认真的去计算它，

　　好像那是最好的东西一样：

　　切割得正确、清脆透响儿；

　　不论是希腊人，

　　还是外邦人，都不胡乱地去用他；

　　这些昨天和前天还在通行、

　　肮脏的、毫无艺术造型的铜币，

　　是一种时尚。

　　唱词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不会把良币拿出来使用，从而导致劣质的铜币通行于世。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曾说过“精明的人更能轻易地发现金银合金”，“当人们能换回好的东西时，他不会换回坏的”[Mundell 1998，p.2]。到了中世纪，法国的历代国王都通过发行劣质新币来获得收入，国内旧币新币混杂，再加上中世纪欧洲货币几乎能跨国界自由流通，就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问题。法国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 le Sage，1337-1381)想要改革币制[Balch 1908，p.22]。奥雷姆应国王的要求研究货币政策，在他的《论货币》中提到“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金钱带到货币估值最高的地方，而这一行为导致我国金银流失”[Oresme 1956，p.32]。这个论点也从另一个侧面阐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而有些优质的货币，如佛罗林币等足金货币，通过雇佣军通行于整个欧陆[王宸2013，页375]。哥白尼所在的16世纪早期的波兰，情况与中世纪的法国类似，历代皇帝发行的货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时流通，导致货币市场一片混乱，而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就尤其有效了。相较于前人和他之后的格雷欣对这一规律的诠释，哥白尼的表达更为直白而明确：

　　当一种旧的，优良的货币还在流通时引入一种新的劣质的货币，不但会损害良币的价值，还会把它驱逐出(市场)去。[Copernicus 1517]

　　并且，哥白尼还对良币退出市场的几种途径进行了分析：

　　1.熔化或切割铸币以获利

　　哥白尼提出懂得良币价值的人并不会把良币当作货币使用，而是熔化良币以获得金银，因为良币所含金银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他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他说：

　　这只对金匠和因为经验丰富而懂得金属纯度的人有好处。因为他们从混乱的货币中挑出老的良币，然后融化成银子并出售。他们不断地从没有经验的普通民众中通过货币获得更多的银。[Copernicus 1517]

　　这种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良币被熔毁的现象，奥雷姆也观察到了，并记载在他的《论货币》一书中：“商人发现将铸币熔化获得金银对他们更为有利”[Sparavigna 2004，p.85]。

　　哥白尼写出《论铸币》一百五十年后，熔毁或破坏货币以获利的现象在英国愈演愈烈。人们切割钱币的边角，熔化成纯银出售，而缺角的货币仍然可以自由流通。1690年英国市场上百分之五十的钱币都是缺角的，还有大量的银币被熔化成纯银，严重的通货紧缩影响日常生活，于是英国决定重新铸币[徐娴2009，页11；Narron and Skeie 2013]。在关于如何重新铸币的论战中，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作为保民派站出来反对政府提高面值的铸币计划，又一次提出了铸币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在这一次论战中发表了《对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面值导致的后果的一些考虑》(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the Raising of the Value of Money，1691)一文，文中提到：“铸币对于很多人，甚至很多聪明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秘密。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很难，而是因为一些利益相关的人要把对他们有利的秘密隐藏起来”。[Locke 1691，p.103]

　　从以上三位经济学家对熔毁货币获利这一现象的分析来看，哥白尼第一个发现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一现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这一深刻见解为其之前的经济学家所不及。

　　2.收藏良币不愿意使用

　　除了上文提及的熔毁货币获利行为，另一个导致良币从货币市场消失的原因是人们会把金银成色足的良币藏起来不用。哥白尼在论文中说：“温里希、乌尔里希和康拉德时代的这些银币现在仍然能看到，他们都被收在坚固的箱子里”，文中所说的货币是指格伦瓦尔德战役前波兰发行的含银量高的银币，这些货币发行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随着新发行货币的成色越来越低，这些优良的货币渐渐因为无人愿意使用而退出了市场。[Copernicus 1517]

　　如上文所述，这一原因最古老，最先被人注意到。阿里斯托芬的《蛙》和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都是在阐述这个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在《货币的祸害》(Money Mischief：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1994)一书中分析美国双币本位导致的问题时说：“从1792年到1834年，美国实际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黄金作为货币只能高价使用，不能平价使用。黄金太贵重了。格雷欣法则在这里极其有效：劣币驱逐良币。”[弗里德曼1994，页57]这段话中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金币的市场价值超过了面值，除了需要进行大笔交易，否则没有人愿意使用。其实格雷欣写给女王的信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原因，在奥雷姆、哥白尼和格雷欣三人的文献中，只有哥白尼一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币制混乱导致的种种后果，可谓面面俱到。

　　3.良币流向外国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货币流动自由，所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最明显的途径，事实上“驱逐”指的就是良币流出本国。奥雷姆就提到过，人们更愿意把良币带到估值更高的外国使用，导致良币流出本国。

　　哥白尼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分析了一种他称之为“新先令”的先令发行的前因后果，并和之前发行的旧先令进行比较。这种新先令是由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鲁斯道夫(Paul von Rusdorf，1422-1441)为了压制日益贬损的旧先令而发行的新货币，其含银量比旧先令高一倍。但鲁斯道夫的愿望后来落空了，“后来这些‘新先令’(从市场上)消失了，因为他们也能在勃兰登堡的市场上通行”。这里哥白尼清楚的指出，发行良币也救不了糟糕的货币市场的原因是，外国(勃兰登堡)不接受劣币只接受良币，出于贸易需要，良币流向了外国。

　　和哥白尼同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德·梅卡多(Tomás de Mercado，1523-1575)和后世的洛克也都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提出，成色足的良币会流到国外，因为对外贸易一般按照货币的成色而不是面值对货币估值。格雷欣的信中也提到，因为乔治将货币成色降低，外国不予接受，导致足金外流。[巴克豪斯2002，页61；宋承先2005，页54]

　　哥白尼论文的目的是为国王提供建议，所以提出解决以上种种问题的方案当然也是论文的重点之一了。对此哥白尼的建议主要有两点：

　　一是颁布新货币时，之前的旧货币应当同时禁止通行，他说“当新的货币被颁发，禁止旧货币通行并完全的把他们清除出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无数国王铸造了自己的新货币，无论是出于对人民的善意还是自己的私心，结果都不如所愿，其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新旧货币同时通行，最终因为如上所述三个原因，良币退出市场，劣币通行。1696年英国重铸币，从1月份颁布新货币到5月份禁行，中间四个月新旧货币同时合法通行，就对货币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Larkin 2012]。哥白尼对过渡期的方案是，新货币推出后，旧货币禁行，但可以去法定机构按照其所含金银比例兑换新币，最终目的是要将旧的货币完全清除。其实哪怕在现代社会，这都是难以做到的，比如2002年，德国马克和欧元就混合流通了两个月，更遑论信息不通达的古代了。但值得肯定的是，哥白尼对新旧货币混合流通之危害的认知非常清晰。

　　二是统一铸币机构，将铸币权收归国王。哥白尼在论文中说：“此外非常关键的是，这两种铸币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成色，统一的面值铸造”，也就是说，虽然波兰是多个地区组成的，不同地区的铸币厂发行的货币也应该具有相同的成色，只能允许铸有不同的徽章图案，比如每个地区的铸币可以印上本地区公爵族徽的图案。统一铸币标准，可以避免各地区诸侯通过自己的铸币机构牟利，导致货币成色一再下降。

　　以上两点建议，第一点可以说是通过控制因为发行时间的差异来限制不同货币的混乱，第二点则是通过控制发行地区的差异来限制币制混乱，这两点是货币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

　　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学者路易斯·德·莫利纳(Luis de Molina，1535-1600)在他的《论货币》一书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比如葡萄牙禁止熔毁银币，甚至熔毁其他国家的货币都不行，否则将被流放非洲十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对熔毁或把货币带出国境的人处以死刑和没收一切财产[Molina 2014，p.244]。这些手段其实都治标不治本，而在此之前，哥白尼就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根治方案了。

　　二、开创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的供应量直接决定了物价和利率水平(也就是货币的价值)。持这一论点的经济学家在现代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他们被称为货币主义者。今日的媒体，通货膨胀，CPI，开动印钞机，4万亿计划等词语屡屡出镜，货币数量论尤为流行。

　　但直到近代，大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一直使用金属铸币，而且往往是用金银铸币，所以早期经济学家往往都是货币金属论者。货币金属论主张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内含的金属价值确定的，奥雷姆和哥白尼都对货币的起源做出了类似的解释。奥雷姆在《论货币》中提到：

　　一枚货币应该是由确定的金属铸造的，并且应该有确定的重量，所以它们要被印上经过设计的花纹，来让使用者知道其所含的金属。[Oresme 1956，p.8]哥白尼在《铸币论》中说：

　　铸币要印上一个被广泛识别的标记来标识它所含有的金银，同时为它注入公信力。

　　在金银铸币通行的时代要发现货币的数量对货币价值有影响是很难得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开创者[Humphrey 1974，p.2；Gerhard and Engel 2006，p.21]。西班牙经济学家里拉兹(José Larraz López，1904-1973)则提出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学者们才是先锋[Azpilcueta 2004，p.181]。而赖斯(Timothy J.Reiss)和辛德里特(Roger H.Hinderliter)认为哥白尼更早一些[Reiss and Hinderliter 1979，p.303]。之后沃卡特(Oliver Volckart)认为赖斯和新德里特误读了哥白尼的论文，波兰国王的经济顾问们才是开创者。[Volckart 1997，p.437]

　　事实上赖斯、新德里特对哥白尼的解读或许证据不足，但沃卡特的反对意见亦欠考虑，结合哥白尼在他的论文和信件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哥白尼是第一个发现并明确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人。

　　1.一个折衷主义者

　　哥白尼限于其所在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货币数量论者，他是一个货币数量论和货币金属论的折衷主义者，所以会有很多货币数量论的言论。他说：

　　面值和内在价值(所含金属价值)恰当地关联在一起，和以前一样，金和银是货币的基础，货币的价值便基于此。

　　这些论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的观点，被沃卡特用来反驳赖斯和新德里特，但哥白尼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货币金属论者。

　　除了之前提到的奥雷姆，还有后世的经济学家洛克，都认为货币的价值就是其所含的白银；[Locke 1691；宋承先2005，页54]此外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在他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一书中说“受重视的不是我们的金镑、先令和便士的名称，而是我们的银币的内在价值”[孟1981，页28]。他们才是铁杆的货币金属论者，认为货币的价值本质上就是货币所含金属的价值。

　　而哥白尼认为，金属是货币价值的基石，他们之间有紧密的关联，但货币的价值还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这里就涉及两种价值的区分，他在《铸币论》中清楚地提到：

　　我认为(商品的)度量就是铸币的面值，虽然它是基于金属的价值，但我们要把面值和内在价值区分开来。因为铸币的面值会超过它所含金属的价值，或者相反。

　　哥白尼论文的英译中所说的“面值”是一个误译，他原文中所用的拉丁文词语“estimatio”在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中就是指市场价值，如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193-1280)把市场上商品的售价称为“estimatio”，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1226-1276)说商品的供给影响商品的价值“estimatio”[Volckart 1997，p.436]。再结合哥白尼论文中的文意，我们完全可以把英译版本中的“面值”理解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价值，而因为哥白尼还未认识到货币的商品性，所以那时还没有货币市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市场价值这一概念了。

　　2.货币数量论的提出

　　哥白尼在《论铸币》中明确提出货币的价值和货币的数量直接相关：

　　如果为了满足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而铸造大量货币，货币会因为过量而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市场价值流失，人们用货币不能买到和其自身所含纯银等量的银，也就是说把货币熔化炼出的纯银比货币本身值钱……货币的价值还因为数量过多而被压缩。

　　哥白尼虽然没有全面系统地构筑货币数量论，但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提出此论点的学者。在哥白尼论文完成后四十年的1556年，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学者阿斯皮利奎塔(Martín de Azpilcueta Jaureguízar，1492-1586)和莫利纳都发现了货币数量论。阿斯皮奎塔在他的《货币分析评论》(Commentary on the Resolution of Money)一书中对货币数量影响货币价值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且提出货币也是一种商品，货币的价值和它的稀缺度有关：货币数量越大价值越低，越稀缺则价值越高[Azpilcueta 2004，p.279]。稍晚几年，和萨拉曼卡学派的学者们同时期的博丹于1568年发表了名为《对马莱斯特鲁瓦先生所提出悖论的回答》(Réponse de J.Bodin aux paradoxes de M.de Malestroit)的小册子，在书中他提出因为从新世界输入到西班牙的大量金银流入法国导致货币价值下降，他在册子中还分析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来详尽的论证他的论点，这本小册子导致的争论催生了货币数量论，于是让博丹也就被认为是始祖了[Gerhard and Engel 2006，p.21]。之后休谟继续发展了货币数量论直至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在他的著作《货币的购买力》(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1911)中提出费雪公式，将货币数量论数学化，称之为古典货币数量论。而现代的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理论被称为现代货币数量论。[Bordo and Rockoff 2002，pp.13—21]

　　哥白尼发现货币数量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是金属货币通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或许观察到货币的价值和他所含的金属有差异并不困难，早在中世纪就有银匠熔毁货币来获取纯银了，但要从这一现象中发现货币价值和货币发行数量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容易了。萨拉曼卡学派和让博丹之所以能发现货币数量论，是因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从美洲和非洲输入了大量的金子，影响了货币市场的稳定。萨拉曼卡学派学者莫利纳在他的《论货币》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新大陆的发现对西班牙货币市场的影响，他说金币的价值在新大陆的秘鲁最低，其次是塞维利亚，因为来自新大陆的船只在那里登陆，而西班牙的金币价值相对别国也大大缩水了[Molina 2014，p.278]。近现代纸币通行，货币数量论大放异彩，弗里德曼甚至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举出了雅浦岛用石头当货币，二战后德国用香烟当货币的例子。相比之下，哥白尼的洞察力着实让人佩服。

　　沃卡特认为哥白尼作为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人证据不足，他的理由是所有持这一论点的文章都只引用了同一段话：

　　如果为了满足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而铸造大量货币，货币会因为过量而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市场价值流失，人们用货币不能买到和其自身所含纯银等量的银，也就是说把货币熔化炼出的纯银比货币本身值钱。

　　他认为哥白尼在这里语焉不详，故不能把他的这段话理解为货币数量论[Volckart 1997，p.435]。事实上哥白尼对货币数量论的认识远非这一处，除了他的三篇论文，他还在1526年写给齐格蒙德一世的财政大臣的信中说：

　　通过提高货币的面值不能提高货币的价值，连支撑作用都没有。无论您希不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士会增加市场上的劣质银币……币制改革不仅仅是要提高货币的成色，还要控制货币的数量。[Copernicus 2003，p.113]

　　结合他在信中的建议，完全可以认定哥白尼对货币数量论有很清楚的认识。沃卡特的怀疑是没有依据的。

　　三 对货币贬值的分析

　　1.货币数量分析的先行者

　　哥白尼发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和货币数量论都是基于对波兰王国货币市场中种种现象的分析。今天我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经常会拿数据说话，没有数据几乎无法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学家们并不分析数据。虽然哥白尼的数学分析在今人看来很是简单幼稚，但在当时可以算是非常严谨了，可谓开经济学数据分析之先河。真正将数据分析作为经济学研究主要手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他的著作《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在1690年出版，马克思甚至认为他是统计学之父。

　　哥白尼对普鲁士的银币先令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币值，重量和含银量进行了分析，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皇帝货币改革势在必行：

　　普鲁士银币含银量变化图

　　哥白尼分别列举出了几个货币政策变化节点前后的币值变化，上图中时间点1是1351年左右，含银量75%，时间点2是1410年格伦瓦德之战，战后为了应付战争赔款，货币成色大降至26%；从时间点4标识的1413年始，条顿骑士团团长库西迈斯特(Michael Küchmeister von Sternberg，1414-1422)和鲁斯道夫希望将货币恢复到战前水平，发布新币将含银量拉升至60%；随后时间点5标识的1441年，城市获得铸币权，各地铸造劣币，成色大跌至20%，直到论文发表的1516年还未止跌，含银量低至13%，银币几乎成了铜币。哥白尼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把货币含银量从80%跌落到13%的整个过程回溯了一遍，并同时穿插讲解，结合历史事实阐述了自己的经济学理念，可谓有理有据。

　　哥白尼倾向于用数字进行论证，相比之下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待发行劣币问题。如中世纪的奥雷姆对铸造劣币这一行为予以痛斥，他在《论货币》中说君王为了私利铸造劣币是贪婪的暴君，他甚至在书中诅咒铸造劣币的君王不得好死。后世的洛克本人就是一个伦理学家，认为铸造面值高于所含金属价值的货币是一种对民众的欺骗。

　　2.对货币贬值问题的深刻理解

　　哥白尼对发行劣币的观察理智而富有远见，为了说服国王进行货币改良，他在文章中并没有一味谴责国王，而是站在国王的角度看问题，指出铸造币值超过货币内在价值的货币其实对国王自己并没有好处。他首先提出他对各国的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币值稳固的国家都是最繁荣的国家，币值低劣的国家则经济衰退。普鲁士也一样，以前一个马克值两个佛罗林的时候普鲁士很繁荣……而现在，货币的币值一天比一天低劣，我们的祖国也在衰退，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外，那些币值稳固的国家有着繁荣的贸易，优秀的手工艺人和充盈着商品的市场。

　　接着他更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最糟糕的莫过于在现有货币的基础上发行一种降低成色或重量的新货币，而且还装作跟旧的货币成色一样。因为统治者不仅仅欺骗了他的臣民，也欺骗了他自己，他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小利。就像一个吝啬的农人舍不得把好的麦子而拿劣质的麦子播种，最终他种什么瓜，就结什么果。

　　哥白尼把国王发行货币比喻成农人播种，这是很超前的认识，一百年后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我们人类的行动应当按其最终结果来估价。如果只看到农夫下种时把谷粒抛到地上，就会以为他是个疯子，但在收获时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行动的价值了。”托马斯·孟对国王通过铸造劣币获利的短视行为进行了更直接的分析，他说：“降低货币的成色或分量，虽然可以替造币厂带来一种目前的利益(只有一次而已)，可是在皇上将来的大量收益里，这一点利益，甚至还有更大的利益，便会很快再失去的。因为这些收益一定要年年都用实值较先前少的货币来交纳。……一切人的财产(无论是租约、土地、债务、货物或货币)都必定要按比例受到损失。”[孟1981，页28]对应于古代国王发行劣币，现代的政府则是滥发纸币，其后果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为政府开支融资，看起来就像在变魔术，像是在凭空变出东西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要建造一条道路，但用新印制出来的联邦储备券支付筑路的费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得到好处，筑路工人得到资金，他们可以用这笔资金购买食物、衣服以及住房。这期间没有人缴纳更多的税赋，但在以前没有路的地方却出现一条道路。是谁真正为这条道路付了钱呢？答案是所有手上持有货币的人都为这条道路付了钱。”[弗里德曼2006，页201]

　　3.货币改革方案

　　哥白尼对劣币问题的分析虽然还没有深刻到托马斯·孟和弗里德曼的程度，但他发觉了发行劣币对国家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最终会影响到国王本人，进而说服国王下决心改良币制。最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币改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给国王打了预防针。

　　首先哥白尼在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就提醒了他：“如果国王陛下不付出一定的物质牺牲，币制的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只要付出这一次就可以了，进行如此之大的改革，王室和人民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也不忘继续说服国王：

　　但这样的损失会被将来丰厚的利益完全抵消，要不了几年，金币的好处就能从国王的收益中体现出来了。

　　这个对治理货币贬值的时间估计后来被休谟、费雪和弗里德曼进一步阐发，称为货币的“时滞效应”[Humphrey 1974，p.5；Dimand 2013]。货币的时滞效应是指当政府采取货币行动后，真正要等效果扩散到全部资产最终反映到物价上需要约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滞效应也是弗里德曼用来攻击凯恩斯主义的论点之一。

　　此外，如前文所说，哥白尼主张在发布新币的同时马上废止旧币，那么问题就来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旧币如何兑换新币呢？于是他提出为了防止货币改革时市场混乱，利用足金的匈牙利佛罗林币作为等价物，新币旧币统统与佛罗林币直接挂钩进行兑换。可以说这是对金本位的最早尝试，而为了货币政策实施的便利性，他提出利用已经流通的足金货币而不是纯金作为等价物，是相当具有操作性的考虑，这样的话相当于省掉了纯金的分割和度量成本，而且佛罗林币作为流通货币，早已获得了人民的普遍信任。

　　综上所述，哥白尼通过分析货币的含银量变化，向国王阐述了当前国内货币市场不断恶化的现状；然后他继续通过分析货币贬值对国王利益的损害来说服国王下决心进行币制改革；最后他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货币贬值的治理方案，既能从根本上改良币制，又方便可行，具有操作性。哥白尼的一系列论文和信件，到底对国王和经济政策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哪些方案得到了采纳，我们从下面这张1459-1559普鲁士物价变化图可以看出一二。

　　Figure 1.The development of prices in ducal Prussia,1495-1559(1495=100)

　　 Note A=gram(rye,wheat,barley,oars); B =forest products(honey,wood,ashes),C=sprices and tropical fruits(ginger,pepper,almond,saffron),D=imported food(fine salt,lump salt,herring).There is a break in the ‘D’ linc,as no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1530-4.

　　 Sources:Lanckoronska,ed.,Elementa 52; Meckelburg ed.,Komgsberger Chromken; Hirsch et al.,eds.,Scriptores Rerum Prussicarum,vols.4,5,and 6; Perlbach,ed.,Simon Grunau's preutβische Chrornk,GSLA PK,XX.HA,OBA18,322; OF 1600,161m,168; 169a-c; 170-2,175-6; 182k; 184,193-8,200; Ostpr Fol.998; 13,287; 13,289; 13,293-5,13,297-9; 13,300-9; 13,311-2,13,458-9; 13,461-2,13,464-72.For detailed price series see Volckart,Munzpolink,pp 446 ff

　　 1495年皇家普鲁士物价变化图。A线：农产品价格，B线：林产品价格，C线：香料和热带水果，D线：进口食品[Volckart 1997，p.438]。

　　哥白尼的三篇论文发表于1517至1526年之间，给财政大臣的信写于1526年。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普鲁士物价在1522年骤降，此后逐年下降一直到1540年才开始反弹，而哥白尼于1543年去世。当然仅从这些时间节点我们很难说普鲁士的货币改革是由哥白尼一手推动的，事实上在《货币数量论的早期发展和他们在波兰普鲁士的货币政策背景》(Early beginning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nd their context in Polish and Prussian monetary policies,c.1520-1550)一文中作者也提到了很多波兰普鲁士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比哥白尼稍晚，但对货币数量论有所发展。他们作为国王的智囊，当然也对波兰普鲁士的货币改良有贡献。货币政策的制定，影响因素众多，不会是一人的功劳，但哥白尼绝对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