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是为了巩固新中国新生政权，应对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内外夹击下的政权倾覆。镇反运动中所谓的“指标”，是为了纠正镇反运动过程中的一定的“过火”倾向，是对数量的控制和约束。从实际处决人数来看，这种控制和约束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反革命分子的实际比例远高于毛泽东指示的所谓“指标”，这无疑间接证明了党的领导人在镇反运动中持有的慎杀态度。借个别地方镇反运动工作中出现的极为少量的错捕、错杀等偏差和相关失误，否定镇反运动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历史作用，其本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高度警惕并进行坚决抵制和批判。
［关键词］镇反运动 “杀人指标” 历史虚无主义
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不仅是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争议最少的运动，其正义性为世人所公认，中央正式批准出版的党史国史等权威著作、党的重要决议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例如，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充分肯定了镇反运动与同一时期的剿匪、和平解放西藏、土改、“三反”、“五反”运动等诸多运动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重大历史功绩。
由中央批准、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高度评价：“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以及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匪患与黑社会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社会治安情况大为好转。这就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中央批准、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充分肯定：“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为巩固新生政权，为恢复生产、民主改革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然而，近些年来，在我国相关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否定镇反运动正义性、必要性及历史作用的杂音噪音，歪曲了镇反运动的本来面目，影响了人们对镇反运动的正确认识。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形势下，很有必要澄清错误认识，恢复镇反运动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发动镇反运动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首先是为了巩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应对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内外夹击下的政权倾覆。概括地说，新政权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以及与其关联的境外反华势力；一个则来自大陆内部，各种矛盾交织而生并与境外存在某种勾连的暴乱。
1.蒋介石集团及境外反华势力对新政权的威胁
其一，国民党于败退前在大陆密布特务组织。国共内战即将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党军统特务首领毛人凤奉命拟定旨在大陆潜伏特务组织的《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并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内容有四项：第一是布置潜伏工作；第二是搞还乡计划；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第四是中共叛徒大量留下不许去台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登记自首的特务、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留守公职人员且先不说思想并非真正转变，其中也不排除有一定数量的居心叵测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或者“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犹如一颗颗炸弹，一旦时机成熟，里应外合，随时有引爆的可能。与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几百万明枪明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面对的敌人隐藏在暗处。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清除潜伏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就非常必要了。
其二，台蒋“反攻大陆”的图谋使新生政权提高了警惕和敌我意识。在台湾岛内，蒋介石到处发表“反攻”演说，并宣称：反共战争必获胜利。为鼓舞士气，每年的新年、青年节和双十节的三次文告也反复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大陆胜利年”和“一年准备、两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论调。为此，国民党在浙江沿海岛屿大陈岛设立“大陈游击指挥中心”。胡宗南出任首席指挥官，具体执行秘密策划向东南沿海发展武装特务。经过精心训练与策划，“反共”游击活动频繁展开。如1951年7月24日凌晨4时，300余海匪由匪首陈和贵率领，分乘篷船7只，兵分两路在乐清登陆，企图以3天时间进犯仙居地区，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被我军围歼。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频繁派飞机轰炸沿海以及内地城市。据新华社电讯：从1950年1月到1954年8月，国民党对大陆沿海和岛屿共进行42次袭击，使用兵力10万余人。
台湾情治部门还派出大量特工获取大陆情报。根据台湾“国家安全局”公布的数据，1949~1988年，共有2189名特工在大陆执行任务时“阵亡”。而根据台“军情局”的统计，台湾特工在大陆“遇难人员”竟高达2万人。此外，台湾情治部门精心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针对大陆的大案，有制造伪钞扰乱大陆的金融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等等。
台湾方面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中国新生政权对于大陆地区反革命形势的认知，即蒋介石集团从未放弃“反攻大陆”的图谋，敌我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在此情形下，镇压大陆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就显得极为必要。
其三，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新中国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蒋介石甚至幻想着趁着朝鲜战争的东风，借助外力重返大陆。一方面，蒋介石向美国多次要求登陆作战。经过美国方面反复讨论，均予以拒绝。但是，蒋介石并未放弃进攻大陆的打算，还是有国民党的军队跨过台湾海岸在大陆沿海进行小规模突袭，且台蒋势力和美国军方保持频繁接触。据当时的可靠情报，“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应麦克阿瑟之召赴东京，携有已为蒋所核准之计划，准备用廿至廿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拟与麦魔具体研究此项计划及预计效果”。另一方面，国民党派遣特务潜入大陆积极联络活动。一时间，台湾、大陆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勾连频繁，反革命势力从地下的隐蔽状态转而公开化。在内外势力的勾连之下，广西恭城、平乐、玉林、龙州、宾阳、柳州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暴乱，瑶山地区俨然成为桂中、桂北暴乱的指挥中心，汇集了38万余名匪众。川东地区反革命武装约有3万人，川南地区约有两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反革命势力也迅速聚集。
土改也遭到破坏。天津专区5个县统计共发生要求退地还财的事件就有117起，随后迅速蔓延至平原省32个县，河北省24个县，察哈尔省19个县。
同时，谣言四起。上海的地主就对佃户说：“现在美国人在朝鲜打得很好，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国民党也很快回来的。”北京地区盛传：“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说是“风水破了，要改朝换代”。
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的加入无疑对新生政权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可能导致美国入侵中国边境，另一方面美国支持下的台蒋势力趁机侵扰大陆沿海，加紧反革命势力的勾连，新生政权面临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困境。为此，中国共产党做出正确决策：必须严厉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切断他们与台蒋势力的联络，确保国内局势的稳定，谨防新政权在内外夹击下的倾覆。
2.大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暴乱
1950年春出现的几乎遍及全国的暴乱是建政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的一场重大考验。暴乱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财产的巨大损失、人员的重大伤亡，因而必须予以严厉镇压。“乱世用重典”，非此不足以安民心、定国事。
首先，暴乱分布区域广。暴乱不仅蔓延西南数省，而且遍布中南、华东以及华北等地，不仅发生于新解放区，而且包括老解放区，“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
1950年2月18日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说：“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门活动，而且都明显表现出政治性质。”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在给中南局并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二月底，反革命派组织抢粮骚动，杀害干部，省委严厉指令各地坚决镇压，反革命气焰打下去，转入地下活动。” 华东局鉴于反革命暴动的严重情况作出指示：“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
不仅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也发生了暴乱。1950年华北平原省单县发生了高楼抢粮事件。
其次，暴乱破坏性大。各地暴徒杀害基层干部群众、抢夺财物和粮食、攻陷县城，直接威胁到各地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其一，杀害基层干部、战士。暴徒残杀地方干部群众，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农会干部一次被杀10余人者有之；一村的农会会员被杀40余人者有之；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需粮草的民夫，整队被杀者有之。仅广西一省，人民政府干部被杀者，即有3000余人。暴徒残杀干部的手段也极其残忍：用滚烫的开水烫；用烧红的火钳或烙铁烙；往嘴里塞豆糠、米糠；在烈日下晒烤。有民兵队长被匪徒杀害，剖腹掏肝，把肝戳在竿子尖上，在村内示众。有征粮工作队员被匪徒肢解，手臂被砍断，悬挂在树上。
其二，洗劫财物、掳掠人口、抢夺或焚烧粮食。贵州多地遭到匪徒洗劫，“清镇县属鸡场，3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13户，第二次全村90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70余户，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在校学生也遭掳掠，“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抢夺公粮、焚烧粮库事件时有发生。1950年，川东行署涪陵地区三个县被抢走的公粮达1000多万斤，川北纵火烧毁粮库10座。
其三，破坏交通、占领县城、建立伪机构。西南地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沪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各地土匪“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云南双柏县匪众在大庄杀害征粮干部后，成立了“中国人民义勇军双柏指挥部”和“抗粮委员会”。浙江温州地区遭土匪杀害的干群有近百人，部分乡政府被迫处于游击隐蔽状态。
鉴于暴乱以及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新政权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18日、10月10日连续下发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有人认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清除反革命之心早已有之，发动镇反运动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这完全是脱离时代背景的一种主观臆断，不足为信。
二、镇反运动中所谓的“指标”
毛泽东在1951年5月15日亲自审定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规定：处决反革命时，杀人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这一指示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称为“杀人指标”，进而成为彻底否定镇反运动、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依据。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的“指标”。
要厘清所谓的“指标”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敌我形势异常复杂，局面动荡不安，一些反革命的势力蠢蠢欲动，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迫在眉睫，成为新生政权一项重要的中心工作。但是，一些地方干部对形势认识不清，对党的政策存在误解，镇反运动初期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倾向，严重地影响了镇反运动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对地方干部中存在的“宽大无边”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1951年上半年对各省市做出具体指示，以切实推进各地镇反工作。1月21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指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2月25日，他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运动计划，批语指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查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3月18日，他转发天津市委书记黄敬的镇反运动计划时做出批语：“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按照这一精神，全国镇反运动迅速地动员、展开，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有的地方出现了一定的“过火”倾向时，毛泽东为了纠正“过火”倾向，在5月15日亲自审定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明确要求杀人数字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显然，这个指标并不是所谓的“杀人指标”，而是为了纠正镇反运动过程中的一定的“过火”倾向，是对数量的控制和约束。
从实际处决人数来看，这种控制和约束显然是卓有成效的。以镇反运动的高潮时期1951年为例，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关于九年斗争总结的几个问题》中曾说：“1951年春季，运动进入了高潮，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了，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在短短几个月内，全国杀掉反革命五十几万，捕一百七十多万，镇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即1951年镇反运动高潮时期的被镇压的反革命人数是220余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是50余万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来计算，查1950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5196万人，乡村人口49027万人，市镇总人口6169万人，则乡村应处决49.027万人，市镇应处决3.0845万人，共计应当处决52.1115万人。
可见，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实际处决的人数与毛泽东的指示持平。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指示直接指导了各地的镇反运动工作，有效地控制和约束了各地的杀人数量。
即使如此，毛泽东指示的所谓“指标”也远远低于反革命分子的实际比率。根据罗瑞卿报告，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在大陆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人，各地潜伏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人。仅以这320万反革命分子计算，就占到1949年全国总人口数54167万人的5.9‰，如果再加上民愤很大的地主、旧官僚等部分，可知反革命分子的实际比例远高于毛泽东的所谓“指标”，这无疑间接证明了党的领导人在镇反运动中持有的慎杀态度。
三、个别地方镇反运动工作中出现的极少量偏差与相关失误
作为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个别地方难免在镇反运动具体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毛泽东提前预见到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曾指示在一些地区，镇反运动务必“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尽管如此，个别地方镇反工作中一些偏差和失误仍然出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也坦承：“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就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
概括地说，地方个别干部在具体执行政策时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凑数现象客观存在；二是挟私报复现象也出现过。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如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对政策精神把握不准；基层干部良莠不齐，甚至有一些原本就是社会渣滓甚至是混入队伍、伺机而动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地方镇反运动中出现的极个别错捕、错杀等问题立即引起司法等有关部门重视，曾反复组织各界代表、民主人士到监狱检查，问题基本得到了纠正。
对于个别地方镇反运动工作中的极少量的错捕、错杀等偏差和相关失误，中央正式批准出版的党史、党的领袖的个人传记等权威著作都给出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和意见。
如，200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指出：“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又如，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指出：“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镇反运动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作了纠正。”再如，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镇反运动的失误做出了必要检讨：“由于解放初司法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审判程序还不够健全，镇反工作在一些地方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作了纠正。”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初，内有暴徒，血雨腥风；外有宿敌，虎视眈眈。诡谲多变的敌我形势、客观存在的暴乱行为，都说明镇反运动是必不可少的，非此不能肃清反革命分子，非此不能保存新生政权，非此不能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罔顾铁的历史事实，纠缠于镇反运动中的所谓“指标”，借个别地方镇反运动工作中出现过的极为少量的错捕、错杀等偏差和相关失误，否定镇反运动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历史作用，其本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借助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既定的历史体系进行解构，对形成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提出质疑，不是镇反运动遇见的特例。近年来，网络媒体和一些公开出版物以“寻找历史”之名揭开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等历史事件的所谓“真相”，对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人物进行另类“解读”，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颠覆原有的历史观，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进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股错误思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并进行坚决抵制和全面批判，避免重蹈苏联亡党亡国覆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