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李成市教授來台大歷史系的演講。其講題是「平壤出土《論語》竹簡考釋:以其文獻性格和墓主問題為切入點(平壌出土の論語竹簡の性格と被葬者問題について)」。李教授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在東亞古代史與韓國史研究領域,是代表性學者。這次的演講聚集了多位從事東亞古代史、中國古代史的年輕學者,大家收穫都很大。我也再一次感謝李教授在百忙中來訪台大。
李教授此次演講的主題是關於平壤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的《論語》竹簡。由於北韓的政治、學界狀態特別,此竹簡的出土狀態諸多不明。目前一般認為其時間定在西元前第一世紀的中期。那也就是漢朝在此設樂浪郡的約半世紀後。樂浪郡的設置是重要的歷史學課題,無論是對中國史、韓國史或東亞史。但因為二戰後北朝鮮的政局,使該研究因為新出土文物取得不易而受極大限制。因此,貞柏洞出土的戶口簿與《論語》竹簡是很珍貴的史料。李教授注意這件分史料多時,並有研究成果出版。此次能親自聽到李教授的報告,甚是興奮。
在演講中,李教授提到了另一分史料之祢軍墓誌。近年來,百濟人祢氏家族墓誌引起學界的重視並有諸研究成果。其中祢軍墓誌因出現「日本」二字,引發熱議。李教授也藉此提到「日本の世界」的研究構想。我支持這樣的判斷,以下是我藉題發揮,作為我自己的劄記。
祢軍墓誌於2011年為期刊發表,引起學界迴響,其後還為此開國際學術會議。主因是誌文中出現日本一詞。祢軍是百濟人,百濟滅亡後歸順唐朝,而在唐朝仕宦。死於678年。若因該墓誌銘而得以證明日本作為國號早在678年即成立,則改寫歷史知識。因為一般認為日本的「國號」確立於大寶律令,時間是701年。在701年之前的二十多年前,該日本國號已成立的可能性當然是有的。但是史學研究不是憑道理去推論。若有史料,則一定回歸史料的考證。
關於日本之紀錄,這段墓誌之文為「于時日本餘噍,據扶桑以逋誅。」由於先入為主的觀念,我們容易將該誌文中的日本視為日本列島上的政權,即大和朝廷。因此這段史料就被解讀如下。當時的日本國不受唐支配,故能殘留性命(餘噍指殘留性命)。日本國是據有扶桑以逃避了唐朝的處罰。扶桑自指日本列島。
以上的解讀應是錯的。所謂「日本餘噍」是指百濟的流亡集團。下句「據扶桑以逋誅」的主詞正是此百濟流亡集團,是他們「據扶桑」以逃避唐朝的拘捕與定罪。663年白江口之戰後,大和王權認為唐朝會入侵日本列島。但沒有中國官方的文獻記載唐朝要消滅大和王權。祢軍墓誌銘屬唐朝的紀錄,不可能有唐朝消滅大和王權的記載。所以這段誌文中的逃亡、有罪者都指百濟集團,無關大和、倭王權。由於此處的日本不指日本列島上的王權,故爭論它是日本列島的那一個王權,如是否是北九州的王權,則沒有任何意義。
誌文中的「日本」不是作為國名,不是大和王權的國名。而是站在中國(唐朝)的立場,將東方之地稱為「日本」。日本一說是建立在神話基礎上的世界觀之上,視東方為日升之處,日是沿神木升起,此神木即「本」。「日本」即「日之本」,其具像是東方的神木。相關的討論,較近期的可參考神野志隆光《「日本」とは何か》。此「日本」是中國官方在世界觀中的區域分類,指東方。這也是東漢以後中國官方漸形成的「東夷」概念下的區域。論證這個東夷概念的代表性文獻就是《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該傳將滿州(部分)、朝鮮半島南部、日本列島稱為東夷。我們可以推論日本概念同於東夷。只不過東夷一詞有貶義,而日本則無。日本一詞源於中國王權的世界觀,其為作為自稱被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政權所接受。只不過這個過程的證據皆無。祢軍墓誌雖然還是不能證明這個過程,至少提供一絲線索。
誌文中的「日本餘噍」是指百濟集團。而這裡的「日本」是泛指中國東方,即「東夷」之地,實際上包括朝鮮半島(尤其是南部)與日本列島。其證據也反映在該誌文的下一句「風谷遺甿,負盤桃而阻固」。在文體中,「風谷」對「日本」。「日本」是「日之本」,「風谷」就是「風之谷」。「風谷」之說也源自中國的世界觀。依據五行之說,東方會「生風」。在西漢成書的《黃帝內經》就說「東方生風。」這應該是其後的一種信仰。故風谷指的是東方之地。若由此判斷,「風谷」是文學的方式描述了東方之地,與「日本」一詞的性質同。
再回到「風谷遺甿,負盤桃而阻固」。這句話是說,這群百濟集團是「風谷遺民」,即東方、東夷政權的亡國者。盤桃亦寫成蟠桃,在中國的神話中,是指遙遠海上的神木。唐代的詩文中屢見這樣的描述。如獨孤授有「蟠桃賦」,曰:「東海神木,是曰蟠桃。」此「東海神木」也就是「日本」。又舉一例。盧照鄰「建梨樹賦」有「蟠桃生巨海之側」之句。盤桃在「巨海之側」對於中國而言自是險阻。所以誌文說這些百濟遺民是憑藉此海島的阻絕而安固。
總之,祢軍墓誌不能證明當時的大和王權之國號為日本。它證明了當時唐朝稱東夷之地為日本,另一稱是風谷。在此墓誌中,日本不是地名或國名的專有名詞乃合理的推論。而在第七世紀中期至第八紀初年,東北亞局勢劇變。唐朝征服朝鮮半島的三韓。由於百濟的亡國,而百濟的統治集團逃亡至大和朝廷。因此大和朝廷認為它是中國王權所稱的東夷的盟主,所以就用了「日本」一詞定義自己的王權。在701年的大寶律令中就正式自稱為「日本」。
這樣的說法也不是全新之說。從石母田正提出「東夷之小帝國」以來,這套說法就是日本史的學說之一。只是我們不清楚中國王權論述中的東夷概念如何轉換成日本王權的自我認識與主張。祢軍墓誌中關於日本的記載,提供了我們一點線索。至少我們知道在第七世紀中期中國所稱的日本包括朝鮮半島南部,它是泛指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至於是否包括滿州的部分則暫無可考。第八世紀以後,大和王權使用了這個中國王權世界觀中的概念,自稱為日本。也可以由此推知,大和王權認為其支配領域包括朝鮮半島,至少是其南部。這個區域當是李成市教授所說的「日本之世界」。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第八世紀以後的日本律令制採用了「天下」制度。(拙作〈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展的一側面〉)此「日本之世界」也可以稱為「日本之天下」。
最後,祢軍墓誌被解讀雖然是近年之事,但研究成果已不少。可參考葛繼勇〈祢軍墓誌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附録:唐代百済人関連石刻の釈文—〉(該論文可在網路上下載)。代表的論文有王連龍〈百済人『祢軍墓誌』考論〉,《社会科学戦線》2011年7期;東野治之〈百済人祢軍墓誌の”日本”〉,《図書》2012年2月号(第756号)。台灣學者的研究則可見高明士〈「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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