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立法院三讀修正「實驗教育三法」,且一口氣開放實驗教育的最後一哩路至高教。另鬆綁了校長任期、場地等規範,但在師資、資源乃至於地方政府溝通上,尚有問題待解。
有感於體制內教育僵化,近年台灣實驗教育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二○一四年年底、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後,近三年就讀實驗教育的學生成長了快一.五倍、超過一萬兩千人,也因此帶動進一步修法。一七年十二月底,立法院三讀修正「實驗教育三法」,提高各縣市辦理實驗教育數量上限至十五%,且一口氣開放實驗教育的最後一哩路至高教。
擴及高教,實驗大學上路
過去,實驗教育多在高中以下撒種、發芽,透過本次修法,首度開啟了實驗教育至高教的可能性。一七年下半年,交通大學已經拔得頭籌,啟動全台首創特殊選才管道的「交大百川學位學程」。
「我們完全不看學測、指考成績,也把必修課程降到最低,讓學生四年不分系可以自由選課。」交大教務長盧鴻興強調,每一個學生都會配置至少兩位導師,在客製化、跨領域的學習歷程中,成為未來創新、創業的人才。例如有創業經驗的學生,想同時修管理、技術的課程,校方便能因應學生需求,提供課程。
「每個人都不一樣,很難用標準考試評量。」盧鴻興說,交大過去培養出許多企業家,細究原因,他認為是因為創校初期,校區還小,各系師生一起上課、生活,打破系所的藩籬,造就出多元學習、跨領域合作,不斷在挫折中往前的文化。
這次的百川計畫,就是想要回復這樣的文化,「過去幾年我們全校動員,把各系必修學分從七十個降到三十個,讓學生可以更自由去選擇不同領域的課程。」盧鴻興說。第一年,交大二十位的招生名額,足足吸引了超過四百人報名,錄取率僅五%,顯示其熱門的程度。學生也呈現多樣化,年紀最大的超過四十歲,也有人從高中就開始創業。
一四年上路的實驗教育三法,包括《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也帶動實驗教育蓬勃發展,型態趨於多元,包含公辦公營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私立學校、機構型態、共學團體以及個人在家自學。
「沒有想過實驗教育的需求這麼大,所以幾年內又重啟修法!」參與修法草案研擬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管理學系教授周志宏說,這次修法中,除了開放實驗教育至高教,也鬆綁了校長任期、教師資格、場地規格等等規範,「把各種配套做得更完整,一步到位」。
放眼台灣,實驗教育的比率雖是小眾,僅占全台總學校數不到二%,然此次修法也引起部分團體反對,全國教師工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全教總)便發表聲明,認為「實驗教育學校數量若再擴大,將造成大災難。」
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直批,許多縣市辦實驗教育是為了替小校解套,一旦學校面臨裁併,就藉此改頭換面,因法規較鬆,可大減正式教師聘用。例如嘉義縣豐山國小全校十四位教師中,僅一位是正式教師,太平國小全校十三位老師中,僅兩位是合格教師,校方師資聘用的彈性大增。
除了師資,教材也是全教總質疑的面向,認為目前的實驗教育辦學成效並沒有做評估,也沒有明確的課程教材檢驗與數據分析。
對此,參與創辦多所實驗學校的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鄭同僚認為,實驗教育不能以傳統教育模式思惟,「每一所學校理念都不同,教材無法用一個模式套所有學校,」鄭同僚說。
圖片: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提供
問題一:師資無法滿足所需
一七年鄭同僚帶領團隊進行全台的實驗教育辦學者訪談,他發現所有辦學者都有同樣的心聲,那就是「原有的師資培育體系,無法滿足實驗教育」。
以近年成長最快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為例,鄭同僚形容是「穿著衣服改衣服,老師的量足夠,但質未定。」原有的教師需要重新培訓,從按照課綱教學,變成能夠和學生互動、自編教材。為了增加師資,「實驗教育三法」上路的這三年多,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接受教育部委託,推動鄉村小校的轉型。針對五所公辦公營的實驗小學,在寒暑假進行系統性的培訓,有超過七十位教師參與其中。
五所試點學校有階段性成果後,今年四月起,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將開始第一屆的「台灣實驗教育工作者培育計畫」,首批徵選三十位線上、線下老師、共學或自學家長等人,進行為期九個月的課程。在「基礎通識」、「組課共學」、「場域實習」三種模式下,培養實驗教育教學所需的能力。「過程中會有資深導師陪伴他們,也會有成果發表會,」鄭同僚說。
鄭同僚期待,第一屆的培訓計畫結束後,可以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實驗教育師資培育方法,讓台灣的相關辦學者可以作為根基,訓練其師資,並針對各自特色進一步強化。
基隆市八堵國小,自一七年九月起,轉型為以「公民美學」和「全人發展」為主軸的公辦公營實驗小學,現有八十三位學生、十三位老師,其中有不少跨區、從外縣市來就讀的學生。
校長柴成瑋帶著全校老師,從兩年前開始,就定期討論如何進行學校轉型,「我們參考國內外各種實驗教育教學,找出欣賞的部分,但不直接複製,設計自己的課程。」柴成瑋強調,八堵國小起跑較早,也因此轉型的步伐較為穩健,相較於有的實驗小學針對特定年級實施,他們一次六個年級全面上路。
問題二:與地方政府溝通不足
「有些實驗學校,背後是地方政府指定轉型,但老師還沒準備好,就會產生問題。」周志宏不諱言,在他擔任地方實驗學校審議委員的時候,也發現不少這樣的案例,這樣下去,這類學校可能實驗失敗,後來還是必須轉回原本體制內學校。
地方政府的態度,也左右實驗教育的發展是否順利。一七年年底,在台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舉辦的「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行政人員暨審議委員共識營」當中,召聚各地教育局單位、公辦民營審議委員、教審會委員,以及關心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人士,分享討論「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相關法規、程序。
其中,誠致教育基金會承辦雲林縣、花蓮縣、台東縣三所公辦民營實驗小學,表示面臨截然不同的辦學情況,董事長方新舟感受就很深,遇上積極的地方政府,會主動幫忙解決問題;但有些較為保守的地方政府,則需要花更多時間溝通,地方政府和辦學者在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經驗都不多,彼此也都在摸索。
問題三:經費使用仍需彈性
另一問題,是經費的使用方式需要鬆綁。周志宏說,撇開未接受公部門補助的私立學校、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不談,公辦公營和公辦民營的實驗學校,因經費主要來自公部門,不論師資聘用給付方式、或是經費的名目就需要從寬認定,因為都無法套用傳統標準「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進原本的框架。」這部分需要中央鬆綁相關辦法,讓實驗學校的財務運用更有彈性。
也因此,在實驗教育法規鬆綁的同時,仍待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處積極扶植實驗教育的環境、師資,加上民間有心人士的培力,讓台灣教育更穩健走出多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