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玩中国女间谍妇女 日本军人吃中国妇女人脑治梅毒(5)

1990年去肥探亲，与家父（姚天成）闲聊中，谈起抗日战争一些情况。他谈了一些看法，过去少有听到，特摘记如下，供研究军史者参考。

 

（以下笔者简记为“Y”，家父简记为“姚”。）

 

Y：最近看到一些资料中，有人提出一个看法，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据你所知道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姚：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装备也远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60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毙、伤日军40余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苇岗战斗，也只是歼敌40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战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9个俘虏（听说平型关战斗我军甚至一个俘虏都未抓到），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看法，可能是出于目前流行的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Y：据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军不仅在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是不是这样？

 

姚：我感到，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解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后的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在那里面，特别喜欢描述日本军人怎么善于肉搏战，怎么善于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写得越厉害，就越可以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这样写，固然艺术感染力会比较强，而以我个人的体会，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顽固确实不假，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

 

Y：“高效作战”是什么意思？

 

姚：我说的“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当然可能很不准确），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

Y：这话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传》中所说的，日军士兵“技术好”，枪法准确？

 

姚：有这个意思，但还不只这些。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

 

Y：如此说来，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确实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但是，我看《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你们好象还是可以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姚：不夸张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

 

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1939年1到3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

 

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他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

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

 

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就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輜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之以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一支輜重联队作战，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