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

[万恶共匪去吃屎]

被强制“拉伕”进入部队的可怜支那士兵

作者：黄文雄 节选自《日支战争》

国民党过去没有征兵制度，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强制“拉伕”找来的。因此想逃兵的支那军人比比皆是。虽然南京被攻陷之后，国民党突然实施征兵制，但这项全新措施显然无法获得国民普遍认同与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普及教育，强制征兵当然会受抵制。结果，地主子弟纷纷贿赂村长以免除兵役，或者找无业游民代替入伍。最后变成所动员而来的，几乎都是贫苦的下层民众，征兵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 没办法，支那部队还是回到传统的兵员补充方式，也就是“强制拉伕”，其做法很简单，就是部队没有交战时，随时在路旁或闯入村落中抓人，强迫壮丁进入部队当兵。

支那部队强制“拉伕”的实况，长期在支那观察日支战争发展的作家尾崎士郎在其《悲风千里》之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描述，如下：“巡警手持步枪形成包围网，只让女子，小孩与老人出来，最后只剩下一些年轻男子像落入大网的鱼，在不断缩小范围的包围网中发抖，挣扎。眼看着有个年轻人就要趁隙逃脱，不料立刻被刺刀刺中，哀鸣不已。然后又有一个冲出封锁线，跳到壕沟里面。此时巡警立刻开枪，逃脱者当场毙命。这场“围捕拉伕”行动，总共抓到了四十三个年轻男子。部队准备将这四十三人带走之际，他们的家人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巡警则以有刺的铁丝网围住抓到的年轻男子，并用枪托狠狠击退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农村还是都市，只要听说有军队要经过，年轻男子要不是逃走，就必须躲起来。过去广东在军阀内战时期，更屡屡出现拉伕抓不到人，兵员无法补充的状况。于是，士兵与警察在街上演戏，假装打架，喜欢看热闹的支那人便不断聚集过来。此时军队从外围包抄，终于抓到好几个青壮男丁。（《现代支那全集第四卷——支那兵，土匪，红枪兵》）。

支那军队常有长官克扣士兵的粮饷，中饱私囊的状况。通常当兵的人战死，遗族无法受到保障，作战士气当然不可能提高。总之，因为制度不良，长期积弊，支那军队在战场上最常出现两个特征，一个是为了保命，必须开溜，逃兵。正因为素质如此低劣，所以如前述，支那部队普遍配置奇怪的“督战队”。此外，和日本军队不同的是，支那军队的指挥官不会站在前线，而是站在后方大喊“冲啊。”“杀，杀。”。当部队遭遇日军攻击而无法前进时，阻止国军士兵退却的责任，就落在督战队身上。

这些持枪的督战队做法凶狠，会当场射杀往后退的己方士兵。逼他们产生“反正后退也是死”的觉悟，只得拼死往前冲。所以，战死的支那部队，其实很多是被督战队所杀。还曾传出有个战场，负责掩护己方军队撤退的一整团支那兵战死在壕沟中。发现如此惨状的日本兵个个忍不住流下泪来。原来，为了防止士兵逃走，他们脚上全都被用铁锁锁住。根据《李宗仁回忆录》，日军进攻南京之际，支那的督战队在北门附近开枪扫射挡不住日军攻击而逃脱的己方军队。战后被宣传为“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其实大多是在类似情况下被杀的。

支那军队对于同胞与战友如此残酷，当然让伤亡人数急剧升高。总之，整体上支那部队士气很低，作战意志消沉。支那人原本就是自我中心的民族，战争之际当然会更自私，想办法把别人推上火线，自己则保持实力。也正因此，战后支那不断强调他们的军队多么富有牺牲自我的精神，多么勇敢，拼命制造抗日英雄的神话，正显示出这些就是支那军队见不得人的“死穴”，支那才得如此费力自我美化，自我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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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和支那军队的差异

作者：黄文雄


日支战争期间，双方兵员的损失，一般估计是“十比一“。美国人记者张伯伦所著的《战斗能力高强的日本》一书也有类似的分析。该书根据1939年初日本陆军省发表的“战死者五万余“加上战地病死者，推估日军在支那的兵员损失大约十万到十五万人。相对的，支那方面估计死亡达百万之众。

为什么支那部队损失如此惨重？首先当然与武器装备优劣有关。其次，支那部队素质低劣，也是重大原因。一般而言，交战之际如果后方没有督战部队，支那兵都会直觉想开溜。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乌合之众，没有人可以相信能够打败彻底训练过的日军。另一方面，支那部队病死与受伤而死的特别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野战医院设备极差，甚至干脆没有，官兵对于同胞受伤，不会全力救治，大都任其自生自灭。对他们而言，会受伤的人都是因为“溜得太慢“，所以“活该“。当然，这种作战文化只会增加伤亡人数。

日军与支那部队还有一项重大差异，就是日军除了作战部队之外，还有许多辅助的外围组织。最近支韩两国经常指责日本，说为什么日本不在教科书上明列“从军慰安妇“这个用语。但当时日军只有“从军看护妇“（从军护士），却从来没有军方主导的“从军慰安妇“。当然，军队附近有过“慰安所“是事实，但这是民间业者主持的机构，只不过营业地点随军移动而已。换言之，说日本陆军“征调慰安妇“从军绝对是污蔑之词。此外，战地日军必有军伕随行，协助运送物质。但这些只干粗活的劳工却颇有纪律，且非常勇敢。整个大东亚战争中，约有二十万台湾人进入部队担任军伕。

然后，日军会配备从军记者与从军僧侣。僧侣在战场上的主要工作不只祭拜战死者，他们也常以布教使身份积极传教，包括东西本愿寺，净土宗，日莲宗等宗派，都有僧侣随军传教。相对的，支那部队几乎没有从军护士，军伕，随军记者以及从军僧侣等。可以说，支那部队传统上并没有补给与后方支援的概念。

支那军的野战医院也是马马虎虎，可有可无。所以，凡是受重伤的士兵，都难逃一死的命运。至于日军的情况则是，战斗结束后，部队长甚至更高层级的军官都会带头搜索，寻找是否有受伤战友。如此的做法，无非显示日本军官对于下属深切的体恤与关爱之情。此外，日本工兵与宪兵部队会积极地做战场善后工作。（埋葬敌我双方死者，清扫战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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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事件—日军重视和平，反而导致日侨被杀

作者：黄文雄（节选自《日支战争》一书）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度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之后再度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工作。此时蒋指挥的南军兵力达百万，分为四个集团军。相对于此，张作霖元帅手下的北军也达百万众，由七个方面军构成。导致日本侨民被屠杀的济南事件，便是发生在南军北伐的途中。

济南位于津浦与胶济铁路交汇点，加上黄河，小清河水运畅通。当时是个人口达三十八万的商业都市，而城内有一千八百一十名日侨居住，南军开始包围攻击济南城时，他们害怕前一年的“南京事件”重现，便要求国内的田中义一首相出兵保护他们。

后来支配济南的北军军阀张宗昌败走，南军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城。二日，已经开始调动部队的日本“济南派遣军”（第六师团），得到蒋介石维持治安的保证，便解除警备。不料，三日，南军官兵突然大举袭击日本人的商店，当场约一百名日本人遇害，财物被洗劫一空。

该事件之中，日本人被杀害的惨状令人鼻酸。在纯“支那式”的凌虐之下，残暴不仁的支那官兵捆绑手无寸铁的日本平民，用斧头等利器劈砍，当场分尸。此外，妇女悉数被从阴部插入棍棒，男性的阴茎则全砍下来，小肠与内脏纷纷外露；甚至有的遭到“剥皮”的命运。这些情况，当时驻南京武官佐佐木到一中佐的手记与外务省的公电都有明确的纪录。

如此的暴行震撼日本国内，国民群情激愤要求政府“暴支应惩”（应该出兵支那，讨回公道）。

日军便于七日午后四时向南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二小时之内做出“交代”。其中包括支那方面必须将涉案的高级军官处刑等条件，不料南军加以拒绝，忍无可忍的日军只好炮轰济南城（轰炸目标局限在南军司令部与城墙部分），逐走南军，并于十一日进占城内。

日本政府基本上还是相信蒋介石的话，才局部轰炸，并未全面开火。换言之，日本政府的方针仍是“不干涉支那内政”。不料，支那的历史学者反而扭曲事实，将该事件渲染成“日军防碍北伐，有计划的挑衅行动”，真是一派胡言！若日军真想挑衅，面对超过十万的北伐军，怎么可能只派出三千名部队？但即使如此，支那还是把发生事变的五月三日改订为“国耻纪念日”，无耻地将事变责任推到日本人头上。

事实上，当时日本出兵济南的行动普遍受到国际舆论支持，华北极有影响力的外国报纸《京津时报》就指出，“若无日军出动平乱，恐怕济南城内的外国人都会被杀害”。此外，英国报纸每日通讯也说明“支那人令人发指的暴行不断，不免令人怀疑，烧杀掳掠是否为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 “日本人的忍耐当然也是有限度的”等等。

[草虾]

支那人普遍喪失慈悲心。

我的一位姻親，是克拉瑪依油田大火的倖存者，就說當年燒死的那幾百個孩子命不好，自己的命好。

支那軍人也如此，一旦逃過生死關，成為軍官之後，就可以不賣命了，職責就是逼迫士兵送死。

支那人就是如此，平素缺乏公義心，不關注公共生存環境，只注意自己的蠅頭小利。在軍中也是如此，打仗了當然就只顧自己逃命，潰兵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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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屠龔，轉輪倚天

[魔多]

支那猪知道体制是邪的，不但不反对，还拼命往里钻，他们想着只要爬到上层，就不苦了，然后又可以踩踏下层取乐了，人人都是这种心态，造就了这个环境

[国之伤]

我自认为是一个汉奸，反共反支，但是我要说，反共反支自然是好的，但是不是所有反共反支的东西都是好的，用胡说八道反共反支的人，不如用“投靠支共”来达到真正反共反支的目的。

比如济南惨案，我就问一句，蒋介石命令南军残杀日本平民，用意何在？尤其是这些描述性文字，在9年后的通州惨案里又用了一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一个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整天受别的国家或者连国家都不是的国家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在14年间动用其强大的军队打下一个本土面积50倍面积的领土，此话无耻之程度比之支共在79年对越前的宣传如何？

还有，整团士兵用铁链固定，需要多少铁？值多少钱？说这种话的人有没有动过一点脑子？信这种话的人有没有一点脑子？

抗战时期支那士兵的表现有怯懦，也有英勇，难说后者比前者少；并且所谓怯懦，很多是由于军队缺乏训练或者组织不完善，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在战场上能拥有多么可靠的勇气，实在令人怀疑。而说支军长官怕死实在过于偏颇，事实上由于上述原因，为了维持军队秩序，中级军官（团级营级）往往在低级军官（连排级）的位置上鼓舞士气，以故牺牲之大，绝对超过英德美日等国。

至于抓丁问题，本来就没有预备役体制，缺乏基层行政组织，此次战争牺牲之大，亦绝非募兵制能够解决的，为维持战争消耗，抓丁在所难免。不过至少前期，支军是有一定的预备役的，比如豫皖苏浙湘鄂赣等省保安团就大量补充正规军，甚至有成建制新编为正规军的。不过保安团说到底还是花钱招来的，到了后期，之前的保安团消耗殆尽，又无力组织足够的新的保安团，便只能依靠抓丁。以此论，批支那国府之愚顽落后是自然的，但是进行更多道德的批判却有些没有意义。

[万恶共匪去吃屎]

支那猪国民党土匪军魔鬼对通州日本侨民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通州大屠殺是中國軍人突然攻擊在通州的日本人商店，
及旅館虐殺約二百多名的日僑（包括小孩，婦女），發生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

「通州大屠殺」是典型的中國式殺人。
日本人喉嚨被穿上鐵絲，用鐵絲將屍體和屍體串起來丟在池塘（和２２８事件時基隆外海的浮屍一樣）。或者陰莖被斬斷（吳伯雄的大伯就是這種死法），還有眼珠子被挖出來，整個臉變型，手腳被砍斬的屍體（漢的呂后就是用這一招來整她的情敵）。
最慘的是婦女。被強暴後吊死，陰戶被插上掃把，掍子等物。也有懷孕的婦女肚子被插上一刀慘死路邊。
通州大屠殺之後，中日雙方一起驗屍，中國最後向日本賠償。
現在中國稱之為「通州起義」。

戚絕！通州事件！

中日事件尚未全面爆發前夕，日本民眾遭受了慘絕人寰的屠殺，被遺忘的通州事件。

根據收錄在『遭東京審判駁回的辯方資料』第三卷中，外務省情報部長的公開聲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和談話指出，通州事件發生於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曰的凌晨４時。大約有３０００名的通州保安隊包圍了１００名左右的日軍守備隊的營房，隨後突然襲擊日本人的商店、旅館、民房。住在通州的３８０名日本人之中，約有２００人遭到慘殺，倖免於難的，只有逃離日軍營房的１２０名而已。

　　　　根據外務省情報部長的談話，事件的全貌如下：

　　『支那人企圖屠殺包括婦女、兒童的所有日本人。大多數的婦女被戲弄，遭到長達２４小時的虐待之後，有的人在東門外被殺：在被屠殺的路途上，有的人手腳被綁，有些人的鼻子、喉嚨被穿上鐵絲，在地上拖行。屍體被丟進附近的池塘，有的人被噴上了上劇毒，整個臉部歪曲變形。

　　這種行徑嚴重地違反了戰時國際法。外務省情報部長在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天，公開譴責中國士兵虐殺、強姦、掠奪日本人的罪責。在東京審判審理的過程中，辯方也提出這項公開說明。然而，韋布審判長卻未提出任何理由即予駁回，因為『通州大屠殺』是聯合國不願碰觸的問題。

　　儘管起訴遭到駁回，ｌ９４７年４月２５曰雷拜恩辯護律師接連傳喚證人萱嵨高（前陸軍中將）出庭作證。然而，事件已經過了十年的歲月。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記錄』指出，萱嵨是和馳往通州救援的天津步兵隊長及支那駐屯步兵第２連隊長於下午４時抵達當地的。萱嵨連隊長作證表示：

　　『城內慘不忍睹，所到之處，儘是日本僑民的屍體，幾乎所有屍體的脖子都被綁上繩子。屍體中有不知人間世故的兒童和婦女慘遭殺害。』 『由於這一事件至今尚沒有記錄，因此，我只能根據記憶陳述我所目擊的事情。不過，這一事件實在太殘酷了！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深印腦海中的慘狀。』

　　　　『下面是我在一家叫「旭軒」的餐廳發現的。我看到七、八名被強姦的婦女，這些婦女的年齡從四十歲到十七、八歲的都有，有的全身赤裸、陰部外露遭到射殺。其中有四五名婦女的陰戶還被插入刺刀。（略）屋內的傢具、棉被、衣物等全被搜括殆盡。其它日本人的房屋狀態幾乎都如此。』

　　『錦水樓這家旅館也慘狀萬分。該處是通州日本人避險的聚集地，竟然遭到大肆屠殺。（略）據說錦水樓的老闆娘和女服務生等，就像串珠似地被串在一起，手腳被綁，遭受姦淫之後被斬首。』

　　萱嵨連隊長作證結束，桂鎮雄（原陸軍少校）旋即步上證人席。桂鎮雄足事件發生之際，為了救援被派至通州第２連隊的炮兵中隊代理中隊長，他們於７月３１日凌晨２時３０分抵達現場。

　　『一到錦水樓的門口，我看到面目全非的慘狀，十分吃驚，同時，屍體散發出來的惡臭令人作嘔。（略）接著，我進入帳房、廚房。裡面橫躺著一男二女，有的趴倒，有的仰躺，我不知道女屍是否遭到強姦，不過，有明顯打鬥的痕跡，一個男屍的眼睛被挖掉了，上半身的傷痕猶如蜂巢。』

　　『我來到一年前去過的咖啡館，開門一看，店內一片零亂，心想沒什麼大礙，往前走時，發現箱子裡面有一具全裸的女屍。她是被繩子勒死的。咖啡館的後面有日本人的住家，父子二人同樣遭受殺害。孩子的手指被整整砍斷了……』 『南城門附近有一家日本人開設的商店』有個類似老闆的人被拉出去處死，屍體被丟在路邊。肋骨暴露，內臟破流。』

　　這是殺戮現場的目擊證詞。雷拜恩律師最後傳喚的證人是櫻井文雄（原陸軍少校）。櫻井是７月３１日跟隨主力連隊進城的，他是支那駐屯步兵第２連隊的小隊長』也曾詳細目睹過屠殺現場。 『一出守備隊駐守的東門』間隔下遠的距離就可以看見一些男女僑民慘死的屍體，我們真是悲憤到了極點。由於沒有發現敵兵，直到半夜，我們都在找尋倖存者的下落。我們一邊連喚：「有日本人在嗎？」一邊挨家挨戶調查』鼻子像牛般被穿上鐵絲的兒童、被砍斷手臂的老嫗、腹部被插上刺刀的孕婦等，陸續從滿是塵埃的箱櫃裡、壕溝內、牆角暗處爬了出來。』

　　『在一家餐廳內，我目擊了一家人悉數被砍斷頭顱與雙手的慘狀。這裡所說的婦女，就是指十四、五歲以上的女子，全遭強姦，令人不忍卒睹。』 『我來到一家叫「旭軒」的餐廳，看見七八名全身赤裸、被強姦射（刺死）殺的女性，有的陰部硬被塞人掃帚、有的嘴裡硬被塞人沙土，有的腹部被直劃劈開，使人沭目驚心。』

　　『還有目擊者指出，東門邊的朝鮮人商店附近有一個池塘，池內有一家六口顯然是繩索套頭、雙手被綁，而且被穿上八號鐵絲，屍體彈痕纍纍，池水全被血染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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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事件：中國軍隊虐殺日僑錄

在八年抗戰中，雖然我國受到日本人很大傷害，但不可不提的是，在1937年發生的「通州事件」上，3000名中國軍隊竟然虐殺了約200名的日本僑民，其中有不少是老弱婦孺，基於我國一向有「隱惡揚善」的「美德」，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通常都會避談通州事件。即使在中國大陸網站，關於通州事件的描述都只是說導致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倒台，有一些日本浪人、偽軍、間諜在是次事件中被殺，完全迴避了有二百名日本僑民被虐殺的問題。

即時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都避談「通州事件」的責任問題。

「通州事件」已成為中國軍隊在八年抗戰中的一個大污點。

一般在戰爭狀態中，雙方軍隊都不應該濫殺平民，

隱惡揚善行為不可取，

雖然日本是諸多不對，但我們也沒有理由找日本平民出氣吧……

如果因為日本人殺了很多中國平民，我們就要殺日本平民作為報復，

那麼我們又和日本皇軍有甚麼分別嗎？

通州事件

1937年7月29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三周後，北平（北京）東面的通州爆發了大規模的屠殺日本人的事件。也就是所謂的“通州事件”。對於這場世紀大屠殺，不僅中國方面絲毫不提，就連我國的歷史學者乃至教科書、報紙期刊也很少看到。懷著緬懷那次屠殺中被殺害的200多名同胞的冤魂的心情，我寫下了這篇文章。

昭和10年（1935年），親日派政治家殷汝耕脫離南京國民政府，在冀東的首府通州市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擁有了人數在1萬多人的冀東保安隊。所謂保安隊，其實是基於昭和8年（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議而設置的。保安隊不僅僅配備了步槍和刺刀，更配備了機槍和野戰炮，所以戰鬥能力要遠遠超過一般的保安隊。

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當時在通州的寶通寺駐紮著中國第29軍的一個營。7月25、26日廊坊、廣安門的兩處戰鬥爆發後，位於通州的特務機關認為，必須面對保安寺中國軍隊駐軍的問題了。這個中國29軍的一個營，在日中關係惡化後，對於這只部隊的動向尚不清楚，假如任其駐守在那裏的話會對有危險。於是，廊坊戰鬥之後的26日，日本方面向駐紮在寶通寺的那個營傳達了必須向北京撤退的最後通告。但是，那支中國軍隊一直對通報一直沒有回應，於是27日早晨，我軍開始對寶通寺駐軍進行攻擊，到了正午時分，寶通寺駐軍被擊潰。但是在戰鬥中，前來支援的關東軍轟炸機誤炸了靠近寶通寺軍營的冀東保安隊幹部訓練所，導致發生了數名保安隊員死亡的不幸事件。

當時，保安隊在我轟炸機對地攻擊的時候，處於好奇，隊員們一起都跑到訓練所的操場上觀看，對於我方轟炸機，當時弄不清楚冀察和冀東的分界線，也不知道保安訓練所的位置，看到腳下哄哄嚷嚷的人群以為是29軍就作出了投彈的誤判。接到誤炸的報告後，細木特務機關長直接前往冀東政府的首腦殷汝耕長官那裏致歉，並親自前往現場視察，慰問死者的家屬。而且，次日28日，細木召集了保安隊教導總隊的幹部，解釋了誤炸的原因，並表示一定會努力處理好善後事項。

正好，在誤炸發生的27日，以傳播謠言著名的南京電臺（中國國民政府的官方電臺）對外播報了“盧溝橋29軍大敗日軍，中國軍隊已經陸續奪回豐台和廊坊，中央政府將陸續向華北派遣野戰軍，殲滅日軍指日可待。”的謠言新聞，而事實與其正好相反。南京政府最後叫囂著“軍事會議決定，蔣委員長命令附近的29軍大舉進攻冀東，血洗偽都通州，並血祭漢奸殷汝耕的決議”的決定。

聽了這個廣播後，對於北京當時的實際情況並不瞭解的通州的中國保安隊來說，無疑動搖了他們的心理和意志。當時通州保安隊分為張慶余指揮的第1總隊和張研田指揮的第2總隊，兩支隊伍當時都很早就受到了中國的人民戰線運動的影響。當保安隊聽到了“日軍潰退”“國軍冀東反攻”這些南京電臺的廣播後，他們也產生了抗日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與其跟著日本人，還不如掉轉槍頭跟著29軍，這樣才更有利。他們於是的出了這種錯誤的判斷。

當時，通州的日本軍守備隊的主力正在攻擊南苑，留守部隊為藤尾小隊的40人，山田自動車中隊的50人，連憲兵、兵站（從事補給）、兵器部等其他部門在內一共110人的薄弱兵力。張慶余、張研田率領的兩支保安部隊瞄準我方部隊力量單薄的時候，開始對我軍民進行襲擊。保安隊趁著夜色襲擊了長官公署並綁架了殷汝耕，保安隊的主力則攻擊日本軍守備隊。我方雖然只有極少的守備部隊，但是依然頑強抵抗著數以千百計的敵軍。守備隊除了輕機槍、步槍、手榴彈以外，沒有任何的重武器。守備隊冒著敵人的集中火力，死傷不斷的情況下開始努力撤退，日本僑民的住處和特務機關也挺不住了。禽獸般的中國保安隊對日本僑民的暴行，也在這個時候開始了。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遭到了相當於一個中隊的保安隊的襲擊，包括兩名日本少年在內的機關人員在艱難的抵抗著數十倍的敵人，終於最後不支，全員壯烈玉碎，特務機關被全部消滅。

二、禽獸不如、方式新奇的屠殺

中國保安隊不僅僅攻擊了我守備隊和特務機關，更對日本僑民進行一家不剩的襲擊，大量的日本無辜僑民（多數是老弱婦孺）被搶劫、施暴、淩辱和殺戮，其殘忍令人髮指。中國士兵用其特有的獵奇般的殺人方式，光天化日之下各處地方成了殺人的刑場。其淒慘程度，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南京、濟南事件，簡直就是令人髮指的尼港事件的再現。在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外務省曾就通州事件提出證據和發表訴訟，但是被法庭的威伯庭長否決了。同時這些證據在法院上被當作中國方面的證據而證明所謂的南京大屠殺，這樣的判決是有失公正的。下面就整理的目擊屠殺現場的證人的宣誓口供，讓我們來看看那個慘劇吧。

當時，曾任天津步兵隊長兼駐屯步兵第2聯隊聯隊長，參加7月28日的南苑戰鬥後於30日下午急忙前往通州營救僑民的證人萱島高，證言如下：

“在旭軒（飯店）附近有7到8名年齡在17、8到40的婦女被輪姦，被槍殺的裸體暴露著陰部，其中還有4到5人陰部被刺刀刺入導致死亡。在商鋪和官府衙門附近的日本男性屍體脖子上有勒過繩子的痕跡，噴出的鮮血濺在牆壁上，簡直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場景最殘忍的是一個叫近水樓的旅館了。下麵是曾經擔任通州救援的第2步兵聯隊步兵隊長代理的桂鎮雄的供詞：

“在近水樓的入口處有一具屍體好象是女主人。腳朝門口，臉上蓋著報紙，好象她經過了劇烈的反抗，衣服在她倒下前已經被扒光，全身暴露在外，現在還能回憶起她的身上被刺刀捅了4、5刀。陰部好象被刀剜掉，四周都是血跡。帳房和配膳房裏可以看出雜亂的腳印，很清楚就能看到被掠奪過的痕跡。中間房間有四具像是中年婦女一樣的日本婦女，全部是好象經過痛苦掙扎後死亡的。屍體是重疊在一起，只有一具身體向上露出局部。配膳房和帳房裏躺著一男兩女，有的伏在地上，有的面朝上。明顯有打鬥過的痕跡，男的眼球被剜了出來，上半身象蜂窩一樣的。兩個女的背上都有刺刀刺過的痕跡。還有當時一年前曾經去過的咖啡屋裏，有被繩子勒死的光著身子的屍體。房子裏面是日本人的家，孩子和雙親都被慘殺。孩子的指尖被全部剁下。南門附近的一家日本人商店，象主人一樣的屍體躺在路上，肋骨露了出來，內臟散亂。”


襲擊近水樓的是身著黑衣服的武裝學生和保安隊。他們殘忍的殺害幾名中年婦女後，然後搶劫了剩下來的十幾個男女店員和旅客，再用麻繩把那些人串著綁起來，拉到空地槍殺。關於那次殘忍的屠殺的情況，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但是有個日本人從槍殺現場僥倖生還，逃到北京，世界才知道這個消息。他就是當時住在近水樓的日本同盟通信特派員安藤利。安藤的手記《繼對支回顧錄》裏，那次屠殺的體驗被收錄在書中。安藤的體驗記《通州日本人大屠殺》登載在昭和30年8月的《文藝春秋》，之後轉載到《文藝春秋看昭和史》第1卷（昭和63年1月）。

作為駐屯軍第2聯隊小隊長，7月30日隨聯隊主力共赴救援的櫻井文雄證言如下：

“進入守備隊的東門後，幾乎每隔幾間屋子就橫躺著僑民被慘殺的屍體。大家都十分悲憤。一邊喊著“有日本人嗎？”一邊每家每戶的搜索。發現有鼻子被鋼絲穿透的孩子，有一隻手腕被切斷的老太太，有肚子被刺刀捅過的孕婦，這些屍體被放置在垃圾箱裏和戰壕中。有個飯店裏，一家人的頭和兩手都被砍下來。所有14、5 歲以上的婦女都被強姦過，簡直慘不忍睹。在那個飯店裏，有7、8名婦女被強姦後全裸殺害，有的陰部被插著掃帚，有的嘴裏被塞滿沙土，有的腹部被從上往下剖開，看著都受不了。在靠近東門的一個水塘裏，有一家6口人脖子被繩子綁著，兩隻手合攏著被8根鋼絲穿過，然後6個人象佛珠一樣用繩子串起來，他們的屍體被發現在那個水塘裏，塘水都被染紅了。”

這些證言裏描述的連惡魔都為之側目的慘無人道的虐殺，真是惡魔禽獸都自歎不如的暴行。被證實的虐殺方式，當時在遠東法庭上作為證言的有如下幾種：砍頭，剜眼珠，剖胸剖腹，內臟取出，用東西刺入陰部等軍隊管用的對日本人獵奇般的虐殺方式，從日清戰爭開始以來就形成了。


三、事件是保安隊有計劃的行動（中國方面的新資料）

通州在留380名日本人中，有260人慘遭殺害。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兩年不到，也因為通州事件這個世紀慘劇而降下帷幕。在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虐殺日本人的事件中，沒有能比得上通州事件的。如此殘忍的暴行，就是連惡魔都不會做的極惡毒的行為。

目前我國流行的說法是，當時通州的冀東政府保安隊的兵營被遭到日本轟炸機的轟炸，導致他們疑心重重，從而叛亂。也就是這個事件最直接的責任方是日本。但是，日軍誤炸這個說法是過去的說法，連中國都不承認。誤炸是在昭和12年（1937）7月27日，得知消息後，細木特務機關長直接前往冀東政府的首腦殷汝耕長官那裏致歉，並親自前往現場視察，慰問死者的家屬。而且，次日28日，細木召集了保安隊教導總隊的幹部，解釋了誤炸的原因，並表示一定會努力處理好善後事項。“誤炸原因說”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什麼保安隊會叛亂和對日本人的大屠殺，這是通州事件中不能解釋的一個疑點。

但是近來，來自中國方面的資料證明，通州事件是冀東保安隊第1、第2總隊事前計畫好的行動。例如，張慶余（當時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長）著《冀東保安隊通縣決起始末記》（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體驗記從書〈七七事變〉所載）和《戰火蔓延，平津陷落》及《關於冀東保安隊決起》等。詳細的內容就不冗述，僅用起主要內容。

昭和10年（1935）11月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後，河北保安隊被改名為冀東保安隊。12月，冀東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就任委員長後，張慶餘、第2 總隊長張硯田和哥老會（明朝開始的秘密結社）頭子張樹聲一起和宋哲元見面（張慶余、張硯田二人也皆為哥老會成員）。宋哲元先對兩人的抗日決心表明“代表政府”歡迎，其後要求各人要作好加強軍事訓練的準備工作，並每人各獎勵1萬元。2人在發誓“跟隨委員長、精忠報國”後，宋哲元連說：“太好了，太好了”。

通州反正這個事件確實和這次會面有關係-------這個張慶餘自己都說了。第2年昭和11年（1936）春天，中共支部已經在張硯田的第2總隊裏有組織了。和宋哲元會面後，冀東保安隊和29軍（軍長宋哲元）秘密達成了相互協作，昭和12年（1937）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張慶余等待河北省主席馮治安的指示（當時宋不在北京）。馮當時指示，為了配合和呼應29軍的作戰，保安隊要在通州起兵，同時保安隊對豐台從側面與29軍形成夾擊。馮把命令傳達給了29軍參謀長張越亭。張直接把冀東保安隊第1、第2總隊編入作戰序列。

另一方面，張慶余、張硯田兩個總隊長和通州特務機關細木中佐在圍繞通州防備29軍進攻的軍事會議上，兩人密謀欺騙細木機關長，提出要把分散的保安隊集結到通州以保護僑民的提案。信賴這兩個人的細木中佐表示同意將保安隊集結在通州保護通州各處的日本僑民。欺騙成功之後，決定利用7月28日夜12點通州城門關閉，一切交通通信中斷的時機為掩護進行起兵。中國方面關於通州叛亂的最新資料就是上述，沒有關於誤炸的說法。

通州事件其實是已經密謀了2年的對日本人的襲擊事件，那種由於飛機誤炸導致保安隊生疑而起兵的說法是行不通的。就象前文所述，南京國民政府方面播放了“日軍潰敗”的謠言。假如被“擊潰日軍”的宋哲元的29軍攻入冀東，那自己的命運會怎麼樣呢？這個時候，冀東政府可以說是十分危險的吧。如果能先發制人，生擒殷汝耕，把他交到宋哲元和蔣介石的手裏，必定會受到重賞。這就是相信南京的謠言廣播的士兵們的想法。於是，就趁對手兵力最薄弱的時候，對昨天還是友軍的日本守備隊進行攻擊。

四、喜歡嗜血，因為嗜血

保安隊的這種動機，是腳踏信義二字隨時緊跟強者，日日夜夜陷入權利鬥爭的戰亂中的民族的特有的背叛性格，這種性格和動機對於我們把信義二字看的比天還重的國民來說，簡直就是無法理解的事情。

通州人的性格：通州人過去，一直輕佻浮華，善於勾心鬥角，善於打小算盤而沒有俠義之心。這也是在金、元、明、清各朝代的興亡史中屢見“通州陷”「通州降」這些字眼的原因。通州在過去有“渡橋降伏”這句話，意思是敵人不到八裏橋（位於通州城外8華里，是通州8景之一）就不投降。即使敵人在稱外喧鬧而不攻城，通州人的心也會嚇得冰涼而馬上投降。（中野江《事変北支風物》》）。

背信棄義的行為是不可宽恕的。退一百步，就算保安隊對日本守備隊的攻擊是受到了共產思想的薰陶，還可以理解的話；那對260多名日本僑民的殘暴屠殺就是禽獸不如、天人共憤的暴行了。甚至對於無辜的沒有抵抗力的幼兒、婦女，都一點同情心都沒有，而僅僅因為是日本人這個理由而加以搶劫、淩辱、虐殺的你們這些保安隊，只能呼你們為披著人皮的惡魔禽獸了吧。

[万恶共匪去吃屎]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面“日支战争“

作者：黄文雄 节选自《日支战争》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之后，华北出现宋哲元军（第二十九军）与东北军合计四十一万兵力包围五千日军的局面。然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抽调三十五万部队北上徐州，日支双方再度出现紧张对峙。不过即使到此阶段，日本方面仍然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隔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演习完毕的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一木大队，突然被支那部队开枪袭击。但在不扩大方针之下，该大队并没有下达应战命令，一直到八日天亮,支那部队仍持续偷袭.忍了七个小时的日军终于发动反击,将偷袭的支方部队击退。此战后来成为日支战争的发端，也就是所谓的“卢沟桥事变”。

为了处理该事件，外务省与陆军中央紧急开会，确认仍旧维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但在同时，日本陆军开始出现“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对立。“扩大派”的主张是，支那反日侮日的气氛愈来愈嚣张，若不加以制裁，只怕他们得寸进尺，会导致日支关系陷入无可挽回的全面冲突。而且，日本侨民频频被支那暴民杀害，日本民众舆论已经形成“暴支应惩”的共识，军方不能没有动作。再加上未来万一日苏开战，支那很可能支持苏联，因此有必要提早给予教训，警告其不得作出任何危害日本的举动。“扩大派”的主张是以小规模攻击警告支那，并没有全面开战的意思。相对的，正面主张“不扩大”的将官则认为，一旦日本大举出兵支那，很可能会陷入长期战的泥泞中无法自拔。不如专心经营满洲，以备将来对苏一战。这派中心人物是石原莞尔将军等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两天，七月九日，日支双方在事变地点签署停战协定。不料支那方面并未遵守协定，反而持续攻击日军，加上传闻中央军大举北上，日本内阁紧急开会，决定从内地派出三个师团支援。但到了十一日，现地再度成立停战协定，派遣师团的动作也就按下。不料到了十三日，支那部队又撕毁协定，再对日军开火。就这样，在谈谈打打的过程中，支那部队不断背弃协定攻击日军，到了二十三日，日军终于开始反击。日本政府再度决定派遣师团前往支那，但部队出发之前，支那部队已经撤兵，于是派遣行动又取消。只是事情并未因此解决，支那部队的挑衅行动仍持续不断，到了二十七日，日本内阁第三度下达内地师团动员令。二十八日，日本派到天津的部队终于和支那开战，一举拿下北平和天津，是为“北支事变”。

之后，日军陆海军将领达成共识，积极与支那方面谈和。但蒋介石突然大举增兵上海，攻击当地日军，于是八月十九日，上海也爆发大规模战斗，是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支那方面显然期待上海战火扩大，因为如此一来，与上海有利害关系的列强就会介入支援支那。十二日，蒋设置大本营，自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事态正式朝全面战争发展。接到这项消息，日本方面与九月二日内阁决议，将“北支事变”改称“支那事变”。十月，日本开始透过德国再次尝试与蒋和谈，但没有获得具体成果。十一月，日军登陆上海南边的杭州湾，很意外的，支那部队连连败走，日军迅速推进到首都南京，并占领了南京。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立刻逃到四川重庆，后来，主张“日中不战”的汪兆铭回到南京成立中央政府，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权。在此情势下，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而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万恶共匪去吃屎]

“黄河炸堤“与长沙焚城

作者：黄文雄 节选自《日支战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黄河流经河南省中牟县附近的堤防被蒋军爆破。九日，郑州北部的堤防也被炮击溃堤，河水立刻倾泄而出。到了十一日，河南地区下起大雨，加上黄河的溢流水泛滥，转眼之间形成宽达十公里的奔流，覆盖了河南、安徽、与江苏三省平原。洪水又快又猛，据说中牟县高达五公尺的城墙因此没顶。结果，二十几个县份被洪水吞没，平汉铁路以东的十一个都市及四千个村落，全都淹没在大水中。这场人为的水患总计死者达百万，伤者六百万人，财物损失金额推定高达九亿五千三百万银元，被水淹没的耕地则有一千七百万公亩。当然，这些都只是水患当年的数据，其后遗症还持续数年之久。

根据支那方面的资料，日军在这场黄河水患中溺死数千人，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受到水患影响，日军最多被迫停止从中原直取武汉的计划，但后来迂回在华东成立了中支派遣军，几个月后仍然顺利攻占武汉。所以，蒋介石军队发起的这场水攻作战的受害者，全部是支那民众。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在其著作中哀悼黄河水患受难民众，赞扬他们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爱国者“。蒋纬国言不由衷的恭维根本是废话，在水患中丧生的千万百姓都是枉死的，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水患爆发后，日军赶紧投入人力修复堤防，也积极救助民众，进行防疫工作。（洪水后立刻爆发了传染病）

与日军积极救助黄河水患灾民相对照，支那部队对于同胞遭受生命与财产的威胁完全没有关心，可说残酷至极。事实上，支那的战史时常可见水攻。黄河因此而被决堤，据史料记载就有二十几次以上。到了民国时代，军阀内战与北伐战争中，黄河与扬子江沿岸堤防被交战部队敲开，更是家常便饭。即以日支八年战争为例，支那方面实施的“溃堤作战“，成功与不成功的，合计达十二次之多。（参看毕富春著《抗战江河决口秘史》，明文书局）。像这样把活生生的人民推入水坑的战术，正显示出支那军队的凶残，以及没有人性的本质。

此外，每次黄河溃堤，总是接连发生旱灾和饥馑。一九四二年春秋之间，河南因黄河水路改变出现大旱。灾区的支那部队向重庆求粮，不料得到的答复是“就地调粮“。结果，部队立刻四处抢夺民粮，使饥荒更加恶化。时任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白修德在其著作中详述了当时的河南省路旁尽是冻死饿死者，饥民争食腐肉的惨状。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深夜，湖南省省会长沙城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发生火灾。部署长沙城内的支那部队官兵，之前已接到长沙警备司令官命令，一旦该司令官放火作暗号，城内官兵立刻“焚城”，阻止日军进攻。不料，部队官兵误以为医院失火是司令官的暗号。（当时日军还在长沙数百里外），立刻到处放火，并且抢劫市民的财物。长沙城立刻陷入火海，据说燃烧三天三夜，千古名城就此化为废墟，民众死亡人数达二十万人以上。十六日，蒋介石来此视察，受到当地民众激烈抗议。他被迫将长沙警备司令官。警备团长与省警察局长三人枪杀谢罪，三人成为帮蒋介石脱罪的替死鬼。因为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就曾致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若长沙陷落，务必焚烧全城。此事应有绵密的准备工作。”而在焚城前一天，已攻陷武汉的日军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准备进攻岳阳。此时蒋介石猜想，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是长沙，便使出支那传统的战法“焚城”。

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也是长沙焚城的实际执行者许权在其回忆录《造魂》柳白著，克宁出版社）中证实，蒋介石之前在长沙军法会议上指示，武汉之所以落于敌手，主要是焚城计划没有成功，因此，只要日军越过新墙河（长沙北部约二百里处），务必即刻进行长沙焚城的工作。支那军队的这种“焚城”作战方法，日支战争期间除了长沙之外，其他地方也常出现。比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日军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时，发现这座城池已被支那部队焚烧精光。同样的，日军登陆杭州湾时，浙江省主席黄邵宏逃走前下令焚烧杭州城，只不过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没有加以执行罢了。

更明显的例子是，武汉陷落前，蒋介石已拟妥“武汉周围堤堰破坏计划”，并下令将日军能利用的建筑物全部爆破。结果，武汉陷入连续两天两夜的大火。根据良雄的《戴笠传》记载，当时支那部队的爆破目标有三十八处，放火目标六十七处，所幸并没有全部成功着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