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谢春涛表示,“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以“稳”为主
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这么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
一位读过《二卷》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本党内权威学者历经16年编修的史书,与现有的众多党史读本相比,并未发现太多的新颖之处,所用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相当正统,“整个目录中,没有发现一个新词。”石仲泉认为,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识。他同时坦承,学者们在写作初稿时,确实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后来的修改则更多地考虑了党内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创新之处,他说,像将新时期的划分确定为1978年,将1976年到1978年两年间表述为更有正面意义的“过渡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在书中更好地体现“积极的主流”与“错误的支流”这一主线,编写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党史《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篇幅大约占全书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当年主要参加了初稿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庐山会议反右”两章的起草。在此之前,他曾就这两个主题各写过一本书。
他记得,当时主要由胡绳、龚育之和石仲泉负责编写工作。开始是集体讨论,拿出写作提纲,然后每个人负责一到两章的写作,根据提纲写出草稿,再进行集体讨论,修改。
龚育之管得很具体,其间讲过许多关于党史修改的想法(现收录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书内)。胡绳则主要是把关、定调,比较成熟的稿子才拿给他去看。
谢春涛表示,当年编写时,并不觉得有很大压力,因为大家对大的问题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位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压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领导那儿,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们心中的科学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龚育之这样的主持者心中,科学性与党中央是一致的。
在谢春涛起草的两章中,与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书中,庐山会议一章改得较少,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章则改得多些。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外界有流传说,该书采用的是三年全国人口共死亡1000万,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谢春涛表示,采用这个数字既考虑了权威性,即是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发布的,但又没有展开来说这个数据,符合“不渲染”的原则。“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谢春涛同时表示,当年写作时,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也考虑到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彻底否定这段时期党的工作,二是一些“极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认为“文革”是应该肯定的创举等。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并无悬念。但是,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的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在论战过程中有意气之处,跟过去相比,已经有突破。
他觉得,这套书对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看法,应该是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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