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性质
星期六, 22 十一月 2008.
中国的演变对于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格兰与威尔士支部的月刊《今日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国家今天阶级属性的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发布的第一篇文章是林•沃尔什（Lynn Walsh）对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的文章《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所进行的答复。第二篇由林•沃尔什（Lynn Walsh）所撰写相关问题的文章也将在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上尽快发布。我们欢迎来自各方读者的评论。
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的经济和战略比重的增加，中国现在在世界大国关系之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的政治演变—现政权的命运和广大中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农民的斗争-在国际范围内也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具有当前特征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复杂转变产生争论也不足为奇。
在文森特的文章（http://www.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326/）中，他提及在本质上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家的上层机制…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在我们看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领导层的观点—文森特的描述过于绝对化。中国国家的走向是很清晰的，基于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前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无论火车头多么强劲有力，火车仍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现在就宣称“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复辟”还言之过早。
虽然在中国存在有强大的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但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处在混合形态中，混合着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国有行业（在或多或少的市场经济基础上运行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新兴成分的私人资本主义（从数以百万计的私营小企业到大型的中国和外国的私营公司）。在我们看来，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也未必会直线性地发展演变。随着形势变化这一演变可能会出现曲折和反复的情况。在今后世界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不能排除国家可能会会再次接管私人公司和或者那些濒临崩溃的已经“私有化”的公司。
我们认为这场辩论极其重要，而且也欢迎文森特为此所提供的贡献。但是，由此可能会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文森特和我们都同意中国不再存在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和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双方间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区别？我们仍然认为在这次辩论中还是存在一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分析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以科学方式全面地分析社会现象（在这里是，中国国家性质的改变）而不是试图把新的发展状况生搬硬套到旧的观念中。
第二个问题还是与分析方法有关，在一个强有力的波拿巴政权国家（特别是在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中，处于特定条件是否可能由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发挥作用而实现自上而下地社会变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未来展望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观点，立足于单一的角度展望和判断中国将确立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会由于其政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将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中国工人中先进阶层，在政治上必须为几种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做好准备。他们尤其需要为如下可能性做好准备，当面临一个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群众抗议而导致对政权生存产生威胁的时候，当局可能会转向对经济进行更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接管经营失败的公司来化解潜在的革命形势。
方法
根据我们的观点，中国现政权在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国家干预以稳定经济之间来回摇摆的可能性是因为中国国家性质的混合性与矛盾性而带来的与生俱有的特征。这也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分析方法是相当重要的。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第9章：苏联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了苏联的性质。这种情况显然不同于今日的中国。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伦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那个时期苏联的分析，将苏联看作一个过渡状态或中间态的社会形态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方法具有相当关联性。
托洛茨基写道，就是否处于完成状态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得不放弃倾向于某种已经“更接近于完成状态的定义”分析而更需要“复杂化与冗长化”的分析。由此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分析总结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九点主要特征，并对苏联命运作出了几种可能性的展望。
“教条主义者无疑对这一假设的定义不会感到满意。他们喜欢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处于完成状态特征的话，那么社会学的问题肯定会更为简单。但没有什么比脱离现实更危险的，为了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今天与你计划中不一致的东西可能到明天会表现完全相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要避免对没有先例和没有相似物的动态的社会形态做出武断的分析。科学的任务，以及政治的任务不是对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给出完成的定义，而是跟踪其所有的阶段，将它进步的因素从它反动的趋势中分离出来，揭示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并预见到各种未来可能的演变，以及在深谋远虑中为未来准备行动的依据。”
在1930年代的一本笔记中，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进一步总述性评论，这一评论与对今天中国性质的讨论是非常具有关联性的：“按照逻辑分类，有些对象[现象]边界清晰易于界定，其他[对我们而言]却带来困难：他们可以放在这一边也也可以放在另一侧，但在一个严格的关系界限中—并不有存在的空间。虽然这会使“分类专家”们感到愤慨，但对于辨证主义者来说这种过渡形式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打破分类的边界限制，揭示了实际过程中真实的联系与连续性”。（《933年—1935年托洛茨基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化论》菲利普•庞普（Philip Pomper）编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我们相信中国的变化也是没有先例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追踪所有阶段。我们的分析可能会显得比简单地断言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化而冗长化”。然而，我们认为，考虑到过渡的矛盾特征和“预见到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并在深谋远虑中为行动寻找依据”这是极其必要的。
波拿巴国家的角色
与分析方法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家的角色的问题，特别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以及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组成的波拿巴国家，以中国为例—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自我发挥的作用。就我们看来文森特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充分考虑到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政权在国家过渡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
文森特写道，“任何社会有机体、政权或政党的阶级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它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上是不够充分的。中国政权已放弃捍卫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生产关系、国有资产和计划经济，而促进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但中国现实情况是以过去1949年之后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发展为条件的。虽然当时的国家捍卫计划经济，但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制于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现在该政权已转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路线。这无疑是服务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但是，如果在这一阶段说该政权完全是资产阶级镇压的代理人或中国资产阶级的“仆人”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这个国家是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促进和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上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
卡尔•马克思和佛里德里希•格斯的著作对这种演变有类似的分析，他们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平衡于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权力（波拿巴国家）可以发挥自主性的作用以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基于普鲁士君主国家、军队精英和容克地主为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使该发展成为德国帝国主义增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必要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基于陈旧的封建地主所有制 ，一些沙讹领导人认识到作为军事大国而存在，他们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铁路和军工）。恩格斯写道，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后 ，俄罗斯政府着手“培育俄罗斯资产阶级”。（《沙俄的对外政策》，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沙皇国家在俄罗斯社会中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下被推翻。和俾斯麦一样，培育资本家阶级的沙皇国家也孕育了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培育’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党、军队和国家机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而在这一阶段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作为一个刚出现的社会阶级处在形成过程中。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要素是非常多样的，从小型家族企业到大公司。在这个阶段，他们缺乏社会凝聚力，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许多资本家是前官员或国有部门的老板，并与中国共产党（CCP）和国家机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大多相当地满意于用国家的力量来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创造条件并提供‘社会稳定’的环境 ，也就是保护他们免受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这个阶段，没有来自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对政权至上政治权力的威胁。
展望
文森特写道：“今天的国有部门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杠杆”，它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显然是正确的。该政权在当代国际条件下正在执行为资本主义增长历史性基础性需要的‘原始积累’的野蛮任务。这里有一个强迫城市化的残酷的过程，贫穷的农民正在被赶出土地，被迫在血汗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寻求低工资的工作。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以一个不间断的方式继续下去，这将产生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有待观察。
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2002-07年连续的以创记录的5 ％的年增长率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以每年10 ％增长率增长，那么中国理论上可能稳步迈向'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某个时刻，在此基础上，巩固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发生冲突并试图直接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受到强大了的工人阶级的挑战） 。鉴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爆裂，并开始出现世界经济的衰退，这似乎不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经济危机长期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该政权可能会被迫干预经济，防止经济和社会崩溃，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国政府突然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转到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进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面对经营失败的产业崩溃的前景，中国国家很可能将进行干预并接管它们。鉴于中国国家的历史和国家所有制的现有程度，这可能以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规模进行。
中国政权（和俾斯麦、沙皇独裁政府以及过去的其他波拿巴政权一样）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高水平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这些往往被该政权残酷镇压。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地形成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党。工人的先进阶层将在斗争过程中准备推翻该政权和扫除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
我们无法预测这类事件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自动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将产生旨在推翻该政权和扫除资本主义以便重新确立国有财产关系和计划生产的革命性的行动-这次是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并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前景连接起来的。
我们的一致之处
在更详细地就他的观点剖析之前，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将努力勾画出我们认同文森特的地方和我们不赞同文森特的地方。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由国有工业主导的，但却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进行非民主管理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崩溃并且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否存在国家干预，也不会再恢复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了，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时代的国际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最近几年里，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群众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国有企业和乡村公社所提供的‘铁饭碗’（就业保障）和教育，卫生和福利的丧失-是一个反革命性的演变，对工人和农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国家领导层—中共及其国家机器—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在促进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并设法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该领导层承认官僚计划经济的失败并寻求发展它的统治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在私营和国有企业）强化的超剥削和不平等的异常地扩大。市场关系的增长导致出现了很小的作为亿万富翁的资本家阶层和更大的富裕的资本家阶层。中国政权是世界上最为具有镇压性的政权之一而且使用其庞大的国家机器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反对派组织、活动和讨论。对计划经济的社会成果的反革命破坏事实上已完成而且中国正在朝着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而去。
我们反对该政权（或其辩护士）的任何主张认为即使在捍卫国家计划经济的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正在发展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该政权担心越来越强烈的针对腐败、低工资、贫富不平等的激化和环境破坏的抗议。但是，这些社会现象是由于他们正在推行的政策导致的。我们通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骗人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来判断中国领导人，他们使用这样的语言是企图合法化其反革命的措施。我们支持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毁弃1949年革命取得的成果而促进最具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愤怒。
在与中国有关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应采用的纲要上。我们和文森特也有着广泛的一致的地方。我们呼吁国有企业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经营，以及将国有企业纳入在工人政府的指导下的计划生产并由选举出来的民主的计划经济机构来管理。大型民营企业应当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工人民主地运行。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经济计划，中国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文森特所说），“政治上的—‘反官僚’—革命不足以再使工人阶级获取权力”。但我们不接受他如下的说法，“一场新的革命将结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不正确地...”无可争辩在中国，工业和银行业的重要部分仍处于国家所有和控制下，而且一个革命性的颠覆将需要对其进行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产阶级革命，当然包括推翻目前的国家和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的剥削。但由于残余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将来的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要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我们的革命纲领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我们之间的分歧
那么我们与文森特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批评，文森特（使用托洛茨基的用词）是给“一个未完成的进程一个完成的定义”。我们同意，有一个复辟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过渡，但我们不接受文森特认为的这一过程已经完成的观点，既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他提到托洛茨基的评论，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沿“突然反革命颠覆的道路”或“连续的蜕变的道路” 发生，最终以“热月政变”结束 。（热月指的是在1794年法国革命中最先进的政党雅各宾派的失败，托洛茨基用这个词指反革命的胜利。 ）文森特说：“这连续蜕变的道路‘出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发生了的事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复辟”。换言之，“热月政变”已经发生。然而，在我们看来，将进一步“蜕变”的过程尚未完成。
在我们看来，文森特对复杂的转型过程进行了简单化的分析，他的绝对的结论是片面的做法。举例来说，在国家的作用上，他正确地提到了“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的力量 。他还表示，“这超级剥削的大厦是建立在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的一党制国家体制上的”但他低估了强大的前斯大林主义（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在指导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该政权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但确定无疑它也维护其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文森特写道，“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诚然，国家不再拥有它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经济力量。此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目前的路线继续下去，该离心力将趋于变得更加强大。但是，认为中国国家现在在中国和国际上已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是错误的（如文森特所做的）。
当前的中国国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日本，韩国或台湾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速增长，根据“亚洲发展模式” ，那时国家比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和北美更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在今天的中国幸存的国有及国家控制的工业是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产物。他们不仅仅是相当于作为从大家族资本主义的信托基金发展而来的工业金融集团的日本的“经连”（译者注：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大商社财阀系列）或韩国的财阀。
在中国还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遗产。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仍控制着强大的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杠杆。正如我们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国的混合经济，27页-30页）显示的，通过一组庞大的国有企业有效地控制一些关键工业部门：电信、交通、能源和国防生产，虽然国家部门的就业已急剧减少，国家部门仍然占38％（2004年）的工业产值。这是事实，正如文森特说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公司化’：他们不再在生产计划下运作，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根据市场的标准运转。但说“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是完全自主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半私有化的单位是有些夸大其词的。”在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是由前中共官僚或中共当前所提名的老板经营的，（通常在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软贷款’的基础上，没有还款的预期）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投资和增长，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正如文森特说的，“银行业大多数是国有的...”而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70 ％以上的全部贷款。此外，它们没有严格按照市场标准提供贷款，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推进该政权的政策目标。事实上，‘软贷款’被看作（在中国和外国都遭到自由市场的批评）一种公共开支的补充形式。
此外，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国家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开支—这种投资是推动中国的高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销售原来的国有土地（结合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软贷款）已成为中国巨大的投机性房地产热中的一大要素。
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给予中央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以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向和优先事项。毫无疑问这里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策的省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和私人老板。然而，无论是中共还是其国家机器都被用来执行政策。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文森特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确证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通过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新生苏维埃的情况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发展必要的贸易联系来发展苏维埃经济。其限制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国家垄断的外贸以确保贸易为苏维埃的计划经济的需要服务。显然，在中国已不再有外贸的垄断。尽管一些中国领导人要求打开大门，但是中国也没有完全“打开大门”。正如中国有一个“混合的”国内经济，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有一个混合的性质。
文森特写道，“中国高层，包括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充分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胡锦涛形容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的开放政策”。在我们看来，这是夸大其词。中国鼓励外国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但基本上控制了它们经营的条件。此外，该政权还严格规范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最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该政权已再次向美国和欧盟表明它不急于放松政府控制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它继续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其加强了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和通过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其目前的汇率-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违背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对美国的承诺。在较早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利用世贸组织的问题来帮助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最近，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双边的贸易协议。中国政府对最近多哈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的破裂没有伤心落泪， 印度和巴西在该谈判中拒绝接受美国或欧盟的一揽子提议。
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发生旷日持久的危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中国将采取更加强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一方面涉及到贸易和投资，试图缓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角色
文森特并没有真正地分析自1978年邓小平发起他的支持市场的改革以来的过渡的进程。特别是，对国家的角色的评论是不适当的。由此而来，这意味着文森特对正在进行中的反革命进程给出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描绘。
国家的角色在确定过渡性政权的性质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文森特仅仅把中国政权看作为已从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镇压机器’。随着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工人阶级不再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中国国家体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抛弃很多”。毛主义官僚阶层已经通过“改革”进程转变为“有产阶级” 。 “虽然以特殊的'儒家'的形式，今天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极其清晰的”。
所有这一切中都包含事实，但是文森特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创建的强大的波拿巴国家的决定性的作用。官僚国家远远不只是镇压机器，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其继续统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它使用共产党和国家机器的所有资源从上面来指导变化的进程并继续垄断政治权力保留对经济运行发挥关键的作用。与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况相比，它的经济力量无疑是减小的。但是，中国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中保留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不是一个中国国家的问题，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是“1949年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国家已明确放弃了比较进步的计划经济。然而，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在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家独立的权力既没有被工人阶级控制也没有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连同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这些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在今日中国存在着社会过渡的混合的性质。
暂时不考虑已经达到什么阶段的问题，中国的反革命进程不仅是由一个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农民和工人的宏伟的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它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是，1949年的转变是自上而下直接由毛领导的农民红军和官僚化的（斯大林化）共产党的毛主义领导者从上面领导达成的。在运行在斯大林路线上的计划经济下，（如文森特指出的）工人和农民获得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取消的重要的社会福利。
可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被排除在任何民主参与国家或经济的运行外。不允许他们拥有任何独立的、民主的工会或政治组织。与资本主义相比，中央计划经济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因此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但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这需要工人阶级推翻官僚作风，并建立工人民主—政治革命。官僚阶级通过由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组成的巨大的工具统治着中国（如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没有工人民主的监督，国家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控着巨大的力量。
近30年里，毛主义官僚精英捍卫着作为其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在1970年代，在官僚管理不善的重压下，计划经济（如苏联和东欧）开始困难重重。邓小平提出“改革”， 引进市场经济要素（不可避免地刺激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刺激增长和支撑计划经济。然而，在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迅速瓦解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可行，他们只有通过向市场经济过渡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该政权试图通过提出叫“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掩盖这一点。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他们的政权。该政权被最终导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深深震撼了。这一事件以及苏联和东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无法容忍任何政治自由化：走向市场过程中就不会相应地进行民主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政权得出结论，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经济转型中发生的‘休克疗法’。国有企业彻底的私有化不仅挑起了一场经济灾难，而且（正是由美国倡导的‘休克疗法’希望看到的）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共产党官僚政治。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中国的叶利钦。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政权实施小步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它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力量并在经济开发区向外国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在城市地区，在国有企业外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该政权担心社会和政治动乱的爆发，一直在谨慎和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公司化’。毫无疑问，这打开了对工人进行无情超额剥削的大门。与此同时，它在放开价格和削减或取消燃料和食品的补贴上一直持谨慎态度。
到目前为止，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的结果-由于缺乏针对该政权的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反对派-中国领导层保持了政权并且国家官僚机构基本上完好无损。显然，它不再是中央计划经济全权领导。但它继续控制着指导经济改革方向的强大的杠杆。文森特说：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但它保留了远远高于那些资本主义已巩固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导的经济体的更多的权力。此外，该政权一直试图使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中共（超过7000万党员）适应市场为主导的任务。
在他最近的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2008年），戴维•萨姆本（David Shambaugh）写道： “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萎缩而且它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 控制工具并不象过去一样具有锋芒，但其统治的工具远远没有钝化—而且它们正在重新加强。党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和权力的全国性的组织。它是城里的唯一的政治游戏。通过其对人事管理的垄断（通过[党内任命]和“编制”的制度） ，党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各级政府而且控制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服务组织。它还控制着军队和所有强制性机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另外，它还控制大部分的媒体和社会中的信息流转渠道。党当然不打算放弃这些控制工具-恰恰相反，它一直在加强它们。它也不容许反对派存在，并迅速抑制任何政治组织活动的迹象。”
新兴的资产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权‘培育’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现政权正在采取措施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虽然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力量成为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兴的社会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由从小型家族企业的业主到大公司老板的多种类型构成的。它缺乏社会凝聚力，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
在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措施之前，私营企业是非法的，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家，除了黑市商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连续不断推出的亲市场的措施下，为资本主义力量增长的大门开得越来越大，这不可避免地鼓励新的资本家阶层的出现。
第一批资本家来自于农村地区的由邓小平推出亲市场的改革的基础上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阶层。随着市场机会的扩大，许多个体户和专业人士开始了商业活动。有相当部分的资本家是前中共官员和前国有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国家掠夺资源）来创业。许多人和党和国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联系。
而且，这批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仍然相当不稳定。有迹象表明，第一阶段的许多小型企业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的更大企业所排挤。
许多大企业都与国有企业，海外中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有联系。其中最突出的大商界精英是'太子党' （高官的儿女）。一些最富有，最贪婪的资本家是在国有土地升值和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的基础上积累无法想象的财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胡润富豪榜记录了百名中国亿万富翁（相比而言，日本是24名） 。另据报道， 90 ％的富豪是中共高级国家官员的儿女。
许多调查报告显示资本家尤其是小企业主的对现政权的不满：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发现很难向银行贷款（银行倾向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他们被苛以重税；他们的利润由于腐败而损失等等。少数人想摆脱当前政权的限制并希望引入一个亲大企业的政府。然而，绝大多数人对现政权能在中国引入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而感恩戴德。首先，它们依靠政权来保持“政治稳定”，保护他们免受日益增长的被超鹅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许多资本家嘴上支付民主的想法，但又认为‘中国民主化为时尚早’。
许多资本家以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党主办的‘民主党派’作为一种途径来为他们的利益游说。据官方调查，30％以上的私营企业家现在是中共的成员。“中共已有286万雇主党员和雇员党员来自私营企业和80万个体企业，而且私营和个体企业所有老板中的40％是中共党员”。 （让•路易斯•罗卡（Jean-Louis Rocca），一个中产阶级政党，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2008年8月）
现在，中共试图招募60万家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中的员工成为其党员。这不是资本家接管中共的过程，而是中共领导层努力吸收资本家以便对这一新兴阶级施加政治控制。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保持对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各种商会的政治控制。
根据我们的观点，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混合形态的”国家，仍处于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说的：“尽管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功能化”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仍然还有几步要走”。（《中国经济：转变与成长》，2007，326页）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格兰与威尔士支部的月刊《今日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国家今天阶级属性的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发布的第一篇文章是林•沃尔什（Lynn Walsh）对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的文章《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所进行的答复。第二篇由林•沃尔什（Lynn Walsh）所撰写相关问题的文章也将在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上尽快发布。我们欢迎来自各方读者的评论。
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它的经济和战略比重的增加，中国现在在世界大国关系之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中国的政治演变—现政权的命运和广大中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农民的斗争-在国际范围内也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具有当前特征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复杂转变产生争论也不足为奇。
在文森特的文章（http://www.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326/）中，他提及在本质上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家的上层机制…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在我们看来—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领导层的观点—文森特的描述过于绝对化。中国国家的走向是很清晰的，基于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前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无论火车头多么强劲有力，火车仍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现在就宣称“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复辟”还言之过早。
虽然在中国存在有强大的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但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处在混合形态中，混合着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国有行业（在或多或少的市场经济基础上运行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新兴成分的私人资本主义（从数以百万计的私营小企业到大型的中国和外国的私营公司）。在我们看来，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也未必会直线性地发展演变。随着形势变化这一演变可能会出现曲折和反复的情况。在今后世界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不能排除国家可能会会再次接管私人公司和或者那些濒临崩溃的已经“私有化”的公司。
我们认为这场辩论极其重要，而且也欢迎文森特为此所提供的贡献。但是，由此可能会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文森特和我们都同意中国不再存在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和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双方间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区别？我们仍然认为在这次辩论中还是存在一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分析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以科学方式全面地分析社会现象（在这里是，中国国家性质的改变）而不是试图把新的发展状况生搬硬套到旧的观念中。
第二个问题还是与分析方法有关，在一个强有力的波拿巴政权国家（特别是在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中，处于特定条件是否可能由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发挥作用而实现自上而下地社会变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未来展望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观点，立足于单一的角度展望和判断中国将确立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会由于其政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将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中国工人中先进阶层，在政治上必须为几种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做好准备。他们尤其需要为如下可能性做好准备，当面临一个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群众抗议而导致对政权生存产生威胁的时候，当局可能会转向对经济进行更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接管经营失败的公司来化解潜在的革命形势。
方法
根据我们的观点，中国现政权在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增加国家干预以稳定经济之间来回摇摆的可能性是因为中国国家性质的混合性与矛盾性而带来的与生俱有的特征。这也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分析方法是相当重要的。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第9章：苏联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了苏联的性质。这种情况显然不同于今日的中国。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伦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那个时期苏联的分析，将苏联看作一个过渡状态或中间态的社会形态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方法具有相当关联性。
托洛茨基写道，就是否处于完成状态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得不放弃倾向于某种已经“更接近于完成状态的定义”分析而更需要“复杂化与冗长化”的分析。由此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分析总结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九点主要特征，并对苏联命运作出了几种可能性的展望。
“教条主义者无疑对这一假设的定义不会感到满意。他们喜欢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处于完成状态特征的话，那么社会学的问题肯定会更为简单。但没有什么比脱离现实更危险的，为了合乎逻辑的完整性，今天与你计划中不一致的东西可能到明天会表现完全相反。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要避免对没有先例和没有相似物的动态的社会形态做出武断的分析。科学的任务，以及政治的任务不是对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给出完成的定义，而是跟踪其所有的阶段，将它进步的因素从它反动的趋势中分离出来，揭示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并预见到各种未来可能的演变，以及在深谋远虑中为未来准备行动的依据。”
在1930年代的一本笔记中，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进一步总述性评论，这一评论与对今天中国性质的讨论是非常具有关联性的：“按照逻辑分类，有些对象[现象]边界清晰易于界定，其他[对我们而言]却带来困难：他们可以放在这一边也也可以放在另一侧，但在一个严格的关系界限中—并不有存在的空间。虽然这会使“分类专家”们感到愤慨，但对于辨证主义者来说这种过渡形式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打破分类的边界限制，揭示了实际过程中真实的联系与连续性”。（《933年—1935年托洛茨基笔记：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化论》菲利普•庞普（Philip Pomper）编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我们相信中国的变化也是没有先例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追踪所有阶段。我们的分析可能会显得比简单地断言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化而冗长化”。然而，我们认为，考虑到过渡的矛盾特征和“预见到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并在深谋远虑中为行动寻找依据”这是极其必要的。
波拿巴国家的角色
与分析方法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家的角色的问题，特别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以及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组成的波拿巴国家，以中国为例—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自我发挥的作用。就我们看来文森特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充分考虑到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政权在国家过渡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
文森特写道，“任何社会有机体、政权或政党的阶级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它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上是不够充分的。中国政权已放弃捍卫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生产关系、国有资产和计划经济，而促进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但中国现实情况是以过去1949年之后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发展为条件的。虽然当时的国家捍卫计划经济，但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制于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现在该政权已转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路线。这无疑是服务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但是，如果在这一阶段说该政权完全是资产阶级镇压的代理人或中国资产阶级的“仆人”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这个国家是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在促进和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上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
卡尔•马克思和佛里德里希•格斯的著作对这种演变有类似的分析，他们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平衡于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权力（波拿巴国家）可以发挥自主性的作用以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奥托•冯•俾斯麦—基于普鲁士君主国家、军队精英和容克地主为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使该发展成为德国帝国主义增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必要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基于陈旧的封建地主所有制 ，一些沙讹领导人认识到作为军事大国而存在，他们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铁路和军工）。恩格斯写道，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后 ，俄罗斯政府着手“培育俄罗斯资产阶级”。（《沙俄的对外政策》，189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沙皇国家在俄罗斯社会中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下被推翻。和俾斯麦一样，培育资本家阶级的沙皇国家也孕育了规模不大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培育’中国资产阶级。该政权已使国家（党、军队和国家机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是，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而在这一阶段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作为一个刚出现的社会阶级处在形成过程中。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要素是非常多样的，从小型家族企业到大公司。在这个阶段，他们缺乏社会凝聚力，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许多资本家是前官员或国有部门的老板，并与中国共产党（CCP）和国家机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大多相当地满意于用国家的力量来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创造条件并提供‘社会稳定’的环境 ，也就是保护他们免受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这个阶段，没有来自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对政权至上政治权力的威胁。
展望
文森特写道：“今天的国有部门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杠杆”，它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显然是正确的。该政权在当代国际条件下正在执行为资本主义增长历史性基础性需要的‘原始积累’的野蛮任务。这里有一个强迫城市化的残酷的过程，贫穷的农民正在被赶出土地，被迫在血汗工厂和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寻求低工资的工作。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以一个不间断的方式继续下去，这将产生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有待观察。
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2002-07年连续的以创记录的5 ％的年增长率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以每年10 ％增长率增长，那么中国理论上可能稳步迈向'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某个时刻，在此基础上，巩固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前斯大林主义波拿巴国家发生冲突并试图直接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受到强大了的工人阶级的挑战） 。鉴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爆裂，并开始出现世界经济的衰退，这似乎不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经济危机长期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该政权可能会被迫干预经济，防止经济和社会崩溃，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中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国政府突然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转到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进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面对经营失败的产业崩溃的前景，中国国家很可能将进行干预并接管它们。鉴于中国国家的历史和国家所有制的现有程度，这可能以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规模进行。
中国政权（和俾斯麦、沙皇独裁政府以及过去的其他波拿巴政权一样）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高水平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这些往往被该政权残酷镇压。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工人将越来越多地形成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党。工人的先进阶层将在斗争过程中准备推翻该政权和扫除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
我们无法预测这类事件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自动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将产生旨在推翻该政权和扫除资本主义以便重新确立国有财产关系和计划生产的革命性的行动-这次是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并与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前景连接起来的。
我们的一致之处
在更详细地就他的观点剖析之前，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将努力勾画出我们认同文森特的地方和我们不赞同文森特的地方。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由国有工业主导的，但却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进行非民主管理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崩溃并且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否存在国家干预，也不会再恢复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了，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时代的国际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最近几年里，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群众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国有企业和乡村公社所提供的‘铁饭碗’（就业保障）和教育，卫生和福利的丧失-是一个反革命性的演变，对工人和农民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国家领导层—中共及其国家机器—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在促进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并设法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该领导层承认官僚计划经济的失败并寻求发展它的统治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在私营和国有企业）强化的超剥削和不平等的异常地扩大。市场关系的增长导致出现了很小的作为亿万富翁的资本家阶层和更大的富裕的资本家阶层。中国政权是世界上最为具有镇压性的政权之一而且使用其庞大的国家机器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反对派组织、活动和讨论。对计划经济的社会成果的反革命破坏事实上已完成而且中国正在朝着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而去。
我们反对该政权（或其辩护士）的任何主张认为即使在捍卫国家计划经济的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正在发展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该政权担心越来越强烈的针对腐败、低工资、贫富不平等的激化和环境破坏的抗议。但是，这些社会现象是由于他们正在推行的政策导致的。我们通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骗人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来判断中国领导人，他们使用这样的语言是企图合法化其反革命的措施。我们支持中国工人和农民对毁弃1949年革命取得的成果而促进最具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愤怒。
在与中国有关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应采用的纲要上。我们和文森特也有着广泛的一致的地方。我们呼吁国有企业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下经营，以及将国有企业纳入在工人政府的指导下的计划生产并由选举出来的民主的计划经济机构来管理。大型民营企业应当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工人民主地运行。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经济计划，中国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文森特所说），“政治上的—‘反官僚’—革命不足以再使工人阶级获取权力”。但我们不接受他如下的说法，“一场新的革命将结合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不正确地...”无可争辩在中国，工业和银行业的重要部分仍处于国家所有和控制下，而且一个革命性的颠覆将需要对其进行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产阶级革命，当然包括推翻目前的国家和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的剥削。但由于残余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某些方面，将来的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要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我们的革命纲领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我们之间的分歧
那么我们与文森特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批评，文森特（使用托洛茨基的用词）是给“一个未完成的进程一个完成的定义”。我们同意，有一个复辟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过渡，但我们不接受文森特认为的这一过程已经完成的观点，既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他提到托洛茨基的评论，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沿“突然反革命颠覆的道路”或“连续的蜕变的道路” 发生，最终以“热月政变”结束 。（热月指的是在1794年法国革命中最先进的政党雅各宾派的失败，托洛茨基用这个词指反革命的胜利。 ）文森特说：“这连续蜕变的道路‘出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发生了的事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复辟”。换言之，“热月政变”已经发生。然而，在我们看来，将进一步“蜕变”的过程尚未完成。
在我们看来，文森特对复杂的转型过程进行了简单化的分析，他的绝对的结论是片面的做法。举例来说，在国家的作用上，他正确地提到了“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的力量 。他还表示，“这超级剥削的大厦是建立在具有镇压性的共产党的一党制国家体制上的”但他低估了强大的前斯大林主义（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在指导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该政权促进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但确定无疑它也维护其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文森特写道，“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诚然，国家不再拥有它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经济力量。此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目前的路线继续下去，该离心力将趋于变得更加强大。但是，认为中国国家现在在中国和国际上已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是错误的（如文森特所做的）。
当前的中国国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日本，韩国或台湾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速增长，根据“亚洲发展模式” ，那时国家比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和北美更大程度上干预经济。在今天的中国幸存的国有及国家控制的工业是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产物。他们不仅仅是相当于作为从大家族资本主义的信托基金发展而来的工业金融集团的日本的“经连”（译者注：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大商社财阀系列）或韩国的财阀。
在中国还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遗产。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仍控制着强大的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杠杆。正如我们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国的混合经济，27页-30页）显示的，通过一组庞大的国有企业有效地控制一些关键工业部门：电信、交通、能源和国防生产，虽然国家部门的就业已急剧减少，国家部门仍然占38％（2004年）的工业产值。这是事实，正如文森特说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公司化’：他们不再在生产计划下运作，而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根据市场的标准运转。但说“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是完全自主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半私有化的单位是有些夸大其词的。”在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是由前中共官僚或中共当前所提名的老板经营的，（通常在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软贷款’的基础上，没有还款的预期）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投资和增长，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正如文森特说的，“银行业大多数是国有的...”而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负责70 ％以上的全部贷款。此外，它们没有严格按照市场标准提供贷款，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推进该政权的政策目标。事实上，‘软贷款’被看作（在中国和外国都遭到自由市场的批评）一种公共开支的补充形式。
此外，从中央到省级政府，国家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开支—这种投资是推动中国的高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销售原来的国有土地（结合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软贷款）已成为中国巨大的投机性房地产热中的一大要素。
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给予中央政府相当大的权力以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向和优先事项。毫无疑问这里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策的省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和私人老板。然而，无论是中共还是其国家机器都被用来执行政策。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文森特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确证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通过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并不能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新生苏维埃的情况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发展必要的贸易联系来发展苏维埃经济。其限制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国家垄断的外贸以确保贸易为苏维埃的计划经济的需要服务。显然，在中国已不再有外贸的垄断。尽管一些中国领导人要求打开大门，但是中国也没有完全“打开大门”。正如中国有一个“混合的”国内经济，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有一个混合的性质。
文森特写道，“中国高层，包括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充分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胡锦涛形容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的开放政策”。在我们看来，这是夸大其词。中国鼓励外国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但基本上控制了它们经营的条件。此外，该政权还严格规范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最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该政权已再次向美国和欧盟表明它不急于放松政府控制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它继续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其加强了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和通过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其目前的汇率-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违背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对美国的承诺。在较早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利用世贸组织的问题来帮助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最近，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双边的贸易协议。中国政府对最近多哈回合的世贸组织谈判的破裂没有伤心落泪， 印度和巴西在该谈判中拒绝接受美国或欧盟的一揽子提议。
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发生旷日持久的危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中国将采取更加强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一方面涉及到贸易和投资，试图缓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角色
文森特并没有真正地分析自1978年邓小平发起他的支持市场的改革以来的过渡的进程。特别是，对国家的角色的评论是不适当的。由此而来，这意味着文森特对正在进行中的反革命进程给出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描绘。
国家的角色在确定过渡性政权的性质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文森特仅仅把中国政权看作为已从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镇压机器’。随着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工人阶级不再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中国国家体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抛弃很多”。毛主义官僚阶层已经通过“改革”进程转变为“有产阶级” 。 “虽然以特殊的'儒家'的形式，今天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极其清晰的”。
所有这一切中都包含事实，但是文森特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创建的强大的波拿巴国家的决定性的作用。官僚国家远远不只是镇压机器，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其继续统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它使用共产党和国家机器的所有资源从上面来指导变化的进程并继续垄断政治权力保留对经济运行发挥关键的作用。与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况相比，它的经济力量无疑是减小的。但是，中国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中保留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不是一个中国国家的问题，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是“1949年革命创造的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国家已明确放弃了比较进步的计划经济。然而，为了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过程，我们必须考虑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在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家独立的权力既没有被工人阶级控制也没有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连同国有工业和国有银行这些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在今日中国存在着社会过渡的混合的性质。
暂时不考虑已经达到什么阶段的问题，中国的反革命进程不仅是由一个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农民和工人的宏伟的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它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是，1949年的转变是自上而下直接由毛领导的农民红军和官僚化的（斯大林化）共产党的毛主义领导者从上面领导达成的。在运行在斯大林路线上的计划经济下，（如文森特指出的）工人和农民获得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取消的重要的社会福利。
可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被排除在任何民主参与国家或经济的运行外。不允许他们拥有任何独立的、民主的工会或政治组织。与资本主义相比，中央计划经济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因此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经济的统治阶级’。但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这需要工人阶级推翻官僚作风，并建立工人民主—政治革命。官僚阶级通过由中共和国家机器本身组成的巨大的工具统治着中国（如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没有工人民主的监督，国家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控着巨大的力量。
近30年里，毛主义官僚精英捍卫着作为其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在1970年代，在官僚管理不善的重压下，计划经济（如苏联和东欧）开始困难重重。邓小平提出“改革”， 引进市场经济要素（不可避免地刺激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刺激增长和支撑计划经济。然而，在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迅速瓦解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可行，他们只有通过向市场经济过渡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该政权试图通过提出叫“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掩盖这一点。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他们的政权。该政权被最终导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深深震撼了。这一事件以及苏联和东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无法容忍任何政治自由化：走向市场过程中就不会相应地进行民主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政权得出结论，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经济转型中发生的‘休克疗法’。国有企业彻底的私有化不仅挑起了一场经济灾难，而且（正是由美国倡导的‘休克疗法’希望看到的）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共产党官僚政治。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中国的叶利钦。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政权实施小步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它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力量并在经济开发区向外国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在城市地区，在国有企业外允许民营企业的发展。该政权担心社会和政治动乱的爆发，一直在谨慎和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公司化’。毫无疑问，这打开了对工人进行无情超额剥削的大门。与此同时，它在放开价格和削减或取消燃料和食品的补贴上一直持谨慎态度。
到目前为止，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的结果-由于缺乏针对该政权的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反对派-中国领导层保持了政权并且国家官僚机构基本上完好无损。显然，它不再是中央计划经济全权领导。但它继续控制着指导经济改革方向的强大的杠杆。文森特说： “国家的经济力量已严重退化。”但它保留了远远高于那些资本主义已巩固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导的经济体的更多的权力。此外，该政权一直试图使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和中共（超过7000万党员）适应市场为主导的任务。
在他最近的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2008年），戴维•萨姆本（David Shambaugh）写道： “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萎缩而且它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 控制工具并不象过去一样具有锋芒，但其统治的工具远远没有钝化—而且它们正在重新加强。党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和权力的全国性的组织。它是城里的唯一的政治游戏。通过其对人事管理的垄断（通过[党内任命]和“编制”的制度） ，党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各级政府而且控制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服务组织。它还控制着军队和所有强制性机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另外，它还控制大部分的媒体和社会中的信息流转渠道。党当然不打算放弃这些控制工具-恰恰相反，它一直在加强它们。它也不容许反对派存在，并迅速抑制任何政治组织活动的迹象。”
新兴的资产阶级
在中国，前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政权‘培育’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现政权正在采取措施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虽然国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在这一阶段，新的资本主义力量成为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兴的社会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由从小型家族企业的业主到大公司老板的多种类型构成的。它缺乏社会凝聚力，还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政治代表。
在1978年邓小平推出市场措施之前，私营企业是非法的，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家，除了黑市商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连续不断推出的亲市场的措施下，为资本主义力量增长的大门开得越来越大，这不可避免地鼓励新的资本家阶层的出现。
第一批资本家来自于农村地区的由邓小平推出亲市场的改革的基础上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阶层。随着市场机会的扩大，许多个体户和专业人士开始了商业活动。有相当部分的资本家是前中共官员和前国有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从国家掠夺资源）来创业。许多人和党和国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联系。
而且，这批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仍然相当不稳定。有迹象表明，第一阶段的许多小型企业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的更大企业所排挤。
许多大企业都与国有企业，海外中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有联系。其中最突出的大商界精英是'太子党' （高官的儿女）。一些最富有，最贪婪的资本家是在国有土地升值和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的基础上积累无法想象的财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胡润富豪榜记录了百名中国亿万富翁（相比而言，日本是24名） 。另据报道， 90 ％的富豪是中共高级国家官员的儿女。
许多调查报告显示资本家尤其是小企业主的对现政权的不满：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发现很难向银行贷款（银行倾向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他们被苛以重税；他们的利润由于腐败而损失等等。少数人想摆脱当前政权的限制并希望引入一个亲大企业的政府。然而，绝大多数人对现政权能在中国引入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框架而感恩戴德。首先，它们依靠政权来保持“政治稳定”，保护他们免受日益增长的被超鹅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许多资本家嘴上支付民主的想法，但又认为‘中国民主化为时尚早’。
许多资本家以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党主办的‘民主党派’作为一种途径来为他们的利益游说。据官方调查，30％以上的私营企业家现在是中共的成员。“中共已有286万雇主党员和雇员党员来自私营企业和80万个体企业，而且私营和个体企业所有老板中的40％是中共党员”。 （让•路易斯•罗卡（Jean-Louis Rocca），一个中产阶级政党，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2008年8月）
现在，中共试图招募60万家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中的员工成为其党员。这不是资本家接管中共的过程，而是中共领导层努力吸收资本家以便对这一新兴阶级施加政治控制。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保持对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各种商会的政治控制。
根据我们的观点，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混合形态的”国家，仍处于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说的：“尽管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功能化”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仍然还有几步要走”。（《中国经济：转变与成长》，2007，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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