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屠杀》

由著名文革史家宋永毅先生主编，收集了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兴县惨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血案，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宾阳惨案，广西四二二屠杀，云南沙甸事件。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记叙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惨案，它虽然写的只是一个家庭的遭遇，但反映出北京六六年所谓“红八月”的恐怖暴行。

正如《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所说，文革中这几件大屠杀事件，和文革中一般的政治迫害相比，具有以下六个特点：1、时间短促而集中，2、杀人方式极其野蛮，3、官方一手煽动与操纵，4、实行阶级灭绝政策，5、捏造罪名，纯属冤案，6 、事后无人负责。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例。这场大屠杀发生在1967年夏季，历时66天，共死亡45 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影响，全地区十个县市也杀了 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其中四类分子3526人，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被杀者最大78岁，最小的才出生十天。

许多人把文革期间的某些阶段称为无政府状态，把那些滥斗滥杀行为称为暴民政治。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的产物，它们不是暴民政治，而是专制下的暴政。不错，专制统治和无政府状态都是无法无天，但是正如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早就指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把野蛮引入文明，但无政府状态是让所有的人都回归野蛮，专制政治则是专为自己保留了野蛮，并打击它的奴隶。”用当时的话就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宋永毅在前言里深刻论述并明确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也是一位文革史专家，他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里也指出，“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而是有着长期的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有着相应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证的结果。我认为，宋永毅和徐友渔的这一观点，是对整个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提起文革中的政治迫害，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人和海外人士，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他们总以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是当年养尊处优的中共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文革大屠杀》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文革中遭受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迫害的，首先是中共掌权十七年来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也就是被划成“阶级敌人”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

这对於纠正某些有关文革的片面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於驳斥一些所谓“新左派”对文革的肆意曲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写的序言里告诉我们，当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官方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揭露文革罪行的文章和作品，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就竭力阻拦禁止。

胡乔木说，我们年青一代，本来就不知道文革的情况，这样的作品一出来，反而让青年们知道了文革的情况，这就影响了青年对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为什么文革过去三十多年，而中共当局始终对文革的揭露和研究讳莫如深并百般阻挠的原因。
徐友渔沈痛地指出：“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古人曰：“知耻近乎勇”。我相信，认真阅读这本《文革大屠杀》能够激起我们正视历史的勇气。唯有敢於正视历史，我们才能超越历史。

茉莉：见证的价值
－－读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

作者：茉莉

我小时候跟著“黑五类”的父母下乡到老家，那时湖南道县大屠杀刚刚发生过，余波所及，我们邵阳地区也有不少地富子弟被杀害，资江河里不时漂浮著无名者的尸体。记得当时我们全家都战战兢兢，生怕道县的杀人之风刮到我们乡里。文革一结束，中国政府号召我们“向前看”，我们便欣然回应，不愿再去回顾和追究那些
可怕的事件。我们选择了遗忘，以爲道县那些屠杀事件只是偶然的个案，我们愿意自己心理轻松，并乐观地相信悲剧不会再重演。
因此，而后发生的(5+1)(5-1)大屠杀，到今天的虐杀FLG，令我们这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乐观者目瞪口呆，痛心疾首：原来造成文革大屠杀的社会、人性基础并没有改变，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禁绝屠杀的人权制度，衆多的事件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大屠杀因此是一个永远无法打上句号的题目。

前不久，宋永毅先生和海内外一批有志于研究文革的学者，以他们严谨的调查、诚实的纪录，给我们贡献出了一本《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出版社），书中记载了湖南道县大屠杀、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剿杀记、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将近二百万中国人，在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丧失了生命。这本书中纪录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和恐怖，考验著我们承受真实的能力。

这样一本有很高历史价值的书，属于有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爲中国的悲剧探究原因，寻找出路，但是却只能在海外出版。这说明：尽管CP当局表面上也否定文革，实际上却非常忌讳独立学者去研究文革。他们的忌讳，正好说明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一切：爲什麽这麽多的屠杀，这麽多
的死亡，都是以GCD阶级斗争的名义酿成的？在这些屠杀背后，专制国家的权力起著怎样的作用？这一切还是以伟大领袖的名义进行的。道县的一个杀人凶手在二十多年后，还理直气壮地爲自己杀人辩护：“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人类黑暗的嗜血本性，在保卫GCD和MZD思想的名义下，在国家权力的支援下，变得如此冠冕堂皇，杀人者不但不需要忏悔，而且还爲之骄傲。
但这本书也体现出人性的另一面－－－作者们对抗野蛮的道义精神。在一个功利化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们把这些确凿发生过的事件纪录下来，负责任地交给中国人的良知，也交给中国的后代。我们还有能力去直面这段本民族自相残杀的血泪史吗？深入认识那一场文革大屠杀，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会産生什麽样的价值？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因其作品见证了奥斯维辛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其文论《大屠杀作爲一种文化》中说：“大屠杀是一种价值，因爲它在无法估量的痛苦之上，引入了无法估量的认知，其中蕴含著一种无法估量的道德资源。”
反言之，如果我们不去见证大屠杀，就不会对权力和人性有清醒的认知，也不会産生消除野蛮的道德力量。一个文明的中国，必须奠基于对杀戮和苦难的认识，必须有一批忠直坚毅的知识份子，以他们的作证与野蛮抗争。
感谢给我们提供文革屠杀见证的作者，他们是：李相（《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惨案》）、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丁抒（《青海二二三事件》）、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章成（《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郑义（《广西宾阳惨案调查记》）、徐勇（《韦国清剿杀四二二派》）、马萍（《解放军血洗沙甸》）。

湖南道县大屠杀

指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杀人事件。据有关调查记载，66天内，由道县各级政府及武装部门部署执行的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
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包括“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有“历史问题”的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刚刚十天。在道县的蚣坝区，仅八天就有1054人被杀。
这些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无辜生命，他们有的被步枪鸟铳打死，被马刀、菜刀砍死，被土制炸弹炸死，甚至被棍棒、锄头砸死；有的死于沉河、火烧、活埋；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其间解放军47军6950部队曾进驻这一地区，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禁止杀人”的传单。但大屠杀的狂暴并未即刻得到全面控制。
惨剧的发生，源于1967年8月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号召严厉打击四类分子，为大规模的滥杀做了意识形态上的武装和舆论上的铺垫。其后各地均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杀人。所以有专家认为，“文革”大规模屠杀事件是“国家机器行为与暴民政治的有机结合”。

更详细情况见：

http://www.chcoi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4&replyid=517670&id=672599&skin=0&page=1&star=1

广西“422”指的是“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这一大多由一般群众和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时曾红极一时，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

1968年，在中共中央逐步压制造反派的时候，时任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人称“广西王”的韦国清通过由其一手掌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以及各级武装部队开始对曾经反对他的造反派“422”展开全面剿杀清洗行动。

这一年5月，韦国清首先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事件。由广西军区布置的清查“反团”的屠杀任务数月间仅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就造成10420人惨死。在军区的授意下，广西各地随后又“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震惊世界的人吃人惨剧发生了。在武宣、宾阳等县，屠杀者鼓动群众把打死甚至尚且活着的“阶级敌人”肢解，挖肝﹑割肉、摘生殖器后煮食。

这一系列的惨剧并未使屠杀者放弃杀戮。１９６８年７月，借捍卫中共中央要求更加严厉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七三报告”为名，韦国清加快对反对派的清剿行动，不惜出动军队炮轰“422” 控制的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甚至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名反对派及其家属活活淹死。

据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计，１９６８年７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其中，杀人最积极的是共产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四万七千多共产党员参与了直接杀人。至于“422”血案的主要制造者韦国清，文革后并未得到相应的处罚，相反最后官至解放军总政主任、人大副委员长。

作家郑义先生文革后曾两次前往广西，实地考察当年的四二二屠杀事件。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回顾过去，可悲又可笑。人，人性！

中国人的三重耻辱——文革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