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杰出使者——义净

在中国古代史上，法显、鉴真、玄奘、义静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佛教高僧。但与前三位相比，后人对义静的宣传与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发掘。值此义静诞辰1360周年、西行取经返回长安1300周年之际，匆匆写成此文，算是对这位大师的一点纪念。

一

义静(635—7I3)，山东济南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出生在当时的齐州(治所历城，今济南市)。本姓张，名文明。义静是他的法名。他的高祖曾做过东齐太守，但后来由于隋末战乱等变故，家道衰落义静7岁就出家为僧，跟随普遇法师及慧智师学习。自幼聪慧，且学习用功，自10岁到25岁10余年中，他悉心学习佛教经典，“于是五諗之间，精求律典，砺律师文之疏，颇以幽深；宣律师之钞述，窃谈中旨。”[1]在数年的学习中，他开阔了眼界，但也觉得许多典籍在当地仍无法读到；许多教义中深奥的理论也无法弄通，于是立志要走出寺院，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去追求真谛，《义静遗书》称:“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26岁那年（唐高宗显庄五年）义静开始了他漫长的外出追求学问的第一步。这一年，他自山东到河南，再到西安。西安佛教盛行，名僧和书籍令义静眼界大开，他在此苦读了《唯识论》等书。他自己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写道:“（义静）乃杖锡夺魏，颇沉心于《对法》、《摄论》，负笈西京，方阅想于《俱舍》、《唯识》。”在此期间，恰逢著名高僧玄奘大师归来，正在西安著述讲学，义静有了可以面见玄奘并听其讲学的机会，他对玄奘极为钦佩，坚定了日后走玄奘之路西去求学的决心。到了唐高宗总章三年(670)，义静在长安学习已达10年之久，他去印度求经的念头更加强烈，并得到了并州处一法师，莱州弘伟法师几位好友的支持。相约结伴而行。第二年经扬州，到广州，因几位同伴无法按约同行，他只好与另一位来自晋州的年轻僧人善行乘波斯商人的船南行，时值671年冬天。

第二年(672年)，他在室利佛逝(今印尼加里曼丹一带)，停留6个月，年底经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到达印度的中部，遍游王舍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地区)、曲女城等名山大寺，于上元二年(675年)来到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开始了在此10年的苦读取经生涯。10年间，他拜印度著名佛学高僧宝师子为师；并与印度其它高僧和西游至此的国内佛教界人士玄照、无行等相互切磋学问。先后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颂》五卷，《一百五十讚佛颂》一卷；获得中外高僧较高评价。在印期间，他除在那烂陀寺学习外，还远到印度南部和东部二三十个小国家访问，拜访僧俗各界人士，探讨学问。到武后执政的垂拱元年(683)，义静在印度已达10年之久。这年冬天，他告别好友无行等中国僧人，携搜集的经书、梵本、三藏50多万颂，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第二年春，他又路经室利佛逝。当时这一带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义静又在此停留，请学于佛逝国名僧释迎难栗底。《寄归传》称:“南海佛逝国则有释迎难栗底……(净)亲狎筵机，餐受微   。”除了向当地高僧学习外，义静做的另一件工作是全力翻译从印度携带的经文，并抄写当地的经书。因佛逝国缺少好的墨和纸，在水昌元年(689)7月，他搭载商船来到广州，除了购买大量笔墨纸张外，还邀请了贞固、怀业、道宏、法朗等几个僧人做为译经的助手同回佛逝。回到佛逝后，他与贞固等几位助手全力以赴地抄写和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又称《寄归传》)两本以在国外亲身经历写成的著作，并托弟子带回国献给朝廷。义静本人直到长寿三年(695)正月，才乘船回国，此时他已到了知天命之年。

义静回国时带回梵本经律论各种著作近400部并金刚座真容1铺、舍利300粒，由于义静数十年为求法译经而奔走，在当时的中外佛教界声望极高，在朝廷内外声誉日隆。他到洛阳时，酷爱佛教的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并为他归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回国后，他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规模浩大的翻译经书工程中去。先后在洛阳大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大荐福寺持之以恒地展开译经工作长达18年之久，据现存资料已知，义静共翻译梵文经书56部230卷，但实际翻译数字可能还远不止这些[2]，成为中日佛教界最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佛教经典最多的高僧。除了翻译之外，他回国后又独立撰写了《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三部佛教书籍，连同他在佛逝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共有著作五部九卷。义静的译经工作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武则天等几位皇帝都先后为其译出的书作序。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如圣历三年(700)武则天为其作《大新翻圣教序》，神龙元年(705)刚复位的唐中宗又为其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两年后，唐中宗又亲召义静入皇宫，共同翻译经书，探讨学问。太极元年，睿宗皇帝亲自在门生崇朂为他临摹的像上题词制赞，在他患病时，又亲派内侍去寺中探病。

在译经之余，义静还为佛教界人士和信仰佛教的官员讲学，听众甚多，培养了一批弟子。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二月，79岁高龄的义静因病医治无效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三月初，长安佛教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弟子门生万人为其送葬，惊动长安城。玄宗皇帝亲制诰书并派使者吊慰，赠他为鸿卢寺卿，赐锦绸150段，葬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光禄大夫行秘书监少监同安侯卢璨还亲自为他的灵塔撰碑铭，高度评价了义静一生的贡献。

义静作为一个普通的僧人，受到统治阶级如此隆重的礼遇和同行的无比爱戴，主要是因为义静崇高的人品和高深的学问。他不图虚名，不受功名利禄所诱，为追求佛教真谛，不远万里，西行求经，长达20余年。回国后，十几年如一日译经不止，硕果累累。直到临终，仍写遗书给弟子们。要求他们发扬光大佛教精神，表达了对事业的无限进取心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虽声望日隆，然谦虚好学，时有求者必应，诲人不倦，获得了佛俗人士的热爱与仰慕。佛俗界人士对他多有极高的赞誉，称：“静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译缀之暇，曲授援学徒。凡所行事，皆尚甚急。滤漉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3]《宋高僧传·义静传》也高度赞美了他一生的贡献，云:“东僧往西，学尽梵术，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远，不去无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法师[4]，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金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晋氏通夷狄之言，静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晋也哉!”

二

义静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和佛教大师，对佛教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留下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与法显《法显传》、鉴真《大唐西域记》相媲美的几部佳作。其著作的史料价值也很高，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南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

义静的这两部著作，完成于他从印度取经归来，在室利佛逝停留的年代。因为两部著作均为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和真实性甚至要超出一些正史，具有无容置疑的可靠性。在18世纪，当印度和南洋各国尚没有成文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义静的著作就更加显得可贵，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出版，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印度东南亚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文献。

义静这两部著作，最突出反映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全面反映出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兴盛和传播。佛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得到发展，并开始传播到东邻的朝鲜和日本。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与儒、道教抗衡的力量。唐初，由于高宗和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势力传播更快，印度佛教各宗派都纷纷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佛教传播过快，也导致了自身的教义戒律混乱。许多有识之士对教义、戒律的混乱深有感触，力图到佛教的故乡印度寻求根治混乱的药方，来整饬戒律，矫治时弊，挽救和发扬光大佛教的精神。义静取经的目的正是为此。他主要是学习佛教的戒律制度。不仅义静如此，与义静同时期的僧人为此而做出努力者也不在少数。义静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中记载了几乎同一时代56位僧人在印度和南洋求法取经的事迹。这50余人中，年长者已近70岁，年幼者仅17岁，他们同是为了一种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在印度各地努力求学，备受艰苦磨炼，始终不悔。其中竟有27位病亡于印度或回国的海上而未能成就宿愿。从义静书还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东传的势头很猛，不仅中国僧人，而且一些外国僧人也相继加入到去印度求法的行列，书中所提到的57位僧人中，就包括新罗(今朝鲜、韩国)僧侣7人，交州、爱州(今越南)僧侣6人，康国(今乌兹别克)僧侣1人，睹货罗(今阿富汗)僧侣1人，国籍不明的僧侣2人。可见佛教至少在中亚、西亚和东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现了亚洲的“佛教热”。值得一提的是，山东佛教界与印度也多有交往，义静到印度大觉寺后，就将山东佛俗各界所赠的锦绢、濮州僧人所赠罗盖、曹州僧人所赠菩提像，一并献给印度寺院。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提到了来自山东齐州(今济南市)的两位高僧:一位是道希法师，另一位是师鞭法师。二人都是唐高宗在位年间去印度求经的知名佛教学者，是唐代山东人民与印度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

二是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地区交通线及其变化。义静的两部著作中，用较多的篇幅向人们描述了唐代中印交往的海陆两条交通线，这就是自西域或吐蕃到印度的陆路和自南洋到印度的海路。义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开篇就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显)则创辟荒途，奘(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寔福州是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涛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报身，孤漂桐柱之前，跨干江而遣命。”他向人们展示了两条奔赴印度的路线，或经过铜柱(今越南境内)渡过南海，西经印度洋到印度，或经过铁门(今乌兹别克)而西行印度，而法显和玄奘两位西行求法的先行者正是分别走了这两条道路。

从新疆、中亚到印度的陆路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路汉代即已开辟，自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新疆、乌兹别克、再转向阿富汗和印度。自汉代至唐初，到中亚各国及印度的商人和僧侣多走这一条路线。然而到唐代，去印度的陆路已不止这一条路线。义静提到了一条新的路线，即从印度经尼泊尔、吐蕃(今西藏)到长安的路线，这条路线当时被称为“吐蕃——尼波罗道”。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奘传》中，义静说中国僧人玄照自印度回国，路经尼波罗国(今尼泊尔)蒙国王发遣。遂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从西藏到印度的路线前代均无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唐朝出使摩揭陀国的李义表和王玄策。这条陆路，当时称为东道，具体路线是自汉州(甘肃临复)渡过黄河，经鄯州(青海东都)西行至鄯城(西宁)再向西至清海(今青海湖)，再向西南经吐谷浑、白兰羌、多弥国、苏昆国、小羊同国(均为左羌族国，在青海、西藏境内)，最后抵吐蕃，再向西南行10余日，可达北印度尼波罗国(尼泊尔)[5]。唐代这条路线的开辟，无疑缩短了中国与南亚地区陆上交通的路线，有重要意义。

在唐代，尽管中印之间交通有两条陆路，然而从义静所撰写的书中看，同时期去印度取经的僧侣和商人，绝大多数仍走海上路线。这条路线汉代也已经开辟。《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这条路线:“自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即是指今天印度等地，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从义静书中看，这条路线是经广州出发，经交趾、佛逝、裸人国抵东印度耽摩立庇。(印度西加拉邦米德纳著尔县)；或经羯茶(马来西亚吉打，西南行至南印度那伽钵亶那（今印度泰米尔邦境内)，再转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北上东印度地区。唐代中印之间往来，海上航线之所以成为重要通道，其地位和作用超过陆路是因为首先是安全方面的原因。由于唐高宗时期，吐蕃日渐强大，先后夺取了安西四镇，阿拉伯人大食政权的势力也向中亚地区扩张，并且与唐王朝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形势使得西域的道路不时堵塞，战乱频生，过往的商人、货物安全没有保障。海路虽经过太平洋、印度洋，路程较长，还不时波涛汹涌，也难免遭到不测，但由于唐代造船和航海技术发展迅速，船舶较大，罗盘针已用于航海上。再加上这一带沿途可供停泊的港口、岛屿众多，食物、淡水接济不难，战乱较少，反而比陆路安全。其次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自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南移。到隋唐时期，南北经济发展已趋于平衡。南方的贸易、商业之繁荣更甚于北方，南方的一些大都市如广州、杭州、宁波、南京等不仅是国内贸易中心，也成为国际间交往的大都会。如广州城内来自阿拉伯的商人就成百上千，商船云集，番货众多。再加上佛逝、交趾等地也有贸易港口，从阿拉伯经印度洋、南洋到中国的一条海上贸易线已经形成，吸引了无数的各国商人。所以从唐代起，海上交往的路线逐渐取代了“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地区交往的主要路线。

三是义净的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印度、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这些地区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义静亲眼目睹了7世纪佛教在印度发展的盛祝。如他曾描述当时的东印度地区三摩呾咤国(今孟加拉西部)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尊崇:“到三摩呾咤国，国王名曷罗社跋咤，其王深敬三宝，为三邬波索迦，深诚彻信，光绝前后。每于日日选拓模泥像十万躯，读《大般苦》十万颂，用鲜花十万朵亲自供养。所是荐设，积与人齐。整驾将行。观音尘发。幡旗乐，涨日弥空，佛像僧徒。并居前列，王乃后从。于王城内僧尼有四千许人，皆受王养供。每于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问:‘大王奉问法师等宿夜得安和不?’僧道曰:‘愿大王无病长寿，国柞安宁。’使返报己，方论国事。五天所有聪明大德、广慧才人、博学十八部位、通解五明大论者，并集兹国矣。”印度当时各小邦国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因此佛教僧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另外佛教寺院本身也占有大量土地、资产，寺院还有一些清规戒律用来约束僧人。寺院中僧人等级身份不同，有上座寺主、都维纳等。僧人举行仪式时“安置坐床及木枯小席等，随尊卑而坐”，僧侣不列入国家户籍。有自己的户籍；如《寄归传》卷二称:“如求出家，和僧剃发，名字不干王籍，众僧自有部。”对印度寺院的组织规模、条例制度，义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特别谈到了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今在尼泊尔邦巴特那巴尔立村)的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度佛教寺院之状况。“至如那烂陀寺，人数殷繁……寺有八院，房有三百”[6]，“寺内但以最老上座而为尊位，不论其德，诸有门钥，每霄封印，将付上座，更无别置寺主、维那。……此之寺制，理极严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又如睹货罗僧寺“其寺巨富，资产丰饶”，迦毕寺“寺亦巨富”。

从类似记载，可以看出印度7世纪佛教发展状况。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制度和土地及民户，寺院上层实际上是贵族地主。从义静对印度佛教的记载中也可以初步领略到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

义静在东南亚地区活动也长达l0年，对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室利佛逝国状况也多有记载。如“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7]可见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群岛佛教也十分发达；统治者也是佛教的信仰者和提倡者。

义静对东南亚地区裸人国(今安达曼群岛)的记载也很生动，下面的一段话形象地反映出裸人国7世纪的商业贸易状况和社会风俗：“从羯茶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此国既不出铁，亦寡金银，但食椰子诸根，无多稻谷，是以虚阿(铁及金属)最为珍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织团藤箱，余处莫能及。若不与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无复再生。”[8]

7世纪，中国僧人充当了中国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文化交往的友好使者，他们到这些地区后，虚心学习，追求佛教精华，广交朋友，并且把中国的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带到印度次大陆及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佛俗界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得到了当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如在东印度就有支那寺的记载。“支那寺”建于公元3世纪，是当时的印度笈多国王为来此的中国僧人所建。当时“有唐僧二十余人从蜀川牂牁道而至，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9]从这一记载看，这些僧人属于西晋时从四川到印度的中国僧侣，是赴印求法的先躯者，后来再返回。印度当地统治阶级不仅为他们建寺，而且还赐与村庄、土地，给与优厚待遇，让他们在此安心传经学法。在时隔500余年后。当地人民仍对这些中国僧人怀有感情。该地国王见到义静时，还表示:“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当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寥寥数语，可见其对中国人的情谊非同一般。这种友谊也是推动当时中国僧人万里迢迢，西行寻径的一种动力。

注释:

[1]《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2]此说见《宋高僧传》和《开元录》两书，但卢粲为义静所写《塔铭序》则称义静共译经书107部，482卷。

[3]《开元禄1%卷九。

[4]此处指玄奖。

[5]《释迦方志》卷上。

[6][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7][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y卷下。

（《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